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市：上海不要拜香港為師

上海的樓價每月上升二至三個百分點，有一段日子了。不是罕有的現象。美國某些城市出現過一連幾年樓價每月上升近三個百分點的情況。

問題是上海政府對人云亦云的泡沫經濟有恐懼感。大上大落，上時業主歡喜，落時慘不堪言，未雨綢繆，有關當於是推出了幾項壓制樓價上升的措施。前些時他們發明了怪招：土地招標價高者不得！最近提出的是增加利率，買家收樓後一年出售要交增值稅，減低買樓按揭比率等。這些不是新發明，盤古初開之後的二十世紀有之。是從外間學回來的了。向誰學得的呢？主要是學香港：數十年來，樓價急升，壓制樓價的「治法」在香港必然出現。糊塗得很：這邊廂政府為了收入推出高地價政策，按照他們猜測的需求彈性係數限制土地供應；那邊廂見樓價速升就急謀對策，官員大叫大嚷，再不成就來一招八萬五。弄得樓價跌得焦頭爛額時，卻又大叫救市。

是簡單的經濟分析，讓我在這裡分點說說吧。

（一）期待有穩定收入回報的下注是投資；希望價格變動而獲利的下注是投機——投機者，炒也。困難是，觀察上二者分不開來。因此，政府要杜絕炒買炒賣很容易誤中副車，損害了經濟的整體發展。舉個例，以提升利率的方法來壓制樓價，夠高一定有效，但工商業的發展會受到池魚之殃。只提升買樓的利率可以嗎？不成，因為不少人是按樓借貸作其它投資的。

（二）市場的自由炒買炒賣會導致泡沫經濟嗎？有可能，機會不大，而如果政府不插手，為禍不深。數百年前荷蘭炒鬱金香球莖（tulip crisis）的狂升暴跌是最有名的例子。我的老師W. Scoville曾經為這個典故作過研究，結論是該「危機」對荷蘭的經濟影響不大。

為什麼像鬱金香危機那種現象可以發生呢？一個答案是人是動物，可能出現牛群直覺（herd instinct）的效果。據說牛要喝水，不知西東，一些牛向某方向走，其它的會跟著去，其實那方向不一定有水。好比你找幾個朋友一起在街頭看一間大廈，胡說八道地指著大廈議論紛紛，過不多時總有些好事之徒會跟著你們向大廈看，其實是沒有什麼值得看的。

鬱金香危機可能是牛群直覺引起的好例子，我無從考究。但有時股市有點莫名奇妙的大升大跌，森穆遜、佛利民等高人也認為可能是牛群直覺觸發的現象。可以這樣說吧，就是有明確經濟因素引起的股市大上大落，一般升得過高，或跌得過低，牛群直覺的協助應該有點作用。

（三）訊息永遠不足，正如牛群不能肯定哪裡有水喝，市場價格的變動可以有牛群直覺的成分。然而，重要的，是訊息不足的市場，怎樣看還是傳達資源使用訊息最高明的地方。這方面政府的任何干預，都會擾亂訊息的傳達。官方跑出來大叫壓市，或高呼樓價太高，一般會有廣東俗語說的「阿崩叫狗」的效果。如果推出價格管制（提升利率是間接的樓價管制），輕的市場感冒，重的市場不起。

（四）牛群直覺引起的搶購、狂沽等不是好東西。但說過了，投資與投機無從分辨，而鑒別牛群直覺的存在也只有天曉得。但有些行為是意圖誤導，我們有理由相信可能觸發牛群的亂闖。這些政府不妨管一下。例如有些地產商刻意造勢，安排不盡不實的人龍排隊，或其實部分房子沒有賣出就說是賣出了，等等，是欺騙的行為，政府不妨插手。我也認為地產商安排抽籤、內部認購等，雖然不是欺騙，但可以誤導，政府禁止是不會擾亂市場的。

（五）正確地說，如果經濟發展增加了房地產的需求，讓樓價上升是最有利的處理。這是讓市場處理了。政府如果有大量土地在手，應該多放出去，而土地用途的更改——農轉工，工轉住等——各適其適，政府可以看著地價考慮。需求增加，供應可加而不加，對經濟整體利益是沒有理論支持的。

（六）與類同的大都會相比，考慮到人口、土地、收入等因素，我認為上海今天的樓價還是略為偏低的。另一方面，上海郊區與市區的樓價差距很大，反映著交通阻塞的困難。三千萬人口（包括流動人口）的上海二十年可見。日本的東京四十多年前大事發展交通網絡，讓人口散開去。這方面上海可拜東京為市，但千萬不要學日本那樣，緊守農地不放，禁止農產品進口。到了八十年代，日本的市民要住「抽屜床」，吃不飽，水漲船高，我就發表了《日本大勢已去》。

說完了這些，要給同學們上一課。如果不是起於牛群直覺或盲目亂炒，樓價上升是經濟發展的大好現象。這是因為國民收入的增加是無可避免地反映在房地產的租值上升，而後者折現是樓價的上升了。同學們記得嗎？經濟本科一年級的所有課本，皆說邊際產出曲線，無論是土地或勞力的，會因為生產力的增加而向右上移。雖然一般課本錯漏不少，這點可沒有錯。邊際產出曲線向右上移，不管移哪一條，房地產的租值是上升了。壓制這上升是間接地壓制生產力的增加，愚不可及。

我們今天看不到上海有牛群直覺的亂炒跡象，雖然聽說溫州的「炒樓團」又再次出動。溫州人深明市場之道，身經百戰，早就不是牛群了。另一方面，中國目前的通脹絕不嚴重，而樓房土地的供應雖然受到政府的控制，我還看不出他們是那樣傻，倣傚香港的高地價政策。只是從不同用途的地價差距看，他們的處理是可以商榷的。

如果有一天中國能發展到不同用途的相同土地有相同地價，而地價冠於天下，那麼撇開牛群直覺的誤導，我可以不看任何其它數字而斷言：中國的經濟冠於天下。

千萬不要把因為貨幣量失控而引起的通貨膨脹與因為生產力增加而導致的樓價上升混為一談。

從上而下是另一條路

我要從學術的角度與賴斯談談中國的政制前途。所有國家的政治制度都有不少問題；美國的基礎是好的。搞司法搞到美國的水平不容易，而他們的憲法是歷史上最可取的了。不要忘記美國人知識高，雖然有種族問題，但遵守憲法比其它國家有成效。



