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酒店（之二）

在經濟學上有一個熱門題目，是關於因行為引起的目的以外的副作用。經濟學者把這些副作用加上了好幾個不倫不類的「學術」名詞（例如externalities,technological spillovers），聽起來深不可測，說穿了就不過如此而已。一間工廠為了生產而污染了鄰近的物業，是一種有害的副作用，要怎樣處理才合乎經濟原則呢？一個農民種果樹，使隔鄰養蜜的人增加了蜜糖的生產，是一種有利的副作用，又要怎樣處理呢？關於這些副作用的處理問題，高斯所創的定律石破天驚，但這與本文無關，按下不表。


其它有利的副作用

跟本文有關的，是經濟學者一向都擅於指出多種有害的副作用——除了蜜蜂採蜜的例子，有利的副作用差不多是一片空白。這是那些不著重實際觀察的純理論家要付的代價。

在中國的前途問題上，我花了兩期的篇幅寫中國大酒店，目的是要指出外資在中國不只是圖利那麼簡單——副作用的影響可能比生產及賺錢更重要。我要強調的是那些常被忽略了的由外資所引起的副作用。以中國大酒店為例是頗為明顯的選擇，但這只不過是一個例子罷了。當然，外資所引起的副作用不一定是有利的——欺騙的行為是一例——但一般而言，有利的副作用是比有害的大得多。

以中國大酒店為例，它的服務起了矚目的示範作用，促長了競爭的壓力，而它所訓練的人才外流，也是酒店本身收益之外的有利副作用。雖然國內的國家職工的工資增加了彈性的發展，是起於中國大酒店之前，但這鐵飯碗軟化的現象，卻是在外資興起之後。在經濟學上，估計副作用的價值在目前仍無法辦到，但對正在改變制度的中國，外資所引起的有利副作用對中國的價值，很可能是遠超生產的直接貢獻。

令人感歎的，就是中國的執政者只懂得急功近利，漠視了副作用的重要。又因為有著多種的管制，他們在有意無意間將有利的副作用壓制了。舉一個例。中國大酒店一向都是門戶開放，歡迎本地人光顧。本地人光顧酒店內的飲食的自由，是有著重要的傳達訊息的副作用。但因為外匯管制及一國二幣的存在，他們在酒店內支付人民幣，是要在外匯券的價格上加百分之五十，雖然比起目前的黑市匯率，這「加五」仍是較低的付價。最近中國政府要加強禁止外匯黑市，宣佈了酒店不准用二幣二價，「加五」變成了非法。假若這個政策是被嚴厲地執行，只准二幣一價，那麼中國大酒店對本地人的光顧就不會笑口常開了。就算酒店是非讓本地人光顧不可，酒店當局怎會不將付人民幣的視作二等顧客呢？換言之，在有外匯管制及一國二幣的情況下，禁止二幣二價就壓制了一個有利的副作用。

半年前林行止曾經為文批評中國大酒店用二幣二價的辦法，認為是有失國體。但他忽略了二幣二價是同價（或是使價格接近），也忽略了若二幣二價被嚴禁，本地人就會被歧視——國體何在？國體之失，不是因為二幣二價，而是因為促成二幣二價的外匯管制。面子的爭取是不能強人所難的。

在目前，中國大酒店的應付辦法，就是將白色的二幣二價市場改成灰色。本地人（或任何人）支付人民幣要多付百分之五十，但這「加五」不算是附加，而算是按金。酒店發出「按金」收據，指明顧客在將來若能交還外匯券，酒店就會依收據交回外匯券面值的百分之一百五十人民幣。中國政府若真的要杜絕二幣二價，是可以的，但這不僅是阻礙了一些互相得益的交易，而酒店的重要示範副作用，也會被削弱的。

我在上文所提及的有利副作用，是針對對中國本身改革的影響。對外資或外商的影響也是值得一談的。中國大酒店的成就，跟幾年來我們常聽到的外資「焦頭爛額」的故事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中國大酒店對外資的示範，影響了後者到中國投資的意向。當然，近一兩年來我們常聽到外資或外商在國內賺到錢的例子，也察覺到跟中國做生意是有著頗為明顯的改觀；但近年來在我多次跟外商傾談中，說到比較成功的例子，他們總不免要舉中國大酒店。

中國大酒店對外資的示範，是有兩方面的。第一方面是建築與裝修；第二方面是經濟的收益。在美國時我對建築很有興趣，所以當我住該酒店時，我對它的建築與裝修是特別留意的。這酒店不是一間突出的建築物，驟眼看來甚至是平平無奇。但細察之下，我就越想越覺得不簡單。這建築物既沒有「花招」，也沒有不倫不類的「藝術」設計，而是在平穩中將瑣碎的東西做得很好。例如房內大衣櫃的門被拉合後不見空隙，浴室牆上的瓷磚井然，浴缸與牆之間的灰泥闊度平均而沒有裂痕，大廳的花崗石平坦而色澤一致——這些瑣碎工程的難度，一般人是不容易明白的。我更聽到不少人稱讚該酒店的冷氣及泳池的水——我從來沒有見過水轉得那樣快的泳池。


