李先念去世及其它

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上，「死」有多種不同的意義。一說輕於鴻毛，另一說重於泰山。王羲之說：「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但阿Ｑ卻說：「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李賀早逝，李商隱認為是天妒奇才。楊修之死，令人歎息。秦始皇死得過癮，不相信的可到西安去看看。楊貴妃死得比唐明皇有「名」，她地下有知，當可告慰，也顯得白居易的《長恨歌》功力之深也。楚霸王烏江自刎，但我們今天所想到的還是「虞兮虞兮奈若何」。中國自古「重女輕男」，可以信矣。

清朝早期的三位好皇帝——康熙、雍正、乾隆——他們的「死」少見經傳，這也可見「輕於鴻毛」之死，是要把國家治得頭頭是道才可以辦到的。一個政治家之死若重於泰山，其政績不會高明到哪裡去。毛澤東便是一例。當台灣的蔣經國死時，我以《天之驕子，死也逢時》為題發表文章。在該文的末段，我指出小蔣的豐功偉績，是他在生前已盡可能把自己的死推至輕於鴻毛這一高境界。殊不知該文在台灣轉載時，題目被改了，而「輕於鴻毛」的結論也被改了。這是對小蔣的「侮辱」，不知其本人若地下有知會作何感想？

不久前，中國的李先念去世，北京當局淡然處之——既不輕於鴻毛，也不重於泰山。這比起當年毛澤東辭世時的過百萬人的瞻仰遺容、周恩來死時人們的淚下如雨，或胡耀邦長眠後的六四事發，差得遠了。

自馬克思逝世後，世界上好些地方變色，資本家惴惴不安——這也顯得馬老兄之死是重於泰山了。而如今李先念之死，其效果卻與馬老兄的倒轉過來——這可見共產氣數已盡矣！若問：李主席死後有什麼可說的事發生？沒有誰可以想得出來。但事實是，暴升後而一連下跌近十天的香港股票市價，在李主席死後就立刻止跌而且回升數百點。這可能是「酒醉步行」之類的機緣巧合，但也似乎是香港的資本家（投資者）看風駛，見到一位中國的所謂「保守」領導人去世而停沽轉買也。

眾所周知，股市的上落是一個經濟繁榮與衰退的重要指數：股市的升降，往往反映出經濟前景的好或壞，也反映出人民是否對政府有信心。美國的經濟領先指數，股價的升或降是有決定性的。

幾個月前，謠傳趙紫陽復出，香港股市大幅躍升。假若鄧小平比「保守」的中國共黨元老早逝，恆生指數下跌一千點應該是濕濕碎碎矣。要是陳雲比鄧老早去，香港的股市應該會上升的。我這樣想時，感慨良多。因為據我所知，陳雲是一個正人君子，為國為民之心，數十年如一日；但由於一念之差——「保守」——就會被股票市場貶值了。

寫到這裡，我忽發奇想。香港的李柱銘與楊森以「直選」為民主的座右銘。李、楊二兄不妨考慮，與其投選票，倒不如以投股票來決定什麼議席。在香港，大多數的選民也是股民。投選票不傷身，不入肉，是無關痛癢之舉也。投股票——買或賣股票——稍一不慎，入肉傷身，怎可以不慎重考慮呢？

既然股市的升降代表著民生的好或壞，而保障民生是民主的真諦，我就妙想天開，想出如下的投股票制度。

第一，香港的議席要逐個選。第二，選時每個選民必須買入或賣空一百分之一張恆生指數期貨。入選的議員，是以期指上升的幅度為依歸。若期指下跌，就立刻除名。

一經提名而期指暴升的，是港督人選也。

對經濟學的發展失望

（一）

今年復活節期間，我二十歲的兒子到洛杉磯一行。為了要滿足好奇心，他順道去該市的加州大學拜訪我三十年前的兩位老師——經濟學系的艾智仁與赫舒拉發。艾老早已退休，但仍經常回校工作；赫老離退休之期亦不遠矣。老教授們一聽是我的兒子到訪，既驚且喜，花了個多小時與他聊天，細說我當年在加大的往事，使小兒得到很大的啟發。

