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來之筆

位於灣仔北的中國文物展覽館，經常有藝術作品展出，是我常到的地方。那裡的展品通常水平平平，雖間有名家之作，但往往不大可靠。不過，我還是常去參觀，因為他們展出的變化多，五花八門，石頭、古玩、古玉、書畫、水彩畫、蘇聯畫等，好或不好總值得一看。

兩星期前，內子和我到該館參觀，像以往一樣，事前對其所展什麼毫不知情，踏足其間，有什麼就看什麼。（好幾回，到了那裡什麼也沒得看，因為員工正在清理場地，忙於安排「下回」的新展品。）

這次到該館時，見門外大字寫著「明清書畫精品展」，心想：這個地方有什麼精品呢？殊不知進了場中，第一幅見到的是明代張瑞圖的書法。我仔細一看，對內子說：「這幅張瑞圖的書法是真，也算是好的，不知道他們賣不賣？」再看第二件作品，我又嚇了一跳，說：「這是明末黃道周的書法，雖然不算是精品，但假不了，這個地方為什麼突然重要起來了？」

轉看第三幅書法作品，我眼前一亮，驚叫一聲，說：「這書法顯然是大師的作品，但那是誰呀？」心裡暗想，字不是王鐸，不是董其昌，也不是倪元璐的，明清兩朝還有誰有這樣的功力呢？

看下款，署名是白陽山人。那是陳淳（一四八三——一五四四），是明代中期的一位重要書畫家。陳道復的書法我見過不少，但從來沒有見過那樣精彩的。那是一件手卷書法作品，大約十五呎長，寫的是草書，有數百字之多，不可能是碰運氣之作。

欣賞良久，我認定那是難得一見的國寶，於是找到一位場內的辦事人，問那陳淳手卷賣不賣的。他笑說不賣，因為場內展出的都是天津博物館的精選作品。真是有眼不識泰山，冒犯了！

其後黃君實、陳德曦等鑒賞家都不約而同地大讚陳淳這件作品，說從來沒有想過陳氏寫得出這樣令人拍案叫絕的字。

是的，在中國的藝術歷史上，陳淳重要，是因為他以書法作畫的創意超凡，影響了後來的徐渭、朱耷（八大山人）、鄭板橋等高手。但從書法本身的功力看，陳淳卻稱不上是大師——在行草書法大行其道的明代，陳道復的位置應該在前五名之外。只有這一件手卷，則大可與王鐸、倪元璐等書法大師分庭抗禮。

毋庸置疑，該手卷是神來之筆。不是「碰彩」，而是「神來」。

神來之筆，是任何樂於創作的人夢寐以求的。一些人，像明代的文征明，神來之筆似乎永遠不會出現；另一些人，像徐渭，神來之筆不很多，但也不少。藝術如是，科學亦如是。

天才絕頂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其創立的「相對論」是神來之筆。今天，好些學者認為，愛氏自「相對論」以後，沒有什麼值得令人拍案叫絕的「發現」；另一方面，有些專家不明白人的腦子怎可以把相對論想出來的。這樣的「神來」，史無先例，僅僅一次也足以驚天動地了。牛頓也有類似的情況：他的三大定律，是他逃避瘟疫的兩年中想出來的，之後就再沒有什麼。

大名鼎鼎的科學家，不會像我們明代的文征明那樣，有「大名」而沒有「神來」的。然而在科學上，筆筆皆「神」的並不多見。我想來想去，歷史上，幾乎筆筆皆神的科學家只有一個：達爾文。有些人認為達氏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我有同感。

經濟學是一門科學，專業所在，我對它知得較多。恩師艾智仁出道時的一篇文章，題為《進化論與經濟原理》的，是神來之筆。其後艾氏的佳作不少，但說不上是「神來」。高斯在一九三七年發表的《公司的本質》與一九六○年發表的《社會耗費問題》，皆神來之作，其它的也就談不上。但已故的夏理必艭像桴h才，佳作俯拾即是，卻沒有一篇神品。一九九一年謝世的史德拉是個天才，妙筆生花，文采為當代經濟學界之冠，佳作甚多，但稱得上是神品的，我卻想不出有哪一篇。五十年後，行內人可能不會記得史德拉的大名。差不多凡作皆「神」的經濟學者，歷史上似乎只有一個：那是四十年多前謝世的、耶魯大學以他而知名於世的費沙。

縱觀上述及其它我所知的眾多例子，我不妨在這裡為「神來之筆」這個現象作一些總結：

其一，有天才及有學問的人，不一定會有神來之作，但有神來之作的必是天才。（在攝影藝術上，我常說何藩是個天才，因為他的神來之作最明顯。）

其二，神來之作的完成不是靠理性分析，而是靠一種靈感。這靈感來去無蹤，莫名其妙，但很特別，遠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到的。

