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異的層面

美國作家愛倫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是一位我特別欣賞的詩人與小說家。他的作品與文字優美而奇異，似乎有一點難以形容的「怪」，使我讀時心靈彷彿飛到另一個世界去。愛倫坡早逝，死後有人在他的墓碑上刻上如下的一句話：There is no exquisite beauty without strangeness in dimension。翻譯過來大意是：沒有奇異的層面，不會有精緻的美。

以這句話來形容愛倫坡的作品可圈可點，深得我心。是的，他寫聲音，我聽到聲浪；他寫色彩，我看到顏色；他用動詞時，我有動的感受。愛倫坡的文字，的確是有一種難以形容的美，有時有點怕人，使我很想讀又不敢讀。說他的文字有一個奇異的層面，因而有一種特別的優美——精緻的美——是對的。

有奇異層面的藝術，不一定是偉大的藝術，但卻是很難遇到的。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就有一點這樣的「奇異功能」，但卻沒有愛倫坡那樣「奇異」。縱觀我們中國近代的作家，沒有誰可給我類似的「奇異」的感受。

要在中國文人的藝術中找出奇異的層面，鳳毛麟角，但還可以找到一些。唐代寫「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的詩人李賀，算是其中一個。試看他的一首《南園》詩吧：

花枝草蔓眼中開，小白長紅越女腮。可憐日暮嫣香落，嫁與春風不用媒。

又或者看他的《古悠悠行》：

白景歸西山，碧華上迢迢。今古何處盡，千歲隨風飄。海沙變成石，魚沫吹秦橋。空光遠流浪，銅柱從年消。

到了宋代，詞人辛棄疾的「奇異層面」文字不多，但偶一為之，卻非同小可。試看他的《青玉案》吧：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
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又或是他的《水龍吟》：

舉頭西北浮雲，倚天萬里須長劍。人言此地，夜深長見，鬥牛光焰。我覺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憑闌卻怕，風雷怒，魚龍慘。
峽束蒼江對起，過危樓，欲飛還斂。元龍老矣！不妨高臥，冰壺涼簟。千古興亡，百年悲笑，一時登覽。問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陽纜？

我最佩服的蘇東坡，偶一為之，也有同樣的「奇異」功力。先看蘇學士的《卜算子》：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再看他的《定風波》：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除蘇、辛外，李清照的詞，好些地方都給我有奇異的感受。事實上，單以「奇」而論英雄，李女士比蘇、辛有較大的一般性。篇幅所限，僅錄她的一首《醉花陰》如下：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消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
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

論中國有「奇異層面」的藝術家，最奇的應該是明代的徐渭。無論是詩、文、書、畫，徐渭無一不奇。清代「揚州八怪」之首的鄭板橋，說他自己是「青籐（徐渭的別號）門下牛馬走」，令我為之驚歎不已。

如上文所說，有奇異層面的藝術不一定是最高的藝術。但若沒有這層面，卻不可能有精緻的美。以繪畫而論，中國歷史上有這種能耐的畫家，工筆首推宋代的范寬，而意筆則非清代的八大山人——朱耷——莫屬了。

歐西有「奇異層面」的畫家當然為數不少。法國的印象派大師塞尚、高更、梵高，皆奇人也。美國則應該以維斯為首。

奇異的層面，是不限於藝術的。在我所遇到的朋友中，稱得上有「奇異層面」的大約一掌之數，以男性居多。天下好的女人多的是，迷人的更不少，但從另一角度說，總是有點平平無奇。

明顯地有「奇異層面」的女人，我也曾遇到一個。

教養趣談

我只有一兒一女，怎樣說也算不上是個教養兒女的專家。更何況兒女成長期間，我的工作實在忙，不能多花時間在他們的教育發展上。話雖如此，從他們出生後到十歲時，我每天總用上三幾個小時跟他們「混」在一起，對我來說，是辛苦而又溫馨的十年了。其後見他們知所適從，就實行「放任」政策。再其後，他們到了十六、七歲，就要爸爸少管閒事——即是說，不要再管他們了。

可以這樣說吧：我是個為兒女作「奴隸」的人。

兒子比女兒僅大一歲，所以在教養上比較方便，可以不分彼此。在他們出生前後，我翻閱了不少關於教養兒女的書本，都是西方之作。這些書本理論縱橫，莫衷一是，而我從中得到唯一的眾所認同的結論，是兒女在幼年時要盡量寵愛。寵愛兒女是天下間最容易辦到的事，所以在他們五歲之前，我凡遇到不知怎樣教養的問題時，就簡單地以「愛」的一招來解決。這可能是我從書本上學得的最厲害的一招，因為今天兒女長大了（大學畢業了兩三年），他們可以隨遇而安。

是同樣的愛，同樣的教導，但兒女長大後，性格卻各自完全不同。為何如此，我百思不得其解，不得不認為基因的或然率，比父母的教養有更大的決定性。女兒覺得我對她的愛甚於我對她的哥哥，所以凡事維護哥哥。但那只不過是她的誤解。試問，假若你有一兒一女，二者犯了同樣的「罪」，你會先責罰哪一個？

我說兒女長大後性格、行為各不相同，有如下的例證。兒子好花錢，有什麼新的計算機軟件總要先購為快；女兒節儉，父親無條件送錢也不要（「給哥哥吧」），到餐館晚膳，剩下來的白飯也要帶回家。兒子興趣多的是（網球、籃球、足球、乒乓球、國際象棋等等），但女兒似乎什麼興趣也沒有。他們兩者讀書成績都不錯，但兒子目標明確，要走爸爸的路。女兒呢，她大學畢業後就怎樣相勸也不再讀下去了。

除了給兒女無限的愛，我的教育方法，是可以不管就不管。要管的就管得很堅定，此外就讓他們自由發展。我喜歡與兒女像朋友般相處，談天說地，無所不談。好些人說我兒子的思考方法與我如出一轍，這可能是他多年來跟我閒談中養成的習慣。

兒女在中、小學唸書時，我一直對他們的功課不聞不問。但我有一個比較硬性的規定，那就是假日不准讀書。當然，到他們進了大學之後，這「規定」就廢除了。也是在中、小學時，發現兒女的成績特別好的話，我就對他們說，讀書是長途賽跑，那麼早就領先，會後勁不繼的，暫時倒不如成績差一點吧。

兒子認為我的「長途賽跑」論有道理，於是在中學的某一年，放學後就天天在家裡跟計算機下國際象棋，學校成績遂大大的下降。

我對他說：「我說你不要領先，可沒有叫你考得近乎『包尾』啊！」兒子聽後，就放棄了國際象棋的玩意。

後來他進了大學，問道：「爸，在大學我可以發勁了吧？」我答道：「可以發一點，但真正的衝刺，應該是從寫博士論文那時開始的。」殊不知兒子聽到可以一過發勁之癮，就一發不收。可以說，從兒子讀大學一年級起，我多次勸他，真正的發勁，還不是時候。

在兒女的教導上，我因為事忙，所以有時只好出一些奇招怪著。女兒在美國念幼兒班時，每次要交功課習作，她總是擦、擦、擦，改、改、改，務求取得一百分。偶爾不獲，她回家就哭個不停。我為此彷徨無計久之。後來我靈機一觸，對女兒說：以後不准再取得一百分。

自從兒女的祖母謝世後，家中最聰明的人是女兒了。哥哥雖然在大學裡是英雄人物，但他從來不否認妹妹比他聰明得多。然而，妹妹天生一個「無知」相，而事實也是無知。這是由於她對任何事情興趣不大，所以凡事都表現得漠不關心。但她從小不學有術，下筆成文，而不同地區的不同英語口音，她可以各歸各的說得流利自然。

哥哥與妹妹相處的時間最多，因此最清楚妹妹的一些「特異功能」，但卻沒有進取之心而好好地加以利用。這是我們家裡近年來唯一引起爭議的問題。女兒長大了，不能教，也不能管，而勸導之下也是沒有什麼反應的。

有一個不為「利」誘的女兒，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蘇學士

九月十八日（九六年）晚上準備孤注一擲，打長途電話到紐約的佳士得去，競投一幀蘇東坡的書法。我打算以估價的三倍為限，志在必得，殊不知敗走麥城，給一個台灣人買去了。（說來也巧，蘇公有一首贈友之詞，結句是：「要賭休癡，六隻骰兒六點兒」。好像是勸我不要投此一「注」似的。）

那幀書法很小，只有一平方英尺。字寫得平平，嚴格來說不算是書法。是蘇學士寫的一封簡短的信。有些書法家——像二王、米芾、王鐸等人——寫信時分明是以書法下筆，但像蘇東坡那樣不滯於物的人，寫信就是寫信，字寫得怎樣是沒有關係的。那是說，他書寫時沒有刻意地以書法為之。

我希望能買到那小幀書法，是因為我是蘇東坡迷，而那作品開門見山，絕對是蘇前賢的真跡。開門見山的蘇氏墨寶，在博物館可以見到，但個人所見過的、流傳於民間的三幾張，只有佳士得拍賣的這一張不用專家細說端詳。

我不是個崇拜偶像的人。但在中國歷史上，沒有誰可以像蘇東坡那樣令我五體投地。論詩，世稱蘇、黃；論詞，世稱蘇、辛；論書法，世稱蘇、黃、米、蔡；論文，他是唐宋八大家之首；論賦，他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據說蘇軾的畫也甚了得，但今天的人似乎沒有機會看過。歐美的觀點，指蘇東坡是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藝術評論家。

這個幾乎樣樣是中國歷史上之「最」的人，胸襟廣闊，風趣幽默，既可愛而又可敬可畏也。真的不可思議！

中國歷代人才輩出，但論才華沒有半點可以爭議的，就只有蘇東坡一人。他是個重要的哲學家，而我又認為，假若他從事科學研究，他也會有很大的成就。

試舉一些「科學」例子吧。「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說水，知道物質不滅之理；「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說月，知道缺月還是整個沒有變；「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知道「經濟物品」與產權的重要關係；「惟江上之青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知道「免費物品」的正確經濟學概念。「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好一個「古難全」！這永恆的「缺憾」，也是自然的規律。

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的是。令人驚歎的，是蘇學士在詩、詞、歌、賦上隨意揮灑，好像是閒話家常，把科學上的創見寫得那樣優美，文采斐然的，不由得使我意識到，就算我自己的才華再高十倍，也不可能辦到。

蘇東坡生長在一個君主專政的時代，人在江湖，他吃的是官飯。政治上的事，他不想管但也身不由己地身陷其中。他在文藝創作中若寫了一兩句皇帝不喜歡聽到的話，就可能大難臨頭，不知要被貶到哪裡去（烏台詩案的坐牢與被貶，是其中的例子）。

是的，在蘇東坡時代的創作自由，雖然比毛澤東時代好一點（至少他謫居黃州、惠州、海南島時能自由地寫下不少佳作），但與我們今天的自由相比，卻差得遠了。

試舉一個重要的實例吧。蘇學士的前《赤壁賦》，是一百分的文章，我們怎樣讀也不容易找出哪裡會有開罪皇帝的地方。但蘇學士寫了之後，收藏起來，不敢輕易讓外人讀之。後來過了一段日子，朋友向他求文，他就手書該賦送去（墨跡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並加上如下數語：

「軾去歲作此賦，未嘗輕出以示人，見者蓋一二人而已。欽之有使至求近文，遂親書以寄。多難畏事。欽之愛我，必深藏之不出也。」

為人曠達的蘇軾，而說「多難畏事」，實沉痛之言也。他寫了一篇自己明知是千載難得一見的絕妙文章——動人之賦——卻只能留給自己欣賞！這樣的創作環境，竟然出了一個百代為之喝采的蘇東坡，真的是異數了。

這樣的一個人，九百年前的學士，在下願意出價三萬港元買他一個字——這樣「出價」，一償自己的一個心願，一訴仰慕之情，非為甚也。但（那墨寶）卻買不到。我惟有「書空咄咄」地背誦蘇前賢的文字，背了個多小時，倦極而眠。

我是因為懂得背誦蘇學士的文字，而感到不枉此生。至於什麼、什麼英雄豪傑，我是連想也懶得去想的。「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是蘇東坡說的。

蘇東坡自己呢？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

九七後的言論問題

好些時，有些事情心中不吐不快，但又恐怕一吐出來會惹是生非。不久前在各報章的頭條新聞上讀到港英要單方面界定顛覆罪，涉及言論自由的問題，而中方對此大表不滿的報道，讀後不勝感慨，而又感到個人的一點不同的看法還是要一吐為快的。

毋庸諱言，什麼算是顛覆政府（除非是武裝起義），只有天曉得。顛覆政府是彌天大罪，可以「殺頭」，而此罪也，可以平平無奇地說幾句話就判成「死」罪的。是的，我認為在九七之後，中國當局要某方面控制我們這個所謂特區，「顛覆罪」是個好借口，也是個「好」辦法。香港人為之喪膽，倒也難怪，而港英要在九七之前立法，單方面界定怎樣才算「顛覆」，是不難明白的。

問題是：中方是否因為反對言論自由而把「顛覆」加上一個廣泛的定義？又或者中方是否要以近於莫須有的「顛覆」來控制香港？這些問題，我自己的看法是否定的。

在二十世紀末期的今天，我不相信沒有真槍實彈支持的言論可以顛覆一個政府。這一點，北京政權不可能不知道。而我又認為，反共或甚至對北京直斥其非的言論，沒有什麼大不了，是不會被視為「顛覆」的。九七之後，假若我還在香港寫文章，我難以想像在言論或立場上我會因為政權的轉換而有所改變。

說得具體一點吧。說毛澤東是千古罪人，說共產黨民不聊生，我以前這樣說，以後也會這樣說的。我曾經對周南社長說北京當局對香港八號碼頭的處理是大錯，因為在商言商，不應扯到政治上去。我也曾經對陳佐洱先生說，他不明白香港聯繫匯率的貨幣制度，並為此介紹他看一篇，大約八十年前的文章。

是的，批評或甚至責罵，我不相信北京會為此而反對言論自由。我認為問題的所在，是有些言論，在法律上算不上是誹謗，但卻使執政的人難以接受，一口氣吞不下去，於是就以「顛覆」而加之以罪。

舉魏京生為例吧。幾年前他出獄後在外地所發表的文章，大肆抨擊北京的領導人（包括當時已下台的趙紫陽），本來沒有什麼大不了。問題是，魏老兄行文「老氣橫秋」，彷彿以父親教兒子的口吻下筆，時而冷嘲熱諷，時而鄙視之情溢於紙上。北京的領導人讀來心中有氣，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魏京生當然沒有本領去顛覆政府，雖然「希望」或「幻想」，可能是有的。究竟魏老兄是否「試行」或「意圖」顛覆政府，只有上帝才知道，但以此而加之以罪，卻不一定是「莫須有」。你說我不學無術，沒有資格「領導」，其「意」何在？

不要以為像魏京生所寫的那種文章，在以言論自由見稱的美國可以大派用場。老實說，美國有份量的刊物，是不會發表那種文章的。這不是因為文字有誹謗之嫌，而是沒有禮貌的空泛之辭，在美國不刪去是不會刊登的。

不要以為我贊同把措辭不遜的異見分子關起來，視之為罪有應得。我認為在共產政制下，中國的年青人吃了那麼多年的苦頭，失去了半生自我圖強的機會，他們今天無論怎樣大發牢騷，北京的執政者總應網開一面。但我是個喝過數十年洋水的人，在這一代炎黃子孫中算是比較幸運的一個，遠看廬山，其觀感自有不同之處。

今天的香港，受過往日中共苦頭的人數之不盡；他們要大發言論牢騷——甚至那些可以被認為是「意圖顛覆」的牢騷——是不難理解的。這其中還有兩個促成這種「牢騷」的因素。其一是謾罵共產或專政的文章容易寫；其二是這種文章往往讀來過癮，是有市場的。

愚見以為，港英今天要單方面修改法律，界定「顛覆」，不是上選之路。九七之後，北京政府若要以「顛覆」來壓制自由，怎會因為今天港英有了新的「界定」而不敢動手？另一方面，由於中方對這新「界定」不同意，將來中、港遲早還要多「吵」（爭論）一次。

我認為「言論顛覆」是不容易量度的行為，再加上「意圖」縱非空中樓閣，也是模稜兩可的事，於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法律怎樣修改也無補於事。九七之後，香港言論自由的希望，是在於「言論」者下筆時要收斂一點，客氣一點。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北京的執政者能盡量放眼看世界，從而避免「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所養成的對言論有恐懼感的習慣。

仰天大笑出門去——向李福善先生致意

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的選舉，姑勿論其甄選程序與法則是否可取，或夠不夠「民主」，個人認為是比十多年前——中、英談判之初——所能想像的辦得好。老實說，倘若中國大陸本身能那樣做，已算是很不錯了。

我讀過不少關於民主投票的學術文章，知道這個玩意有許多的缺點。因此，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比起最有民主代表性的美國來，香港這次的選舉方法不一定比美國的差。對民主投票有深入研究的學者，大部分會同意這說法。

一年前，我跟同事王於漸賭大菜一席，買董建華會勝出。於今塵埃未定，若王老弟要結數，我收個九折是起碼的了。薑是老的辣，可以信矣。可恨的是，我這個身經百戰的「老薑」看來要輸六瓶名貴紅酒給鄭大班經翰！是年多前下的註：大班與我賭的，是《壹週刊》能否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上市。天才買「能」，傻佬買「不能」。這可見下注之道，深不可測！一個市場運作專家，在政治市場賺錢，但卻要在真正的市場賠本，天可憐見！

於今特首提名既定，董建華威不可擋，我本想掛電話給鄭大班，叫他向王於漸收「水」，大家打個平手。然而細想之下，一席大菜之價，不及我賭下的六瓶名貴紅酒六分之一。鄭大班再傻，也不會中計的。

回頭說，我這個天才兼專家，可不是讀者所想像的那麼蠢。跟大班下注後，我立刻掛電話給黎老智英，要賣那六瓶名貴紅酒的盤口給他。我開價四瓶，他還價三瓶，互不相讓，成交不了。肥佬黎鴻運當頭，無話可說！

閒話休提。且說這次特首參選人物，在下看來確實不錯。這是香港之幸。若干年後，參選人的水平會下降的。我對這次參選的前四位比較有印象，認為他們都有兩大優點。其一，他們都算不上是政客，所以誰當選都不會使我心驚膽戰。其二，這四位顯然不是混水摸魚之輩，所以大貪其污的後果不容易發生。特區首長應該是吃力不討好的職位，這四位稱得上是君子的竟然夠膽一試，難道真的是藝高人膽大？

先談吳光正吧。我不認識吳先生，但關於他的行政能力則時有所聞。如日方中之年而又大有幹勁，也明白市場之道，當然是可取的。他的主要缺點，是給人有美國風格的印象，大概其鋒芒多了一點，使人覺得不太適合擔任「初期」的特首。這點我不大同意。我又認為，吳先生深知美國政壇之道：參選輸了也是項投資。十年之後，他當特首的機會是絕對不能低估。

楊法官鐵梁我是認識的。雖然他行政的能力有值得懷疑的地方，但他的優點倒也重要：這個法官友善、隨和、平易近人。有些朋友在電視上見到他「搞」親民的形象，認為有點造作，但據我所知，楊法官根本就是一個親民的人。

董建華先生我是不認識的，但有三位熟識他的朋友，曾經（在我面前）給他極高的評價。我個人的印象是，董先生聰明而穩重。九七過渡期，穩重很重要。董先生的缺點，是說話有時過於「穩重」，使人聽來有畏首畏尾之感。

三星期前不獲提名（當候選人）的李福善呢？我認為在四大天王中他最可愛！一個天真、有話直說的人，政壇之路不易走，且往往可以闖禍。

然而，像我這個對政治冷淡的人，以另一角度來看，李前法官毫無機心，說的每一句都是他的心底話，在政治風雲急劇的今天，有他別開生面地參與其事，是值得我們欣賞的。

縱觀這次推委提名的票數結果，他們是推「穩重」第一，「親民」次之，「幹勁」再次之，而「可愛」則名落孫山矣。政治本來就是不可愛的事！我從報道上的數據得到如下的有趣結論：香港若普選，會推「親民」為首；但「委」選則取「穩定」為先。哪一種辦法比較好，讀者自己可作判斷。

我與李福善先生有兩面之緣，曾與他把酒言歡，知道他是個拿得起、放得下的人。聽到他不獲提名，我就想到一首李白的「古意」詩，似乎是千多年前李天才為今天的李法官寫下的。謹錄於後而寄意：

白酒新熟山中歸，
黃雞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雞酌白酒，
兒女嘻笑牽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
起舞落日爭光輝。
遊說萬乘苦不早，
著鞭跨馬涉遠道。
會稽愚婦輕買臣，
余亦辭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門去，
我輩豈是蓬蒿人。

心手兩忘

許多事情，窮年累月，也難以知其「究竟」。我是要到了耳順之年的某一天晚上，才突然間領悟到——在掌握某種技藝上說——「心手兩忘」是個絕高的境界。

話說一九六二年，我在洛杉磯加大當助理教員時，有一名黑人學生，成績很不錯，是代表該大學出賽的網球手。他的名字是Arthur Ashe（今已故，當年因做心臟手術輸血時不幸染上艾滋病菌）。這學生畢業後轉為職業網球手，成績不俗，但「頂級」卻說不上。

有一次，在溫布爾登的網球決賽中，大出觀眾意料之外，他竟然只花了約莫一個小時，就直落三局打敗了當時世界排名第一的康納。一年之後，在某聚會中遇見他，我問：「那次你輕勝康納，是怎樣的一回事啊？」

他答道：「我也不知道是怎樣的一回事，真的不知道，只是覺得自己意之所至，得心應手，好像是在另一個『地帶』似的。」（I was playing in a zone!）

Ashe所說的「地帶」（zone）翻為中文，其意大概是「心手兩忘的境界」。這境界一旦達到了，完全沒有刻意為之，只憑意之所至，也許有點迷迷糊糊，但效果上天真瀟灑，靈氣湧現，顯得暢順而自然的。

個多月前的某夜凌晨，我躺在床上翻閱古書，半睡半醒的，突然間讀到這樣的記載：北宋時，書法大師米芾拜訪蘇東坡，相聚了好幾天，大家談的是「心手兩忘」對藝術創作的重要性。那麼有意思的話題，該古書只記下寥寥數語，使我整晚幻想當時情景，尋思蘇、米兩位前輩高人的對話內容是什麼。

兩年來，我自己就意識到，用心下筆的書法，寫來總是有點斧鑿痕跡，而自己比較稱心之作，全都是不經意地寫出來的。

我曾經把這個奇怪的現象對周慧珺老師談及，她的回應是所見略同：她自覺也是驟然或一時間不經意下筆時，字寫得最好。

這應該是個很抽像的哲理——不容易說清楚的吧。寫書法時要用腦，而且腦子要想得很快。但用腦與用心顯然是兩回事。腦用以分析、思考；「心」是「製造」感情的。說要「忘心」，就是把感情自然地不渲不染地流露出來。刻意把「心」一用——不能「忘心」——就不免刻意製造感情，其效果總有點造作，「天真」也就談不上了。

近來我每次練習書法，都試行「心手兩忘」的法門。我發覺自己要「忘手」並不困難，練習幾天就可以做到。但很不幸，要「忘心」就困難之極。我只可以偶然地在無意之間寫出幾個「忘心」的字；若刻意地去「忘心」，其「心」也，就更加難忘。我顯然不是一個書法天才，因為我不可以忘心而不忘腦；一動腦筋，心就難忘了。偶有忘心之作，碰巧而已。

其實我也不應該妄自菲薄。歷史上的書法家，絕大部分都是「碰巧派」。以大名鼎鼎的宋代四家來說吧。蔡襄絕對沒有心手兩忘之能。蘇東坡手書的《黃州寒食詩》，顯然是心手兩忘的精品，但他有這樣水平的作品甚少。黃山谷（黃庭堅）看來比蘇學士高一個「馬位」，因為前者的草書，差不多都能達到心手兩忘的境界。至於米芾，則無與倫比：在書法歷史上，似乎只有他一個人能把「心手兩忘」之藝招之即來的。

少年時，我有一位打乒乓球的朋友容國團，數次跟我提及，他不明白為什麼有時漫不經心，就所向無敵，但每當刻意求勝，就反而力有不逮。今天回顧，阿團也是個「碰巧派」，心手兩忘之藝不能招之即來。一九五九年，在匈牙利的決賽中，他碰到一個大「巧」：榮獲當年的世界乒乓球男子單打冠軍。

凡是「手作」的造詣，心手兩忘應該是最高的境界了。科學與文學，以及學說之創立，其成就與手無關或無直接的關係。個人認為，若要在科學上有點成就，重要的是忘心，但千萬不可以忘腦。文學呢，心與腦——二者皆不可忘。

忘腦但不忘心的玩意，例子不多。我唯一想到的例子是：男女之間談戀愛。縱觀天下兒女情懷，不忘腦的難矣哉！

中外油畫的價格差距

不久前一位在美國的畫商朋友，寄來一本他畫廊印製的名為Barbizon的目錄畫冊。他知道我對印象派的畫著迷，但又沒有那樣多錢去購買，所以就對次一級的Barbizon School的作品「虎視眈眈」。

Barbizon原是法國巴黎鄰近的一個小村落。因為風景幽美，十九世紀初期有不少油畫家到那裡畫風景。一八三○年後，Barbizon畫派大行其道，而跟著的四十年，人才輩出，其理論基礎與作品的表達，今天回顧，是印象派的起源。事實上，好些後來成為印象派大師的（像Manet、Monet、Gauguin、Millet、Sisley、Renoir、Pissarro等人），都是在Barbizon起家的。也難怪梵高（VanGogh）曾經說過，Barbizon藝術是十九世紀最重要的藝術。

今天我們在市場上見到的所謂Barbizon畫派的作品，通常是指十九世紀集中在那村落畫風景的數十位畫家。他們的作品實在好，但因為很少到巴黎去大展拳腳，名氣就遠不及印象派的大師了。由於名氣有所不及，一幅印象派的油畫動不動索價百多萬美元，但一幅「巴」派佳作，數十萬港元就可以買到。

翻閱畫商朋友寄來的「巴」派（Barbizon）作品出售目錄，不勝感慨。這些百多年前的油畫，其藝術水平比今天的中國油畫，一般而言，高出不可以道里計。但二者的價格，有好些差不多是一樣。這可真有點莫名其妙了。

記得去年與黃黑蠻去看一個國際性的大型畫展，他認為全場最佳之作是一幅只有四十二公分的油畫。後來另一畫家朋友李超鵬，也認為該小「品」是全場之冠。那是Barbizon之作，其作者是該畫派的頂級人物Daubigny（一八一七——一八七八）。其價若何？大約港幣三十萬。這與一幅同樣大小的吳冠中之油畫同價！是如假包換的Daubigny之作，且又是精品，其價怎會跟吳冠中的打個平手？

吳冠中的油畫是好的。但曾經是莫奈（Monet）老師的Daubigny，是百多年前的人，是今天每一本關於世界油畫歷史的書中必然提到的人物，是被公認為重要地影響了印象派的發展之畫家。我們還健在的吳冠中，將來的歷史聲名可大可小，但那是將來的事。

我把吳冠中與Daubigny混為一談，是因為我欣賞吳氏，認為可以相提而並論。還有三幾位中國油畫家，也或可以相提而並論的，但其它的提出來就有點那個。

在「巴」派之外的歐洲，數十或百餘年前的去世油畫家，若僅是略有名氣，其作品價格就更相宜了。這些畫——尤其是荷蘭及英國的——往往十分好，而很大一幅的，討價還價之後，大約是二、三十萬港元。這與中國當代的次級油畫家的作品價格差不多，但技藝則高出甚多，而且又是百多年前之作。

我們不能不佩服歐洲人對藝術作品的珍惜與重視。百多年前的畫，一般都保存得很好，有些經過專家修補，看來是新的一樣。而百多年前的小名家，他們總能長篇大論、引經據典地介紹，又或指出某作品曾經展出的次數、日期、地點，經過哪些人收藏等等。有些今天僅值數萬港元的作品，也是這樣細心處理的。這可見歐洲的傳統，是把收藏之道作為學問看待了。

去年暑期間，我在美國加州南部的一間畫廊，看到好些當代美國油畫，令人賞心悅目，很大一幅的只售三萬港元左右。這又比今天的中國油畫相宜得多了。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當然，我們不能「一枝竹篙打翻一船人」。有三幾位中國的油畫家，在外地有價。既然他們賣給「老外」與賣給中國人的畫價相同，我們就不能說其價有差距。我也認為有三幾位中國油畫家，其作品很不錯，價格可取。餘下來的畫價，則「高」不足道矣。

我認為中國油畫價格偏高，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某些中國油畫家喜歡故弄玄虛，刻意「造價」。「造價」當然不是真價，但久不久總有不識之士中計，以假為真，出高價購買。這種「造價」行徑，短期或有利可圖，但長線卻行不通。君不見，幾年前價格奇高的一些中國油畫家，如今跌得一塌糊塗。

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人有一種不容易解釋的民族或地區情意結。他們收購藝術作品的對象，往往是本土的畫家。例如，台灣畫家的作品，在台灣遠比在香港或大陸值錢。又例如，嶺南派的畫，在中國的北方並不「渴市」。中國人就是喜歡收購中國畫家的畫，藝術本身的高下如何，對他們似乎是不大重視的。

二十一世紀將至，在一碗雲吞麵可以打六分鐘長途電話到美國的今天，炎黃子孫應該開始明白，地球那麼小，世界已趨大同，什麼民族大義云云，只不過是一些好權如命的政客搞出來的把戲罷了。