艾老與小兒年齡相差六十載，在這一老一少的對話中，有幾句是「可圈可點」的。小兒對艾老說：「我爸爸認為十多年來，經濟學的發展使他很失望。」艾老回答道：「你爸爸老了，因為我也有同樣的想法！」小兒繼續說：「爸爸最近被港大的學生選為『最差教授』，可能也是因為老了吧。」艾老說：「這倒不是；你要替我恭賀你爸爸，因為能獲該『獎』，證明他在教學上有了進步！」

艾老是本世紀的經濟奇才，是所有高手都同意的。我是艾老的入室弟子。三十年來，我對艾老的印象不變：和藹可親，深不可測。當然，在學問上，對於當代大師如森穆遜、佛利民、高斯等人，我同樣有那種「深不可測」的感受。我細想艾老對小兒所說的話，認為不無道理；不過，我尚未到六十歲——未肯認老——所以不能同意「我對經濟學的發展失望」是因為老了的緣故。

我感到失望，是因為覺得十多年來，經濟學的發展雖然五花八門，有不少標奇立異之「論」，但一般而言，都內容空洞，使我學不到什麼。術語層出不窮，數學方程式滿紙皆是，驟眼看來是高深的學問，但術語與方程式又有什麼內容呢？

先談術語吧。學術無疑是需要術語的，因為術語可以把一思想內容概括而簡潔地表達出來。創造術語是必要的；但如果一個新的術語沒有新的思想內容，或者作者只希望以新的術語而成名，就顯得造作而「混水摸魚」了。

舉些例子吧。今天大行其道的合約理論，是我在一九六九與一九七○年的兩篇文章發起的。今天盛行的術語，如「Incomplete Contract」，「Implicit Contract」等等，我早在一九七○年不言自明地說過了。當時我認為它們是由於交易費用的存在而產生的，不值得大驚小怪。想不到，在今天，「後起之秀」不管交易費用為何物，僅將這些有關合約的術語搬出來，似乎如此就可以把世界的複雜事解釋得一清二楚。

再舉另一例子。一九六九年，我認為「卸責」的行為對權利的界定有負面的影響，但當時我知道，其含義已包含於「自私」的假說裡，所以就將「卸責」（Shirking）這一術語放在一個腳注下。我當時意識到，說人自私，又說卸責，顯然是重複了，所以不應多談。殊不知在今天，「Shirking」、「Opportunism」、「Hold up」等「自私」術語觸目皆是。內容重複，毫無創見，得個「講」字也。

轉談數學方程式吧。數學對科學極為重要，因為那是最簡潔、最嚴謹、最客觀的語言。但數學的本身是沒有內容的。當我們說「Ａ」的平方是「Ｃ」，該方程式的本身可沒有說「Ａ」或「Ｃ」是什麼。就算我們以數字代之，數字本身也是空空如也。假若我們說「Ａ」是溫度，「Ｃ」是重量，方程式就有了內容；但「溫度」或「重量」究竟是什麼，要有正確的闡釋才算是發揮了數學的功能。

縱觀近十多年來的經濟文章，其所用的數學大都近於博士「級」，但內容究竟是說什麼就往往使人摸不著頭腦。有好幾次我堅持要作者把文內的方程式的內容說來聽聽，結果，我認為不知所云，因為我在現實世界上意識不到他們所說的「內容」。換言之，我不知其所指，或認為他們是在說笑，或是以胡鬧取勝也。

是的，數學是協助邏輯的精彩語言。但內容與邏輯推斷的本身可不是數學。高手推論，佳作天成，是不需要數學的協助的。當然，高手推論以數學協助，那是錦上添花，可也。

不過，數學可協助推理，但也可協助掩飾，我認為，十多年來，滿紙方程式的經濟學論著，大都是掩飾其內容貧乏之作也。


（二）

前文提及過，我對十多年來經濟學的發展感到失望，是因為在有關的論著中，術語與數學方程式越來越多，內容卻越來越少，或空空如也。在這新「發展」中，我學不到什麼，而更重要的是，那些所謂「新」的貢獻不能使我更深入地明白世間事。

故老相傳，經濟學有兩個用場。其一是以之改進社會，其二是以之解釋世事。外行的人以為經濟學還有第三個用場——協助賺錢之道，但這一點，通達事理的經濟學者從來沒有相信過。

