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餘價值與兩極分化

謬誤的概念，可能使社會付出很大的代價。有些人認為「剩餘價值」與「兩極分化」這兩個概念，在中國有根深蒂固的傳統，是目前的「四個堅持」的主因。不管這看法是對還是錯，我以為這二者的謬誤，是應該被澄清的。「剩餘價值」的謬誤顯而易見；「兩極分化」的謬誤比較複雜。因為二者有連帶的關係，我不妨在這裡相提並論。


翻譯的謬誤

假若「剩餘價值」這概念對中國幾十年來的制度真的起決定性的作用，那麼中國人的一窮二白就來得有點糊里糊塗了。對馬克思理論有深入研究的人不多，但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對「剩餘價值」一詞卻能琅琅上口。殊不知這一詞似乎是譯錯了的。「剩餘價值」（surplus value），任何精通中、英文的人，假若沒有聽過surplus value，而又要將「剩餘價值」譯成英文，他一定會譯成residual value。「剩餘」是residual，不是surplus，而在西方的語言上，residual與surplus的含義相去甚遠！

Surplus的意思是「盈餘」，有「額外」、「多餘」等意思。在現代的經濟學上，「剩餘」的錢很普遍，「盈餘」的錢是利潤或意外的收入，而「多餘」的錢就有如妙想天開，說笑罷了。

所謂「剩餘」（residual）的錢，就是那些經營生意的人，支付了一些固定的工資或固定的租金後，所剩餘下來作為自己的報酬的收入。這叫作residual income或residual earning，而又因為這「剩餘」並不固定，可大可小，所以又被認為是要承擔生意上的風險而引起的一種報酬形式。假若做生意的人以分帳的形式僱用工人或租賃地方，沒有哪一方可得固定的收入，那麼就沒有「剩餘」的收入可言了。固定工資或租金及不固定的總收入，是決定「剩餘」的因素。因此，「剩餘」的收入是否存在，是由合約的形式決定的，與「剝削」扯不上關係。

中譯的馬克思的「剩餘價值」，意思是剝削工人所得，不是residual的「剩餘」，而是「多餘」或「盈餘」。要是當年翻譯馬氏《資本論》的人，多下點推敲的功夫，將surplus value譯為「多餘價值」或「盈餘價值」，中國人再無知，也許不會盲目附從了這麼多年。他們總會問：多餘或盈餘的，從何而來也？「剩餘價值」呢？那卻是容易產生的，再加上國民黨在大陸時的所作所為，產權民權均沒有保障，官商勾結而侵犯他人權利，說為「剝削」大有道理，就變得容易置信了。


剩餘價值不堪一擊

關於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的概念，我曾經用過三招兩式，使它「片甲不留」！在八四年一月寫《鄧家天下》，說起鄧麗君及其它超級明星的每小時以十萬元計的收入，我問：「紅透半天的明星可不是馬克思理論中的資本家，也未必是大地主，但勞力怎可以賺這麼多錢？若非單靠勞力，那麼這些明星的『剩餘價值』為什麼不被資本家剝削了呢？」支持馬克思理論的人從何答我？

其後在八四年十二月，我寫了《馬克思奄奄一息》。在該文內我舉出多個例子，把「勞力價值定律」批評得一無是處。價值既然不是單從勞力而來，那麼勞力以外的價值，就不過是其它資產的收入罷了。這個批評不是我始創的——五十多年前，費沙在他的《利息理論》中，就直指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只不過是利息的收入。但在《馬克思奄奄一息》一文中，我作了一點補充。我指出十九世紀時，歐洲的土地要經勞力開發才值錢，而當時的科技又遠不如今天的發達，也沒有今天那樣多而受人重視的企業家，所以勞力就被誤認為是價值主要或甚至唯一的來源。

我曾屢次指出，勞力也是資產。凡可導致收入的生產要素都是資產——這個一般性的概念，是費沙的重要貢獻。可惜的是，費沙的《資本的本質》與《利息理論》都沒有普及的中譯本。這些經典之作，及因費沙而引起的、現在大行其道的「知識資產投資」的理論，中國的經濟學者知之甚少。要是這些學說能被廣泛地介紹，「剩餘價值」在中國就會變得很幽默了。


做生意不容易打個平手

近幾個月來，機緣巧合，我遇到好幾位在國內及在香港經營生意的大陸幹部，大家相談甚歡。為了想知道他們的生意或工廠有沒有利潤，我笑問：有沒有「剩餘價值」？真是一問中的！這些新朋友初則驚愕，繼乃大笑，恍然而悟到真理。做生意或出產貨品在市場銷售，不虧本已是難能可貴，偶有盈餘利潤，也是冒過「一身冷汗」才能獲得的，又從何「剝削」工人而搾取「剩餘價值」呢？即使在國內的國家職工制度下，工人難以辭工轉業，工資由國家「蓋頂」，應該是最容易被「剝削」的了。但要賺錢還是談何容易？「剩餘價值」何來之有？