退休之「價」

最近美國《財富》雜誌把美國之外的世界最可居的城市排名，多倫多第一，香港第五，二者之間為倫敦、新加坡及巴黎。據說兩年前香港是排名第一的。至於美國本土的城市，則西雅圖列於榜首。西雅圖在美國被排第一，司空見慣，而數年前曾被另一刊物排為世界第一。可以說，十多年來，在多個不同刊物或機構的選擇中，西雅圖最差也位於前幾名之內。這樣，若以多個「考試」的平均積分計算，該市遙遙領先，與第二位相去甚遠。

在同一報道中，《財富》雜誌又提及，香港的生活費用比西雅圖高出四倍。一位朋友知道西雅圖排名的大概，又知道我熟知那裡的情況，便問：「如果要到西雅圖過很舒適的退休生活，『身家』要有多少才可以？」

這位朋友有一兒一女，是四口之家；他年屆中年，長得既高且壯，或然率應該說他還可以多活五十載。

我問：「要很舒適的嗎？」「對。」「不要豪華的。」「不要。」「兒女要讀私立名校？」「那最好。」

我於是替他一家四口幻想著如下的生活：（一）居所大約佔一萬平方呎之地，房子內實用面積三千呎，另加車房五百呎，是二流頂的建築，有風景；（二）高級美國汽車一部（或次級的兩部）；（三）每星期外出晚膳兩次，光顧電影院一次；（四）每年旅行兩次；（五）衣著、食物佳而不「豪」；（六）兒女學校教育一級；（七）保險（包括醫療保險）應有盡有；（八）其它置物、雜費，應用則用。

這樣一家四口的生活，不用找職業或工作的，在西雅圖，其所需的「身家」（資產）要多少呢？讀者不妨試估計一下。我屈指一算，大約是美元一百二十萬（港幣九百三十萬）。為了要把風險降至最低，我設想以購買美國政府的三十年債券（年息七厘）來計算的。我又假設退休者不是美國公民，毋須納稅——但入息稅之外的稅（如物業稅或購物稅）已計算在內。

算出這港幣九百三十萬元的退休大計之後，我又再算一下，能過差不多同樣舒適的退休生活，四口之家在香港要「身家」多少才可以。一想到這裡房子的費用，就不免頭痛。我於是把居所的舒適度打個六折，其它享受差不多。計算所得，是港幣四千六百萬——大約是西雅圖的四點九倍。這比《財富》雜誌所說的四倍的相差大一點。

對其他在北美洲的城市我知得不多。約略的估計，同樣的生活水平，加拿大的溫哥華要比西雅圖價高兩成多，而舊金山則要高出近四成了。但這些城市的中國食肆很不錯，且「雀」友甚眾。也難怪那麼多的炎黃子孫，聚居於這兩個地方。

很舒適的生活，跟只可算是舒適的生活，是相差頗遠的。若問，一家四口在西雅圖，要過只可算是舒適的退休生活，所需「身家」多少？答案，大約一半——美元六十萬（港幣四百六十多萬）。

很奇怪，我把這個「只可算是舒適」的水平，與上文所說「很舒適」的那樣打個房屋折頭，引伸到香港來，得到的所需的退休之價，大約是港幣八百萬元。這只比西雅圖高出百分之七十四，跟「很舒適」的大差別縮小了很多。

讓我再降它一級吧。一家四口的小康而節儉之家，在西雅圖退休何「價」？答案是：大約美元四十五萬（港幣三百五十萬）。那麼在香港又怎樣呢？答案是：假若這四口之家能買到政府的居屋，連這屋價在內，退休所需的資金剛好是港幣三百五十萬，打個平手。

從以上約略計算的退休之「價」，我們不難得到以下有趣的推斷：

其一，小康節儉之家或生活水平更低的，不會移民北美退休。其二，大富之家也不會，因為對他們來說，每年在香港多花三幾百萬，「濕濕碎碎」罷了。其三，小富之家，退休若不到北美西岸定居，乃「走寶」也。

上海博物館

四個多月前，聽到一位外籍的教授朋友說上海新建的博物館是世界一流的，於是在一個週末跑到那裡去看看。其時博物館尚未正式開幕，只有雕塑、青銅器、陶瓷這幾項可供參觀。

那位教授朋友說得不錯，從室內設計、燈光、展品安排這幾方面看，確是一級水平。我此前從來不知道中國有雕塑藝術這回事——什麼觀音、佛像之類的作品，印象中千篇一律，似乎是沒有什麼藝術可言的。但上海博物館的雕塑室別出心裁，展出的作品務求變化多姿多采，使我看後茅塞頓開。說實話，在雕塑藝術上，中國是不能與歐洲相比的。但上海博物館的陳列，使我意識到我們的雕塑天才有的是。

有趣而又重要的問題，是中國的雕塑藝術作品是沒有作者名字的。為什麼會這樣，我想來想去也不知道。但無名之作可以解釋，在中國藝術歷史上，一個雕塑家（或匠）不可能像米開蘭基羅、羅丹等人那樣，因成名而獲得可觀的收入。我又想到不久前在西安霍去病之墓地上看到的、多件巨大的石雕，是二千年前的「印象派」作品，作者顯然是個藝術天才，但只是一個「無名氏」。

上海博物館辦理雕塑展覽的主事人，顯然對中國的雕塑歷史有很深入的研究。我希望他（或他們）能對作者「無名」這問題試作解釋，以較大的字體對觀眾說明。那主事人（可能不止一個）是何方英雄好漢，也不妨在顯眼處介紹一下。雖然博物館很少這樣做，但作者既是無名，而展覽又搞得那樣有心思，其主事人「公開」地領一點功勞，是不用客氣的了。

該博物館的青銅器展覽，舉世無匹，非看不可，毋需細表。收藏能收得那樣全面、精彩，而又那樣有系統的，是極其不簡單的一回事。我比較失望的，是陶瓷的展覽。個人認為宋代的陶瓷，高雅無與倫比，其藝術成就光芒不可方物。但在博物館所見，宋代之作並不令人歎為觀止，即使那有口皆碑的宋代五大名窯，館中所展出的代表作品不多而又不夠份量。

不久前上海博物館正式開幕了。我趁重陽的長週末，特意去看該館的古書畫。其實我對中國古畫所知甚少，所以主要還是去看書法。很有看頭。然而令我失望的，是該館舉世皆知的兩幅鎮山之寶的書法——米芾的《多景樓詩》與徐渭書寫的一首自作七絕——竟然沒有展出！新張大吉之際，把鎮山之寶「收」起來做什麼？

徐天池的那幅七絕書法，是他尚存於世的最精書法作品，日本二玄社的複製品可以假亂真，看不到也就算了。但米元章的《多景樓詩》，其真跡看不到就耿耿於懷。有人說《多景樓詩》的原作是假的。怎麼可能呢？

詩分明是米前賢的詩。米顛的詩雖然不是蘇東坡所說的那樣了不起，但風格別開生面，沒有誰可以作出來。（蘇學士平生似乎最佩服兩個人。一個是晉代的陶淵明，另一個是他的朋友米芾。自歎「相從元章不盡」的蘇軾，認為米南宮做什麼也是天之驕子。）

至於《多景樓詩》的書法，從印刷品看，更是元章無疑了。這幅書法共有九十六個大字（大約是米芾存世的大字真跡的四分之一），寫得天真瀟灑，靈氣湧現，精彩絕倫。古往今來，在行書上，只有米芾一個人有這樣的功力。「假」又從何說起？所以我很想看看真跡。

古玉的展覽室燈光太暗（其實是太黑），應該在櫥窗之外稍加微光，減低一點室內的光暗反差，使觀者看得較為舒服。很不幸，這次沒有時間去看少數民族的藝術展覽。應該是很有意思的。下一次到上海，不會放過。

很高興上海博物館能達到世界的一流水平。在意見上，個人有兩點批評。第一點是不能「改進」的，因為已成事實。那就是，雖然建築物很不錯，但我認為他們應該請貝聿銘設計的。貝氏是炎黃子孫，而且博物館這一類的建築物設計，當世首屈一指。這博物館如果由貝氏設計，遊客起碼會上升兩成吧。

第二個批評是可以而又應該立刻改進的。我去的那一天是假日，學生及兒童很多。這一群小朋友在場內走來走去，不知是否在捉迷藏，噪音不絕於耳。這不是博物館內應有的現象。

我認為孩子們多到博物館去是好事。藝術的欣賞，要從小學起——文化的培養是很重要的。但參觀藝術，非兒戲也。藝術很真實，欣賞的人要本著一片真誠之心。

我認為上海博物館要對父母解釋，孩子們參觀時要有點約束，而學生若沒有老師領導，博物館要安排一些指導員。目前因為年小的不識規矩，博物館派員工不停地抹那櫥窗上的手印，其認真的處理可嘉，但不是其它一級博物館可以見到的「畫面」。

特區首長應有條件

香港推選特區首長的話題，越來越熱鬧了。好些朋友問我的意見，把我看作是一個專家似的。其實我對政治不懂，也沒有興趣。像我這樣生長在抗日期間，經過國共之爭，受盡苦頭，而其後又喝過幾十年洋水的人，對政治有「冷感症」是不難明白的。

二十年前，美國搞總統大選，我問芝加哥大學的首要元老戴維德，誰是他的心中人選。他有點不相信地望著我，說：「你認為誰當選會有半點關係嗎？政客都是一樣，你怎可以讀了那麼多書還不知道？」正如後來H.Demsetz告訴我，戴維德是本世紀寥寥可數的有大智慧的人物之一。戴老當時半罵半笑的答案，點醒了我，使我覺得自己讀書雖然可以過目不忘，但還是有點生吞活剝，消化不良。

今天到了耳順之年，思想的消化系統有了進步。我認為在一個有了穩定體制的國度中，戴老的「沒關係」觀點是對的。但在轉變中的中國，在我們這個不可能永遠是特區的香港，誰是「首長」總會有一點關係。那是說，在這個大時代的轉變中，以「一國兩制」這個辦法協助過渡，其首長總要有一點特別的本領。

我認為這首長應有的條件，說來容易，聽來理所當然，就是恐怕找不到這樣的一個人。撇開一般人所談的條件不說，我認為如下六點是重要的：

（一）完全不搞政治。理由很簡單：我難以想像世間會有一個政治天才，可以持久地與北京在政治上周旋而能給香港帶來好處。是的，香港所需要的首長，不是一個政客，或一個外交高手，而是一個腳踏實地的管理或治理人。

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香港的希望，是要被作為一家公司機構來處理，而這公司的頭頭是不需要搞任何政治的。美國有好些辦得好的城市，在法律上都是公司機構，而好的市長都不搞政治。

（二）有話應對北京衷心直說。婉轉之詞，客套的話，恭維之語——或甚至巧言令色的恭維——北京的執政者會因為不大相信而起戒心。不同意就說不同意，明確地解釋理由；辦不到就說辦不到，解釋困難所在——而說這些話時是不用宴之以大魚大肉的。

（三）不賣帳。九七之後，官商勾結的行為暴升，不容易避免。倘若特區首長遷就一位高干的私下要求，就變成官、商、政勾結，嗚呼哀哉！我認為即使微不足道的私下要求——例如介紹兒子到香港求學——特區首長也要謝絕「應酬」。

（四）要多考慮民意，但壓力團體避之則吉。這是我從已故的香港前財政司彭勵治學來的。他告訴我，他天天考慮民意，但不接見任何壓力團體，因為此「接」一行，就不可能應付得來。彭老是把香港的財政作為一家公司機構的財政來處理的。今天的壓力團體，比彭老執政時為多；九七之後會更多。視壓力如無物，其團體就會越來越少了。

（五）要上一課經濟學。說什麼維護香港的自由經濟等等，老生常談，不再說了。但特區首長要用功地上一課關於香港聯繫匯率的制度。這個要完全不管港幣量才可以高枕無憂的制度，明白其中奧妙的人不多。即使聰明如任老弟志剛，似乎也有點不明白（金融管理局越搞越大，奇哉怪也）。香港的特區首長若懶得上這一課，可找戴卓爾夫人在任時的私人經濟顧問華特斯當顧問。

（六）要把協助中國經濟發展作為第一投資。把香港作為一家公司機構，就是把香港作為一盤生意來經營。九七之後的特首，總要懂一點生意經。我認為沒有什麼生意比協助中國發展更有利可圖。南中國的生意，更是非做不可的。特區首長的一個任務，是要掃除這條財路中的一點沙石。例如從香港打到廣州的長途電話費，比打到美國的高出一倍！又例如邊境過關費時失事，香港汽車不能自由進入大陸等等——都是不利生意的沙石，而這些是不能由商人或市民來掃除的。

三年前一位香港的重要人物曾對我說：「中國的經濟越壞，香港就越好；中國的經濟越好，香港就越壞！」荒誕不經之論，莫過於斯也。

史學士

《蘇學士》一文談及我破釜沉舟，但卻敗走麥城，競投不到一幀很小、很小的蘇東坡的書法墨寶。該文發表之前，楊老總懷康（不敢再稱「老弟」矣）顯然是預先看到文稿，緊急來電，說亞當孕v密斯（Adam Smith,1723-1790）在一七七六年三月九日所發表的《原富》——又稱《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的一本初版書，快將拍賣，可以預先買下來。他又說，這初版書如今世間所存不到十本，是非買不可的，只要我不問價，就可成囊中物也。

楊老總與我一樣，多年來對《原富》推崇備至。但我讀《原富》卻比楊老總讀得深入一點：要購物，其價怎可以不問的？我於是堅持要知價，而楊老總卻以自己的身價作為我的身價，說區區小數，何足介懷，我只要用手在上一拍，他聽聲辨器，就知道怎樣做了。

電話來回好幾次，互相堅持不下個多小時，到最後，楊總若無其事地說：「八十三萬。」「是日圓還是港幣？」「是港幣。」嘩！有冇搞錯！史學士的前輩休姆（David Hume,1711-1776），其名著的初版，今天市價僅二萬多港元，《原富》怎可以高出四十倍？

我對古書籍的行情一無所知，但對其他古物（尤其是書法）很有興趣，也時有染指。雖然算不上是什麼專家，但也可說是「身經百戰」的。聽到《原富》最低叫價八十三萬港元，心想，如果那是孤本，或只是幾頁史學士的手原稿，這價格可以接受。但上述之書，傳說是現存有十本以下——當然可能是十本以上，或甚至數十本了。這樣，買了下來，每年利息八萬，其升值應該是得不償失的吧。

我又想到中國碑、帖拓本的市價。拓本不是真，算是一種另類的印刷品。大名鼎鼎的一千年前的拓本，若是孤本則很值錢，但如果有三幾件在市場流傳的，就不足道矣。

讀者可能要問：史學士何許人也？他是經濟學的開山鼻祖。雖然在史氏之前有兩三位經濟學者，其分析稍具規模，但經濟學還是要到一七七六年，《原富》發表後，才發揚光大的。可以說，當年沒有《原富》，今天的經濟學就難有大作為。也是在今天，很多稱得上是經濟學大師的，都認為二百二十年來，沒有一本經濟學的書可與《原富》相提而並論的。這本書在一個大時代的轉變中冒出，在思想上影響了另一個大時代的去向。

今天的經濟學教育，究竟是怎麼搞的？近幾年來我遇到的多個經濟學新秀中，竟然沒有一個敢說讀過《原富》！該書洋洋千頁，腳注數千個，作者對世事觀察之廣、之博、之深入，其見解之精闢，其分析之妙不可言，其哲理之清晰明確，加上文筆流暢，文采斐然，使人讀後覺得自己變得聰明起來了。

《原富》錯漏的地方不少，但像其它巨著一樣，其錯漏無傷大雅。我在自己的《佃農理論》中，就曾對史氏的佃農分析手起刀落。然而，當年作為初學的我，卻深深地被《原富》書中對佃農與其它土地制度的分析吸引著，把該書翻來覆去地看，看個不停，而且大聲朗誦，一天一天地跟著書中的思維去想。

史密斯不僅是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家，而且是一位大思想家。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一類的人物。我們的蘇學士東坡，才華蓋世，但可惜生不逢時，受到很多框框的約束，且要為米折腰，其成就算不上是一位大思想家。朱熹、顧炎武等人，以「思想」掛帥，但從世界歷史的水平來品評，「大」字卻用不上。至於儒家學說或諸子百家等，其對人類知識的貢獻是微不足道的。

大思想家對世間的事物所知甚博，他們對事物的分類與安排井然有序，其分析有轍可循，其哲理架構既緊密而又有廣泛的一般性，永遠都是跟他們的觀察所得連帶在一起。他們的著作令人讀來海闊天空，感到自己的渺小。

人類歷史上，這樣的大思想家屈指可數。史學士是其中的一個；在他之後不久而深受他影響的達爾文（1809-1882），也是這樣的一個人物。沒有誰可以拜讀達爾文的《進化論》及其它著作而不感到自己是渺小的。我不懂物理學，但據說史學士之前的牛頓（1642-1727），又是這樣的一個人物。

說來也巧，史密斯、達爾文、牛頓——都是英國人。英國昔日雄極一時，非無因也。九七在望的香港，低貶「英國佬」的言論時有所聞。那是另一回事了。

很想知道達爾文的《進化論》與牛頓的經典之作的初版書，今天的市價與史學士的《原富》比起來是怎樣的！

六十賣字一幅

五年前，午夜思量，將來退休後要做些什麼。一想之下，要做的「項目」太多了。好些要完成但還沒有完成的經濟研究，一想就頭痛。我又想到中國十七世紀的藝術歷史——這樣精彩的一百年，為什麼還沒有人為之寫一本經典之作？

在那因為行將退休而引起的一點計劃中，我突然想到要學書法。我搞過攝影藝術，知道自己性近藝術多於科學。但自知天生下來對綠色的辨認有問題，繪畫是無緣問津的了，而白紙黑字的書法，或可以一試。此外，五十五歲的人了，工作繁忙，當時想：要在一項新嘗試的藝術上有少許成就的話，可以選擇的項目不多了吧。

說到底，畢竟是上了年紀的人，要學書法，「底子」的問題怎麼辦？歷史記載，所有書法家都是從小練起。於是，我不由得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

改變我當時之猶豫的，是我今天的書法老師周慧珺。我問她：「學書法是否要先學篆書？」答曰：「不一定。」「要先學隸書？」「不一定。」「要先學楷書？」「也不一定！」我再問：「為什麼蘇東坡等大師都說學書法不能未學行，先學走的？」她答道：「這前賢之見我不盡同意，我認為某些人可以未學行，先學走，你不妨試試看，一開始就學寫你自己喜歡的行、草書。」

自己既然日近黃昏，不試「先學走」就沒有前途。所以五年前一「開波」，我臨的不是柳公權、顏真卿等大師的楷書，而是變化莫測的米芾。先從米前賢的大字帖——如《虹縣詩帖》——臨起，跟著就是所有在市場上能買到的米帖，臨了二年。跟著，有機會看到周老師的朋友所收藏的米芾一件孤搨本之攝影照片，看著看著，實在欣賞，請友人重攝放大，然後專臨此帖臨了一年。前後三年窗下臨米芾，但寫來卻全不像米！臨而不像，這是我學書法的比較特別之處。

然後，周老師要我試臨王鐸。神筆鐸與米氏一脈相承，是米後五百年崛起的書法奇才。王鐸的字寫得大，且多如天上星，所以完全沒有選字而臨的困難。臨了王鐸一年多，又是沒有什麼相近之處。

大約九個月前，周老師對我說：「在用筆上，你大致沒有問題了，可以試試寫自己的字。」於是我就寫自己的。寫了四個月，老師說：「比較好的可以交出去，不過，還是不夠水平發表。」兩個月後，老師改變了主意，認為有兩件作品是可以發表的。

以上是我臨老學書法的大概。我執筆記之，是希望那麼多想學而又不敢嘗試的朋友，能放膽地試一下。除了上了年紀的人可以放心學習之外，學書法還有兩個好處。其一是學時毋須多花時間：紙、筆、墨不用準備，休息時站起來寫一兩張紙，坐下來工作，回頭又再寫，這與工作沒有衝突的。其二是「寫」書法是發洩感情或苦悶的絕佳辦法。有時亂揮幾筆，寫得一塌糊塗，但感到痛快、過癮，其樂趣是難以形容的。

但學書法也往往會碰到不易解決的問題。例如（一）必須找到一個深懂書法的好老師；老師若非真材實料的，那你就不會有奇跡出現。（二）學書法很困難——困難得令人難以置信：下筆時來來去去就是那幾個簡單的動作，但運用起來卻可以變化千萬！

回頭說，我學書法不僅是未學行，先學走，而且在「畢業」的進度過程中，我是倒轉過來，與一般學書的人剛剛相反的。一般人先學好點、劃，跟著是字的結構，再跟著是行氣，最後才論整幅的佈局與氣勢。但我首先做到的卻是：行氣與整幅的氣勢基本上沒有問題。字的結構，到今天我還要多下功夫。這可見學習之道，因人而異，沒有一定的規格。

有一件事我是比較幸運的。那就是當我的書法還難以示人時，求書的朋友甚眾。要是作品送出去也沒有人要，掃興之下，我自忖，要學得好就更為困難了。周老師說得更為具體。她說若干年前，有人出價買她的字，價雖微不足道，但她因此寫得很拚命。肯出錢是代表欣賞的最可靠的衡量準則，而藝術是不可能在沒有人欣賞的情況下有大成就的。

書法歷來難賣好價。不久前一位在美國的畫商，替我出價一萬港元，竟然有問津者。我不知買家是誰，但我一聽到他（或她）的要求，就知道這是虧本生意。買者指明要書寫毛澤東的某一首七律，加起下款有六十多個字，一筆大漏，就要全篇從頭再寫，是以下筆為難。

然而，我怎可以對那畫商說，六十多個字不成！於是硬著頭皮試寫，得到一幅可以交出去的，屈指一算，其時間成本大約高於替《壹週刊》爬一期格子的兩倍。

創作雜談

我認為人生可以做的事，最有滿足感的莫如創作。雖然我也認為創作是極為痛苦的事，但偶有所得時，其痛快之情實非筆墨可以形容。

在這裡我要跟文學專家研討一下。「苦」字上頭加一個「痛」字，成為「痛苦」，與單一的「苦」字大不相同。「痛苦」一詞的英譯應該是agony，而「痛快」則應近乎ecstasy了。數十年前，Irving Stone出版了一本名為Agony and Ecstasy的小說，敘述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後期的藝術大師米開蘭基羅的創作生涯。以「痛苦和痛快」來形容米氏的一生，可圈可點。

單說「痛快」，並非創作才可以達到的。在狂風巨浪的海上與一尾大魚搏鬥一個小時，把大魚弄到船上，大有痛快感，但算不上是創作。抗日戰爭期間，跟著母親在廣西一帶逃難，苦不堪言，當時我想，若能手提機關鎗，衝鋒陷陣，把一整隊日軍殺得片甲不留，豈不痛快哉？是痛快，但也算不上是創作。

短暫的痛快，沒有雋永的感受，僅此（一時之「快」）而已。但創作帶來的痛快感，卻可以持久。昔日蘇東坡贊米芾（米南宮）的書法，以「沉著痛快」來形容，是指可以持久的痛快了。蘇學士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天分的文學家、藝術家，其思維之高，其所知之廣、之深，我望塵莫及。我為他所說的「沉著痛快」想了好幾晚，終於有所領悟。

一九六六年的秋天，我六個月聽不知音，食不知味，完成了博士論文《佃農理論》。我跟著把文稿寄給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希望他們出書。六七年九月，我到了芝大任職，收到該出版社的信，說文稿沒有問題，不用修改，可以立刻付印。也是在那時，在芝大任教的、曾對佃農理論作過研究的莊遜（D.G.Johnson）知道我的論文快要出書，對我說：「你那論文可大可小，這樣的機會不容易有，你還是多花一年時間改進才出書吧。」

我接納了他的意見，日以繼夜地為該論文再下一年功夫，又因為腦中的思慮在舊作上重複又重複地「打轉」，其過程不僅苦，而且悶。後來該書終於出版了，我興奮得書不離手，翻來翻去讀那些自己差不多可以背誦出來的文字。

我向芝大幾位前輩教授提及「書不離手」的怪現象，其回應是：他們的第一本書出版時，也是跟我一樣的。創作就真的有這樣的感受：出版一本書就好像生育了一個孩子，大有依依不捨之情。

在我來說，創作並非為了要顯示有什麼創見或新意才做的。事實上，我最不喜歡以「不同」為創見，「整蠱做怪」而自命天才的作品。我認為創作絕不是天才的專利權，任何凡夫俗子也可以為了痛快一下而自創其作。與比賽不同，創作是沒有不自量力這回事的。我創我的，要過一下痛快之癮，與他人何干哉？

所以在創作上說，我根本不管他人之作；假若「創」出來的他人曾經「創」了，我一笑置之。不久前在一個經濟學的題材上想到了一點自己以前沒有想過的，就打算下筆過癮一下。一位熱心的年輕同事，聽到我要在該題材上下筆，好意地要替我影印一批他曾經讀過的有關文章。我的回應，使他大感詫異。我說：「不要告訴我他人之作；我沒有讀過，就算聽到了也故意不讀，因為在創作過程中我不要受他人的影響；作品完成後我才會參考他人之作，為下腳注之用。」

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些學者要「從事」抄襲之舉。今天我們以學術為生的，雖然不是俗語所謂「唔窮唔教學」，但總是為要過一下學術之癮而不惜孤注一擲的。沒有創作，學術「冇癮」之至也。

藝術上的創作，可能比科學上的創作還要過癮。年青時我很想走藝術之路，「賭」一下運氣。但搞藝術是近於「一將功成萬骨枯」的事，雖然不成功也可大過其癮，但沒飯吃可不是說笑的。我是為米折腰而讀經濟學的。於今回顧，我可能走錯了路。可幸的是，藝術在很大的年紀還可以創作。日暮黃昏的今天，兒女長大了，心安理得，就不由得要學一下米開蘭基羅精神，在藝術創作上打主意。

曾經發表一幅老師認為可以發表的書法。不是那麼好，但算是個人的藝術創作了。該作品自己書寫後感到痛快，過癮之極也。

觀其姿而不忍殺其生也

《美國西北部》一文中我提到西雅圖以北大約五十哩的San Juan一帶，有一百七十二個島嶼，景色優美；也提到那裡海鮮甚多。我沒有提及的，是該區曾經是我們中國人最喜歡吃的石斑與魚聚居之所。

大約十八年前，我到那裡釣魚，離岸數十呎，水深十五呎左右，石斑與臘魚順手拈來，俯拾即是。我少小時在香港西灣河一帶海上的釣魚技巧，到了該區大派用場。用的是當年香港的「鉛頭釣」，六磅的魚絲，水漲時靠岸下釣，如有神助。加之我選用「洋鬼子」製造的釣竿，更是威力無窮，使鄰近釣艇的「洋鬼子」看得口服心服。

這兩年的暑期回美度假，又到San Juan一帶重施故技，帶朋友去表演一下。殊不知釣來釣去，魚呢，一條也釣不到，這使我在那些曾經聽說我釣技如神的朋友面前，面目無光。

釣魚的人都喜歡誇甚其辭。我當然也是這樣。但說San Juan一帶石斑予取予攜可沒有誇張——今天在香港當律師的侯運輝，就曾經見過我在那裡手揮目送。但今天，石斑魚究竟躲到哪裡去了？二十年來，美國西北部的三文魚價沒有上升，但石斑的市價卻上升了二十倍。為什麼會這樣？

查詢之下，有三個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可信的。第一個答案是網魚的人越來越多，而石斑反應遲鈍，因此大部分給網「捕」了。但石多而又淺水的地方，是下網的大忌，所以這答案不足為信。其二是越戰之後，越南人移居美國者甚眾。他們喜歡吃石斑、魚之類，於是市價提升，而這些魚容易上釣，所以被「釣得」七零八落，現在所餘無幾了。這答案也不可靠。海那麼大，島那麼多，而東方人在此垂釣的又那麼少（西人要釣的是三文魚），石斑怎會被釣得一尾不留？

最後一個答案，則絕對可信。十多年前美國政府認為海狗是稀有動物，不能補殺。海狗於是在海上為所欲為，把游得較緩慢的石斑與魚吃得一乾二淨。這答案可信的主要證據，是海狗潛水最深大約一百二十英尺。今天在一百二十英尺或更深的地方下釣，石斑還是有的。但石斑小時在淺水長大，再過一些時日，「深水」石斑可能無以為繼。

今天在美國西北部，海狗成了海上霸王，觸目皆是，絕不「稀有」。雖然三文魚游得快，「好世界」，但海狗照吃無誤。為此，好些漁民向政府投訴，說海狗為患，非殺不可。到了今天，海狗那麼多，保護動物的人士當然很難以「稀有」為借口來保護。但他們依然堅持保護之責。在一方要「殺」而另一方要「生」的雙重壓力下，政府只得面面俱圓，捕捉了一些海狗，帶到極北的阿拉斯加去放生。但捕捉而放生比槍殺的成本高出不知多少倍，所以海狗日眾，石斑卻成為稀有動物了。

有趣的問題是，為什麼那麼多的壓力團體，要保護絕不稀有的海狗，而不保護越來越少的石斑？我的答案是石斑在海底，看不見，但海狗卻在海面，搔首弄姿，逗人憐愛，壓力團體於是把不知就裡的人的惻隱之心玩弄於掌上，說海狗是「稀有」來維護自己因「保護動物」而得的收入。