美國憲法的重點是一七八九年加進去的權利法案。當時的意圖如何有不同的說法，但後來的一個闡釋，是權利法案容許某些事項可以投票取捨，某些不可。理念高明，可惜法案不夠清楚，實踐有點問題。某些公共事項，投票可以減低交易費用，但投票也可以把你的錢投到我的袋中去。後者是違反了權利法案的維護產權的精神。今天，不少美國學者為此對民主投票有反感。



不能否認，民主投票的政治費用高，但以之防止暴君的出現，可能還是值得的。獨裁不一定有暴君，而今天中國的政制，出現暴君的機會低得很。國家民主憲政的困難有二。其一是上佳的憲法不容易寫，說來話長，這裡不說了。其二是立憲是一回事，實踐是另一回事了。佛利民說，不少國家把美國的憲法搬字過紙，但搞得一團糟。這方面中國要成功地倣傚可真不易，而考慮到成功如美國還有不少問題，倣傚出錯很容易帶來災難性的發展。



在清楚權利界定下有自由選擇的社會，不侵佔產權的人權受到保障的，是民主的真諦，大家都贊成，但這樣的社會不一定需要民主投票。回顧歷史，我們知道二百多年前的美國，人民有產權界定的基礎，各州有各州的憲法與權利法案，一七八七年推出的國家憲法，是聯邦制的需要，而此聯也，各州與人民把權力交到上頭。英國與歐洲的發展略有不同，從郡主制度起筆，也是把權力交到上頭。



二十多年來中國的改革，是另一回事。毛澤東時代的共產制度，廢除私產做得徹底，權力集中於中央。一方面看，中國的改革是從以等級界定權利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那方面去。從另一方面看，這改革是把上頭的權力下放至省，至市，至縣，至村，最後至個人。



從下而上與從上而下的政制發展很不一樣。兩個有趣的問題。一、這兩種發展的最後政制會是一樣嗎？答案是有可能，但機會很小。二、從下而上達到的美國政制，會比今天中國從上而下最後達到的可取嗎？答案是很難說。中國的從上而下的發展，歷史沒有出現過。從樂觀那方面看，我們有理由推斷中國最後達到的政制會有民主意識，或從中國的局限看，勝於把外國的搬過來。是的，中國目前的發展，有機會達到一個合乎民主真諦的政制，但沒有龐大的政治費用。



這裡提出的是純學術的問題。我們知道的人類的政制有多種，每種不可能是一個或幾個人的發明，而是社會的局限轉變迫出來的。有好有不好，但不能排除更好的還沒有出現過。中國昔日的「無產」制度走得盡，而二十多年來從上而下的改革也走得快。最後達到的政制會是怎樣的是重要的學問。旁觀者可以批評，可以建議，但不要左右——我們還看不到整體上中國是走錯了路向。



（《與賴斯商榷》三之二）

要讓中國走自己的路

三月二十日《明報》標題：《賴斯：美日韓印聯盟牽制中國》。讀內文，覺得「牽制」二字過於誇張，但美國要中國施行民主代議政制不起於今天，只是賴斯說得清晰坦白。我對前任國務卿鮑威爾很有好感，覺得他是個誠懇的人。賴斯的作風不一樣，我同樣有好感：清晰坦白，看來沒有機心，何況出身學術，鋼琴彈得演奏家水平——容易把分數打上去。但我認為這個時候要求中國改用代議政制是太早了。



首先要說的，是中國目前還在改革，而以民主投票改革，歷史沒有成功的經驗。兩個問題。其一是人民的權利還在改進，而投票是為自利而投，改革是不應該讓多方的壓力團體左右的。以分餅仔的投票來改革制度，不會有好結果。其二是改革要經過漫長的時日，連貫性重要。如果這幾年我搞我的，跟著幾年你搞你的，連貫就不容易了。



不要誤會，我不是說中國的改革有絕對的連貫性，或只會改進不會改退，或北京上頭沒有權力之爭。跟蹤了中國的改革二十六年，認為行差踏錯的地方不少，但考慮到這改革的困難，人口多資源少的複雜，撇開沙石，我見到一個連貫性相當高的發展。



二十六年來，自鄧主任而下的所有中央總書記與國務院總理，沒有一個不是人材。要批評容易，一些領導比另一些高明，但沒有一個不及格。朋友，客觀地看，你認為無能之輩可以擠進北京的權力核心嗎？客觀地看，這期間如果有一個胡作非為的主要領導人，不以改進民生為己任，你可以想像中國會有大家見到的發展嗎？



每次贊中國幾句，國內的網上客總要把我罵個夠。這些應該是青年吧。他們不會記得二十多年前的日子。不滿於現在是人之常情，但我喜歡回頭看，比較一下。四分之一個世紀的經濟不斷高速增長，不斷放寬人民的選擇自由，人類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不是一帆風順。十年前投資中計的屈指難算，而言論自由我自己也是個受壓者。糊塗、說不通或見不得光的事，寫滿十本書不困難。然而，成功只能以效果衡量，我們久不久要回頭看，要看整體，不要把自己的幸與不幸帶進去。



中國改革的成績史無前例，不能不說是個奇跡。可以做得更好嗎？想像當然可以，但二十六年前你有沒有想像到今天的中國呢？我是我知道的唯一於一九八五年就說中國可以有二十年以上不斷高速增長的人，但今天見到了，很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是個實效主義者，認為沒有把握做得更好的改革，不要左右它，讓這改革繼續下去。我們不同意的地方不少，衷心直罵的文字自己寫過很多。但罵歸罵，我的主張是讓北京走他們的路，讓他們繼續改革下去。他們面對的局限我們不清楚，就是清楚也不容易想出有那種政制可以改革得更有實效。



我的美國朋友多得很，知道他們喜歡的社會與北京希望的差別不大，只是說法往往很不相同。不要管他們怎樣說，看效果算了。



說過了，某方面北京一定做得很對才有今天的成果。對在哪裡是一個重要問題。繼續發展下去，中國會有怎樣的政制，賴斯不容易知道。跟蹤了這發展二十六年，我看到一點眉目。北京會比我清楚嗎？不一定，因為我掌握著一個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架構作推斷。