以改進社會為目標的經濟學，是古典經濟學的主流。到了今天，我們都明白，對社會的好或壞的看法，往往是「主觀」的事，沒有可靠的衡量準則；就「衡量」而言，科學也無能為力也。科學是客觀地以闡釋現象為「座右銘」的。可幸的是，以主觀判斷社會的「好或壞」為主流的古典經濟學——像一七七六年史密斯的《原富》——對世事觀察深入，使我們對真實社會有所認識。不幸的是，這一派的一些後起之秀——像十九世紀中期的馬克思——昧於世事，熱情遠超於理智，以口號、術語等而導致後來無數生靈飢寒交迫。

經濟學者要到近三十年來才如夢初醒，意識到經濟學的主要用場，是闡釋世界上我們可以觀察到的現象。

在這方面，我們要感謝史密斯對世界的觀察入微，李嘉圖（一八一七）始創的廣泛經濟模式，以及米爾（一八四八）的中肯批評。我們要感謝十九世紀末期以馬賽爾、柏拉圖等人為首的新古典學派；他們把數學的微積分引進經濟學，發明了「均衡」，也使經濟學的辯論能客觀地以邏輯作其取捨。

到了本世紀初期，費沙與凱恩斯在資本與貨幣的理念上發揚光大，使一般性的理論不脛而走。邏輯推理有數學的協助，理論要一般化，就變為順理成章的事。但以闡釋世事為主流的經濟學，是一九六○年以後的事。

一九五七年，佛利民發表了《消費函數理論》，其事實引證之精闢，前無古人。三、五年之後，高斯發表了《社會耗費問題》，史德拉發表了《訊息的經濟學》，阿羅發表了《發明與收入的確定關係》。這些人獲諾貝爾獎，都是實至名歸的。

在（經濟學）六十年代的蓬勃而「緊張刺激」的發展中，我當時只是一個躋身於多位大師之中的無名小卒，認為合約理論是這新發展的主要關鍵，於是就發表了《佃農合約》（一九六八）、《合約的選擇》（一九六九）與《合約的結構》（一九七○）等文章。在這之前沒有誰提到合約，但可沒想到，在我之後的「合約」文章大行其道，竟然與我主張的合約研究分道揚鑣！

我對近今的經濟發展感到失望，是因為十多年來，關於合約的文章雖然觸目皆是，但都內容空泛也。

我可以肯定，在這新發展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作者，連一份合約也沒有細心地看過。世界的事很複雜，要知道真實的世界，人們要花很多時間才能稍知一二。合約的複雜性說之不盡。我曾經花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近五十萬美元，研究發明專利的租用合約，經過五年時間，一無所獲，可謂血本無歸也。而連合約也沒有看過或仔細看過的「後起之秀」，又怎可以教我呢？

忙於以新術語、新理論而求名的經濟學新秀，似乎是急功近利，把科學的真諦置於度外了。科學與藝術不同。前者要以簡勝繁，以實勝虛，以客觀勝感情的。

創新而可用的理論，可遇不可求，百年難得一見也。我們實在毋須忙於把理論「創新」——我們已有的經濟理論，經過二百年的發展，確是大有用場。我們需要的是明白真實的世界。這是說，我們要明白世界的局限條件。在同一的理論下，局限條件轉變了，人的行為就轉變了，合約也跟著改變。

我們要深入研究的，是真實世界的局限條件及其轉變，這是一項艱巨的工程，但科學上若要取得一點成果或進步，往往如是——需要一股鑽研的精神。假若不願付出這代價，而企圖找其快捷方式，或譁眾取寵，「創」出不知所謂的「理論」，以術語、數學作掩飾，可能有短暫的收穫，或過一下「理論家」之類的癮，然而，對科學的基本貢獻而言，卻是一頁空白而不值一提的。

釣魚樂

實不相瞞，我曾經是釣魚高手。先父在生時沒有其它嗜好，只是喜歡釣魚；有好些年，夏季每天黃昏，他都僱用小艇，在西灣河附近的海上垂釣。母親為防意外事發生，不想他單人獨往，於是我們做兒女的便輪流陪著父親上艇釣魚去也。如此一來，頗像「功夫出少林」，我們一家大小都懂得釣魚之道。