昔日我們的梁惠王聞其聲而不忍食其肉；今天的人，是觀其姿而不忍殺其生也。

加拿大有一種野生的鵝——雁——季節性地南飛美國，在湖畔人家的草地上下糞，厚達三吋。這些湖畔人家，當然破口大罵，用盡千方百計應付，但因為此類野鵝看來很活潑可愛的，於是受到法律保護。

最近美國政府由於接到太多的投訴，打算容許市民把從加拿大飛來的野鵝（雁）殺而食之。一時間保護動物的壓力團體大聲疾呼，說野鵝是稀有動物，殺不得也。真是胡說八道：能以糞把湖邊草地上的草毀滅的野鵝，怎可以說是稀有的呢？

愚見以為，人類最需要保護的，是人。而以保護人來說，最重要的是保護人的肚子。海狗的肚子，於我們何干哉？

人類對動物的惻隱之心，似乎比對人類本身的惻隱之心還要大，這不由得使我覺得有點虛偽。

另一方面，在生活水平低的國家，像中國，則「患難見真（性）情」，什麼可以吃的動物都照吃無誤。幾年前我到廣州及深圳的市場一行，見貓頭鷹、穿山甲之類的動物在出售，其市場恍如「動物園」也。我想，中國人並非沒有惻隱之心，而是在尚未富有之前，先把肚放在心之上。我又想，惻隱之心——尤其對動物的惻隱之心——是一種奢侈，要飽暖之後才會發出來的。

住

在生活必需的衣、食、住、行中，個人中最重視的是住。

衣著但求舒適、耐用，其它的我很少顧及。顏色配不配，是否名牌等，我毫不在意。雖然身為教授，我年結領帶不到十次。

有一回，在中環某鞋店找到一雙穿起來異常舒適的鞋，價僅六百元。穿了個多月，覺得還是難得地舒適，心想，那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於是又再到那家鞋店「添貨」，留作日後之用。為恐太太從美國回港時見我自購的鞋子雙雙一樣，就對店員說：「要不同顏色的，但要同款式同號碼，每種顏色買兩雙。」

後來太太回來，見到我一共買了七雙一樣一模的鞋，而樣子又是那樣老土，心中有氣，但她見我那樣悠然自得，只能長歎一聲，不好意思再說什麼。

平生最怕花時間去選購衣物。衣物大都由太太選購，但買回來後稍覺不舒適的，我就不穿。久而久之，家中的衣服有少數是舊的，其它的都是新的。近兩年來再沒有見到新添的衣服，證明太太對此變得「心灰意懶」了。

食，我就更不重視了。我吃的早餐每三個月才轉換「口味」一次！吃午餐的地方，十天總有八天是一樣！晚飯無湯不吃，其它的但求簡單清淡，而進口的是什麼我老是搞不清楚。朋友請吃豪門夜宴，是苦事。要不是友情可貴，或卻之不恭，我就謝絕應酬。

我對酒的知識更是糊塗。家中有一個酒架，放著紅酒，都是朋友相贈的。每次請朋友在家裡吃飯，其中不乏懂酒之人。我問：「要喝點紅酒嗎？」「當然要喝。」「那你自己到酒架去選吧。」這些懂酒的仁兄，不僅知書，而且識禮，他們選的大都是較便宜的。某天晚上，周老弟安橋到我家作客，要喝紅酒，我就請他親自去選，他選了十分鐘也選不出來。我說：「選不到好的嗎？」——我知道懂酒的周老弟拜過師，學過藝，有點不好意思地這樣問他。他回應道：「你的酒架上完全是名酒，都是珍品啊。今天晚上的朋友似乎都不懂酒，不喝也罷。」我說：「那些酒，是幾年前『識禮』的朋友替我『淘汰』下來的剩餘『品』，隨便取一瓶吧。」

行，我是比較重視的。原因有二。其一，工作實在忙，要趕時間，所以為了「行」的方便我願意花錢。其二，抗戰期間我在廣西一帶逃難，苦不堪言，後來年青時赴美求學，又是東奔西跑，所以到了年紀大了，對旅行不大感興趣，偶一為之，我就必定要有一流的享受，否則寧願不「行」。像逃難式的旅行——例如參加旅行團的那一種——我是免費也不去的。

餘下來的「住」，我就絕不馬虎了。可以說，在個人所認識的朋友中，我對「住」所花出的收入百分比，應該名列前茅。要不是數十年來我肯在「住」這項目上花錢，老早在美國作了住的投資，今天我可能「住」不起。

我對於居所並不講究，但卻苛求。不「講究」是不論色調，不講配搭，不管潮流。我所「求」的，是居所要有「容納」幻想的空間，讓我可以作白日夢。大部分的時間，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但腦子裡總是不斷地想，東拉西扯地想。稍為干擾思想的景、物，或聲浪，我就感到不勝其煩，難以忍受。居所要有空間作白日夢，當今之世，是一件很苛求的事。

我是一個可以數天——甚至數月——足不出戶的人。整天在家中踱來踱去，想著些什麼，像五柳先生那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的。這樣的人，居所是否寬大尚在其次，耳聽到的，眼看到的，手觸及的，都不能給我有冷、硬的感覺，或使我有恐懼感。小小的刺激，打亂了我的「白日夢」，我就不能接受了。

高層大廈的住宅，不管如何豪華，我是住不下去的。要不是我在一九八四年以廉價買入一座低層房子，窗外松竹並茂，我不會在香港居留那麼久。風聲、雨聲、浪聲，我皆喜愛，但汽車的噪音我就難以接受了。我喜歡明亮的居所，愛朝暉，也愛夕陽，但烈日卻受不了。家中晚上「照明」用的是燈——天花板上的燈我老是關起來，而新潮的、射上天花板反映下來的那一種，使我覺得不自然，甚至討厭。水是軟的，雲是軟的，樹也是「軟」的，這些是我選擇居所時所喜歡的窗外之景。高層大廈萬戶燈光的景色，雖然市價奇高，但對我的幻想空間，卻因為過於「硬」而有壞影響。

我喜歡木造的房子，因為木使我有暖而且有「軟」的感受。做學生時沒有錢，書桌是假木做的。今天收入多一點，用的卻是真木了。好些假木可以假亂真，但一旦我知道是假的，幻想的空間就縮小了。是的，我不可能在一張硬的玻璃桌上寫出一篇文章。

我喜歡室內有火爐，燒的是真木；喜歡印象派的畫，莫扎特的音樂，硬石要深 色……這一切，皆可讓我作白日夢。

很不幸，在香港，以上所說的不僅苛求，而且是太苛求了。

俗氣與造作的經濟學

「俗氣」，壞事也；「造作」，亦壞事也。這二者都不可取，對藝術有認識之士皆敬而遠之。而在眾多的藝術媒介中，最力圖避免這兩樣缺點的似乎是書法。這顯然是因為書法本身並沒有畫面、物象，也沒有人們通常所說的「內容」（懂得欣賞書法的人往往不管一幅書法內的文字說的是什麼），而只是用線條與墨色的優美與變化來表達作者的感情的。

「俗氣」是一個概念，所以它究竟是什麼不容易說清楚。俗氣與拙、樸無關。俗氣也不是指粗俗的「俗」。例如，音樂天才莫扎特是個很粗俗的人，但卻毫無俗氣。俗氣是指俗不可耐，平庸、迂腐，在人云亦云中來得那樣庸俗，使人感到一點發霉的味道，看起來令人很不舒服。

說一件書法作品沒有俗氣，是高評價；說該作品有「靈氣」，那就是更高的評價了。靈氣正好與俗氣相反，但究竟是什麼也不容易說清楚。有靈氣的書法，不僅是有新意那麼簡單，而是能使觀者有眼前一亮的感受。幾個月前，我到台灣的故宮博物館去看書法展覽，都是歷代大名家的作品。在目不暇給之際，一件作品在我眼前一亮，心想，那麼該是米芾的吧。走近一看，果然是米芾的。

米芾書法的靈氣超人一等。但從俗氣到靈氣之間，有很多個層面。高傲絕頂的米顛對影響他書法最大的王羲之與王獻之的書法，竟然說過這樣的一句話：「回視二王，頓有塵意！」翻過來其大意是說：今天重看羲之與獻之的書法，驟然間覺得有點俗氣！米氏這樣說，是大有資格的，但在我們這些後學的凡夫俗子看來，二王書法也算是大有靈氣了。

「造作」比較具體，所以比較容易說得明白。造作是「整古做怪」，或是故意賣弄，意圖譁眾取寵，但效果卻弄巧反拙。唐人孫過庭在他那流芳百世的《書譜序》中說得很清楚：書法要求千變萬化，但在變化中又要「翰不虛動，下必有由」。「翰」者，筆端之毛也；「下」者，下筆之謂也。孫氏的意思是說，好的書法不能無故作其「表演」，花拳腿的造作是要避免的。

「造作」的反面是「自然」，而比自然更高的是「天真」了。米芾說：「學書貴弄翰，謂把筆輕，自然，手心虛，振迅天真，出於意外。」我遍讀前賢論書法之道，覺得米前輩這幾句簡單的話，說得最有份量！

我聯想到這些，是由於下述的事。最近美國的西方經濟學會要為他們頗有名望的經濟學報選出一個新的編輯，作為該會的候任會長，我是幾個評審員之一。希望自己能作出一點貢獻，就翻閱了一些近來的有名學報，發覺其中絕大部分的文章，都花巧造作，俗氣溢於紙上。經濟學怎會變成這樣子的？

我又有機會重讀五十年代初期的兩篇經濟學文章。一篇是史德拉（G.J.Stigler）的《功用理論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Utility Theory），另一篇是佛利民（M. Friedman）的《馬歇爾的需求曲線》（Marshallian Demand Curve），覺得這兩篇文章，與今天的一比之下，高出不知多少倍！

已故的史德拉是本世紀最有文采的經濟學者。他那篇文章很長，又因為是寫經濟思想史的，其內容不免有點「老生常談」。然而史氏寫來句句精彩，不落俗套，靈氣湧現，我自知自己是怎樣也寫不出來的。還健在的佛利民，文采不及史德拉。他寫的也近乎經濟思想史，但其分析之精闢，其探討之深入，其創意之層出不窮，著實令人拜服。個人認為佛老此文錯處頗多，但他寫來不渲不染，每有創意，就手起刀落，毫不賣弄，更談不上什麼造作了——真的是「翰不虛動，下必有由」。這使我想到一幅絕佳的書法，即使寫了幾個錯字，還是精品。

反觀今天的經濟學文章，要不是拿出一些什麼函數——俗套之極的函數——就是拾人牙慧，學鑽一下牛角尖，「術語化」得根本無關宏旨。又或是賣弄花拳腿，數學方程式此起彼落，但內容卻空空如也，使人有故弄玄虛之感——本來是三幾句話就可以說出來，而且可以說得更清楚的。

經濟學真的今不如昔了。我認為這個使人有大勢已去之感的發展，倒不是因為經濟學已走進一個死胡同，再沒有值得分析探討的問題。有趣而又有待追求答案的經濟問題還多如天上星——那是說，可以發掘的金礦還多的是。困難的所在，是近三十年來，在經濟學「行內」找飯吃，文章發表的數量（或多少）越來越重要，而要增加此「量」，適者生存的人就不由得重述舊說，或故作新潮。另一方面，花巧的招式，不僅可以掩飾「舊貨」，還可以增加其被採用發表的機會。

其它學術的發展我不敢妄下評語，但就我所知的經濟學而言，俗氣與造作是為了生活而逼出來的。大勢所趨，再沒有誰會像史密斯（AdamSmith）或李嘉圖（David Ricardo）那樣，純為自己的興趣而作經濟學研究的吧？

海

我少小時就喜歡在海傍一帶活動，於是愛上了海。

湖是詩人常常讚美的——「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但我認為湖不能與海相比。湖沒有海那樣使我有無窮無盡的感受，沒有海那麼多數之不盡的變化，沒有海那種令人驚心動魄的氣象，也沒有海那樣使人覺得深不可測。蘇東坡可以把西湖比西子，但謫居海南島時，他卻沒有把任何美人與海相比。我想，天下間沒有任何美人可與大海相比吧。

江、河也是詩人或詞人常常讚美的——「萬里長江橫度，極目楚天舒」。但我認為，江、河連湖也比不上。江、河的主要缺憾，是有逝意：「逝者如斯」；「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是的，江、河令人有「傷逝」之感。

湖的局限太大；江、河與大海相比卻嫌淺窄了。只有海才千變萬化，無窮無盡，使人有一種神秘感。加之億萬年前的生物，都必定與海有不可分離的關係，所以我想到海，很多時都不由得聯想到宇宙的起源。海於是給我無限的遐想，使我追憶，使我幻想。

當然，不是所有的海都是那樣令我神往的。茫茫無邊的海、無風三尺浪的海，對我沒有吸引力。空白一片的海，一望無涯的，不容易觸發我的想像力。

我在香港西灣河的奧背龍村長大的。該村位於山崗上，從家中下望，可以見到筲箕灣與鯉魚門海峽內的一帶。水上人家日出而作，把艇櫓搖呀搖的，而到了晚上，銀色的月光或點點的漁火在海上閃呀閃的，使我想到很多人與海的事；而鯉魚門（海峽）外可以通到世界的另一邊，使我幻想著世界另一邊是怎樣的天地。

一九五○年，我認識了舒巷城，讀到他當時已經發表而在今天成為名作的《鯉魚門的霧》。故事主角梁大貴是「行船仔」（海員）久別故里，一次回到鯉魚門峽內的筲箕灣水鄉，在頭（舊式碼頭）上睹物思人，想起往事，令我感歎不已。幾年前我重讀《鯉魚門的霧》，心想，要是筲箕灣、西灣河的水面上沒有鯉魚門海峽，而是汪洋一片，梁大貴怎樣也不會引起我內心的共鳴吧。

海明威的《老人與海》，雖然後者是大海，但其中有島嶼，算不上是大海茫茫，而更重要是，老人「勾」著的是一條很大、很大的魚，把讀者的想像力集中起來了。如果沒有大魚「一線牽」，我懷疑海明威會憑該作而獲取諾貝爾文學獎的。

五十年前，香港的海，真的算是一流的了。但到了人煙稠密的今天，「環保」不了，甚至好些海灣臭氣熏天，而近幾年來鯊魚為患，更把香港的幽美之海的「形象」打了一個大折扣。如今香港的港，說是二流可能是高估的了。

我沒有到過地中海。但既然是「地中」，我想一定不錯。在洛杉磯加大唸書時，我常到海旁去，但因為眼前大海茫茫，總是少了一點留戀之情。話雖如此，自從五七年離港之後，凡是到了某一個近海的城市，我必定到海旁去勾留兩三個小時。我喜歡什麼「漁人碼頭」之類的氣息，喜歡聽到波濤的聲音，更喜歡看到那些在海旁釣魚或捉蟹的人有所獲。

不久前到舊金山一行，朋友帶我到該市以南的海岸去看看。我看見幾位「釣友」拿著兩尾大魚興高采烈地上岸步行。我連忙趕上前去，問：「老兄，是什麼魚啊？」「是三文魚。」「加州怎會有三文魚？」「是King三文魚！」該老兄很神氣地回應。我見那三文魚只有七、八磅，就忍不住說：「還是黑嘴（Black mouth）的，再大的這裡不多吧？」（按：King三文魚細小時叫「黑嘴」，大了叫Chinook。）我跟著再問：「這裡沒有皮面銀色的、也沒有紅肉或粉紅肉的三文魚吧。」他們搶著答：「都沒有，有的就只是你說的黑嘴！」

一時間，在幾位少見多怪的加州「釣友」的心目中，我是個三文魚的專家了。我感到有點驕傲。大概二十年前的秋天，我經常在凌晨五時起來，身穿毛衣，帶著手電筒，一壺熱咖啡，天還沒有亮，獨自在小艇中，瑟縮著，凍得可憐，在美國西北部的海上與數十磅的三文魚搏鬥。

我想，我們愛海是天生使然吧。所有人類學者都同意，數億年前，我們的「老祖宗」是從海裡爬到岸上來的。

美國西北部

假如位於美國西北部的華盛頓州、西雅圖一帶的平均氣溫上升攝氏兩度，這地區的人口密度與地價會比現在的高得多。這是個人的主觀看法。

一般人常說，西雅圖一帶下雨太多，是它美中不足之處。但事實上其雨量不及香港的一半，多雨不成理由。所謂「雨太多」，主要下的是毛毛雨，量少但雨天佔了年中二分之一的日子。雨季是在冬天。西雅圖比北京還要「北」一點，所以冬天早上九時多才天亮，而到了下午四時許就天黑了（在夏天，早上六時天亮，晚上十時才天黑）。因此，到了冬天，西雅圖一帶真的有我們古人所說的「霪雨霏霏，連月不開」的意境。

在我來說，這冬天烏天黑地的「意境」可以接受。那裡的冬天不算冷——大約攝氏十度左右，每年下雪只有三數天——而對於無需動用傘的毛毛雨，大可置之不理。木材燃料此地價錢很便宜，冬天下雨的晚上，在家中燒著火爐，喝點紅酒，聽著莫扎特的音樂，其情調確實不錯。

我唯一不喜歡西雅圖的，是夏天不夠「熱」。例如今天晚上，是盛夏之夜，室外的氣溫只有攝氏十五度。好些時候，這裡中午是三十二度，黃昏卻是十八度。要是你在大熱的某一白天去海旁釣魚，「正單衣試酒」，你很可能會「中招」，因為到了黃昏，冷風吹來，逼著要「鳴金」收釣，是魚兒之幸也。

但說到底，我還是喜愛西雅圖一帶。我們不能「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冬天的毛毛細雨，不僅使那一帶的草木茂盛，使華盛頓州有「常綠州」之稱，而到了春天，百花齊放的景色更是迷人。

美國西北部的雨，喜雨也。香港以水塘蓄水，西雅圖一帶以雪蓄水，到了夏天積雪緩緩融化而向下流。水力發電使電費便宜，而不用煮就可以喝的水喉（自來）水，甘甜無比，比什麼礦泉水之類好喝得多了。

西雅圖曾屢次被選為美國最可居的城市，美國最佳的遊覽城市，去年還被選為最宜從商的城市，而幾年前又被選為世界最可居的城市。有這麼多項「最佳」的排名，但房地產的價格卻只有美國加州的一半。那麼，其原因是雨多還是夏天黃昏的冷，或是二者的合併使然，我就難以考究了。不過，在西雅圖以北一百三十英里，雨量比它還要多的溫哥華，房地產之價也在一倍以上。這應該是由於九七問題的緣故吧。

美國西北部最優勝之處，是其海岸之美之妙，無與倫比。這個地理學上有名的Sound，是內海，島嶼數以百計。水深的內海，使西雅圖成為美國最佳的海港，沿海北上五十哩，到了San Juan一帶，島嶼一百七十二個，怪石參差，蒼松懸壁，優美壯觀兼而有之，而海鮮的供應是有口皆「津」的。

一九七六年，在該地任職時，我以六萬八千美元買了一間在海旁的度假屋，陸地與海「地」共有九萬平方呎，其中包括很舊的幾間房子，大約三千平方呎。屋前的海灘有蚝，有象拔蚌。屋後古木參天（其中有一個還保存下來的枯樹頭，直徑七呎，年齡應該是「老」過耶穌了），有果園（我種植的中國沙梨與日本的水晶梨，比香港能買到的還可口），也有一小溪（我挖造了池塘後可養魚三千尾）。

吃不盡的蚝、魚、水果，要朋友多取，但朋友卻要我先把鮮蚝之殼開了，把魚好，洗淨，才肯「收貨」，我心中一氣之下，索性不再求人取之。回港任職十四年，該度假之居平均兩年才有機會去一次。而在都市長大的兒女，對大自然的「野外」生活不感興趣。

中國人移民到北美洲，選擇「落腳地」的本領很有兩手。據說百多年前，移民到美國西岸的中國人，首選西雅圖。但當時該市排華排得厲害：燒了些華人房子，殺了幾名華僑，華人於是北走「鹹水埠」（溫哥華），南奔舊金山（即舊金山）。

在北美，凡有華人聚居的地方，必定繁榮。今天，不少熟悉掌故的人認為，舊金山與溫哥華比西雅圖繁榮，是因為當年西雅圖排華之故。俱往矣！今天正在競選華盛頓州長的一個熱門人物，是華人。

缺糧說

我認為今後（大概是十年之後吧）世界會缺糧——以較正確的經濟觀點說，糧食與其它物品的相對價格會增加，而這增加相當厲害。世界和平，人口不斷上升還在其次。最重要的因素，是近八年來舉世的共產制度潰不成軍，一窩蜂地走資去也。又因為這發展增加了國際上的生產競爭，迫使好些此前像印度那樣管制貪污而弄至民不聊生的國家，逐步走向「現代化」。

我們可以這樣看吧。在共產崩潰之前，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人口連冷飯殘羹也吃不到。只要今天舉世的改革之風能繼續，那麼十年之後，這百分之七十的一半會成為小康之家。民以食為天，收入有所增長的窮人首先要多吃一點，好一點。這樣，糧食的量與質的需求會激增，是自然的事。

這其中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因素。今天，美國百分之七的人口是農民。這先進之邦，百分之七的人口不僅供應整個國家的糧食，而且還有大量農產品出口。相比之下，中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好些落後的國家也如是。要大事改革，使經濟「現代化」，這些國家要大量把人口轉到工商業那方面去。那是說，假若中國大陸的一般經濟情況，要達至台灣那樣的水平，那就大約要有五億人口棄農從工或商了。這等於要增加八十個「廣州」！如果舉世之邦都這樣做，農民人口的大幅度下降就難以避免，這對糧食的供應是有約束的。

世界將會「缺糧」——我有這樣的觀點已經好幾年了，而個人也在這「缺糧」的前景上作了一點投資。我寫這篇文章，是因為不久前在報章上讀到，去年中國對美國華盛頓州紅蘋果的需求，大幅度上升，進口二百五十萬噸。這個數字似乎太大，可能是「印」錯了。然而，華盛頓州的紅蘋果園的價值，近幾年來大幅上升，卻是事實。

經濟學者永遠都是那樣的不幸。他們可以推斷哪一個賭馬場有機可乘，但進了場內，他們卻往往買（下注）錯了馬！我自己為「缺糧」的推斷而作長線投資時，怎樣也想不到，目前還說不上是富有的中國人，竟然特別喜歡吃華盛頓州的紅蘋果！話雖如此，其它有關糧食供應的投資，還是上算的。

先進的農業科技，當然可以助農民人口的減少與糧食需求的激增。但這些科技有其局限性。飼養雞鴨之類，高科技可使之密集生產，用地不多。但飼養牛、羊或種植，科技對生產供應的彈性就沒有那樣神乎其技的效果了。農地的供應可以增加，但費用不菲；水利要大費思量——美國加州的農地一流，但水利供應越來越傷腦筋；過冷的天氣，要補救就得揮金如土——日本溫室水果的價錢，香港人是領教過的。

對北京意圖經濟改革的執政者來說，本文提到的「缺糧」前景，他們好像仍在五里霧中，還老是說著自供自給的口號。說實話，要搞經濟現代化，糧食自供自給是不可能的事。從外地進口是唯一的解決辦法，而經濟搞得越好，糧食的進口量必定越來越大。

無論從理論或經驗的角度看，由他人供應自己成本較高的產品，而自己則以那些成本比他人較低的產品輸出換取前者，是最可靠、最有利的途徑。香港的資源、耕地缺乏，但除了日軍佔領那幾個年頭外，缺糧從來沒有發生過。在同一國境內以自由貿易來解決自己之不足，和國與國之間的自由貿易，在原則上是完全一樣的。

不同之處，是國與國之間，多了一些無良政客在左右。近幾年來非洲某些國家的大饑荒，都是一些視人民如草芥的什麼強人政客搞出來的。

中國既然無可避免地要大量進口糧食，及早推行國際自由貿易是先見之明。必須避免的是由政府辦糧食進口——自由的貿易，是要由商人自由來干的。賺、蝕皆不「入肉」（並無切身之利害感）的官員，對市場的動向，怎會知得一清二楚！更何況，國際貿易有了政府的管制，官員就大可渾水摸魚，越摸越甚，其後果會是大饑荒。勞苦大眾，豪華汽車可以不坐，但連稀粥也沒有得吃卻是另一回事了。

我認為北京政權應該以開放進口、不抽關稅這一高招來跟美國打個招呼。美國農民當然大聲叫好。這樣，美國的政客不能不拍手附和——如此一來，中國的產品要自由輸入美國，就易辦得多了。


後記

此文在一個重點上推錯了。因為忽略了飼養行業在中國大行其道，我低估了農業產品的大彈性，以致缺糧之說到七年後的今天還看不到象。但非糧的棉花是農產品，其價今天在上升，長此下去，因為農地的替代，糧價早晚會被帶起的。

看奧運有感

今屆奧運一百週年紀念大賽，美國以大比數勝出。記憶所及，數十年來，除了八四年蘇聯沒有參加外，其它的都是由蘇聯勝出。這次舊「蘇」敗北的一個原因，是其「聯」解體，遠遠落後的，是俄國了。我屈指一算，如果蘇聯尚在，還是稍勝美國，但其差距比以前大幅下降了。

八年前，我肯定地推斷美國在奧運上將會回復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雄風。這是因為奧運開始容許以體育運動作為職業而賺錢的運動員參賽。歷久以來，奧運指明參賽者必須是業餘的，不能是職業的運動員，使人莫名其妙。這個奧運參賽者不能以運動賺取一分一毫的規定，在那所謂「資本主義」的國家「守」得很緊，而共產國家的運動員則由國家供給豐衣足食，但卻說不是職業的。以全職斗業餘，前蘇聯在奧運上八面威風，是不難明白的了。

一九一二年，美國有一個名為Jim Thorpe的印第安人，據說是歷史上最傑出的運動奇才。他在該年的奧運會上獲取「五項」及「十項」運動的兩面金牌。但過了一年，奧運委員會發現他曾經在一個暑假期間打了幾場收了少許錢的棒球，就把他的金牌取消。這位大英雄於是變得衣食無著，酗酒成性，後來死得可憐。這位可歌可泣的人物，今天人們提到他都肅然起敬。

時代畢竟轉變了。是十多年前開始轉變的。其轉變的原因有三。一、所有人都知道，當年蘇聯的所謂業餘運動員，其實都是全職。共產的「優越性」，不可以永遠地瞞騙所有的人。二、很多人很想看看，如果讓美國的職業運動員參賽，施展渾身解數，鬥他一個落花流水，豈非大飽眼福，過癮之極？三、由於傳媒的普及，運動明星可以在廣告上賺大錢。廣告的收入算不算是運動的收入呢？這個問題公有公理，婆有婆說，到最後，讓職業運動員參賽奧運是最簡單、最合理的解決辦法。

有錢使得鬼推磨——這是俗語所說的。奧運會是製造明星的最佳場所，明星可以賺大錢，美國的運動員怎會不拚命去博呢？在最近（第二十六屆）的奧運場上，一位十八歲的美國女孩，跳木馬受了傷還拚命再跳，傷勢加重，單足而立，痛極而跪，卻因此拿得團體金牌。這位女孩今後的廣告收入，五百萬美元應該是低估的了。

君不見，自奧運職業化以來，美國的運動員不僅比賽時全力以赴，而且在傳媒的其它表現上也十分良好。他（她）們談吐得體，奏國歌時熱淚盈眶，勝時不驕，敗卻大方，平時笑口常開，口口聲聲以大局為重。何也？他們要爭取一個公眾形象，好叫廣告商能刮目相看。

因為美國富有，廣告市場大，我們不難推斷，越來越多的（前）共產國家的一級運動員，會投奔美國的。不過其中有它局限之處：運動員的高峰期只有幾年，而成為美國公民後才能代表美國參賽，那是要等待幾年的。

前共產之邦一向都強調「團結就是力量」，而美國歷來所行的是個人英雄主義。但這次亞特蘭大奧運會所見，美國的整隊或團體項目卻贏得最多。這似乎是顯示，美國的運動員把個人金牌與整隊每個人一個金牌大約同等看待，而前共產國家的運動員卻把前者遠置於後者之上。從以英雄形象來爭取收益的角度看，除了接力賽得牌不及個人項目所得外，一個運動員只要表現出色，整隊得牌與個人得牌是沒有多大分別的。但整隊每人一牌，在國家計分上說，也只算一個，政府的官員不是廣告商，其看法是不同的。

前拳王阿里在這次奧運電視上出現了好幾次，都很感人。他今年五十四歲了，患上嚴重的柏金遜症，舉步緩慢，雙手不停顫抖，半句話也沒說。這比起昔日口若懸河，非常活躍的他，判若兩人。然而，最近他每次亮相，在場的人都站起來拍掌，而電視評論員每次提到他，都措辭尊重，令人聽來肅然起敬。可以說，在美國，今仍健在的運動員中，沒有誰的英雄形象可與阿里相比的。

回顧當年，阿里是因為自己的信仰，不參加越戰，而在高之際被取消拳王之位，有近三年之久不准出賽，被人歧視、嘲笑。今天，一般人敬愛他，認為他言行一致，奉公守法，樂於助人，是一個君子。另一方面，這些人都知道，在拳擊的歷史上，沒有誰可與阿里相提而並論。他把拳擊藝術化，純以技術取勝。

好些美國朋友對我說，昔日阿里口出大言，今天回想，覺得他當年很可愛。

通訊與交通的發達時代

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我離港赴美，坐的是總統輪船，要航行十八天，單程船費三百八十美元。當時若乘引擎飛機，飛飛停停的，也得花三天工夫，單程一千七百美元，在當時說，是天文數字了。今天，噴射客機只需十二小時，單程為四百五十美元。經通脹調整後，今天的飛機票價大約是當年的四十分之一。如果把費時與苦悶的代價計算在內，今天比當年更覺便宜得多了。

