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問答室 15 - 34

香港 SAIWANHO 問：

請教教授對電子遊戲機影響孩子日後思維的看法?


答Saiwanho：

電子遊戲對孩子的不良影響，是不能培養出想像力。那種遊戲有固定圖案，而且不是孩子自己設計出來的。



回憶童稚時，玩的無論是放風箏、彈珠子、釣魚、下象棋、乓乒球、射雀鳥，等等，沒有一項不是靠自己的想像，用自己的思考而加以改進的。當年父母子女多，忘記了我，沒有給我買玩具，但不管。我於是跟鄰居的窮孩子玩耍，跟他們比賽那些「原始」玩意，好些時發明自己的。



大約十四歲，家在香港西灣河的山頭，我在山上找到一隻鳥蛋，自己用暖氣孵出小鳥，細心養大後，該鳥到處覓食，聽到我的口哨會飛回來，站到我的肩上。我的一位姊夫從廣州訪港，見到我可把飛鳥招之即來，驚為天才，可惜沒有人相信他。

北京 仰望星空 問：



你覺得如果北京要遷都的話遷哪比較合適，因為這邊成本、環境各個方面太高了。





答仰望星空：



遷都？不要吧！北京有氣派，有歷史文化，作為神州大地的首都是適合的。不要忘記北京有故宮，有長城，了不起，而這些偉大的建築物是搬不動的。



如果問哪裡是次選，倒有意思。中原代表著的是古文化，二千年前農業要靠黃土地，中原也是絲綢之路的起點。今天情況不同了。地球一體化，離海岸太遠不宜為都。國民黨昔日選重慶，因為山多，較易防遇日機轟炸。那是軍事無能的選擇，令人痛心。南京有可取之處，但夏天太熱，離海也略嫌太遠。上海是太大的大都會，外國的經驗說不宜為都。廣州、深圳等地過於偏南，選之不智。



以我之見，次選應該是杭州。昔日南宋「直把杭州作汴州」，可不是胡亂的選擇。是的，地球一體化，首都次選應該在長三角一帶，而這一帶中首選看來是杭州。

浙江 毛毛 問：



當您對一問題百思不得其解時，你選擇逃避還是繼續想下去？





答毛毛：



一個有趣的問題，百思不得其解，我的處理辦法是擱置。擱置，如果問題真的有趣味，自己會禁不住久不久想一下。如果擱置了一些時日不再想，是因為自己失卻了興趣。沒有趣味的多想無益。擱置於是有這樣的一項功能：可以淘汰趣味不足的問題。



這裡要注意的，是沒有趣味的話題，答案怎樣精彩也不可能傳世。一個學者的成敗得失，趣味性非常重要。這是品味的問題，要培養的，至於如何培養我拿不準。



擱置難題的第二項重要功能，是久不久回頭再想，可有奇效。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不少問題我是擱置後再想，不斷地回頭，在某夜夢中，或某瑣事啟發，突然間得到了答案，彷彿得來全不費功夫。鍥而不捨的追求是學問之道，但過程中需要擱置。你要培養出一點好奇心，要懂得不斷地回頭再想。



我認為集中火力而強攻不下的現象，是應驗了經濟學的邊際產出下降定律。擱置後再想，可以脫離這定律的約束。

福建 言進 問：



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最終應該改成怎樣才合適？





答言進：



國企的困難有二，相連的。其一是權利界定不清；其二、不是自己的錢，使用時不夠謹慎。解決的方法有二。一是把國企賣出去給私營者，讓一傢俬營或民營企業獨佔。二是發行股票，以股份界定權利。選擇後者，要有一半以上股權沽出，而所有持股人要按股份的多少授予投票權。更重要的，是股份沽出後，一定要有自由的轉讓權。



投票權重要，因為是一種話事權。不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其效果與民主投票是不同的。你可能不同意，但如果不論股份多少，一人一票，多持股份的人的權利就會容易地被少持的剝奪了。轉讓權重要，有兩個原因。一、某甲認為企業應有可為，但做不對，可以增持股份而爭取多一點話事權。二、某乙認為企業不成氣候，啞子吃黃蓮，可以把股份沽出。沽出或不買是一種懲罰，有效的。這是市場功能最重要的一部分。你不喜歡任何產品，罵之勞氣，不買是最有效的懲罰。所以二十多年前我說過，市場是最民主的地方。