北京兩會的啟示

最近北京人大與政協會議，經濟政策是主要課題。聽到或讀到的我不同意的多，但從報道中我聯想到一些現象，也得到一點啟示。

首先要說的，是直覺欠佳的門外漢看政策，相信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什麼不對改之可也。經濟學教的呢？是分析牽一髮可以動全身。舉個例，香港二戰後，從大陸回歸的市民與難民甚眾。戰爭損毀的房屋甚多，租金暴升，回歸的舊市民大叫大嚷，怎麼辦？政府於是倣傚紐約，推出租務管制，把租金規定不能超於戰前的。這是頭痛醫頭。經濟分析說，租務管制會導致房屋失修，業主與住客大打出手，重建有困難（因為不能容許業主強迫住客遷出），建造樓宇的投資意圖會減少。至於後來這租管導致天台木屋的僭建，則經濟學大師也不容易事前預料也。

解決屋荒的唯一可取辦法，是讓市場增加房屋供應，但租管的效果適得其反。於是，政府迫著要親自投資建造公屋，廉價租出。後來這又發展成為居屋，再後來董建華先生索性提出每年建屋八萬五，闖了禍。戰後（一九四五年）推出的租管怎樣呢？說是暫行一年，跟著加一年，加後再加，加得幾加懶得加來加去，索性不說取消就作為存在了。跟著二十多年這租管的法例改了三十多次，而全部取消只是去年才實現。

上述租管引起的現象，除了天台木屋多如天上星這個世界奇觀，其它的一個有道的經濟學者可以事前準確地推斷出來。能知半日事，富貴萬千年，如果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不良效果能預先知道，政府可能不會施行租務管制。有時政府明知政策效果不佳，但因為壓力團體的左右，或自己的切身利益，還是推出去。這是無能或無良的政府了。

這就帶來兩個問題。其一是政策導致的間接效果，或副作用，是否要讀過經濟學才可以事前推斷呢？答案是否定的。一些人對經濟效果的推斷不學有術，沒有學過也深知牽一髮而動全身之理。對這些人來說，經濟學的教育會增加他們分析的精確性，因而增加了信心，但政策的多方面效果，他們可以只憑直覺的推理就知得七七八八。這種直覺感受的或優或劣，顯然與智商沒有多大關係。天才如愛因斯坦，對經濟效果的感受一無是處。

第二個有關的問題是：一個在經濟學下過多年功夫的人，對政策效果的推斷是否一定有過人之處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好些經濟學教授，學術文章寫得似模似樣，發表了不少，但推斷只能用個「蠢」字來形容。數學方程式寫得漂亮是一回事，把什麼變量放進去是另一回事了。後者要講直覺，而直覺運用得宜要懂得怎樣處理簡單的理論——沒有學過經濟學的人，只要感受好，也懂得掌握的那一種；也要講經驗，而經驗則要靠多讀歷史，多觀察不同行業與不同地區的經驗，要觀察入微。

縱觀最近北京兩會的經濟政策的言論，差不多全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略有新意（國內是新，外間是舊）的是提到民工荒或增加勞力工資，會逼使工廠精益求精，提升質量。很有點西方所說的（是錯的）效率工資理論的味道。就算這理論沒有錯，其假設是由僱主選擇提升工資，不是讓政府以政策強逼提升。跟著而來的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間接不良效果，罄竹難書也。

中國真的沒有經濟直覺感受一級的人材嗎？有的，我知道有，只是在兩會的言論中沒有聽到。可能是政治上的需要，怎樣說與怎樣做是兩回事。

北京兩會使我想到另一個現象。那是經濟增長有可觀的國家，不少傾於福利經濟那方向走，飽暖思扶貧是也。這絕對不是膚淺的現象。沒有誰會反對幫助那些真的需要幫助的人：天生有嚴重缺陷的，傷殘而不能工作的，孤而無親或老而無靠的，我們都應該幫助。除了這些，我們對生活無著的只應該協助他們自力更生，鼓勵他們考慮不同的職業選擇。西方施行的福利經濟——例如最低工資、工會保護、勞工法例、綜援政策、社會醫療等——搞得一團糟，北京不可能不知道。近在眼前的香港，當年的港英臨別秋波，為了吃最後的晚餐而搞起福利經濟，對經濟活力的損害有目共睹矣。

不一定經濟起飛就會見到福利經濟大幅上升的。香港二戰後三十多年，除了廉租屋的供應，一些公立醫院，一些公立學校，大致上守得住福利經濟的誘惑。只是上述的最後晚餐樂善好施，加上那所謂政制改革，吃政治晚餐的壓力團體群起而出，才導致今天不倫不類的混合制度。政府對教育的資助不知上升了多少倍，但學子的語文水平節節敗退。醫管局的支出如天文數字，公立醫療服務有改進，但政府養出來的私人掛牌的醫生卻大叫救命。領取綜援金的人數急升，一些暢遊東南亞過一下海嘯之癮，另一些跑到國內多包一個。

今天中國大陸還沒有見到要求增加社會福利的團體風起雲湧。農民的生活需要改善大家都知道，但我到過的地區（到過不少，而攝影要找窮鄉僻壤），農民的生活可不是我們聽到或讀到的那樣苦。農民應該守得住，讓工業的發展與普及逐步改善他們的生計。回頭看過往十年的發展，如果再繼續十年，我再去攝影農民會有錢請吃飯。為什麼今天北京那麼著重福利政策呢？

表面看，北京的言論以及好些若有若無的政策，令我這個關心的人感到失望。另一方面，從自己歷來很少出錯的直覺看，北京的言論與地區的發展加不起來。有兩個可能的解釋。其一是北京糊塗得很，或對或錯與或左或右的互相矛盾他們搞不清楚。其二是北京聰明得很，把中央與地區分開處理，加不起來的現象於是反映著一套新的改革大方案正在籌劃中。這些是北京兩會給我的重要啟示了。

糧食如何算安全？

在最近北京兩會的研討中，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受到重視，而要減少農民人口的聲浪似乎是提升了。在此同時，糧食安全問題的聲浪提升得更大。後者是二百多年前歐洲重農主義的思維，「糧食安全」的表面解釋是一個國家的農產品需要自供自給，不靠進口。報道說，這幾年中國的農地減少，自產的糧食下降，中國成為一個糧食進口國，是以為憂。

我曾經指出，作為人口最多的大國，比例上優質的耕地實在少，要成為經濟強國，中國一定要讓大量的農民人口轉到工業去。這樣一來，大量進口糧食無可避免。目前的情況，是好些地區工業用地的回報率比農業用地的高出十倍以上，而一部小電視機出口可以換取大約一公噸非優質的白米進口。農轉工可圖之利可謂大矣。

