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是維護政制的代價

在人類歷史上，我們沒有見過像文革那樣摧殘知識的事——就算是在歐洲文藝復興前的黑暗時代，也難以相比。既然沒有歷史的經驗，我們就無法估計文革的後遺症。事實上，中國人的無知，是不能完全歸咎於文革的。自古君主專政，逼令人民奉讀聖賢之書，說什麼三從四德，早就將中國人的先天智慧視如糞土。到了清末民初，梁啟超及胡適等人曾將一潭死水吹動了少許，但跟著就是兵荒馬亂，左革右革的搞了幾十年。

自「解放」以來，中國對思想的約束與日俱增。文革只不過是共產教育推行得最徹底的一次經驗吧了。姑勿論共產制度對經濟的不良效果，單是這制度對知識的禍害，不管我們從哪一個寬大的角度看，都沒有半點可取之處！不僅共產中國如此，所有其它共產國家也如此。在我們現有的日新月異、五花八門的日用品中，重要的科技發明可算包羅萬象，但我總是想不到有哪一樣是在共產國家內發明的。

更不幸的是，當中國閉關自守，推行共產政制，以馬、列、毛的思想大事壓制所有學術的幾十年中，歐美的知識增長剛好是人類歷史上最快的幾十年。到今天，中國的知識水平，比起其它較為先進的國家，差別之大，恍若隔世！不僅是社會科學如此，其它科學及工程學也是如此。共產的「優越性」何在？

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約翰遜教授（D.G.Johnson），在四度訪問中國後，路經香港時，對我說：「假若你認為現在中國的知識水平低落，那麼你再等十年吧！」約翰遜很關心中國的前途。他認為十年之後，目前在三、四十年前受過良好教育而寥寥無幾的人將已老去，而文革期間的青年卻到了他們的盛年。這其中含意著未來的無知而霸道的恐怖，很多外國學者都有同感。

在《沒有兄弟姊妹的社會》一文內，我指出中國的人滿之患並不是人多，而是多而無當。知識低落是中國的人口困難所在。在該文我又指出，中國目前的「一家一孩」政策，若再堅持下去，將來就會有無法補救的「舉目無親」的後患。以經濟制度的改進來提高父母養育孩子的機會成本，積極普及知識教育，是解決中國人口問題的最可靠辦法。


自由選業可助知識投資

關於知識貧乏的困擾，中國的執政者是知道的。幾年來他們將門戶開放，引進外國科技。經過三年的研究及修改，保障科技發明的專利法已開始在今年四月一日實施。同一期間，中國大量增加了大學的設立，容許了不同觀點的書籍在市場出售。佛利民的某些著作的中譯本，沒有被刪改（雖然在國內的一般書店不易找到）；而我自己的《賣桔者言》，在國內也可閱讀（據說要公開發行仍有困難）。大學學位的爭取已不再以政治背景為準則；交白卷的人早已無用武之地了。不久前北京又公佈任何可自費出國留學的人，出境不會受任何限制。這些轉變，是令人欣慰的。

但要推廣教育，要廣泛地提高知識，談何容易！因為資源不足（包括師資）而引起的種種困難，是不能在短期內解決的。令人感歎的，是目前在國內仍然有著多種人為的障礙，使貧乏的資源在教育上得不到有效的運用。這些人為的障礙一日不除，要在二三十年內將知識現代化是不可能的。

我們可以將這些人為的障礙分為兩類。第一類就是在共產制度下，人民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知識的投資就不能依照市場的指引而自動自覺地發展。這個困難我曾屢次分析，而我自己認為說得最清楚的一篇是《知識與共產政制》（見《賣桔者言》一書）。這裡不需要再談了。在這問題上，我要在此順便一提的，就是雖然我在國內曾遇到不少無心向學而又夜郎自大的青年，但求知若渴的青年倒也大不乏人。曾到國內講學的朋友跟我自己的經驗一樣，就是在某些場合內遇到的一些中國青年，他們所表現出的求知態度，令人欣賞。可見中國只要能有自由的競爭環境，勤奮好學的青年就會大量湧現。