是的，在自由市場上，在資產權益有法律的保障下，從事生產或生意的，支付了工資、租金、利息及經營者的報酬等等後，再要有盈餘就只能靠幸運了。在自由競爭下，虧本的可能與盈餘的可能互相抵消，剩下來的實際收入，在長線而言，從來都不能高過資本的利息。這是所有統計研究所得的結果。

近幾年來，中國用多種辦法引進外資，但「內資」卻到香港來作大手筆的下注。要解釋這個怪現象，當然是因為香港比較容易圖利。這個「圖利」，是由於香港市場上較少管制，法例不會朝令夕改，較易避免血本無歸的遭遇。難道內資到香港來投資，真的是因為香港的工人比較容易剝削、容易搾取「剩餘價值」嗎？既然工人剝削不了，「剩餘價值」的概念又怎能再堅持下去呢？

結論是明顯的。在中國，「剩餘價值」在不久的將來會變成一個空泛的術語，沒有半點說服力。這是因為三十多年來，中國的幹部到今天才真真正正地學做生意，在市場的指引下從事生產。雖然國內的管制往往能給他們帶來一些特別的權益，但他們怎會不知道，撇開這些權益不談，足以令人發達的「剩餘價值」是不存在的？


明確私產界定不容易兩極分化

對中國來說，「兩極分化」這個概念所導致的困擾，遠比「剩餘價值」的謬誤嚴重。「兩極分化」即貧富懸殊，而反對這種情況的人，無論中外都數之不盡。令人困惑的，是很多人認為他們總能找到一些可以減低貧富懸殊的辦法，而又不會導致資源使用的浪費。有些人甚至想，就算有少許浪費而能大幅度地減少貧富懸殊，也是值得的。在倫理上，我們不容易反對這個觀點。

「兩極分化」之所以有說服力，是因為在某些社會中，貧富懸殊可能是實情。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否形容一般的情況我們無從考究，但在「宋家天下」時代的中國，有一般性的兩極分化似乎是可信的。很不幸，中國在那時的所謂「資本主義」，不尊重私產。當年達官貴人的胡作非為，或為所欲為，今日思之猶有餘悸！也難怪鄧小平反對「兩極分化」是那樣的堅定。但有四點事實我是要指出的：

第一，在有健全、有保障的私有產權制度下，像今天所有的經濟發達的國家，絕大部分市民的收入或財富都不在「兩極」，而是在兩極的中間。在私產制度下，大富由天，由本領，而不是由刮龍、剝削而得的。極貧是由天生缺陷，或由酗酒、殘廢、吸毒、精神病等而起。從來沒有聽說過經濟學者會反對支持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貧民——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問題是，在政府大手筆地推行福利制下，利益通常都是先落到政府官員的口袋，而最後轉到貧病交迫的人那裡去的「剩餘價值」，少之又少。

第二，共產政制下的「兩極分化」，顯然是比健全私產的嚴重得多。一九七九年我到中國一行時所見，那些擁有可觀特權的幹部在物質上（除金錢以外）的收益，與一般市民收入差距之大，令人咋舌。這情況，我在《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那小書內曾描述過的。這方面，中國近幾年來的確是大有改進。

第三，就算是在私產制度下有兩極分化（一般而言，這分化是不存在的），我們也得承認，在發達之邦或地區的「貧民」（像香港華富的「廉租屋」居民），生活水平要比中國的萬元戶高出十倍八倍。我們要關心的是平民的生活水平，而不是什麼貧富的差距。「劫」富而無濟於貧，幸災樂禍的心態，在倫理上是難以接受的。

最後一點，就是在有明確私產的制度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個觀點，只是幻覺，是從來沒有一般性地發生過的。遠的不談，單是五年前香港的前數十名的大富之家，於今余幾？而我們大家在香港多年前所熟知的窮朋友，又有幾人還是依然故我？美國的情況比較穩定，但大致上也是如此。


不能接受的不敢說出來

在私產制度下的致富之道，有好幾條。綜觀國內近來的言論，我不妨按中國執政者的「可以接受」程度的高低排列出來。

（一）最容易被接受的，當然是那些以勞力勤奮而爭取到的收入——多勞多得是中國的財富分配的主旨。問題是：什麼是勞力？勞力是否包括魄力、健康？那麼天分、相貌等等呢？

（二）知識——尤其是科技知識——的收入也會被接受。知識「商品化」這一術語於兩年前興起。這就是容許以知識增加收入。而兩年前中國所通過的保障發明專利權的法例，也支持這個「接受性」。

