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價飆升何時了？

油價大幅飆升，是半個世紀以來的第二次了。第一次是七十年代初期，中東的產油國聯手控制產出，美國作出愚不可及的回應：推出一個entitlement programme，很複雜，這裡不能解釋，但實質是大手補貼石油進口。美國的石油進口激增，支撐著本來不可能久持的中東cartel安排。這期間美國又推出相當全面的價格管制，動員五萬人，搞得滿國風雨，促成了長達十多年的經濟「滯脹」（stagflation）。

於今回顧，美國那段長時期的經濟不景，主要不是起於油價飆升，而是價格管制與越戰的後遺症。關於當時的油價與有關的管制，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二年我作了六年的顧問研究，得到石油工業提供大量的一手資料，知之甚詳。

今天油價再大幅飆升，不少讀者問：油價飆升何時了？對經濟的影響又如何？後一個問題的答案比較容易：今天的油價飆升不會對世界經濟有嚴重的不良影響。負面影響一定有，但不會像傳媒說得那樣嚴重。昔日歸咎於油價飆升的舉世不景，其實起於美國的價格管制帶來的「滯脹」。時代不同了，美國的經濟再沒有昔日那樣舉足輕重。君不見，這些年美國的經濟也不景，但中國的高增長率沒有中斷或緩慢過。

困難的問題還是油價飆升何時了？去年美國進軍伊拉克，薩達姆下馬，美國的格林斯潘說經濟會好轉，因為油價會穩定或下降。當時是每桶美元二十八，今天四十九，上升了百分之七十五。格老是有學之士，消息靈通，從來不胡說八道，但還是錯得離譜，區區在下有什麼資格回答這問題呢？如果真的知道油價會升到哪裡，或到哪個價位會回落，我大可在石油期市炒兩手，用不著在書桌上爬格子了。然而，提出這問題的朋友實在多，胡亂地說一下也無妨。我的水晶球說，目前四十九美元一桶的油價是偏高了。理由如下。

（一）這次石油價格飆升，一方面起於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對石油的需求有急速的增長，但更重要的一面是伊拉克之戰導致中東的局勢不穩定，尤其是恐怖活動可能嚴重地破壞石油的產出。期市的炒家於是群起炒之。

（二）從一九二○年作估計起到今天，地球上的石油藏量的估計只有上升，沒有下降過。這是說，到今天為止，沒有出現過一個時期石油消耗的增長高於石油發現的增長。

（三）七十年代油價飆升後，探油的工作急升，導致石油藏量的估計上升了大約一倍。這次油價飆升，探油的行動又會增加，收穫如何不得而知也。

（四）地球上，尤其是南美，有不少重油，只是抽取的成本高，油價不夠高無人問津矣。今天的油價遠高於抽取重油的成本。

（五）油沙（tar sands）的藏量甚豐，尤其是加拿大。從油沙提煉石油（大約重量百分之十到十二是石油），成本是每桶十二至二十美元之間。目前的油價飆升來得突然，以油沙提煉石油還沒有規模動工。

（六）包括還未開採的重油，還沒有提煉的油沙、頁岩、石頭等，等等，我個人的估計，是如果物價不變，發展中國家維持今天的增長率，那麼不計租值，每桶石油的采煉成本在四十美元之下，今天所知的總藏量，可以供應人類起碼二百年。上帝知道，不出一百年，人類會發明新的能源供應。

除非中東不斷大亂，否則今天的油價是遠為偏高了。奇怪產油的出口國家不在目前的價位大手在期市沽空石油，保護他們既得的甜頭。

回報率最高的青年投資

毫無疑問，今天中國青年（當然包括香港青年）的時間投資，回報率最高是學英語。不是計算機，不是商科，不是經濟學，不是數學，不是任何自然科學，也不是藝術、文學，而是英語。一般而言，以下功夫每小時算，沒有其它知識的收入回報可與英語相比。

昔日美國加州一位仁兄在荒山野嶺拾得金塊，無意間在酒吧炫耀了一下，消息傳開，被人跟蹤，引起了歷史上有名的尋金熱，蜂擁而至的尋金者搞得熱鬧非常。七十年代初期，某晚在電視上看到以相片示範的尋金熱典故。翌日對一位研究生說：「昨晚在電視看昔日加州的尋金熱，金礦沒有產權界定，但我不相信會有非私產的租值消散，應該是上選的論文題材，你不妨考慮。」這位學生跟進，論文寫得好，在國際上成了名。

是不容易解釋的現象。今天的神州大地，看其經濟發展，縱觀天下大勢，青年面對的一堆一堆真金白銀，不是什麼計算機什麼高科技，而是英語。一個大學畢業生的月薪二千元左右，懂得上網打字與懂得玩電子遊戲差不多，不值錢。英語呢？只要說得通，寫得通——與入流還有一段距離——月薪倍升。要學到說得通，寫得通這個平庸境界，大約需要一年功夫。這是說，一般而言，花一個小時學英語，其收入回報大約是學習其它知識的兩倍。這不是金礦是什麼？為什麼我們見不到英語的尋金熱呢？難道市場的訊息費用真的高不可攀嗎？

話得說回來，上述的英語學習回報率，是指中學畢業後下一年苦功的回報，其後再下功夫，回報率會下降。苦學英語一年不是很夠用的水平，不足以下筆成文，但可以應酬，可以溝通。這是指國內的青年，不是指香港的。香港的學子，英文中學畢業後成績差強人意的，其英語水平可以應酬，也即是國內的中學畢業後補加一年英語苦工。國內學英語的回報率比香港的高，因為前者有足以應酬的英語水平的青年很少。

說過了，英文不易學，主要因為字彙多而難用（常用的字比中文多兩倍以上，而且重視把適當的字放在適當的地方）。另一項困難，是英語的動詞微妙（中文的動詞是不用學的）。今天國內認為懂英語的，一般其實不懂。就是那些考托福英文試成績可觀的，用字一塌糊塗，動詞錯得離譜，不足以應酬也。

英文難學，從足以應酬的一年苦工到可以下筆成文，還要一段長時日，而且要講一點天賦。英語達到下筆成文，姑勿論是否成家，很值錢，國內及香港動不動在月薪五萬以上。香港的高官薪酬高，英語水平好是一個原因。我讀過曾蔭權與任志剛的英語文字，皆達下筆成文之境。更重要的證據，是八二年回港任職後教出來的學生，今天打工月薪達六位數字的幾個，英語皆可下筆成文。

