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四：價格偏差的壓力

（五常按：本文是《市價的性質》的第四節。）



一九七五年我從西雅圖到香港渡長假時，要看一場重要的足球比賽，委託一位神通廣大的朋友購票。該友奔跑了半天后，說上佳座位的門票銷售一空，他無能為力，認為檔次低的我不會有興趣。我早就意識到優質的座位有先滿的慣性，含意著優座票價雖然比劣座的為高，但先滿是顯示著偏低了。



優座票價偏低帶來的靈感



我的意思不是說因為票價劃一，顧客先到先選，於是優座先滿。我說的是座位與票價分級別，優座價較高，但先售罄。我也察覺到當黃牛票的炒賣出現時，優座票價提升的百分率通常高於劣座的——而事實上，炒黃牛通常只炒優座之票。座位分級別而訂不同之價，其交易費用會比票價劃一的安排為高，但既然票價分了級別，把優座之價再提升不會增加交易費用。難道票房的老闆不要多賺一點錢嗎？



優座票價偏低這個現象可不是先由我發現的。上世紀六十年代在芝加哥喜歡聽音樂演奏的朋友都有優座票難求的共識。也是那時，老師阿爾欽察覺到一年一度的「玫瑰碗」美式足球大賽，最佳座位的票價因為偏低而難求。他的解釋是非牟利的運作使然。當時芝加哥的音樂演奏也往往是非牟利性質，阿師的假說被引用到課本上去。我認為非牟利的優座票價可能偏高：購票的人以之作為慈善捐助可以減稅，票價提升有助。我認為非牟利之說站不住腳，因為優座票價偏低在香港出現。在香港，非牟利的行為是不容易想像的。



跳座假說一般化



我當時想到的優座票價偏低的解釋，是防止跳座。買了廉價劣座票的人，可以開場後靜靜地轉到優座那裡去，優座票價偏低，先滿，讓顧客保護自己的座位，跳座的行為可以杜絕。一九七五年香港電影院的座位以優劣分級別，票價不同。樓下分三級，樓上分兩級。我花了十多個晚上跑多家電影院，主要是查察在售票處很容易見到的不同座位級別的銷售情況，想好了如何驗證防止跳座這個假說，方法我在《收入與成本》第八章第二節談及，這裡不再說。



一九七六年，阿師退休，為他舉辦研討會議的朋友求文，我花了兩個晚上寫好了一九七七年發表的《優座票價為何偏低了？》，是反對阿師之見而動筆的。阿師後來把該文捧到天上去，顯示著大師的風度。在該文的結尾處我是這樣說的：



面對競爭時，一個人的行為往往要依靠其他競爭者的行為而定。價格的釐定是競爭的一種回應，無疑是重要的。但那不是唯一的回應。所有參與合約的人可能獲利——如果減低價格可以促長約束競爭的行為。這篇文章示範著的，是約束行為的行為可以簡單而又有效地以減價的方法引進。



香港茶樓與香港置地



該文還提到其他例子，例如當時香港的茶樓在午餐時喜歡讓等位的顧客站在正在進食者的旁邊，使進食者吃得不舒服，早點結賬（不這樣處理可收較高價）。可能最有影響力的例子，是我提到一九六八年香港置地公司的一宗官司。該公司是香港中環的商業樓宇的最大業主，只租不賣。在法庭陳辭中，置地公司的經理直認他們收的租金比同級的商業樓宇大約低百分之十，目的是要有一個「健康的排隊」（a healthy queue）。言下之意，是如果有排隊等位的租客，存在的租客會較為遵守公司定下來的規則，交租金會比較準時。置地公司是英資的，提供的商業樓宇檔次高，由老外經營管理其費用比華資的高，調低租金，讓「健康排隊」施壓於租用者是比較容易管理的。



效率工資的趕驢子故事



一些行內朋友認為，《優座票價為何偏低了？》一文觸發了八十年代初期興起的效率工資理論（Efficiency Wage Theory）。我的主旨，是出售者把價訂得偏低，給購買者施壓；效率工資的主旨，是購買者（僱主）把價（工資）訂得偏高，給出售者（員工）施壓。



效率工資理論是一個趕驢子的故事。要驢子跑得快，我們在牠前面掛著紅蘿蔔，在牠後面拿著棍子。該理論說，僱用員工，把工資提升至高於可以聘請到之價，使被雇者穿得好吃得壯才工作，是蘿蔔。另一方面，因為市場有其他求職的人，較高的工資求職者眾，對被雇者來說是棍子的壓力了。效率工資理論被用作解釋失業的現象。因為僱主要保持蘿蔔與棍子，工資向下調整有頑固性：僱主恐怕拿開了蘿蔔與棍子員工會散漫起來，生產力因而下降。



五點難以自圓其說



奇怪效率工資這個謬論可以大行其道。考慮如下幾點吧。



一、僱主提升工資員工當然高興，但把工資下調一定有怨聲。不管什麼蘿蔔、棍子，工資下調遠比上調困難是事實，而我在《收入與成本》第三章第四節解釋過，時間工資只是一個委託量之價，時間本身不是產品。解釋失業這「委託」性質是重點，是效率工資以外的話題。



二、如果刊物大幅提升我的稿酬，我的文章會寫得格外用心。刊物老闆會打自己的算盤，要購買哪個檔次的文稿他會自作打算。原則上，任何工資皆蘿蔔，而在競爭市場下，競爭的本身是壓力，棍子是也。提出蘿蔔與棍子是毫無新意的。



三、效率工資不僅沒有提供線索指出哪部分工資是蘿蔔哪部分是棍子，也沒有指出哪部分是高於市場工資的。只說工資高於可以聘請到員工之價，是說了等於沒有說，因為不同員工的質量千變萬化，這觀點永遠對。不要忘記，我提出的香港置地及座位票價的例子，其價格的偏差可以直接或間接地觀察到，真有其差，但說效率工資偏高則無從觀察，正如一個寫手的稿酬是否偏高只有天曉得。



四、效率工資理論說經濟不景，工資頑固難下，所以失業增加。擺明互相矛盾。蘿蔔與棍子的成本是為了減低監管費用。經濟不景，監管費用理應下降，工資不減，蘿蔔與棍子的成本代表著的監管費用是上升了。怎麼可能呢？香港置地使用的棍子可沒有增加調整租金的困難。



五、二○○○年，牛津大學主將J. A. Mirrlees到香港大學講述他研究多年的效率工資理論與失業的關係。我問：「你的失業理論是基於工資合約的，但中國的工廠盛行的合約是件工或基本工資加獎金或分紅。這些其他合約你的理論不管用吧。」他同意獎金或分紅的合約安排他的理論不管用，但不肯定件工合約也否決了他的理論。（當然是否決了，見拙作《收入與成本》第一章。）



經濟學者不重視真實世界的市場運作，由來已久，對不同的合約安排近於一無所知。他們喜歡坐在辦公室內，以數學方程式試圖解釋他們想像著的世界。



（五常按：《市價的性質》的第五節是今年三月一日發表的《泡沫的闡釋》，略作刪改，這裡不再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