其三，除了達爾文、費沙、莫扎特等很少數的人，有神來之筆的天才，其作品大都很不平均——時而精絕，時而粗疏。那是說，一般而言，有神來之筆的人比較怪異，或起碼勇於嘗試，喜歡在作品上「冒險」一下。

最後一點是：凡是某造詣上有神來之作的人，必定曾經對該造詣埋頭苦幹過。

世界上有三種天才。一種是沒有神助的天才——史德拉是其中一個；一種是偶有神助的天才——陳淳是一例；最後一種屢有神助的天才——像莫扎特——則屈指可數了。

與兒子一席話

是凌晨二時了，拿起筆來，想寫些什麼。久思而文不至，不寫算了。於是掛個長途電話到美國去跟兒子聊天。長途電話費用實在相宜，一分鐘僅付一元八毫多，比在香港打個手提電話幾乎便宜一半，而比起四十年前在加拿大與香港通電話的費用更便宜得多——經通脹調整後計算，今天大約是當時「話價」的七十分之一。

香港星期日凌晨二時，是美國西岸的週六上午十時，兒子不用上課，大可暢談一番。他向來健談，對瑣碎的事知得很多，所以話題一打開，就沒有「悶局」的。

他首先告訴我他寫了一封長達四頁紙的信給高斯（R.H.Coase），一年來只此一封，要向高斯報告一下自己學習的進展。高斯很喜歡我這個兒子，久不久給他寫信。但兒子說，高斯是個諾貝爾獎得主，信上不免要談學術的，但人家是世間學術高人，跟他談學術就似乎有點不自量力，所以下筆為艱。兒子認為這次給高斯一封長信，是因為覺得年來的學習對科學有了多一點領會，可以多寫一點。

大約六年前，兒子進大學不久後，高斯寄給他一本名為The Double Helix的書，促成了兒子有此決定：將來以研究生物的基因為職業。這本書由兩位發現基因結構（DNA）的研究者當中的一位描述該發現的故事，寫得精彩絕倫，過癮得很，是任何對科學有興趣的人非看不可的。我自己早在兒子出生之前就拜讀過，他長大後我曾向他推薦此書，但卻沒有到書店去買一本給他。還是高斯比我細心，親自去買一本寄給小兒，影響了他。

DNA是歷史上最重要的生物學發現。科學上很少遇到這樣的事：DNA結構發現之前，生物學界很清楚地知道有DNA的存在，一致同意它是生命的基本，也理解到若能知道其結構是重於泰山的。但他們就是不知道其結構是怎樣的。

要尋找的目的物既然明確不過，大家於是競爭去尋找；發現了，大家一看就完全同意是對的。也正如當時的生物學界所料，DNA的結構發現後，整個生物學界就有了革命性的發展。

兒子是讀分子生物學（那所謂基因工程）的，同時也讀醫科。這個（兩科）合併要在大學畢業後再讀八年。人類在這方面的知識的積累，多得離譜。近幾年來，每次與兒子談及他學習的事，我就連個大概內容也聽不明白。

這次與兒子在電話中暢談，當然也談及他的學習大計。也真的是「大」計，因為校方替他和六位同學按期洽商，每個學期學什麼，每個暑期又要跟哪位教授作什麼研究等等。作研究，每星期七天，每天十多個小時。我不由得對兒子說，知識重要，但生命的享受更重要。跟著，我告訴他中國從前有一位陶淵明先生，也對他細說「歸去來兮」的故事。

問題是，二十五歲的兒子，對「歸去來兮」不感興趣。他把話題一轉，轉到複製生物（cloning）的熱門話題上。因為不久前一位生物學者以基因工程複製了一隻完全一樣的羊，兒子就讀那所大學的一位教授請他去講一課關於複製工程的事，所以兒子要準備一下。

我問：「你相信cloning（複製）真的成功了嗎？」答道：「很難說，因為還有好些疑問。但關於複製羊的文章是發表在大名鼎鼎的Nature學報上，可信程度很高。我細續後，認為它的複製方法在理論上是對的。不過，複製者要嘗試二百七十四次才成功，在實驗的控制上總會有一些疑問。」他跟著說了一大堆我完全聽不懂的科技術語，我聽而不敢問也。

等他說完，我想了好一陣，還是這樣問了一句：「如果這次複製真的成功，有什麼你要知道的？」他答道：「爸，你要知道，因子（DNA）是會老化的。從一隻長大了（老化了）的羊取出因子，複製幼羊，這複製品你說究竟是老的還是幼的？」我給他一個不大科學的回答：「應該是幼的吧。不要忘記，我是年長了才生你的。」

