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的方法（上）

據說熊彼德（J. A. Schumpeter）曾經在課堂上批評牛頓，指責這個如假包換的物理學天才只顧閉門思想，沒有將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開而留諸後世！這批評有道理。牛頓在物理學上的豐功偉績，是他在逃避瘟疫的兩年中想出來的；其後就再沒有什麼重大發現——雖是曇花一現，但這「一現」卻非同小可。愛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屢見經傳：可惜他天賦之高，遠超世俗，要學也學不到。

有些朋友以為愛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數據而將相對論想了出來，他們也可照樣推理。但愛因斯坦所能辦到的，跟他們有什麼相干？不自量力，以此為最！愛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種思想障礙。

我不僅不敢與牛頓或愛因斯坦相比，就是半個天才也算不上。正因為這個緣故，我倒可以寫一點有實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學回來的。一個平凡的人能學得的思考方法，其它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學。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專利權，與我們無關。

在大學唸書時，我從不缺課的習慣就是為了要學老師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試都考過了，我就轉作旁聽生。有一次，赫舒拉發（J. Hirshleifer）在課後來問我：「你旁聽了我六個學期，難道我所知的經濟學你還未學全嗎？」我回答說：「你的經濟學我早從你的著作中學會了；我聽你的課與經濟學無關——我要學的是你思考的方法。」

我這個偷「思」的習慣實行了很多年，屢遇明師及高手朋友，是我平生最幸運的事。這些師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著實不少。我細心觀察他們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個非天才也可用得著的來學習，久而久之就變得甚為實用。但因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綜合了各人的方法，作為己用。雖然這些人大都是經濟學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歸，強分門戶就是自取平凡。茲將我綜合了普通人也可作為實用的思考方法的大概，分析如下。



（一）誰是誰非毫不重要

假如你跟另一個人同作分析或辯論時，他常強調某一個觀點或發現是他的，或將「自己」放在問題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決不應被成見左右的。要「出風頭」或要「領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過程上，「自己」的觀點不可有特別的位置。「領功」是有了答案之後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對不同的觀點作客觀的衡量。

有些人認為佛利民好勝、強詞奪理地去維護自己的觀點，這是錯的。佛利民的思想快似閃電，但他認錯更快！因為他認錯太快，往往給人的印象就是沒有認錯。在我所認識的高手中，沒有一個推理時將「自己」加上絲毫重量的。事後「領功」是另一回事。

同樣地，在學術上沒有權威或宗師這回事——這些只是仰慕者對他們的稱呼；我們不要被名氣嚇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錯，所以他們的觀點或理論也只能被我們考慮及衡量，不可以盡信。當然，高手的推論較為深入，值得我們特別留意。我們應該對高手之見作較詳盡理解，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們不可以為既是高手之見，就是對的。高手與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廣泛，後者膚淺而狹窄。

我一向都佩服史密斯、米爾及馬歇爾等人。但當我研究佃農理論時，我就將他們的佃農理論一視同仁，沒有將他們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將他們的理論推翻的。



（二）問題要達、要淺、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問題問得好，答案就往往得了過半。在《讀書的方法》一文內，我述說了求學時的發問主旨。以發問作為思考的指引，有幾點是要補充的。

第一，問題要一針見血。這是佛利民的拿手好戲。你問他一個問題，他喜歡這樣回答：「且讓我改一下你的問題。」（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一改，就直達你要問的重心，十分清楚。我們凡夫俗子的倣傚方法，就是要試將一個問題用幾種形式去發問，務求達到重點的所在。舉一個例子。當佛利民解釋某法國學者的貨幣理論時，我問：「他的主旨是否若時間長而事情不變，人們就覺得沉悶？」佛利民答：「你是要問，是否時間越多，時間在邊際上的價值就越少？」這一改，就直達經濟學上的「替換代價下降」（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無需答我，答案已浮現出來了！

第二，問題要問得淺。這是艾智仁（A. A. Alchian）的專長。談起貨幣理論，他問：「什麼是貨幣？為什麼市場不用馬鈴薯作貨幣？」當經濟學界以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難為熱門的爭論時，艾智仁問：「什麼是功用？什麼是量度？我們用什麼準則來決定一樣東西是被量度了的？」這是小孩子的發問方式。後來艾智仁找到了舉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斷的方式加上數字作為衡量的準則，而功用就只不過是這些數字的隨意定名。假設每個人都要將這數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這武斷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釋人類的行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與社會福利無關！

我自己的「佃農理論」，就是由幾個淺問題問出來的。傳統上的理論，都以為土地的收成若要將一部分分給地主，那麼地主以分帳的方法徵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徵稅一樣，會使農民減少努力生產的意向，從而使生產下降。我問：「既然生產下降，租值就減少了，為什麼地主不選用其它非分帳式的收租辦法？」我再問：「假如我是地主，我會怎麼辦？假如我是農民，我又會怎麼辦？」

第三，要斷定問題的重要性。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問題的重要與否是慣例。赫舒拉發更喜歡把這衡量放在一切考慮之前。學生問他一個問題，他可能回答：「這問題不重要。」於是就想也不再想。認為是重要的問題呢，他就從座上站起來！

判斷問題的重要性並不太難。你要問：「假若這問題有了答案，我們會知道了些什麼？」若所知的與其它的知識沒有什麼關連，或所知的改變不了眾所周知的學問，問題就無足輕重了。

有很多問題不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問題。什麼是蠢問題呢？若問題只能有一個答案，沒有其它的可能性，那就是蠢問題了。舉一個例。經濟學是基於一個「個人爭取最大利益」的假設；這就暗示著個人生產是會盡可能減低生產費用。有一個學者大做文章，問個人的生產費用是否會過高了？但基於這作者自己的假設下，「過高」是不可能的。佛利民就下評語：「愚蠢的問題，得到愚蠢的答案，是應有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