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餅盒的故事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這是蘇子《水調歌頭》起筆的兩句，沒有誰可以那樣瀟灑吧。想到這首千古名詞，因為最近國內在月餅盒的玩意上引起上頭震怒，立例約束。蘇子死而復生，不知會怎樣想？這裡寫出來，不知讀者會怎樣想？



話說神州經濟有看頭，過年過節的送禮變得隆重其事。是奇怪的文化。起初以為是一種行賄，但好些形式不對，而後來發覺在新春大節時，那裡的小朋友收到的紅包，銀碼一般大得我叫太太不要出手，以免尷尬也。



今年中秋月餅惹禍。國內的月餅盒越來越神奇，競豪奢，不僅餅盒可以龐大如桶，裝潢更令人咋舌，而內裡除了幾個月餅，可能有銀器，有手提電話等。無可置疑，餅盒本身的成本，不計盒中其它八寶，高出月餅的成本好幾倍，一盒月餅可以價高數千元。



冒犯了北京，上頭認為可能是一種搭銷行騙，而餅盒的豪華裝潢是多此一舉，吃餅後多被棄如廢物，於是立法例，指明餅盒的成本不能超過月餅出廠價的百分之二十五。朋友，你同意北京推出這管製法例嗎？



一百年前，美國社會經濟學家T. Veblen（1857-1929）是會同意的。此公提出了conspicuous consumption（炫耀性消費）這概念，成為當時反對自由經濟的重要聲浪，支持者不乏人也。今天國內的月餅盒就是Veblen的炫耀性消費的好例子。應該禁止嗎？



幾年前到浙江大學講話，一位朋友送我一盒熊貓香煙，內裡只兩小包，據說市價六百！盒是木造的，精緻華麗，害得我連香煙也不捨得抽。朋友是「炫耀消費」，你反對嗎？我快將出版的英語論文結集，有兩個版本。精裝版訂購港元二百，豪裝限量版訂購三百八十——只為昂貴布面成本就多花五十元，發神經。這也是炫耀消費，你反對我這樣做嗎？訂購神經版與精裝版的是三與一之比，你情我願，出版商沒有半點勉強。應該立例T止嗎？



好些年前買了一隻鑽石戒指給太太，被人偷了（機場錄像攝清楚是扒手把行李拿走），太太傷心。我知道那是她的心頭好（鑽石是Veblen心目中的炫耀消費），後來補買一隻更好的。跟著吵了起來，因為我不讓她隨便地戴著上街。只吵一小點：對太太重要的是「擁有」——她不是個喜歡炫耀的女人。我呢？太太高興重要，而又認為購買鑽石是一項投資：炎黃子孫開始有錢，而我沒有遇到過一個中國女人不喜歡鑽石，其價理應繼續上升。



我可以舉出數以千計的例子， Veblen認為是「炫耀消費」的。鮑翅撈飯不一定比魚蛋粉好吃，但問題是，如果政府禁止鮑翅撈飯及其它被認為是炫耀消費品，市民不會有魚蛋粉吃。自由經濟就是這樣：你情我願，有人出得起錢，生產者就唯命是從。可以不用，可以不享受，但不言自明地大家為了爭取生活好一點，再好一點，再而奢侈一下，在適當的自由市場下，經濟就搞起來了。



七十年代，我托一位朋友帶一幅百葉簾到廣州給姊姊。海關沒收，說是奢侈品。也說得對，曬太陽死不掉，不是奢侈是什麼，而百葉簾當時大有向鄰居炫耀之效。然而，不容許百葉簾與沒有飯吃是有關連的。



今天中國的經濟還有很多問題，加上國際壓力很頭痛。北京怎還有閒情逸致去管月餅盒呢？我服了他們！

中國風景排行榜

為了攝影我在中國跑過不少風景名勝；有更多的沒有到過。景物欣賞是感情上的事，很主觀，而我這個人對愛與不愛有著強烈的分別，偏見甚重也。對攝影藝術這樣，對經濟研究也這樣——只是後者在分析時我絕對客觀。科學分析要客觀，我於是客觀得彷彿從火星下來看世界；藝術表達要主觀，我主觀得一些朋友要把我殺了。是這樣的一個怪人，但正可能因為這樣，無論藝術或科學，有創意的作品我可以信手拈來，很多的。



我沒有到過好些影友們高舉的攝影勝地，例如新疆、壩上、元陽等。從他們的作品中我看不到這些地方會觸動我的內心和弦。風景是好的，色彩也多，只是看不到李清照或杜牧或辛棄疾等人的詩詞。我喜歡的景物是那些可以強烈地使我遐思，使我想到農民的生活，想到古詩人的情懷，想到中國的文化，想到曾經歷盡滄桑。不一定是古詩人到過的地方，也不一定有可以著書立說的古文化，但總要有點古味，有點苦意，有點淒涼——這樣才襯托得起朝輝夕照，令人不能自已，難以忘懷。



是偏袒的選擇，這裡提供四個地方，依次排列，讀者不妨去品嚐一下。



（一）廣西的陽朔是首選。雨水太少或太多都不宜，荷花開的時節最好。那裡的酒吧街在晚上氣氛頂級，不趕著早起攝影的不要錯過。



從幽美的角度看，陽朔獨步天下。離那裡半個小時車程的興坪，租船游漓江最適當。不要省錢了，人民幣三百可以獨佔一艘坐二三十人的船，黃昏的前後三個小時足夠。幾個談得來的朋友，一兩瓶紅酒，不要忘記帶幾隻夜光杯，只在江上來來去去，到夕陽西下，漁光點點才找食肆去，毫無感情的人也可以寫出一首詩。



從陽朔北行五分鐘車程，有一處叫遇龍橋的地方。橋小，古雅的，在橋上北望，你會見到天下最幽美的大場面風景。宏偉的大場面易找，幽美而廣闊的難求。晨曦日暮，帶張小凳子到那橋上坐半個小時吧。



陽朔以南十多公里內，到處都是景，無不幽美，所有橫向的小路你都要試試，天還未亮的光最好，要早起了。



陽朔東行，向賀州走，個多小時車程你會遇到天下最迷人的荷塘。可惜光線最佳是早上五時三十分起，有大約四十分鐘。我第一次到那裡是下午一時，光線差。過一年再去，光對了，可惜雨水太多，一朵荷花也見不到。荷塘水過多是沒有花的。附圖是早上六時攝得的，沒有花也迷人，有花可想而知。該塘的荷花是為觀賞而植的，白的紅的黃的都有，但你要比我運氣好。



（二）徽州，這包括安徽南部的黃山與江西北部的婺源。村古山古，氣勢磅礡，騷人韻士留連忘返之地也。黃山眾所周知，用不著我介紹。婺源這幾年被鬼子佬譽為神州大地最美麗的村落，是對是錯我拿不準。影友們喜歡在暮春四月到婺源，因為那裡遍地黃花——油菜花是也。個人認為油菜花過於整齊，比不上小唐菜的黃花。後者在上海的浦東可以找到，襯托著水蜜桃的黑樹幹與粉紅色的花，堪稱絕景。可惜如果菜價高，農民會在小唐菜開花前採摘出售，見不到。去年巧遇菜價低，魚與熊掌兼得矣。