可能不大公平吧，但天下的大勢，歷史的規律，是不能反抗的。一九五七年我遠渡重洋，到北美，那時除了英語，學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等的學子不少。剛好那時起，世界漸趨大同，到了六十年代中葉，美國大學的博士課程紛紛取消兩種語言的起碼要求。七十年代，計算機發達，而近十年來的互聯網及通訊的發達，為了減低訊息費用，一種共通語言就無可避免地成為國際市場的選擇了。

我不認為選英語作為國際的唯一共通語言一定是明智的。英語難學，是負面，但表達力強，是正面。一負一正，正面的價值不一定比負面的代價高。然而，昔日的大英帝國是日不沒國，加上先進之邦的知識分子大都懂英語，為了節省他們的學習費用，英語被市場選定為國際語言，不難理解。要推翻這選擇看來不可能，因為不會有足夠的有學之士一起地接受另一種語言。今天的趨勢，是英語愈來愈普及了。

這些年中國的經濟發展了不起，在國際上變得舉足輕重。每次見到西洋鬼子苦學中文，有點驕傲，但我們不要那樣傻，認為再過三幾十年，中文會普及天下。鬼子佬學中文是因為他們見到中國的發展，認為懂中文會有可觀的收入回報。這不錯，但等他們普及地學會中文來與我們溝通，是守株待兔，遠不及我們搶先學英語那樣高明。

經濟貿易上的所需不論，重要的知識投資，懂英語佔了很大的便宜。中譯的西方書籍雖然頻頻出現，但到今天還是一小部分，而一般譯得不好，誤導的機會不小。你要等有足夠而又譯得好的中譯本出現才求取西方的知識呢？還是趁早學英語，不等譯本？選擇是明顯的吧。

香港自從推行母語教育後，學子的英語水平急轉直下——這是所有中學教師都知道而又同意的。這筆糊塗帳政府要負責。不容易明白的，是保持英語教學的學生的英語水平也下降了不少。後者似乎是持久地下降了二十多年的效果。電子遊戲的盛行可能是一個解釋，而更可信的解釋是政府設立的教育署管制課本與教法，犯了語文教育的大忌。

國內學子的英語水平實在差。學校一般不重視英語，老師不足可能是原因。有專為學生考外地英文公開試而設的學校，不少學生考得好。但語文這回事，考公開試的成績與實用之可行是兩回事。我自己就沒有把握在美國中學的英語公開試考及格，但滿有把握教美國中學生的英語老師的老師怎樣寫英文。

一個補救英語遠為不足的辦法，是北京容許私辦的英語補修學校，不妨指明不能為考試而教，要教實用的。這樣，不少香港學子會見有收入可圖，立刻學好英語，到國內作教師去也。國內願意出錢補修英語的男女長幼數以千萬計。他們不是不知道金礦所在，只是問津無門而已。

觀雅典奧運有感

奧運在希臘的雅典舉行，是回到祖家。電視所見，雅典辦得好，井然有序，顯然下過不少心機。可惜到場的觀眾少，少得可憐。足球比賽只有幾個人看；羽毛球少觀眾，乒乓球無觀眾；美觀的體操，見到的是一大片空位；觀眾較多的籃球與游泳，看來是購買了廉價座位的都跑到高價座位去——電視看是滿滿的，但當鏡頭偶爾向上移，高高在上的座位空空如也。動筆寫此文時，消息說因為觀眾太少，主辦的正在考慮免費讓觀眾進場。不知最後如何決定，但一些項目到決賽時觀眾多了不少。看來雅典會虧蝕得厲害。

發生了什麼事呢？希望猜錯了，但猜測的解釋，是今天屢屢出現的恐怖活動嚇怕了人。位於地中海的雅典，八月天氣可人，風景頂級，古跡多而精彩，遊客趁奧運之慶到那裡熱鬧一番，何樂不為哉？但這次奧運，遊客少。昔日德國舉辦奧運遇到的恐怖事件，不少人記憶猶新，而希臘參與派兵伊拉克。

為了防恐，雅典作了兩項負面極大的宣傳。其一是這次防恐的費用是四年前澳洲悉尼舉辦奧運的防恐費用的五倍。這彷彿是說：「多來參觀呀，我們花了巨資防止恐怖活動，應該是安全的。」打算到雅典去的會怎樣想呢？還是在家中看電視算了？其二是開幕時的多國政要嘉賓，不敢住酒店。報章說，他們住在大郵船上，天空上有直升機二十四小時巡視，海面上有保護船隊，海底下有潛水衛士。這樣的消息，有誰會跑到雅典去湊奧運的熱鬧呢？

搞恐怖活動的人不容易得到外人的同情或支持，但或許可以爭取到一點理解，或減少一點外人的反感。他們應該公佈不會在奧運或任何與他們互不相干的生事。這是書生之見，但要求收窄恐怖活動的範圍，對各方都有好處，說說也無妨。

我擔心的是如果恐怖事件不幸地在雅典發生，四年後的北京奧運不會好過，而如果四年後北京出事，奧運就不再容易舉辦了。

恐怖活動是要防止的，但大事宣傳防恐則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反作用。去年沙士（非典）爆發後，國內的城市對該瘟疫的控制，顯示出在中國搞恐怖活動極不容易：昔日的戶口管治制度還存在。這不等於外來的遊客會知道中國的戶口制度而安心。但這兩年國內的遊客數字急升，無「恐」的安全是一個原因吧。

寫此文時，奧運項目只賽了一半。從這一半看，強大國家的比賽優勢下降了。我們怎可以想像，游泳的四百公尺自由式接力，美國會敗給南非，而且敗得不接近呢？中國歷來的強項如羽毛球、乒乓球、體操等，皆不如理想。弱國或小國有抬頭之勢，是不壞的發展。個人當然希望中國凡賽必勝，但如果要輸，輸給一個少見經傳的國家比輸給一個強國令我感到高興。我是個偏心於underdog的人。

中國的運動員中，最欣賞羅雪娟這個女孩子。她以排第七（尾二）的慢時間進入百米蛙泳決賽，被安排在第一號的慢線。有人問她，成績那麼差，獲牌的機會是否渺茫一點呢？她說只求進入決賽，自己狀態甚佳，不用擔心云云。翻出來是說，只要能進入決賽，金牌是囊中物。果然是囊中物。

