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的中國觀－－並論匯管的影響

（按：北京經貿部在廣州舉行會議邀請的講話，原稿是英語。）



中國在經濟及思想上的逐漸開放，轉眼間已是七年了。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經濟制度的改革往往是一百幾十年的事。中國在七年間就能達到今天的成就，是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我肯定將來的歷史學者會把我們現在所觀察到的大書特書。

中國目前的制度改革是一個千載難逢的經驗。對一個從事經濟制度研究的人來說，這經驗可說是緊張刺激，也大有科學價值。所以在此時此地我樂於多寫幾篇文章，做一些分析，作一點見證。

我今天要談的是外資或外商對與中國交易的觀點——與其說是「觀點」，倒不如讓我毫不客氣地說是「困難」。當然，樂觀的角度不是沒有的，外商的心中有著一個「每人一塊錢」的假說。那就是說，中國是一個越十億人口的國家，推行經濟開放。假若每人多花一塊錢消費，增加一塊錢生產，或節省一塊錢費用，其效果也十分驚人。因此，跟這個國家做生意，或到那裡投資，賺大錢的機會是存在的。

但假說歸假說，事實怎樣大家都明白。事實上，外商及外資在中國遇到很多困難，「損手」的例子多的是。近兩三年來，以正途跟中國貿易的外商，能賺錢的是增加了，但虧本的可能更多。自開放以來，到中國投資的外商，能在「面」賺錢的實在不多！這些經驗所帶來的效果很明顯。在目前，外商與中國合資或合作的「意向書」數以千計，但絕大部分都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就算是簽了合約，與真正的下注投資也相去甚遠。所以當外商從老遠跑來問我到中國投資是否明智，我實在不知從何說起。


到中國投資的十項困難

在商言商。賺不到錢或者虧本，是不良的示範。但虧本的本身是效果而不是因素。換言之，外商對中國望門卻步的底因並不是不良的示範，而是促成這些示範例子的因素。這些因素究竟是些什麼呢？且讓我試以「十」為一個整數，列出我認為是比較重要的。

第一，中國還沒有明確的法治，而在轉變中她是向前走兩步、向後退一步。這發展令人有高深莫測之感。今天看來是明智的投資，明天可能因為中國政策的轉變而虧本。

第二，外商跟國內洽商要講人事，要搞關係，或甚至要論「愛國」。這使很多外地的商業專才，因為缺乏人事關係而不知所措。換言之，國內的機構還是國營，作決策者還是幹部，因此他們不能遵守「在商言商」的宗旨，使外商難以應付。

第三，中國仍在強調「多勞多得」及「合理利潤」。中國的執政者顯然還未明白做生意既然可以虧大本，外資一定要有賺大錢的機會才肯下注。反對外資賺大錢的意向會減低外商對比較有大風險的投資的興趣，而這種投資對中國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在中國做生意的稅項不僅是高，且是五花八門，複雜無比。雖然在四年多前我就推斷了中國會施行稅制，但也想不到一開始就弄得這麼複雜。高稅會壓制投資的意向，眾所周知；比較為人忽略的是，複雜的稅制會有同樣的後果。

第五，出入口及其它管制不僅是多，是繁，也是多變。批文既費時失事，也導致貪污。據我所知，跟中國做生意的正當商人，對現有的各種管制大都搖頭歎息。

第六，中國的土地還不能自由買賣或轉讓。土地沒有轉讓權所能引起的各種不良經濟效果姑且不談，但對外資而言，不能自由買地或長期租地，他們就往往被迫與中國合資或合作。獨資的選擇有困難，或難以將股權在市場自由出售，對外資的不良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第七，中國的國家職工制度仍在。外資若僱用職工，被政府抽取的百分比高得驚人；若僱用合同工，福利的規定也令人頭痛。未富有而先大談福利，對勞資雙方都沒有好處。

第八，中國對市場的認識不夠。執政者喜歡用自己的非商業眼光去判斷哪一種行業是好是壞；幹部對合約的本質含義極不清楚。另一方面，在信息不足的情況下，外商，尤其是一些港商，就往往混水摸魚，給國內的人不少壞印象。「皮包公司」的故事是多而真實的。

