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籃子物品的選擇

兩星期前在這裡發表《貨幣不可以沒有錨》，讀者（尤其是網上的）迴響很大。跟著本月十一日在《信報》發表《怎樣處理人民幣才對？》，綜合了十個多月來我對人民幣的處理問題的想法，長達七千餘字，明白理解的讀者都同意。這兩篇文章的主要結論，是人民幣應該脫離美元而下另一個錨，或掛另一隻鉤；今天中國的下錨之法（貨幣制度）不需要改；在眾多的可下之錨中，人民幣應該脫離所有外幣，改用一籃子物品為錨。

讀者的提問，最常見的是籃子之內的物品應該是些什麼。這是理論之外的實踐問題：北京的物品專家有的是，而我自己作期貨市場的研究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

一九七八年，美國一家石油公司聘請我寫一份關於期貨市場的理論報告——他們要知道為什麼石油的期貨市場是那樣不容易搞起來。期市是深不可測的學問，我當時不懂，石油公司就聘請了一位專家作為我的顧問。我天天問，問了兩個星期，寫下了一份只有十頁隔行打字的簡短報告。行內幾位朋友讀這報告後，認為是歷來唯一的澄清期貨市場的分析文章。後來我打算補充加長髮表，但文稿不見了。今天還在找，解釋了為什麼我的英語文章的結集，朋友千呼萬喚了那麼多年還不出來。看來這結集會缺少了一篇當年同事們認為是重要的文章。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我憑記憶在《信報》發表了兩篇有關期市的文章（見《賣桔者言》）。記憶不完善，而為報章讀者下筆要避深說淺，免不了打個折扣。

提到陳年舊事，是因為雖然我沒有作過考查而不能建議人民幣下錨的物品是些什麼，但可以在這裡說說這選擇的幾個原則。與期貨市場的性質不一樣，但有類同之處。熱衷於經濟分析的同學要細讀了。

原則一。為錨的一籃子物品的類別不應該太多，但決不能太少。三十種物品是我的武斷選擇——道瓊斯指數有三十隻成分股。道瓊斯是以銀碼為指數，為錨的籃子物價可以用銀碼，但我認為以沒有銀碼的指數（例如開始時用一百）較為適當，因為下錨之後，政府要提升或減低指數，以沒有銀碼的一百為基較為清楚明確，增加或減少了多少個百分點市場一聽而知。

原則二。所有籃子內的物品要有標準而又容易量度的質量。這與期市的需要相同。這是說，質量不固定或常有變動的物品，例如製造品、房地產之類，一概不能用。

原則三。物品的價格及其變動要清楚明確。這也與期市的需要相同。價格要清楚明確，不會常有爭議，除了質量有標準外，市場要夠大，而物品的市場地點也要說清楚。與期市不同的，是為錨的物品政府不用管交收。期市呢？因為價格間有糾紛，少量（通常是百分之一以下）買家會強迫賣家交收。這是說，為錨的物品要以市場夠大為準則，而期市則要顧及交收的方便了。二者是很多時是相同的，但不一定相同。至於為錨的籃子內的物品的價格，用現價，不用期價。

原則四。這重要，也是為錨與期市的重要不同處。選一籃子物品為貨幣之錨，最理想的選擇是顧及衣、食、住、行這四方面，在比例上大略合乎中國民情的。上文提及，不能用質量常變的製造品，也不能用房地產等，但衣、食、住、行這四方面還可用其它適當的物品表達。先求出中國人民在國民收入中用於衣食住行的大略分配，這應該不難辦到。跟著就要求出作為一籃子物品之內的每樣物品對衣食住行的大略成分。不需要很準確，大略地對就及格了。例如，石油（今天有期市）可用作衣（紡織品用上不少石化纖維），食（煮食燃料），住（電、煤氣等），行（汽油）。棉花是衣的，米、麥等是食的，鐵是食（廚具）、住（建房子）與行（交通工具）的，等等，如此類推。有些物品不容易判斷（例如籃子內要有少量金，我認為金應該算於「衣」）。也有些物品是重要的黑馬。例如水泥（cement，期市可能沒有）。用作建築的水泥當然是「住」的重要物品了。（數十年前，我察覺到水泥的質量是奇怪地標準穩定，而其批發價也是奇怪地明確而一致。為此一位同事作了研究，結論是水泥是競爭甚烈的產品。但聽說國內的水泥價格有壟斷的沙石，可能不適用，要考慮外地之價。）

記著，這第四項原則也只求大略地對。把所有資料放進電腦，操作幾次就會有一個大略可靠的籃子，再慎重考慮，修改幾次就大功告成了。

如果北京真的要選一籃子物品為人民幣之錨，我很想知道他們選出來的是些什麼，其比例又如何？問題是，北京應不應該公佈呢？公佈籃子內的物品及其比例的好處，是可以增加國際對人民幣的信心。但如果不公佈信心也足夠的話，不公佈可能較為優勝。外匯市場炒家甚眾，以一籃子物品為錨比較難炒，但多了一種炒法：先在外匯市場下了注，然後炒物品。這是近於杞人憂天，但我就是喜歡誇張一點，把問題推到盡。

我們不容易明白為什麼一個經濟的物價指數——那所謂通脹或通縮指數——不是按上述的一籃子物價指數從事的。今天所有國家的物價指數都有問號，很多問號，而其中最大的困難，是質量的變動不容易算進去，也往往沒有算進去。為什麼他們不按一籃子質量穩定、有代表性、價格可靠的物品為作物價指數的衡量呢？什麼道瓊斯指數、恆生指數等，不是對股市的上落有歷久的為眾所接受的量度嗎？

還有另一個不容易理解的問題。今天，一般國家對通脹視如蛇蠍，但他們的做法，是先以貨幣量調控經濟，見有通脹或通縮才再調控貨幣量。為什麼他們不拜朱鎔基為師，先以貨幣量調控貨幣之錨——目前人民幣以美元為錨——然後再拜我為師，有多了出來的空間才以幣量的增減來調控經濟。這是倒轉過來的做法，先穩定物價——或穩定一個可取的小通脹率——才論調控經濟。前思後想，我認為先進之邦不倒轉來做，是因為他們大搞社會福利。福利的支出增加易，減少難。有大量的不能不支付的養懶人與公務員的福利財政，手忙腳亂，貨幣政策變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矣！

熊彼得與海伯納的主義時代

熊秉元在《信報》發表《閱讀大歷史》，評論熊彼得（J. Shumpeter）與海伯納（R. Heilbroner）的學術貢獻。秉元老弟對熊、海二師的欣賞不少人有同感，但我卻看不到皇帝的新衣。

我讀熊彼得與海伯納的論著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依稀記得，海伯納是熊彼得的弟子。可能因為這關係，二公專注的學問類同：經濟思想史與「主義」分析。

先談他們的經濟思想史吧。作本科生時讀到，很欣賞，但進了研究院，讀到J. Stigler、L. Robbins等人寫的經濟思想史，就覺得是另一個層面，也覺得熊、海寫的是表面功夫，沒有深入的體會。後二者舞文弄墨，措辭華麗，初學者讀來很有說服力。後來認識Stigler，數次與他暢談前賢的經濟思想，才知道真的要闡釋及評述前賢之見，作者自己需要是一個理論高人。