年多來，可能由於政府對農業與農民的多方協助，農轉工的速度顯然不足，因為工業大叫民工荒。雖然目前的經濟整體發展還算好，但路線是走錯了。繼續下去，這路線的不良效果會明顯化。要記著，提升協助農民容易，要收回很困難——農民動亂的可能性不能低估。愛護農民是鼓勵他們轉往工業；協助他們留於農業，早晚害了他們。

我們今天不容易估計中國的農民究竟是人口的百分之幾。官方的數字是百分之六十九，但半農半工的人口多得很，而不在市區的工廠越來越多。以全職農業算（例如兩個半農算一個），農民的人口百分率應該低於百分之六十九。不這樣，直覺的判斷是中國不會有見到的驕人工業發展。縱觀外地的經驗，要成為經濟強國，中國的全職農民要下降至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這含意著中國的糧食要大量進口了。

安全嗎？我曾經指出，沒有任何供應，能比讓他人賺錢的供應來得安全。就算國與國之間有政治糾紛，有禁運的可能，有錢可賺商人總有辦法，何況世界上有那麼多農業出口國要互相競爭。要走向經濟強盛之途，中國沒有其它選擇。但我可以提供三點，增加糧食供應的安全性。

（一）政府全部開放糧食進口，讓私營（國內稱民營）的商人處理，絕不限制牌照數量。這是毫無農業的香港從來沒有缺糧的主要原因。數之不盡的零散糧食商人，互相競爭，各出奇謀，各有門路，有什麼戰爭或政治上的風吹草動，他們總有辦法。前年上海缺米，我一聽就認為是政府處理失誤。

（二）在海上以浮籠養魚與在海灘殖蚝、蛤等，有利可圖的例子早有前科。政府要把所有宜於人工繁殖海產的海岸與海灘，以招標的形式租出去，讓民營投資者博一下。

（三）界定與保護農民的土地權利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容許有權利界定的農地有自由轉讓權。當然，不少地區政府要靠土地租出或賣出為生計，而農、工、商、住的土地用途的劃分是一門湛深的學問，篇幅所限，這裡不說了。

客觀地看，中國需要的知識進口、石油進口、鐵礦進口等，比農產品進口更重要，但為什麼北京兩會不討論這些進口的不安全呢？我的答案是：不能不進口的，無可奈何，於是忙顧左右而言他。客觀地看，農產品也是不能不進口的，而外地的供貨商人遠比石油或鐵礦為多。

試論思想教育

拙作《管制言論對思想有損害嗎？》在《還斂集》發表後，一位香港留美的同學來信，說與多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同學研討後，大家同意在研究上中國學生比不上外國的，雖然考試成績較佳，支持我的看法。

他們提出兩個解釋。大陸的同學認為國內的文化背景與教育方式，對思維的發展不利。香港的同學則認為，國內出去的學成回歸，身價急升，於是急攻近利，草草拿個博士算了，但香港去的，機會成本高，而回歸後身價不會急升，所以有較大的比率純為求學而出國。這些建議有建設性，讓我想到有關話題。

首先要說的，是我不大同意香港同學的論點。邏輯沒有錯，但四點事實不支持。一、大部分出外留學的國內學子不是學成立刻回歸，不少要在外間試謀出路。二、國內出外求學的人多勢眾，不限於經濟學，但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殺出重圍的怎還可以是那麼少呢？三、好些外出的畢業後在外地的大學有職位，發表文章不少，只是大有創意的絕無僅有。四、國內學子的考試成績那麼好，是用功的表現，但為什麼一到寫論文就只懂公式化，看不到創意呢？其它民族我不敢說，但中華民族的先天智能跑到哪裡去了？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還是同意國內同學提出的文化背景與教育方法出現了問題，而這些當然包括我說的管制言論對思想的負面影響了。中共建國以還，推出的「思想教育」對創意當然幫不到忙，但根本的問題遠在中共之前。解放前在國內唸書，每天早上背什麼總理遺囑，上課聽什麼三民主義，對思想發展皆有負面影響。如果當年不是頻頻逃學，上課雲遊四方，長大後到美國求學我不會那樣容易地接收，那樣客觀地衡量，那樣不受成見約束地表達新意。

事實上，遠在民國之前，中國的科舉制度就扼殺了思想的發展。說什麼三從四德，儒家學說，一套一套的不容許被違反的倫理，就算是對也是思想的麻醉藥。被認為是叛逆的北宋蘇東坡與明末徐天池，創意驕人，但這些是百萬中無一的天才，而學術大師是不需要天才才可以達到的。

我曾經指出，在科舉下的學而優則仕，農歸農，工歸工，商歸商，仕歸官，沒有只靠出售知識而為生計的空間。這解釋了為什麼智商高如中國人，與西方相比，歷史上我們的確拿不出一個科學傳統。當時以倫理、風俗治國，沒有法治，用不著律師，有識之士皆當官去也。在工業科技不存在的情況下，這制度有可取之處，因為倫理治國的費用比較低。

然而，陶淵明的日子早就過去了。今天人煙稠密，世界複雜，工業與科技是經濟繁榮之道。是的，要生存，我們不能不向工業與科技那方向走。曾幾何時，只不過是二百年前的古典經濟學，分析的生產要素只限於土地與勞力。到了馬克思，資本大手地加了進去，雖然資本的概念當時還沒有搞清楚。十九世紀後期，馬歇爾對知識資產開始重視，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耶魯大學的費沙更高舉知識為所有資產之首。七十年代與九十年代獲得諾貝爾獎的舒爾茲與貝加，皆以知識資產掛帥。話雖如此，回顧經濟學的歷史，這學問對知識資產的重視也算是反應遲鈍了。

知識資產的累積，是人口增加了十倍而生活水平也增加了十倍的唯一解釋。另一方面，知識的爭取不限於工業與科技。那些被認為沒有直接市場產品，或產品的市值不高的基礎科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等，也不可或缺。這含意著一個經濟文明的國家，要有很大的空間容許人民單靠出售知識而維生計。在這樣的社會中，倫理、宗教與風俗某程度要保留，雖然再不能為主要的治國之道。我們於是需要法治，不一定是西方的司法。律師的與法官的專業，會容許像蘇東坡那樣的天才轉向專於思想創作那邊去。