陝西 王端 問：



請問腐敗現象還有抑制的辦法嗎，如果有是什麼？尤其是中國的腐敗問題。





答王端：



防止貪污或腐敗最有效的方法，是廢除貪污的機會。任何政府管制都創造了貪污的機會，但有些管制，例如交通法例，不可無，貪污也因而無可避免。



二十年前我說過一句舉世嘩然的話。提到貪污，我說如果你把一個美人，脫光了衣服，放在我的床上，要我不想入非非極之困難。後來我寫了一篇短文，弗裡德曼見而愛之，發表後在國際學術界搞起了一點波浪。我說不是管製法例引起貪污那麼簡單，好些法例是為方便貪污而設立的！該文相當過癮，可見於《張五常英語論文選》第二十七章。



今天中國的腐敗貪污，還有兩種。其一是權力或權利混淆不清，於是導致混水摸魚的行為。其二是公非公、私非私——例如今天國內的教育與醫療。在公非公、私非私的情況下，以公為私地賺取外快的行為很普及，以至醫院出現了見死不救的情況。賺取外快是否貪污很難說：先進如美國，大學教授也有這樣的行為。



解決這後二者的腐敗，方法有二。其一是要清楚地界定權利，其二是要把公歸公，私歸私。其實這二者是同一回事：防止腐敗要把權利界定得清楚。談何容易哉？

河北 井田 問：



請問張五常先生，我讀過您的許多文章，請問您在解釋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問題中，有沒有一個或幾個基本的理念作基準？





答井田：



從一個小故事說起吧。一九六六年，幾次更改論文題目也不稱意，跑去見老師赫舒拉發，問他怎樣才算是可以接受的論文。他說：「我不能告訴你怎樣的論文可以接受，但可以告訴你怎樣的論文不可以接受。如果你說這是因為需求，那是因為供應，論文是廢物，不能接受。」這幾句話我想了很久，後來寫成的論文《佃農理論》是刻意地沒有提及需求或供應的。



沒有提及，但知道需求定律不可或缺，知道局限條件的轉變是這定律運作必須有的內容。從那時起到今天，我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及推斷來來去去都用需求定律與局限轉變，別無其它。走了數十年這樣的路，熟能生巧，自覺用得虛無飄渺，出神入化，有點自豪。



一九八一年推斷中國的發展，我掌握了局限的轉變，所以推得准。今天中國的情況複雜得多，局限及其轉變不容易拿得準，分析遠為困難了。樹大招風，國際的政治壓力有點發神經。海龜的後起之秀，拿出博弈理論來作建議，我這個古人更摸不準。國家未富先驕，局限的轉變要怎樣處理才對呢？



要記著，解釋與推斷相同。推不出等於解不了。

香港 樂 問：



近日買了CCTV 出版的《大國崛起》，其中第11集談到1920年代美歐的經濟大蕭條，但並沒有提到原因。請問教授我們應怎樣解釋這個現象呢？另外，片中提到因為美國政府的有形之手，使美國走出大蕭條的困局，請問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呢？





答樂：



沒有看過「大國崛起」。



美國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弗裡德曼的巨著《美國貨幣史》有詳盡的分析，好的。但我認為不單是貨幣量供應不足那麼簡單。我認為二十世紀開始時，美國推出最低工資，政府支持工會，推出了福利制度，也推出了反托拉斯。有了這些人為的局限，蠢的，貨幣量不足── 且持續不足──就出現了持久的大蕭條。



我這樣肯定弗老的分析不夠全面，由於中國九十年代朱鎔基約束幣量很嚴重，有嚴重的通縮，樓價下跌了四分之三，但失業率只百分之四，增長率保八。這顯然是因為中國當時沒有美國當年的愚蠢的人為局限。中國的經驗，使我意識到西方的宏觀經濟學是沒有什麼值得學的。



至於美國的大政府政策使該國走出大蕭條之說，絕對是胡說八道。美國的大蕭條是二戰的發生才打掉的！很可悲，美國靠二戰脫離大蕭條，使不少人認為戰爭是挽救經濟之道。發神經！