海伯納的英語文字是很好的。不久前一位要到美國學經濟的朋友，問我怎樣學好英文。我就介紹他讀海氏的《世俗哲人》（The Worldly Philosophers），但說明不要學書內的經濟分析了。

文字好就佔了一個大便宜。但說到熊、海二公寫的主義理論，我作研究生時讀不懂。一天與熊彼得的另一位弟子（E. Domar）聊天，我問：「熊彼得的主義分析是搞什麼鬼的？我不懂。」度瑪大笑，說：「我也不懂。事實上，我不知道熊彼得的課是教什麼的。一位同學提問，他就叫另一位同學回應，來來去去都是那樣。」

說什麼「主義」，我提到時喜歡加上括號，因為這些是空泛之詞，沒有什麼意思，只是有時入讀者的鄉就隨讀者的俗，胡亂地用一下。我們要說的是制度，而制度的闡釋只能從人與人之間的權利界定與合約安排這兩方面看——這就是經濟組織的分析了。是新制度經濟學，起於六十年代，我適逢其會，於一九六八年首先提出從合約安排角度看經濟組織。至於後來這學說搞到博弈理論那邊去，可能起於我提出的卸責行為，誤入歧途，不可取也。

高斯和我都為新制度經濟學的不良發展歎息。然而，不論權利界定，不談合約安排，漠視交易費用，只從不著邊際的「主義」分析看世界，是不可能有足以傳世的內容的。我對熊、海二公的主要批評，是我們不能從他們的「主義」分析中找到任何可以驗證的假說，從而對經濟的運作有解釋。

熊彼得與海伯納大名遠播，是他們之幸，但主要是因為二十世紀是一個「主義」時代。在戰爭頻頻，議論紛紛，口號朗朗的環境中，模糊不清的理念，得到文采煥然的文筆支持，是有市場的。這可能就是秉元老弟所說的「大歷史」了。

說高斯、艾智仁、德姆塞茨和區區在下的刻苦研究對這個「大歷史」的改變完全沒有影響，可能說不過去，但撫心自問，我們的影響實在小。然而，我們也是幸運的：看到二十年來中國的開放改革大轉變，知道自己相信的可以驗證的理論正確無誤。

去年我邀請基本上不能再作長途旅行的佛利民與高斯到中國一遊，信上說：「我們都肯定地相信我們的理論大致上不可能錯，但見到今天中國的發展情況，自己當年做夢也沒有想到，我們的理論會對得那樣厲害！」

秉元老弟所說的大歷史是「主義」歷史，開始成為陳跡了。

日日貿易的啟示

朋友，不要先看內容，也不要偷看。先看我認為起得十分恰當的本文題目，給自己五分鐘的時間，試猜內文大略是說什麼。猜中了，或有一小點兒猜中，你就是天才。

中國入世已還，日本的經濟有起色。他們對中國的貿易順差最近再增加，去年他們常說的中國威脅日本經濟的輿論開始寧靜下來了。事實上，有些輿論轉為感激中國對日本經濟的貢獻。在這個微妙的轉變中，某日本大報的某君子提出了一個前所未聞的新觀點：日日貿易！

什麼是日日貿易呢？解釋是：日本人在日本的產品出口全是賣給身在中國的日本人，而在中國的日本人產出的全是賣給身在日本的日本人。說是對外貿易，其實是日本人與日本人之間的貿易，日日貿易是也。

當然是誇張之說，事實上不可能對，但據說因為日本的文化品味特殊，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日日貿易比率相當高。後者是可信的。

現在來一個頗為重要的問題，不是說笑的。在貿易與投資完全開放的情況下，原則上——記著只是原則上——日本人到中國投資設廠產出，可不可以做到全是日日貿易而雙方的國民收入有增長呢？答案是可以的。

讓我先提出兩個假設。一、日本人到中國投資設廠，僱用中國勞力，因為在日資旗下，這些中國職員在經濟上算是日本的下屬。二、日本民族的品味特殊，凡是在日本或在中國的日資產出的物品，只有日本人有興趣，其它的民族皆不問津。

在上述的兩個虛構的假設下，日本出口到中國的有：一、日本本土產品，供身在中國的日籍職員及其家屬購買；二、日本運到中國的來料加工的「料」；三、日本的發明專利、商業秘密與生產知識；四、日本的管理人材。中國出口到日本的有：日資旗下的產品——這主要是由中國勞力產出的了。

我們不難想像，在上述虛構的情況下，日日貿易的成交量可以很大，原則上可以佔了日本國民收入的一個很高的百分比。日本人賺得的是：一、從中國進口的日資產品的價格比日本自產的低廉；二、出口到中國的「料」的收入；三、日資在中國的利潤——主要是人材與知識資產的收入——其中部分寄回日本享用。中國人賺得的是：一、勞力的薪酬；二、從日資學得的知識。

會有人受損嗎？有的。在日本的某些職員，某些企業，會因為外間的工資低廉，迫使日本本土的工資要向下調整，而如果調整不易，職員失業與企業倒閉皆會增加。這些團體當然要求國家保護。然而，事實上，開放政策與日日貿易帶來的利益，會足以彌補上述的損失而有餘。困難是我們不能想出一套容易推行的彌補方法。對受損的人來說，調整期間是痛苦的，可能為時甚久。今天過了十多年，日本的調整期看來快要完結了。真替他們高興。這些年來，因為壓力團體的左右，日元在國際上是偏高的，但他們還是守得雲開見月明。

當然，硬性的日日貿易是虛構的。沒有這約束，日本的經濟調整，有廣泛貿易的協助，更為容易了。問題是沒有方案使受益者彌補受損者，而調整需要十多年。但如果十多年前日本人全都明白今天日日貿易的啟示，明智地懂得取捨，這調整會快得多，順利得多。這啟示簡單不過：國際貿易與投資愈是開放得快，調整愈容易。另一方面，不能否認，困難不單是日本本身的保護主意。早期到中國投資滿有沙石，到東南亞一帶又遇上什麼金融風暴。希望此後不再。

既然原則上可以有日日貿易，當然也可以有美美貿易、英英貿易、德德貿易、法法貿易……都是到中國來投資設廠的想像虛構。餘下來的中中貿易是中資產出只賣給國內與國外的炎黃子孫。是虛構的故事，有很大的約束性，但原則上只要開放國際貿易與投資，各國的國民收入會有增長。這是日日貿易的啟示。

這幾年我對自己提出一個問題，任何經濟學本科一年級學生都懂得答案，邏輯上不可能錯，只是自己到今天還答不出來。我問：如果香港無端端地多了一百平方英里的優質土地，可以興建數之不盡的房屋，香港人的平均收入會否增長呢？本科生的答案是肯定會增長，什麼方程式、幾何分析之類，不到五分鐘就拿得一百分。

然而，會發生的事實又如何？面對樓價與地價的暴跌，擁有樓宇的業主會反對，持有土地儲備的地產商會反對，靠賣地收入支薪的政府（因為需求彈性係數有所不利）也會反對——這三組人反對把那一百平方英里土地放出來建造樓宇。不是業主的或要租樓住的，當然贊成把那從天上掉下來的一百平方英里土地全部放出來興建樓宇。反對的與贊成的吵呀吵，政府左右為難，決定放一部分出來。殊不知不少業主負資產，地產商叫救命，而政府也為了保持高地價，立刻收回比「八萬五」還要高的承諾。這是真實世界。經濟邏輯，是全部放出無端端的天賜土地，興建樓宇，國民的平均收入一定增加。然而，利益所在，各顧各的利益，平均收入反而減少了。我想不出有哪個可以解決這個矛盾的、皆大歡喜的方案。