朋友說，羅雪娟這個女孩子的個性很有點像我這個老人家。

要從世界大同的角度做學問

山木兄寄來他新出版的《閒讀偶捨》，第一篇的名目是《嫉洋如仇魯迅誤打陳煥章》。魯迅胸襟不闊，筆下磨斧痕跡甚重，而又鄙視像林語堂那種在西方介紹中國文化賺飯吃的學者。陳煥章以《孔門經濟學原理》為題在美國寫博士論文，魯迅說陳氏「自己也覺得好笑」，其輕薄態度有點那個，也有點葡萄是酸的味道。

陳煥章是一百年前到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經濟的。那個時代能到美國名校攻讀的中國學子，不是天才也是才子。然而，從陳氏到我寫博士論文的六十年間，留美中國學子的可以數得出的經濟博士論文，絕大部分論中國，鬼子佬不容易判斷真真假假。輪到我寫博士論文，時代轉變了，中國專家沒有市場，而自己的主要興趣是價格理論。我於是想，論文一定要以有一般性的理論為重心，中國的資料可以用，但千萬不要因為文化背景不同而寫得老師無從判斷。後來寫成的《佃農理論》，其理論有一般性，不分國界，雖然引證的資料大部分取自中國的農業與台灣的土地改革。今天這論文受到注意的只是理論那部分，而自己認為比理論更精彩的中國農業資料的分析，數十年來無人問津。這可見在學問上，無論怎樣精彩，沒有一般性或世界性的，在國際上不容易殺出重圍。不單是只為中國而寫中國引不起外人的興趣，只為美國而寫美國也有類同的命運。

自然科學，可取的發現都有一般性，沒有國籍。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可以有「國籍」，但如果缺少了一般性，難以成家。歷史學的國籍約束看來最大，要在國際上成家，若不能指出不同國家的共同歷史規律，就要指出不同文化會導致不同的史實，而又能解釋為什麼史實不同。

「東是東，西是西，二者永不會合」這句名言老話，雖然不對，但如果是說東與西不容易會合，卻沒有錯。今天的世界，做學問一定要把這二者會合起來——融合起來——才有希望論成就。這樣看吧，融合東與西是當今做學問的必需條件，但不足夠。有成就的學問，是把二者融合起來，然後表達一些不怪誕的新意。

不一定是近代的人才可以融合東方與西方而達到大成的。生於東而不知西，或生於西而不知東，但產出東、西大同的作品是有的。這些作者是天才了。唐初孫過庭寫《書譜》，論書法，其藝術概念與今天的西方藝術觀非常一致。十八世紀莫扎特寫的西方音樂，今天的中國人喜歡聽。這種人不學有術，只憑預感就打通了不同文化的貫通經脈，的確是天之驕子，令人羨慕。當然，藝術講感情，而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互通比較容易，但達到的還不多見。歷史上，數之不盡的藝術作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是不能共同欣賞的。不能共同欣賞的藝術不是好藝術，依稀地明白這哲理大約有二百年，一天比一天肯定，到今天一般的藝術家都明白，都同意。

在概念與感受上，視覺或聽覺藝術是比較容易融合東方與西方的。要通過翻譯的詩文就比較困難了。但如果你是今天的中國詩人，懂西語但對西方的詩毫無感受，你不可能是一個有成就的中國詩人。你可以因為天才橫溢，不懂西語而成為一個偉大的中國詩人，但你不可以懂西語，毫不欣賞西方的詩，而在寫詩上有可觀的成就。如果你和我差不多，寫詩的天賦不足但要在寫詩的造詣上有點成就，那麼中語西語皆通，中、西雙方的詩皆讀，融合起來，當可事半功倍。

不是低估董橋與陶傑這二君子的天賦，但我相當肯定，如果他們不是中西兼通，對西方文學有體會，他們的中語文字不可能達到我們讀到的水平。這是融會東方與西方的文化的效果，是從世界大同的角度下筆了。

打通中、西融合的經脈，不容易，需要一段日子，而每個過了關的人會有不同的經歷。我自己的經歷，是起頭很困難。那是四十七年前，初到多倫多貴境。有兩個障礙。其一是老生常談的東是東，西是西，在腦子裡自己劃下界線。其二是在西洋鬼子面前不敢示弱，很有點要以炎黃子孫的文化把西洋鬼子的比下去的意識。於今回顧，正如魯迅寫陳煥章，「自己也覺得好笑」。

後來在多倫多遇到一位年紀比我略長的名叫王子春的朋友，其英語文采好得出奇，也有學問，不厭其煩地指導了我幾個月，使我茅塞頓開。其後轉到美國的洛杉磯，就讀於該市的加大，屢遇大師指導，是四十五年前開始的了。

我感到自己完全中西不分，融合得通透，大概是進入加大後的第四年，即是在研究院的第二年，在西方生活了近六個年頭了。從本科生起我選科選得雜，這有幫助。進入了研究院我索性住在圖書館亂讀一通，不到兩年就恍然而悟：原來地球上的學問都是一樣，有好有不好，精彩的少胡說的多，而中國的學問，雖有可取，但一般不及西方。其中主要分別，是西方的學問佳作，在有深度的同時說得清楚。是在天天強逼自己想得清楚的日子中，我意識到學問就是學問，沒有國界，而中國人做學問的一大缺失，是想得不夠清楚。

炎黃子孫的文化傳統的學問不是沒有深度，而是喜歡吹毛求疵，數樹木而不看森林，似乎永遠拿不著重點。這種學問很容易故扮高深，把模糊看為深奧，不知為知之，不懂的往往盲目附從，堅持自己看到了皇帝的新衣。如果學問是從世界大同的角度看，沒有國籍，做學問就逼著要看森林，而這樣看，懂是懂，不懂是不懂，湛深的學問不會真的深不可測，那才算是走進了學問之門。高斯和我曾經說，我們怎樣也不明白的經濟理論，應該都是錯的。

提到這些，起於我關心中國的青年。聽到同學們給我提供的今天網頁上的好些青年的言論，不以為然，認為他們在追求知識的重要路途上走錯了方向。激情遠超理智，不分客觀與主觀之別，不知道推理必須有假設，而又往往自以為是，不懂就以專家自居。只讀過幾本書，一知半解，就以為有了學問，以為知道真理。這是數樹木的途徑，過不久就會迷失在森林中。