港商衝鋒陷陣的貢獻

中國大酒店的建築與裝修，要是在美國，是不值得書寫的；但將它放在「共產」中國，就稱得上是鬼斧神工。我們不妨考慮如下的困難：該酒店是一座西式的建築物，中國的工人有技術問題；裝修所用的絕大部分是舶來品，進口有多種管制，而忽略了一項或計算錯了又要再辦進口；大部分的工人是在國內僱用，香港去的與本地工人合作要有管理才能；廣州電力不夠，電話不通，食水有味，去污水的渠道容量有限，都要解決。據說中國大酒店的總建築費用大約是一億一千萬美元，跟香港差不多。雖然國內的工人工資遠比香港低，但考慮到種種困難，這成本實在難以苛求。這酒店的建築與裝修的主事人的魄力是令人佩服的。

曾幾何時，幾位在中國設製衣廠的外商不約而同地告訴我，要在中國出產合乎規格的成衣難於登天。中國大酒店的建造，卻顯示事有可為。形容這些港商是衝鋒陷陣，奮不顧身，應該是適當的。

中國大酒店是由六位港商合資，都是甲級的生意人物。要是他們在這項投資上損了手，其它的外資豈會不望門興歎？大致上，該酒店的中港合約為期十五年（啟業後起計），其後港方就要將酒店交還中國。港商出了百分之三十的現金，其餘的資本是借來的。收入的盈利是要先歸還本息。在一年前的估計，將全部本息歸還（連港商的現金本息）大約需十至十一年。餘下年期的盈利，中方與港方平均分帳。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任何在利息以外有收入的投資都是好投資。港商明白這一點，但我卻不同意他們的觀點，認為在五年前這項投資是上算。這是因為任何投資都有風險，而在中國投資的風險要比其它地方大得多。息本歸還是十年後的事，依照中國以往的左革右革的經驗，血本無歸的可能性是不小的。更重要的，就是在五年前（酒店合約的簽訂日期是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美國的萬無一失的除去通脹的實質長線年息利率高達十至十二厘！中國大酒店怎能勝過當時的美國債券？所以港商在當時的決定，總是給我一點「愛國多於愛錢」的感覺。

以目前的形勢衡量，這項投資是上算的（雖然仍是及不上在當時買美國的長期債券）。這是因為有三個比預期好旳因素。第一，比起幾年前，利率有了大幅度的下降。第二，酒店範圍內的辦公及公寓大廈（尤其是辦公的那一部分），收入比預期好。第三，因為客似雲來，酒店本身的房租升得比預期的快。假若現在的形勢不惡化，歸還本息的日期大約可減少了兩年。

對外商而言，有錢可賺的訊息，是遠比任何口號有說服力。這是中國大酒店及其它賺錢的外商所作出的常被人忽略的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

我認為中國的執政者應該從中國大酒店及其它外資的經驗中體會到寶貴的啟示。他們應該體會到國家職工制的一無是處，應該開始明白自由選業及轉業所含意著的勞力私產化的重要。他們應該瞭解到國營能勝私營的生產或服務，是很少的。他們也應該考慮若將土地租出或賣出給外商，合約容易處理，而外商更能盡展所長。地租或地價的收入，就會因為交易費用的下降而比他們現在所預期的收入高。解除外匯管制，減少入口及其它限制，讓勞資雙方議定福利，不僅會增加職工的利益，土地的價值也會因而上升。左抽右抽的瑣碎收入的總和，遠不及租地或賣地的收入可觀，而後者更遠為乾脆。但土地是不應該由政府待價而沽的——政府要盡可能讓資本落在善用者的手上。（若香港老早用上近十年來的補地價政策，經濟就不會有今日的成就。）將土地私產化，讓投資者在市場上競爭，得益的是消費者。

賺錢對社會有貢獻，但急功近利可能有害。中國大酒店及其它外資在國內所施的壓力，中國政府是不應該因小利而反抗的。合乎經濟原則的做法，不是反抗外資的壓力，而是將國營企業私產化，與外資競爭。最近深圳菜農事件的處理，就是一個因小利而反抗外資壓力的例子。因小失大，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沒有好處。


二○○二年後記

此文發表後大約五年，中國大酒店的管理與服務開始走下坡，可能是近墨者黑的緣故吧。然而，近六、七年來，廣州白天鵝賓館的管理搞得非常好。聽說白天鵝是國營的。我有點懷疑，過些時日會去調查一下。要是國營的話，我很想知道是怎樣的安排能使白天鵝的服務有那樣足以令人拍掌的表現。

（按：最近查詢所得，香港的霍英東先生還持有白天鵝的股分，還是董事長。真實的詳情我沒有資料，希望知道實情的朋友有以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