土地如是，勞力也如是。我說過了，十多年前，因為之前的封閉與半封閉的國家搞開放改革，一時間地球多了大約二十億廉價勞力參與國際生產競爭。土地與勞力都是生產要素，本科生的考試答案，像土地一樣，廉價勞力的暴升會使地球人口的平均收入上升。問題是因為壓力團體的存在，保護主義抬頭。這與上述的虛構土地例子如出一轍：壓力團體促使政府保護，不把驟然急升的土地放出來，好好地利用。

我不知道要給那位發明「日日貿易」的日本仁兄一個什麼獎。但他的發明啟發了我，使我能從一個真實世界不存在的極端而又硬性的角度推到盡，得到啟示。虛構的日日貿易有大約束，不可取，但遠勝於沒有國際貿易。然而，要有日日貿易，日本要鼓勵日資外流，也要開放貿易。保護主義如果成功，連大有約束性的日日貿易也沒有。要知道，日日貿易之說是中國簽訂了世貿協議之後才有日本仔想出來的。

從溫家寶的哈佛演說看中國新總理的能耐

我對政治一無所知，往往好奇地查詢一下。今年初北京換領導班子，之後幾個月我問比我熟知的朋友怎樣評價。得到的回應是不俗，但時日尚短，不能肯定地說。不久前的晚上看到溫家寶在哈佛演說，少看電視的我竟然從頭看到尾，連問答的後一段也看清楚了。這裡我試從那個多小時的觀察，說說我對這位新總理的印象。

演說開頭時有一位聽眾搗亂，被逐離場，溫家寶說：「我是不會受到干擾的」，獲得掌聲。跟著的幾句也有掌聲，但之後要到演說完畢才再有掌聲。這與一般的總理演說不同：溫氏的演辭沒有punch lines，不搞譁眾取寵那一套。看著講稿讀，讀得慢而穩定，火花不多，但表現是及格的。以溫氏日理萬機的職位，講稿該由專人代筆，但他的演辭與後來回答問題的風格如出一轍，顯示著講稿的內容是溫氏自己的。

內容平穩，間有沉悶之處。屢有引經據典，講者是個讀書人。問題是這次講話是在哈佛大學，學問的表達就應該開門見山為上。我明白溫氏的意思，但他應該更為清楚地表達哪幾方面中西的文化是相同的，哪幾方面有所不同，而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君子和而不同。如果能明確地這樣安排，就是哈佛的檔次了。

演說最成功的地方，是講者誠懇、坦率、仁慈——講時動了真情，因而可信。可以這樣說，溫家寶說不上是一個出色的演講者，沒有三幾句就引起掌聲雷動的本領，因而不容易勒碑誌之。然而，誠懇而坦率的表達，可信的，長遠而言比掌聲雷動更重要。哈佛的同學不會感到一時的興奮，但過了一段時日，他們會記得溫家寶是個性情中人。

我特別注意演講後聽眾提問時的應對，因為溫氏不能再讀文稿。問三題，都答得好，比有文稿的講辭優勝。但其中兩題——關於中國民主發展與中美貿易的——溫氏不可能事前沒有作了準備。第三題——關於二○○八年的北京奧運的——他應該是沒有準備的了。我的印象是，雖然說話頗慢，溫氏的思想相當快，也清晰。他是個想清楚才說話的人。

這就帶到我最欣賞溫家寶的地方。作學生時我不抄筆記，為的是要細心聆聽教授所說的。久而久之，我對一個講者的思維組織的能力很懂得判斷。溫氏對三題的回答頗長，用上不少數據與歷史。這些不簡單的回應——就算其中二題事前有了準備——是要講思維的組織力的：哪點先行，哪點後說，這裡要補充，那裡要簡化，等等。這種思維組織的工作不容易，有些很聰明人也乏善可陳。基於三個問題與三個頗長的回應，溫氏的思維組織力是明顯地高於一般教授了。

演說中我有一處不同意。溫氏說中國要成為經濟先進之邦需要有很多代的發展。我認為如果今天的發展速度能持續下去，一代的時間就足夠了。

溫家寶的仁慈表現也使我擔心，擔心中國會走向福利制度之路（不久前讀到的一些政策報道有此傾向）。我絕對贊成幫助那些真的需要幫助的人，但搞福利經濟會引起很多、很多事與願違的效果。歷史上沒有見過一個不令人反胃的社會福利制度。我們往往感到愛莫能助，不是不願意出錢，而是拿出錢來不知會落在誰的手裡。

怎樣處理人民幣才對？

因為四年多前我肯定了人民幣是強幣，所以當今年（二○○三）初見到在還有外匯管制的情況下，人民幣的灰色市價開始與官價看齊，間有過之，其強勢表面化，就意識到重要的問題將會發生。這些年來我看中國的經濟，既不是微觀，也不是宏觀，而是世界觀。從後者角度看，人民幣比起先進之邦的貨幣，偏低相當多。但匯率是敏感的問題，為恐有興風作浪之嫌，當時我不便直說。

大約二三月之間，我藉朱鎔基退休有感而白紙黑字寫下兩點：一、不出兩年中國會受到外國（尤其是美國）的壓力，迫使人民幣升值；二、中國不要走日本三十多年前被迫走的路。其實當時我認為這壓力迫在眉睫，但問題既然敏感，我只輕輕帶過。跟著讀到的評論，一般不同意，就發表了《不要讓人民幣自由浮動》。


重要問題要用理論架構

問題有重要與不重要之分。自鄧小平一九九二年的春天南下之後，中國的經濟發展今天最嚴峻。不壞，但正如參加世界盃，進入了決賽周才知道是世界賽，當然是嚴峻了。問題的重點是怎樣處理人民幣與國際金融。說不要讓人民幣升值或浮動，又或說這樣那樣，幫助不大，甚至可以誤導。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比較完整的理論架構，而因為中國面對的情況史無前例，這理論要從頭想起。三月初我趕起了一連五期的《匯率戰略論》，殊不知遇上非典新聞，這五期斷斷續續地分兩個月才登完，讀者一般不知我說什麼。

既然認為是難得一遇的重要經濟問題，而又是關於炎黃子孫的，十個月來我反覆推敲北京應走的路，其間發表了好些與人民幣問題有關的文章。大致上，《戰略論》的架構沒有錯，但小節要修改，而闡釋的文字是再多也不會太多的。這裡讓我來一個總結吧。


中國經濟的真面目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是蘇東坡說的。北京的頭頭身在廬山。我多次說過，世界經濟的競爭局限發生了大變，這大變還在進行中。起因是八十年代多個曾經封閉或半封閉的國家搞開放改革，一下子多了二十億廉價勞力參與國際生產競爭。到了九十年代，得到計算機的協助，落後之邦的青年學得非常快。廉價勞力於是加上廉價知識。中國的改革走快了一步。大約自一九九七年起，中國產品的質量上升之速，遠超我們事前可以預料的。