北京 衛了 問：



請問張大師，在教育小孩子成人的過程中，您認為家長要緊緊抓住的幾個原則是什麼？





答衛了：



不是專家，但自己有兩個孩子，孩子出生前讀了不少關於教養孩子的讀物。加上後來自己的經驗，重點如下。



（一）孩子兩歲之前，父母要給予無限的愛與關懷。這是因為嬰兒在母親的腹中很舒服，一旦面世，受到的刺激孩子不容易應付。無數論著說，嬰兒吃母親的奶是重要的個性培養，而孩子在懂事前得到無限的愛，長大後得到精神病的機會大幅減少。這是說，兩歲前孩子是不會被寵壞的。教育大概是三歲開始，因為那時可以開始跟孩子講道理。



（二）教育的重點有二。其一是培養孩子的興趣。不管是什麼，只要沒有害處，任何興趣都要培養。其二是培養孩子的想像力。這方面我說過多次了。



（三）獎賞遠勝懲罰。孩子表現得好，表現得對，就獎賞；孩子做了壞事不用罵，只搖搖頭，忙顧左右而言他。



（四）要鼓勵孩子嘗試。我認為每個孩子，除非天生智障，某方面總有自己的天賦。天賦一般是發掘出來的，不嘗試不容易知道。



（五）不要把自己的孩子與鄰家的相比，更不要在孩子面前批評鄰家的。要培養出孩子跟自己「競爭」的習慣，懂得怎樣改進自己。至於孩子與其它小朋友競爭，無可避免，不要壓制，但也不要鼓勵。



（六）更改孩子的壞習慣，我的法門是堅持，一貫，半步不讓。因為這方面管得嚴，我只管很少的。可以不管一律不管。

東京小丁問：

中國的生產和流通中，無論農產品，服裝，日用雜貨，還是汽車，手機，電子元件，各種工業原料，都在批發市場裡成交。這一現象，在西方發達國家工業化的進程中，是難以觀察到的。為什麼？



答小丁：

今天中國的市場比西方的自由得多。朱鎔基這個人有大將之風。當年他認為要管的管得緊，認為可以不管的完全不管，於是促成今天中國的市場自由。我恐怕這自由早晚保不住，因為利益團體開始出現，而從西方回歸的名校博士急著要把西方的蠢政策引進。

你可能不同意上海的出租車司機每星期工作三天，工作天駕駛十七個小時，但你要同意這是自由選擇。無數零售店的職員也是每星期工作三天的。差不多任何製造品，除了電器之類，在中國可以訂造，價格差不多。建築或裝修用品，一店之內，有零售價，有工程價，有批發價，懂得「出術」的顧客可獲甜頭，不懂的就中了價格分歧之計。

想想吧。先進之邦有多種工會，有環保及安全保障等種種法例，多如天上星也。只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太太給我到商店買枕頭，高檔的，內裡用多少個安士的毛立刻替你造，試用後嫌太小可以拿回去，加三個安士，要補早就指定的錢。在美國你要有這種方便嗎？發神經。枕頭規定要在工廠產出，要釘上小布牌說明是安全的，政府批准的號碼印得清楚。

朋友，你要用品絕對安全嗎？打起官司動不動美元數十萬，產出者當然把這些可能的費用加到物價上去。

不要忘記，先進之邦零售商有工會，批發商也有工會。差不多各行各業都有工會。這樣，河水怎可以犯井水呢？

北京木頭鳥問：

請教授解釋一下以一籃子物品為錨的貨幣制度？

北京崔問：

如果世界各國都以一籃子物品為錨來作為貨幣制度，甚至都以同樣的一籃子物品為錨，這時影響匯率的還有些什麼因素？匯率的變化是不是就不再對一國的貿易有影響了，這時是不是就真正回到了「比較優勢」的貿易狀況？



答木頭鳥＆崔：

解釋了幾次，這裡再說。讀者不要想得那麼深，因為其實是很淺的。如果二百元可以買到一大籃子水果，很多不同類的，不同水果的比例保持不變，政府可以這籃子為貨幣之錨，擔保二百元可在批發或期貨市場購得該籃子。籃子的二百元之價不變，但籃子內的不同水果的相對價格可變，可以大變，但政府還是擔保二百元可以買到該籃子種類比例不變的水果。