在知識與理智的表達上，香港網頁上的青年遠勝國內的。求學的際遇不同，所以有別。我關心的是國內的青年。基因說，他們的天賦與香港的沒有分別。只是香港的生長於一個國際都市，無論學與問，他們的世界大同的意識搶先了幾個馬位。還不能說是一般地達到世界大同的學問境界，但比國內的接近得多了。

從今天的世界看，有國籍的學問，皆非上品。

是私營郵局的時候了

為《南窗集》寫《恐怖活動的經濟分析》，題材特別，委託御用畫師黃黑蠻畫「恐怖」插圖。黑蠻在故鄉鳳凰度假，畫成後以郵局快郵寄出，五天也收不到，逼著要以一幀後備的風景畫代替。

這次《壹週刊》與我這方的「追」畫過程，可歌可泣。大家以長途電話與黑蠻聯絡多次，也以短途電話與黑蠻在香港的家聯絡多次。大家頻頻與郵局聯絡，不在話下，但郵局沒有追查郵件的迅速安排。如果黑蠻用私營郵遞，通常一天可達，最多兩天，而在任何時刻，一個電話給郵遞公司，告訴他們郵件號碼，不到一分鐘，會知道郵件是在哪個地方，什麼時候可達目的地。

私營郵遞也相宜。上門收件，先以電話聯絡而上門交件，香港與深圳之間是首公斤二十或三十元，而在國內同一或相近城市，首公斤只是十元。一公斤之上每公斤半價。收件隨傳隨到，禮貌周到，而服務包括代填表格等。

這些年因為私營郵遞興盛，香港郵局職員的服務態度大有改進，令人欣賞。問題是，更重要的交件準時卻辦不到。在香港郵局以快郵寄書給身在多倫多的姊姊，一次期長兩個月，一次三個星期，最快那次是十天。郵局快郵寄書給身在洛杉磯的赫舒拉發，好一點，但一個星期算是快，三次中有一次六個星期，期間屢次查詢不知蹤跡。私營郵遞，三天保證到達，而其間任何時刻都知道郵件何在。郵費差不多，這使我責問替我處理郵件的：「中了那麼多次政府郵局之計，為什麼還要用政府郵局呢？」

四十年前翻閱高斯寫的英國郵政歷史，知道初期是私營的，後來因為政治因素，發展至政府壟斷郵政，把私營的淘汰了。六十年代的美國，郵政也是政府壟斷，服務不錯。困難是政府政要補貼很多，八十年代起，郵費不斷上升，因而容許了私營郵遞公司的參進。後者今天搞得很大，有飛機隊伍。一國之內的郵件，我認為處理得最好的，還是今天國內騎著電單車的、每天每員上門收大約四十郵件的服務。工資低廉是一個原因。

我們不容易明白為什麼政府郵局在今天的競爭下還可以生存。私營的快而準、上門收件，而以整套服務算價格比政府的低相當多。加上今時不同往日，通訊有長途電話，有電郵，有傳真，政府郵局怎還可以不被淘汰呢？

比起私營的，政府郵局的生存困難主要是兩方面。其一老生常談：不是自己的錢監管的人不會那樣拚命、那樣細心。其二更重要。那就是勞工的合約處理政府機構歷來困難。試用後的員工不易解雇，不能用件工，加上退休金、假日、醫療等，合約的不夠彈性是不易與私營競爭的。

我認為政府郵局之還可以生存，是補貼。直接的補貼大家都知道。間接的補貼，是郵政總局與多間分局與無數的郵箱，大都是政府的物業，不用交租。何必花這些錢呢？把郵局及其資產都賣出去，所獲之價足以遣散職員，而私營的服務會因為競爭增加而更進一步。

費解的現象

這幾個月國內的農產品價格上升了不少。沒有看到正式的統計，但一份刊物說升幅高達百分之三十，可能是指某些農產品，也可能高估了。可靠的是，家庭主婦一般說街市之價上升得快。

不久前發表《經濟試題一則》，我以政府補貼某些有國際市價的農產品作解釋。邏輯沒有錯，但其後獲得的資料，顯示國內不同地區的補貼方法不同，而除了一兩個地區（例如北京），一般補貼甚微，不足以解釋目前的農產品價格上升。中央農業部有補貼農植的計劃，不是補小麥與玉米的種植，而是補米稻。但這補貼還未推出（可能本月推出），前思後想，就算補貼將會實行的預期形成了，農產品之價上升也不容易提前幾個月發生。據說計劃補米稻，如果推出，會是不小的補貼。

解釋農產品價格上升不容易。今年舉國大豐收，中央不再批農地轉為工業用地，而農民轉往工業的速度下降，導致多個地區有「民工荒」的現象。這些局限轉變的含意，都指向農產品價格會下降那一方。但我們見到的卻相反，價格上升了。

我們不容易用國民收入的增長來解釋目前的農產品價格上升。可觀的增長率持續了好些年，但農產品價格的明顯上升只是這幾個月才發生。也不容易用通脹作解釋——百分之三至四的通脹率不足道，與農產品的價格上升相去甚遠。

我的直覺，是這次來得有點突然的、幅度不少的農產品價格上升，可能與政府決定不再批農地轉工地有關。此不批也，對經濟發展可能壞也可能好，要看不批的目的與之後的安排。如果不批是為了保護農業，則大為不妥。這點我說過幾次，不再說。但如果不批是為了將農地的產權交到農民的手上，其後有策劃地讓農地轉工地，收益由農民與地區政府分享，是好的，但看來不像是北京的意圖。

手頭上完全沒有關於目前不批工業用地之後的策劃資料，不知葫蘆藏著什麼藥，不敢妄下判斷。希望讀者有以教我。通常在文章上徵求資料，讀者的幫忙不少。我不懂得怎樣回復電郵，加上郵件多，很少回應。這裡大叫一聲道歉，希望提供資料的君子們放我一馬，繼續提供。

太太可以作證，我日常彷彿看而不見、聽而不聞的行為，其實全部收進腦子裡。最近請一位女孩子翻閱有關不同省份的不同農業補貼資料，之後給我解說。解說時我躺在床上，看似睡著，也差不多睡著。女孩向太太投訴，說我睡了，但其實她說的我可以從頭到尾背出來。睡歸睡，聽歸聽，可以互不相干。印在腦子裡的資料，在某夜夢中會整理得清楚，找到問題的答案。