一九五八年在加拿大多倫多，我因為在美國的哥哥生病而要打個長途電話到香港去，三分鐘加幣十二元（當時加幣比美元值錢），而且要兩天才打得通。今天，三分鐘一元七角，即打即通。那是說，不管當年要經接線生的手，還要等兩天，而又有聽得不大清楚的種種麻煩，今天的長途電話費用，經通脹調整之後，大約是當年的六十分之一。

大概是一九五五年吧。香港的舊中國銀行地皮出售，成交價每平方呎港幣三百元，破了當時的地價紀錄。今天該地的地價，經通脹調整後，大約上升了三十倍。

從以上的例子看，通訊的價格不僅急速下降，而且令人大感驚異的是，與香港的地價相比，其相對價格的變動，大約是一千五百至二千倍。求土地的增加，要擔沙塞海，但通訊與交通的發達，是人類智慧使然。人類的智慧，比地球的創造者高明得多了。

我想到以上的事，是因為我此時身在美國西雅圖度假，卻還可以如常地「為」香港辦公。圖文傳真要傳就傳，長途電話要打就打，每月的費用大約二萬元。在夏天，西雅圖的天氣比香港好得多，而一般生活費又比香港的便宜，其價值的差距又何止每月二萬港元呢？

世界輪流轉。美國舊金山有一個古老名字，叫作舊金山。「金山」者，其地賺錢容易之謂也。四十年前，香港人認為，最好能在美國賺錢，回到香港享受。即使到了一九六九年，情況也差不多；我當時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教，年薪是美元一萬七千，香港的朋友很羨慕，認為這樣的收入可在香港大享其「受」了。今天的情況卻是反過來，很多人認為最好在香港賺錢，到美國享受。

這個暑假期間，我是在美國享受，人卻做香港的工作。是的，發達的通訊，可使人在江湖，身卻由己。工作的地方與人身之所在，二者可以「配合」於地球兩面的極端。不過，我有點不明白，為什麼沒有很多、很多的人，跑到美國來，以長途電話之類「做」香港的工作。

科技的發達還有數之不盡的好處。今天，香港與美國兩地不同銀行的戶口轉帳，只需一個小時就辦妥，比香港本土的戶口轉帳有時還要快。當年人造衛星的創造者，可沒有想到這傳達的用途吧。此外，計算機計算的準而快，使計算的成本下降了不知多少倍。我一位作生物研究而在美國大有名望的外甥，對我說，他今天用計算機協助研究工作，做起來時，比沒有計算機之前的同樣研究，起碼快一百倍。

寫到這裡，我想到一個有趣的投資概念。人類的智能，可能永無止境，若知識產權又能有保障的話，那麼投資於知識是上選。另一方面，有止境的資源——如地產——長線投資也是可行，因為世界人口不斷增加。這是說，投資要在「有止境」與「無止境」的兩個極端下注，在「中間」的就應該沒有那樣出色了。不知歷史的投資回報率的統計數字，會否證明我這個論點？

我曾經提及，先進的科技使我們進入了一個「按鈕」時代。這當然有其好處，但也有其弊端。憑借先進科技的人懂得如何「按鈕」，但因為整天按呀按的，總不免少了一點想像力。最明顯的例子，是今天兒童遊戲，從思維、想像的角度來品評，跟五十多年前我們兒童時的玩意差得遠了。

同樣，通訊與交通的發達，大有其優勝處，但卻少了往日——尤其是古時——的「羅曼蒂克」。試想，假若今天一個青年詩人有直追古人的才華，除非是「黐線」了，他怎樣也不能寫出「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或「雁來音訊無憑，路遙歸夢難成。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又或「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之類的句子了。

是的，我老是覺得，人與人之間，感情日漸減少，是科技發達後的一種代價。

言論自由的世界紀錄

因公帶私——其實是一「公」九「私」——我跑到西雅圖「老」家度暑假。一別經年的兒女雖然長大了，但還可以共聚天倫之樂。西雅圖天氣可人，氣溫徘徊於攝氏二十四、五度之間，是個避暑的好去處。此地草木並茂，家在湖邊，清風徐來，耳無車馬之喧，心無人事之煩，自己彷彿是二十世紀末期的陶淵明瞭。

正自飄飄然，悠然自得之際，在香港身不由己的女秘書，以圖文傳真傳來一迭有關黎老弟智英旗下刊物因報道潘迪生先生而闖下了禍的資料。嘩！熱鬧、刺激，兼而有之。我做陶淵明真是做得辛苦了。

話得說回來，這件因為「言論自由」而引起的新聞很有娛樂性。潘迪生受到無妄之災，世間少有。我對並不認識的潘先生從來尊重，但也不由得為此「烏龍」事件而哈哈大笑，笑個不停。雖然不是黎老弟智英直接惹來的禍，但若沒有他，怎會有《忽然一周》與《蘋果日報》。所以我要在這裡跟黎老弟過癮一下。

黎老弟非凡人也。可不是嗎？他的刊物一下子破了言論自由的三項世界紀錄。且聽我道來。

其一，雖然生安白造的消息，在傳媒中屢見不鮮——高斯（R.H.Coase）二十年前在美國給傳媒群起而攻之，是因為他在某篇文章內說了如下的話：「我們不要問哪句傳媒的話是假的，而是要問哪句是真的。」——但《忽然一周》的「白造」來得那樣逼真（似的），而且有錄音帶、照片為證，卻是前所未聞。

其二，事後，報道的刊物以整個封面大字道歉，史無前例，顯然是一項世界紀錄。

其三，輿論群起而攻，多得屈指難算。這些群起而攻的歷來都是高舉言論自由之旗的。歷史上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多支持言論自由的人，突然間連手反對言論自由。這又是世界紀錄！

不要以為在這後者上，我是在寫怪論。怪的不是我，而是香港傳媒的「言論自由」概念，歷來都是奇怪得不得了。如果香港傳媒沒有「自由是完全自由」這個奇怪概念，黎老弟本領再大，也不容易一下子破了三項世界紀錄的。

潘迪生與《忽然一周》及《蘋果》這兩宗「言論」官司，是「冇得打」的。黎老弟可因此省去一大筆律師費，乃不幸中之大幸也。可是聽說餘波未了：事發後各輿論「刀槍」並舉，你「自由」來，我也「自由」去。如此一來，其它「言論」官司還會多的是。說不定，九七之後，香港的律師不用靠地產買賣維生了。

不久前道聽途說，黎老弟的人生觀有兩個要點：其一是生命要過癮；其二是面子不是成本。黎老弟可沒有親口對我說過，所以不知是真是假。但我認為這兩點並不膚淺，不妨在這裡「閒話」一下。

第一點可能從我那裡「學」得的，因為我的確是一個為了過癮而生存的人。但我認為，過癮有很多個層次；另一方面，我又認為生命很真實，有數之不盡的事我們是不能為了過癮而嘲笑的。數十年來，我日以繼夜地對前賢的各種智慧、各種學問，不斷地追求。這樣做，是為了要過癮而認真地痛下苦功，好叫自己能在不同的層次上大過其癮。

黎老弟既然有那麼多錢，而他對學問又似乎很有興趣，他應該盡量把自己的過癮層次提升的。對我來說，生活上若有用不盡的錢，即使錢再多一點，其「過癮程度」不會相應地增加。

轉談面子這問題吧。假若黎老弟認為面子不是成本，那是他無師自通的正確經濟學觀了。「面子」真的不是「成本」，經濟學的學生們倒要記住了。然而，成本與價值卻是兩回事。面子的大小雖然不會影響成本，但會影響一個人的價值。我自己對很多方面的面子，完全不管，因為不重要，所以懶得管它。但學生、朋友、行內人對我的尊重，給我一點面子，卻是重要的。

閒話休提，言歸正傳。話說一九六九年七月，我要離開芝加哥到西雅圖去任職。芝大與我相處甚歡的Griliches教授為我餞行，臨別時他握著我的手，用我不懂的德語說了一句話。我問：「這句話英文是什麼意思呀？」答道：「希望你坐的飛機跌下來！」「為什麼要這樣說呢？」他解釋說：「德國的一個民族有這樣的一個『意頭』信念——他們認為把最壞的事預先說出來，最好的將會出現。」倒也「說」得不錯，承Griliches的貴言，我離開芝大後果真一帆風順。

在這裡我謹以Griliches的智慧，向潘迪生先生致意。

再遇佛利民

前文提到我在六三年至六九年之間認識佛利民一些往事，由於篇幅所限，只能簡短地說了少許。我當時（跟認識他不深的朋友一樣）對他的觀感是：學富五車，思想快如閃電，辯論時措辭鋒利，好像是楊志賣刀，殺人不見血似的。然而，在談話中他除了學術之外什麼也不說，缺少了一點人情味。

六八年我被聘請留在芝加哥大學再任教職，一登龍門，聲價十倍，其它要聘請我的大學就多起來了。六九年初，芝大的經濟主任夏保嘉（A.Harberger）告訴我，當時芝大的經濟系實力之強，史無先例，希望我能留任。於今回顧，夏氏對芝大的評價是中肯的。但我少年時在香港西灣河的海旁長大，在加大唸書時又與海為鄰，對海有很深的懷戀，所以當六九年的春天三所在美國西岸的大學向我招手時，我去了一趟以前沒有到過的西雅圖，就選上那裡的華盛頓大學。今天，好些朋友認為，我當年離開芝大，在學術生涯上是犯了大錯。

六九年離開芝大後，我很少有機會見到佛利民。通信是有的——佛氏是個收信必回的人。偶爾在會議中見到他，通常只有機會匆匆說幾句問好的話。只有兩次能跟他多談一點。一次是七九年大家到香港來開會議，我請他吃海鮮去。另外一次是八六年我到舊金山演講，他夫婦坐在前排，事後他請我喝酒，暢談中國經濟改革的情況。

我與佛利民成為深交，始於一九八八年，那時他七十六歲了。這是我第一次與他談話之後的二十五年。

八八年九月，我帶佛利民夫婦游中國，從早到晚相聚兩個星期。行程的主要節目，是拜會趙紫陽總書記。這段令我日後難忘的行程，使我曾經寫過幾篇文章。九三年的十月我又再帶他夫婦游中國——行程包括成都、重慶、上海、北京——見到好幾位中國領導人，最高的當然是江澤民總書記了。

自八八年中國之行起，佛老和我有很密切的聯繫。這後期的交往使我意識到，佛氏作為一個學者與佛氏作為一個朋友是兩回事。

作為一個學者，他跟其它有道之士一樣，針對問題來分析，但因為思想快得令人難以置信，而推理又顯得那樣層次井然，不免使人覺得他對不同意見者不留餘地。是的，有些與佛老過招次數不夠多的學者認為，在學術辯論上佛老不肯認錯。這觀點只是一種錯覺。我從多次與他辯論的經驗中體會到，佛老並非不會錯，也非不肯認錯，但因為他的思想速度實在快得離譜，認錯也是同樣的快，跟不上的辯論者就不容易知道他已經認了錯而轉到另一個角度去分析了。

作為一個朋友，佛利民對人的關懷之心使我有如下的感受：這個人的「腦」與「心」分得很清楚——腦作分析，快如閃電，冷若冰霜；心作關懷，佛口婆心，暖若火爐。是的，近幾年來，他對我身體早已復原的微不足道之事問長問短，眼睛的白內障為什麼還不去施手術，每天還抽多少根香煙等等，不厭其煩地問；我的太太、兒女的狀況，都是他常常要說的話題；而彼此認識的朋友，他提起時永遠是維護，永遠是向好的那方面說。

不久前，美國的西方經濟學會在舊金山舉行年會。佛利民住在該市，而我是該會的副會長，就決定在那年會中為祝賀佛氏夫婦而舉辦一個晚宴。被邀請的學者及朋友共五十六人。受邀請者皆到，這可見朋友們都像我那樣，對佛老是衷心尊敬的。

餐後，我照慣例站起來說十分鐘關於佛利民的話。既然在座的學者都直接或間接地是佛老的學生，他在學術上的成就是不用介紹了。我於是說了一些個人和佛老結交過程中的有趣逸事，讓聽眾一笑。

到最後，我嚴肅起來，把好些日子以來覺得不吐不快的心裡話說出來。我說：「我今年六十歲了。回顧平生，我從來沒有遇到一個像米爾頓（佛氏）那樣言行一致的人，而且一輩子都是那樣。他從來沒有說過半句與自己的信念相反的話。這樣的行徑，一般人本來不難辦到，但他們可沒有那樣做。大名鼎鼎的人物要那樣做就遠為困難了。我自己當然沒有米爾頓的大名，但因為中國的經濟改革與香港的九七問題，小名我是有的。好些時候，我覺得若說幾句言不由衷的話，或故意說得不清不楚，對自己會有利益——甚至可能有金錢上的利益。每當我感到自己快要成為弱者時，我就想到米爾頓。於是讓腦子清醒一下，對自己說：米爾頓不會做這樣的事！」

初遇佛利民

我是個沒有偶像的人，對任何人都不崇拜。但有些人我很佩服，很尊敬，他們對我說些什麼，對我有什麼教導、批評，我會引以為榮，會細心考慮，會記得很久、很久。這些對我有很大影響的人不多，佛利民是其中一個。

一九六二年，我在洛杉磯加州大學作研究生時，讀到佛利民所作的《馬歇爾的需求曲線》一文，一下子讀了十多遍，心想，這個人的思維深不可測，而又是那樣大名鼎鼎，我應該轉到芝加哥大學去，拜於其門下。後來我聽到艾智仁（A.A.Alchian）快要返回加大，就打消去意。

我是在一九六三年的暑期第一次見到佛利民的。當時他到離洛杉磯車程個多小時的一個小市鎮開研討會，我駕車赴會。那是個奇怪的聚會，在座的只有七、八個人，而除了我是學生，其它都是教授。一般的情況是，佛利民要講話，人滿之患無可避免。不知事前艾智仁從哪裡聽到這談話式聚會的消息，悄悄地告訴了我。

當天，佛氏談的是經濟發展的問題。在座的幾位教授無論提出什麼，佛氏立刻手起刀落地指出錯處，使我聽得呆了，心中暗想，這些教授怎可以這樣不成氣候的？過了好一陣，佛氏談到私有產權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他舉日本明治維新為主要例子，說明治維新是因為土地有了私用權而使經濟發展一日千里。

在明治維新這個題材上，我當時因為要交出一篇學生習作而下過幾個月的功夫，認為佛氏的論點錯了，於是大膽地說：「那不對！土地的私用權在明治之前的日本早已存在，明治維新的主要改革，是把私用的土地加上自由轉讓權。」我跟著說，這似乎是「封建」地權與「現代」地權的主要分別，而又在「轉讓權」的幾個重要關鍵上作了一些簡短的解釋。

佛氏聽著，顯得很高興，頻頻點頭，繼而問道：「你是在哪間大學任教的？」我答道：「我是個學生，艾智仁的學生。」「怪不得！」他顯得更開心了。是的，今天大家耳熟能詳的產權經濟學，在六十年代初期不見經傳，知道其重點的就只有三幾個人。第一次見到佛利民而有機會向他表達一下當時自己醉心的學問，可算是不凡的際遇了。

一九六七年，我在加州長堤大學當助理教授，除稅後每月薪酬不到五百元，生活倒也不錯。但進了長堤大學，要轉到名校任職是差不多沒有希望的。度馬（E.Domar）當時在洛杉磯，他讀了我博士論文的第一章，認為我應該轉到「名校」去過癮一下。因為他任教的麻省理工學院當時沒有空缺，就把我論文的那一章寄到芝加哥大學去。

六七年三月，我收到芝大的一封電報，說給我他們一年一個的「博士後」獎金，沒有任何工作，只是要到芝大勾留一年。那獎金是一年八千美元，不用抽稅，當時於我算是天文數字了。

九月到了芝大，校方給我的辦公室是在佛利民的隔鄰。他當時五十三歲，聲望如日中天，我這個無名小卒是不敢約見的。雖然是無名小卒，而獎金又說明不用工作，但工作卻十分忙。一年的獎金沒有前途，研究發表是唯一的出路。另一方面，幾乎每天早上，系內的女秘書就交來十多篇文稿，大部分是希望我作評審的，小部分是他們研討會的，都要細讀。在芝大，替學報評審應否發表的工作，都是由我們幾個無名小卒來干。可以不干，但難以推卻。

機緣真是巧合了。不可能有時間跟我傾談的佛利民，其居所是在我住的國際學生宿舍（International House）的隔鄰。早上上班與晚上回「家」要步行十分鐘，很多時候他與我一起步行。佛氏健談，而談的永遠是經濟學。我對他的論著滾瓜爛熟，瞭如指掌，所以我和他談的，若不是我不同意他的論點，就是我自己的研究工作。

這年聖誕前夕，舒爾茲（T.W.Schultz）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去，對我說：「我聽說很多大學對你有興趣，要聘請你。」我正為明年九月的工作還沒有著落而憂心，由於沒有大學找我，於是回應道：「我倒沒有聽說過。」他說：「他們會找你的，找你的人會很多。我要見你，是在他們找你之前，先告訴你一件事，我們明年要請你做助理教授。他們找你時，你就這樣告訴他們吧。」

我萬分高興，步出舒爾茲的辦公室時，他道：「史提芬，你回來，讓我告訴你一個小秘密：大力向我們推薦要聘請你的，是佛利民。」

我初遇佛利民——如日中天之佛利民——的印象，是這個人的思想快如閃電，快得難以置信。我當時又覺得，在經濟學的歷史上，作為偉大的經濟學家，沒有哪一位比佛氏有更充分的所有條件：他曾經是統計學大師，懂數學，是理論天才，而且對世間事物知得多而廣。

不過，佛利民當年給我的一點「不良」印象是：他只談學術，其它什麼也不談，似乎缺少了一點人情味。這個「佛利民沒有人情味」的觀感，好些朋友認同；但在今天，我這觀感完全改變了。這是後話。

西安游

好幾年前就打算到西安一遊，但總是因為事忙而舉棋不定。這次終於成行了，卻中了計。事前安橋老弟相告，游西安，六月中旬之前去，天氣還算可人。我們於是決定在六月十一號抵達，勾留四天，十五號轉赴上海，兩天後返港。行前打開報章一看，西安的氣溫是攝氏十六度，可人也。殊不知到了西安，卻是三十八度！

據說當地炎夏的溫度，徘徊於攝氏四十一度左右，而冬天卻是奇寒徹骨。且說我們飛抵西安後，在攝氏三十八度下，旅遊車失靈，冷氣若不關掉，車子就要「休息」一下。有一回，車子實在走不動了，苦等不是辦法，只好下車步行。烈日當空之際，我在想，不知一千多年前，在長安（今日之西安），楊貴妃在唐明皇面前跳「霓裳羽衣舞」時是穿什麼衣服的？

與我和內子一起到西安去的，有黃黑蠻夫婦與周安橋夫婦，一行六人，都是友好，上機時大家興高采烈。周老弟把我們安置於他在「天安中國」工作時修葺過的鐘樓賓館，把我們待以上賓之禮。我僅在這裡向周老弟深表謝忱。

鐘樓賓館位於市中心，地點一流。但由於中國開放後，西安沒有規劃，賓館一開就開了十多家，於是房多客少，你蝕你的，我蝕我的，大家入不敷支也。

在西安的第一個觀光項目，當然是要去看秦始皇的兵馬俑。這項目在圖片上看得多了，到現場時就不免少了一點新鮮感。令我感到興趣的是，這個龐大無比的兵馬俑「場」，歷史上竟然從來沒有記載過！這可見秦始皇秘密建俑、建墓——把所有參與工作的人員殺得一個不留——的傳說，是可信的。

到目前仍未開掘的秦皇陵墓，是一座山丘，其形極像埃及的金字塔。始皇的陵墓最大，其它較小的帝陵或達官貴人的墓在西安郊外隨處可見。奇怪的是，墓雖然大小不一，但卻是建後把泥土蓋上去，「堆」成金字塔形。那是二千多年前的事。當時中國與埃及似乎還沒有文化交流，怎會如此巧合雷同呢？

我想，西安是絲綢之路的起點，大約遠在三千年前就是西周的京都了。絲綢貿易很可能更早開始，說不定，當年絲綢之路不止遠達波斯，而且通到埃及去。

雲想衣裳花想容，楊貴妃出浴的華清池，我們當然也去看看。安橋與黑蠻幾年前是到過的。這次重遊，他們嘖嘖稱奇。據他們說，幾年前浴缸很小，小得若有貴妃在，唐明皇幾乎擠不進去；但今天卻變為一個小泳池，後宮佳麗三千人，總可以派三十個代表與玄宗共浴的。不過，我見過那小池黑糊糊，粗糙不堪，覺得很幽默。心想，難道當年楊玉環那比雪還要白的肌膚，是不會有敏感症的？

沒有白居易，我們今天可能不會記得華清池。同樣，沒有李白，有誰會懷念那「咸陽古道」？沒有杜牧，我們可能沒有聽過那「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的阿房宮。這些遺跡或遺址都在西安。究竟西安是否因為曾經是十三個朝代的京都而變得大名鼎鼎，抑或是因為一些騷人韻士的筆下寄情而成為不朽的？不管怎樣說，我總是認為若要萬世流芳，染滿了千萬人血淚的豐功偉績，比不上一兩句大有文采的詩詞。文采對後人的感染力，比刀槍強得多了。

永泰公主那打開了的墓，很值得一看。唐朝皇室的性生活一塌糊塗。這個永泰公主，既是武則天的女兒，又是武則天的孫女。這種邏輯不通的雙重關係，我要細聽幾次才搞清楚。原來永泰公主是武則天跟她前夫唐高宗的兒子所生。很漂亮的公主，死時只有十七歲，是給她祖母兼母親的武則天殺害的。世界上竟然曾經有這樣的女人（女皇），算是奇跡！

更值得一看的是霍去病將軍之墓。這個十八歲就領軍出戰、所向無敵的大將軍，病逝時只有二十四歲。歎為觀止的是墓地兩旁的十多件石雕。這些看來是二十世紀中期的抽像雕塑，竟然是漢朝的產品。是誰的作品我無從查考。但肯定的是，那位仁兄是二千多年前的畢加索。

由於天氣太熱，在西安看什麼都迫著要走馬看花。跟著就提早一天到上海去避暑。登機前的早上到碑林一遊，卻變成走馬看碑了。到了「避暑」的上海，氣溫是攝氏三十五度。

從戴維德看香港的學術準則

衷心佩服戴維德（A.Director）。他是我朋友中最「純」的學者。今年九十三歲了，妻子謝世多年，沒有兒女，眼睛只能分辨光與影，不能閱讀，獨居於自己的房子（已在遺囑上指明為學術而捐出去）裡，從早到晚還在為學術問題思想。

去年一位朋友拜訪過他，說他的思想依然活躍，高人幾級，仍有思想大師的風範。我想，戴維德本人正好驗證了我多年前讀過的一篇醫學文章所說的：一個日以繼夜不停地運用的腦子，其活力可以維持很久。

戴維德是佛利民（M.Friedman）的妻子的哥哥。佛老是本世紀最有名望的經濟學者。他曾屢次告訴我，在經濟學思想上，他比不上戴維德！不僅佛老這樣說，所有還健在而又認識戴老的經濟學者，都會這樣說。

戴維德是今天舉世知名的芝加哥經濟學派的首要元老。桃李滿門，戴氏不僅影響了數之不盡的經濟學者，即使好些曾任美國最高法院法官的，也都以戴氏的思想為師。不過，在今天的香港，有上述成就的戴維德卻不可能在任何一所大學內找到一份教職。這是香港學術的不幸。

試想，戴維德當年在芝加哥大學的法律學院教經濟學，自己從來沒有受過大學的經濟學訓練——他只有一個哲學學士銜——平生所發表過的文章，只有十多頁。在香港這些是不可能接受的。

戴氏是因為專於學術而不依「行規」的。他愛讀，愛想，就是不愛寫。他認為百分之九十九的文章都是浪費資源，不應該發表。他也不愛教書——但為米折腰，他還是教了他自己認為不懂的經濟學。天馬行空，深不可測，東拉西扯的教授方法，在香港行不通，可是當年的芝大，經濟系的高級研究生，跑到法律學院去旁聽，是驅之不「走」的。戴氏認為，經濟學既不可教人賺錢，也不可以改進社會，而其中有謬論，也有真理；謬論要否決，真理要追求。對戴氏來說，學術的真諦就只不過是真理的追求。

一九六三年，我在洛杉磯加大作研究生，聽到艾智仁（A.A.Alchian）說及戴維德的言行，心焉嚮往，恨不得立刻跑到芝大去，拜於其門下。我也為了聽到戴氏的捆綁銷售（tie-in sales）分析的口述傳統而著了迷。是的，舉世知名的芝加哥經濟學派，唯一與眾不同的地方，是「捆綁銷售」這個題材——任何分析這題材的人，必定與芝大有點關係；那就是說，必定與戴維德有點關係。

我認為戴氏的「捆綁銷售」的分析，對一半，錯一半。一九七八年，在西雅圖再見到他，大家舊「論」重提，我對他說：「你那捆綁銷售的分析錯了一半。」「哪一半？」他好奇地問。「說價格分歧的『那一半』。」「為什麼是錯？」「因為我們見到的價格是一樣的，只有不見到的、計算出來的價格才有分歧，而價格分歧若是指見不到之價，差不多所有的產品都有價格分歧了。」

戴氏聽著，點點頭，笑著說：「當年我也覺得價格分歧這個論點有問題，但聽到我說的人急不及待，發表了。」這是大思想家的風範了。

今天晚上，為了要交稿而拿起筆，也為了大學的一些公事而想到戴維德。那所謂「公事」，是指最近香港的大學資助委員會，要審查各大學的學術研究。兩年前該委員會審查過一次，是以學術文章發表的數量多寡為主。這次審查，據說是重質量。這是很大的改進。一說到質量，我就不由得想起戴維德來了。可不是嗎？不發表或少發表文章的學者，可以質素奇高，也可以單憑口述而影響整個學術的發展。這種優異的質素，不知大學資助委員會怎樣計算？

以我個人的估計（希望是估計錯誤了），該委員會可能會按文章發表的學報的國際地位，作為質量的衡量。這樣子「計分」，戴維德會得到零分，而高斯一九六○年在當時不見經傳的《法律經濟學報》所發表的、本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學文獻，也會得到零分。

我又想到一兩位年輕的同事，其文章發表之處是近於零分的，但內容確實不錯，算是學術。這一兩位同事不是戴維德，但總算是有點思想，正在探索中，不斷追尋，其學術味道比那些以幾條空空如也的方程式而能發表於國際名學報的強得多了。

學術成就往往是主觀的、抽像的事。重要的思想影響，往往要很多年後才知道。思想的表達有各種不同的形式——不一定要以文章來表達。學報的名氣大小，或者文章的發表有否經過嚴格的評審，並非那樣重要的。

在學術上，我自己只有兩篇經過評審的文章。其它的大部分寫不到一半，就有學報編輯聽到風聲而索稿。我選學報的方法是很簡單的。只要編輯是朋友，先打電話來求稿，而又答應一字不改的，就把稿子交給他發表。這是因為我堅信，言之無物的學術文章，不值得發表；另一方面，「有料到」的，寫好之後縱然埋於地下三尺，總有一天會被人掘出來而變得「擲地有聲」的。

從梁天偉事件說起

天偉是我的朋友。他受到的傷害，使我好幾晚睡不著。

事發後，我很想立刻到醫院去看他，但恐怕看不到他，又或者恐怕看到了會哭起來，增加他的傷感。事發後的翌日早上起來，托秘書叫人送花到醫院去，花籃中要寫的幾個字或一兩句話，我想了十多分鐘也不知道怎樣下筆。送花附言，我向來是「思」到句出，不到一兩分鐘就自成「文采」的。然而給天偉的花，我在悲痛中就想不出應該怎樣說。到最後，我只能囑花店簡單地寫下：五常、錦玲致意。這是最深的致意了。

我想，如果一個人的痛苦可以讓他人分擔，那麼願意站起來分天偉的痛苦的人，會數以百計。

我喜歡天偉的率直，喜歡天偉的誠懇，也喜歡天偉的過癮性格。

可能是因為他要使讀者過癮一下，害了他。但天偉是一個毫無機心，絕對友善的人。假若事情真的像一般人所說，他的重傷，是由於辦刊物而開罪了某些人，那就可能是因為他認為是過癮的，某些人卻認為絕不過癮；又或者是因為，某些開罪他人的文章，並非天偉所寫的，但他所主持的刊物打算刊登，或是刊登了，使被開罪者向主持的人下刀。

六年多前，六四之後不久，黎智英要辦刊物，我向他推薦梁天偉（推薦天偉的不止我一人）。我當時認為，天偉認識很多人，知道很多少為人知道的消息，這樣的人辦刊物，可能大有娛樂性。黎老弟既然說明他辦的刊物要大眾化、越大眾化越好，越多階層的讀者越好——這些我是不贊成的——我就想到天偉那方面去。

當時，我是希望黎老弟搞一份有知識、建設性的刊物，搞得可讀、過癮一點，把老氣橫秋的所謂學院派幽默一下。我在《壹週刊》第壹期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題為《最後的晚餐》的，就是以《聖經》所說的作為比喻，加上經濟分析，來開開當時的財政司玩笑。黑蠻替該文畫了一幅插圖，把達芬奇所繪的《最後晚餐》名作改頭換面，把耶穌改為香港的港督，著實過癮。（後來一位貌美如花的太太，幾番懇求，把這幅精品買了去！）像《最後的晚餐》那樣的文章，是我當時對《壹週刊》的期望。