定二百元買到該籃子的指數為一百，堅守，通脹或通縮就只能在籃子外之物出現。如果籃子內的物品選得有足夠衣、食、住、行的代表性，通脹或通縮就不會出現了。調整指數，例如改為一○一或九十九，就是改變通脹或通縮。維護指數的方法，是增加或減少貨幣量，或用外匯儲備幫忙。

政府不需要提供籃子內的物品。佛利民當年以為需要，所以認為這樣的貨幣制度成本太高，但朱鎔基證明政府是不需要提供物品的，只要擔保持有貨幣的人可以在市場購得該籃子。這是一種不需要政府提供實物的實物本位制。

昔日的黃金本位制，用實物，或紙幣的發行政府答應有求必應地提供指明的黃金量。這種本位制的困難，其實不是因為政府的黃金儲備不足，而是籃子內只有一種物品：黃金。這樣，如果市場黃金不足，金價大升，通縮會出現。相反，發現大金礦，會有通脹。貨幣單鉤一種物品就有這樣的麻煩。該物品價格的急升或暴跌會促成經濟大波動。

以紙幣擔保本位的金或銀，在中國據說起於元代。到了國民黨，這種紙幣擔保金或銀很普遍，是大笑話，因為全是騙人的。痛定思痛，北京懂得不這樣做。貨幣單鉤一樣物品不妥，幾樣可能不夠，三十種以上可行，但要選有一般代表性，也要選有期市或批發市場完善可靠的。要記著，政府腐化，什麼貨幣制度也不管用。

也要記著，貨幣的基本用途是協助貿易，不應該用作調控經濟。在沒有實物為錨的貨幣制度下，稱fiat money，以失業率、增長率、通脹率等「目標」為錨，調控經濟的貨幣政策不能不用！如果國家有嚴重的社會福利或最低工資等，失業出現，貨幣政策有用處。這是美國貨幣制度今天的困境，加上以貨幣政策支持戰爭，就是上帝也幫忙不了。

昔日蒙代爾與佛利民對歐元一體化是否可行有分歧，因為佛老認為歐洲的不同國家有很大的失業率差距，政治上歐元守不住。想不到，今天，歐元的主事人鐵石心腸，完全不管某些國家的奇高失業率，你要死就讓你死到夠。這樣堅持下去，德國、法國等高失業國家，其工會勢力會節節敗退。這樣看，歐洲的經濟前景是優於美國的。

如果世界各國都以同一籃子物品為貨幣之錨，匯率會固定不變，因為基本上是同一貨幣。比較優勢定律如魚得水也。這應該是最好的地球貨幣制，但所有國家都要放棄貨幣政策。見失業忙顧左右，讓經濟壓力瓦解工會及最低工資，而戰爭及福利則要靠抽稅了。

香港 Jason 問：

前幾天讀教授的賣桔者言結集,當中提到教授對實證經濟學這一分支非常樂觀.過了這麼多年,教授對這個分支的發展又有甚麼看法?


答Jason：

我很失望。今天的經濟學脫離了實證之途。發生了什麼事？受到了什麼咒詛？我這一輩的老頭子專家搖頭歎息，拿不準。

一個最可能的解釋，是今天的助理教授要升職，或要拿個鐵飯碗，校方要數文章多少，發表在哪些學報。真理如何沒有誰顧及了。

我與高斯的看法一致：不知世事，我們無從解釋世界。調查世事或現象是艱巨工程。我以速度知名，但調查一項小題材往往要花上一年半載。

今天的經濟學文章，廢物之多奇觀也。當然，不少後生小子認為自己是理論天才，搞些數學方程式而達正教授之境。後生真的那麼可畏乎？想當年，夏理·莊遜認為我是數十年一見的理論人材，不少其它前輩也那樣看。但我就是不敢搞純理論，恐怕一不小心，試圖解釋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

說過多次，經濟學的實驗室是真實世界。此室也，精彩過癮，但因為不可能像物理、化學那樣，在實驗室內操控實驗，用之極難。我要在街頭巷尾跑了多年才學會了怎樣用。

lysc 問：

教授怎麼看開發西部的政策？

蘭州大學漠北寒雕問:

請問張教授對於中國的西部開發有何見解?西部多為沙漠,氣候乾旱貧瘠,請張教授為下一階段的西部大開發指條明路?