從倫理治國轉向法律治國需要很長的時日，而中國的經驗是痛苦的。工商業與求知的發展，導致兒女離鄉別井，拆散了舊家庭制度；對外貿易與西方知識的引進，帶來不容易接受的衝擊。鴉片戰爭、太平天國、八國聯軍、武昌起義、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都有點胡鬧，粗口罵得出來，但思之滄然。這些是中國走向現代的代價，高得離奇，但我們還是付出了。五千年的長夜，今天才看到黎明。

昔日的倫理治國，思想教育是需要的。孝、忠、義的教誨，與包公審案的原則大致吻合，減低了管治費用。今天搞法治，思想教育或「改造思想」也是需要的，雖然用不著倫理教育那樣費心。數之不盡的落後之邦，法律與實踐全不一樣。教育可以協助法治，而嚴格地說，任何教育都是「改造思想」，問題只是怎樣改造而已。毛主席當年推行的思想改造，是為了協助他推行的今天不復存在的大鍋飯制度。

時代轉變了，協助管治的思想教育也要跟著轉變。這方面有三個困難。其一是我們有兩個舊包袱需要擺脫。傳統的倫理與文革的「正確思想」，某部分要清除。其二是人口那麼多，背景那樣複雜，處理不當很麻煩。其三是我最關注的：協助管治的思想教育可以對創意的思維有嚴重的負面副作用。

是不容易解決的問題，重要的，奇怪沒有人提出過。胡錦濤先生最近提出中國要有一個和諧的社會，我們不會反對。問題是有創意的思維要奔放，而人與人之間的思想更要有衝擊。這樣看，文明的社會，是和諧與衝擊之間要找到一個社會可以接受的均沖點。困難程度高，天才專家用得著也。

我既非天才，也非專家。簡單的邏輯說，可以放開而不嚴重地影響管治的思想，要盡放；對現代化管治再沒有幫助的思想教育，要取消。例如經驗上不會引起革命或動亂的宗教，大可自由。又例如文革期間劃下來的思想教育，某程度今天還存在，大可取消。其它還有許多問題，非天才專家不可。

是複雜的世界。

何必偏偏點中我？

在國內管制言論的喧鬧聲中，首當其衝受到批判的是「新自由主義」。朋友說，不可能是北京或中宣部的玩意，因為官方不會管沒有誰知道是什麼的。可能因為「管制言論」的傳言四起，經濟熱鬧非常，一些不甘寂寞的就跑出來熱鬧一番。

點名批判，收窄打擊面，神州大地司空慣見。這次批判「新自由主義」，被指名道姓的有三位，六十多年前玩公仔紙時小朋友會稱為三大天王。一個是佛利民（國內稱弗裡德曼），一個是高斯（國內稱科斯），一個是張五常（國內同學戲稱大師）。說到被批的「自由」頭目，米賽斯在國內早就榜上無名，而這次海耶克（國內稱哈耶克）也奇怪地被赦免了。高斯被「封王」是新發展。無獨有偶，佛利民、高斯與區區在下都曾經任教於芝大。芝加哥學派名重一時，其中什麼「主義」都有，只是沒有新自由主義（我譯為New Liberalism）。

同學說，近來的發展，是張五常被點名最多，有時只點這一個，看來會升為三大天王之首。何必偏偏點中我？想來不是毫無道理。高斯在國內受到重視，主要因為我介紹多次。佛利民的理論我也屢次闡釋，但佛老的大名與我無干。我曾經陪伴他拜訪趙、江二老，免不了有點誤會，但不知是他害了我，還是我害了他。

新自由主義究竟是什麼呢？肯定不是法輪功！這是我所知的全部，見笑天下，於是不恥下問，求教同學。第一位同學說：「新自由主義就是自由市場呀。」我響應道：「不對不對。自由市場起自神農氏，盤古初開有之，怎會今天突然間『新』起來了？」第二位同學飽讀詩書，但解釋了十五分鐘我聽不懂。於是說：「不用再說了，我不懂。」

最後再問一位從神州跑到美洲求學的。這位顯然作過一點研究，說：「自由主義是liberalism，但liberal一詞被主張政府多搞福利的人佔用了，與conservative（保守）抗衡，佛利民於是說他主張的是libertarian，後者可能就是今天國內說的新自由主義。」

依稀記得，libertarian一詞起自Popper，或海耶克，也可能更早，而作為主義要稱作libertarianism。一般英語字典沒有這個字，應該譯作「信奉自由選擇主義」。一說是回復到經濟學鼻祖史密斯（國內稱斯密）的思想，其實我們的老子早就發揚，究竟老子是拜盤古初開的哪位為師我沒有考究。點我名的博學如斯，能不認命乎？

回頭說上述的三大天王，高斯不反對共產主義，也曾經因為批評言論「自由」而受到非議。他對中國改革的主要貢獻，是闡釋界定資產權利與市場交易的關係，從另一個角度說私產。改革初期北京不容易接受私產，也不容易接受資本家，但界定資產權利他們可以接受。像市場任何生意一樣，顧客接受什麼，我就以什麼賣出去。佛利民曾經以《自由選擇》為書名，洛陽紙貴。單看書名會誤導，因為佛老說的是局限約束下的自由選擇，而局限的選擇是湛深的學問了。我呢？是個經濟解釋專家。數十年的操作，對世界局限的觀察與處理自成一家，神乎其技矣。我對中國的改革沒有什麼貢獻，只是解釋、解釋、再解釋。

也是無獨有偶，上述三位是我知道的最希望中國人民的生活能好起來的經濟學者。高斯奇怪地偏心中國，認為中國人的天賦了不起。多年以來，佛利民為美國開放中國產品進口做過不少工夫。我自己是炎黃子孫，血濃於水，你要我怎樣做才對？

我輩語文將要絕後乎？

關於香港的中學要用英語還是中語教學這個話題，近日吵得熱鬧。可能自己腦力退化了，越讀越聽越糊塗。三點不明白。一、不明白為什麼英語水平不濟的學子不准上英語中學。這豈不是不容許英語差的有翻身的機會嗎？二、不明白為什麼不讓學子自由選擇。到市場買瓜菜，或在街頭吃豬皮蘿蔔，購買者不是自由選擇的嗎？三、不明白為什麼納稅人沒有發言權。政府資助的事項，以每元算，其收益永遠低於私資的。這是歷史規律。但美國的公立學校，無論大、中、小，納稅人有比香港大得多的話事權。公立學校的經費要由納稅人投票取捨，他們說不加就不加，說要減就吵架。香港的民主人士天天高舉投票，為什麼不把政府應否資助教育這個重要問題拿出來投票一下？為什麼語文應否自由選擇不來一次納稅人投票決定呢？為什麼怕投票怕得那樣厲害？