少人知道的，是從婺源到黃山的兩個小時車程中，開頭一個小時是我見過的最美妙的山水與農田合併的風景。也要在晨曦看：太陽從右方斜射而下，把溪水照得像白銀從山上滾下來。



（三）湖南的張家界。這幾年張家界大名遠播，但我認為應該還再大名一點。沒有古文化，是古天地，據說是二百萬年前從海上冒升上來的。為遊客修葺整理只是十年多前開始，要加進的服務設施仍多。今天算是可以暢遊。



我是深秋去的，喜見那裡的黃葉，但春天會比較好：水較多，鮮花盛放。金鞭溪、天子山、寶峰湖等景點，導遊不會放過你，無疑值得去。



張家界的獨特處是壯觀，奇而不怪，觸目驚心，但有很古很古的味道。最奇異是目光所及，你會覺得都是從來沒有人踏足過的地方——起碼我是這樣想。人不能到，鳥飛不下，無數的巨大石柱靜悄悄地屹立，小小的蒼松新陳代謝，二百萬年沒有人觸摸過。這樣的景象容易觸發遐思，使觀者想到自己生命的短暫，自己比滄海一粟還要渺小。



沒有人類文化的痕跡，大自然的歷史就在眼前，這是張家界。十年來遊客急升，來自日本、韓國、台灣、香港等地的無數，但西方遊客卻奇怪地少。不明白，因為我認識的西方朋友會恨不得見到這個地方。可不是嗎？他們對美國大峽谷的奇景讚不絕口；我認為大峽谷比不上張家界。



（四）四川九寨溝。名不虛傳，但個人的選擇是把九寨排在第四位置。這可能因為那裡的景觀在西方不難遇上，可以相提並論。九寨的管理局辦得好。入溝後的車路方便，而更重要是他們用木板建造了六十多公里長的棧道，好走，可以看盡那知名天下的九寨的水。



去九寨要碰巧。每年十月中是葉色最華麗的時刻，但九寨的重點是瀑布，而後者要幾天雨後才令人歎為觀止。陽光也是問題。那裡山高樹多谷窄，沒有陽光九寨的水與葉都要打折扣。

巧中之巧，我到九寨與鄰近黃龍的幾天，所有條件都一百分。自己攝影的法門與攜帶著的器材，無不適用，可謂天衣無縫矣。這樣的攝影際遇不會再遇上。



從攝影的角度看，神州大地還有兩個地方可能適合我的手法。其一是黑蠻的故鄉鳳凰。到過那裡的影友有保留，但我見到的照片，是我善於處理的景物。其二是一位朋友對我極力推薦的貴州。影友們也有保留，但我見到的照片認為這位朋友說得對。

從不知亡國恨說起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看官，上面是杜牧的《泊秦淮》。從詩中最大路的七絕看，古往今來沒有誰寫得過杜牧。



想到這首詩，因為最近在《炎黃子孫的能耐》一文中，我寫道：「抗日勝利六十週年，到處大舉慶祝，有什麼值得慶祝呢？當年以國小知名的日本仔……佔領太平洋一帶，餘下來一小撮蘿蔔頭就把神州殺得烏天黑地。這是恥辱。要是在夢中你問我這個老人家要怎樣『慶祝』才對，我會說：再打過！」



傳到了網上，這幾句話引起非議。有說我這個人好戰，有說我小看了同胞。都不對。我想，小子不知亡國恨，這些回應是來自青年吧。我又想，今天中國的青年向前看，比當年我能看到的好，但他們不知以往，向前走就不會像我昔日走得那樣瀟灑，那樣賣力。



不久前大家責罵日本仔篡改中日戰爭的史實，我沒有異議，但我想，篡改史實日本仔怎比得上炎黃子孫呢？當年還不是歷史時我們就篡改了。可不是嗎？明明給日本仔殺得落花流水，國軍奔逃如喪家之犬，報章的大字標題總是說：我軍轉移有利陣地。農作收成，日軍照例到農區收糧餉，予取予攜，大舉蹂躪老百姓，國軍不知躲到哪裡去。日軍得糧撤退，報章標題說：我軍收復失地——內文滿是英勇事跡。



朋友，不相信嗎？到重慶走走吧。當年國民黨選重慶為都，因為該市山多霧大，容易躲起來。一九九三年我帶佛利民到重慶時，見到山頭的防空洞無數，悲從中來，想：中國人有那樣大的本領在石山上挖那麼多個洞，鬼斧神工，衝出去殺、殺、殺不是簡單一點嗎？



不要誤會，我不是叫中國的青年回頭去挖自己祖父母的瘡疤。我只希望他們能知道自己存在的是一個怎樣的時代，一個怎樣的地方。漠視以往，或迴避過去，不容易知道自己身在何方，不容易珍惜或掌握今天的機會。我從來沒有隱瞞過自己昔日求學的失敗，就是最倒楣時也沒有隱瞞，正因為這樣，一九五九年的秋天，知道自己遇上了機會，就決定殺出重圍了。一九六五的春天，從圖書館走出來時，我知道自己的學問可與大師們平起平坐。



今天中國青年的意識使我擔心。他們不管祖父母的瘡疤是一回事，對自己幼年的經歷也患上了失憶症。同學說，任何人今天在網上贊北京幾句，必遭責罵或反駁。不滿於現實是人之常情，而對北京經濟政策的批評我寫得比任何人多，但從來沒有說我可以改革得更好。中國青年認為他們更有本領的意識，顯示著他們漠視了應該記得的以往。



二十六年前到廣州一行，晚上的街道漆黑一片，飯店缺飯，找隻雞蛋要走後門，講關係。十七年前跑到上海招呼佛利民，在城隍廟肚子餓，要買幾個小籠包，沒有糧票買不到。一位途人見我那樣可憐，從錢包掏出幾張糧票給我。給他錢不要，說是送的。我立刻對佛老說：上海的糧票不值錢，中國的改革看來了不起！他點頭同意。這是行家對話了。



嚴格地說，長三角一帶的經濟起步，是鄧主任一九九二南下之後開始的。從窮鄉僻壤發展成為可能是歷史上最龐大的工商業中心，只用了十三年時間，罵歸罵，大家理應站起來，把帽子脫下才對。



贊完了，下一篇我會破口大罵。

希望帶李怡暢遊神州

曾蔭權快要帶立法會全體議員游珠三角。我想，珠三角有什麼好游的？不是說珠三角沒有什麼了不起，但中國值得看的地方，如果只看一次的話，珠三角不入圍！



一些議員久別神州，還沒有再看，就準備提出建議，彷彿是戴了有色眼鏡似的。中國是一個怪地方，不容易看清楚，而不清楚則無從評價。這些日子，什麼民主不民主、普選不普選，是大話題。我於是想，有機會我要帶一個信奉民主投票的朋友到神州大地走走，對他解釋一番，看看他的反應如何。但我要選誰為對象呢？



我想到李怡。年齡相若，國事上大家曾經滄海，雖然我是遠為麻木的。他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有深厚的認識，但不可以讓我很多。他的血比我的熱，但智力差不多；大家客觀，想得快，接受推理。李怡我是容易處理的。要不是他說服我，就是我說服他，總會達到大家同意的結論，不會吵起來。



我是研究經濟制度的，研究了四十多年，古今中外的各種制度都涉及過。但我從來沒有遇到像中國那樣的制度。開放改革了二十多年，今天塵埃漸定，雖然還會繼續演進，但可以讓我們看清楚是怎樣的一種制度了。我自己是到今天才肯定地掌握到中國經濟制度的要點與架構的大概。