釣魚實在很有引人入勝之處。在海中釣得的鮮魚，幾乎再差的品種也美味可口，這美味於我們，亦精神上的獎品也。得獎的人當然要靠一點技巧，但其特別吸引人之處是：釣者事先不知道海中究竟有沒有魚，下釣時腦中充滿幻想、期望，與生命的意義不謀而合。海明威的《老人與海》，有深刻的哲理，他以此書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眾望所歸也。

港島一帶的海灣，今天污染頻頻，廢物滿灘，但從前卻非如此，是釣魚的勝地。據老一輩的有釣魚經驗的人說，遠在抗日戰爭之前，香港的鮮魚釣之不盡也。我在五十年代初期才開始垂釣的。那時先後在灣仔書院、皇仁書院就讀，逃學去釣魚，同學不肯作伴，就單人匹馬，跑到柴灣獨釣。那時的柴灣，半山上是墳場所在，四顧無人，難得看見什麼屋子。我獨自坐在山下灣旁的一塊巨石上，把魚絲遠遠地拋到海上去；一次又一次地拋，差不多每次都沒有魚上釣，但每次心中都有新的希望。我今天想，自己「百折不撓」的個性，可能是從柴灣的海旁訓練出來的。

五十年代初期，香港可釣的魚還是多的是。說昔日的香港是世界最佳的釣魚勝地，絕不誇張。這有兩個原因。其一，香港的鮮魚美味可口。其二，香港的魚品種繁多，且色彩奪目。與其它釣魚高手一樣，我在釣技的「巔峰期」時，只要有魚一碰釣餌，就知道是哪一種魚了。

釣魚是有「地頭」的——這與魚的習性有關。海雖大，但魚「聚腳」的地方就只有一些零星散佈的「魚竇」，而不同的魚，聚於不同的「地」區，釣者要有不同的釣法才有收穫。因此，大海雖然公有，但屢有「斬獲」的垂釣，就只是一小撮人的「專利權」，外行者可羨慕而不可問津也。

五十年代中期，筲箕灣、西灣河一帶有四個釣魚高手，一時傳為佳話。持有亞公巖的釣魚「專利權」者，是一個別號「冇辮」的人。在銅利棧（今南安坊）附近，黑鬼泉獨領風騷。在西灣河的海旁，劉唐則予取予攜，所向無敵也。

我呢，是當年太古船塢「二號牌」（區）海旁的「專利」持有者。那裡離岸約百呎之處，有幾百方呎的面積是黑魶群集之地。而黑魶吃餌時是斯文地把餌含吞，釣者只覺魚絲稍為加重，沒有其它的感覺。感到魚絲加重，立刻放絲六吋，過了幾秒鐘，慢慢地將絲上提，若覺重量增加，再向上用力把絲一提，斤多重的黑魶便如囊中物也。

因為海可以公「用」，釣者的秘訣是不能公開的。我獲得太古二號牌的黑魶之秘後，每逢初一十五左右，月黑風小時，就花兩塊錢雇小艇（每小時一元），到自己的二號牌魚「塘」收取黑魶去也。釣友見我那樣神乎其技，把我視作「天人」！

令我最難忘的一次「釣役」，是一九五六年的一個下午。我借了一隻僅可容一人的小艇，左手「搖」櫓，右手下釣。我當天用的是細如頭髮的三磅絲，在西灣河的岸邊，水深五呎之處釣泥，殊不知一尾巨大的黃魶突然上釣，像潛水艇那樣「航行」。經驗告訴我，魚絲毫無顫抖的移動，巨魚也。但我的魚絲只有三磅力，令我既喜且驚。

我右手立刻把魚絲盡放，左手發狂地搖櫓，追魚去也。經過兩個多小時後，十三斤重的黃魶終於被我弄到水面來，我一手抓著魚尾，提到艇上，一時間不相信那是真實的事。第二天，我的左手，動也不能動了。

後來遠渡重洋，乘輪千里凌波去了。一九八二年返港任職後不久，某天下午，到鯉魚門一行，見到一家賣魚絲、魚餌的小舖子，內裡有幾個十多歲的少年顧客，三十年往事，注到心頭，我不期然站著，看個究竟。