三個不明，附帶著一個反感。後者是今天左右香港語文教育的君子們，沒有一個讓我看得出是語文專家。難道香港真的沒語文專材嗎？他們都躲到哪裡去了？不久前在《還斂集》發表《香港語文江河日下》，讀者傳來一份報告，是納稅人聘請的老外寫的，說香港學子的英語水平有長進。這位仁兄不可能比我知得清楚，而讀他寫的英文，文法沒有錯，但既無文氣，也乏文采。文法不錯就算是懂語文嗎？

我不是專家，對語文沒有濃厚興趣，只是職業上要用，下過功夫，而在英語上花的心機比中語花的多出好幾倍。今天可說自己中英皆通。水平很高嗎？讓他人說吧。可說的是自己中英二語的水平差不多。朋友一般認為，以文筆論，我的英文略勝中文，但差不多是沒有疑問的。要中英二語皆有高水平而二者差不多，集於一身，不容易，不多見，但水平可以而又二語水平差不多的卻不難找到。

這就帶來要說的話題。從英文中學起家的，中英二語水平差不多的不難遇上，但從中文中學起家的，二語水平差不多則絕無僅有——聽過，沒有遇到過。我自己有三位姊姊在國內的大學畢業，她們當年在中文中學上英文課，用的課本不淺——包括什麼莎士比亞的原著——但今天一句英文也寫不出來。目前國內的大學生無數，他們都重視英語，但沒有喝過洋水的我不認識一個可以用英語下筆成文。此乃英文遠比中文難學之故也。如果香港全面推行中語教學，我這一輩的中英二語水平差不多的將會絕後。沒有空前的絕後，豈不令人歎息乎？

想當年，以中語文藝創作名動神州的舒巷城，是香港戰前的番書仔。舒兄的弟弟王柏泉，是我在皇仁書院的同學，華叔認識的，中英二語皆通，也差不多。也是當年的皇仁同學，江潤祥可以用中國古文著書立說，韋子剛懂得填詞。（幾年前韋子要求我書法塗鴉，寫一首他的詞，忘記了交卷，韋子如讀此文，請再傳來詞句，小弟的書法大有長進，很想表演一番。）

這就帶來另一個有關的現象，也重要。我可以只讀董橋、陶傑、楊懷康、詹德隆等人的中語文章，就知道他們曾經浸過番書，受過洗禮。這可不是因為他們的中語文字有鬼氣，而是行文層次分明，應該是受到英語洗禮的影響。英譯中讀得多的人可能有類同的際遇，但沒有讀原文來得明確。

我為這個沒有人提出過的現象想了好一陣，認為不僅因為英文的表達能力比較強，而且邏輯性比較高。是的，傳統上英文的用字，用句，用標點，分段等，都講究；另一方面，中文著重的是平仄韻腳，古樸瀟灑，流水行雲。各有各的優點，但說到應用清晰，論事分明，英文勝。讀過中國古文的會知道，一句往往有不同的解法，引起辯論，但這種情況英文不多見。近代中國文豪魯迅，小說散文寫得好，但論事與推理就不怎樣，可能不是想不通，而是寫不出來。

進入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論事推理清晰的文字，又或者是解釋性的，比一百年前重要得多。因為英語的文體結構的邏輯規格比中語的強，學子要求清晰的表達，應該先拜英語為師。

寫中文，我們當然要盡量保持中文的優美與文氣。但今天再不是詩詞歌賦的時代。今天論文字，重點是推理，是解釋，是意見的表達。寫中文，這些最好從英文學起。我是個主張把中西所長合併使用的人。有了英文的邏輯結構，寫中文我自己喜歡論平仄，講文氣，蘇東坡怎樣寫我就怎樣倣傚，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何樂不為哉？

還有兩個小故事要說的。其一是幾個月前一位美國律師朋友造訪神州，見到中國發展的情況，立刻打長途電話回家，催促十歲的兒子與八歲的女兒立刻學中文。跟著一個月前，一位美國名法律學院的院長也造訪神州，見到中國的發展情況，也立刻打長途電話回家，催促十歲與八歲的兩個兒子立刻學中文。這可見我們要擔心的是原子彈滅絕人類，但無恐中文會在地球上消失。只要中國的經濟繼續強勁發展，中文打進國際市場是早晚的事。這方面我還有機會看到。有英語邏輯根底的中語文字，在一帆風順之下有機會在國際上取代英語。這方面我應該看不到了。

第二個故事，是不久前在《還斂集》發表《為劉遵義辯》，支持中文大學以英語授課。同學們說，該文在香港的網上讀者眾，吵得熱鬧。大部分讀者支持我，而偶有反對的就給其它讀者罵回去。該文我說自己以中文介紹西方學術，孤掌難鳴。一位支持的讀者說，孤掌難鳴恐怕要變作孤掌不鳴。言下之意，是今天香港的中文教學趨勢，發展下去，我這一輩的中英二語皆通的人將會絕後矣。

衡量成功論中國

先說兩個故事吧。寫博士論文時給老師艾智仁教訓了一頓。他說：「沒有人懷疑你的天賦，但文字寫得那樣模糊不清，天才等同廢物。要記，成功只能以效果衡量，沒有其他。」當頭棒喝，我於是痛下苦功，文章寫好後左請教右請教，最後贏得清晰之名。另一個故事，是少年時打乒乓球，有研究，很有兩手。一位看來姿勢奇劣，怎樣看也是違反了可取的打法的同學，我打他不過。輸給認為做自己徒弟也不配的同學，耿耿於懷久之。長大後，聽到艾師的教誨，才明白該同學成功，我失敗。



這幾年中國的經濟樹大招風，惹來爭議無數，而毛遂自薦要作中國教頭的人多得很。中國開放改革之初，我就自充教頭，寫下不少經濟改革的拳經劍譜。那是二十五年前（一九七九發表《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是經濟發展的「起手式」），中國老百姓還沒有飯吃，與今天見到有骨落地才跑出來耍功夫的新教頭很不一樣。老教頭有先見之明，雖然寫下的拳經劍譜與周星馳拍的《功夫》中的差不多，但有讀者，賣得出去。今天的新教頭呢？前倨而後不恭也。