也是一九九七年，朱鎔基奇跡地把中國的通脹控制為零，物價穩定至今天。但這可沒有計算到物品的質量上升。如果把質量算進去，通縮明顯，而實質的經濟增長率肯定高於朱老所說的「保八」。這個驟眼看來是違反了佛利民的貨幣理論的現象，有三個原因。其一是中國不斷改革，尤其是在權力下放那方面，辦得好。其二是投資的氣候愈來愈可人，外資大量湧進。其三是中國本土的市場大得驚人——據說一位來自台灣的在國內賣公仔面，每年賣一百億。

龐大的國家發展起來有龐大的市場。這解釋了雖然作為大國，中國外貿的國民收入百分比高出美國的三倍，但外間的經濟不景對中國的不良影響並不明顯。說到外資的湧進，也確是史無先例。這裡的重點可不是湧進資金的龐大，而是國際廠商大集會於神州。就是工資不高的韓國也爭先恐後地跑到中國設廠。我參觀過不少世界知名的工業區，沒有一處可與蘇浙一帶的國際氣象相提並論，而這只是起步僅十年。


三個現象不尋常

讓我們停下來，客觀地考慮三個現象。

現象一。北京的頭頭還稱中國是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任何國家都在發展中，說了等於沒說。但第三世界呢？有誰聽過一個第三世界的國家的貨幣是天下第一強幣？沒有，第二世界的也沒有聽過。人口眾多的國家有強幣來得不易，何況二者今天都是天下第一。出口好，外資多，物價穩定，都有助，但歷史的經驗，是這三者加起來不一定有超人的強幣的。我認為最重要的一環，是老外對北京的政權與中國的經濟前途有信心。「面系人地俾，架系自己丟」，外人的信心來得不易！說實話，中國今天貪污仍多，法治還是糊塗，但人民幣的強勢，顯示著外人給足面子，相信這些不足之處會改進。這面子價值連城，是要用決心去維護的。記著，外人給予的面子是持久累積的結果，但可以毀於一旦。

現象二。中國今天的經濟發展，與三十多年前的日本很相近。想當年，日本一發勁，紅極一時的英國工業就節節敗退。然而，跟著而來的國際政治壓力，使日元從三百多兌一美元提升到八十對一。到了八十年代中葉，日本的工資與房地產之價冠於地球。我為此於一九八七年發表《日本大勢已去》，不幸言中。

今天中國的經濟像三十多年前的日本，但卻是十個日本！人口大約十倍，土地大約二十八倍（實用面積是十五至二十倍之間），而中國的高速工業發展再不限於沿海一帶了。當年一個日本對世界經濟有那樣大的影響，今天十個怎樣估計呢？

現象三。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比東歐、印度，及其它所謂落後之區快了一步，但以最重要的工業發展而言，這些走在後頭的是對中國威脅最大的競爭者。中國既要前瞻，也要後顧，而我認為後顧比前瞻重要。


兩個必然的形勢

由於上述，我的推理是中國無可避免地遇到兩個重要的形勢。

形勢一。中國龐大，而在今天的世界大變中，她站著的是最關鍵的位置——經濟在富有之邦之下，在貧窮之邦之上。從和平經濟發展那方面看，中國無端端地被推到國際的主導位置。錢多與影響力是不一定掛鉤的。以舉足輕重論英雄，中國今天冠天下。樹大招風，這位置不好過。

中國的立場應該是歡迎競爭生產，集中於改進人民的生活與自由，什麼國際主導云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問題是關鍵位置就在那裡，而中國很龐大。於是，人民幣的不同處理，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會有很大的差別。我認為這處理要集中於減低貿易與投資的交易費用，盡量避免政治上的瓜葛。

形勢二。我說過了，因為工資與匯率皆調整不易，經濟學上的比較優勢定律在某些情況下會失卻功能。在世界局限有了大變的今天，國際上這定律更有問題了。然而，因為局限有了大變，工資、匯率、福利制度等一定要跟著調整。從加拿大與日本的經驗看，十多年的調整期不一定足夠。

大致而言，不需要調整的是贏家，需要調整的是輸家。政治上，調整的責任可能推來推去，而我認為這是國際上的經濟爭議的根本原因。倫理上，我不認為北京有責任調整人民幣的匯率，但與美元掛鉤（阻礙美元調整）確實有點問題。讓人民幣自由浮動今天不可行，我解釋過了。向上調升嗎？到哪個價位才對呢？人民幣對美元及其它先進貨幣是偏低，但對勞力比中國廉價之區就很難說了。

又是上文所說的關鍵位置使人民幣的匯率調整有獨特的困難，這方面高不成，那方面低不就，而如果調來調去三幾次，外人對人民幣的信心會盡失。結論是人民幣要選掛另一隻鉤，或下另一個錨。下文會簡述，下錨有幾種方法，而中國目前可取的只有一種。至於錨的選擇，我認為重點是脫離所有外幣。


四種下錨的方法

本月四日我在《壹週刊》的「南窗集」發表了《貨幣不可以沒有錨》，三個月前寫下的，認為是比較重要的文章。文內提到貨幣下錨的方法大致上只有四種，即是說只有四種貨幣制度了。各有各的好處，也各有各的弊端，應該選哪一種要看形勢而定，沒有一種是永遠地勝於其它的。選了下錨之法，我們再要選下哪一個或哪一種錨，而錨的選擇數之不盡。無論是下錨之法或錨的本身，中國今天的選擇不困難。先談下錨之法吧。

第一種下錨之法是本位制，如金本位或銀本位。這制度，貨幣的本身就是錨。我的舊同事蒙代爾（R. Mundell）贊成這制度，但我認為不適用於今天的中國，因為金或銀的供應量不足，不夠彈性，會把經濟發展約束得太緊了。第二種是法定通貨（fiat money）制度，今天英美使用的。這制度彈性最大，但間接地以物價指數及經濟指數為錨，過於空中樓閣，調控有很大的麻煩。中國今天不適用：一方面，人民幣偏低，一旦放開浮動不知會被炒家炒到哪裡去；另一方面，雖然佛利民說得順理成章，但英美調控幣量的經驗滿是問號。第三種是「鈔票局」，今天香港採用的制度。這制度大國不適用，說來話長，不說算了。

最後一種是中國目前使用的，可能是朱老的發明。那就是以一個可以直接成交的指數為錨——目前是以美元的一個價，或匯率，為錨，可以直接按價成交，雖然還有根本不需要的、有害無益的外匯管制。這第四種制度有不少好處，但要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如果沒有足夠的外匯儲備（中國有的是），人民幣的國際幣值要略為偏低。這條件中國看來可以持久地考一百分！第二個條件是國家願意為那劃定的可以直接成交的指數去調整貨幣量，因而某程度上要放棄以調整幣量來調控經濟。人民幣的國際幣值愈是偏低，其以幣量調控經濟的空間愈大（見拙作《匯率戰略論》）。今天，向前看，中國繼續「保八」沒有大問題，所以調控經濟不需要有廣大的貨幣政策的空間。是的，橫看直看，中國的條件足夠有餘，第四種貨幣下錨之法最可取，其它不用考慮了。要考慮的是脫離美元而選另一隻錨。