坐在小凳上賣魚餌的是一個滿頭白髮的老人，他望著前頭，自言自語地對那幾個少年顧客說：「你們見人家釣魚，就不自量力去釣……有沒有聽過，當年筲箕灣那一帶，有四大『魚王』。一個是『冇辮』，一個是黑鬼泉，一個是劉唐……」我見那老人不再說下去，就忍不住問道：「阿伯，那第四個是誰呀？」他不經意地應道：「那是高佬常。」然後他的目光轉到我的臉上，停了一陣，大聲叫道：「啊，你就是高佬常！」

漫談風格

風格是不難明白的事。我們說一個作家或藝術家的作品有風格，是指有性格，有特點，使人一望而知是誰的作品。

比起一般藝術作品來，文字寫得有風格的似乎比較少見。在香港現有的文人中，戴天、程逸、林行止等人的風格是比較突出的；但以我個人最喜歡的查良鏞、董橋、舒巷城等人的文字來說，風格就沒有那樣突出了。這可見我們不可以風格的突出與否來論文字的高下。

從文字那方面看，重要的是文筆流暢，清楚明白，簡潔有力，至於有沒有風格是次要的。當然，絕佳的文字，而又能有突出的風格，就是錦上添花，可遇而不可求也。這樣的例子並不多見。我思前想後，總是想不出在近代中國作家中，除了魯迅外，有誰具有這二者的合併能耐。美國的近代作家我倒可以想到兩人：愛倫坡與海明威。

很奇怪，在視覺或聽覺藝術上，風格突出的例子可以信手拈來，俯拾即是。先談視覺藝術吧。梵高的畫，即使不是研究有素的人也可以一望而知。甚至倣傚梵高的人，我們也可以看出是梵高的風格。其它畫家如格萊科、馬提斯、高庚、端納、塞尚、波洛克、莫奈、Seurat等等，其突出的風格也是一目瞭然的。然而，一代巨匠倫勃朗的風格就沒有那樣突出了。這也可見絕佳的畫可不是由風格決定的。

中國近代與當代的畫家，風格突出的也數之不盡：張大千、林風眠、朱屺瞻、齊白石、徐悲鴻、傅抱石、李可染、黃永玉、吳冠中等等，都是風格突出的畫家。但高手如劉海粟，卻沒有突出的風格，而劉氏在十六歲時就當上後來桃李滿門的上海美專的院長，其天分是毋庸置疑的。

音樂上的風格突出顯然比視覺藝術困難，但比起文字來卻又似乎容易得多。莫扎特、肖邦、李斯特、博格尼尼、巴哈、華格納等人的風格突出，但絕頂高手貝多芬與柴可夫斯基，我們就不容易一聽而知。從以上的討論中，我們或可對風格作出如下的理解。其一，風格是感受上的事；某項媒介感受上越是抽像，風格的形成就越不容易。目之於色或目之於形，在感受上顯然不及耳之於音樂那樣來得抽像；而耳之於音樂，又遠不及腦之於文字那樣抽像了。

其二，上佳的藝術或文字，是不一定要風格突出的。問題是，很多搞視覺藝術的人，以為有突出的風格才算是好藝術。在短暫的時日中，這樣的看法（其實是誤解）是有附庸風雅顧客的支持。有錢而沒有品味的人，一般而言，總是以為風格不突出的藝術品就不是好藝術。如此一來，近今不少畫家——尤其是中國的畫家——就不管藝術的真諦而忙於自「創」風格了。

這些自命天才的藝術家，不知藝術為何物，以為「不同」或立異就是創見或創新，古靈精怪就是風格，其作品往往不知所謂；同時，總有一些附庸風雅之士為之擊節稱賞，慷慨下注。於是，形成了如此的局面——單為風格而創風格的所謂藝術家何其多也！有錢可賺，何樂而不為？可憐的是，那些不顧藝術而單為風格而下注的投資者，過了一、二十年，血本無歸也。

歸根究底，風格是「天生」——自然而然的事。那是作者本身性格的表現。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不可強求。以怪招而創之，易如反掌，IQ零蛋的人也可以輕而易舉地辦到——是一文不值的事。當然，自然流露出來的風格卻是另一回事。我們愛梵高的風格，是因為我們——在某方面說——實在是愛梵高這個人。而我們對梵高的愛，是因為梵高本身的性格有可愛的一面。