智英做生意的一點過人之處，是他對大眾化的品味不斷追尋。他顯然認為，知識性的過癮文章，不夠大眾化。搞了幾月，刊物銷量不錯，但「升紙」不得，他就每星期請讀者來開研討會，尋求讀者的喜好、品味所在。其效果就是今天所見的《壹週刊》。

我當時認為，而今天還是那樣想，搞刊物在某程度上可以改變讀者的品味，所以不應該全以讀者原有的品味為依歸。好些高級而又大發其達的時裝，都是試圖改變消費者的品味的。但從讀者的品味來說，黎老弟樂意接受，不想試行改革一下。

事實勝於雄辯。走讀者的需求路線，升紙升得很快，廣告客戶也就笑逐顏開。在商言商，黎老弟這一手我是佩服的。

問題是，香港讀者的品味有點那個。例如，那所謂《壹驚艷》，據說很收得。又例如，刊物上揭發某名人的某些私隱，對該名人顯然有不良影響的，讀者可能為此搶購。我個人認為，大有損害性的私隱，不應該發表。這是因為每個人都有不願告人的私事；而這「私」權是應受尊重的。

很不幸，香港的法律，對誹謗本來就沒有多大保障，因此，凡是有事實或近於事實為「據」的私隱，就可往往以「有證明」為由，大曝其光而逍遙法外。其實，跟其它自由一樣，「曝光」的自由不能沒有約束，但約束的或多或少，見仁見智，怎樣辯論也不會得到所有人的認同。我自己的主觀「見仁」，是香港的言論，在某方面是過於自由，而在某方卻又感到自由不足。

我不知道天偉的不幸是否因揭發私隱而起，也不能肯定某篇引起事端的文章，是出於天偉之手。但天偉所主辦或參與過的刊物，有時似乎是「出位」了一點。然而，在香港的刊物市場，這應該是一般性的。

無論怎樣說，對天偉的遭遇，我在沉痛中感到憤怒。事發後黎智英告訴我，天偉是一個不喜歡損害他人的人。這樣的人若真的是因為搞出版而幾遭殺身之禍，那麼搞出版這個行業，在香港實在難矣哉。

狂熱與虧本

前為美國總統夫人而後為船王夫人的積琪蓮，大名鼎鼎之女人也。謝世後，她把世人開了個大玩笑：她的一千三百件遺物，於上月（九六年五月）在紐約蘇富比拍賣，成交價之高，拍賣者的瘋狂，史無先例，故被稱為「世紀拍賣」。

一些數據很容易證明其驚人之狂熱程度。遺物總數原本估值四百六十萬美元（這應該是偏高的了），成交的總值卻為三千四百五十萬美元，相差七倍半。一套舊的哥爾夫球棍，估價八百美元，成交七十七萬二千五百美元，高出九百六十五倍。其它一些物品的估價更屬無稽：三個舊椅墊，估價五十至一百美元，成交二萬五千三百美元（據說甘乃當年可能沒有接觸過）；一堆舊雜誌——應是一文不值的吧——成交一萬二千六百五十美元！我可以肯定，以將來的出售市價而論，這次「世紀拍賣」的所有得主必定虧本，會虧損得一塌糊塗！

一九八七年有一次瘋狂不及但類似上述的拍賣，是名人溫莎公爵夫人的遺物。一位紐約的古董商，當時以三十倍於估價的價錢把一條公爵夫人的項鏈買下來。去年十一月，該商人在香港的亞洲藝術博覽會中，欲以當年成交的半價出售，卻無問津者。他告訴我當時他以為「執到寶」，但這項鏈他賣了八年也賣不出去。以市場利率計算，八年後的今天，其成本大約上升一倍。以原價之一半求售，是成本的四分之一，但也賣不出去，真的是血本無歸也。

據說，溫莎公爵夫人遺物的拍賣得主，血本無歸是一般性的。因為那項鏈的市場命運並非例外而是一般性，所以就成為一個需要解釋的經濟現象，經濟學書本或專業文章似乎沒有提及過。我對這現象百思不得其解，但最近好奇地閱讀有關積琪蓮遺物拍賣的報道，一位評論家之言使我茅塞頓開。

這位評論家說，積琪蓮遺物的拍賣成交價，是基於三個成分的組合：其一是物品本身所值，其二是積琪蓮與兩位前夫的名氣所值，其三是拍賣場中的氣氛，使好些人瘋狂起來，黐了線，在出價時失了分寸。

我同意這三個成分的分析。至於我那狂熱場中的得主日後必定虧本的論點，是基於第二與第三——名氣與狂熱的成分不能持久！

先談「狂熱」吧。好些時候，由於拍賣場氣氛熱鬧，而叫價時又沒有時間仔細推敲，一不小心就很容易中了招。拍賣行怎會不知道買家的弱點，於是，當行出色的拍賣官就是那些懂得製造現場氣氛的人，在底價之下，即使明明沒有人出價，也會手晃腳劃地亂叫一通。這樣的造價是司空見慣的。又有一些時候，賣家要造價，就安排好些朋友在拍賣場上舉手，以壯威勢。老行尊戲稱這些人為「舉手黨」。

當然，上月積琪蓮遺物的拍賣，是毋需「舉手黨」助陣或「造價」的。但熱鬧氣氛可以誤導「有心人」，卻是事實。

氣氛誤導，其成功機會最大的是拍賣場中「初哥」雲集。去年香港佳士得秋季的一項次級玉器拍賣，因為說明沒有底價，來的大都是第一次「躬逢其盛」的人，於是叫價離譜，中招者眾矣！積琪蓮的遺物拍賣，場中絕大部分也是「初哥」。

拍賣成交價中的「狂熱」成分，在一夜之間——充其量是數天之後——會煙消雲散。據說拍賣場中一些因「狂熱」而中招的人，根本在經濟上買不起！

拍賣場中的狂熱是短暫的。然而，非拍賣式的市場狂熱，有了「牛群現象」的協助，卻可以持續地「黐線」幾年。歷史上最有名的例子，是十七世紀時荷蘭的一次「鬱金香危機」，持續了大約三年，使全國的經濟受到影響。其「危機」之起，是由於人們爭炒鬱金香球莖。據說當時一個球莖的高成交價，可以買五百五十隻羊。大家明知球莖可以繁殖，但竟然達至那樣的成交價，你說黐線不黐線？後來球莖市場崩潰，使得很多人破產，成為歷史上的經濟悲劇中之笑話。

且讓我轉談拍賣價中有關「名氣」的成分吧。「狂熱」的價格成分，消失得很快，但「名氣」的卻消失得較慢。所以我認為積琪蓮這次的遺物拍賣，其物品今天的市價已應下跌了一截，今後的十年八年中還會繼續下跌。

一件物品的「名氣」價值不斷下降，有三個原因。其一是拍賣前的大事宣傳，不免誇甚其詞，而這樣的宣傳，可一而不可再也。其二，一個拍賣場中的買主——亦即得主——對「名氣」的佔有，今天覺得新奇刺激，過了些時日，就不免覺得有點俗氣。這好比新車擁有得久了，就算還是新的，對車主而言，也貶了值了。

其三——這是最重要的——就是積琪蓮的遺物，絕大部分都很平凡，好些是普通的或假珠寶之類的飾物，市場到處可見，而即使是真寶石，其品味往往俗不可耐，沒有特別的「性格」。這樣，過了一段時期，拍賣場中所得，你會覺得好像許多人都有，一模一樣的，豈非掃興之至？此外，如果你是那堆舊雜誌的高價得主，十年之後你可能會覺得舊雜誌畢竟還是舊雜誌，況且又不知積琪蓮究竟有沒有真正看過，以復利率一算，成本二十多萬港元，你會感到欲哭無淚矣！要賣出去嗎？物品如此普通，你怎能證實那一定是積琪蓮的遺物？

當然，拍賣得主可以自我安慰：為了喜歡積琪蓮，要出高價收購她的物品以為紀念，將來的市價如何無關重要。這種「偉大」想法的漏洞，是有朝一日，你會在市場上見到一件比你所擁有的更好的積琪蓮遺物，其價格不及你的成本十分一。這樣，你再「偉大」也會後悔而感到中了招，應該等一下在拍賣行之外的市場下注。

要「解畫」的藝術

藝術有很多種，我最討厭的是要「解畫」的那一種。

試想想，白紙一大張，上面黑色弧形一筆，下面紅點一個，其它空白一片——那是什麼呢？在台灣的一個畫廊裡，我的確見到這樣的一幅作品，是美國的一位現代畫大名家之作，市值三十萬港元。我問該畫的物主：「那是否代表上面烏雲一片，下面旭日初升？」

我以為那樣說，是說得相當得體的了，也表示自己是個懂畫之人。物主回應道：「可能不是吧。」天可憐見，花那麼多錢買一幅畫，買者竟然不知是什麼！

大黑筆一掃，大紅筆一按，IQ零蛋的也可以輕而易舉畫得出來。不同的是，這個IQ零蛋不是大名家，沒有誰會花一文錢去買他的畫。但若有了大名，畫IQ零蛋的畫聲價也大為不同了。你說不知所謂，就被認為是沒有見識，不懂畫，亦即不懂藝術。但假若你對該畫大讚特贊，拍案叫絕——雖然你根本不知其所謂——就會被認為是知音人，大有「愛才本是多才人」之風，甚至可以被認為是半個天才了。

這是藝術中的《皇帝的新衣》的故事。我是這故事中的那個天真孩子，哈哈大笑，說：「皇帝沒有穿褲子啊！」

說實話，有時我也收購一些自己喜歡的畫；在「評」畫上也略懂一二。然而對著某些怎樣看也看不懂的畫——那些非要畫家親自解釋不可的畫——我不由得哈哈大笑。你若因此而說我不懂畫，我就以「不懂」為榮。

若干年前，我在台北聽一個現代音樂會，節目中一開頭就來一首長曲，吱吱啞啞的，沒有旋律，也沒有音調，真的像白居易所說的「嘔啞嘲哳難為聽」。難聽得要睡也睡不著，聽了好一陣，我忍不住問身旁的朋友：「那算是什麼呀？」朋友把手上的說明書細讀後，答道：「據說是代表日出！」我說：「為什麼不是百鳥歸巢？」殊不知半小時後一曲告終，全場掌聲雷動，把我嚇了一跳。於是暗道：這些聽眾本領高強，都能「看」到皇帝的新衣。

許多年前——年青時——在外地某處跟一位寫新詩的朋友辯論。我說，個人不但不抗拒詩，而且很欣賞好的詩；但對某些怎樣也看不懂的、莫名其妙的新詩，難以接受，讀時總是格格不入。現在回想起來，也不由得哈哈大笑。姑且自創一首不知所謂的新詩如下：

不是巧手的潑墨，
也不是打翻了茶壺；
嶺上的風雲在頭上轉
點、點、點……
滴、滴、滴……
看吧！多麼美的迷濛啊
點滴
又點滴
點！
滴！

這當然是亂來過癮一下的，但讀者不能不同意，有些新詩確是如此令人「猜謎」的。你不明白嗎？那是因為你水平不夠，不能欣賞深不可測的詩。你同意不同意？那要看你是否懂詩的天才了。

是的，個人認為，藝術的主旨，是要觸動他人內心深處的「共鳴」之弦。欣賞的人在一看或一聽之下——或在多看多聽之下——會感到有一種和弦，把自己在感情上帶到另外一個地方去。這個地方可能優美，可能激動，可能舒適，可能苦悶，可能令人大喜若狂，也可能令人泣不成聲。要達到這一點，藝術作品不應該既平庸不美，又晦澀難明。需要作者親自「解畫」才可以懂，才可以欣賞的藝術，非我所欲也。

或者你可以說，在感情上我是個簡單的人。對藝術的欣賞，我喜歡用單純的直覺與感受，走進作者的感情世界中。我不願意花大量的時間，去瞭解作者是一個怎樣的人，或去研究作者思想的來龍去脈。我認為欣賞藝術作品要從作品本身看。作品之外的其它什麼是無關宏旨的。這好比讀我經濟論文的人，只應從論文看，「我」是一個怎樣的人是扯不上關係的。

至於要「解畫」的藝術呢？好些時明白了作者的為人還不夠，再加上作者的親自解釋，我們還是不明其作品所「指」。在所謂新藝術中，這樣的作品多的是。不知所謂，但卻賣得好價錢，獲得掌聲，我認為有兩個原因。其一是上文所說的「皇帝的新衣」的現象：你不明白，沒有什麼感受，豈非給明白（看得懂、聽得懂）的人比下去了？那怎麼行啊？自己非冒充一下「知音」人不可。

其二，當一個藝術家有了大名——在歷史上「冇料到」或名不副實的大名家有的是，雖然其大名只能是短暫的——市場或多或少就出現了西方所說的「牛群天性」的現象。據說牛群要喝水，但不知水在哪裡時，一些牛向某方向跑去，其它的牛就以為某處有水可喝，一窩蜂地跟著跑去了。

（按：本文批評的不是「能量可視化」那種抽像藝術。好些沒有內容的藝術不用解釋，只求感情震撼，我很喜愛。）

煉仙趣談

曾老弟淵滄返老還童，在《蘋果日報》上給我開了一個大玩笑，弄得替我接電話的女秘書啼笑皆非。

對於曾老弟這次「無心之失」，我本來打算去信《蘋果》澄清其事；但我想，「讀者來信」沒有稿酬，且容易使人以為我「此地無銀三百兩」，不打自招，把笑話隆重其事了。那我就不如「以欄還欄」，賺點稿費，同時替我的秘書之「難」平反。

事情是這樣的。不久前，曾淵滄在他的非評論的專欄上，用墨斗也沒那樣大的標題，道《張五常長命百歲》。內容是說我今年六十，「於是開始研究長命秘訣」云云。

從好的那方面看，曾老弟此舉是替我祝壽的，我僅在這裡表達謝忱。但他的文章內大談我的養生理論，又說我每天晚上必吃長壽仙丹。

有一百多萬讀者的曾老弟似乎是說：秦始皇不能做到的，張五常卻能以科學的方法做到了。這樣一來，我的女秘書「有難」了——每天收到不少讀者朋友的電話，要知道我長生不死的秘方是什麼？

是幾個月前的事吧。某知名人士請吃晚飯，曾老弟在座，而在座中名氣最小的是我。暢談中，做東的名人提到一隻在美國的股票，股價暴升，原因是發明了一隻新藥。為了增加談話的興趣，我提到另一隻今天在美國突然大行其道的舊藥，名為Melatonin。想不到在座的詹德隆對這只新興的舊藥大有研究，於是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地細說這「馬列吐靈」如何了得，據說可以延壽三十年。

這延年益壽的話題打開，也是為了增加談話的興趣，我提到二十多年前讀過的一篇醫學文章，說多睡午覺的人壽命較短，大概是因為睡午覺，一天就變了兩天。

可能因為阿詹的頭髮也灰白，有點像我，曾老弟一時記不起，就誤把馮京作馬涼，把阿詹所說的當作是我說的了。

曾老弟於是在奇文中，認定我要「長生不死」之後，說出我的兩個「長命秘訣」（讀者們要先寄一百元到《壹週刊》才可看下去）：其一，張五常每晚必吃不是安眠藥的安眠之藥——暗指「馬列吐靈」。其二，張五常每天睡十二小時（不要忘記，我提到的某醫學文章，是說多睡午覺可能減壽）！

讀者把我的秘書弄得啼笑皆非，因為她早已聽說過我是個「不睡覺」的人。是的，我是個以不睡覺的「秘訣」來煉仙的人。可不是嗎？太太見我凌晨三時還不睡，問：「你在煉仙是不是？」女兒見我不睡，說：「爸，不要再煉仙了！」

每天，我都喜歡工作到深夜，倦極而眠。這樣的人不可能需要什麼安眠藥或其它助眠的藥物。趴上床去，倒頭便睡，三幾個小時後，早上的電話鈴聲就算是我的鬧鐘了。

我的煉仙秘訣還有兩種。平時少抽煙、喝酒的我，一拿起筆，或腦「力」一下集中起來，就煙酒不戒。所以我（尤其是近年來）怕寫那些嚴謹的、較有深度的學術文章。這些專業文章，沒有偉論的不值得寫，但偉論談何容易？思考什麼時，我是個很易於把思想集中的人，但在科學的困難問題上，一連數天（其它什麼也不想）腦子裡毫不放鬆地「集中」，對身體應該大有害處吧。

我不希望長壽，但希望今天還可以思想的腦子，還可以分析的腦子，可以持久一點。我更希望在腦子還算是可以的而來日無多的日子中，盡量享受一下生命。

羅曼羅蘭說：「生命本來是痛苦的，尤其是在那些不甘於平庸凡俗的人看來，那更是無日無之的鬥爭。」我是個不甘於平庸凡俗的人，所以在熱愛生命中，我享受生命的苦中之甜。這樣的人，怎會希望自己「長命百歲」？

回頭說，上文提及的新興舊藥——「馬列吐靈」——我吃過兩粒，見沒有什麼作用，就沒有再吃。同事王於漸說他也吃過兩粒，見沒有作用，也是不再吃。但三位在美國的學者朋友，說這藥很有效，好得不得了。

在香港的朋友中，黎老弟智英是我所知唯一每晚吃一粒「馬列吐靈」的人，他說很有效。

智英是淵滄的老闆。夥計可能聽到老闆說的習慣，就誤以為是我的習慣了。既然馮京可以誤作馬涼，肥佬也當然可以誤作瘦佬吧。

陽朔山水甲桂林

個把月前的長週末，黑蠻夫婦、黃醫生、尹老闆、我與內子，一行六人到桂林及漓江一遊。那天晚上下機後，上了事前安排好的旅遊車，在駛往下榻的酒店的途中，隨車的導遊對路上景物像背書那樣說個不休。我對內子說：「這個導遊很賣力，但這些沒有意思的介紹實在吵耳，可否叫她少說一點？」

處理這樣的事，內子一向高明。不知她對那導遊說了幾句什麼，那導遊突然開心地問：「你們以前到過桂林嗎？」黑蠻說八年前到過，黃醫生說什麼我聽不清楚，尹老闆的普通話平平「有」奇，是有勇氣但不懂得聽的那一種，所以欣然自得。輪到我，答曰：「五十四年前在桂林念過六個月書，校名是真光小學。」

導遊說她沒有聽過「真光」這個校名。後來，她說回家問過年老的母親，也沒有聽過。「真光」在香港大名鼎鼎，而且我可以作證，是同一的「真光」，在抗戰期間曾經在桂林慘淡經營。如今，能有資格「證實」的人，恐怕不多吧。

次日起來，天下雨，早餐後大家一起去游七星巖。一進巖洞內，迎面高高在上的石壁，以大字刻著一首毛澤東所書的《滿江紅》，讓我看得呆了。看了好一陣，我對身旁的內子說：「老毛寫的是懷素書法，但懷素寫不過他！」

是的，在此之前我曾看過毛潤之的幾幅好字，知道他書法了得。但去年韋子剛送給我一套兩冊厚厚的毛氏書法，看來並不怎樣，於是對他的書法本領有點懷疑。如今看到這首刻於壁上的《滿江紅》書法，就不再懷疑了。

試想，《滿江紅》九十三個字，加起上、下款來有百餘字。那樣多的字數，整篇沒有敗筆，氣若奔雷，變化萬千，瀟灑利落，是不能靠「碰彩」或運氣的。我可以說，如果毛氏這幅《滿江紅》書法是代表他用心下筆的水平，那麼在整個二十世紀中，沒有哪一位書法家可以比得過他。我甚至還可以評得高一點：在草書而言，他應該是王鐸之後三百年間的第一把手了。

不過，令人尷尬的是，在這書法對面石壁上，刻著的卻是一行巨型的什麼共產偉大領導的政治口號，入「石」三分！一個把中國人民弄得死去活來的暴君，與一個在詩詞及書法上可以直追古人的才子，竟然是同一人！這是中國人的悲哀。在巖內的一個小時行程中，我在想，倘若毛氏當年不搞政治，專攻詩、詞、書法，那麼他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很可能與九百年前的蘇東坡平起平坐了。為什麼毛潤之當年會有一念之差？

帶著無限的感慨，午膳後我們一行六人在桂林登山看景。五十四年，江山依舊，但點綴著江山的好些建築物，都是蘇聯式或共產制下的像火柴盒般的房子，把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破了相。

第二天乘船游漓江，下陽朔。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漓江名不虛傳，以風景優美來品評，它應該是天下第一江了。是的，雄壯的山河我見得多，但優美如漓江，卻是前所未見。

從漓江下陽朔，開頭的三分之二舉世無雙，但其後的三分之一卻不怎樣。然而，一到了陽朔，就恍如入了蓬萊仙境，奇峰迭翠，目不暇給，又使我想起毛潤之所寫的「江山如此多嬌」了。

陽朔是一個小小的市鎮，背山面水，環目四顧，怎樣看都是如詩如畫。加之該小鎮還沒有受到「共式」建築物的污染，不由得使我肯定五十多年前常聽到的贊語：「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山水甲桂林。」

這天只在陽朔盤桓了一個小時，回桂林是坐汽車的。經陽朔的近郊，只見水田人家，遠山近樹，參差相映，有點像陶淵明《桃花源記》裡面所說的境界。

第三天，本來是安排了去看一個位於桂林的什麼新巖，據說是格外精彩的。但我想，七星巖是巖，游漓江時又順路看過另一個巖，巖到底是巖，若巖洞裡說這裡（鐘乳石）是什麼烏龜呀，什麼寡婦呀之類，俗不可耐，再多看一個巖，不是很累嗎？不如坐汽車再到陽朔去吧。

我把有關後者的建議說出來，黑蠻夫婦大聲附和；但黃醫生怕坐汽車，叫尹老闆陪他留在桂林，再游巖洞去也。

從桂林乘車到陽朔只需八十分鐘，沿途春光明媚，四個人說說笑，不消一會工夫就到了。陽朔的確是一個好去處，很有風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那裡有一條賣舊物的小街，其中的小店舖很有趣味。在這街上，我花了數千元，討價還價，買了好些少數民族的較古的手鐲，回家後內子為此開心了好幾天。

上帝對陽朔是仁慈的。今天，它還沒有受到「精神文明」的污染。但願日後不會喊一聲：救救陽朔！

書法贗品

收藏中國書畫的人有一個座右銘，那就是所「收」的作品要「真、精、新」。他們以「真」為三要素之首，可能是由於歷來贗品多的是。在歐西的藝術市場中，鑒賞真偽是做得比較認真的。相比起來，在中、港、台一帶，令人尷尬的例子不勝枚舉。好些畫廊都有「假貨」待沽；而拍賣的文物中贗品時有所聞。當然，比較有份量的畫廊與拍賣行，有專家鑒定，比較可信。

歷久以來，中國書畫（尤其是古書畫）的鑒定家，一致認為，鑒定書法比鑒定國畫容易。這是因為能賣得好價的書法大都是一氣呵成，面目明確，可以取巧的地方甚少。一般人可能難辨真偽，但要騙倒專家就不容易。有時專家認為是真的，但又認為寫得不大好，就可能有問題，不應該下注。可以說，就書法而言，凡是專家認為是真而精的，偽作的可能性甚少。像宋人吳琚寫米芾的字那樣，精而又能以假亂真的例子，歷史上很少見。但吳琚還是看得起自己，沒有冒米芾之名下筆。今天，吳氏的書法，一幅之價應在百萬港元以上了。

上文所說的書法，專家認為是「真而精」就是「真」的慣例——即所謂「開門見山」的慣例——可能今後不再！這是因為不久前「發生」這樣的一件事：在紐約蘇富比拍賣的一幅算得上倪元璐的書法精品，從拍賣行的目錄印刷中看，沒有一個專家看得出是假的。他們從其它證據中（見下文）明知是假，但就是看不出假在哪裡！其中有一位專家朋友見過該贗品的真跡（不是原作的真跡），說墨跡太新（真本不應如此），所以他看得出來。但他在看贗品真跡之前，就明知是贗品，心裡有數，所以才說得那樣「容易」吧？

倪元璐（一五九三——一六四四）是明末的一位頂尖的書法家。專家們能一望而知蘇富比拍賣行的是贗品，因為該贗品是倪元璐的兩幅——曾經出版好幾次的——有名的「五律書法」的合併。一個書法家重寫又重寫同一的詩、詞是常有的事，但寫得筆筆一樣卻不可能，且從來沒有出現過。釋文說：

滿市花風起，平堤漕水流。不堪春解手，更為晚停舟。上埭天連雁，荒祠水蔽牛。杖藜聊復爾，轉盻夕陽游。
何如謂亭賦，二十回登高。九子龍殊好，五侯鯖合淘。持鞭嘗百草，為頰盤二毛。贈世綏山果，不仙亦足豪。　　元璐

眾所周知，計算機仿製印章可以仿得完全一樣。這解決了一個製作贗品的困難。很舊的紙或綾，在國內市場今天還可以買到。這解決了第二個困難。用幻燈片從玻璃桌下或屏風後投影而模仿，據說是一種新方法。而我個人認為，除了以上三點外，這幅倪元璐書法（贗品）的仿製者，是一位書法家。

從如上的種種看來，今後鑒定書法的真偽，有什麼辦法呢？答案是：不能看印刷品作鑒定，要看真跡，然後按如下四點作判斷：

（一）細看墨跡的新舊。但據說把墨跡弄「舊」不大困難，更何況若干年後，墨跡可自然而然地變舊。

（二）印章色澤的新舊。據說舊印色很難仿得酷似。上海偽造書畫的在市場搜購舊印泥，加油再用，但色舊油新還是一個破綻。

（三）經過昆蟲或微生物蛀食的舊紙或綾，蛀前下筆或蛀後下筆在放大鏡下不難看得出來。但偽造者若用完好無缺的舊紙或綾下筆，這個鑒定準則就用不上。話雖如此，完全沒有瑕疵的舊紙或綾，絕無僅有。所以這第三個（可能是我發明的）鑒定辦法比較可靠。

（四）作品的來源（此前的收藏家是誰，作品有否重要的舊注錄或有否出版過）很重要。但收藏家的印章，如今由於計算機仿製容易，就「有」等於「無」；還是要在印色方面下功夫。

科技發達的今天，偽造者可以「偽」得精，萬無一失的鑒定方法是沒有的。可幸的是，在專家雲集的藝術市場中，價叫得高的或是大名家的作品，「冒牌」者要瞞天過海也要大費功夫。專家彼此間大都是朋友，研究後認為是真的（原作），他們可能秘技自珍，但有疑問時他們就樂得把「心得」共諸同好，於茶餘飯後津津道之。

這次蘇富比拍賣的倪元璐書法贗品還有一個疑點：儘管是一萬五千美元的估價，但也實在太低（應該估五萬美元左右）。低的估價使買家不細心研究；當然，好些時候，因為賣家不求高底價，名家的真跡也可能估得過低的。

令人尷尬的是，蘇富比拍賣行舉世知名，其書畫專家應該非同小可。倪元璐是大名家，他的被「印」摹的兩幅作品都是名作，出版過好幾次，那些非同小可的專家怎可以完全不知道的？

背誦大有裨益

我曾在《懷古說》一文內提到五十多年前就懂得背誦杜牧的「折戟沉沙……」，而該文又說明是「六十有感」。一些讀者屈指一算，那時我還不到十歲，怎可以「折戟沉沙」一番，背誦什麼「銅雀春深鎖二喬」？

我不是一個背誦天才，但認為每個人在少小時的背誦能力特別強。少小時沒有煩憂，腦子裡沒有牽掛，沒有污染，只有一片天真的純潔，什麼詩詞歌賦之類，是很容易在記憶中刻上去的。

我懂得背誦整首《長恨歌》、《琵琶行》、數以百計的詩詞、蘇東坡的前、後《赤壁賦》、王羲之的《蘭亭集序》、王勃的《滕王閣序》等詩文時，只有七、八歲。當時我不明白其中的內容，字也不識得幾個，但就是懂得背誦。

事情是這樣的。抗日戰爭期間，母親帶著我們六個孩子在廣西逃難，在桂林、柳州一帶逗留大約一年，然後逃到平南，步行十多個小時，抵達一個名為哪沙的村落，在那裡住了一年多。

哪沙是「如假包換」的窮鄉僻壤。那裡的村民不相信世間有汽車、火車，飛機更不用說了。更「僻」的是，這村子裡沒有誰識字的，所以沒有筆墨，也沒有紙張。母親總是希望我們能繼續求學，但連紙筆也沒有的地方，怎麼辦？

好在機緣巧合。跟我們一起逃難到哪沙村去的，有五名男子漢，都是「性格人物」。我記得一位是畫家（曾用燒焦的木炭替我在牆上畫了些「造像」）；一位是打功夫的師傅；一位懂英語，是阿Q所說的假洋鬼子；一位懂中藥，教過書，沉默寡言。還有一位是姓鄧的，曾教古文維生，整天書空咄咄。

這鄧老師很八股，整天在哦哦地吟誦。他身無長物，但帶著一堆詩詞歌賦與古文之類的書本，一有空就拿起來哦呀哦的。在哪沙，我們大家都無所事事，因此鄧老師「口水多過茶」，天天以吟誦自娛了。

我那不識字的母親聽說鄧老師有點學識，就要我們跟他學習，但真正從鄧老師那裡學到一點什麼的，就只有我一人。這往往是因為每個天黑而不能出外玩耍的晚上，鄧老師朗誦一句詩、文，我就「依樣葫蘆」照樣朗誦一句。字音或長或短，或速或緩，但沒有或高或低的，兩人一起咿咿哦哦，倒很過癮。一年多的晚上差不多都是這樣度過的。