我要對李怡細說一個問題。經濟制度是產權制度，可以千變萬化，而在大概的私產劃分（指資產權利有清楚界定的安排）的那類中，可以有很多細節不同的安排。今天中國的資產權利界定，從細節的組合看，人類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沒有掌握到這制度架構的要點，不理解這制度的運作功能，評論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沒有人否認，這些年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個奇跡，可能是歷史上最神奇的。我於是問：制度上中國做對了些什麼？答案大致上我是找到了的。另一方面，一個可取的經濟制度，可能有不可取的副作用。究竟這些不可取的是否無可避免呢？如果無可避免，我們只能衡量這制度的整體，不可妄動修改。如果可以避免，提出建議修改是應該的，只是不容易判斷「可否避免」這問題，要花時間作分析。不管怎樣說，有疑問或擺明是錯了的經濟政策，中國今天還不少。這可見現有的制度架構的本身有其獨到之處。



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息息相關。後者我沒有深入調查，而政治觸角我比不上李怡。地區性的政治架構相當公開，只是北京上頭的我不便查詢。以我之見，中國的政治制度也是自成一家，歷史沒有出現過，但我不是專家，沒有我對經濟制度的判斷那樣肯定。搬開我不懂的北京政治體制，地區的體制既非一般人說的民主，也非獨裁，而又不像是在二者之間。我對究竟是哪一種沒有興趣，思想老是集中在地區的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關係。目前的看法，是這兩個制度配合得適當。至於可不可以有更好的配合，正如高斯寫張五常，我永遠不管這種問題。



我不懷疑李怡會認同我的治學態度與研究方法，希望他能分享我對中國的分析，提點一下我可能錯的判斷，尤其是政治那方面。但可取的、不可取的各方面，他要自己親眼見到，我才容易解釋。

學術英雄無覓矣！

人類不可以沒有英雄。然而，哪方面可以成為英雄，怎樣才可以成為英雄，不斷地在改變。朋友，你要作英雄嗎？昔日走這條路或那條路有機會，今天可能行不通。很抱歉，我不能教你。



戰場曾經有英雄。三國時期關雲長單刀會魯肅，張飛喝斷長板橋，宋朝出了個岳飛，十九世紀初期法國有個拿破侖，二戰美國有將軍巴頓——皆英雄也。今天，先進的科技武器淘汰了戰場英雄。十多年前的波斯灣之戰，美國使出星球大戰的殺手鑭，威力驚人，但英雄安在哉？



二十世紀是個主義時代，亂吵一通，戰亂無數，打得糊塗——於是乎政治英雄輩出，數之不盡。英、美與蘇聯鼎足而三。於今塵埃落定，說得上是政治大英雄的再見不到了，也想不出何時會再跑出來。我想，人類最後一個政治大英雄應該是鄧小平吧。



科技的發達淘汰了戰場英雄；主義的失落淘汰了政治英雄。這二者是我發明的英雄定律。寫這篇文章，是因為察覺到學術上的英雄也開始消失了。這是悲劇。



不久前我與一位外甥通電話。這小子當年在香港沒有大學收容，一九七○年跑到美國拜我為師，孺子可教，傳授了他幾手讀書法門，只六年就拿得物理生物博士，今天是大教授，著作等身，被譽為當世研究生物細胞的一位頂級人物。我問他有沒有機會拿得諾貝爾獎，回應是機會近於零，且感慨地說，生物學早就沒有革命性的思想了。



這位外甥之見是，今天的生物研究是積木遊戲。在同一題材上很多人參與，以積木的方法砌上去，每篇文章有幾個作者。文章都重要，都不重要！他解釋說，認為每篇文章重要是因為每篇是一所大建築的其中一塊積木；認為不重要是如果把十塊八塊積木抽起，該建築物不會倒塌下來。當諾貝爾獎頒給某所建築物，必有爭議，因為不容易同意哪一塊或哪幾塊積木是重要得不可或缺的。



我問：「你是說生物研究今天沒有英雄嗎？」他回應：「舅父呀，上一次生物學大英雄的出現，是半個世紀之前的事了。」我於是想，再沒有大英雄的學問，有誰還會奮不顧身地打衝鋒呢？我又想，有商業價值的，有機會大發其達，還會鼓勵打衝鋒，但純為學問的學問，毫無商業價值的，不可能成為英雄是一盆冷水。



我於是想到自己從事了四十多年的經濟學。這門學問沒有出現過大英雄，大概有三十年了。聰明才智的參與者眾，但都提不出足以立竿見影的思想。經濟學看不到新英雄的日子，沒有三十也有二十五年吧。



是奇怪的現象。生物學與經濟學顯然很不相同，但說英雄卻有雷同之處。我平生沒有跟他人聯名發表過一篇英語文章——我那一代聯名著文不多見——但今天經濟學的聯名文章愈來愈多。這發展與生物學如出一轍——雖然生物學聯名遠為普及，而每篇的聯名人數也較多。聯名發表，個人英雄就不容易產生。我知道生物學為什麼今天聯名普及：一項研究要一組人分工合作，是高科技實驗室的一般處理。但經濟學的聯名愈來愈多，就不是那樣容易解釋了。



一個可能，是經濟學再沒有昔日的可以獨自思考而把一個新理念殺出重圍，因而轉向積木性的合作。這與生物學的發展是類同的。這樣看，積木合作不是因為建築工程龐大，而是可以獨自思考的新意再不容易找到，或求之不得。這與生物學類同，只是後者的實驗室研究工作愈來愈複雜，單人匹馬應付不了。



不管怎樣說，石破天驚的大文，革新一個思維或開闢一個新天地的經濟學文獻，二十多年來絕無僅有。今天美國的不走博弈理論路線的經濟研究院，學生被規定要讀的文章，我這個老人家大都讀過，而數十年來我不讀他家之作是行內知名的。發表過大文不一定會成為英雄，但沒有大文肯定不會。學術英雄靠思想起家，拿不出有深遠影響的思想，靠積木，就算拿下諾貝爾獎也建立不起英雄形象。生物學如是，經濟學也如是。



我要說的，是學術的思潮有漲的時候，也有退的時候。潮退時算你天才絕頂，要搞起微波很困難。一個思想家能在潮退時搞起風浪，數世紀一見！次一等的是像我那個水平的人，為數不少。這些人要有潮漲的協助，要頻頻踩中有啟發性的題材，要懂得掌握時機，也要有魄力與拚搏品性。我在歷史上經濟學思潮上漲得最快的時刻身處其間，環繞著我的皆一時才俊，際遇不可能更好，只是自己掌握有失誤，天意也！



於今回顧，以馬歇爾為首的新古典經濟學，英雄輩出，但到了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英國的魯賓遜夫人與美國的費沙把這學問推到了盡頭，從純學術的角度衡量，之後潮退得快。跟著是經濟大蕭條與二戰的干擾。捲土重來的導火線，可能是老師艾智仁於一九五○年發表的一篇關於進化與經濟理論的文章，談驗證假說的哲理。幾年後佛利民再談，經濟學的方法論吵了十多年，使理論是為了解釋現象的觀點趨於時尚。