不要再搞思想教育了

我在這裡要強調的另一種人為的知識障礙，是所謂「政治改造」或「思想教育」。因為要維護他們所推行的政制，執政者就將「思想教育」作為大前提，強迫人民接受。當然，假若推行的政制是受一般人民擁護的，這些「教育」就是多此一舉。我認為要衡量一個政制的好壞，在大致上是可以用政府的「思想教育」多少來排列的。一個政制沒有思想自由或言論自由，是因為政制本身不是眾望所歸。

雖然近幾年來中國是比以前開放了很多，但到國內走走，跟學生或教師們談談，買報紙或開電視看看，我們就發覺到政治意識的「思想教育」，還是極其顯著。經過了這麼多年的不成功的「改造」，中國的執政者似乎仍然是相信人是可以被「教育」改為大公無私，仍然相信統戰會對生產有貢獻。不久前讀到齊辛在《信報》寫的《中國新十二誡》——五講、四美、三熱愛——令人啼笑皆非。

我對政治一無所知，不能對愛黨愛國的各種「正確思想」與政權鬥爭的關係下評語。但在知識增長的問題上，「思想教育」有三個明顯的害處。第一，人的腦子對知識的容量很奇特。它可能容納得很多，多得驚人；也可能容納得很少，有如石頭。將一些與知識格格不入的東西塞進腦子裡，腦子的容量就小得出奇。相反地，若放進了與知識相通或能起共鳴的東西，腦子的容量就會擴大。在這問題上，我不是根據什麼生理學的見解，而是任何從事教育多年的人，都會同意若要教出好學生，第一步就是要將他們腦子裡的廢物除去。成功的知識教育不是要將大量的東西放進腦子裡，而是要考慮放進去的是什麼。要維護政制的「思想教育」與知識格格不入，對後者的不良影響是難以估計的。

第二個害處，「思想教育」是要人未經考慮就相信。這些強迫教育，與靈活思考水火不相容。有了不思而信的習慣，腦子就會硬化，比較深入的見解就無法領悟，創見更不用談了。我不妨舉一個我們熟知的例子。香港的學生良材美質，狀元之材比比皆是，但因為自小受了硬性的「考試」教育，所以在國際學術上能佔一席的香港學者就不多見。在一個以自由聞名的社會尚且如此，中國的「思想教育」怎會不抹殺了知識的增長呢？

第三個害處，「思想教育」是要花費資源的。國內的課程還有非選不可的「政治」課。更重要的，就是所有的傳播媒介——電台、電視、報章——還是被用作政府的宣傳工具。在目前的中國，人的普通常識可能比學術或科技知識還重要，而在資源貧乏的情況下，大眾傳播媒介是最有效的教育資源。在要急起直追的今天，中國怎可以還將宣傳放在知識之上呢？

經濟制度會影響知識的增長。這方面的改進，是改制度，要急也急不來。但知識卻又是維護政制的代價。在原則上，只要執政者能決定不再以「思想教育」來維護政制，一個莫大的障礙就可以立刻清除。要改進制度，又要維護制度，這豈不是有矛盾嗎？或曰：中國現在的「思想教育」，並不是維護制度，而是要維護制度的改進。但假若制度真的被改進，又何需要用「思想教育」來維護呢？胡耀邦及其它執政者堅持黨教育的重要，但他們又顯然有誠意推廣知識。難道他們真的是不知道「思想教育」對知識的禍害？


二○○○年後記

此文發表於十五年多前，以今天國內學生求學的情況來品評，算是過時了。但我把它保留下來，好讓我們能衡量國內十多年來的改進，也體會到好些無謂的約束還是存在的。


二○○二年後記

大約自一九九五年起，中國學生的學習氣氛非常好，我平生所遇，只有美國在五、六十年代可以相提並論。雖然師資不足，讀物難求，但因為有計算機網頁的協助，中國學子的知識增長真的是一日千里。這是我近三年來對中國的希望向上提升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