回頭說不批農地轉工地，一個可能，是某種農地產權的安排會使農地的租值上升，因而導致農產品價格上升。這是不壞的發展，會否發生這種產權安排不得而知。這是說，不批農地轉為工地，農產品之價是理應下降的。但如果這不批是為了界定農民的土地產權，在某些安排下農地的租值或機會成本會上升，而這上升會推高農產品之價。

恐怖活動的經濟分析

聽說美國某經濟學院的一位研究生作學術報告，提出一個宗教理論來解釋不惜一死的恐怖活動，在座的經濟大師Gordon Tullock力斥其非。說宗教與今天的恐怖活動扯不上關係不容易成立，因為恐怖分子大都是某些宗教的信徒。宗教可以協助組織，也可以增加信念，而這些會助長恐怖活動。但說宗教是今天恐怖活動的原因卻說不通：那些宗教有悠久的歷史，而極端的恐怖行為的頻頻出現，是這幾年才發生的。換言之，我們有理由相信宗教協助恐怖活動，但不是原因。

損人而不利己的行為是經濟學的一個難題，而損人又損己是更大的難題了。姑勿論恐怖，只論戰爭也不容易以經濟理念解釋。我的老師赫舒拉發用了多年時間研究衝突（包括戰爭），稱之為the economics of conflicts，發表過不少文章，兩年前結集成書，取名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借用《星球大戰》的一套續集的名目，可圈可點。

看官須知，起自史密斯的西方經濟學傳統，是以自私互利的哲理演變而成為一個理論基礎。市場交換是自私互利，大家獲益。就是制度的演進史前輩也是從這個角度看。在這基礎上，損人而不利己的行為不易解釋，而損人又損己則更難解釋了。在拙作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中，我比史前輩走遠了一步。那就是我重視自私可以給社會帶來禍害。我的觀點是，自私會增加交易費用，而這增加，推到盡，可以導致人類的滅亡。

赫舒拉發沒有我那樣重視交易費用，但不謀而合，認為自私會給社會帶來禍害，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是也。說起來有一件趣事。赫師的多年同事兼好友，我的另一老師艾智仁，二十多年前出版的重要文章結集，取名Economic Forces at Work，根不離本，是指自私可以互利的forces at work也。赫師的結集卻以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為名，是說彼force不同此force也。高手過招，和而不同，足以傳為佳話。

翻閱赫師的Dark Side，滿是博弈分析，為徒者認為可以交易費用代之。是的，我認為像戰爭那種損人又損己的行為，可用交易費用中的訊息費用作解釋。任何一方，或雙方，高估了戰爭帶來的利益，或低估了戰爭的代價，就可能打起來。這是我認為自私可以滅絕人類的其中一個原因。

問題是，以訊息（交易）費用來解釋今天的極端恐怖活動，不惜一死的，不容易，因為訊息費用不是高得離奇。駕著飛機撞向紐約世貿大廈的「仁兄」，或駕駛滿載炸藥的汽車而隨手引爆的，明知自己必死，這方面的訊息費用是零。為什麼還要不惜一死呢？

不是說訊息或交易費用與今天的恐怖活動無關。當然有關，但不足夠，不足以解釋明知必死而又不惜一死的恐怖行為。大家都知道，一個不惜一死的人可以做出很大的對他人的損害。這損害可能給死者一點滿足感。問題是，損害他人有多種方法，為什麼一個人要選擇比荊軻刺秦皇遠為肯定的死亡代價呢？沒有易水蕭蕭西風冷，也見不到滿座衣冠似雪，但一時間很多不惜一死的人跑出來了。

恐怖活動的經濟分析著實不易。下面提出的只是一個嘗試，作不得準，而自己貪生怕死，對各方面都不敢有惡意。只是有關經濟學的難題，我歷來見獵心喜。我的理論架構有兩個基礎。

第一個基礎近於套套邏輯：不惜一死的人對自己死亡的機會成本（死亡的代價）看作是零或近於零。當然，損害他人可能有滿足感，但除死之外還有數之不盡的方法損害他人，可能損害更大，只是以死為之，效果比較肯定。這樣，選擇以死為之，為之者對自己死亡的機會成本的估計一定是很低的。例如一個人的一家大小被火箭之類殺了，痛不欲生，前路茫茫，死亡的代價近於零。這個人決定不惜一死，宗教的信仰可以協助這決定，也協助以組織幫忙，但如果死亡的機會成本（代價）夠高，宗教不會有影響。

第二個基礎，是美國的先進武器天下無敵，一下子消除了敵對的人的多種選擇。一九九一年的波斯灣之戰，用上前總統列根的星球大戰式的軍備投資，其威力舉世的人在電視上看得清楚。這武器威力，直接或間接地，導致軍備強如蘇聯也瓦解，其它小國會不知厲害乎？敵對而又要生事的人於是只有兩個極端的選擇：其一是以核子武器從事，其二是恐怖活動。

今天搞恐怖活動的人看來是沒有核子武器的——如果有的話，他們很可能早就用了。認為自己的死亡機會成本下降至近於零的人，不容易考慮殺錯良民。沒有核子武器，餘下來只有一途可走：恐怖活動。

上述的分析帶來不好想下去的含意。其一是一些國家或組織會向核武那方面多打主意。更不好的含意，是如果有核武，他們要使用的意圖，會因為擁有的非核武的傳統武器不管用而提升了。另一個含意，是要消除今天的恐怖活動，只有兩個選擇：其一是把恐怖分子趕盡殺絕，其二是以仁慈之法提升他們的死亡代價。後者不易找到倫理的支持，也不易施行。

餘下來的趕盡殺絕之法的主要困難，是殺錯了會增加不惜一死的志願者。我們怎可以肯定，在殺對了一個的途中，不會因為殺錯了其它而增加一個或更多的恐怖分子呢？這方面，虐待囚犯而讓相片洩露是大錯。虐待囚犯可能屢有發生，可能前例無數，但為什麼要拍下照片呢？在不少人的死亡代價本已偏低的情況下，虐待的示範會再減低這代價。