由於沒有紙筆，鄧老師只好教我這樣背誦。可能是因為我當時只有七、八歲，他從來沒有向我解釋詩文的內容。我開始明白有關的內容，是好些年後的事，而因為懂得背誦，久不久就把記得的詩、文在腦中轉來轉去，這樣，對內容的理解、體會遂與日俱增。是的，例如一些辛棄疾的詞，我今天的領悟比三十年前我拿博士銜時深入得多。要不是我在少小時就懂得背誦，多年以「記憶」來慢慢消化，這領悟是不容易達到的。

從個人的經驗所得，我認為在語言文化的教育上，我們不妨倣傚一下往日的傳統學習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在童年記憶力特強的日子裡，求學的應該多點背誦。不要在解釋上大費思量，吹毛求疵的解釋更要避免，讓兒童「背」了再作道理。如果童年時不這樣做，長大後腦子給其它雜事塞得滿滿的，要「背」要記，就不容易了。

除了協助與日俱增的理解和領悟，多背誦一些詩、文的佳篇，還有兩個重要的好處。

其一是在需要時，要運用得好，背誦——有助於記憶的背誦——幾乎是不可或缺的。比如我今天以中語寫文章，引用古今之句來點綴、過癮一下，毋須翻書籍。假如我要尋書覓句，運用起來豈不是格格不入、文氣大「傷」？

事實上，我是在一九八三年末，四十八歲時，才正式開始用中語寫文章。如果我不是在童年時下過一年多的背誦功夫，文體可能目不忍睹。

其二，寫文章，文「氣」很重要。背誦古人的佳作，文氣的感染是很自然而無可避免的。中文如是，英文也如是。在美國念大學，學英文，我就找一些佳作，實行背誦。因為年紀大了，背得很辛苦，但還是背了一些。有朋友問過：「你的英文寫作是怎樣學來的呀？」說來話長，我就只簡單地說：「背誦《聖經》的《創世記》。」

今天香港的大學生，一般地說，智力皆屬不凡，然而中、英文寫來都很有問題。我認為這困境的存在，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在中學時，他們讀書是為了應付會考，而且試題是他人所「出」，因而文學老師不敢自我發揮，不敢以自己的才華來「影響」學生，恐怕學生「會考」不及格。（這一點對文學比對科學更具殺傷力。）其二，學生在童年之際，今天的語文老師較專注於解釋內容，而忽略了每天要兒童背誦一兩段上佳的文字。

中國藝術為何節節敗退？

從中、西藝術歷史那方面看，我曾經提到宋代的藝術比歐洲同期的高出許多；元代幾乎一蹶不振；明末清初時的十七世紀，我們的藝術發展又大有起色，但只能與歐洲打個平手；從十八世紀開始，我們就節節敗退，輸得一塌糊塗。

是的，於今回顧，中國的藝術發展有兩個高峰，其一是十一世紀時的宋朝，其二是十七世紀的明、清之間。這兩個高峰哪一個比較出色很難說。個人認為十七世紀稍勝，但與歐洲同期的藝術相比，宋代顯得光芒不可方物；到了清初，歐洲就迎頭趕上了。

試想，宋朝大約早於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四百年，當時的歐洲，除了希臘的建築，沒有什麼超凡的藝術令人歎服。即使文藝復興時代的重要人物達芬奇（一四五二——一五一九），天才橫溢，但其作品受宗教的框框約束實在太多，意念並不超凡。文藝復興後期的米開蘭基羅（一四七五——一五六四），更是表現出色的藝術家，但米氏在藝術史上有重要地位，是因為他試圖打破宗教的框框傳統。

是的，自意大利的米開蘭基羅及接踵而至的西班牙的格萊科之後，歐洲藝術一日千里，一百年有大成，二百年把我們比下去，三百年舉世拜服。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這個「中國節節敗退」的觀點，倒不是我「發明」的。外國的有識之士都這樣看。同樣，一些美國的學術朋友，略知我們宋代藝術的，驚歎之下，都不約而同地把它先後與歐洲相比，跟著必問：中國為何節節敗退？

這個問題我想了十多年了。今天的「大概」答案，是下述的三個原因。

其一，中國藝術發展的第一個「致命傷」是元朝。像歐洲一樣，中國自古的藝術發展，帝皇的影響很重要。元朝的皇帝既不懂中國的文化藝術傳統，也是些沒有什麼「墨水」之人，於是把宋朝的優良傳統幾乎攔腰打斷。毛潤之說：「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鵰！」倒說得不錯。

相比之下，清朝的外族帝皇高明得多了——從康熙到後來的皇帝，都學習中國的書法。雍正的書法最好，可以稱得上是書法家。乾隆呢？喜愛書法，不成；喜歡寫詩，更不成；但乾隆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藝術收藏鑒賞家！

其二，二十多年前，我看過一本今天已忘了作者是誰的，名為《歐洲的奇跡》（The European Miracle）的書。該作者認為歐洲自文藝復興之後，科學與藝術發展的神速是一個奇跡。他的主要解釋是：歐洲是很多國家的合併，國與國在交流中互相競爭，互相衝擊、啟發，因而大有所成。

我認為這觀點有道理。我們不妨回顧一下莫扎特等人的生平事跡。他們為了名成利就，往往東奔西跑，周遊列國，使人有「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之感。一國之中可以有競爭，有衝擊，但多國之間的來往對天才就更有這樣的好處：這個政制下的市場不欣賞我，我就跑到另一個政制下的市場去。於是，競爭與衝擊就更加熱鬧了。

其三（這是我幾個月前的發現），歐洲到了十八世紀之後，評論藝術的人大都是收藏藝術作品的人——這點很重要。

自古以來，中國、歐洲的藝術發展都受到帝皇及宗教的影響與約束。藝術家要吃飯，吃誰的飯就要為誰的品味而創作。帝皇與宗教主事人的品味可能不錯，但有禮儀、信仰的約束，卻沒有理論基礎。吃富有的人的飯對藝術的發展好一點。更好一點的是吃藝術商人的飯。這是因為商人收購藝術作品要賺錢，他們就不能不顧及市場的喜好而下注。

對藝術發展最有利的，是藝術家要吃藝術評論家的飯。這是收藏家作藝術評論家的情況了。歐洲到了十八世紀，這情況開始出現，跟著，此風盛行，而到了十九世紀，印象派作品的主要收藏家都是藝術商人及評論家。這樣，藝術的發展要顧及市場大眾的需求，也有理論與概念爭論的協助。

去年暑假，我在美國一家書店裡（大減價時），僅以八美元買了一本精裝的名為《印象派首期的收藏家》的書。書中敘述了一群為了賺錢而收藏作品的畫商。他們有先見之明，看中了當年籍籍無名的塞尚等人的畫，收購後執筆為文，理論滔滔，引起爭議，熱鬧非常，影響了多個藝術天才的思維，促成了後來公認為偉大的印象派。

藝術家要吃飯，也要在思維上有所啟發。收藏與評論是同樣的人就可以一舉兩得。這是歐洲藝術之幸。

上述的「藏」與「評」的結合情況，中國到今天還很少見。評論藝術的人不「入貨」，得個「講」字，要吃飯的藝術家是不容易聽得「入耳」的。

思宋有感

最近紐約佳士得的一次中國古畫拍賣中，第三號是一幅據說是宋代的畫，小小的只有十英吋（面積不到一百平方英吋），畫中主題是樹上幾隻猴子。簽名與印章看不清楚，佳士得的《目錄》註明是「無款」之作。

該小型宋畫的估價是一萬五千元至二萬美元，但拍賣的成交價，卻是二十六萬六千五百美元，在收藏行內一時傳為佳話！

機緣巧合，這幅小型宋畫拍賣之際，我剛好在長途電話中聽得清楚。從八千元叫起，在眾多買家搶叫之下，不到三十秒鐘就超過二十萬美元。為什麼如此吃香？畫本身是精彩的，但據說畫中看不清楚的簽名與印章，經一些「心水清」的人研究後，鑒定為馬遠（一一九○——一二二五，南宋畫家）的祖父馬興祖（一一三一——一一六二）之作。祖父的名氣，遠不及孫兒，但這可能是馬氏祖父遺留下來的孤本，要「收」為己有的人就視金錢如糞土了。我想，宋代的魅力非同小可也。

前些日子，一位日本女士說，她在日本的一位朋友，有一幅中國畫出售，要我問問朋友有否興趣。我看她帶來的照片「樣本」，是宋人范寬的《溪山行旅》！我說：「不可能吧。這是台灣故宮博物院的鎮山之寶，最近故宮的珍藏品赴美展出，這幅范寬名作不准離開台灣，即使美方願意買一億美元保險也借不到，你的日本朋友有沒有搞錯？」她的朋友沒有搞錯，因為後者擁有的，顯然是數十年前在日本精心印刷、幾可亂真的複製品。這市場早已絕版的複製，我後來出價五萬港元也買不到。

宋代的繪畫大師，說來何止范寬一人。那時名家輩出，還有李成、郭熙、崔白、李唐、文同、夏圭、馬遠、馬麟等大師，風格各異也思維高逸、氣勢超凡。宋朝的起迄年期是公元九六○至一二七九年，比意大利文藝復興時的中心人物達芬奇（一四五二——一五一九）早出三百年，但從藝術的概念與理論那方面看，我認為達芬奇是不能與范寬等人相比的。是的，歐洲的繪畫藝術要到十七世紀中期才有《溪山行旅》的意念和想像力。

轉談書法吧。雖然我認為明末清初的書法不下於唐宋，然而，以米芾、黃山谷為首的宋四家來說，理論縱橫，下筆天真，令人神往。值得特別一提的是趙佶——宋徽宗。這個創立瘦金體而草書又好得出奇的大書法家，竟然是一個皇帝！古今中外，我想不到有哪一位皇帝或執政者在藝術上有宋徽宗的能耐。

說文章，雖然我偏愛魏、晉，但唐宋八大家中的蘇東坡與歐陽修（皆宋人也）真的非同小可。單是蘇學士的前後《赤壁賦》就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

宋的詩不及唐，但宋詞的發展光芒萬丈。蘇東坡、辛棄疾、李清照等人的功力，在西方的詩人中似乎找不到。

最近我對中國的陶瓷器學習了一點欣賞之道，是初學，什麼「窯」呀老是搞不清楚。正因為這樣，我可以不受任何專家的言論影響，而作出個人對陶瓷藝術的直覺「判斷」。這一「判」也，宋瓷十分，其它最高的是八分左右而已。我的直覺是，宋瓷的設計簡單而高貴，色調清純，靜而雅，自然而毫不造作，但細看之下，其變化含蓄、微妙，而又多采多姿。是的，從不懂瓷器製作技術的個人直覺來看，宋瓷的藝術是世間罕有的。

論科學，自希臘的歐基米德（公元前二八七——二一二）之後，中國比歐西落後很多——差了好幾條「街」。好些為我炎黃子孫的祖先的祖先之古代科學家大捧特捧的言論，甚至說我們祖先的科學勝歐洲祖先的，皆大言不慚也。

但從藝術文化這方面來品評，我們的宋代，比同時代的歐洲，的確勝出了五六十條「街」。中國在元朝的藝術文化一落千丈，令人歎息。不過，到了晚明徐渭那個時代，我們還是大有看頭，還能把歐洲比下去。十七世紀中葉，中、西雙方大約打個平手。如果我們這一邊派出八大山人（即朱耷，一六二六——一七○五）等四大高僧出賽，那麼歐洲應戰的，只派出一個荷蘭畫家倫勃朗（一六○六——一六六九），就勢均力敵，再加上意大利的雕刻家Bernini，我們的和尚就會心驚膽顫了。

到了十八世紀，我們節節敗退是毋庸諱言的。單是一個莫扎特，炎黃子孫就聞「音」喪膽。到了十九世紀中期，歐洲畫壇印象派的前奏，我們就變得面目無光。

曾經是那樣有智慧的民族，那樣有感性的民族，有那麼豐富文化遺產的民族，為什麼會變得這樣不成氣候的呢？

這是很值得深思的問題。

「教授」之謎

「教授！」一個從未謀面的青年報販這樣稱呼我。

「多謝教授！」搭出租車付車費時，那司機又是這樣稱呼。

年多來，我就發覺有這樣一點微妙的轉變：此前的稱呼是「張教授」，但近來好些陌生人竟然把「張」字省去。

黃啟阜、鐘祖文等人是老朋友，省去「張」字不足為奇，但他們是我的長輩，又是那樣相熟，怎還可以口口聲聲叫「教授」（而不叫我名字）呢？

藝術或文藝界的朋友，酒樓、餐廳的侍應，凡是認得我的，皆以「教授」或「張教授」稱呼。刊物上提到「大教授」，是指我；單說「教授」二字，多半又是我。

這是個很奇怪的現象。不久前與兩位忘年之交談起這件稱呼的事，他們也嘖嘖稱奇。雖然名分上我真的是教授（沒有騙你，自己對此有點不相信），但教授何其多也，而在眾多教授中，我是最不應該被稱為「教授」的。

三十年來，我有如下的習慣：不喜歡入「會」，不參加任何組織；名片、銜頭一概不用。我認為這些沒有意思，絕不過癮，與我喜歡我行我素的脾性不合。這脾性使好些人認為我狂妄自大，但瞭解我的朋友都明白，不會這樣看我。

例外是有的。據個人所知，我是唯一在美國受訓而不是美國經濟學會會員的經濟學者，但當高斯（R.H.Coase）、艾智仁（A.A.Alchian）與赫舒拉發（J.Hirshleifer）一起提名我作飄利年山學會（Mont Pelerin）會員（高斯更親自打電話來邀請），我就不好意思推卻了。入會後，我沒有交會費十多年，但他們還沒有把我除名，尷尬之下，我於前年補交一大筆欠下的會員費。年多前，美國的西方經濟學會提名我作會長，我打算推辭，但同事們說這名頭對港大有好處，我就接受了。尷尬的是，作為副會長（今年是副會長，明年是待任會長，後年才是會長），我到如今還不是該會的會員，還沒有交過會員費；這實在太不成話，要更改一下。

二十八年前在芝加哥大學時，夏理·莊遜（H.Johnson）說倫敦大學可以給我一個榮譽博士銜，但我要到該校去作一年的勾留，而他有辦法減至六個月。我的回應是，到該大學的經濟學「少林寺」去學一點功夫，很有意思，但銜頭可免則免。

在大學的有關書信上，我的秘書知道我名字之下不要加上教授或院長之類的任何稱號。例外的是替同事們寫信給某些官立機構，證明同事的職位，我就不客氣地拿「院長」或「頭頭」之銜來過癮一下。若非如此，為「官」的可能不相信我的「證明」屬實。

六十歲生日時，黃君實送我一聯（詩的集句），首句是龔自珍的「別有狂言謝時望」，下句是杜甫寫李白的「飛揚跋扈為誰雄」，深得我心。黃師傅並非我的忘年交，怎能對我知得那樣清楚？閒著無聊之際，我喜歡誇誇其談，有時「別有狂言」而「跋扈」一下。但我對名頭、聲望其實毫無興趣，在「謝時望」中，算是偶爾「飛揚」而自娛了。

我曾經為文寫過，在中國歷來的人物中，我最欣賞李白。在該文中我也說過，好些朋友認為我的品性像李白（但我也說明，我的才華與李白差得太遠，不能相提並論）。

奇怪的是，像李白那樣的人，沒有誰會稱他為教授的。即使李白復生，真的是一位教授，街頭巷尾的人也不會口口聲聲叫他「教授」的。這是因為「教授」是一個相當形式性的、禮儀性的稱呼。套在狂得「飛揚」的李白身上豈不是有點不倫不類，有點奇哉怪也？

我認為，「教授」之稱，套在我身上比套在李白身上還要奇怪。我在西灣河長大，「粗口」說得比英語更流利（此李白所不及也），每年結上領帶不到十次（曾送我領帶的朋友，對此頗有微辭，而偶然結領帶上課，學生必嘩然拍掌），難道這些見不得「光」的本領，是教授的「禮儀」嗎？不可能吧。

但在炎黃子孫中，我被人稱「教授」的次數，可能排名第一。為什麼會這樣？這是一個謎。一些朋友說那是因為我的白頭髮。但李白可不是「禿頭」的：「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另一些朋友說是因我的學生多，但喜稱我為「教授」的人，不少是素未謀面的販夫走卒，連中學也沒讀過。

我對這「教授」之謎的唯一解釋，是香港人對「教授」的「禮儀」很有抗拒感。但突然間，他們發現香港有一個「知書」而不「識禮」的「教授」，認為大有新意，就對我「教授」、「教授」地過癮起來了。若如是，我對「教授」這稱呼倒是卻之不恭的。


後記

最近董橋告訴我，一篇他寫的關於我的文字，內裡用上「張教授」這個稱呼，發表後竟然收到一位讀者來信，質疑我既然離開了港大，怎還可以被稱為「教授」的？這樣的意識是令人反胃的香港文化。

學術的成敗與名頭完全扯不上關係。我衷心欣賞芝加哥大學——那裡從來沒有人用任何名頭。近幾年國內邀請我作名譽教授的大學，為數著實不少，只因為自己太太答應了人家，我接受了一個。其它國外的大學也有，但沒有那麼多。要做「教授」真的十分容易。香港大學本來是不多的，但幾年前改了稱呼，教授之稱一夜之間暴升數倍。在國內收到的名片，一半以上是教授。

我的困難，是「教授」之稱驅之不去！

趣味與學術

近幾年來，由於科技大學的開辦與其它一些大專的力爭上游，增加了大學之間的競爭，負責經費分配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對大學的運作貢獻——教書的水平，研究的多寡——大幅度地增加了審查。這當然是件好事。納稅人的錢，納稅人無權管核，怎樣說也有問題。（佛利民見趙紫陽時的開場白是：經濟學有一條黃金定律，那就是用自己的錢總要比用他人的錢小心。）現在，派錢的機構多加質詢，其委員義務地做審查工作，納稅人是應該感謝的。

我唯一的批評，是好的學術必定要有趣味性——教書要有趣味，研究更要有趣 味——這是學術的重心所在，而資助委員會卻漠視了。是的，「趣味」不容易量度，其遭漠視是可以理解的。

記得二十八年前，在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工作，我的《私有產權與佃農制度》一文在該校的《政治經濟學報》發表，排於卷首。幾天後，遇到校中的經濟系主任（A. Harberger），他說：「我讀了你那篇剛發表的文章，很有趣味呀！」那時我對所謂學術的認識還是一知半解，回應道：「算不算是重要的文章呢？」他想也不想就說：「重要不重要，天曉得，但說『有趣味』是我對學術最高的評價了。」

Harberger這句話，使我茅塞頓開：學術要向「有趣味」那方面走。今天，我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前所發表的學術文章，行內人還津津樂道，主要是因為文章有點趣味性。

趣味性難以量度，但對某些作者來說，有沒有趣味，下筆之前是可以知道的。這是因為有「趣」與否完全是主觀的事，作者大可由自己的主觀趣味作取捨，為自己的興趣而下筆，他人怎樣想置之不理。倘若作者是一個毫無趣味的人，說實話，他天生下來就不應該搞學術，也沒有意思作什麼研究了。

「重要性」呢？在原則上它是可以量度的，因為比較客觀。問題是，除了一些稀有的例子（例如DNA的結構被發現之前，生物學界已知其重要性），研究的人不容易事前知道。數之不盡的研究（例如五十年代的經濟發展理論），參與的學者以為很了不起，但過了一些時日，不僅無人問津，還成為行內人茶餘飯後的談笑資料。另一方面，好些初時看來不起眼的學術文章（像高斯在一九三七年發表的《公司的本質》），無心插柳柳成蔭，在若干年後（高斯之文是三十多年後）卻成為經典之作。

既然「趣味性」事前可知而「重要性」事前不易知，依趣味性作研究而下筆是明智之舉。這個判斷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回顧半生所學，我發現：有趣味的學術不一定重要，但重要的學術必定有趣味。既然研究的重要性事前不容易知道，要碰碰「彩數」，碰碰運氣，那麼選走有「趣味性」的路，既可自娛，又可增加碰上「重要性」的彩數，何樂而不為？

研究如是，教書亦如是。我教兒女在大學選老師的一個座右銘：「沒有趣味的老師，避之則吉！」兒女求學是「終身」大事，不能不管，但多管卻無益。我因此只針對重點發言，其它放在一邊。我向他們提供這條黃金定律，是因為我知道：有趣味的老師不一定有啟發力，但有啟發力的老師必定有趣味。倘若兒女求學得不到什麼啟發，不學也罷。

我想不起哪一個學生可以在沉悶不堪的課程中學到些什麼。作學生時，我對人類學有興趣，對邏輯學、藝術歷史等也有興趣，皆因時來運到，在這些學問上遇到的開蒙老師，講得非常有趣味。成績怎樣不重要，但重要的是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不僅對這些學問記得一清二楚，甚至還可以隨時「表演」一下。但當年教心理學、教會計等老師，就悶得怕人，逼使我只為了考試交差而苦讀，過不了數月就什麼也忘記了。

由於上述的經驗，我極力反對僅為考試而讀書的香港教育制度。我也反對近今香港的大學以發表文章的多寡來論英雄。就我所知的經濟學而論，香港的年青而天分不低的經濟學者老是從「發表」的角度打主意，其文章內容如非拾人牙慧，就是滿紙方程式，或是建議政府要做什麼的。他們似乎從來不從一個有趣味的現象入手，文章讀來味同嚼蠟，在學術上是不可能有什麼重要的貢獻的。

今天，香港教師的薪酬近於世界之冠，所以在外地收入比較高的經濟學者，我們也可以聘請到其中質量很不錯的。遺憾的是：這些新秀抵港後，在不重視「趣味」的教育制度下趕著為「發表」而下筆。

好些人（包括一些大學的校長）認為香港的納稅人既然那樣樂善好施，香港的大學可以搞成世界一流的。但我可以肯定地說：如果低貶「趣味」的制度不改，要什麼一流雲乎哉，是不可能有希望的。

懷古說

折戟沉沙鐵未銷，
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
銅雀春深鎖二喬。

這是杜牧的詩，我懂得背誦五十多年了。今天晚上拿起筆，沉思著要寫些什麼，想到了這首七絕，想到杜前賢在千多年前拿起那「折戟」的情懷，於是思如泉湧，似乎有很多話要對讀者說。

話說幾個月前，在上海的路旁一個小攤子上，我花了八十元人民幣買了一個古玉壺。這玉壺三吋多高，很不起眼，顯然是入土多年的了。以個人對古玉（刻工、風格、色變）所知的推斷，這玉壺應該是西漢初期（大約二千一百年前）的產品。

幾個月來，這玉壺放在家中的書桌上，不曾細心端詳。但今天晚上，因為想到杜牧的詩而細看玉壺，竟然發覺它開始油潤生光（這可能是由於我久不久摸它一下——好些時左手握著玩，右手執筆為文）。細看之下，壺是半透明的（這是玉的特徵），一面是浮雕，刻著一匹馬，粗糙可愛；另一面也是浮雕，刻著的是什麼，我看不明白。

玉壺的蓋沒有遺失，而更奇怪的是，玉石堅硬如鐵，壺內彎了進去的「內囊」，古時的工匠是怎樣挖「成」的呢？

對著那小玉壺，我想到很多的事情。費時多久才可以完工的小玉壺，不知當時的市價若何？浮雕不僅有藝術性，而且與今天的現代藝術雷同——難道今天的藝術家有復古之思乎？有機會我會向黃永玉、黃苗子等中國藝術前輩討教，問個究竟的。

蘇東坡寫《赤壁懷古》，從「大江東去」，而論「風流人物」，寫到「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使我感慨萬千。辛棄疾寫《京口北固亭懷古》，從「千古江山，英雄無覓」說起，跟著就是「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到最後，還是要說「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一個人思古、懷古，自古皆然，而這思也、懷也，若不是見到「折戟」，就是見到「赤壁」之類的物或景而觸發的。但像蘇學士與辛稼軒那樣，我是覺得年紀越大而懷古之情越深的。這可能是因為一個人年長了，見來日無多，心理上就以追憶方法試把「來日」拖長一點。這好比一個要拖長時間來走最後一段路的人，希望能緊握一些什麼停留一下。

可不是嗎？我的兒女二十多歲，要他們懷古真的是白費心思。他們有的是時間，所以只會向前看。受到我的影響，他們喜歡莫札特的音樂，但要帶他們到莫札特的故鄉一遊，他們就不感興趣了。

而話說回來，懷古還有另外引人入勝的地方。古人某方面的成就、造詣，或豐功偉績，甚至是一些奇聞趣事，總是值得我們——尤其年長了的人——神遊、嚮往。

我曾經妙想天開地問過書法老師周慧珺：「假若中國九百年前就有錄影帶，讓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米芾當年如何寫他的書法，那麼看一分鐘你願意出多少錢？」她想了一下，說道：「三個月的收入。」無獨有偶，我也是願意拿三個月的收入來看一分鐘的。這也可見古人的智慧，是世界上最大的金礦。它大部分失傳了，但剩下來的小部分，還是值得我們努力發掘，拿來「享用」的。

我不明白，真的不明白，為什麼一幅三百五十年前的王鐸書法，今天的市價比不上一幅張大千或林風眠的普通作品？為什麼一幅明代四大才子之首的冒襄的算是精品的畫（不要忘記他的情人是董小宛啊），今天的市價比不上半張吳冠中的宣紙畫。吳老的畫值錢是應該的，但他為之五體投地的明代徐渭的書法，其市價卻差了一大截。

對這些怪現象的唯一解釋，是在科技發達的今天，懷古的人著實不多。這倒不是因為今天的人不知道古人的智慧是個大金礦，而是要懂得怎樣去開掘這個礦藏，還要花很多時間去學習。今天的人，為米折腰，身不由己，古人的智慧金礦不能充飢，因此就無暇顧及吧？

羨慕黃君實這樣的人。他天天看古書古畫，天天可以神遊，然而這是他的職業，可於神遊中而「得米」，不用折腰也。

八卦經濟學——讀《無定向風》有感

楊徒弟懷康的《無定向風》結集成書，竟然有勇氣請師傅寫書評，為師者把書一讀，嘩，原來徒弟曾屢擦師傅的鞋——大擦兩次、小擦懶得計——這樣一來，雖然師為徒寫書評很少見，也不好意思推卻了。但師傅給徒弟擦鞋，史無先例，因此，可評而不可擦也。

《無定向風》給我的印象，是一門很特別的功夫，看來是楊老弟始創的。這門功夫有如下招式的融合，所以打起來別開生面：（一）題材博而雜，包含甚廣——此其風之所以無定向也；（二）沒有數據，更談不上什麼統計分析，其所引用的材料都是從四面八方的不嚴謹的刊物抽取，可以說是道聽途說的八卦消息；（三）文內的經濟分析沒有什麼曲線圖解，更談不上什麼方程式，但分析大概正確，功力不淺。

以上三招是楊老弟的斤兩所在。據我所知，在炎黃子孫中，只有他一個人可以把這三招融合而成家的。

說楊老弟的功夫是「八卦經濟學」，非有貶意也。經濟學鼻祖史密斯（Adam Smith）的《原富》就有同樣的傾向——雖然史前輩的巨著寫了十二年，引用八卦消息之外，觀察入微的實例還是多得很。此乃史密斯高不可攀之處也。

很多外行人不知道，滿紙是方程式、數字、統計等文章，作者可以（其實是大多數吧）對世事一無所知，所以讀者讀後就好比看了一局象棋，縱然著法高妙，但如墮五里霧中。

所謂「八卦」，指未經慎重考證而有趣味性的世事。因為考證費用高昂，所以對世事有興趣的經濟學者，一般地說都相當「八卦」。以驗證經濟學知名的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屬於一級的「好事之徒」，不在話下；即使數學經濟大師阿羅（Kenneth Arrow）也是如此——記得二十年前與我的幾次談論中，他對任何稍有趣味的事，都必定問長問短，問個不停。

楊老弟的法門，是從傳媒取「料」——單是公司年報他就收藏了近千份！這樣做成本低，因而可以知得很多，很博，很雜。其壞處是，傳媒的數據好些時不準確，從而耍起功夫來很容易誤中副車。其好處是，傳媒的數據一般地很有趣味，所以功夫耍來過癮好看——其文章就大可一讀了。

香樹輝好像曾經在文章上說過，我在十二年前寫的《賣桔者言》（據說發行了二十五版），是經濟學者第一次以中文寫的通俗性的、有關世事的文章。這是不對的：在我之前，楊懷康、侯運輝、黃志光等人就這樣寫的了。

我可能比較不同的，就是來來去去都是用同一的經濟理論。那是說，我的經濟分析只有一招，重複又重複地運用，有時略加變化而已——這一點，香樹輝與侯運輝都曾經一語道破。老師傅「走江湖」的絕招竟然給後學的一眼看穿只有一招，也算是後生可畏了。最近跟幾位工作於香港的年青經濟學者談及在國際有名的經濟學報上發表文章的事，他們對文章被選用的困難與等待評審的長時間感到困擾。我指出這是因為他們的出發點錯了。他們不應該以誰說過什麼為出發點。差不多百發百中的「出發點」應是：舉出一個有趣味而還沒有完滿解釋的現象或事實（這種現象或事實有的是），提出一個假說解釋，進行驗證，然後試將假說一般化。在美國做研究工作時，我用這些簡單的步驟，文章尚未寫好就有學報預約其稿。要知道，發表難，求稿更難——國際性的有名刊物也如是。

要找尋一個如上所說的現象或事實作為學術研究文章的出發點，第一步就是要「八卦」——被自己的好奇心驅使而「八」之。不過。既為學術，「八」得一點眉目之後，就要作調查考證，也要對理應分析的現象或事實作深入的認識。