兒子接著說，要是羊可以複製，那麼人的複製指日可待。我們於是談到一個可以大量複製人的世界，說了好些關於道德、倫理上的事。

兒子問：「爸，你要不要複製人的世界？」我答：「不要的，因為那世界不可能多采多姿，但新加坡信奉優生學的李光耀，也許會贊成。」兒子聽得哈哈大笑。我說：「假如整個新加坡的人都是李光耀，過癮不過癮？」兒子笑問：「那麼，誰幹洗廁所的工作啊？」他又問：「若科技可以複製張五常，你要不要『多』一個？」我想了一陣，說：「不要，因為張五常獨一無二，應該有點專利權！」兒子笑得很開心，可能因為他不用擔心有兩個爸爸。

內子剛從美國回港，我順便問她：「兒子說不久的將來科技可能把人複製。如果能複製一個張五常，你要不要？」她想也不想就肯定地回答：「不要！」

反對強迫母語教學

在報章上讀到這樣的消息：香港中學將會硬性規定推行母語教學，容許以英語授課的中學只剩九十餘間。我很不以為然。

不要以為我崇洋媚外，認為外國的月亮比較圓。正相反，我對中國文化下過很大的功夫，重視中文，雖然不敢說有李白「日試萬言，倚馬可待」的本領，但寫一個字的稿酬，倒可以請李老兄喝一杯劣酒。

我認為在日新月異的今天，香港的中、小學生應該有選擇老師以英語授課的自由，可以有機會在課室裡用英語與老師對答，而同學之間也可以（而且也應該）試用英語交談的。

我是在五十年代到北美留學的。其時，英文沒有今天那樣重要。好些外籍同學，忙著學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顯然是認為這些國家的語文在國際的用途上很重要。到了七十年代，這觀點就不復存在了。今天，真正稱得上是國際語言的只有一種：英語。

為什麼英語會發展成最通行的國際語言呢？七十年代中期，這個發展的趨勢已很明顯。當時我在美國任教職，同事們都喜歡以這發展為話題，常常在茶餘飯後細說一番。其中一點大家都同意的，就是訊息與通訊的發展，風雷急劇，事生於世而備適於事，舉世要尋求一種可以「共通」的語言。至於為什麼英語被選中，其理由就沒有那樣明顯了。（今天我們可能認為選上英語是理所當然的，但在五十年代，好些人認為法語應是首選。）

我不能想像，在可見的將來，英語的國際地位會變弱的。正相反，什麼「傳真」、「上網」之類的科技，其普及一日千里，英語越來越盛行、普遍，是可以肯定的吧。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回歸中國之後，其國際地位對中國的發展更加重要。學生的英語不成是很吃虧的。

我反對強迫母語教學，還有另一個重點。那就是英文很難學，難、難、難，比中文難得多。其困難之處有兩點。第一，英文常用的字彙（所謂「生字」），大約比中文多出五倍。第二，英文的動詞、時態變化微妙，要運用得宜是一件非常不簡單的事。

是的，英文的表達能力很強，但卻不容易掌握、發揮出來。舉一個例，學英文，在字典上學「識」一個字的意思，跟懂得怎樣用這個「字」，往往相去十萬八千里。懂

其義而不懂得怎樣用，不是真正的懂，是以為難。

是否懂英語，並非與之有關的考試成績好就算是懂的。你可以考什麼「托福」（TOEFL）之類的試得個滿分，但一句像樣的英文也寫不出來。另一方面，你可能像我那樣，見到英文試卷就自知不會及格，但卻寫來流水行雲。

一九五八年，我在多倫多自修英語，學得很辛苦，差不多毫無進步。是我之幸，我跑去找一位當時攻讀英語碩士、名為王子春的朋友，向他求教。他說：「要學好英語，唯一的辦法是要活在其中。」真是指點迷津，柳暗花明，今天我還是為之感激的。

一位學生問：「學英語，怎樣才算是成功呀？」我想也不想就回應：「如果你睡時以英語做夢，就算是畢業了！」這是我對四十年前王兄子春的「活在其中」的闡釋。

極力主張中語教學的專家，當然是不會貶低英語的。他們可能認為，把英語作為必修科，進大學時英語考試必定要及格，不就可以嗎？不可以的。生吞活剝的學習，考試考一百分，學習一輩子也不會「以英語做夢」的。

以英語教學也不容易使學生以英語做夢——一般不會，但肯定的是，英語的夢境較為接近了。

時移勢易，今天香港學生的語文水平——不管是中或英——大致上日漸下降。當年在皇仁書院的「番書仔」同學——如江潤祥、韋子剛等——其中文水平大有過癮之處：韋子懂得填詞；阿祥以古文著書立說。