我用不同的假設推出幾個恐怖活動的理論均衡點，沒有一個令我感到舒暢，不寫出來了。

柴油之價為何下降了？

幾天前在這裡發表《柴油照出一條明路》，說中國在增加長遠電源設施之前，除加電價外，電力短缺要盡量放寬工廠自置發電機來解決。文內提到目前的柴油市價是人民幣每公升三元，而今年初是三元三角。讀者問：半年來石油之價上升了不少，柴油出自石油，為什麼柴油之價在同期下降了？

問得好。可幸我曾經作過六年的石油顧問，對該行業是個專家，雖然是四分之一個世紀前的事，今天還記得大概，可以提供答案。

石油有輕重之分，以API（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劃定下來的度數算。水的重量是API十度，低於十是重於水，地球上有重於水的石油。汽車用的汽油是石油中最輕的一部分，而因為汽油的需求量大，石油以輕為貴。沙地阿拉伯的石油是輕的（API三十四度），但酸性重（sour，指硫磺多，大約油中的百分之三），是美中的不足。印尼的石油輕而甜（sweet，差不多沒有硫磺），本是精品，但蠟質高（waxy），在管道流通不易，增加開採與運輸的困難。蠟質高宜於提煉潤滑油的產品，一負兩正，印尼的石油質量比沙地阿拉伯的可取也。

提煉石油產品，最基礎而又成本最低的是蒸餾（distillation）的方法，很簡單。把石油加熱到華氏四百零五度，蒸發出來那部分是汽油（gasoline，汽車用的）；從華氏四零五至六百五十，蒸發出來那部分是柴油（diesel，某些汽車、暖爐及發電機用的）；從六五零至一千度蒸發出來的是油渣（bunker，大洋船隻用的）。記不清楚，飛機用油（jet fuel）大約是二百至四百度之間的那部分。

上述是說，如果國內的汽車及飛機的用油需求量大升，升得比發電機所用的、需求量目前上升的快的柴油還要快，那麼柴油之價可能不升反降。這是因為柴油是提煉汽油與飛機用油的副產品，後二者的需求量急升，柴油的供應相應急升，可以導致柴油價格下降。

石油的輕重，簡單的蒸餾提煉，蒸發出來的汽油部分可以相差很大。API十五度以下的重石油，蒸發出來的汽油可能不到石油的百分之十，但三十四度的輕石油，蒸發出來的汽油可能在百分之四十以上。如果簡單的蒸餾提煉加上以破裂分子（cracking process）之法提煉，整桶石油可以全部煉成汽油。但成本高不少，而國內目前的破裂分子提煉不普及。

中國的市場龐大得有點怕人。兩年前聽說某台商在國內產出公仔面（稱方便面），每年生意高達百億！有點不相信，但網頁說該機構每天產出二千五百萬包。最近美國出現水泥（cement）短缺，有人歸咎於中國，因為神州佔了地球上百分之四十的水泥用量！

回頭說柴油之價下降，如果本文的解釋是對的話（應該對），那麼這現象不僅顯示中國的市場龐大，而經濟發展之速也驚人。在電缺頻頻而柴油佬紛紛出現的今天，柴油的需求增長竟然比不上汽油與飛機用油的需求增長。這些及其它現象可能是溫總理大嚷經濟「過熱」的原因，要搞宏觀調控。

我說過了，宏觀調控，尤其是北京採用的調控方法，非正著也。

（附錄：今年廣東的柴油公升價。一月八日，三元三角；一月三十一，三元三角；二月十五，二元九角；三月一，三元；四月十六，二元九角；五月二十二，三元一角；六月十一，三元零五仙；七月十一，二元九角五仙；八月七，三元。）

柴油照出一條明路

一個為某題材寫過文章的人，對該題材是會格外關注的。我不例外。不久前在這裡發表過三篇關於神州缺電的文章，跟著對缺電留上了心。一位朋友提供一些簡單、可靠而又重要的數字，照出一條明路。

神州缺電比我先前想像的嚴重。今天我認為，不久前一位同學提供的短缺百分之六強是低估了。最近昆山的工廠准許用電開工減至一星期四天。好生意的工廠，慣例是每星期開工七天，每天輪值二十四個小時。昔日香港如是，美國也如是。一間每星期開工六天，每天十六個小時的工廠，在限制開工四天後，每天輪值二十四個小時，工作時間相等，消耗的電量一樣，但工作效率會下降，而工人的時間安排會增加困難。但另一方面，減少工作天會逼使工廠開夜更，而夜更的電力整體需求下降，這有幫助。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電力需求增長得快。新建的商業樓宇，還未入伙的，數之不盡，而舉國所有工業建築物的租值有明顯上升的跡象。不是大升，但明顯而有一般性。這些現象是經濟發展的大好形勢，但電源不足，其禍害更形淒慘了。台灣商人因為阿扁連任而大舉進軍神州，顯然認為目前的缺電不會持久。（這樣看，缺電是搞統一的大忌。）

再過一個月，初秋將至，氣溫下降幾度，用冷氣會大減，從那時到暖氣需求大升的嚴冬，中國大約有三個月的電力紓緩時間。不是足夠的時間解決長遠的電力供應，但過度的解決辦法是清楚的。要先解決目前的電力短缺，增加長遠電力供應的設施是另一回事。目前要做的主要有兩方面。

（一）說過了，立刻提升電價，好讓用電的人自由選擇在哪方面節省。要全面提升，不限於工業，因為住宅用電最容易節省。一次過提升電價百分之二十是明智的，因為加得不夠而再加，怨聲會倍增。可以考慮不同季節收不同電價，也可以考慮一個用電客戶，其每月慣用的電量的百分之五十（或某百分比）不加，超過了就提升電價。

（二）不僅容許，而且鼓勵工廠自置發電機。新建的較大的工廠，不妨規定他們要建造減少噪音的發電機房。要容許外地製造的發電機免稅進口。在此同時，壟斷石油的政府要掌握以國際市價供應柴油。政府是應該放棄燃油的壟斷權的，但遠水難救近火，這個時刻不要求政府放棄石油的壟斷權了。廣東的柴油供應，通過私營的「柴油佬」購買，沒有困難，但華東是另一個故事。廣東有很多柴油佬。

鼓勵工廠自置發電機有一個重要的好處：如果自置發電機的工廠夠多，電價（市電）不可能超越自發電的成本很多，因而給投資者一個可靠而安心的電價上限。今天自發電的成本，高出市電之價大約百分之二十。朋友提供的重要資料如下：不計發電機價，用新機，柴油價每公升人民幣二元七角，自發電成本與市電價打平；用舊機，柴油價每公升二元五角與市電價打平。這是以現在晝夜平均每度市電七角半作比較。目前的柴油價大約每公升三元，今年初最高三元三角。這些數字照出一條明路。