私下間，老教頭不相信自己寫下的拳經劍譜有那麼大的威力，可以教出舉世嘖嘖稱奇的經濟發展。他想，是哪裡來的殺手呀？自己可教不出來！



不久前一位曾經在名校拿得經濟博士而今天是某名法律學院的院長造訪神州，我帶他暢遊了上海與蘇杭一帶，解釋一番。回美後他來信說：



「我不知道其他的人第一次到中國的反應怎樣，但我自己的感受是淵深的，起碼目前是這樣。發展的高度，轉變的迅速，人民的精力，皆明顯地不尋常。這些事情的發生，在政治體制上與美國人生長中的大有出入，竟然有這樣的成就，才真的令腦子震驚。你的洞察，解釋為什麼這些事情會發生，指出不同地區政府的競爭，共產官員對管制、稅務、土地出售等處理，有催眠作用，也可能對。如果你要做的是向我介紹我們得享大名的法律經濟研究要向中國的經驗學習，那麼你成功了，而且是天才之筆。」



這幾年我老是想一個問題，沒有聽到他人提出過。是淺問題，但答案深不可測。我問，中國還是管制紛紛，貪污頻頻，法治平平，但經濟發展怎可以這樣了不起呢？成功只能以效果衡量，北京做對了些什麼？界定資產的權利當然重要，但這方面好些辦得比中國更好的國家，可沒有相近的經濟發展。批評歸批評，北京一定在某方面做得對，對得不得了。好比五十多年前那位乒乓球把我殺下馬來的同學，任何人都懂得批評，但某方面這位同學一定打得對，但對在何處呢？



去年初我想通了北京做得對的主要地方，但只知這地方在哪裡，不知要點。正如知道金礦的位置，但找不到金。為此去年二月十六日我在《信報》發表了萬多字的《還不是修憲的時候》，是幾年來自己最稱意的文章（見拙作《冷靜看世界》一三五至一五六頁）。



不久前我對一位朋友（又是經濟與法律的）說，沒有誰會說美國的制度不好，雖然美中有所不足，但我們怎可以肯定中國的發展不會達到一個更好的制度呢？早些時我對另一位朋友說，中國從人類歷史上最徹底的共產政制起筆改革，左不成試右，右不成試左，改來改去，說不定會改出一個奇跡來。

經濟學帝國主義

成都高小勇正在為他的《經濟學消息報》出版一套六冊的經濟散文結集，取名《經濟學帝國主義》，要求我寫個序言。我問：什麼是「經濟帝國主義」呀？他說：是「經濟學帝國主義」，有一個「學」字。我問：什麼是「經濟學帝國主義」呀？他說：你是這門學問的鼻祖，寫的經濟散文就是，西方要推貝加（G. Becker）了。

孤陋寡聞，沒有聽過「經濟學帝國主義」。兩天前在一本英文書中看到Economic Imperialism這一詞，說來自貝加一九七六的論著。恍然而悟，知道指的是什麼。貝加是老朋友，早就認識他，但從來沒有聽過他說什麼帝國的。我是個老人家，對經濟學的來龍去脈耳聞目染，比後生小子知得多一點。讓我在這裡略說一下吧。

作本科生時聽到森穆遜（P. A. Samuelson）說經濟學是社會科學的皇后（Queen of Social Sciences）。當時的理解，是在所有社會科學中，只有經濟學是公理性（axiomatic）的。「公理」是指無須證明或不可辯論的出發點，也即是作分析的基礎假設（postulates），是對是錯皆要首先接受的。行外人不容易明白。這裡要說的，是所有自然科學（natural sciences）都是公理性科學（axiomatic science），但在社會科學中（包括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歷史學等），只有經濟學是公理性。因此，在科學方法上，經濟學與自然科學（生物、物理、化學等）是完全一樣的。

經濟學的公理（三至五個，組合不同）是行內一般接受的。其中最重要是每個人在局限下爭取利益極大化（individual constrained maximization），我俗稱之為「自私的假設」。因為是公理，本身無須證明，而更重要是大家同意不容許有例外。我們不能說一個人有時爭取極大化，有時不爭取，或有些人爭取，有些不爭取。如果容許例外，邏輯無從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或可以被事實推翻）的假說。這樣，作為一門科學，經濟學就不可能有解釋能力了。

接受了公理，加上理論邏輯，推出可以被事實或行為或現象推翻的假說，然後驗證其含意，是經濟學解釋人類行為的法門。這與自然科學沒有兩樣，只是經濟學解釋人的行為，而自然科學則解釋物體的行為。現象不同，方法一樣。

問題是，人的行為有多種，可以分門別類，經濟學可以解釋的究竟是哪種哪類呢？新古典經濟學的大師們一般認為，經濟學解釋的是起於資源缺乏而導致的資源使用與財富分配等行為或現象。這樣處理，經濟學集中於市場分析。近百年來，視覺較廣的知道，很多起於資源缺乏的現象沒有通過市場——無價不成市。新古典經濟學的嚴重失誤，是不言而喻地假設交易費用不存在，避去了非市場的分析。高斯（R. H. Coase）於一九三七年指出，交易費用導致某些物品沒有市價，因而促成了公司組織的形成。該文是新制度經濟學的開山之作。一九八二年，我指出沒有交易費用不需要有市場，而市場的存在是為了減少交易費用而起，把問題增加了深度。

經濟學帝國主義起於市場之外的另一面：好些表面看來與資源使用和財富分配扯不上關係的行為，可以同樣地用經濟理論作解釋。這觀點起自經濟學鼻祖史密斯（A. Smith，一七七六），而現代的首要推廣人是貝加。後者五十年代的博士論文題為《種族歧視的經濟分析》（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顧名知意，分析的是傳統市場的題外話。其後貝加進軍家庭、生育、犯罪、離婚等現象，皆遵守著經濟學的公理與邏輯。這些行為在貝加之前主要是由社會學處理的。不要忘記，早在六十年代，布格南（J. Buchanan）與杜洛克（G. Tullock）等人就以經濟分析政治行為，與古典傳統的政治經濟學是不同的。