第九，中國對外資有很大的歧視。有些歧視是特別優惠的；有些是不良的——例如在經濟特區內的商店舖位，外資是不能租用的。真正的自由市場一向都沒有種族歧視，這是經濟學上「市場」與「非市場」的一個重要分別。


最頭痛是外匯管制

第十——這是我今天要特別討論的——外匯管制。匯管對外資或外商有三種不良影響，而普通人只著重其中的一種——其它兩種是間接的，所以常被忽略了。

匯管對外資的第一種不良影響，老生常談：錢放進了中國，有什麼保障可以隨時匯出國外？在國內賺了錢，又有什麼保障可以隨時帶走？很明顯，沒有這些保障，外商到國內投資的意向就打了一個大折扣。假若凡匯外幣出口都要批文，那麼手續的費用、時間的損失、貪污的行為，及信心的影響都不能輕視的。

從台灣及其它有匯管的國家的經驗中，我們知道除了解除匯管外，以上提及的第一種困難難以解決。例如，若政府明文規定某些款項或某些機構可兌外匯出境，做假帳或托外資公司將錢匯出的行為就會產生。在目前，中國的公民還未富有，所以這行為並不普遍，但假以時日，類似的私下交易是無可避免的。我很懷疑今天的台灣政府，痛定思痛（或撇開了從匯管所得的貪污利益），會衷心地覺得昔日的匯管是做對了的。事實上，台灣外資的增長，大都是在近十年來匯管放寬了（但仍未徹底解除）才發生的。

匯管對外資的第二種不良影響不大明顯，但卻是同樣重要。這是有匯管就有黑市匯率的存在。有了公價匯率及黑市匯率的分歧，做生意的決策就困難了！成本以公價為高，以黑市為低；產品售價以公價為低，以黑市為高——何去何從，難以定奪。價錢與匯率是做生意作決策不可或缺的訊息指引。有著兩個或幾個不同匯率，投資者豈有不被弄得頭昏眼花、舉棋不定之理？

炒黑市是人之常情；說是非法也是對的。但這是誰之過？是「炒家」，還是政府？在目前的中國，要指出哪種行為算是「炒黑市」，哪種行為算是「合法」，並不容易。出租車及路旁小販的收費辦法是否「合法」姑且不談，但國營商店或大賓館內的標價，又何嘗不是往往以「黑市」匯率為依歸？

這些情況給外資帶來第三種不明顯但極重要的不良影響。奉公守法的外商（或是不知門路的外商），會因為「守法」而被善用灰色市場的同行殺得片甲不留。炒黑市或從事「可能是非法」的活動有很大的競爭優勢。年多以來，在香港街知巷聞的「水貨」大行其道就是例子。以管制壓制了明顯的「水貨」，不明顯的仍在。在這種情況下，外國的大機構——那些「奉公守法」的機構——怎會不對中國望門興歎？中國要引進的外資究竟是哪一種？


解決四法與利益四項

我今天被指定要講的題目是關於中國制度對外商的影響，尤其是外匯管制對外資的影響。我因此避開了分析匯管對中國本身發展的害處，也沒有指出現有的各種支持匯管的神話的謬誤。這些都是重要的問題，我曾屢次為文分析。在這裡我不妨簡單地重述我一向對中國匯管的觀點。

自一九七一年後，因為所有開放貿易的國家都脫離了布烈頓森林協議的金本位制，匯管就再沒有半點可取之處——在此之前，匯管可阻止黃金外流，協助支撐國家本身的貨幣制度。在目前，中國的執政者仍然是有著幾十年前的那一套觀點，與現在的國際貨幣制度是脫了節的。

中國目前的最佳辦法有四部分：（一）徹底解除外匯管制；（二）讓匯率自由浮動——中國沒有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這個選擇；（三）讓人民銀行控制人民幣的增長率，使每年大約有百分之二十的增長；（四）為了要有精確的貨幣量控制，在最初的一段時期，中國應採用「十足儲備」的銀行制度。