精英何制？──與山木兄商榷

林山木認同港英時代的精英管治制度。不少人認同，我也認同，但中英草簽後，雖然港英猶在，香港的政制就開始改變了。大吃最後的晚餐，大幅提升福利午餐，而這期間引進了幾項投票制度，不倫不類。

精英已矣，不得已而求其次，聽說山木兄以普選次之。不少人取普選為首。我一貫的立場，是沒有上佳的憲法，界定所有資源的產權與個人的權利，普選會引起很多問題。解釋過了，不再說。

這裡要談的，是港英管治下的所謂精英制，究竟是怎樣的制度呢？只略知一二，認為是一種委任制。當年港督是由英國委任的，而所有議員由港督委任。港督不是獨裁者（老闆是英國），但有不少獨裁權力，而港督委任（其實要得到英國上頭同意）的財政司的權力大得很。這是指翟克誠之前的財政司了。

香港歷史上的三位名司──郭伯偉、夏鼎基、彭勵治──我都認識。山木兄所指的精英，可能主要是指這一連三任的三君子。我與彭勵治很熟，認識夏鼎基時，他剛開始轉任布政司。山木兄對夏老比我熟得多。認識郭伯偉時他已退休，但還有幾次與他暢談天下事，很佩服這個人的智力與見識。

說當年財政司的權力大，是指經濟政策的權力，但昔日的香港，除了經濟，其它都不大重要。我的印象是：你委任我管經濟，那你就不要管；你有權把我解雇，但我一日在職，要怎樣辦是我的範圍，不是你的。這是委任的獨裁，可能說得有點誇張。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香港推出今天還存在的聯繫匯率制度是個好例子。那極端重要的決策，基本上是彭勵治一個人拍板的。他徵求意見，也有兩位英國大師參與，但基本上是彭老拍板，彭老負責。當時上頭夏鼎基反對聯繫匯率，他對我說得清楚：權在彭老之手，他只可以提供意見，不能否決。

一次親歷其境的機會可以說明彭老的權力。該聯繫制度是於一個星六的上午公佈的。早幾天，彭老請我到他的辦公室，問：「我打算以七元二毫與一美元聯繫，你怎樣看？」我想了一會，回應道：「市價還有大波動，但徘徊於八元一兌一美元，你還是提高一點，較近市價比較安全。」他點點頭，說會細想一下。這幾句就是整個會面的對話。

後來以七元八聯繫，成功了，彭老在午餐時誇誇其談：「我的直覺了不起吧。香港人喜歡那個『八』字，我就選了七點八！」是的，聯繫匯率這樣重要的決策，當時沒有一個立法局議員知道，而七點八這個數字，可能港督事前也不知道。

後來彭老辭職，是香港的政治化淘汰了他。他不喜歡應酬任何利益團體，認為自己的職責是為香港的經濟整體服務，沒有責任回應任何利益團體的要求。他決定辭職時，我勸他留任，他說得坦白：「你知道我曾經是個商人，有足夠積蓄過餘下的日子，不需要這份薪酬。作財政司的工作比從商時勤奮得多，辛苦得多。為香港的經濟服務，我樂意，但我不認為我要應酬任何人或任何團體的要求。服務可以，但要『受氣』我不幹。」這可能就是山木兄說的精英的言論了。

輪到翟克誠上任財政司，香港的政治制度改變了。很同情翟老兄：他行左要交代，行右要交代。單是主張建新機場就使他碰壁頻頻。一次午餐中我問：「啟德機場空置出來的土地的市值可以支付新機場的建造費用嗎？」他回應道：「好幾倍。」我說：「那就建新機場吧。」他很高興，可能認為找到一個知音。他可沒有想到，啟德機場空置出來的土地一直空置到今天。

這就轉到我要商榷的精英管治的話題。港英別後，港府高層再沒有精英執政嗎？答案是否定的。從財政司的辦事能力品評曾蔭權與梁錦松，我認為兩個都是人材。聖誕權辦事快，明事理，記性好，而在不會受到左右的事項上，他的判斷可取而推行奇速。就是重大而有阻力的迪士尼樂園項目，他的處理手法與達成的協議皆令人欣賞。阿松的個性很不相同。他喜歡推理分析，想的多，說的少，而我說過了，在任只一年他對香港的經濟有貢獻。

梁錦松任財政司長的經歷我知得很少，但曾蔭權的經歷，是要交代的利益團體不少而舉步維艱。他的政治觸覺當然比我高明，但要頻頻考慮阻力，使我意識到他的時代與彭勵治的時代是兩個很不相同的時代了。

這就帶到要說的重點。三十年前是香港沒有多少政治活動的時代（找舊報章看看吧），港督由唐寧街十號委任。如果今天香港的政制是三十年前的，而中國是今天的中國，特首由中南海委任，那麼委任李柱銘或余若薇為特首不會有大問題。如果香港的政制是目前的，但由中南海委任特首，政治的爭吵不會像今天那樣激烈，但像回歸前的香港，利益團體的壓力會維護社會福利的免費午餐，不易找到一個精英可以力挽狂瀾。如果不以憲法或其它有效辦法來清楚地界定權利──今天香港的公家土地和政府的多種壟斷權是沒有明確界定的──推行普選，選出精英也不會有精英的表現，因為選出來的要應酬太多團體，左右為難，分豬肉後的百鳥歸巢混合制會是後果。

香港政制的困難起於二十年前，在中英草簽與《基本法》之間，當時除了區區在下，沒有誰預料到二十年後的中國會是今天的中國。昔日共產中國的經驗確實可怕，所以主要的考慮是回歸後怎樣避免一個專政的蹂躪或蠶食。有誰會想到，今天不少學者對國務院總理的主要批評是過於仁慈呢？

為了恐懼今天無須恐懼的共產專政而搞出來的不倫不類的政治制度，是香港的不幸。

美國人放棄了農業嗎？

前文提到美國的農民只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七，阿康讀後引經據典，說是大大地高估了。他提供的資料，顯示美國的農民只佔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三，或勞動力的百分之零點七以下。我說的百分之七於是高於阿康的詳盡數據十倍或二十倍。究竟是搞什麼鬼的？

