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神州誤導地球說先進制度的不濟

金融危機出現一年多了，這裡那裡復甦的言論時有所聞，但各方君子的看法很不一致。好比美國最近公佈上季的國民收入，同比上升了百分之五點七，二○○三年以來的最大升幅，是代表著經濟復甦嗎？不一定。幾個月前A. Blinder教授指出，依照美國的統計算法，只要經濟止跌，國民收入一定跳升。另一方面，美國的朋友還是一致認為，那裡的市面繼續一片蕭條，找工難望，看不到有復甦的跡象。

統計數字不容易作得準。八十年代後期日本的經濟遇難，其後復甦之聲時有所聞。二十多年過去了，沒有誰會說日本真的復甦過。一位常訪日本的朋友最近再訪，回來後對我說，二十多年來日本的樓價沒有上升過。這可見統計數字的波動與大勢的轉變是兩回事。

是的，金融事發到今天，整個地球只有一個國家的經濟復甦沒有爭議：中國。神州大地的國民收入增長保八可以不論，樓價急速地回升至歷史最高水平，甚或過之，而汽車的銷售量同比上升了百分之四十六，去年銷量遠超於歷來冠軍但遇上不幸的美國。汽車的平均質量應該不及美國那麼好，但加稅後，同樣汽車之價中國比美國高出不止一倍。我最喜歡採用的數據是廠房的租金，這些日子收復了一半以上的失地。民工荒又再出現了。

中國的經濟奇蹟早就把老外嚇破了膽，金融危機後，表現一枝獨秀更使他們嘖嘖稱奇。不幸的是他們指鹿為馬，或誤中副車，頻頻指著北京的四萬億花得夠快是中國復甦得快的主要原因。他們是說，北京的四萬億行動證明著凱恩斯學派歷來主張的財政政策（fiscal policy）是對的。沒有疑問，金融風暴以還凱恩斯學派再抬頭，而支持的證據主要是中國。

神州誤導地球也是沒有疑問的。讓我分點說說吧。

一、金融危機起於毒資產的出現，而中國的毒資產不多：沒有一家中資銀行受到毒資產的威脅而近於倒閉。換言之，從金融那方面看，中國受到的負面影響雖然不小，但沒有西方那麼嚴重。

二、中國的經濟大為不妥出現在雷曼兄弟事發之前，主要的負面影響有二。甲、新《勞動合同法》引進；乙、人民幣兌美元升值。這些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早就大聲疾呼。暗渡陳倉，這兩方面北京能及時處理，雖然我認為這些處理還不足夠。換言之，正在急速下跌的經濟本來就與金融危機無關，而處理得及時經濟回升是理所當然的。

三、北京的四萬億政策不是凱恩斯學派主張的派錢或亂花一通，而主要是早有策劃的基建項目。例如高鐵的全國性發展及上海虹橋的交通樞紐，類同的工程人類歷史沒有見過那麼龐大的，不可能是臨急抱佛腳的發明。早有預謀，遇到地球金融危機立刻加速，浪費的成分不多。北京的「獨裁」本領，是加速加得快，快得有點離奇。

先進之邦不會有像中國那種發展中國家的基建項目，而就是可以立刻想得出來，應該建造，但要立刻建造談何容易？先進難進，要通過的手續不知多少重，環保有幾關，工會有幾關，集資有幾關，居民有幾關，都要過，而就是全部過了，動工後壓力團體可以把項目殺下馬來。這裡我不是說中國的制度比先進之邦的好，而是中國要快可以快。當然，快可以闖禍，但這不是問題的重點。問題的重點是沒有人提出過的：凱恩斯學派主張的政府花錢當然也要快，但在先進之邦的政制下，政府可以快花錢的項目只限於沒有足夠的反對聲浪的範疇。年多前美國決定拜凱氏為師，花錢救市，通過第一關的竟然包括安全套產出的補貼。

早有細心策劃的花錢可能錯，不需要徵求民意的花錢可能錯，要迎合利益團體的花錢也可能錯——哪一類出錯的機會最高讀者猜猜吧。還有一點是，北京的本領不僅是要花就花，而且是要不花就不花。不能肯定是好制度，但從年多來我觀察到的農業補貼的幾次剎掣衡量，北京不蠢。

四、北京決定推出四萬億之際，因為新勞動法及其他原因，回鄉歸故里的工廠員工數以百萬計。四萬億的推出有協助就業之效。今天工業的民工荒再現，證明著反對凱氏的財政政策的西方學者沒有分析錯：這政策有擠迫效應（crowding out effect）。換言之，如果沒有新勞動法惹來的禍，中國的四萬億推出會有更為明顯的擠迫效應。

五、美國聯儲局大事放寬貨幣供應的約束，把銀行向聯儲借錢的利率減至歷史新低，但銀行不願意放寬貸款，購買房子及商業用途利率高企於五釐以上。這使銀行賺大錢。某些機構及某些人士借錢買股票遠為容易，導致那裡的股市回升。中國呢？政府要挽救樓市，說借銀行就借。樓價於是急速回升。最近北京又要再打樓市。地區政府呢？不到兩年前中過計，如驚弓之鳥，有抗衡的味道。樓價該為何上蒼也可能不知道，但中國的銀行借貸的決策顯然與西方的有別。

六、不到一年前，一些北京君子見外資撤離神州，問我意見。我說外資會回頭。果然，這些日子外資進入神州者眾。在金融危機陰影未除的情況下，中國是個避離所，而老外的光顧對中國的經濟有助。

財政政策——不是指處理財政，而是指花錢刺激經濟的那種——無疑起自凱恩斯，其無數弊端經濟學者早就說得一清二楚。貨幣政策（monetary policy）主要起自佛利民。西方的經驗說，在無錨貨幣（fiat money）的制度下，貨幣政策不能不用。我拜服佛老，但西方的經驗告訴我們，在無錨貨幣下，或小或大的錯，貨幣政策不斷地出現。這些經驗，加上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經驗給我的啟發，使我想到用一籃子物品的可以在市場成交的物價指數為貨幣之錨，持久地穩定著物價，完善地發揮著貨幣的功能，貨幣政策可以不用當然不要用了（詳盡的分析見拙作《貨幣戰略論》）。

不用財政政策也不用貨幣政策，要用什麼政策來處理或調控經濟呢？用改善制度運作的政策。我認為，也堅信，中國的前途要集中在這後者。

人類歷史有兩大文化。其一是歐洲（這包括美國），其二是中國。回顧這兩大文化的發展，所有繁華昌盛逾百年的時代都沒有今天吵得熱鬧的財政政策及貨幣政策。持久的昌盛永遠是基於制度上有可觀的發展。可惜在人口急升的情況下，用作貨幣本位的金或銀之量不足，出現困境。然而，沒有本位的困境從來沒有解決過。我們要想出另一種可以持久地穩定物價或幣值之錨，作為間接的貨幣本位。

我不僅認為財政及貨幣政策可以不用不要用，而且認為這些政策擾亂了制度的運作。歷史的經驗說，最低工資、工會勢力、壓力團體、福利經濟，等等，都是在有財政及貨幣政策的干預下出現的。我們要幫助那些因為天生有缺陷而不能自食其力的人，但歷史的經驗說，除了在制度上給予窮人自力更生的機會，所有扶貧政策都害了窮人，因為一律是為壓力團體的利益而逼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