據我所知，除了一些差不多是屈指可數的重要理論文獻之外，完全不「八卦」的經濟文章，大多味同嚼蠟，不可取也。

戰爭與統一

記不起是誰說過，特洛伊（Troy）之戰是歷史上他唯一認可的戰爭，因為參戰雙方都清楚明白為什麼會打起來。這有名的特洛伊之戰（曾出現於荷馬史詩中），究竟為什麼會發生呢？是雙方為了爭奪一個風情萬種、名喚海倫的女人。

在白居易的筆下，昔日中國唐明皇為了楊貴妃而「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以致後來「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我明白。楚霸王烏江自刎，之前吟道：「虞兮虞兮奈若何」，我也明白。

一般而言，戰爭——為什麼打起來——是不容易明白的。雙方錯估了彼此的實力，而糊里糊塗地打起來，是愚蠢也。（如果大家都知己知彼，知道誰勝誰負，怎會打起來呢？）由於愚蠢而引起的戰爭，不容易明白。為了面子或政治「斗」法而戰，也不容易明白。（為了面子或政治職位，總比不上為了海倫或楊貴妃吧？）

二十世紀末期的今天，最難明白的應該是為「統一」而戰。古時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個概念，早已去如黃鶴。在今天文明的國度中，擴大領土取不到他人的產權，被「統」的人也不會做奴隸，而美人可不能讓政客招之即來的。

以古時的概念，或什麼光宗耀祖之類的意識來搞「統一」，是二十世紀末期有識之士難於認同的。今天，唯一說得通的統一，是互相有利可圖。

如果人民有利可圖，不「統」也罷。說得直白一點，如果把中國分為若干之「邦」而能肯定大家得益，人民生活有所改進，我會舉手贊成。

我以為，在原則上，中、台「統一」是可以互相得益的。台灣的科技人材，與大陸的人力和土地資源結合起來，應該是相得益彰。大家既然有共通的語文及文化，這結合之後的「交易費用」不高，互相得益的機會確實很大。問題就是大家要坐下來，切實地研討兩岸統一而「交征利」的遊戲規則。

香港的經驗是一個例子。我曾經屢次提及，如果中國走回頭路，舊制復辟，香港萬事皆休。但若中國大事改革，香港人可為協助這改革而賺大錢；中國一搞什麼「宏觀調控」——「控」而不繼續大事改革——香港地產則會在「控」中下降，失業率急升。

相比之下，中、台統一在原則上應該比中、港「統一」的利益大得多。這是因為百多年來——尤其是中國開放後——中、港兩地早已相依為命。香港人對九七的恐懼，是怕回歸後大陸會不會因為高山壓頂而多取其利；香港的執政者會不會因為忙於「擦鞋」而忽略了他們的職守；而香港的商人與大陸的高干子弟，又會不會搞底關係而把香港變成印度的孟買？

中、台統一有兩個比中、港優勝之處。其一，中、台在經濟上歷來沒有真正而全面地合作過。雖然「國家」的定義並不簡單，然而友好的統一總會減低「交征利」的交易費用。其二，比鄰若天涯，海峽之隔總會給台灣一點保障，減少了像香港人那種對九七後的憂慮。

我認為北京的領導人要搞統一，他們應以兩岸人民的經濟利益為大前提。既然蔣氏當年否定有兩個中國，從雙方的利益角度入手可以說得理直氣壯的。台灣彼岸，李登輝把統一問題說得吞吞吐吐，使人覺得他要搞「台獨」。我自己的感受是，李先生愛權如命，要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

原則歸原則，事實歸事實。事實上，我認為在目前，中、台「和平」統一是不容易辦到的。這主要是因為台灣搞「民主」——搞他們始創的拍拍凳民主，而且近幾年來又開始推行「民主貪污制」。在這種的政制下，即使李登輝支持統一，又從何著手呢？

不難想像，在台灣的什麼民主大會議中談統一，每個議員爭著為自己的利益發言，於是拳腳交加，皮鞋亂飛，得不到什麼結論，徒使外地的電視觀眾「笑甩大牙」罷了。

愚見以為：北京當局最好暫時擱置中、台的統一問題，集中精力於改革目前的國營企業（要私產化）與金融制度（也要私產化）。這樣做，香港在九七後會一帆風順，而中、港結合的競爭能力會使舉世失色。於是，台灣的工業會節節敗退，資金大量外流。到那時無論「民主」怎樣說，利益所在顯而易見，統一會真的「水」到渠成了。

以實惠的（現實而非將來的）經濟利益或經濟壓力（二者可以是一樣的）來搞統一，乃「大道之行」也。

春花秋月何時了？

我不是一個重視優生學的人，但相信基因的遺傳對人的天分有決定性。中國的蘇東坡與英國的赫胥黎（Huxley），各有各的一門三傑，倒不是或然率巧合的結果。

我不敢說中國人的先天基因比他人高一等，所以中華民族是「優生」之族。但好些外國的知識高手都是那樣看。發明半導體而獲諾貝爾獎的那位仁兄，被美國的輿論罵得狗血淋頭，因為他三番四次毫不含糊地說：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智商——中國人最聰明，黑人「包尾」！我的師友艾智仁與高斯，高尚之士也，沒有說黑人「包尾」，但卻說過中國人天生最聰明。異國朋友有類似觀點的，屈指難算。

我自己不敢說我們炎黃子孫有「優生」的天分（事實上，我認為猶太人可能稍勝），但從表現與一般外人評價這兩方面看，中國人的基因絕不遜於他人。

中國人不但聰明，而且刻苦耐勞。根據一項美國學者的統計，抗戰期間，在上海拉黃包車的勞動者，操此業後，平均壽命只有五年，但他們還是為了生活拉呀拉的。也是抗戰期間，我隨母親在廣西一帶坐船逃難，船是由十多個苦力（或縴夫）在河岸上拉著前進的。他們從早到晚拉呀拉的，骨瘦如柴，汗流浹背，但舉步維艱之際，卻面不改容。

中國人聰明，既能刻苦，也能耐勞。然而為什麼身在神州大地的中華民族，竟然給我們祖先一度看不起的洋鬼子比下去呢？——不僅比下去，而且大有天淵之別，不能比也。不僅生活如是，藝術、科學也如是。

以上所說的「不能比」，說起來，也只不過是最近二百年的事。中國最後一個好皇帝是乾隆。乾隆卒於一七九五年——距今整整二百年。這二百年中，江河日下，炎黃子孫越來越不成樣子。如果不是鄧小平從七十年代末期起說左走右，大事開放，中國今天肯定不堪設想。

大約八年前，一位在史丹福大學胡佛學院當高級院士的朋友，不遠千里而來，專程到香港來問我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人在香港、美國、日本、歐洲、東南亞一帶，事業上都有出人頭地的成就，惟獨在中國本土，他們就是那樣不成氣候？」我回答說：「這似乎是個淺顯的問題，因為答案是中國本土的制度有所不逮。」

但是，為什麼制度會有所不逮呢？中國人既然又聰明又刻苦，那為什麼不可以解決這制度上的困難？我今天的答案是：中國人雖然聰明，但卻沒有政治智慧。還有，他們受到傳統約束，不善於推理引證，不敢對權威大名手起刀落。這樣的民族是易於受政客瞞騙的。

記得在抗日戰爭期間，蔣介石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多麼好聽的口號，於是「匹夫」奮不顧身，為國捐軀去也。他們可沒有想到，當時的達官貴人，風花雪月，你捐你的，我貪我的。

到了毛澤東時代，「為人民謀福利」的口號不脛而走，好聽得不得了。到後來明明稀粥也沒有得吃，也天天說著為人民謀福利，而信者甚眾。殊不知老毛天天大魚大肉，身邊美女如雲——不知是真是假，但他的私人醫生所寫的書，不可能全是謊話。

說中國人沒有政治智慧是對的，但毛澤東是個例外。他懂得高舉洋鬼子的胡說八道的學說，以舶來品聲價在中國出售。什麼「剩餘價值」、「階級鬥爭」之類的空泛理論，不知所謂，但既是舶來，中國人怎敢不相信。

一個本來是優秀的民族，但在傳統上有三從四德的家訓，有「孝」、「禮」的倫理，也有「君要臣死，臣不死，是為不忠」的「國法」，加上善良的老百姓有盲從於「權威之言」的習慣等等，是很容易受到政客的影響，而被玩弄於股掌之間的。

中聽但不中用的口號、術語，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實在是說得太多、太多了。春花秋月何時了？

在行將踏進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作為在學術上可與西方較量的中國人，回顧二百年來我們祖國的「往事知多少」，我不禁潸然淚下！

春花秋月，應該「了」於今天。要做到這一點，我認為中國的特權分子，應該放眼觀望，看得遠一點，為自己的兒女的兒女，設想一下。「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他們是知道的。但向前看，他們可能不分黑白，如果他們今天不肯放棄他們的特權，他們的兒女的兒女，充其量就只不過是弄到一官半職，整天搞政治性的人事關係，心驚膽戰地以貪污特權為「謀生」之道。而其它沒有特權的人，刻苦耐勞就只得一個「耐」字矣！

我認為今天中國的特權分子，絕大部分都知道要怎樣改進。不過，他們就是不願意改，因為一改之下，其擁有的特權就煙消雲散。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如此一來，問君能有幾多愁？

台灣行

不久前新春期間，我有機會到台灣一行，上次一別大概五年了。蔣經國先生謝世後不久我去過一趟，是關於什麼中國會議的。其後郭婉容女士邀請，又是要談關於中國情況的，我再去一次。逝水流年，時間真的是過得那麼快。這回訪台，純是度假性質，順便到台北及高雄的大博物館去看看那裡的書法展覽。

時為丙子新春大吉，中、台兩岸以武論友，而台灣快要舉行他們所說的「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次的民選總統，所以朋友之間在「恭喜發財」之後都在談一些悶得怕人的政治問題。電視台轉來轉去都是李登輝在亮相，說來說去都是些仁義道德之類而沒有實質內容的話。在書店中，盛讚副總統候選人連戰的書籍觸目皆是。在宣傳上，李、連這對搭檔聲勢如斯——公共汽車身上塗著的、街上數以千計的小旗上寫著的，都是他倆的名字——看來應該勝出吧。

李、連勝出似成定局，然而是否民心所向卻成問題。記得蔣經國先生謝世後一兩年，台灣的朋友大都以李登輝繼「任」為深慶得人。如今，這些朋友一致地對李氏搖頭，沒有一個支持的。也是當年，這些朋友對蔣家長子蓋棺論定，在肯定蔣氏功績的同時，卻批評他的獨裁本質。今天，這些朋友一提到蔣經國，無不大叫好、好、好，好得不得了。看來台灣的朋友對「民主」的觀點有很大的轉變。

匆匆數載，台灣的朋友對蔣經國評得什麼都好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由於：今仍健在的蔣夫人雖然不算是一貧如洗，但生活廉潔，怎樣也算不上是富有之家。這是說，在位多年而本可以藉權大貪特貪的蔣經國，卻原來真的是一名清官。蔣氏的辦事能力超凡，沒有誰不同意，但有權貪而不貪，就真的是超凡了。

相比之下，李登輝的辦事能力不僅不能與蔣經國相提並論，而且在「貪」的問題上，台灣的朋友舉出很多大可質疑的例子。他們又指出，除了總統競選不能明目張膽買賣選票外，其它的「民主」選舉，選票的買賣卻成行成市。（據說台灣立法局的某一選票以天文數字成交。）這可見近幾年來，台灣的貪污變本加厲，可與大陸一較高下也。

這次台灣之行，使我在理論上得到一個新的啟發。那就是：民主貪污比獨裁貪污壞得多。民主貪污可說是奉「民意」，或者奉「天命」而行，從上而下，清一色地貪，你貪你的，我貪我的，大家心照不宣可以持久不變。印度所行的就是「民主貪污制」。而獨裁貪污制呢，只要高高在上的不貪，中、下級的官員就只能貪得提心吊膽，只要上頭權力所及，管得著，就隨時有殺身之禍。所以獨裁貪污，只要上頭不貪，其勢就不能持久，不會有固定性。

雖然我不同意江澤民、李登輝、朱鎔基等高高在上的中國領導人的經濟政策，但我們卻沒有聽過他們有什麼有口皆「悲」的貪污行徑。

好些年來，我推斷中國可能走上印度之路——那貪污有了特權界定的制度。近兩年多來，中國的改革失卻了方向，印度之路應該是走定了的。但今天，我還是看不到中國有印度之路的明顯像。究其原因，在廉潔上，儘管我們不能說江、李、朱等人能與蔣經國相比，但起碼他們不是大貪之輩。看來在貪污的問題上，中國還有希望。

在台北故宮博物館看了那裡的書法特展，大失所望。該館珍藏的多件絕世之作——懷素的《自敘帖》、米芾的《蜀素帖》、蘇東坡的《寒食帖》、顏真卿的《祭侄稿》、黃山谷的《松風閣》、孫過庭的《書譜》等真——都因收藏起來而緣慳一面了。

到了高雄，去該市龐大的美術館看他們的大型書法展覽，更是不成氣候。所有書法真跡都是曾長居台灣的書法家之作品，絕大部分是三流貨色。即使較為可觀的於右任與台靜農之作，從中國書法史上的角度來品評，二流也說不上。

台灣之行的意外收穫，是高雄勝台北：前者比較清潔，酒店一流；日本投資的百貨商場比香港的有過之而無不及。可能是好大喜功，高雄竟然有快要完工且高而雄的八十五層高的大廈——亞洲之冠，世界第四高。適逢隔岸福建有軍事演習，台灣地產一蹶不振，這個亞洲冠軍，虧本「斗多」也應該是榜上有名的。

畢發德的悲劇

在財富上，畢發德（Warren Buffett）可與世界首富蓋茨（Bill Gates）平起平坐。不久前一位記者出版了一本關於畢氏的傳記，連蓋茨也要為此「傳」寫書評，一時間洛陽紙貴。

我沒有機會拜讀這本近來有口皆碑的《畢發德傳》。但楊老弟懷康對此書大讚特贊，使我不由得把楊老弟的「書評」一口氣讀完。跟著，個人有這樣的感受：倘若楊老弟的書評沒有斷章取義，大致上正確地描述畢發德的「慶幸今生」的哲理，那麼畢氏的大富大貴的生命，著實可憐！

從楊老弟的書評中，我可以看到畢發德的「慶幸今生」，有兩點很突出：其一，作為一個賺錢的絕頂奇才，畢氏的生存只有一個重要目的：賺錢！數十年來，他每天從早到晚，都是為如何賺錢而工作——「每年研究超過一千本公司年報，牢記數據……。」至於其它什麼，畢氏則一概不理：兒子受傷，他視而不見；穿的衣服不論款式，從來只吃芝士漢堡包；太太忍受不了而搬出去，凡二十年，他也不會分心去想一下離婚的問題。

其二，畢發德視財如命，例如：「他的大女兒……結婚生子，房子太細不夠應用，願意以市場息率，向老父貸款擴建廚房，畢發德一口拒絕。」又例如：「小兒子有志務農，但苦無本錢……，畢發德成全給他打本，條件是要按市場水平，繳付利息。」

一句我們耳熟能詳的英諺是：「縱有萬金，難買幸福」（All the money in the world cannot buy happiness）。二十多年前，我任職於華大時，一位同事在他的辦公室門上掛了一面印製精美的「語錄」——把這句話倒過來，說：「世間幸福，難買金錢」（All the happiness in the world cannot buy money）。這前後兩句聽來頗為幽默的話，其實也有點哲理。

人不是單為金錢——或單為金錢可以買到的享受而生存。但從生命的整體看，金錢之外的享受（經濟上所說的non-pecuniary goods）應該是更多、更重要的。其中主要的困難，是我們基本上不能以金錢買時間，那是說，我們錢再多也不能把一分一秒——逝去的時光——買回來。另一方面，金錢之外的享受，是要以時間來換取的。

文學、藝術、宗教、科學、哲學等知識，對人們來說，都是享受，但我們卻不能因為有錢可以隨時買得到。這些人類遺留或積累下來的智慧，不用金錢可以予取予攜，不過，我們要花時間——往往要花很多的時間——才能爭取到一點點比較深入的體會，才能像五柳先生那樣「欣然忘食」的。

同樣，父母的愛、兒女的愛、夫妻的愛、朋友的關懷，都是無以尚之的享受。但這一切，都是需要時間來爭取的。

記得在七十年代初期，我的兩個孩子出生了。我花了大約四年時間差不多全職地教養他們，因而荒廢了當時事業中算得上是「如日中天」的學術研究。後來遇到老師艾智仁（Armen A.Alchian），我對他說：「因為兩個孩子，我起碼少發表了五篇重要的文章。」艾老師回應道：「那是很相宜的交易啊。我的兒女出生後，屈指一算，他們起碼值二十篇好文章！」

說一個人是富有，單以其金錢有多少來衡量，實在是把這個人的生命小看了。

我認為畢發德的生命是一出悲劇，其中的主要根據，是蓋茨在他的書評中所形容畢氏對子女的一段話（楊老弟是拍案叫絕的）：「他（畢氏）會讓子女有足夠的金錢，從事任何工作，但不會多到使他們游手好閒，無所事事。」（To give his children enough for them to do anything, but not enough for them to do nothing.）

這不是悲劇是什麼？倘若為父的對兒女好好地教養，兒女長大後怎會因為錢多而游手好閒呢？如果蓋茨所說的是對的話，那麼畢發德的兒女真的是沒有「家教」了。對了，與家教相比，艾智仁所說的二十篇好文章，又何足道哉？

我想，假若畢發德今天能在孳孳為利的百忙中，抽出百分之一時間來，客觀地回顧平生，他應該感到有點後悔吧。

喜見覺斯神品在

中國民間可能到處都是寶！不久前看到一幅王鐸書法，簡直是蘇東坡說過的可以「洗瘴毒」的神品，但該作品卻沒有注錄，從來沒有出版過。這也可見在中國歷史上，官方對藝術作品有隨意「徵收」的習慣，往往使得民間流傳的作品越精，其物主藏之越秘也。

王鐸，字覺斯（一五九二——一六五二），是自北宋米芾（一○五一——一一○七）至今的整整九個世紀之中最傑出的書法家。這成就非同小可，因為王鐸生存的明末清初，是中國書法的全盛時期，高手屈指難算。但我們今天回顧，王鐸還是在同儕中領前，勝出一兩個「馬位」。

覺斯天分既高，又好書成癖，日夕不斷下苦功五十年，再加之創意層出不窮，在書法上能在北宋後獨當一面，不足為奇。但「神筆鐸」給識者捧到天上去，卻還是近二、三十年的事。（他的真作品市價急升，也只是最近兩年的事。）

雖然王鐸生時書法知名天下，但他歸降滿清，成了千古罪人，三百多年來，人們要贊也不敢贊出口。今天王鐸聲名大噪，有兩個原因。其一，數十年來日本盛行書法，他們就是不懂「反清復明」那一套，把王鐸放在王羲之之上。其二，我們這一代的「政治觀」改變了，認為「罪」歸「罪」，書法歸書法，不可混為一談。

關於王鐸的書法藝術，論之者多矣，這裡毋庸細說。我認為對覺斯書法藝術分析得最好的，是今人劉正成所寫的《王鐸書法評傳》（見《中國書法全集——第六十一冊，王鐸》，一至二十二頁）。

我曾對書法老師周慧珺說，單從今天還可以看到的作品（真）來品評，王鐸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的書法第一把手。這個極端的評價，也有兩個原因。其一，到了王鐸時代，中國出產的紙好墨妙，綾、絹均趨上乘。因此，王鐸所好寫的巨幅立軸，寫得氣象萬千，北宋時的大書法家是不能辦到的。

其二，雖然過了三百五十年，但今天遺留下來的王鐸真作品還是不少的。從出版的印本及原作中，我見過的就有二百多件。我曾依據各方資料作過大約（不準確）的估計，今天尚存於世的王鐸書法真（拓本不計在內），應該有五百件之譜。

從事書法的人都知道，書法作品可以寫得很多，但拿得出來示人的十中無一。大名鼎鼎如董其昌，在今天市場見到的，算是真的作品有的是，然而不可取的頗多。覺斯與眾不同之處，是作品不僅多，而且劣作極少。我曾對黃君實打趣說：王鐸用筆如神，從心所欲，要怎樣變就怎樣變，要亂來就亂來，所以市場見到的王鐸劣作，都應該是假的吧！

圖中所示的王鐸手卷，是我所見過的王鐸最佳行書作品。在書法上，行書最難寫。劉正成選出中國歷史上的行書最佳四幅作品，是王羲之的《蘭亭敘》，顏真卿的《祭侄稿》、蘇東坡的《黃州寒食詩》，與王鐸的《贈張抱一行書詩卷》。但我認為，這後者不及附圖中「籍籍無名」的手卷。（劉正成對行書「四絕」的選擇，大可商榷，因為米芾的行書不可能不入圍。）想來劉先生是沒有機會看到這手卷吧。

這手卷寫於一六四六年。當時五十五歲的王鐸，書法進入巔峰狀態。那是他降清後一年，有清朝的官職，但沒有實權，無所事事，書法朋友散的散，逝的逝，他卻成了千古罪人，內心實在不好過，於是寄情於筆墨間。一向在書法上豪氣逼人而寫來有點造作的他，這時可能萬念俱灰，於是隨意下筆，半點造作之意也沒有。

手卷說明是臨唐褚遂良等人之帖的。但王鐸很妙：他的「臨」是臨文字、臨內容，卻不是臨書法。書法是王鐸自己的。可能是因為熟記文字內容，所以寫時想也不用想，提筆（手卷分明是提筆寫的）信手而下，達到了米芾所說的「振迅天真，出於意外」的高境界。

中西合璧難於上青天

在自己兒女的教養上，有一點我覺得很遺憾。那就是他們對中國的文化毫無認識。我並非不希望兒女能像我那樣，從《道德經》到蘇東坡到龔自珍的作品都可以一唱三歎、回味無窮，而是欲教無教——是不能也，非不為也。

我的兒女是在美國土生土長的。十歲左右回港就讀於英童學校，八年後又再返美國攻讀。自幼年起，我就希望他們知道世界上有過李白這樣的人。但他們生長於新時代，相交的是不知中國為何物的小朋友，從進幼兒班起，父親的影響就有了約束，有了規限。回港就讀八年，在英童學校選修中文科，每試名列前茅，但竟然連中文報章也看不懂。

每次要跟兒女細說中國的文化，他們一見父親談到學術，就把話題轉到思考那方面去。在朋友與老師的影響下，他們對中國文化不感興趣。既然沒有興趣，我就不能強求，於是暗自思量，與其要兒女長大後中不成、西不就——每樣都是「半桶水」——倒不如讓他們對西方的文化有點認識算了。今天，兒子對西方的科學，女兒對西方的文學，算是有點認識，而他們二者的英語都可以下筆成文，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兒女可以「中西合璧」，是今天香港為人父母的夢寐以求的事。這是很困難的工程啊！求之而不得，為父母者不應該耿耿於懷。好些在美國教養兒女的中國朋友，在我面前誇誇其談，說有什麼龐然大計，要兒女學中文，懂得什麼詩、詞、歌、賦。我的回應，是他們作白日夢。

奇跡似乎是沒有出現過的。在芝加哥大學時，我遇到一位在美國土生土長的華裔學生，他對西方文化知之甚深。受了父母的影響，他決心要學中國的文化，於是跑到台灣去，苦學六年。其後他特意到香港來找我，要表演一下他對中國文化認識的「深度」，殊不知他說的都是些不倫不類的學院派「牙慧」，吹毛求疵，求「甚解」而不明大意，令我啼笑皆非！

我不應該對自己兒女的「中不成」有所內疚的吧。以中西合璧而成名的林語堂，其文章所說的中、西文化，似乎不是那一回事。胡適可能高一點，但是我總覺得胡前輩懂得數樹木，而看不見森林。錢鍾書可以一提再提，不過創意並不超凡，因而缺少了感染力。

在香港，岑逸飛有點瞄頭，可惜為米折腰，沒有多下功夫。林山木、楊懷康等人值得「提名」，但似乎不足以「獲獎」。最不簡單的應該是查良鏞。老查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全面而又高不可攀；但他對西方文化的認識，看來只有他前者的水平四分之一的功力——這確實不俗，算是異數了。查先生應該在退休的漫長日子中，盡可能發表他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體會，使我們後學的能大開眼界。

我以為中西合璧困難如斯，是因為有關的學者過於學院化，不能深入淺出地分析雙方文化中之同與不同的重點，考究其來龍去脈，而又能擇其善者而加以表揚。不知其異，不求其同，不欣賞其美，中西文化就變得二者格格不入，是以為難。例如，西方文化重邏輯，說理論，強調科學的方法，求驗證——皆美也。中國文化說無為，談隱逸，愛天真、自然，有「意」的概念，也有「氣」的概念——亦美也。在造詣上，雙方都重視變化、節奏，也重視天然的規律——皆同而美也。

我們實在不應該重複又重複地細說那些今天難以接受的舊禮教，或什麼三從四德，或什麼八股，使有反感的人對中國文化失卻了興趣。文化是要被欣賞的。我們不能以嘲笑的方法而學得什麼。我的意思不是我們只能說好不能說壞。不可取的我們應知道，但既不可取，就不應該掛在招牌上。

我是搞經濟的，對文化項目算是才疏學淺了。可能正因如此，我對中西文化同與不同有天真的興趣。夜闌人靜時，我喜歡向自己提出天真的問題。例如，中國語言（這裡指漢語）用單音字，所以能重平仄，以至詩詞重音律。從拉丁文演變而來的西語用多音字，所以其詩不論平仄，卻重旋律。音律與旋律，不同也。另一方面，雙方的詩（以格律而論），都要押韻——此乃同也。為什麼遠在馬可勃羅之前，中西雙方的詩在不同之中又求其同？

又例如，西洋的畫，老早就重視彩色，所以後來以光表達。中國的畫，以毛筆水墨寫情，沒有光，就要重視線條，說虛實。我問：是什麼宗教的不同重點，或什麼不同哲學的某一面，會使中西在視覺藝術上分道揚鑣？

類似的問題，多得不勝枚舉。懂也好，不懂也好，這些問題使我「無師自通」地對中西文化有一點體會，可說是「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了。

也談蓋茨

楊懷康在《壹週刊》寫世界首富蓋茨（Bill Gates）的一篇文章，題為《無形之手忽然一招——宇宙主宰頓變凡人》；我讀後，有「不吐不快」之感。

楊老弟在文中引述好些國際雜誌的新觀點，認為雄極一時的蓋茨，已「臨近水尾」，氣數將盡也。這推斷可能對，但楊老弟在結論中來一記怪招，說：「佔了九成個人計算機市場的蓋茨，可能做夢也想不到，（計算機）網絡會給他的軟件王國造成衝擊。」何出此言呢？假若世界上有任何人能預知道網絡會給軟件帶來衝擊，蓋茨應該是第一人。假若有人知道怎樣可以在這「衝擊」中賺錢，蓋茨也應該排名第一。何「凡」之有？

蓋茨的商業成就是二十世紀的神話。他在國際大雜誌封面上出現的次數，比任何國家的元首起碼多出五倍。要不是美國的反壟斷法例把他諸多留難，他的財富會更驚人。有趣的是，美國的輿論差不多一致維護蓋茨，大罵反壟斷法例之不適當。蓋茨若不是「宇宙主宰」，也算是天之驕子了。

大富的人有的是，但為什麼神童蓋茨能令那麼多人口服心服，令舉世驚歎？究其原因，是歷史上從來沒有人用蓋茨的途徑及手法，來賺那麼多的錢。

中諺云：「大富由天，小富由儉。」極大的大富，要不是靠地產急升，就是發現什麼油礦，炒中什麼股票，或懂得怎樣收購，怎樣把公司重組，再賣出去……這些不免使人覺得多少有點幸運因素協助的。蓋茨的獨特之處，是他單靠產品而成世界首富。以生產而成大富的有人在，但成為世界首富或近於世界首富的，歷來只有蓋茨一個人。生產天才如美國昔日的汽車大王福特，也曾因對市場看得不准而幾乎破產！

為什麼蓋茨能以軟件產品而成世界首富呢？答案是：他是個計算機軟件天才，也是個商業天才。這二者的合併，差不多是不可能發生的事！試想，寫計算機軟件類似下象棋，但我們所知的所有象棋高手之中，從來沒有出現過一個商業奇才。

有了這軟件（下棋）天才與商業天才的合併——史無前例的合併——蓋茨的發達途徑簡單不過，有口皆碑，沒有什麼秘密可言的。其一，他不僅對計算機軟件知得深而廣，而且僱用員工時主要是以天分為準則。那是說，聘請員工時，什麼名校、學歷、衣冠等等，都是次要——重要的是有沒有天分。把衣冠不整但天分高的青年聘請下來，蓋茨把他們安置在他自己設計的名為「校園」的工作坊內，讓他們自我發揮，每位員工只要對公司有大貢獻，就可以大發其達。（事實上，他公司內家財百萬美元以上的富有員工，屈指難算。）

其二，蓋茨每天從早到晚，都希望自己能先知先覺，預先籌劃未來。他按時請各方的能人異士——大導演、作家、產品專家、股市名將之類——到他那裡一聚，向人家問世界的去向。即使在會議中與下屬一起時，他也老是問：將來的世界會是怎樣的？對前途問來問去，得多個不同的答案後，他自己就加以綜合、衡量，然後自己作出決定。

其三，這個與員工午餐要各自付費的人，坐飛機買商務票而「博」航空公司職員認得他而免費把他「調動」到頭等座位去的人，投資下注時卻不拘小節，單選在重點下注，而且下重注。