遵守著經濟學的公理與理論，把解釋的範圍推廣至人類的所有行為去，是把森穆遜的社會科學皇后提升為社會科學皇帝。這就是高小勇說的經濟學帝國主義了。

成功嗎？有的，但說不上有大成，因為分析著實不易，而不少參與者走錯了路向。大略而言，不成市的行為起於兩種原因。其一是因為交易費用過高而沒有市價。原則上可以有價，但沒有。政治上的權力，組織的需求，文革時搞關係等都是例子。可以有價但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而不成價所引起的行為，處理雖然不易，但知道可以有價，知道利益「極大化」要選的是什麼，我們還可以用金錢或財富來排列選擇，分析不會太困難。

其二就較為困難了。這是原則上沒有市價的「物品」——交易費用如何也無價之「物」。例如個人的聲譽（捐錢可以買一點，行騙可以騙一點，但一般買不到，騙不來），純真的友情（李白要以桃花潭水深千尺來量度），父母對兒女的愛（有些輕於鴻毛，有些重於己命）等，有關的行為的經濟分析很頭痛。我們還可以加上自殺、恐怖活動等行為，頭痛要再加心痛了。經濟學公理說，損人不可以毫不利己，但我們有時不知損人的己利何在。

原則上不可能有市價的被稱為非金錢物品（non-pecuniary goods），貝加與艾智仁（A. A. Alchian）皆認為要以功用（utility，國內譯作效用）來量度。這方面，貝加的所有分析都用上功用函數（utility function），是箇中高手了。有不易處理的困難。功用是經濟學者的思想概念，真實世界沒有功用這回事。說爭取功用極大化，是說一個公理，功用本身看不到，從何以事實驗證呢？一個人跳樓自殺，說是爭取功用極大化，不可能錯，但那只是公理劃下來的套套邏輯，說了等於沒說，半點解釋力也沒有。

功用是抽像之物，真實世界不存在；理論往往要從抽像起筆。然而，可以驗證的假說的含義，一定要以兩個或更多的可以觀察到的現象變量從事。功用是抽像之物，我們要怎樣把抽像推到非抽像的假說含意去解釋行為呢？這是功用函數理論的主要困難，因為一不小心就走上套套邏輯的路。二十多年來，博弈理論的盛行更令我失望。不是說人不會博弈，也不是說這些理論言不成理，而是得個「講」字，無從驗證。

艾智仁明白功用分析的困難。他說要驗證抽像的功用分析，我們要首先知道什麼「物品」有功用，又要知道爭取這些物品的代價。我的觀點，是如果知道了這些，採用抽像的功用理念是多此一舉。這是因為非金錢物品雖然不可在市場成交，但原則上可與金錢物品（pecuniary goods）替換——正如我與兒女之間的愛不可以買賣，但放棄自己的某些金錢物品（例如工作時間）我可以多點與兒女相聚。這替換在邊際上可以鑒定，可以觀察，於是原則上可以用金錢量度來推出以事實驗證的含意，放棄功用分析。

一九七二年我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傳統婚姻的文章，以上述的替換方法，用金錢量度極大化來解釋盲婚、纏足、童養媳、妾妓、孝道、倫理、風俗等現象。該文沒有受到重視，可惜可惜。那是我知道的唯一以金錢量度來廣泛地解釋社會現象的經濟學文章，前不見古人，今不見來者，是區區在下的帝國主義了。

管制言論對思想有損害嗎？

這些日子國內對言論的管制似乎提升了。不少報導這樣說，雖然自己的文章在國內是這邊封，那邊開，依然故我，沒有明顯的「增管」跡象。管制言論不是中國獨有，就是國際城市如新加坡也管得緊。另一方面，我明白北京為何擔心，要管。

不看計算機，但同學們看的多，網頁的內容時有所聞。我的文章有很多網站轉載。同學說，香港網頁的響應，是把我的文章研討，客觀的。國內的響應是另一回事：有些蠻不講理，有些人身攻擊，有些以專家自居，而最令我擔心的是推理沒有分寸。個人無所謂。有些朋友說網上客一般比較激動，容易亂來，另一些說國內的文化一般有這樣的傾向，不限於網上客。這樣，北京擔心言論自由可以理解：一個人口那麼多的國家，背境複雜，吵起來可以引起動亂。這是判斷，我不懂，也管不著。

我懂的是開放改革了那麼多年，勤奮好學的青年無數，但在國際學術上有份量的，神州產出不多。從人口比率算，少得可憐，我十多年前的樂觀推斷是錯了的！不久前聽到幾位行內朋友說，美國的頂級經濟研究院開始減收（甚至不收）中國學生，不是因為後者考試成績不好——其實好得很——而是寫論文思想枯乾，一般沒有創意。據說其它學系也有類同的情況。

看官須知，美國的研究院歷來不大重視考試成績，但非常重視論文的創意思維。換言之，論文沒有看頭，就被認為前途有限也。不好意思在這裡陳述美國朋友對中國研究生的負面評價，只能說在頂級學府中這評價之低，令人尷尬。

中國人的天賦不是這樣的。雖然香港的大學教不出師級人物，但從香港到外地求學，殺出重圍的我可以算十多個，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以人口比率算，香港土產的師級學者高於新加坡、韓國等地方。

沒有作過統計，但一般的觀察，是言論的自由度與產出師級學者的概率是正數聯繫的。當然，出得起錢求學有助，但言論自由這因素相當明顯，有很大的決定性。

是不容易理解的問題。今天國內的所有自然科學絕對自由。商科的自由也絕對，經濟學的自由，只要不批評馬克思，也相當。不自由的是宗教、政治，大肆批評官員、國企等。與學術或思想扯不上關係的我不是專家，不管，但近來我想，看來與學術思想扯不上關係的言論不自由，顯然影響了學術思想的發展。這是個嚴重問題，因為嚴格地說，一個學術師級人物貧乏的國家，不容易打進先進之邦。昔日小小的大英帝國，雄視天下，歸根究底，是他們盛產思想家。

北京當局當然希望中國將來的知識高人雲集，但在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社會中，為了管治要管制某些言論也不難理解。網上客的言論意識，國內的與香港的有那麼大的區別，是否因為前者感到言論不自由，要在網上發洩一下呢？不少人說日本仔沒有創意，應該不對，但老生就是這樣常談了。沒有聽過老外說中國人沒有創意。中國的傳統文化，擇其善者，深不可測，把老外嚇得要命。

中國今天的經濟發展，老外屢次以「驚人」來形容，但學子的成就，他們只能客氣地不敢恭維。從文明的角度看，一正一負，二者相加近於零。這是違反了中國的傳統智能。我衷心希望北京能委任專家，慎重考慮，劃清言論要管的界線。這是為學子請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