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說起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Equality Before The Law）有好幾個含義。這裡我將分析其中一個最普遍的含義。這就是無論皇親國戚，或是無名小卒，犯了同樣的法例，就要受同樣的處罰。社會若乖離了這個準則，法律就有等於無，產權或民權都會失去了保障。

以我個人的觀察，在這方面的實施，美國最令人佩服。一個市民見警車超速而能成功地將駕駛的警員訴之於法；肯尼地總統之弟婦因在街上拋棄紙碎而被罰掃街（後來罰款了事）；列根總統之子要領失業救濟金——都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例子。相比之下，香港實在是輸了一籌。日前民政司黎敦義的汽車因非法停泊而被抄牌，但卻沒有像當時在場的其它車輛要被拖走（另一輛名貴車也僅被抄牌），是很明顯地違背了「法前平等」的準則。警員不依法行事而不受處罰，對濫用權力是有所鼓勵的。

要做到「法前平等」是絕不容易的。除了界定權力的費用外，概念上的混淆也是一個障礙。法律面前不平等與不平等法律是兩回事，未成年的少年犯法受罰較輕，是因為後者而不是因為前者——法律指明成年與未成年應有不平等的處分。

美國的種族歧視問題，就有三種往往令人混淆的不平等因素。第一是法官或陪審團歧視黑人，產生了法前不平等的判斷。第二是在某些地方自立的法例中，間接的含意可被用以歧視黑人。第三是產權的保障是包括歧視的權力的：香港有些餐廳是指定客人要打領帶，否則不被招待。在概念上這是跟美國某些地產商不賣物業給黑人相同。雖然看起來在倫理上有分別，但不歡迎黑人通常不是因為道德問題，而是因為黑人的存在可使鄰近的物業跌價。

撇開道德的問題不談，美國反對種族歧視的法例是與私有產權的原則有衝突的。這個以保障人權為出發點的法例，使產權界定發生問題，轉而損害了「法前平等」的重要準則。以有名的柏其案為例，我們可見「法前平等」的概念並不簡單。

著名的加州大學，因為要滿足政府的反歧視法則，在極難取得學位的醫學院中分配固定學位給黑人學生。柏其是一個白種人；無可置疑地，他的成績及其它入學資格都比一般能入該醫學院的黑人學生好，卻不被取錄。柏其於是起訴加州大學。這官司打了五年，結果美國最高法院判柏其勝訴。大學當局的辯護理由，是學校不只有權規定學生配額，而他們的特別配額是依照反種族歧視法例而設的（這理由沒有錯）。柏其起訴的理由，是校方因為反種族歧視而使他受到種族歧視（Adverse Discrimination），因此加州大學是犯了反種族歧視的法例（這也是沒有錯的）。

有關本文的要點，就是我們很難分清楚柏其的遭遇是否因為在法律面前不平等，或是因為不平等的法律，或是兩者並存。較為可以肯定的結論，就是因為反歧視法例而產生的權力界定不清楚的情況下，法律面前平等的概念就起了混淆。

要絕對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不可能的。能在這方面稍有成就，就顯出其制度的不凡。香港民政司只被抄牌的不平等，比起其它東南亞的國家，已足以自豪了。黎敦義維護香港現有的政制，不遺餘力數十年。他被抄牌之後應該是沾沾自喜的；若他的汽車被拖走，他可能更加高興。正如我們從事教育的，若有學生能有系統地指出我在理論上的錯失，我豈有不喜上眉梢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