脫離美元的選擇

人民幣要與美元脫鉤，有四大理由。

一、我說過了的。人民幣與美元掛鉤，是纏著美元不放，美元要貶值貶不著對人民幣，使美國失去了一項調整經濟的機能。這難免增加政治經濟上的糾紛，夜長夢多。

二、如果美元大搞貶值，人民幣跟著貶下去，通貨膨脹一定會在中國捲土重來，而又因為人民幣值偏低，中國的通脹壓力會高於美國的。

三、人民幣與美元或任何外幣掛鉤，掛上之後沒有更改的空間，因為略為更改會導致再更改的市場預期。長遠而言，這掛鉤是一項硬性的約束，失去了某時某事可能需要的彈性。

四、中國解除外匯管制可能迫在眉睫，或起碼是遲早的事。既然解除匯管，中國當然希望人民幣能成為國際貨幣。以今天的形勢看，只要解除匯管，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是必然的。但國際貨幣也有普及流通與不普及流通之分。與美元掛鉤，形像上人民幣是寄人籬下，其普及性就要打個大折扣。

人民幣要與美元脫鉤，但不要自由浮動。解決的辦法只有一個：選掛另一隻鉤，或下另一隻錨，換錨時與美元的匯率平過，然後放開美元。放開之後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是自由浮動的，但人民幣下了另一隻錨，穩如泰山，皆大歡喜。記著，朱老劃下來的貨幣制度不變，變的是選用另一隻錨。

可下之錨數之不盡，要下那一隻呢？

今年三月我建議考慮人民幣與一籃子外幣掛鉤，或與一籃子外幣與物品的合併掛鉤。後來多想幾個月，我認為最高明還是脫離所有外幣，轉與一籃子物品（commodities）掛鉤。處理方法沒有什麼不同。選好了一籃子比重不同的物品（在期貨市場成交的可取，因為有嚴謹的質量規定，而價格的明確變動立刻知道），以某額的人民幣可以購買某大小的一籃子，定了一個指數（例如1,000元人民幣可購某籃子物品，指數可稱1,000或100）；任何外幣之額可購入同一籃子，這外幣額與人民幣額的比率就是匯率了。轉掛（換錨）時平過，人民幣跟著守住原定籃子物品的指數，對所有外幣的匯率自由浮動。

籃子之內的不同物品之價當然常有變用，指數不變是說同額的人民幣可以購買籃子內同樣組合的物品，而物品之價的變動往往要以外幣之價作為量度準則。以這籃子的人民幣物價的指數為錨，是國家「擔保」市場可以這指數直接成交，購買這籃子物品。然而，下文指出，這指數是可以更改的，所以市場成交的擔保只限於政府公佈指數的時期，指數有變物品的成交價就跟著變。當然，成交是市場的運作，政府只是擔保某時刻的某額人民幣換一籃子物品的所值。沒有人會真的按指數之價購買那籃子物品，只是事實上可以在市場按指數之價買到，而買與賣是市場的操作，與政府無干。換錨之後，以簡單的方程式及物價資料放進計算機，人民幣與各種不同外幣的自由浮動匯率秒秒不同，秒秒知道。

回頭說以一籃子外幣為錨，其思維早有前科。一九八三年十月香港財政司彭勵治考慮轉用今天還存在的聯繫匯率（鈔票局）制度時，我參與其事，港幣與一籃子外幣掛鉤是討論過的。當時直接或間接參與考慮的還有三位國際經濟大師。大家都同意以一籃子外幣為錨可行，但政治因素則遠為複雜。彭勵治對政治很敏感，談虎色變，他說美國知道港幣與美元聯繫的意圖，沒有反對，就堅持不作他想了。（聯繫匯率與今天人民幣與美元掛鉤的性質不同，後者是不需要徵求對方意見的。）


一籃子物品勝一籃子外幣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多了二十年的國際金融的觀察，我們的知識增加了不少。衡量以一籃子外幣與一籃子物品為錨的選擇，我們可以方便地從上文提出的要脫離美元的四大理由來考慮。美元是一種外幣，一籃子是多種外幣，性質類同，其差別只是較多較少而已。這是說，如果要脫離美元的理由成立，脫離所有外幣的理由也類同。

一、以一籃子外幣為錨（掛鉤）是纏著一籃子外幣，放寬了美元的浮動，因而希望減少美國對人民幣的政治壓力。然而，換過來的是一籃子國家聯手施壓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選一籃子外幣可能「買錯馬」——例如買中一隻像智利的馬——怎麼辦？大家都知道美元可靠，知道格林斯潘是真君子，但其它外幣會是同樣可靠嗎？有誰可以保證在世界大變的今天，一籃子外幣中不會有一些可以觸發類似一九九七的亞洲金融風暴的情況呢？再另一方面，我認為今天的歐元與日元，其國際幣值偏高可能比美元更甚，只是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壓力團體而已。

從這第一點看，以一籃子物品為錨較為優勝。

二、一籃子外幣之內，互相競爭貶值的機會絕對不能低估。人民幣以這籃子為錨，跟著這籃子貶值，其通脹效應會比外幣為高。記著，人民幣今天偏低是強幣，通脹捲土重來會削弱人民幣，是代替了人民幣升值的一種調整。這種調整不妥，比不上讓人民幣浮動上升。

從這第二點看，以一籃子物品為錨也較為優勝。

三、以一籃子物品為錨，其物價指數可以按時調整，所以對經濟有較大的自主彈性處理。雖然這物價指數與一般的通脹指數不一樣，但類同，而且可以直接調控。例如政府可說明那籃子物價每年上升百分之二（指數100升為102），公佈後市場對通脹的預期大致相若，而國際的匯率也跟著變，大方得體，只要不是亂來，市場的信心依舊。

個人認為，如果政府按時公佈為錨的一籃子物品的物價指數，就不需要再公佈通脹或通縮的指數了。後者往往有問號，是間接的為時可長可短的貨幣政策效應，可以擾亂市場的運作。一籃子物價的指數不是全面的物價，但如果選得適當，作為一般物價的代表就可圈可點。

從這第三點看，以一籃子物品為錨也較為優勝。

四、解除匯管後，人民幣打進國際貨幣市場在所必然，以一籃子物品為錨獨樹一幟，在市場有以物品界定的清晰保障，當然是勝於一籃子外幣了。


國際貨幣的成功條件

一個國家的貨幣能在國際市場流通是佔了很大的便宜。印製鈔票的成本近於零，而發了一元流出外地，如果不打回頭，就是賺了一元。過了一些時日打回頭，賺的是利息。還有，一種貨幣在外地流浪，所謂浪跡天涯，其幣量增加不會對本土的通脹有影響。聽說今天北京感到頭痛的一個問題，是為了處理外匯進賬，人民幣量急升，恐懼通脹重來的學者不少。讓人民幣到外間漫遊，是紓緩這恐懼的好辦法。

一種貨幣能在國際上賺點外快，是應該的，理所當然，因為這貨幣是協助了國際的貿易、投資，與財富的積累。賺外快是服務的回報了。雖說無本生利，其實間接的、不明顯的成本相當高。單是要外人對一種貨幣有信心，認為可以保值，能被國際大眾接受，是要日積月累地經過千山萬水的。但千山萬水的成本是歷史成本，今天不再是成本，卻可談收穫。這是中國之幸。

是誤打誤撞，還是天才明智，都不重要：成功只能以效果來衡量。今天外間對人民幣的信心是無可置疑的。說實話，人民幣跑過了千山萬水，為期之短是二十二年前我這個被佛利民、貝加等大師認為是世界上對中國最樂觀的人沒有想到的。可幸二十一個月前我在天津的南開大學以《以中國青年為本位的貨幣制度》為題講話，有站得密不透風的學生為證，指出人民幣因為有中國青年的知識與生產力的支持，其國際強勢已成定局矣！（老人家的眼鏡跌不到地上就被抓起來了。）

