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木匠一席談的聯想

最近我要多用幾個木櫃，因為在市場找不到大小適合的，遂決定請木匠製造。我請來的是一位從未謀面的二十五歲青年，工資是按櫃的面積大小而計的。這個年輕木匠的手工，比起香港通常所見的，算是很不錯的了。他手腳奇快，用電鋸如撫弦琴，運錘如飛，從早到晚，不停地趕、趕、趕。我極力反對因快而粗製濫造，但既見他的產品要比我能買到的好，價錢也相宜，那我就沒有理由去阻止他的「趕工」。

一天晚上，我見他收了工，順便請他出外吃晚飯。我告訴他我很欣賞他的幹勁。但正當我要述說幾年前我在廣州所見的木匠工作情況時，他卻先告訴我他是在六年前從大陸來港的。我於是問了一些問題。他告訴我一般從大陸來港的青年，初到香港有點不慣，但不久後大家都自力更生地苦幹。很顯然，那些認為大陸的青年懶惰成性、無可救藥的言論，都是偏見的。為了要肯定這一點，我又跟另外兩位木匠及一位泥水工人談，他們也都是在五、六年前從大陸來港的。以他們之見，從大陸來的都跟香港人一樣地苦幹。（有幾位持著不同觀點的朋友，都忽略了他們自己也是從大陸來港的。）

這位青年木匠，於一九七八年在廣州某中學畢業後，因為不滿意政府要他下鄉工作，千辛萬苦地偷渡來港。在親戚處休息一個月後，就入工廠當木工學徒。起初月薪是三百五十元；兩年後藝成，先在傢具廠工作，其後打散工。無論以日工或判工計，現在每天工作的收入大約是一百八十元；每月的平均收入是四千多元。這比一個在中國的工人的收入高出二十多倍。

且讓我假設這木匠的收入，在六年間增加了二十四倍。以復利的方法計算，每年的平均增長率是百分之七十。但假若中國現在立刻推行香港的經濟制度，那麼在六年之後，國民的平均收入可否增加二十四倍呢？這驟眼看來是個無稽的問題，而直覺的答案，即每年要有平均百分之七十的復利增長率，是絕不可能的。為什麼不可能呢？且讓我盡量分析一些「不可能」的因素。我要試玩一個數字遊戲——試將這增長率減低，去體會一下要減少收入增長的困難！

一、木匠的職業不是普通或平凡的。這個因素顯然不容易成立。我不敢說木匠是低職，但在香港的一般專業而言，木匠並不見得是什麼特別的崇高職業。以木匠作為一個有代表性的普通職業，並不誇張。正如那位年輕木匠告訴我，從大陸跑出來的，因為學問有限，他們都少有飛黃騰達之想。另一方面，木匠只是香港建築業中的多個行業之一，其它行業如泥水、石屎、扎鐵、油漆、電燈、水喉及燒焊——都有相差不遠的收入。其它非建築的行業更是不勝枚舉了。

二、大陸的物價比香港低，所以金錢上的收入是不能作準的。這個觀點也不容易成立。一般蔬菜及其它公價的食品，大陸較便宜；但質量的粗劣，香港不容易見到。在日用品方面，大陸就比香港貴得多了。就是我們在香港國貨公司所能買到的中國產品，大陸本身若能買到，也必定比香港貴。

生活或物價指數的比較，是一個難題。近代盛行的「享樂指數」（Hedonic Index）分析，遇到生活「質地」的不同，就無技可施！在這第二點的問題上，沒有機會作較深入的調查，我就只問那四位工人一個問題：「以目前的人民幣匯率算，若你們有同等的金錢收入，你們選香港還是大陸？」他們都一致選香港。但在回答中，他們都指出香港的自由很重要。他們大致上同意若在香港的金錢收入是比大陸少三分之一，他們也會選香港。但因為物價沒有可相比的指數，自由何價我就無從估計了。自由本身也是一種收入——一種極重要的非金錢收入——雖然在國民所得的統計數字中，自由是沒有計算在內的。

三、木匠之所以在香港每月能有四千多元的收入，只是因為有人出得起錢。這觀點也不對，原因有三。甲、若中國施行香港的私產制度，百廢待興，增加收入的人何只是木匠？當然，這「大躍進」總要些時日，木匠收入的增加會是較慢的。乙、木匠在中國的產品可以出口；像這位青年木匠的產品，何愁外地無價？但運費是一個問題。丙、據這青年木匠說，他和他的同行都曾多次被香港的公司請回大陸工作（例如建「中國大酒店」），除食宿以外，每日在大陸的工資是港幣一百七十至二百元。不請當地的工人而要請大陸出來的香港工人，其原因就是技巧知識與速度都大有不同。

四、木匠的訓練是在香港學習的；若在國內，比較現代化的技巧及工具就少了，所以收入難以增加。這觀點亦不容易成立。若中國真的實施私產制度，合約的形式既可自由選擇，又可得法律的保障，在香港及外地的科技或知識的擁有者怎會不大量到大陸投資？木匠在訓練期間的收入，因為需要受訓的青年較多，是會比在香港訓練的少，但學成後的收入增加卻會較為急速。

五、青年木匠年少力強，不能代表一般的中國人；所以大致上，國民平均的收入增長率是會較年青人為低的。這個觀點最有份量。但假若十八至四十歲的人跟木匠有相近的生產力，假若這些人占中國人口的三分之一，又假若其餘的人的收入增長率只能及木匠的四分之一；那麼中國若實行私產制度，每年平均國民的收入增長率，以復利計，仍達百分之三十五。六年之內，國民的平均收入仍會增加六倍。另一方面，我們忽略了目前在國內那無數的「待業」的人。若這些「待業」者因為轉換制度而自找工作訓練，增長率當更為可觀。

我在以上舉出的大陸來港青年的例子，是假設六年增加收入二十四倍。但這木匠兩年前的收入，已和現在的差不多。那就是說，以四年計，每年平均的復利增長率是百分之一百二十二。就算我們用諸多理由將這增長率減低，所餘的也應是十分驚人。

因為數字相距甚大，我們以上不嚴格的分析必須有很多錯漏才能否決如下的結論——

（a）中國若能急速地改行私產制度，國民收入必定激增；

（b）開始的十年八年的激增特別快。

日本的明治維新，將土地改為私有，經濟增長率就直線上升。但明治維新的產權改革，主要是將私用的土地加上自由轉讓的權利。中國若改行私產制度，其改進的差距就要比明治維新大得多。我們的主要結論可不是憑空想像的。



後記

十六年前，香港木匠的收入比大陸的高出二十四倍。今年（二○○○年），香港比大陸的大約只高四倍。要是大陸開放後執政者不繼續左管右管，一起筆就走香港在戰後所走的自由經濟的路，今天香港木匠的收入，充其量只能比大陸的高一倍。

我很滿意當年對中國木匠的分析及推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