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迫發表是悲劇（二之一）

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美國學術興起publish or perish之法。這是說，或明或暗地，在大學任教職的，如果不按時發表文章，會被校方革職，或不能升職——加薪當然免問了。可憐那些沒有終生僱用合約的助理教授，結了婚，有了孩子，沒有幾篇文章在名學報發表，博士後任職六年多遭解雇。風聲鶴唳，這些前路茫茫的後起之秀，儘管天才頂級，也逼著要發表些什麼文章。當時的學報屈指可算，篇幅有限，要發表可真不易。事生於世而備適於事，今天的經濟學報逾百了。文章的質量變得如何，斤兩如何，可想而知吧。

我是過來人，知道這個不幸的發展的大概。美國的大學「強迫」教師發表文章，或數文章數量來裁定續聘、升職、加薪等事項，是越戰帶來的效果。當年的美國，反戰的青年無數。其中有向學的，聰明，拿得了當時不容易的博士，被大學聘為助理教授，但受到反戰的影響，其中好些變得激進，不服年長的老教授對他們升職的裁決。

我曾經就讀的洛杉磯加州大學就發生了不愉快的事（當時我已離開）。一些助理教授不滿意老一輩的裁決，大興問罪之師，恐嚇出現，而不知是真是假，經濟系的辦公室鄰近發現類似爆炸物品。其它大學可能沒有那麼嚴重，但激進新秀的激進要求時有所聞。他們問：「你們這些糟老頭子懂什麼？憑什麼資格不給我們續約，不給我們升職？」事實上，有些大學的正教授也的確糟得很，沒有什麼文章發表，對有方程式的文章看不懂也。是的，當年美國有些學府，年長的正教授發表文章的本領比不上後起的年輕博士——雖然不能說文章發表不多就不能裁判年輕的思維。當然，某些不成氣候的大學，總有些不學無術的老頭子，只憑自己的職位較高就對年輕的有所留難。在這樣的情況下，吵呀吵，到後來升職或留職的決定，取捨於數文章、論學報的高下排列。這樣，publish or perish就變得墨守成規了。

七十年代的美國，一般是中、下等的大學以數文章、論學報來定輸贏，頂級的大學主要還是靠老一輩的大師作裁決，而這裁決還是靠老一輩對思想重要性的看法。今天變成怎樣我沒有跟進。

我是一九六七拿博士的。芝加哥大學給了我一項獎金，於是登龍門去也。像其它的「新秀」一樣，我當然關心自己在學術上謀生的前途。有兩件事後來成為林毅夫的導師的基爾·莊遜對我的影響很大。其一是我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只寄去第一章，大名鼎鼎的芝大出版社就決定要出版。到了芝大，該出版社的編輯催稿，要立刻出版。為此我求教莊遜。他說讓他想一天再告訴我。過了一天，作為當時社會科學院的院長，莊遜親自跑到我的辦公室，說：「你的問題我想了一整晚。一般而言，有像芝大出版社那樣有地位的要出版，應該讓他們立刻印製，自己研究其它的。但你的《佃農理論》有機會成為經典之作。這種機會可遇不可求，就是你自己也不容易再有這機會了。所以我認為你不用忙，多花一年時間修改、補充，才出版吧。」我依照他的指導去做，該書一九六九才出版，其中關於合約的選擇那一章是補充的，後來獨立成文，觸發了「新制度經濟學」。

第二項莊遜對我的影響，也起於我問他：「像芝大那樣重要的一等經濟學系，要有多少篇文章發表才能拿得終生僱用合約呢？」他想了一陣，回應道：「我們這裡從來不數文章的多少。」我再問：「總要看發表的學報的名氣吧。」他答：「沒有誰管這些。」再問：「那麼你們管什麼？」他答：「管你的思想深度與創意。」我再問：「那麼我一定要有文稿寫出來給你們閱讀了？」殊不知他回應：「那也不需要，但你不可以像啞子那樣，一句話也不說。」是重要的教誨，從四十年前的那天到今天，我重視的是思想的深度與創意，不知外人怎樣想，也不管外人怎樣說，我記著的是莊遜的話。

一九六九年到了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算是第一份正職，是副教授，有終生僱用合約。自己沒有要求，但三個月後那裡的正教授，無端端地一致通過，要升我為正教授。當時作為系主任的諾斯於是找我，說：「正教授們沒有一個讀過你的文章，但投票一致要升你為正教授，對校方上頭我要作個交代，解釋一下，你的文章全都拿出來吧。」過了一天，我交給諾斯那篇一九六八年十月在《政治經濟學報》發表的文章，只十五頁，是該期學報的首篇，題為《私有產權與佃農分成》的。諾斯看著那十五頁，呆了一陣，說：「十五頁文章作正教授？沒有其它嗎？」我回應：「還有其它，但這十五頁應該足夠。」跟著轉身而去。那是基爾·莊遜給我的影響了。推翻了二百年的傳統觀點，提出新的論證，邏輯井然，十五頁其實是太多了。恨不得當年能以五頁收筆！

是我之幸，從那時到今天，我沒有寫過一篇文章是為飯碗而動筆的。有幾篇是為了應酬，盛情難卻，也寫得不錯。最近寫好的《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可不是應酬那麼簡單。我欠高斯實在多，於是全力以赴。老師艾智仁二十多年前退休時，搞研討會的要我提供一篇文章，我寫了《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讀者嘩然。年多前寄給艾師我的《英語論文結集》，他回信大讚該文。芝加哥大學法律學院的院長收到該結集，回信也大讚該文。其實該文只說了一句話：優質座位的票價偏低，是因為如果不偏低，優位空置會有跳位的行為，所以票房老闆要讓優位先滿。這算是思想，有點創意，但可不是逼出來的。

有些作品無疑可以逼出來。專欄交稿，調查報告，設計圖則等，可以逼出來，而金錢回報夠高這些逼出來的作品可以做得非常好。然而，學術的創意思維是另一回事，主要是靠氣氛，靠興趣，靠靈感——不容易逼出來。如果我不是在六十年代中期開始搞學術創作，而是改遲十年才起步，進入了被迫動筆的時代，我是不可能寫出今天自己引以為傲的作品的。

（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