人民幣今天要成為國際貨幣，普及的那一種，還要做兩件事，技術上可以容易地做到。其一是解除所有外匯管制，更好是加上放開整個金融行業。其二是把人民幣的鈔票來一個新面目。有兩點。一、發行一些五百元面值的鈔票，因為今天最高的百元面值，數千元就不容易放在錢包裡（為恐費沙的貨幣幻覺理論真的有料到，不考慮千元面值吧）。二、鈔票要有國際性的高檔次的形象：沒有政治色彩；加上RMB及幾個英文字；財政部長與央行行長把名字簽在鈔票上。也要藝術美觀，莊重得體——這方面要請專家品評了。


結論

本文建議人民幣轉與一籃子物品掛鉤，不是古老的本位制，而是用可以成交的物價指數為錨，是歷史上沒有採用過的。聽來標奇立異，其實是微不足道的小發明，不足以拍掌。這樣說，是因為中國目前的下錨方法——貨幣制度——不需要改。人民幣要脫離美元而下另一隻錨，不難理解，我只是在數之不盡的可下之錨中，指出一籃子物品是中國目前的最佳選擇。中國現有的下錨方法已施行了大約十年，證實可行，可以小修，但不應該大動。

不要誤會，我不是中國今天的貨幣制度的專家。我所知的大略是從國內的朋友聽回來的。有膽從只知大略而提出建議，是因為以這大略推出來的理論架構，翻來覆去數十遍也找不到嚴重的錯失。是的，只要外匯儲備足夠，或人民幣能略為偏低，而北京又願意某程度放棄以貨幣量的變動來調控經濟的話，用可以直接成交的指數為貨幣之錨行得通，可靠，而縱觀天下大勢，以一籃子物品為錨是我可以想到的最上選的了。

歐元之父蒙代爾提出亞洲要學歐元那樣，搞一個亞元區。我不認為歐元的經驗是成功的。今年六月看數字，歐元成員國的失業率是三點六至十一點四，有很大的分歧；最重要的德國與法國，其失業率分別是十點七與九點三，皆重災區也！這樣，幣值強勁是沒有意思的。

炎黃子孫滿佈東南亞，應該歡迎人民幣的國際普及。他們的經濟與神州大地的息息相關，彼此的貿易以人民幣結算，本土的經濟由本土的貨幣量調控，是魚與熊掌可以兼得的情況了。

再說貨幣打進國際市場這門服務生意，我想不起有那位貨幣歷史學者曾經為之著書立說。二戰前大英帝國有「日不沒國」之稱，英鎊雄視過地球一段長時日。三十年前日元有過一小段風光，後來屢有偏高，其普及搞不起來。十多年來，美元因為有強勢而雄視天下。今年歐元強勢明顯，開始搶佔國際市場。人民幣怎樣看呢？如果以一籃子物品之價穩定強勢，解除匯管後歐元將會遇到一個不容易應付的對手。加上海外有那麼多有錢的華人捧場，你道我要賭的錢放在哪一邊？是熱鬧的世界！

經濟學者的選擇

朱錫慶寄來快要在國內出版的《有場景的知識》一書的文稿，是此前發表過的經濟散文的結集，希望我能寫個《代序》。原來他說的「場景」是我常說的街頭巷尾，是我重視的治學地方。這使我想到經濟學者的選擇，在這裡說說吧。

經濟學的主要用場是解釋現象或人的行為。解釋與推測相同。這是說，在某些情況下（稱局限條件），依據經濟學的原理（主要是需求定律），人的行為會怎樣，而如果情況（局限）轉變了，行為會跟著怎樣變。這是解釋，也是推測了。

人的行為及其效果的好與壞，是價值觀，任何人都可作判斷，不限於經濟學家。價值觀（例如離婚是好還是壞）是道德、倫理上的事，不是不重要，而是互相不同意時吵一百年也不會有結果，是科學之外的事了。福利經濟學就涉及這類問題（例如政府應否資助教育），不少經濟學者有興趣。

然而，既然經濟學可以推測人的行為及其效果，這學問可以提供怎樣改變局限會有什麼效果的分析，讓他人的價值觀判斷。這是經濟學的次要用場，次要也重要。這種提出建議的學問是政策經濟學。舉個例，通貨膨脹究竟是好還是不好，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推測在怎樣的情況下會有通脹，以及通脹會帶來怎樣的效果，則是經濟學者的專業了。

解釋行為或現象是經濟學者的本分，而有了解釋，他們往往提出個人的主觀政策建議。通常不會有影響力，因為決定政策的是執政的人。執政者有壓力團體的左右，也要顧及自己的切身利益。不是低貶執政的人，而是任何人作為執政者都會那樣做，只是有些人的靈魂之價高一點，有些低一點。

一般而言，經濟學者的靈魂既不超凡，也不脫俗。他們有時為了自己的利益，支持某些政策而歪曲了——甚至刻意地歪曲了——理論分析。我自己呢？既不超凡，也不脫俗。但我是個固執的人：我不想知道自己的靈魂何價！這樣，醉心於經濟解釋，而有了解釋才作出政策建議時，執政者怎樣選擇我不介於懷。我說過了，如果我以改進社會為己任，很可能活不到今天。

解釋行為或現象是有趣的工作，足以令人廢寢忘餐。有趣，但認真從事的人往往在恐懼的日子中生活。最可怕而又愚蠢的，是試行解釋沒有發生過的事。是的，道聽途說或資料數據皆可誤導。不是不可以用，但要考證，而考證的工作相當頭痛，有時吃力不討好。

這解釋了為什麼數十年來我喜歡在街頭巷尾觀察，問左問右，有時拿出錢包來考一下出售的人，而有時親自落手落腳地做起生意來了。但做生意我一般只是開了頭，知道生意的性質，清楚行內的現象，就不再管了。當年是艾智仁、高斯、佛利民等師友把我趕到街頭巷尾去的。但他們可沒有伴著我一起跑，只讓我自生自滅地跑了三十多年，寫成了今天中國青年喜歡讀的《經濟解釋》。

朱錫慶是個很有天分的經濟學者，像我一樣，是個街頭巷尾的現象專家。他在這方面的興趣，起於我們認識之前，不知是誰影響了他。如果有大量的中國青年跟著朱教授的路線走，神州大地的經濟學就變得精彩了。