話說回來，我認為，香港的中、小學生，在學校之外用的全是中國語文，又有金庸的武俠小說可讀，畢業後寫封中文信雖然可能別字連篇或措辭不當，但讀得「通」還不會是太苛求的事。若改用中語教學呢，寫得出一封說得上是「通」的英文信，則非語言天才不行了。

書法收藏記

就某些文物而言，我是個收藏的「癮君子」！多年以來，我介紹朋友收藏，替一個基金會收藏，自己也收藏——五花八門的。問題是，我的興趣廣泛，收得雜亂無章，算不上是專家。「雜」而不「專」，有其過癮之處，所以我認為因為「雜」而有時中了招，收了「假貨」，還是值得的。有一項我收得不亂，是書法。

收藏對我有吸引力，因為我可以從他人——尤其是前人——的作品中，欣賞他們的智慧，得到一點啟發。到博物館去參觀，走馬看花，而又不能把作品拿在手上，終夜不眠翻覆地鑒賞，那就看過等於沒有看，缺少了痛快感。對我來說，一物在手，比博物館內的百物「遠」觀優勝。

我曾對書法老師周慧珺說，我是因為有機會細看書法真跡才領會到前賢的用墨之道。是的，我們很難從搨本、印刷本，或甚至幾可亂真的木版水印，而深知前輩高人用墨的方法。但若有原作真跡在手，拿著放大鏡細看其墨色變化，體會自是不同。

收藏，尤其是收藏古物，就有這樣的妙處：一件前人創作的物品，彷彿可以讓觀賞的人直接地體會到作者的構思。即使今人如老友黃永玉，我拿起他贈我的一幀小小的、畫一朵蘭花的畫，對他的思維的感受，似乎比與他挑燈夜談還要來得直接。

我收藏了一些中、外的古畫，但認識甚淺，對畫中的思想不能有深入的體會。深入的體會是要花很多時間的。至於書法呢，我就自覺大為不同了。這顯然是因為親自下筆寫書法，對前賢的書法見解學得特別細心，所以一看作品上筆端的一轉一劃、一提一按，我就對作者的思維有所領悟。

今人的書法，我在學寫之前已收藏了不少，大都是朋友相贈的。學寫之初參閱前人的書法，一律是印刷或複製品。這是很相宜的參閱：數千元就可把一套什麼書法全書買下來。問題是，印製品看得多了，總覺得有點不著「癢處」，不能使我有直達作者的思維的感受。這是我要收藏前人墨跡原作的起因，那大約是六年前的事了。

但我與一些朋友決定有系統地收藏古書法，其實是另有原因。那就是，在研讀中國書法歷史時，我發覺這門藝術有兩個高峰期：其一是唐宋，其二是明末清初——尤其是十七世紀。要有系統地收藏唐宋大師的書法真跡是不可能的：市場流傳甚少，間中有一、二精品出現，也不容易買到。

明清大師的書法，我們今天還可以有系統地大量收藏，其價格往往比今日名家的宣紙畫為低。我見有機可乘，就定下一套方案，有系統地收藏明清的書法。

那方案的第一要點，就是以王鐸（一五九二——一六五二；明轉清是一六四四年間）為中心人物，神筆鐸是明清兩大朝的書法第一把手，且流傳下來的佳作不少。我作了一個估計，博物館之外，流傳於中外民間的王鐸真跡，大約有三百之譜。這估計不可能大錯特錯，但想不到，收購了四幅王鐸佳作之後，其市價突然急升，跟著就是偽作在市場湧現。

五年過去了。有系統的收藏，大致上可以告一段落。不足之處當然有的是，但我還是頗感滿意。「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是蘇東坡說的。收藏書法亦如是。元末明初楊維禎的作品，我一幅也收購不到。明末清初傅山的一巨幅傑作，我差一口價而敗北，有點耿耿於懷——雖然我已有兩件他的作品；明末倪元璐的作品，我只購得一幅，顯然不夠——倪鴻寶的書法功力，絕對可以與王覺斯分庭抗禮；清代後期何紹基的作品，市場上流轉甚多，但到今天我還找不到一幅是值得收藏的。明末黃道周的作品也只得一幅，但那應該是他的生平代表作，不容易找到更好的，也就算了。還有，老友黃沾最喜歡的鄭板橋，書法作品在市場上有的是，但精品只在周老師家裡見過一件，不收算了。

有系統地把一個時代高峰期的一項藝術作品集中起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希望有朝一日，我能說服與之合作收藏的基金會，把這個我認為是比較完整的書法收藏，送到一所博物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