今天在香港數之不盡的畫展中，強創風格的作品觸目皆是。我這樣說，是因為覺得假若這些作者的風格是自然的流露或自然的表現，而非造作的話，那麼，他們的精神狀態，確是有點問題了。

都是錢作怪

不久前，在一本國際性的週刊上，看到一大版廣告，使我感慨萬千。

這版費用不菲的廣告，顯然是越南政府或其屬下機構刊登的，內容是邀請外商到越南投資，措辭謙恭，大有「乞憐」之勢！曾幾何時，這個以共產為至上的國家，受到了那時的中共與蘇共的影響，威風十足，口口聲聲以人民的「幸福」放在第一位，把資本視如糞土的。

近幾年來，「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共產政制潰不成軍，一窩蜂地走資去也。究其原因，都是錢作怪。

衣食無著、潦倒窮途數十年，要過一下「漢堡包」的癮，是不難明白的。所以當國家的大門稍為開放，外間的花花世界就顯得有無比的吸引力；而直覺所得，最快取得「漢堡包」等等的途徑，就是向外商招手。於是，曾經被他們罵得狗血淋頭的資本家，現在就被視為英雄，待以上賓之禮了。

問題是，資本家可不是慈善家。要他們請吃三幾餐飯是可以的，但他們深知「天下間沒有免費午餐」這回事。飯吃過了，他們就理直氣壯地期待一點回報、一點便利、一點生財之道。要資本家在「共產」國度中投資是可以的，但這些人在生意上身經百戰，未知勝，先慮敗。投資的回報若無保障，他們再蠢也不會下注。

十多年前，在中國大陸投資而稍有斬獲的港商，大多是靠大陸政府給予的一點專利權。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越來越多外商到中國投資，專利權就變得僧多粥少，不夠分配也。於是，港商「專利」日漸式微，投資者轉向人事關係方面入手。官商勾結頓成風氣，什麼批文買賣、什麼外匯留成、什麼優惠價格等等，在當時，是眾所周知的事。

是的，五、六年前，中國大陸半官半商的例子觸目皆是，以致有「凡官皆商」之說。其時，所謂貪官污吏，一下子好像變得理所當然似的。然而，外商與外商之間要競爭；另一方面，官與官之間、高干子弟與高干子弟之間，也是要競爭的。在某一意義上說，這些競爭也確實帶來好處：以職權或關係帶來的甜頭，在競爭之下變得越來越少。這是因為職權沒有明確的「權利」界定，也沒有法律的保障。台底的收入由於競爭而日漸下降，但錢作怪依舊，那怎麼辦？

一個好的辦法是：把台底交易，搬到台上來。這是「六4」之後的一個大突破。本來是近於私有產權的承包制或「三資企業」之類，到了六4之後，就有了一些正式私產的「獨資」。近兩年來，在珠江三角洲一帶，「獨資」——私產——越來越大行其道。一時之間這一帶變得欣欣向榮，去年，該區在沒有被國家正確地計算下的經濟增長率，比人類歷史上最高的經濟增長率高出三倍！

是的，五、六年前，拿著一寸厚批文、吃大魚大肉的高干及其子弟，今天不少在暗地裡是地產的擁有者。起碼，有不少人是靠地產生意而富有起來。我可以斷言，十年之內，大陸與香港會有一個財富大轉移的趨勢。香港的「外」商或國內的「干」商，有不少人會在私產的「確立」上大有斬獲。作為一個經濟學者，我是大聲叫好的。

什麼是合理不合理、公允不公允，經濟學「無可奉告」。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產權誰屬不重要。重要的是產權有明確的界定，有「業主」，有法律的保障。幾年前，我見到國內的「干」商為擁有特權利益而干，而北京當局又推行多種管製法例來維護這些特權利益；眼見中國分明是走向印度之路，我就大聲疾呼：此風不可長。

我曾多次建議，中國要把明確的產權送給高干及其子弟，用以「換取」（抵消）他們的特權利益。這建議之聲，如石沉大海，鼓掌的就只有佛利民、高斯等寥寥數人。殊不知，今天因為錢作怪，高干及其子弟也可以享其私有產權了。雖然這轉變還不太明確，但暗流洶湧，其力無窮也。