他的一些古怪投資例子，可以使我們這些不夠想像力的凡夫俗子甘拜下風。例一：計算機仿製油畫今天可以仿得八八九九，而在不久的將來，有機會仿製得以假亂真。蓋茨老實不客氣，幾年前大量地購買了名油畫的仿製專利權。

例二：基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的研究，近十多年來一日千里。說不定有朝一日，這工程可以起死回生，大有商業價值。蓋茨及其公司所在的西雅圖之華盛頓大學，對這工程的研究幾乎首屈一指。蓋茨也就下重注，捐款給華大，指明聘請某某專家的。如果將來該校在基因工程上有什麼重要的商業發明，蓋茨是近「水」樓台也。

例三：計算機網絡的要點是信息傳達——這點，眾所周知。但蓋茨棋高一著，是第一個把一所有名的照片圖書館的數據計算機傳播權買下來。

百年難得一見的「合併」天才，懂得禮賢下士，求知若渴，節儉但在重點下注時絕不含糊——這樣的人能夠成為世界首富，是沒有誰可以反對的吧。

毋庸諱言，人類是崇拜英雄的。對政治不染指的蓋茨，像神話般成為今天世界人類的英雄，主要是因為沒有誰（除了他的商業對手）可以找得出半點反對他發達的理由。蓋茨可能由於幸運而發達，但我們卻想不到他幸運之處（天生天才的幸運，不會令人反感）。他以生產賺錢（可取也），為人節儉（可取也），讓手下員工發達（可取也），為人勤奮（可取也），投資不拖泥帶水（也可取也），還有一點：當蓋茨大罵政府管制時，措辭鋒利，別開生面，過癮之極——更可取也。

是的，就算馬克思復生，也找不出什麼適當的理由，來把蓋茨這個資本家問罪或殺頭的。毛澤東當年以反資產階級為由而使其「思想」大行其道，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想來是中國當時沒有出現過一個像蓋茨那樣的資本家吧。

蓋茨去年初成為世界首富時，年齡僅三十九歲。那真的是神話了。

「公立」兵敗如山倒

不久前在某雜誌上看到一份美國大學的高下排列表，不勝感慨。

十多年前，我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教，其時該校在美國排名於十二至十五之間。料不到今天它名列五十，算是二流了！若非該校的醫學研究（包括生物學研究）依然是舉世知名（該校所獲的醫學研究基金為全美之冠），其排名可能跌近於一百吧。

我就讀的洛杉磯加州大學，十多年前徘徊於第九至十一名之間；今天，母校跌至三十名之外。當年，美國的首席學府，是柏克萊的加州大學。今天，柏克萊加大排名二十八——也算是二流了。

今天排名第一的哈佛，二十年前有點不成氣候，但排名仍在三至五名之間。我和同事們當時的解釋，是「爛船還有三斤釘」。想不到，當時威風十足的柏克萊加大，一下子變得「三斤釘」也沒有。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細看今天美國大學的排名表，我們就知道柏克萊的悲劇，是「公立」使然。前二十五名大學，公費州立的就只有一兩所岌岌可危地存在；想起二十年前大部分都是州立的，恍如隔世。

為什麼「公立」大學一致地兵敗如山倒呢？

一般輿論的解釋，是州立的政府資助，越來越少，以致經費不足云云。這解釋是不對的。二十年來，在通脹調整後，美國州政府對大學的資助下降，是事實。但州政府為恐大學素質下降，早已容許公立大學增加學生的學費，盡可能以此彌補「公費」之不足也。大名鼎鼎、地點適中、校舍一流的州立大學，擺明先天優厚。條件如斯，怎可以給單靠學費與募捐維持的私立大學——包括一些此前籍籍無名的私立大學——一個回合就打下馬來？

我認為這問題的主要答案，不是州立大學的「公費」不足，而是這些大學所行的是「共產」制。這制度既有「大鑊飯」，也有「鐵飯碗」。州立的大鑊飯，是指教授的待遇（薪酬）總要有點論資排輩，薪金的遞增有「等級」（scale）的規限。要是某教師「英雄出少年」，思想僵化了的老教授高高在上，怎可以容許這少年的薪酬倍升呢？有些州立大學不事振作的教授，竟然組織公會，以「罷教」要挾，務求薪酬合乎「大鑊飯」的規格。

州立大學的鐵飯碗，是指一位教師入校六年，一經審定批准，就可以享有終生僱用之利，「做」是年薪美金三萬六，「不做」也是三萬六（今天大約是五萬六——當然，其中還有等級的調整）。

在上述的「共產」制下，大學有什麼風吹草動，請辭離校而另謀高就的是哪些教師呢？答案明顯不過：是那些有私立大學的「高就」可以「另謀」的教師。市場永遠都是那樣無情：可以「另謀」的「高就」，永遠都是為有本領的人而設的。學問市場也是如此。

二十年前，我為幼年的兒女在美國選取學校，寧願選取每人每月交三百五十美元的私校，而捨棄免費的公立學校。於今回顧，我倒有先見之明。

八二年回港時，香港政府大事資助官立學校，私立的一敗塗地。但我還是把兒女送進每人每月要交數千元學費的私校，因為我要校方老師每月同我見面一次，商談一下孩子的發展問題。如果校方不合作，我就會把兒女「轉」到其它的私校去。想不到，十三年後的今天，私立的中、小學，在香港經歷過「榮、枯」後，春風吹又生。

香港今天的大學，所行的也是「共產」制。教師吃的都是大鑊飯，做了幾年，用的大都是鐵飯碗。但我以為香港的「公立」大學，不會像美國那樣，一下給私立的打下馬來。其主要原因是，在香港以學術謀生的（若不到外國另尋出路），是沒有私立的「高就」可以「另謀」。（我們這裡的大學互相協議，教師轉校不脫軌加薪——少年難出英雄也。）

但我差不多可以肯定，香港政府對大學的資助，以每個學生計，是世界之冠。假若我們的大學參與美國的排名比賽，其名次不令我們尷尬算是奇跡。

「公立」像「共產」一樣，歷來都是虎頭蛇尾，開始時聲勢浩大，但若干年後就兵敗如山倒。那是我這一輩人所知的「規律」。

結論是很明顯的：要大花納稅人的錢把教育搞好，我們應該取消「大鑊飯」，施行「學券制」（voucher system）。

兒童的玩意

不要以為我對先進科技有抗拒感，雖然我對電腦是門外漢。電腦開始盛行之際，我在美國已有研究助手了，按鈕等工作是由他們擔任的。我的工作是思考、設計，以及闡釋印在電腦紙上的數字。

今天的世界，是按鈕時代。而我就是不懂如何「按」！去年夏天，為西雅圖的家買了一部先進的電視機，朋友把它連接上五、六部什麼機的。電視機的遙控傳感器上有五十一個鈕，據說單憑此「控」，要看什麼、聽什麼，都只是舉「指」之勞。但我就是不懂得怎樣「按」，所以連最簡單的電視節目也不懂得開。於是，凡是要看什麼、聽什麼，我都要傳召正在讀書的兒子。他一到來，「指」揮若定，萬事解決——在我看來神乎其技也。

久而久之，兒子有點不好意思地說：「爸，你想不想學怎樣『按』，我可以教你。」我答道：「按鈕是你們年青一輩的事，不學也罷。」

我曾經是照相機「專家」，對某一個鏡頭鏡片的組合、色調矯正的原理，以及不同相機的性能等等，研究之深大可著書立說。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今天的照相機，其「掣」之多簡直離譜，我老是不懂得用。有好幾次，我在外地要打長途電話給身在香港的馮漢復兄，問他某照相機的某「掣」的用途。

當然，買了一部新的先進照相機，我總會好奇地依照說明書學一下「按鈕」之法，但過不了數天就忘記了——忘記得一乾二淨。

我當然明白，今天青年懂得怎樣按鈕，是不用強記的。按鈕有概念，有原則，有定律——有其大道也。而我卻提不起勁學這些基本法門。我認為即使學了也會很快忘記，因為我對思考、創新之外的玩意一點興趣也沒有。

先進的科技當然有其好處，但也大有弱點。發明、創造科技的人，設計「軟件」的人，當然要用腦，要有想像力才行；但享用這科技的人只要學得「按鈕」就能坐享其成，不用創作，其想像力是派不上用場的。

兒子在美國所玩的電子遊戲，是其中最好的例子了。玩這種遊戲，把鈕按呀按的，按個不停，按得很過癮。要拿高分就要按得很熟練，要記得每個步驟的每頭怪獸是會怎樣活動的。其創意、思考何在？

記得少年時，我們的玩意完全無鈕可按。放風箏，彈玻璃珠子，射雀鳥……這些玩意，要比小朋友藝高一級，練習之外，要用腦去想，去創造。例如「界風箏」，能把他人的界斷，是因自己製造的玻璃線特別厲害，自己製造的風箏特別靈活。這些改進是自己想出來的。其他放風箏的法門——怎樣控制、轉動、依著風勢的取捨——都要動腦筋去想、想、想。

彈波子，我想出來的法門也可大書特書，而自己所用的「子頭」——即自己手上用的那一顆——是自己精心改良的。

射雀鳥我更用心研究了，以致在西灣河一帶技驚鄰里。對樹丫的選擇、製造的方法、橡筋的軟性、長度等等，我都曾經想得連睡也睡不著。

今天香港兒童的玩意，要不是把電子遊戲機的鈕按呀按的，就是玩什麼「閃咭」之類，有什麼思考、創意可言呢？

但話說回來，我那在「按鈕」時代長大的兒子，倒也不是沒有創意的。這使我有段時期不明其理：電子遊戲機怎會培養出有思考的人？我想了許久，終於頓然而悟。

原來兒子在兩歲時，無事可做之際就要麻煩我。當時自己忙於學術工作，不勝其煩，就給他一個空鞋盒。他傻里傻氣地獨自玩了幾天，玩厭了，又來煩我。我隨意地給他一個空紙袋，他又自得其樂地玩了半天。此法一行，他每次吵嚷，我就順手給他一件沒有危險性的家常雜物，讓他自己去玩去幻想，哪管他想什麼的。

兩年前，女兒對我說：「哥哥有點古怪。明天要大考，他竟然不讀書，在鋼琴前坐下來，不管音律地彈了三個小時，跟著一聲不響，走進自己的房間，關燈睡覺去。」我答道：「阿女，你哥哥胸有成竹，知道在重要考試之前要盡量讓腦子休息一下。」是的，我認為兒子是在玩鞋盒與紙袋的小玩意中，無師自通地學懂了用腦的基本法門。

今天在「按鈕」時代長大的青年，知識比我輩昔日強得多了。這知識所付的代價，是缺乏了一點創意，一點想像力。這交換是否值得，見仁見智，將來寫「思維」史的學者對此總會有一些話要說的吧？

恐龍一族

一位曾經是我的學生而現在是經濟學教授的朋友，最近與我談起近十多年來的經濟學發展，說像我這樣的經濟學者，是屬於恐龍一族。其意是，我所用的經濟學在世界上快要絕跡了。

在醫學發達的今天，六十歲不算「老」。回想三十餘年前，自己作研究生埋頭苦幹，歷歷若前日事；而其後我對經濟問題的思考從未中斷，怎可以一下子變成陳跡呢？

在外國問津經濟學的中國學生中，我可能是最幸運的一個。當代的經濟學大師我差不多都認識，其中好些很相熟。這些大師一般比我年長二十多歲，是長一輩的風雲人物。我所知的經濟學是直接受他們的影響的。這樣的際遇，即使美國本土的學生也不易有之。無奈好景不常，過不了十五年這些前輩都先後退休了。

年紀與我相若或比我大一點的經濟學後起之秀，能繼承那些前輩之傳統的不是沒有，但數來數去只有貝加（G. Becker）、盧加斯（R. Lucas）等幾個人——這與人多勢眾、聲名顯赫的上一輩（如森穆遜P. Samuelson、佛利民M. Friedman等）相比，遠為不及矣。

一九七三年，貝加到西雅圖與我相聚，我打趣道：「愛因斯坦跟太太離婚，合約寫明將來獲諾貝爾獎要分獎金給太太，那是說，對獲獎的機會是相當肯定的了。你應該比愛因斯坦還要肯定，可以到銀行洽商，把未來的『諾』獎抵押貸款，先花未來錢吧！」他笑了，笑得有點自豪。幸好他沒有聽我的話去做，因為他竟然要再等十八年才獲得該獎。

在那次談話中，我問貝加：「佛利民的後一輩能與他相提並論的，就只有你和其它幾個人，你擔不擔心若干年後，經濟學會因為人材凋零而變得一蹶不振？」他的回應是，不會的，因為學經濟的青年越來越多，聰明才智的屈指難算。

貝加說的新天才人多勢眾，本來不錯，但他們重技術，輕內容，與以內容為主、技術為副的前輩傳統脫了節。於今看來，貝加自己也是恐龍一族！

我是洛杉磯加州大學最後一個可以不選修數學而還能獲博士的學生。我也曾在兩篇經濟論文裡以數學引證過，但獻醜不如藏拙，之後就再沒有用方程式了。這逼使我執筆時集中在內容的構思上，推理時一次又一次地採用那最簡單的幾個基本概念與定律，但求清晰明確，而對真實世界的認識則盡量深入。

二十年前，一位經濟學朋友問史德拉（G. J. Stigler，今已故）：「數學對經濟學有多大的重要性呀？」史老回答說：「這是個愚蠢的問題。當今之世，不用數學而站得住腳的經濟學家只有三個——高斯（R. H. Coase）、艾智仁（A. A. Alchian）與張五常。」史老兄有點糊塗了。經濟以數學來引證，是錦上添花，但數學本身卻不是經濟學。史氏本人懂數學，但用得很少；貝加等傳統學者用得多一點，但主要還是以內容為重。於今看來，史德拉也是恐龍一族。

史德拉平生最推崇的是二百多年前的史密斯（Adam Smith）。史密斯什麼數學也不懂，但內容的充實與精彩，我們難望其項背。去年夏天，在西雅圖與艾智仁相聚，我說：「為什麼今天的年青經濟學者，若走史密斯的路線就難以找到學術工作呢？如果三十多年前的經濟學像今天那樣，我是決不會選讀這學系的。」他回答說：「我也不會。」這是恐龍的對話了。

恐龍一族，可不是經濟學獨有的。一九六九年，在芝加哥與舒爾茲（T. W. Schultz，後來獲諾貝爾獎）的一次談話中，他引述了一位物理學名家的一篇大發牢騷的文章，說物理學因為重技術、輕內容而變得面目全非，使該名家覺得自己是恐龍一族。

科學之外的「恐龍」也是有的。友好黃君實是其中之一。黃兄比我年長一歲，是一位鑒賞中國古書畫的專家。他在大學進修的是藝術史；到日本工作，學日文，為的是研究日本所藏的中國古書畫；在美國博物館工作，又是那一套；今天在佳士得拍賣行主持書畫事項，對古書畫的觀摩更是無日無之。數十年來，日以繼夜，由於興之所至、經驗累積而專於古書畫的，當然不止君實一人。然而有他那種機會的（在中國文革期間看古書畫，可能會被殺頭）著實不多。像王季遷那樣因收藏古書畫而成鑒賞專家的，應該還有幾位，但他們是君實的前輩了。

近幾年來，我學人家收藏了少許的中國古書畫，心驚膽戰。我對君實說：「看年青一代很難有你那樣的『古』風，那麼若干年後，我今天的收藏豈不是血本無歸？」他的回應，是後起之秀有的是。

像史德拉一樣，君實也有點糊塗了。我遇見過幾位對古書畫誇誇而談的後起之秀，他們對古書畫的認識，比我這個幾乎完全不懂的人還要知得少。連毛筆也沒有執過的後起之秀，說自己是中國古書畫的鑒賞專家，豈不是有點莫名其妙嗎？

難道今天的中國古書畫，往往不及近代的作品值錢，是因為市場早已和我一樣，意識到，像黃君實這類專家，是恐龍一族？

無法趕得完的工作

兒子大學畢業後，進了研究院，攻讀一個比較特別的課程。這課程名為「醫學訓練程序」（Medical Science Training Program），學士之後要讀八年，其中沒有暑假——不知是誰想出來的。這課程在美國已有二十四年的歷史了，但只有約四分之一的學生可以將整個課程讀完。因為政府供給學生整個課程的一切費用（包括每月一千美元左右的零用錢），所以申請者甚眾。

今天美國的電視喜劇中有一個新名詞，叫做「乜佛」（Mud--Phud是從上述課程畢業時一起拿得的M.D.與Ph.D.而來的）。說一個人是Mud--Phud，意指他是讀書太多以致其它什麼也不懂的書獃子。

兒子讀此課程幾個月了。昨天晚上，打長途電話給我，談天說地之間，他突然說：「爸，我告訴你一個秘密。一個醫生是否聰明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記憶力一定好得不得了！」他跟著說醫學要記憶的東西多得離譜，其功課之多，多到根本不可能應付。他又說，他自己已被校方優待，不用修生物化學這一科（因為早已讀過而又成績好），但還是無法應付課程。他再說，大考在即，他自己讀不了，卻很想知道其它同學，尤其是那些要修生化的同學，是怎樣應付的。他於是打電話向一位高手同學請教應付之法。對方響應：不可能「應付」，每天要到凌晨四時才睡覺。

兒子告訴我這些後，縱聲大笑，笑得很開心。他顯然認為，怎樣努力也趕不完的功課，只好以笑來應付了。這好比我們面對怎樣趕也趕不完的工作，除了以大笑來化解，又能怎麼辦呢？難道終日惶然，苦口苦面，坐立不安？難道逼到自己發神經，找心理醫生看一下嗎？難道要吃什麼鎮靜劑，或者安眠藥？最後的辦法，只好視之為很過癮的事，大笑特笑來輕鬆一下了。

面對根本沒有辦法趕得完的工作，就索性讓它趕不完算了。或者明知無法完全趕得上的，就不如趕得上多少就多少，先趕比較重要的，盡己所能，餘下來趕不上的，就由它去吧。

嚴格地說，世界上沒有什麼真正可以做完的事。凡事苛求，凡事要做到「盡」，天天苦不堪言是必然的了。為人若此，實在可悲。事實上，這樣做人是不容易做出大事來的。

我自一九五九年起，以迄於今，怎樣趕也趕不完的工作，已司空見慣。記得一九六一年春季，我因為要趕著畢業（不想多讀一年，也不想讀暑期班），便選修了四十多個學分。這等於一般學生的整年課程。我於是讀得一塌糊塗，連哪個課要到哪個課室去「上」也搞不清楚。天天疲於奔命，要放棄既不願，要繼續卻又困難，於是整天像「傻佬」一名，哈哈大笑，笑後就覺得情況不是那麼差，似乎尚有可為的。

一九六七年初，我的論文剛有瞄頭，芝加哥大學就給我一個獲得博士後的獎學金，逼使我要在三個月之內把論文趕起。此一趕也，天翻地覆，晝夜不分。那時在長堤大學任職，每星期要教十二課，真的連吃飯的時間也沒有。知道我當時困境的朋友們問：「你怎樣趕呀？」我的響應，總是哈哈大笑，因為自己感到實在無稽，實在無可奈何，也實在過癮。

三十多年來，這種怎樣努力趕也應付不了的情況，不知發生了多少次。不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而是這種情況的出現，自己事前沒有想過，一旦發生，就變得身不由己。要做的工作多得沒有時間去計劃安排，或作有系統的處理。工作亂七八糟地來，我就亂七八糟地應付，應付得多少就多少，你說過癮不過癮，痛快不痛快？這種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辦法，擋不了的，掩不住的，就索性以不理的辦法，通常都有不錯的成績。不是完滿的成績，但大致上很不俗，也就心安理得了。是的，很多事情就是這樣：向自己認為是終點的目標退一步，退兩步，不得已時退三步或四步，成績如何不介於懷，其效果往往是出乎意外的好。

兒子見功課怎樣努力也無法應付而哈哈大笑，看來是得到我的「真傳」了。他問：「要是我的成績不好，你會不會不高興？」我也哈哈大笑，答道：「教了你那麼多年，你怎麼還不知道？我從來是不以成敗論英雄的！」

只要兒子能繼續哈哈大笑，我想，他會順利地完成那八年課程的。

陳衍寧的肖像油畫

我曾經在一個大型的研討會中介紹過中國攝影大師郎靜山前輩（今已故）的作品。我說，中國與西方的藝術媒介，在傳統上各不相同，歷來大都是河水不犯井水，青出於藍的例子甚少。比如在繪畫上，西方畫家不懂得水墨畫，而中國畫家的油畫成就則遠不及西方了。我當時指出，唯一的例外是攝影：攝影的器材工具是西方發明的，但論到攝影藝術，我們炎黃子孫中的表表者，大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概。

今天，論油畫的成就，我還保持中國不及西方的觀點。但因為用毛筆是中國的傳統，在技術的某方面我們大可分庭抗禮；然而，對用色、用光的處理，以及對油畫的一般概念，西方到今天還是佔了上風的。

這倒不是說，中國的油畫家能在西方站得住腳的一個也沒有。趙無極的抽像油畫，在西方早見經傳了。中國開放以來，油畫家蜂擁而出。我曾在一篇頗具爭議性的、題為《富而後工》的隨筆內提及，目前這麼多的中國畫家從事油畫，若干年後總會有兩三位可以躋身於國際大師之列。

事實上，近幾年來，在西方受到注意的中國油畫家有好幾位，而陳衍寧是其中一個。衍寧兄近幾年在西方，尤其是在英美，成了名——起碼可以說，為了畫事而疲於奔命——主要是因為他的肖像油畫。這可算是半個奇跡，足以成為佳話。

可不是嗎？千多年來，中國的畫，人物肖像是最弱的一環。但西方的肖像油畫，在達芬奇之前早已成行成市了。這真是一個有趣而又深奧的問題：為什麼在人物肖像畫這方面，東、西方之間會有那樣大的差別？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也得不到答案。

到了十八世紀，英國的肖像油畫大行其道，盛極一時，Reynolds、Lawrence、Gainsborough等肖像大師的造詣，可說是達到了爐火純青之境。對此存疑的朋友，可到美國加州洛杉磯北部的Huntington Library去看看。

想不到，在二十世紀末期的今天，在那因有貴族階層的需求而成為肖像王國的大英帝國，應接不暇的卻是我們當年被稱為廣州四大天王之一的陳衍寧。衍寧兄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像也。不亦快哉？

肖像畫是藝術，但有藝術之外的困難。我們早就聽過「畫虎不成」的笑話，而畫肖像比畫虎還要難「成」。更重要的是，在所有視覺藝術中，對於肖像——以及「肖」與否——顧客的要求特別苛刻。畫得不酷似，或畫得苦口苦面，或畫得像傻佬一名，或畫得不夠恭維，其它題材的作品還有市場，但肖像畫就很容易血本無歸。

這裡還有另一個大問題。肖像若畫得「恭維備至」，但求美觀，藝術的表現就或多或少要打一個折扣。老外的肖像顧客既要「恭維」的逼真，也要藝術，豈不是難上加難？衍寧兄的肖像油畫今天在西方名重一時，顯然是二者都能顧及了。

我認為他能達到這「二難並」的原因，是個性使然。十多年前，衍寧兄的畫藝就在中國聲名大噪，其油畫的基本功當然是「及格」的了。他這個人對事物觀察入微，為人放而不狂，絕不馬虎，加之對各家各派的畫法有深入的體會——這一切，是畫肖像的必備條件也。那是說，畫肖像的師級人物，必須有樂於接受多一點約束的品性。粗枝大葉、馬馬虎虎、狂筆亂揮，在其它藝術題材上可以碰碰運氣而偶得佳作，但以肖像而言，這些都是大忌。

在肖像攝影那方面，我自己曾經下過功夫。雖然算不上什麼「師」級，但大師之如簡慶福、何藩等朋友，都曾經可以不說但又說了一些令我聽來開心的話。無獨有偶，衍寧兄對我的攝影肖像的品評，也令我開心。受寵若驚之餘，我不自量力地向他大談人物肖像之道。我對他說，在攝影上，人物肖像有兩個重點。其一是光的處理要精細入微，甚至連一根眉毛也不可忽略。其二是人物的手，要安排得適當最困難，也最重要，因為手怎樣安排，就好比人在「說」怎樣的「話」。

對衍寧兄談了這些「肖像」之道後，我才知道自己是班門弄斧！他不僅老早知道這些法門，而且比我知得更多。我的肖像攝影，是從加拿大的卡殊（YusufKarsh）那裡學來的。這位攝影大師認為，肖像的重點是在於人物性格表現，而細緻的光法與雙手的安排是為了表現性格而用的。卡大師還有一條「肖像」座右銘：不先認識一點主角的個性，決不試鏡。

據我所知，衍寧兄處理肖像的態度，與卡殊如出一轍。兩位見過他工作的朋友告訴我，衍寧兄在下筆起稿之前也是要對主角先有一點認識。

一位搞新潮攝影的朋友，批評我的肖像攝影，說我的作品有一點刻意安排之感，不夠隨意按快門、偶得佳作那樣來得「自然」云云。我回答說：「那是肖像啊，在所有攝影的題材中，只有肖像一項是沒有運氣可碰的。」

陳衍寧的肖像油畫，也是毫無運氣可碰的。

悠然見南山的嚮往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以上是家喻戶曉的陶淵明的詩，今天重讀，分外嚮往！但我想，今天香港的中學生讀之，多半不會欣賞，因為他們難有那樣的心境。

是的，我認為一個在香港土生土長的青年人，就算詩才比陶淵明高，也不可能寫得出這樣的詩，這是因為他從來沒有到過詩中之境，也沒那樣的生活體驗，於是要「作」也作不出來，要想像也難以想像出來的。

我在一九五七年七月離港赴美，那時香港人口一百萬，世界人口二十五億。今天香港人口六百萬，世界人口六十億。比起陶前賢的時代，今天的人口更不知是上升了多少倍！

在今天這樣人煙稠密的香港，要「采菊東籬下」，無疑是緣木求魚了。

友好簡慶福，性情中人也。他愛好藝術，而又比我年長，當然知道「悠然見南山」是怎樣的一回事。數年前，福哥時來運到，竟然在扯旗山之巔購得一所有萬多平方呎花園的住宅，鄰近只有房屋三數間，算是「結廬在人境」了。然而，我到那裡逍遙一下時，竟然聽到一里多外的山下車聲，所以「無車馬喧」就談不上。俯首下望，西環一帶的三合土高樓林立，港海彼岸的工廠污煙「瘴氣」，又怎可以「心遠地自偏」，「山氣日夕佳」呢？

但福哥似乎泰然處之，自得其樂，要做香港獨一無二的陶淵明，於是斥巨資，一大盆、一大盆的花呀樹呀，由貨車源源運到，安置於花園中。本來是打算「采菊東籬下」的了，但風雨無情，於是做不得陶淵明，卻變成李後主：「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

可憐福哥，他那些以鈔票換來的一盆盆的花卉，都要動用鋼線把盆子四周「抓」緊，好像是金字塔似的！

抗日戰爭後期，我隨母親在廣西一帶逃難，過了兩年多的田園生活，對「悠然見南山」之境，有過一點體會，因此到了五十多年後的今天，還是白髮難忘。

不久前，在我六十歲生日的那一天，以書法知名的黃君實寫了一聯贈我——是龔自珍與杜甫詩的集句：

別有狂言謝時望
飛揚跋扈為誰雄

這實在是把我過於抬舉了。但君實似乎不知道，好於「狂言」、「飛揚」的我，很多時喜歡獨處、「悠然」一下。我喜歡在「無車馬喧」的居所，數天足不出戶，四顧無人，靜靜地沉思。我喜歡在完全沒有噪音的環境中，細聽莫扎特的「K五四五」鋼琴奏鳴曲，一遍又一遍不停地聽它十多遍。我喜歡在一個沒有月亮的深夜，鄰居沒有燈光時，獨自躺在草地上，望著那越看越亮的天星，什麼也不想，直到曙光初露。我也喜歡在自己建造的園林中，拿著剪刀修剪竹、理樹，幻想著明年它們會長成怎樣的。

這些，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十三年多前回港後，這些我喜歡的事，皆不可求。

生命的意義本來就是這樣——應該是這樣的。我們有時要群居，有時要獨處；有時要為米折腰，有時要悠然自適；有時要誇誇而談，有時要寂靜一下；有時要創作，有時要摹仿。

到馬場賭個痛快，天天麻雀打個不停，晚上酒樓大魚大肉，八卦新聞無日無之——這樣的生活，縱使富可敵國，美人左擁右抱，豈不是過於單調嗎？

雖然我只賭過一次馬，不懂得「打牌」，報章、雜誌、電視一律少看，但畢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許多事情，還是未能免俗；在香港營營役役十三餘年，因為生活的單調而自覺有所失落。

舒巷城四十餘年前說過：「最深的寂寞，不是四顧無人」！在我個人來說，持久的熱鬧，身不由己的熱鬧，使我有難於形容的寂寞感。

為了生活，我們往往迫著要群居，要熱鬧，也要接受彼此的污染。可幸的是，由於社會「集中生產」的規律，倒使一些人口有限、山明水秀、不喧不染的地方，生活費用格外相宜。不過，要找到這樣的地方，在香港或在中國都不容易，但在外地並不困難。只要我們能退一步，對物質的需求適可而止，采菊東籬下的地方（以及生活上的閒情）還是可以找到的。

問題是，當今之世，我們要刻苦地工作數十年才可以過那悠然見南山的生活。這比起陶淵明只工作八十三天，就決定不再為五斗米折腰，相差大約一百五十倍。難道在陶前輩那時的世界，只有四千萬人？

歸去來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