學問與藝術

六十八歲了。五十歲時，我考慮近退休之際要向藝術打主意，因為藝術可以老而愈妙。法國的莫奈，中國的張大千、朱山己瞻等是例子。不是希望自己可以成為藝術大師，而是一般之見說搞科學的到了晚年沒有建樹。我想，退休後總要有點玩意，而不能令自己有點成就感的搞不過，就想到藝術那邊去。五十五歲那一年，我考慮研習書法。是非常慎重的考慮。我這個人不學則已，一學驚人，決定了做什麼都投入，思想與時間的代價不一定付得起。我考慮自己學書法的條件：手的靈活性，中國文化的認識，藝術的哲理與構圖的根底，老師的選擇，等等，大致上都及格，但還是拿不定主意。去問黃苗子，他說書法寫到最後是寫學問。我想，那應該是對的吧。我又想，自己搞了多年學問，古今中外皆有所染，雖然學得雜，但曾經深入，學得痛快。這樣，學書法就孤注一擲地決定了。當年認為苗子說得不錯，是因為我所知的藝術大師都很有學問：米開蘭基羅的詩寫得十分好；達芬奇簡直是個科學家；莫札特懂六國語言，對視覺藝術的見解了不起；塞尚理論縱橫；梵高寫的書信表達著湛深的哲理……自己認識的黃永玉與黃苗子皆學究天人。後來我才知道，書法老師周慧珺也很有學問。學問與藝術有著重要的連帶關係，這觀點應該不是起於苗子的。極有天分、有機會成為演奏家的古典音樂學子，拜師於名家門下，除不斷練習外，名師喜歡指導他們多讀書，做點學問。這關連可能因為有點學問的人的品味較為高雅，思想較為清晰，多點想像力，感情少做作——因而較為純真。這些是顯淺的看法，但應該沒有錯。十多年前開始學書法時，我為學問與藝術的關連想了好一陣，之後就沒有再想了。但最近這個關連問題再使我好奇地想，想了幾晚，覺得答案不簡單。有兩個新近的體會使我這樣想。其一是這幾個月來我重操擱置了三十八年的攝影藝術，在短時期內拍攝了足以出版三本書的作品（一本已面市，一本已付印，一本正在考慮如何整理）。這些作品攝來比三十八年前遠為容易，而學術界朋友的評價，卻是比以前的高了。這是說，雖然擱置了多年，以學術界的品評為準則，我的攝影藝術莫名其妙地有了長進。第二個體會是關於書法的，很失望。十多年窗下，書法寫來寫去寫不出什麼學問來！一得一失，要怎樣解釋才對呢？首先要指出的，是搞藝術不可以不管技術。技術的訓練是必須的基礎，這基礎愈好愈佔便宜。但頂級的藝術是不一定需要有頂級的技術支持的——需要的是一個起碼的技術水平。攝影那方面，一九五八年我在加拿大作過職業攝影師，前前後後有十年研究黑房與光法的經驗。今天的電腦科技我不懂，但光法、層次、背景、構圖等處理沒有變，攝影技術的整體怎樣看也是沒有問題了。書法呢？最困難的用筆技術，六年前周老師就說我畢了業，而用墨、用紙等是遠為容易了。可以說，無論攝影或書法，我的技術沒有大問題。但為什麼書法寫不出學問呢？要明白這問題，我考查自己攝影的進步究竟是在哪裡，希望從而知道書法沒有進境的困難。我選了兩組人問意見，都是熟知我數十年前的攝影作品的。一組是幾位美國學者朋友，另一組是香港的兩位攝影家：陳平與黃貴權。不容易精確地判斷這兩組人的看法，但大致如下。美國的朋友認為我今天的攝影作品比數十年前的深奧，可以看得遠為長久。陳平與黃貴權呢？他們認為我今天的作品亂來，膽子比昔日的大得多了。為了這兩組朋友的評價我想了好一陣，得到的結論，是深奧與亂來是同一回事。我又想，這些日子我寫的自己比較滿意的經濟學散文，的確有點亂來。好比不久前在《信報》發表的關於成衣配額的文章，在網上多處轉載，被吵得很熱鬧。亂來地揮灑有奇效。什麼垃圾箱重得拿不起呀，什麼瞞著老婆帶年輕的宋美齡到雅谷吃晚餐呀，又或者說美國昔日的成衣進口配額的保護主義，其實是保護著香港的成衣製造商，是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蠢行為，等等，是很有點亂來的經濟學了。然而，我想，在三十歲寫佃農理論時，這種亂來揮灑的功力我是沒有的。這樣看，學問的進步是走向亂來的境界。藝術也如是。書法呢？我屢試亂來只是亂得一塌糊塗，不成章法，連自己也目不忍睹。有章法的亂來應該是最高的境界吧。散文如是，攝影如是，書法如是，經濟學也如是。一位收藏我的書法的朋友，每次求字都要求我寫得狂放，愈狂愈好，那就是要求我亂寫一通了。惟命是從，我狂而亂之，目不忍睹，十之八九交不出去，交得出去的他總是不滿意，認為不夠狂，不夠亂。最近他要求我寫《三國演義》開頭的明人楊慎作的《臨江仙》，那眾人皆知的以「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起筆的那一首。說明要八呎整張，是大於一張雙人床的宣紙了。我想，好了，這次真的給他亂來一下吧。花了千五元買得數十張八呎宣紙，睡得足夠，一口氣亂寫二十多張，筋疲力盡，累得動也不能動了，結果是一張也選不出來。書法的學問，真的是那樣困難嗎？走著瞧吧。總有一天我會亂寫一通之後仰天大笑！

教育之道是賞勝於罰

報載一位小四女孩，因為默書不及格，被老師罰「抄錯字」，抄至深夜也抄不完，被母親撕毀，母親因而受到老師的無禮「教訓」，不服氣，帶著女兒在校門外靜坐十八個小時。

很多年前讀到另一個故事。鄧小平某天在朋友家中，孩子頑皮，朋友要罰孩子，鄧小平說：「給他一粒糖果吧！」我想，鄧小平懂經濟！

是的，要改變一個人的行為，通常有兩種做法：其一是懲罰，其二是獎賞。如果成本相若，獎賞永遠是較佳的選擇。鄧小平的例子，單從孩子的父親來說，獎賞的成本是一粒糖果，懲罰的成本可能是零（例如罰企），可能是負值（例如罰掃地，對家庭有益），但也可能非常高（例如孩子不服氣，放火燒屋）。當然，獎賞之法不能用於某些有損他人的行為上：例如打家劫舍，獎而賞之豈有不世界大亂之理？

回頭說教育孩子，要糾正行為，如果成本相若，獎賞一般勝於懲罰，因為效果是明顯地前者勝後者。因此，就算獎賞成本較高，往往還是較佳的選擇。想當年，自己在國內及香港讀中小學，沒有得過什麼獎賞，永遠被罰，天天罰：罰企、罰留堂——對我來說，「抄錯字」是近於獎賞了。為什麼炎黃子孫的教育喜歡罰、罰、罰呢？難道沒有一個有鄧小平先生的智能嗎？不是的。我們的老師喜歡罰學生，因為老師自己的成本是零。

我自己老早就知道，教育孩子是賞勝於罰，所以今天齡約三十的兒女，從出生的第一天起，我沒有罰過，連責罵半句也絕無僅有。因為自己事忙，我選的獎賞方法是成本最低的：口頭的讚賞與鼓勵。這樣，不讚時孩子就當作是懲罰了。家訓只有重要的一條：不可有不良嗜好，就是父親的不良嗜好也不能學。這是兒女到五歲時，開始能與他們講道理，才細心解釋一番的。

讀書嗎？不管他們的功課，不問成績，只按時與他們的老師研討，老師讚賞的話就轉告給他們聽。一天我對兒子說：「老師沒有讚你的數學」，兒子就明白了。從來不給兒女請補習老師，但兒子被大學取錄後，對我說：「我的數學水平不夠，可否在暑期給我一個補習老師？」我隆重其事地找到一位很有天分的數學老師，請他替兒子在進入大學之前的暑期補習了兩個月。我對該老師說：「不要教我的兒子怎樣算出答案，教他數學是怎樣思想的。」後來兒子在大學的數學成績一律甲級。