六七十年代是西方經濟學最熱鬧的日子，有三個解釋現象的題材紅極一時。其一是貨幣理論的爭議；其二是人力資本的研究；其三是產權界定與交易費用的分析。後者今天被稱為「新制度經濟學」，我從第一天起搞到今天。時間不可能再好，而我是第一個推出合約理論的人，佔據了這門學問的中心地帶，於是有天時、地利、人和之便。



掌握失誤，有三個原因。其一是選大不取小，選了幾項過於龐大的題材，力不從心。其二是否決了自己提出的「卸責」理念，對這理念發展出來的博弈分析不聞不問，成為離群之馬。其三是一九七九年起轉向中國經濟改革的分析，雖然學得多，有新見，但不是國際關注的學術話題了。



人類不可以沒有英雄。這些英雄今天都跑到哪裡去呢？跑到工商業那裡去。

黃牛也有道

香港迪士尼樂園開幕，有人在門外賣黃牛門票，低於原價，因為有些內地客趕不及享用。迪士尼報警，警方拘捕了一男一女。迪士尼何必報警呢？沒有串謀的炒黃牛，對老闆有益無害。



一位律師解釋，說香港的法例，是在網上賣黃牛票，高於原價的犯法，低於原價的不犯。（這是說，網上與街上的黃牛法律有別。）香港政府是否嫌錢多，要管這些市場瑣事呢？法治高明如美國與加拿大，網上炒黃牛票無日無之，政府不管。炒黃牛一般起於消費者的預期失誤。我老早不打算去看某節目，臨時要過癮一下，願意出高價，有黃牛之便於我有利，其他人也有利。或者我早就買下門票，臨時有事不能參與，委託一位黃牛佬替我把門票轉讓，於我有利，黃牛老兄有利，因為我放棄而得門票的人也有利。



香港五十年代，電影院炒黃牛盛行。影院的老闆一致反對，逼使政府立例禁止，於是影院門外「散水」之聲頻頻，警察老兄東張西望，勁力十足，拉不到黃牛，但有茶錢落袋，熱門電影有骨落地也。



為什麼昔日香港的影院老闆反對炒黃牛呢？因為售票員與黃牛佬串謀，開場前先「賣出」最佳座位的一部分，黃牛炒不出去可以退回給售票員。這樣，老闆反對炒黃牛理所當然，但為什麼香港政府當時嫌錢多，要替影院老闆免費服務呢？老闆管理自己的生意不善，禁止炒黃牛理應由老闆出錢。可能當年香港的警察局隻眼開隻眼閉，要讓低檔次的差佬賺點外快。



八十年代，神州大地的客機往往買不到機票，說是沽清，但上機後座位卻空空如也。想來可能是航空公司職員與轉售機票的旅行社一起發明的惡作劇，拜昔日香港的電影院為師。



香港迪士尼發現炒黃牛是開幕的第一天，不可能有上述的串謀，報警拉人既不明智，也損害了自己的形象。



寫過了，世界大都會倫敦，不斷上演的好幾套音樂劇永遠是全年賣清光，有時甚至沽清兩年座位。然而，黃牛販子有不同級別，皆設立檔口，只要顧客出價夠高，開場前幾個小時可得門票，上佳座位也如是。我的解釋，是音樂劇的老闆不反對黃牛安排，讓他們判斷個別顧客，以高價招呼像我那種事前沒有預訂門票的旅遊者。這是經濟學所說的價格分歧，老闆出售的票價會因而較高，黃牛與遊客皆得益，何害之有？



幾個月前要看世界乒乓球決賽，太太在上海找到一位黃牛仁兄，說擔保只要我們不嫌價高，任何時候都有門票。說明是最佳座位，票價比原價高出大約百分之五十。殊不知男單決賽都是中國選手，不少持票的不要看。黃牛仁兄於是說，等等吧，開場前半個小時的票價會更低。他擔保一定有上佳座位的票，後來我們以半價得享最佳座位。黃牛也有道，炒賣已經出售了的票，受損的是誰呢？



老闆反對炒黃牛，主要是因為上述的串謀使老闆受損，但既然起於老闆自己管理不善，報警拉人的費用應該由老闆負責。一位朋友說黃牛可能賣假票，應該禁止。賣假貨應該禁止，但我沒有聽過有假黃牛票這回事。說過了：黃牛也有道。

炎黃子孫的能耐

今年一月，依照世貿協議，歐洲與美國取消了中國紡織品的進口配額。中國紡織品跟著大量湧進，歐盟與中國達成協議，重施配額至二○○八年。美國與中國談不來，要在十月一日單方面重施配額，看來還會再談的。



中國的紡織品大舉湧進歐美，使歐美陣腳大亂。一個因素，是進出口商預期政府會重施管制，於是搶先輸進，但主要的因素還是歐美的政府事前算錯數。世貿協議不是話協就協，而是經過多年洽商，大家討價還價，互相認為有利可圖才協定的。該協議施行後中國義無反顧，言而有信，但歐美卻顯得手忙腳亂，叫起救命來。為什麼呢？壓力團體的麻煩他們不可能不預先知道，而世貿協議的條文早就請教過壓力團體。結論只有一個：歐美的政府低估了炎黃子孫的生產力，低估了很多。



思往事，感慨千萬。抗日勝利六十週年，到處大舉慶祝。有什麼值得慶祝呢？當年以國小知名的日本仔東炸珍珠港，同一天西炸啟德機場，跟著派兵佔領太平洋一帶，餘下來一小撮蘿蔔頭就把神州殺得烏天黑地。這是恥辱。要是在夢中你問我這個老人家要怎樣「慶祝」才對，我會說：再打過！



說炎黃子孫貪生怕死不對，但歷史說漢人是不喜歡打仗的。中國人有時欺騙，有時盜竊，假冒頻頻，而今天在網上喜歡吵罵，但沒有幾個是魯迅筆下的阿Q。他們吃得苦：一個女人可以一隻手抱嬰兒餵奶，另一隻手車衣；一個農民可以只憑一瓶清水，幾片麵包，跑到工廠區作園藝十七個小時。他們肯拚搏：抗戰期間，上海拉黃包車的苦力，操業後平均壽命只有五年，但明知故犯，參與者眾。他們的手工藝好得出奇：壽山的微雕可以納須彌於芥子，蘇州的刺繡不見到不會相信。他們沒有讀過多少書，大智慧談不上，但小聰明所在皆是。



前些時到浙江的義烏一行，那個以小商品市場知名的地方。觀察後，我對同行的一位朋友說：中國的商人很奇特，只有數分錢利潤的生意他們也做的。這位朋友的觀察力不俗，立刻點頭說同意。天生使然吧：中國的商人永遠不算歷史成本（過去的成本不應該算）。他們可以跟你議價半天（成為歷史成本），然後多多少少總要做你的一小點生意。



回頭說世貿協議，經過好幾年的洽商期，老外就是摸不準上述的炎黃子孫的能耐，於是「中了計」。其實打錯這種算盤沒有什麼大不了。地球一體化看來是早晚的事，調整不夠快，或反應遲鈍，會有一大段麻煩日子，也會讓不知就裡的輿論吵得頭痛。但經濟學裡的比較優勝定律不可能錯，開放貿易會互相得益，只是在調整期間，某些人會受損，或要轉業，或收入下降。個人認為無可避免的大局轉變，早一天「走位」適應是理智的。



