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成本角度看農民生計
中國的統計數字很混亂,往往加不起來。絕對不是說有關當局弄虛作假,刻意地虛報這裡那裡的。我相信北京的統計人士是誠實的,而這誠實有二十多年的日子了。當年開放改革後不久,我跟他們的一位主事人暢談了好久,深信此君,而跟著看他們公佈的數字演變,看得出有改進,但看不出有作弊的地方。這種玩意瞞不過我這個老人家。問題是在中國的迅速及複雜的演進中,準確的數據不容易,心底裡我很同情搞統計的眾君子。如果讓我來做,我不認為自己會做得比他們好。
多年以來,我認為中國的增長率,實質上是比政府統計的為高,高相當多。昔日的個體戶的生計急升,政府無從估計,而今天月薪千六以下不用報稅,加上打散工的無數,估計也困難。可能最頭痛還是流動人口的問題。去年我寫《廣州巧設空城計》,跟廣州的朋友搞笑一下,網上讀者嘩然,開心之極也。廣州以戶籍人口算人均收入,但該市的總產值卻有數百萬流動人口協助產出,豈不怪哉?另一方面,北京算出的農民人均收入增長率,這幾年擺明與我作實地觀察所得低很多,是搞什麼鬼的?可能是因為他們以農民的戶籍人口算,但其實數之不盡的農民「流動」去也。
中國的流動人口究竟有多少?只有天曉得吧。深圳今天的實際人口近千四萬,但戶籍人口不到一半。最近為高斯寫英語長文,我說中國的流動人口應該在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錯的機會不高吧。去年細問家中女傭,她在河南南部的故鄉,究竟有多少農民流動去了。她在親朋戚友中算來算去,打長途電話回鄉左問右問,給我的答覆是四個走了三個。也是去年,高小勇說他到農村調查過一陣,認為中國的農民人口只剩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周其仁當時在旁,不同意,吵了起來。他們都是如假包換的中國專家,觀察力強,智力不凡,神州大地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們歷來先知先覺,但在農民人口這個看似簡單的話題上,他們就「專家」不了。
大約七年前,某國際大機構請我到廣州講話,我提到中國的農民人口要下降到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或以下,農民的生計才有可為。因為這幾句話,報章上有人罵我是白癡,說基本上不可能。罵我的讀書不多吧。日本的明治維新與台灣土地改革失敗後的發展,農民人口下降甚速,而我認為中國的農民人口有機會下降得更快。兩年前北京估計的農民人口數字是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強,是以戶籍人口計算吧。流動人口那麼多,而半農半工的數之不盡,中國的實際農民人口究竟有多少,恐怕上蒼也不容易算出來。
毋庸置疑的,是從事農業工作的人口是大幅地減少了。這裡含意著一個奇跡,是實際農民人口減少了那麼多,但農產品的產量仍在上升,沒有下降的跡象。那是為什麼?我知道答案,讓讀者猜猜吧。不要告訴我那是因為經濟發展學中所說的隱匿性失業(disguised unemployment)這個老話題:農民工作,其邊際產出是零或是負值,所以農民人口下降,總產量會上升!經濟學中蠢才無數,這樣的蠢理論得享大名,且歷久不衰,是蠢上加蠢了。
為什麼農民人口大幅下降而農產量還繼續上升呢?正確的答案,是這些年農村轉用僱用的專業農工,也多用機械協助。與其在農植旺季左鄰右裡大家幫忙,淡季閒著無事,天倫之樂去也,這些年,因為年輕力壯的流動謀生,農戶轉聘專業全職農工,加上機械運作,農產品的總量上升,不難明白。
這其中我還要指出一點。兩年前中國取消農業稅,是正著。我反對福利經濟,反對補貼農業,卻贊同取消農業稅。這是因為農民轉到工商業去的那麼多,不少農地被棄置了,取消了農業稅,這些棄置了的農地又再被耕作起來。
形勢很不錯!想想吧,僱用專業農工與引進機械,農產品的成本上升在所必然,而這上升是反映著農民轉業的機會成本上升了。我可以轉到工業去,你給我與工業收入相若的工資,我可以留下來替你耕田。沒有成本不是機會成本。成本上升了,農產品的物價當然跟著上升。這就是最近北京公佈的,農產品的價格,相對非農產的價格,大幅地上升了的主要原因。
是的,我們可以從農產品的物價上升推出農作的成本的上升,跟著從這成本的上升推出農民的機會成本上升,而成本等於收入,收入等於生計,我們可以單從一些簡單的數字轉變而知道農民的生計是有著急速的改進。這是經濟學,本科一年級應該教過,只是今天的後起經濟學新秀認為太淺,不學,於是不懂。懂深不懂淺不可能是真學問,因為不懂淺不可能真的懂深,可惜這種自欺欺人的玩意,像風水先生那樣,有市場,也難怪蠢才無數了。
在最近公佈的通脹數字中,我最重視的是蔬菜價格,上升了百分之十八。有兩個原因我這樣重視。其一是蔬菜沒有什麼瘟疫或飼料成本急升的影響,而近來我們沒有聽到因為天氣大壞而使舉國蔬菜失收的消息。其二是種稙蔬菜需要勞力密集,每畝算是農植品中需要勞力最多的。因此,如果單看一項物價──不准看其它──來衡量中國農民的生活改進,我選蔬菜之價。
我是農業專家嗎?算是吧。一九六八年,後來是林毅夫導師的農業經濟大師基爾·莊遜,讀到我寫的《佃農理論》的第八章,驚為天文,強逼我在芝大教了一科農業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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