（三）長袖善舞的商人或企業家的收入，也漸被接受。中國的幹部學做生意、辦企業，開始體會到要賺錢並不容易。像李嘉誠那樣的人，他們是有點心悅誠服的。

（四）藉壟斷權而獲得的收入，中國的執政者要反對也說不出口。這是因為中國的經貿部、中國銀行以及人民銀行等，在對外貿易上有壟斷權，而地區性的、比較大的國營企業，大都是靠某程度的壟斷來協助的。

（五）對於以承受遺產致富之道，他們也是諱莫如深。高干子弟的權力承繼權益，決不亞於私產制度下的遺產承繼。人同此心：我們要爭取的，往往是為了下一代。所以雖然在國外也有不少人認為承受遺產是不合理的，但遺產稅和其它所得稅項一樣，有極大的削弱生產的意向。

（六）不勞而獲的收入，中國的執政者肯定是反對的。不勞而獲的，是幸運的收入了。這不僅中國反對，外國也是一樣反對。困難是：第一，我們無從分辨何者為幸運，何者為眼光獨到；第二，既然可以勞而不獲，壓制不勞而獲就會使預期的平均收入減少，那麼有誰樂意作那些大風險而對社會有貢獻的投資呢？

對於中國執政者所反對的「不勞而獲」的「幸運」收入，我還可以指出一個重要的謬誤。不勞而獲的收入，是不可能造成社會的兩極分化的。這是因為「幸」與「不幸」是無從預測的，而統計學中的「或然率」可以證明，「隨機」的結果是不會導致兩極分化的。

任何人，不管他是怎樣的清高，心底裡都希望生活能夠富裕起來。有誰病時不要醫生照顧？有誰不希望子女成材，生活舒適，出入方便，而在退休時又可以心無牽掛地做一點自己喜歡做的事？但要富有，談何容易？在一萬個希望富有的人當中，真能獲得大有可觀的財富的，即使在私產制度中，也不過是鳳毛麟角而已。一萬個人為求富有而拚命工作，心疲力倦，但達者只得幾個人！當然，這一萬人大都明白，他們發達的機會是微乎其微。但在私產制度中，他們畢竟認為機會是存在的。因為這機會的存在，他們便有希望，所以拚命地幹，雖干而不「發」，但社會卻因為他們的刻苦耐勞的幹勁而得益了。這是財富不均對社會最大的貢獻。


雪花蓋頂與老樹盤根

假若香港政府立下法例，指明每一家人的財富不能超越一百萬港元，那麼不僅富有者會紛紛遠走他方，就是一般的工人也提不起勁工作，是可以肯定的吧。沒有大希望，有誰會埋頭苦幹？

中國為了要防止兩極分化，還未富有就先來幾招「雪花蓋頂」。超額收入的稅率不僅高得驚人，而在深圳的規定，是每個機構內的職工的平均收入，每月不能超過二百五十元人民幣。見到一家工廠內的工人坐而不動，一家理髮店不接待顧客，我問：發生了什麼事？回答說：達到了「蓋頂」的收入。坐而不動，可算是一招「老樹盤根」。

「剩餘價值」的謬誤是顯而易見的。中國人現在開通了，開始做生意，辦工廠，這「剩餘」的概念難以持久。「兩極分化」的謬誤則遠為複雜，更何況任何人都會同情貧病交迫的人。我在《與鄧小平商榷》一文內指出，防止「兩極分化」會壓制資產的自由轉讓，因為轉讓時的賺價會被視為不勞而獲的收入。資產沒有自由轉讓權，制度的改革就裹足不前了。

鄧小平的「共同富裕」的理想，我們難以反對。但理想歸理想；人既有競爭，不平均是無可避免的。人的工作意向不同，魄力不同，眼光不同，天資不同，知識不同，際遇不同，而市場的賞罰也不同，那又怎可以「共同富裕」呢？

以「蓋頂」的辦法來壓制兩極分化，會減少希望、憧憬，和減少預期的收入，資源的使用就因此會有巨大的浪費。私產的保障，是我所知的一個可靠的抵禦被剝削的辦法；而在私產制度中的可成大富的希望，起著激勵的作用，人們雖不達亦會盡己所能而干。中國應該以富有之一極作鼓勵的動力，而在國富之後，再想辦法去照顧那些在競爭中「名落孫山」、潦倒窮途於另一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