不管怎樣說，我還是擔心中國老百姓的教育問題。能到國外求學的是很少數，而喝過洋水的今天在國內高人一等，顯示著不大妥當的中西歧視。國內的學子求學認真，但大學一般辦得不好。是敏感的話題，有機會我總要批評一下。我的遺憾，是中國還沒有出現一群搞大學問的人。我知道，在適當的環境下，小聰明是會升為大智慧的。

從中西兼通數天下評論英雄

一位四十八年前在多倫多認識的朋友，闊別了四十六年，最近再遇上，一杯紅酒喜相逢，知道他在生化研究上殺出重圍，是世界級人物，不勝欣賞。暢談間他說常看《壹週刊》。我問：「《壹周》有什麼好看的？」他說：「那裡的專欄作家是香港最頂級的了。」



為老不尊，我想：「有冇搞錯！阿康一本正經，不敢惹他，但蔡瀾、陶傑與區區在下，怎可以認為自己的專欄比『單衣試酒』的日本妹好看呢？然而，《壹周》卻把日本妹逐出場外。」經濟分析於是立刻在腦中轉。



不敢說發了達的肥佬，不敢動御用大狀馬丁，也不便波及才女李碧華。朋友，你認為蔡瀾與陶傑會選自己的一篇專欄呢，還是與一個美女有片刻時機？我不說，你猜猜吧。區區在下又怎樣選呢？我不說，也不准你猜。



是重要的經濟學問，認真的。一個才子的一篇專欄的價值，比不上獨佔一個美人片刻，但在《壹周》欣賞不能獨佔，美人卻又鬥不過才子專欄。想深一層，就算君子如我這個大教授，一個美人在公眾舞台上展出渾身解數，怎樣也比不上這個美人在關上門的一室之內，單對單的對我嫣然一笑！



經濟學歷來有這樣的一個困難話題。物品有共用品（public goods）與私用品（private goods）之分。前者是指我享用，無數其他人也可以一起享用（例如電視節目）；後者是指我享用，其他人不能一起享用（例如吃蘋果）。共用品的經濟分析很困難，自米爾（J.S.Mill,1848）的燈塔起吵了百多年。然而，整個吵鬧的分析，是作為共用品，增加享用的人數，不會影響這共用品對任何一個享用者的價值。這假設顯然有問題。美人一笑，有共用品的特徵，也可以共用，但關上門來單對我笑，個人的價值狂升。這解釋了為什麼有錢人往往把共用品改作私用。



寫上述遊戲文字，是為了示範一下自己的評論專欄是怎樣寫成的。切忌拘謹，放鬆放鬆，在空中亂抓幾下，得題材，閒話幾句就憑想像力天馬行空，務求生動過癮，有關的學問不妨都搬出來。論點是對是錯屬其次，文字讀不通暢就玩完。可以高傲似李太白，也可以瀟灑像蘇東坡，但怎樣也不能把自己放在讀者之上。



咬緊題材，但可以東南西北到處飛，彷彿牽著一線放風箏，要放則放，要收則收，欲擒先縱。個人的經驗，是這種寫法最具說服力。放到哪裡由字數多少決定。寫專欄有大約的字數規限，老手要長則長，要短可短，處之泰然：文成後電腦算字數，與意圖的差不到百分之五。行行有狀元，可以信矣。



阿康數次向我提及西方幾位評論專欄大師，佩服得五體投地。這些名家以前我讀過，讀不多，為寫此文再拜讀一下，認為他們的英文有風格，也有文采，而作者世故深，觀察力強，聰明。但他們寫的是經濟學之外的話題，沒有科學規格，分析力如何不易打分。個人認為，這些大師不懂得放風箏，說服力於是不怎麼樣。



老外的經濟大師寫評論，專欄功力及不上阿康的幾個偶像。這幾年大紅大紫的克魯曼我還沒有機會讀過，熊老弟秉元曾經把他與我相提並論，有機會一定拜讀拜讀，說不定可以偷師。貝加的分析力冠於行內，但他的經濟評論專欄卻看不出來。我嫌他寫得太拘謹，也脫不了大教授自上而下的意識。始創經濟專欄的可能是佛利民，停筆多年，當時寫得比對手森穆遜生動過癮。於今回顧，佛老的變化不夠多。用不同題材重複觀點，有增加說服力之能，但個人還是認為放風箏的方法較為上算。



幾天前在《還斂集》發表《中文有機會成為國際語言嗎？》是觸發寫本文的起因。姑勿論中文會否成為國際語文，無可否認的是鬼仔學中文的急速上升。六十年代後期日本經濟起飛後，老外學日語熱鬧過一陣。今天的中國是當年的十個日本，中文國際化的機會理應高十倍。



撇開中文國際化不談，地球一體化（globalization）正在發生，看來會繼續發展下去。這樣看，將來寫專欄的天下高人是要中西兼通的了。語文不一定要中西兼通，但文化中西兼通是需要的。地球一體化，文化懂西不懂中或懂中不懂西，不可能成為評論專欄高手。花落誰家是個有趣問題。



我不客氣地考慮自己，認為如果以英文下筆不會寫不過阿康拜服的幾位偶像，而自己對中西文化的認識，是真是假可以擺擂台。可惜快七十，超齡，而評論比賽是沒有老人組別的。在香港的後一輩中，我這個老人家真的想給他們打打分，排列一下，但恐怕給阿康殺了。還是按地區說說吧。



論知識，西方寫手優勝無疑問，但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卻遠不及炎黃子孫認識西方文化。今天，就算不懂英文的國內學子，不能不讀到那裡的書店滿是關於西方文化的中文或中譯書。目前國內寫評論的大不乏人，不少具天賦。問題是國內寫評論缺少了應有的言論自由，而出版行業由國家操縱，不像私營的刊物可以出高稿酬發掘天才。四十年前，美國一個不愁沒有刊物提供地盤的寫手，相當平庸的，家中有游泳池，當然包括住洋樓，養番狗了。



是的，國內的讀物市場大得驚人，不怎麼樣的刊物動不動銷數十萬份，廣告收費比香港高出好幾倍。我因此推斷，如果北京略為開放言論，容許出版私營，牌照無禁，讓肥佬那樣的人到國內大展傳媒拳腳，那麼十年後，天下的評論英雄必有炎黃子孫混在其中矣。



今天的形勢，是香港的讀物市場小，臥虎藏龍會繼續臥、藏下去。台灣的市場大三倍，但那裡的文化很奇特，除了三幾位，其他寫手的文體在大陸沒有市場。



曾經建議肥佬在香港搞英語刊物，但他認為市場太小，不夠刺激。我想，如果他搞，飽讀番書的董橋與陶傑怎樣想我不知道，但阿康與我多多少少會趁機表演一下。嚇鬼子佬一跳不是很有趣嗎？

地球今天很不平！

九月二日報載，在紡織品話題上，中、美談不來，美國決定十月一日重施配額，限制幾項中國紡織品進口。還要再談的，最後結果如何不得而知也。



依照世貿協議，今年一月取消配額後，中國的紡織品大量湧進美國。後者要重施配額，沒有違反。該協議說明，如果進口國的市場受到大震動，可以申請重施管制。翻譯出現了嚴重失誤：中譯說重施管制只能為期一年，不得再申請，但英語卻說「除非再申請」。協議指明文字如有分歧，英文為準。