再說兒女在美國讀幼兒班及小學時，鄰近公立的免費，私立的每人每月學費二百七十美元，且要駕車半個小時，由我親自接送。但當我從同事中聽到某私立學校的教育哲理是只賞不罰，就不作他想了。每月見兒女的老師一次，兒女的強項老師大讚之餘，希望我容許教得快一點，深一點。弱項呢？怎樣不成老師也不說弱，只是說慢一點：「就慢一點吧，過些日子可以加速，年齡還小啊。」每班學生大約二十個，每個的課程往往不同。個別教育，加快加深是賞，減慢減淺算是罰了。

上述的精彩教育制度，老師的成本當然較高。但今天香港的公立教育，通脹調整後，政府的補貼遠高於昔日我替兒女繳交的私立學費。大家都知道這悲劇是怎樣的一回事，只是出錢的納稅人沒有話事權罷了。

貨幣不可以沒有錨

人民幣應否升值引起輿論滿天飛，水平一般，而其中有說讓人民幣自由浮動是尊重市場，是按自由市場的規律從事云云。這觀點可能對，也可能錯，但一般都有誤解的成分。問題不簡單，讓我簡略地以二千字的篇幅分析重點吧。

（一）貨幣的主要用途是協助市場的貿易與投資，包括國際的貿易與投資。這是說，貨幣的主要用途是減低交易費用，其他皆次要。很不幸，脫離了昔日的本位制後，好些國家把貨幣政治化：壓力團體各有各的企圖，赤字財政可用貨幣供應出術，通脹可作為間接抽稅，等等，而什麼大選在即，增加幣量刺激一下經濟是司空見慣的。

（二）沒有錯，自由市場的運作要讓價格自由浮動。但協助市場運作的貨幣一定要有錨（anchor）。像國民黨在大陸時期的關金、銀圓券、金圓券等冇尾飛砣是純真的無錨貨幣，增加交易費用，不可取也。錨是要有的，問題是間接還是直接，及選用怎樣的錨。這也是說，貨幣要掛鉤，問題是怎樣掛及掛什麼鉤。下了錨之後，所有錨外之價應該自由浮動。

（三）昔日的金本位或銀本位制度，貨幣的本身（金或銀）就是錨。這制度的大缺點，是貨幣的供應量由金或銀的供應量決定，缺乏彈性，不容易應付經濟的急速增長或其他的局限大變。香港目前的聯繫匯率，是港鈔以美元為本位之錨，彈性較多，但利率要跟著美國的走，也要放棄貨幣供應的自主權。

（四）那所謂無錨的fiat money制度（今天英美採用的），其實也有錨。這是由中央（或聯邦）銀行看著物價指數（一錨也）與經濟指數（二錨也）來調控利率與貨幣供應量。這制度的彈性更大，但有三個缺點。一、看著物價指數調整是間接的錨，不是可以直接成交的指數，雖然貨幣的供應量與上述的兩個指數的連帶關係存在，但調整的反應要有六個月至兩年時間，而整個調整期可以長達五、六年，其間可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二、兩錨不容易兼顧，往往有衝突，顧此失彼。三、因為上述兩點，fiat money制度的錨不夠明確，容易招來政治與壓力團體的左右。

（五）用可以直接成交的指數為錨。原則上，這是中國目前採用的：以美元作為一個指數而為錨，保錨是以貨幣供應量與外匯儲備調控。也是原則上，只有一個錨單以幣量調控就足夠，但因為時間上的問題，儲備就有用場。因為這種錨可以直接買賣成交，制度清晰可靠，有說服力。但以美元為錨也有三個缺點。一、美國可能不高興，引起爭議。二、美元的走勢不一定適用於中國。三、最重要的，以匯率為錨，為了保匯率可能引起外匯及其他管制，得不償失。

沒有經濟學者會贊同外匯管制。所以四年前當我見人民幣是強幣，但因為匯管而有黑市匯率低於官價的情況，就建議浮動人民幣，希望能以此協助匯管的解除。今天的形勢不同了。人民幣的強勢不用我看，匯管可以解除也不用我說。但今天，人民幣浮動或升值對中國的工業發展會有大害，我解釋過了，而通縮的幅度很難預測。

（六）以美元為錨，人民幣對其他貨幣的匯率是浮動的，但久非善策。人民幣要選另一個錨（掛另一隻鉤），而看今天的形勢，早轉早著。但目前人民幣千萬不可選用英美的fiat money制度之錨（經濟指數與不能直接成交的物價指數）。原因是這些間接之錨需要長時間調整，而人民幣一旦自由浮動，不知會被炒家炒到哪裡去。換錨的選擇是明顯的：要選在原則上可以直接買賣成交之錨；換錨時要與今天的美元匯率平過；轉換後炒家不會炒到人民幣那邊去。

（七）今年三月，我建議人民幣轉用半籃子外匯與半籃子期貨的合併而掛鉤（為錨也）。但後來再細心考慮，認為籃子中有任何外幣皆不妥。外幣國家可以聯手反對，而又因為世界正在大變，中國貨幣的上選政策是以不變應萬變，何況貨幣政策是要有穩定性的。

我於是想，還是回到貨幣的基本用途那方面去吧。選一籃子物品為錨，可以是期貨，可以是市場現貨，組合後成為一個指數而為錨，只要某數量的人民幣可以直接購入某大小籃子的物品，人民幣就穩如泰山。這指數可以固定不變，但也可以有彈性，看著經濟情況而略為調整，例如一籃子的物價指數可以按時提升或下降少許，但政府最好能預先說明這些小變動的上、下限。以一籃子物品為錨，與目前的以美元為錨，是性質相同的，但以前者為錨人民幣對所有外幣皆自由浮動。換錨時平過，而籃子內的物品如果選得適宜，炒家會止步。

（八）要維護一籃子物品之價為人民幣值之錨，單是控制貨幣的供應量，加上一點外匯儲備，就足夠。但如果政府要兼顧其他，例如以調控貨幣的供應量來調控經濟，儲備就要增加。所以今年三月發表的《匯率戰略論》，我指出如果要兼顧經濟調控，人民幣的國際匯率要持久地略為偏低。

（九）七年來中國的通脹率是零（其實略有通縮）而經濟增長率還可保八。我曾指出，保八還可以維持一段長時期。這樣，中國的貨幣政策可以容易地穩守一籃子物品之價，持久不變，因為不需要兼顧經濟的增長指數。

結論是清楚的。完全沒有錨的貨幣不可取。市場物價要自由浮動，但為了要減低交易費用，貨幣不可以像冇尾飛砣，或明或暗總要下個錨，或掛只鉤。人民幣今天的強勢，起於中國同胞與國際投資合併的生產力，但也正好說明北京的頭頭在重要的貨幣上沒有營私舞弊，令人欣賞。雖然貪污還多的是，但炎黃子孫終於可以在國際上高視闊步一下。天意也！

人民幣有強勢、外匯儲備充足，選取貨幣政策當然遠比人民幣有弱勢、國債纍纍的情況來得容易。二十多年的經濟改革不是長時間，但畢竟是經歷過千山萬水，今天大可披襟岸幘！審時度勢，按理辦事，北京要集中於貨幣的基本用途來處理人民幣。

（按：此文三個月前寫好，是自己格外滿意的文章，打算在九月二十五日繼《人民幣的爭議》之後發表。但當時輿論太多，眾說紛紜，故押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