首先澄清，我的數字不是見於經傳，而是從美國的農民朋友那裡聽回來的。三十年前聽到的，是農民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一，十多年前才聽到百分之七這個比率。為何下降了？是否信口胡謅？是以人口算還是以勞動力算呢？

阿康的數據絕不胡謅，看來是美國政府的統計，各項行業排列得很清楚。只有一個大問題：言不成理，不可置信。百分之零點三是說，一個人從事農作可以供應三百三十多個人的糧食，而且還有大量農產品出口。換言之，美國農工的生產力比中國的起碼高出二百多倍。高出十倍八倍可以接受，高出二百多倍就不可信了。

這個「數字」問題的唯一解釋，是這些年美國的農業操作絕大部分由非法進口的墨西哥勞工從事。政府隻眼開隻眼閉地讓他們進來，繁忙季節過後以車隊送他們回家。三十多年前美國執行禁止墨西哥勞工進口，成熟的草莓、蕃茄之類因為勞工短缺而棄置田野，地主於是聯群結隊地破口大罵，吵到官裡去，促成了今天墨西哥農作勞工進口的相當自由。因為是「非法」，他們的存在不會被算進阿康提供的官方統計。

墨西哥人操作美國的農業不限於南部。在美國北部的農地上動手動腳的，差不多全部來自墨西哥。朋友，你到美國北部的農業區找餐館進膳，最可口而又最相宜的一般是墨西哥餐館。

我昔日聽回來的美國農民數字可能沒有錯。農作的勞動人口可能沒有減少，但因為非法進口的越來越多，美國本土操作農工的越來越少，下降至今天阿康提供的近於零。雖然美國還是天下的農業第一大國，但從操作農工的角度看，美國人是放棄了農業。商業機構沒有放棄，地主沒有放棄，但勞動人口是放棄了。

這就帶來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美國與墨西哥不是友好之邦，有什麼風吹草動，互相敵對，墨西哥政府成功地召回所有在美國操作農工的墨西哥人，而又能成功地禁止他們再去美國，那麼美國不立刻進口糧食，可能會有饑荒！可不是嗎？這些年來美國的農村子弟都進入什麼大學名校，一般飽受教育，要不是跑到華爾街工作，就是在城市找到最低工資或以上的薪酬。墨西哥進口的非法勞工沒有最低工資的約束，土生土長的農村子弟是不會與他們競爭工作的。

說過多次，中國的經濟發展一定要大幅減低今天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農民人口，而又因為農地不足，上佳的農地更少，進口農產品是上策。以工業產品出口換取農產品，其收入會在十倍以上。但每次這樣提出，國內的網頁總有青年大呼不可，堅持農產品自供自給的重要。另一方面，北京當局推出減農民的稅，而更說不通的是補貼小麥與玉米的種植，回復到二百多年前歐洲的重農主義的思想。要怎樣才可以喚醒他們呢？

雖然美國不倚靠大量進口農產品，卻依靠大量進口農民。依靠外間的非法勞工不是比依靠外間的合法產品更有點問題嗎？

經濟試題一則

朋友，你是經濟學博士嗎？讓我出一條淺試題考你一下吧。題目是：如果政府補貼（subsidize）農植，農產品之價會上升還是下降呢？所有課本或理論分析都說農產品之價會下降。你當然知道這個答案，知道是本科一年級第六個星期教到的。但你會想，張五常是個怪人，思想無奇不有，必有怪招伏著，那就答農產品之價會上升吧。你敢賭一手嗎？理論邏輯何在？

不久前北京開始補貼農植，而市場農產品之價竟然明顯地上升了。這個怪現象把我難倒了一個小時，而我要多加一個小時才搞通其它細節。要我花兩個小時才能找到滿意答案的經濟試題不多。不膚淺，也使自己感到寶刀未老。讓我從思想過程說說吧。

破案的提點，是北京補貼農植只補貼種小麥與玉米，以種植的土地面積算。開頭我很蠢，要到一個小時後才想到政府補貼小麥與玉米，不少農地的使用會轉到小麥與玉米這兩方面去，從而使種植其它產品的土地減少了，所以其它產品的價格會上升。多加兩分鐘，我推出在均衡點上，調整了不同農產品有不同的耕耘成本後，其它農產品的市價淨回報，會與小麥及玉米的市價淨回報加政府的補貼相等。這均衡分析不是本科生的第一科，而是第二科。

困難是第三科，跳到博士後的學問，我要多想一個小時。耕耘土地減少的農產品的價格會上升，但受到補貼的小麥與玉米的價格理應下降。這帶來兩個問題。其一是一升一降，農產品物價的整體應該是上升還是下降了？其二是在上述的不可能錯的均衡點上，小麥、玉米及其它農產品的物價是怎樣決定的？如果小麥與玉米之價下降很多，那麼加上政府補貼，淨回報可能上升很少，其它農產品的價格上升於是微不足道，不會有今天見到的明顯上升。

多想一個小時的答案，是這些年中國進口小麥與玉米，而今天補貼種植後還要進口。這樣，小麥與玉米的市價是進口的國際價，不會因為補貼種植而下降。於是，均衡點說，其它農產品的價格上升，以每畝的淨收入算，會等於小麥與玉米的政府每畝補貼。

這是經濟學。這門學問不湛深，但從事的人思考時要懂得轉彎，要有彈性地從不同角度多方考慮。有時要拜我為師，用上我發明的推到盡頭的誇張幻想：如果政府補貼一千萬元種植一畝小麥或玉米，不准其它農產品進口，那麼除了小麥與玉米，神州大地的老百姓不會有其它可餐之物，其價格為何計算機也算不出來！

政府補貼可以為禍，眾所周知。這篇文章提出了一項前人沒有說過的禍害：物價可以因為補貼而不減反加。不是怪論，是邏輯井然的。

說過多次，因為重要這裡要再說。中國的發展要以工商業為重，但農民生活的改進非常重要。一石二鳥的辦法，是鼓勵農民轉到工商業去。美國地多人少，農民只佔百分之七的人口，自供後還有大量農產品出口。中國的農民是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以補貼而鼓勵他們留於農業，盡補所有，中國也不會成為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美國的一家四口的小康農戶，需要擁有的一級農地大約是中國的三百畝。中國的農地分配，以個人算微不足道，不轉移工商業的有利陣地，農民的小康遙遙無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