這次會談不成後，美方對重施配額的解釋，是要「demonstrate this administration's commitment to leveling the playing field for US industries by enforcing our trade agreements.」形容得恰當。足球大賽，球場高低不平，有欠公允，先要level球場才比賽。紡織行業，中國的工資低很多，球場不平也，配額有推平球場之效。困難是地球比球場大很多，推平這處其他多處推不了。反對美國重施中國紡織品配額的美國進口商說，以配額再約束中國的紡織品進口，他們會轉到數之不盡的其他有廉價勞力的國家去，對美國的紡織就業不會有幫助。



是的，地球今天很不平。



最近歐洲重施配額約束中國紡織品進口，市場缺貨，學子開課買不到新衣服，吵得政府一頭煙。那裡的紡織商知道中國紡織配額會取締，好些早就結業。再大興土木設廠產出嗎？還有三年，重施的配額再會被取締，不容易賭這一手。



電腦科技是美國發明的，軟件設計先聲奪人，但這幾年印度軟件專才的工資低很多，軟件外判時尚，而阿差之外，這外判也跑到中國來了。為什麼美國不以配額推平軟件比賽的球場呢？外判通過衛星的訊息通道，政府干預不了！然而，美國因為軟件外判而失業的人不少，不見有人遊街抗議。何解？因為軟件專才的薪酬遠在最低工資之上。另一方面，外判之下軟件成本急速下降，對美國的商業與消費者有利，整體得可償失而有餘也。邏輯說，紡織品也如是，只是美國的紡織工人有最低工資保護，失業轉工有困難。



是不容易理解的政治話題。諾貝爾經濟學的獲獎者，絕大部分是美國人，其中不容易（應該不可能）找到一個贊同美國重施中國紡織品配額。說明什麼呢？說明懂經濟的經濟學者，加起來在美國的影響力是零。布殊總統是個自由經濟的信徒，曾經為佛利民的九十大壽大排筵席。重施配額看來不是他的主意。說明什麼呢？說明權力大如美國總統，鬥不過一些壓力團體及為這些團體工作的議員。



說過了。美國地大物博，人傑地靈。站在世界經濟一哥的有利陣地，地球一體化，可以給資本家「剝削」的廉價勞力暴升，經濟一哥理應笑逐顏開。然而，目前的形勢是倒轉過來，一哥仇視廉價勞力，豈不是奇哉怪也？廉價勞力怎可以難倒有錢有知識的人呢？將來的歷史會記載，這是二十一世紀初期的一個怪現象。



朋友，想想吧。錢在我手，知識由我掌握，你沒有錢，讀不到幾年書，要在經濟上把我殺下馬來，談何容易？這樣看，美國今天對球場不平的投訴，起於兩方面。其一是球場不平，優勢在資本與知識俱佳的美國，但他們奇怪地不懂得利用。其二是在一個大時代的轉變中，優勝之邦內免不了有一部分人受損——那些歷來靠政府協助的人。這些人今天要求政府增加協助，從重施配額看來，政府是唯命是從了。

中文有機會成為國際語言嗎？

看官要讀清楚本文題目。我不是問「可不可以」，或「會不會」，而是問「有沒有機會」。「可不可以」是蠢問題，因為原則上任何文字都可以成為國際語言。會不會呢？昨天我說不會，今天很難說。有機會嗎？昨天認為沒有，今天認為有的。



五十年代到北美求學，英文之外不少學子學法文、德文、西班牙文，而到了六十年代後期日文也有不少問津者。無可置疑，七十年代起國際通訊的費用開始下降——今天跌到近於零。統一國際語言不難理解，而英文是被選中了的。六十年代美國的大學，博士生被規定要有第二語言（asecond language）。但到了七十年代，這規定一般取消了。國際通訊發達，英文佔了先機，普及國際，要取代談何容易？



要把英文趕出國際市場是不可能的。問題是中文有沒有機會成為國際通訊的第二語言呢？最近再考慮這問題，認為有機會，而且看來機會不少。理由如下。



（一）說過了，英文的表達能力比中文強，但效率不是那麼高。別的不說，單是我花了年多時間編輯、校對自己的英語論文結集，勞師動眾，不容易清除錯漏。電腦幫一點忙，但幫助不大。同樣的工作，中文容易好幾倍，其中原因說來話長。



（二）昔日中文不能自己打字，今天用電腦打中文字如斬瓜切菜，快的一分鐘打二百字。據說鬼仔不需要懂中文字，用拼音打進去，中文字會跑出來。



（三）英文實在難學。一個中文中學畢業生的中文寫得通一般文章，一個中文本科畢業生的中文可以寫出讀得通的論文。英文呢？十之七八的鬼仔本科畢業寫不出可讀的論文，不以英文為母語的更是過於苛求了。



（四）這些日子網上有些鬼仔說，中文的文法遠比英文容易，開始懷疑英文的嚴謹文法規格是否多此一舉。他們顯然認為中文可以不計較文法而讀得明，解得通，而說到英文動詞的變化，就是我這個曾經千錘百煉的，不用幾年也要溫故知新。



（五）據說在英國本土，修外文的學子今天選修中文的最多。在美國，教中 文的老師今天供不應求。



上述五項的確大幅地提升了中文國際化的可能性。但我要再說清楚，英文雖然難學，始終是一種很幽美的語言，變化多，表達力強。我還是反對香港推行母語教學。學術上的讀物大部分還是英文，翻譯翻得好的不多見，而在世界任何地區職業要攀升，不懂英文總要打個大折扣。就算中文會國際化，為時甚久，而取代英文則遙遙無期了。



另一方面，我要強調，說中文比英文容易學，是說一般應用的比較容易。要把中文學得卓然成家，談何容易！中文真的要寫得好，不能不管古文，不能不管古詩詞的平仄與長短句。要達到「成家」的層面，中文絕對不比英文容易。中文看似簡單，其實是一門湛深的藝術。只是論到中國語文國際化，鬼子佬用不拜蘇東坡為師。



語言是一種通訊工具，今天見到鬼仔學拼音，我驕傲，而想到發展下去中文有機會國際化，我高興。但不要忘記，語文還是一種藝術享受，內裡代表的文化傳統，無論中或西，可以使一個人的生命豐滿起來。我自己就因為中西文化都懂得欣賞而感到不負此生。這樣看，中英二文兼通是起碼的要求了。也是這樣看，中英二文一起國際化是個好主意。

艾師九十矣！

那天阿豐提點，是艾智仁（Armen A. Alchian）的九十大壽。本想掛個電話到艾師正在慶祝的家，但這些年他老人家很婆媽，尤其是談到我的女兒，怕他問長問短，擾亂了他的高興日子，給他電郵祝賀算了。一時間我想到他在洛杉磯的房子，不知多少年他還住在那裡。



不大的房子，很平民化的。第一次到他家時，見到他女兒房中有一幀相片，相中女孩只幾歲。他說昔日帶女兒漫步海灘，遇到一位自稱懂攝影的，替女兒拍下該照，寄給他。我看著相片，說：「這是莫天申的作品，是大師，不是懂攝影那麼簡單。」艾師把鏡框拆開，見到照片的背後果然有莫氏的簽名，很奇怪我能一看就知道攝影者是誰。莫氏的戶外人像自成一家，識者一目瞭然。一九五五年我拜讀過一本由香港攝影家鄧雪峰翻譯的莫氏著的關於戶外人像的書，知得清楚。