只要中國能繼續她的經濟改革，以上提出的四點可保證：（甲）沒有高的通脹率；（乙）匯率只有一次下降——但不會降至黑市水平——其後就不會不斷下降；（丙）外資輸入增加；（丁）目前沒有國外需求的產品的出口會激增。


共存不如互利

在本文動筆之初，我決定以一個整數指出中國政策對外商及外資的不良影響；但想不到這麼容易就湊夠了「數」。我沒有集中在外匯管制的問題上，因為匯管與其它因素是息息相關的。歸根究底，我所指出的十大因素——或我可能指出更多不良因素——都是由一個因素促成的：中國還沒有明確的私產制度。無論是匯管、人事關係、歧視外商、缺乏法制等等，都是在非私產或沒有健全私產的制度下才會產生的。

大家都知道，中國的制度跟國外的發達國家的制度在基本上是不同的。從嚴謹的經濟學觀點看，制度在基本上的不同是產權結構的不同。近兩年來，不同經濟制度的熱門論題當然是「一國兩制」。在這一個舉世矚目的論題上，大家集中的論點是一國兩制能否共存而互相不變。這一點，我個人認為在原則上，以公司法的形式來劃分兩制是可行的。

但「一國兩制」的辯論卻忽略了較為重要的一面：兩個不同制度之間的經濟交易又怎樣了？我可以說，無論是在理論或是在歷史的經驗中，不同產權制度的經濟交易是不可能發揚光大的。成功的一國兩制，以可以共存而互相不變為準則，並不等於經濟制度的成功。後者不是基於互相共存，而是互相圖利。


外商先吃眼前虧

關於外商對中國的看法，我想作一點補充。中國近幾年來的開放確實引起了不少外資的興趣。但有些人問，既然目前外資在國內遇到諸多困難，為什麼那麼多外商還是前仆後繼地到中國去？難道他們是真的不知死活，蠢到連這些困難也不知道？我的答案是：訊息不足的外商是有的，但為數是越來越少了。

幾個月前，三家外國的大機構不約而同的告訴我，雖然他們心中都有那個「每人一塊錢」的假說，他們知道要到中國投資賺錢，在目前是談何容易！但他們認為他們的興趣不是在現在的中國——現在投資要吃「眼前虧」是肯定的。像我一樣，他們認為中國將來的制度不會是今天的制度——他們的希望是在中國的將來。說不定在若干年後，與中國交易是有利可圖的。因為抱著這點希望，他們願意先吃「眼前虧」，使他們到了有利可圖之際不會排在人龍的尾後。

中國的執政者應該明白，人龍既可以速成，也可以急散。招之即來的是利；揮之使去的也是利。而利的希望，是基於中國制度的不斷改進。


二○○二年後記

一九八六年初（可能是此文發表的同一日）我在廣州作出的這次講話有難得一遇的經驗。是北京經貿部安排的龐大會議，高干名流雲集。我被邀請分析中國制度對外商的影響。當時我是港大經濟系的什麼頭頭，也是什麼講座教授，他們當然希望我能講些好話，引進外資。

困難是我是以學術謀生的，為米折腰，不能不衷心直說。當時中國的言論遠不如今天那樣開放，那怎麼辦？我於是決定以英文下筆，用英語宣讀。同一天，香港的匯豐銀行邀請我在廣州會議後到蛇口講話。因為不想回應記者的追問，匯豐的朋友安排汽車在會場門外等待，使我能在宣讀後立刻離場。

後來聽說我宣讀不到一半，主事人就停止了聽筒傳譯！《南華早報》翌日大字標題刊登全文，而其評論整篇叫好。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過了幾天，經貿部使人傳來一個訊息，感謝我對中國的批評，說他們明白而又同意，將會盡可能改善云云。

學術沒有敢言或不敢言的遊戲。北京當年對學者的尊重，不僅使我不同意其它學者的意識，也使我領會到中國的前途大有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