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安排角度看經濟缺環（之四）

以理論解釋現象或行為，我不怕湛深，卻怕複雜，非常怕。湛深的理論，不管深到哪裡，只要邏輯對，總有辦法說得夠淺白。事實上，自己的經驗，不能淺化的深理論，一定錯。複雜是另一回事。處理複雜問題是要簡化的。簡化要用假設來減少或刪除，但哪些要刪減，哪些要保留，不僅頭痛，而一旦選錯了，整個分析加不起來。


經濟思想史上，天才最高應該是十九世紀初期的李嘉圖。此君處理的經濟模式龐大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複雜之極。李氏的簡化本領令人拜服。可惜的是，今天不少學者認為，除了比較優勢定律，李嘉圖沒有對過一處——我可不這樣看，認為他的租值差別（differential rent）理論，在某些情況下是對而重要的。


像李嘉圖那樣數世紀一見的天才，處理複雜模式，大手簡化也頻頻闖禍，後之來者學前輩搞簡化，容易不自量力了。某些問題，某些現象，世界真的可以很複雜。與湛深不同，複雜得近於無從處理的可能對。愛因斯坦曾經認為上蒼造宇宙不可能造得那麼複雜，不信「邪」，以致自己後期的思維弄錯了。


我崇尚古典經濟學派，認為馬歇爾的傳統非常好。很不幸，這學派落筆打三更，為了簡化世界，或明或暗地假設交易費用是零；更頭痛，這傳統的理論好些時含意著的，是交易費用不可能是零！後者可見於壟斷價格的釐定，機構或組織的分析，甚至市場的存在。高斯一九三七發表《公司的本質》，大聲疾呼，指出公司的存在是因為有交易費用。然而，三十多年石沉大海，要到一九六九我發表《合約安排的選擇》，直說是走高斯的「公司」路向，該文才受到注意。這「注意」高斯是不滿意的：他認為只是多被提及，影響力半點也沒有。是的，自一九七二年起，「公司」的發展走上了「卸責」（shirking）的路，再跟著就是博弈分析了。我知道自己掌握著問題的重心，一九六九起開始調查件工合約，但要到一九八三才以所得發表《公司的合約本質》。雖雲一士諤諤，但到今天該文還是站在那裡，分毫不動。一九八四戴維德讀該文後，說「公司」是畫上句號了。然而，跟著而來的公司分析還是漠視交易費用，不管合約安排。我沒有跟進。


說新古典偉大，因為這學派提供一個相當完整而又可用的分析架構。馬歇爾之後，這學派的發展帶來兩項重要的貢獻。其一是需求定律搞出了變化，有了深入而又嚴謹的闡釋。其二是成本的概念變得融會貫通，沒有沙石，尤其是租值可以作為成本看，而盈利則成為「風落」所得，是無主孤魂。七年前動筆寫《經濟解釋》時，我是本著新古典的架構基礎，大幅修改，替需求定律再加補充（尤其是對「量」的闡釋），至於成本那方面，概念我尊重，貢獻是解決了生產成本的困難，尤其是以租值闡釋「上頭成本」，把不是成本的歷史成本改為非歷史的隨時可變的成本。


上述可見，擇其善者而改進，新古典學派了不起。正如佛利民說的，馬歇爾的傳統有經濟內容。這傳統的主要缺失，是交易費用的處理若有若無，一般沒有提及，其解釋力不能不大打折扣。有些現象，漠視交易費用還可以適當地處理，但另一些就不成了。脫離了農業經濟，發展到工商業那方面去，交易費用起碼是國民收入的一半以上，說這些費用極其重要不會有多人反對。然而，需要強調的——過後再有解釋——是漠視了交易費用我們無從解釋任何合約或制度上的安排，經濟學的缺環也由此而起。