艾師的女兒Arline是我在研究院的同學，像她父親一樣，溫文、智慧兼而有之。後來有機會到艾師的家替他和女兒攝影，在屋後的小園，見到父女情懷，互相含情脈脈，一時間不知怎樣處理才對。當天聽到Arline說：「爸，你的頭髮開始斑白，過不久是五十歲了。」這樣就過了四十年。最近給艾師祝壽的電郵中，我就提到四十年前他女兒說的這句話。



艾師沒有回覆這電郵，卻在同一時間把另一電郵傳到花千樹出版社那裡轉給我。機緣巧合，只不過早一星期，我把自己搞了一年多的英語論文結集——完整地編好了頁數但還要多校對一次——的文稿寄了給他，厚厚的，說明是獻給艾智仁、巴賽爾及赫舒拉發。剛好在艾師九十大壽的那天寄到，可謂神助。



老人家對後輩是仁慈的。四十年前的艾智仁溫文有禮，謙謙君子，但思想敏銳，智商超凡，不容易聽到他稱讚一句。認為某些偉論錯了，他只是笑一笑，搖搖頭。二十多年前他有了改變，開始讚賞後輩。九十歲的今天，他讚得更慷慨了。最近給我的電郵，說老早就知道我的文章滿是思想，變化多，每篇要讀幾次云云。



有一點艾師從來不變。五十歲時他有五歲小孩的好奇心，今天九十也如是。我寄給他的那部英語論文結集文稿，高斯的短前言之後是三十多頁的中文長序，其中有些英文名字，也有一句英文。在電郵中他就為了只看得懂的十多個英文字左問右問，要知道附帶



的中文內容在說什麼。他以自己的想像力來跟我幽默一番，問文中有沒有含意著不懂中文的都是barbarians！看官須知，這是二百多年前乾隆皇帝給拜訪神州的英國欽差大臣帶給英皇佐治的信中說得清楚的。那封信是難得一見的奇文典故。今天中國的經濟大有起色，艾師就想到「乾隆盛世」的有趣往事了。



多次提及過影響我思想的師友，但如果只選一個，那是艾智仁：沒有他不會有我這個經濟學者。不可能有更巧妙的際遇。我開始聽艾師的課時，他四十八，如日方中，思維高處頂峰。我呢？還有兩個月二十八，腦子開了，思想入了軌道，而更重要的是熟讀了當時所有重要的關於價格理論的文獻，每試必列前茅，在傳統的基礎上沒有什麼欠缺的。



聽艾智仁的課把我嚇得魂飛魄散，覺得自己在價格理論上還沒有真的入門！他不用方程式，也不用圖表，只是行來行去，提出小孩子的問題，淺得我答不出來。何謂價格？何謂功用？何謂競爭？何謂成本？



所有書本都教價格是怎樣決定的，艾師卻說價格怎樣決定不大重要，重要是價格決定什麼。所有書本都說功用是量度快樂或享受，艾師卻說與快樂或享受無干，功用是武斷地以數字排列選擇。所有書本都說有壟斷就沒有競爭，艾師卻說凡有社會必有競爭，而競爭與缺乏、產權等理念相同。所有書本都說成本是放棄了的機會，艾師卻說是最高的代價，而重點是「最高」，跟著把成本的理念推到天際那裡去。



我這個人沒有什麼真的創意，但學得快，可以舉一反三，有本領把假的創意與真的魚目混珠。得到艾師「何謂價格」的提點，我後來推到不用市價會導致租值消散，發表了受到重視的《價格管制理論》。得到艾師「何謂功用」的提點，我後來提出可以觀察作為驗證理論的重要性，從邊際替代的方法入手，以財富量度，解釋了中國的兒女產權與盲婚合約。得到艾師「何謂競爭」的提點，我後來把局限條件慎重地作為競爭條件處理，於一九八一年推斷了中國會走今天的路。得到艾師「何謂成本」的提點，我後來在租值的處理上殺出重圍，成功地再闡釋上頭成本，替生產成本找到完滿的解釋。



任何人的一生都曾經受到外人的讚賞。這可能是上蒼規劃下來的鼓勵人類生存的法門了。我平生給外人彈的讚的不計其數。上蒼可能不知道，我對彈的聽而不聞。讚的呢？那要看贊者是誰了。艾師的感染力，是每次讚我半句，輕輕的，我到今天還記得，如數家珍。三十年前他寄我一封信，起筆無端端地說：「親愛的史提芬，你是個天才！」中了小搖彩，這封信我今天還保存。



這次艾師傳來的電郵，讚的主要不是我，而是我的孫兒。事緣我的太太於去年攝了一歲大的孫兒的照片，以每兩個月一幀製造了一個日曆，寄了給艾師。在電郵中他是這樣說的：



The picture nearest the Steve I first met, was the one for May and June. So all month long I see and "talk" to "Steve." He's showing brilliance, as you did.



有師若此，不枉此生！

《還斂》回頭話智英

《還斂集》要停筆，黎智英說不要停。他解釋雖然《論壇》不便寫抒情文字，可以寬容，只是最好不寫那麼多。自己從來不想多寫抒情文字，因為不是箇中能手。問題是我專長的分析文字不易寫，要有些雜文讓自己的腦子鬆弛一下。只寫分析文字不容易按期交稿，如果其間沒有雜文調劑，很頭痛。



好比不久前在這裡發表《要解決雙軌一價》，論人民幣匯率，是難得一遇的重要分析。當我靈機一觸，想到人民幣的強勢與中國對外總貿易的順逆差沒有關係，跟想到人民幣的匯率早就在國際產品市場達到均衡，人民幣的強勢只能來自還沒有開放的資本項目，出現了雙軌一價這大問題，我知道重要，道理簡單，但還是要反覆推敲幾個晚上才動筆。



抒情文字寫壞了無所謂，大可一笑置之。分析文字推錯了可能闖大禍，比較重要的輾轉反側是例行的過程了。我有能力寫得好，但代價高。抒情文字混雜其中可以減輕代價。



也算巧合，剛剛對一位朋友大讚黎智英，把他捧到天上去。為什麼呢？因為聽到台灣的《壹週刊》與《蘋果日報》都賺錢，且升勢可觀。不容易相信，但發生了。如果三、四年前有人跟我打賭，賭大的，我可能輸身家。當時所有知道情況的朋友都不敢看好，今天大家的眼鏡不知跌到哪裡去。



十多年前智英下注《壹週刊》，友儕中第一個看好的是駱友梅（為此我對林太衷心佩服）。朋友一般看不準，而出版專家鄭大班是大淡友。我當時認為《壹周》有機會，因為香港知識分子的時間愈來愈寶貴，廉價成本的讀物他們不會花時間。智英重金招兵買馬，做得對，後來他辦《蘋果日報》我也這樣看，也認為「蘋果」這名字起得實在好。



智英進軍台灣，我的看法不同了。那裡的文化與香港的是兩回事，而智英是香港長大的。當時台灣的《聯合報》進軍香港，風格搬出台灣那一套，我一看就覺得成功希望不大。此乃老弟進軍台灣困難之一也。台灣當時有三家大報，雜誌無數，很多出重本，報章差不多一律虧蝕。此乃困難之二也。在台招兵買馬，遇到的是一種有組織性的市場，不像香港那樣簡單。此乃困難之三也。猛虎不及地頭蟲，因為傳統組織的約束，聽說到今天《蘋果》在台灣還是靠市面銷售，沒有訂閱派送。此乃困難之四也。