幾年前當我屢次提及中國會走向印度之路的可能性時，不少人問我要怎樣才可以避免。我的回答是：要有一個「地震」式的動盪。我當時可沒料到會有六4的「地震」發生。這是六4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貢獻。

有錢——富裕——佳事也。有誰不喜歡豐衣足食、不喜歡子女能深受教育、不喜歡生病時有醫生照顧？

「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是毛潤之說的。我想，如果「一窮二白」正是害人蟲的話，那麼，唯一可以掃除害人蟲而又全無敵的，只有「錢」而已。

錢作之怪，何其厲害也！

學術文章

最近因為職責所在，我翻閱了好些年青經濟學者的文章。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博士或准博士了，但令我失望的是，在十多篇文章中，我看不到有一兩篇算得上是專業水平的作品。是的，近十餘年來，經濟學的後起之輩，對計算機與方程式都熟習，但卻忽略了文章之道。科技的發達顯然使年青人付出很大的代價。

閒著無聊，我不妨恃老賣老，在這裡試談學術文章之道。

寫嚴謹的、專業的學術性文章，與寫一般文章有一點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前者是寫給行內的、專於某項題材的一小撮人看的。因此，學術文章要寫得很簡潔，而簡潔中又要寫得很清楚。以下的幾個法門不可忽略。

其一，學術文章要開門見山，在第一、二段中要單刀直入，說明寫該文的目的何在，自己在思想或研究上的貢獻是什麼。在我最近讀到的文章中，年青的作者都與此背道而馳。他們往往一開頭就引經據典，說他人說過什麼等等。有好幾篇文章，我從頭到尾仔細讀完了，也不知道作者自己的思維何在。一般而言，專家讀專文，他們渴望知道的，是作者自己究竟「要」說什麼；沒有什麼「閒情逸致」去聽作者說他人「說」什麼——因為他人說什麼專家們早已知道了。當然，作者大可介紹自己的與別不同之處，但首先得具體地說明了自己在某方面的貢獻，才能夠與他人有所不同的觀點作比較。

其二，作者對自己的貢獻不能誇大，但必須緊抓著這點「貢獻」作為主題，一層一層地解釋，從不同的角度作反覆的辯證，一刀一刀深入地刻劃。述說自己的觀點或研究心得時，有關的內容起碼要占文章百分之八十的篇幅。然而，在我最近讀到的文章來說，大部分的篇幅都是轉彎抹角，「風花雪月」，不著邊際，得個「講」字。

其三，自己的觀點或研究所得一經表達了，就要立刻收筆，作結論。結論要「淡然」（切莫誇張）處之，直截了當地簡述自己的貢獻，或者指出自己的不足之處，提出以後要多作研究的方向。可是，在我最近讀到的上述文章中，或則沒有結論，或則拖泥帶水，又或則左顧右忌，說來說去都搔不著癢處。

我認為今天年青經濟學者的文章寫得不成氣候，不懂為文之道只是一個次要的原因。其實主要是由於：他們根本沒有什麼值得可說的話，但又「逼」著非說不可。要寫文章，就先要有話可說，這是千古不易之理。很不幸，在科技發達的今天，不少年青人被誤導了，以為計算機可以代替腦子，自己的腦子就漸漸變得拙於思考了。

數學方程式大有用場，但數學本身是沒有內容的。計算機快如閃電，但計算機本身卻不會思想。數學與計算機是工具，可以為役，但很不幸，近今好些年青學者都似乎被方程式與計算機所役了。若是如此，而出現了喧賓奪主、本末倒置的學術文章，誠悲劇也。

話說回來，我以為，歷久以來都有此現象：百分之九十的學術文章都是內容空泛，不堪一讀，大都是不值得發表的。在今天，經濟學的文章倍增，而不堪一讀的卻升至百分之九十九。其實我對學術文章並不苛求。我求的只是一點：作者在文章裡起碼說一句有新意的話。

高斯當編輯時曾對我如此說過：「這篇文章寫得一塌糊塗，但文內有一小點我以前不知道的新意，所以我就決定把它發表了。」

撇開文章之道不談，重要的是：學術文章必定要有一點新意。而這點新意，是一定要經人的腦子才可想出來的。歸根究底，寫學術文章的出發點，是想、想、想！腦子生下來是要用的。學術就是這樣簡單的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