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無疑是經濟學發展的黃金時期，之前之後沒有那麼好過。當時英雄雲集，幾項話題搞得風生水起，而交易費用的研究終於開了頭，吵得熱鬧，是今天的新制度經濟學的前身了。六十年代後期，關注這後者的人事有點變動。戴維德退了休，從芝加哥搬到加州，高斯與史德拉留在芝大，德姆塞茨轉到洛杉磯加大，而六九年我從芝大轉到西雅圖的華大去。在華大，我對交易費用與合約安排的研究引起了巴賽爾、諾斯與幾位優質研究生的興趣，組合起來成為後來有人稱為華盛頓學派的。無不散之筵席，一九八二我轉到港大，跟進中國，與舊師友分道揚鑣。想不到，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經濟學上的思維我變得如陌路人。不一定不好。走在一起的互相研討是一種學問程序，離群之馬是另一種，可有奇效，而我是慣於獨自思考的。


離開華大前一年，為英國的經濟事務學社寫《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那本小冊子，用上自己一九八三提出的廣義交易費用觀，在理論那一章我寫下這段文字：


「原則上，在沒有交易費用的情況下，完全沒有市場與有運作無瑕的市場的存在，效果是完全一樣的。假若一切廣義上的交易費用真的是零，消費者的意欲不需要任何費用就可以顯示出來，拍賣人和監管者可以免費收集及傳播一切生產及消費的訊息，工人及其它生產要素，不費分毫，會完全依照消費者的意欲生產。至於工人（也是消費者）的收入，則可由一個仲裁者免費地按著工人的邊際產出、資源的租值等分配，以有經濟效率的準則，作出決定。這樣推出來的結論，是沒有市場——沒有價格——也同樣可以達到高斯提出的市場運作無瑕的結局。」


這段話，阿羅與高斯是同意的。然而，當年大家忽略了其重要性。如果當年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以之為座右銘，以之作為一個套套邏輯的角度來看世事，加進驗證條件，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假說，今天我們的所知會不同。無庸諱言，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潰不成軍，術語多多，數學空洞，而「交易費用」只不過是一些無從驗證的假說的粉飾之詞，自欺欺人，匆匆數十年矣。三十多年前，在美國，同事間知道交易費用這項局限重要，也知道要以之推出可以驗證的假說不容易。說有交易費用與沒有交易費用的情況不同，行為不同，那當然，但其實沒有解釋過什麼足以令人驚喜的。當時我走快了幾步，採用可以被觀察到的現象來排列交易費用的高下，然後推出驗證假說。七六年發表的解釋優質座位票格偏低的文章，是這樣的一個例子。芝加哥的貝加讀到，說錯。我問：「錯在哪裡呢？」「芝大的同事都說你錯。」我再問：「有趣嗎？」「非常有趣。」再問：「不是驗證了嗎？」「可能是。」最後我說：「這樣的文章一年找不到一篇吧。」


我知道貝加的意思。該文沒有數據，也沒有統計分析，他於是認為：科學安在哉？是因為這樣的分歧，老實說，我對經濟現象的推斷比一般名家來得准，准很多。何謂量度，何謂驗證，其中的科學哲理大家明白，只是有些現象既不容易，也不需要用數據及方程式處理。後來發表美國西區經濟學會的會長演辭，講《交易費用的範疇》，發牢騷，也表演一下。至於《票價》一文，今天不少老外的評價，是經典，前倨而後恭也。


話得說回來，從解釋世事的大學問看，《票價》一文是彫蟲小技，解釋捆綁銷售之類也。解釋經濟體制的整體運作才是大學問。這是史密斯、李嘉圖、米爾，馬歇爾等人嘗試的。我們要把他們的理論與概念改進，不易也不難，得到六十年代多位高人的指導，寫《經濟解釋》時我大致上做了。困難是把交易費用放進去，不是像《票價》那樣這裡放一點那裡放一點，而是放進整個經濟體制中。這樣衡量，我認為八一年寫下的上文引述的那段話──說沒有交易費用不需要有市場──是重要的起點。


（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