在上述的困難下︱︱應該還有其他的︱︱今天《壹週刊》成為台灣銷量最多的雜誌，遙遙領前，而《蘋果日報》據說也如是。這是不容易相信的成就了。當然，辦公眾讀物，只要銷量多，讀者的收入水平可觀，廣告商知所適從。



認識智英老弟多年，我還是摸不準這個人的功夫。說他夠勇當然，也知道他見勢頭不對會退得快。只有「蘋果速銷」那一趟他收手太慢，中大計，可能是當時吵得沙塵滾滾的網上科技誤導了他。



幾年前一位台灣朋友考慮投身壹傳媒，問我對黎智英的看法。我說：「其他的我不清楚，但如果讓這個人有足夠的錢在手，帶球進攻他的確有板有眼。朋友中，生意帶隊打攻波我沒有認識一個更有章法的了。」

攝影沙龍的啟示

國際攝影沙龍是一項比賽玩意，五十年代起香港的攝影家雄視天下，有半個世紀的霸權了。不容易想得出一個城市在任何造詣上能有這樣的佳績。然而，從較為廣闊的攝影藝術看，沙龍作品不受重視：西方的攝影大師往往嗤之以鼻。一個可能是他們鬥不過，葡萄是酸的；另一個可能是沙龍作品的確有點老土，有點俗氣。



是好是壞，入選或獲獎的沙龍攝影作品不容易——技術不容易，美景也難求，往往要碰巧。是美國攝影學會搞起來的玩意：每個參選者最多出四幀作品；每個沙龍可用同樣四幀；在一個沙龍入選過的作品不能再用於同一沙龍。成績由該學會統計，每年入選最多的前十名被排列。入選不難也不易（七八幀選一常見，而參與的攝影者多是老手）。歷來入選命中率最高的應該是五十年代香港的張汝釗。



從表達感情的藝術看，沙龍攝影不怎麼樣。從美觀與技術的角度看，很有兩手。從難得的角度看，有點苛求。從創意的角度看，技術變化多，思想平平，互相抄襲的作品無數。最頭痛是不管遇到什麼奇觀絕景，懂的不懂的都有機會攝得佳作，分不開來，個人風格談不上。人的感情不同，但作品一樣，是攝影被貶低為次等藝術的一個原因。另一方面，一個初學的可以還未入門就攝得入選沙龍甚至獲獎的作品，成就感來得容易，因而參與者眾。



我是一九五五年開始搞沙龍攝影的。像今天無數青年一樣，搞得很用功。入選沙龍有滿足感，而一起搞的朋友多，很熱鬧。沙龍攝影是很認真的攝影，當年成本相當高。張汝釗、簡慶福等人家境富裕，此外好此道者很多是醫生。當年我十九歲，零用錢不足以大搞。從相對的價格看，今天的成本比五十年前低很多，加上有電腦、掃瞄等科技協助，是另一個世界。



當年搞的是黑白攝影。上佳的黑白相紙到了七十年代逐步停產了。論黑白作品的質量，今天比四五十年前的差很遠，但因為材料停產緩進，逐步退化，只有像我那樣的古人才知道質量下降了那麼多。當年搞黑白，作者自己在黑房操作，有很多法門可以把作品的質量提升。



相比之下，今天的彩色攝影材料可以產出的質量，當年無法想像，而這些日子有了電腦的協助，神乎其技，無話可說。很替陳復禮可惜。老早就終止了攝影的古人是一回事，但復禮繼續多年，終止時剛好是電腦協助有大成之際。可以說，復禮沒有真的享用過先進的科技。



科技幫大忙，但走火入魔的例子不計其數。我的觀點，是作者要表達的是自己的感情與思維，應該只讓科技協助表達自己要說的。問題是今天的科技可以做那麼多，不少攝影者被電腦牽著鼻子走，拍攝時老是想著科技可以怎樣出術，忽略了自己的感情表達，忘記了自己要說些什麼話。



我認為這個不幸的「出術」發展源於沙龍傳統。沙龍傳統是一個求難得、求美觀的傳統，作者的情感表達與哲理思維是不重視的。一張作品的評審時間只有幾秒鐘，不夠「搶眼」的會立刻遭淘汰！在這傳統下，感人的好藝術甚少，要多看一分鐘才能體會的有深意之作不可能入選。



沙龍攝影還有另一項大麻煩。那就是為了要作品入選，作者不能不著重於評審員的品味，或跟著影友們入選成績好的作品的路線走。這是重蹈法國十九世紀的學院畫（比賽入選畫）的覆轍了。美觀，技高，其他一無是處。是的，當年參與攝影沙龍的隱君子的確大費思量。他們精打細算不同地區的不同評審團的不同品味，衡量入選的命中機會，嘗試幾個沙龍而成績欠佳的就要換作品了。



經過兩年繼繼續續的沙龍玩意，一九五七年我抵北美，不再參與。在多倫多的圖書館拜讀了差不多所有前輩大師的作品與理念，嘗試搞自己的攝影藝術，發覺要脫離沙龍傳統非常困難。刻意地要攝得與沙龍作品不同，不好看，也有點怪，而比較稱意的卻有沙龍作品的俗氣。先入為主是個大約束。



我要到一九六三——六年之後——才開始脫離沙龍約束，再加兩年，想出了一種處理光的方法，才真的找到自己——自己要作品怎樣就怎樣，完全不管他人怎樣想。這樣的作品很有滿足感。那時在加州拜我為師的不少，而一九六七年在長堤博物館舉辦的個人攝影展覽，很成功，但當時決定了以經濟學為生計，個展後放棄了攝影。



近兩年再搞，大搞特搞，搞了十八個月，封機了。這次搞的是彩色，有先進科技的協助，但處理手法是一九六五年想出來的那一套。出了七本書，六百多幀作品中有一半不下於四十年前的稱意水平，寶刀竟然未老。另一方面，細看今天的沙龍作品，技術變化豐富了，器材顯然有了不起的改進，但撇開了這些，品味還是數十年前的沙龍傳統。為了好奇，最近我拿自己的「脫龍」作品嚐試沙龍。朋友替我選出四幀，是脫龍中最接近沙龍傳統的。成績如下。

四幀作品中自己最喜愛的一幀成績奇差，二十多個沙龍只入選一次！更奇怪是香港地區的五個沙龍——我重視這地區因為是國際沙龍的少林寺，又是一區之內，文化與品味是同一傳統；每個我提供的四幀參選作品完全一樣，大小一樣，裝裱也一樣。



成績呢？極端的不一樣！一個沙龍四幀全部落選——交白卷也。一個入選一張；一個入選兩張；一個入選三張。最後一個，據說是最多人參加的，四張全中，其中一張獲金牌，一張獲銅牌，而四張被選為最佳的全套作品，再獲金牌一面。在一個沙龍四幀作品拿得三個獎牌很少見，而據說九個評審員投票選最佳全套是一致的選我那四張。



這說明什麼呢？地區一樣，文化相同，評審者都是沙龍箇中能手，五個沙龍皆國際性，參選者或多或少，但作品大致一樣，我怎可以一個沙龍交白卷，考個零分，而另一個成績冠於地球呢？前思後想，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沙龍傳統在香港開始瓦解，一些評判喜見新風格，另一些還是轉不過來。

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

——這幀作品表達了陸游《詠梅》的詩意，但入選沙龍的機會甚微。（張五常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