答lysc＆漠北寒雕：

中國位於地球最大的一塊陸地的東部，地球向東轉，地有吸力，風於是向東吹，整塊大陸的不良氣候都吹向中國，與有西岸海風的國家相比是不幸的。更不幸是中國的地勢不是那麼好。山多，西藏缺氧，新疆缺水，且氣溫的上下差距大得不宜居住，是以為難。

我認為發展西部是主要希望，是礦物的發現。比起澳洲、加拿大等地方，中國的礦物資源實在少。但這可能是因為中國西部很多地區沒有深入地探測過。說不定上蒼不是那麼偏心，中國西部其實礦物豐富，只是還沒有探出來。

少小時在國內讀書，老師及課本老是說中國的礦藏豐富，但除了這裡那裡有一點，今天還是得個「講」字。目前的國家政策，是地下的資源是國家的，私人不得佔有。這是大錯，因為靠政府探測，不會有大作為。所以我認為發展西部的當務之急，是推出界定地下礦藏權利的法例，鼓勵私人投資者破費探測。

一九六三年，在一個小會議室中見到費利民應對十多位蠢教授。其中一位問佛老：「私產有什麼好處呢？」佛老想也不想就說：「如果一個人在家中的後園，發現一塊大石上面可以種出珍貴的水果，他會立刻培植。但如果這個人在一塊公地上發現那塊奇石，他不會告訴任何人，自己如果不能偷偷地培植就置該石於不顧了。」

網友問：

為什麼各國要實行禁賭的政策？


答網友：

一般而言，沒有管制就沒有貪污（雖然今天中國的貪污有其它的）。一九九六年我發表了一篇英語短文，引起波動，題為《貪污的一般理論》，其中提到好些管製法例是為方便貪污而設立的。

反對賭博是倫理上的事，有社會大眾支持，說來好聽，但禁賭法例促成貪污舉世皆然。容易通過，但其實賭博不是社會不可以接受的傷天害理的事，所以無須趕盡殺絕。這樣一來，公安或警察收受黑錢，或明或暗地容許賭博就變得順理成章了。

香港禁賭，但政府本身設立賭馬、賭波，不是明顯地違反了道德、倫理之說嗎？再者，賭馬、賭波是政府的專利，外圍私下經營同樣的賭博，必禁，禁之必力。這是維護政府壟斷賭博的政策了。

沒有跟進香港今天的貪污情況。三、四十年前，黃、賭、毒這三個行業政府皆禁，貪污也因此無日無之。警察爭地盤，例如灣仔及旺角一帶，是肥地，任何駐守這兩區的警長皆豬籠入水，而警長的上頭也過癮之極。我絕不懷疑當年警長的上頭也因為黃、賭、毒的被禁而收入暴升，也不懷疑傳說的某一兩位港督也分得開心。

香港 dickson 問：

請問教授對於自創下五常制(香港高級程度會考經濟科有別於其它科目的制度)多年來的感想?


答Dickson：

當一九八二年我被迫接掌香港中七的經濟高考時，一看之前的考生試卷，就認為他們全被教壞了。他們生吞硬吐，答題如放水喉，見題目就把大約有關的背出去，中了香港教育之毒，近於無可救藥，何況一般的經濟學課本皆胡說八道。我於是跟當時的考試局與教育司署大吵多番，不讓他們多管他們毫不知情的學問。

想想吧。今天每年經濟高考約一萬考生，其中有多少個將會成為經濟學家呢？恐怕一個也沒有。經濟學既不教人賺錢，也不教人改進社會，既然中學修經濟的將來成為經濟學家的機會近於零，那麼在中學選修經濟有什麼用處呢？答案只一個：利用經濟分析的思維給後生小子一點啟發，試圖把他們的腦子打開。二十多年過去了，有點成績。香港的學子看事比國內的客觀，思想的成見約束較少，分析能力也較強。

換言之，我是利用經濟學作為一種思想工具來訓練年輕同學的。不易。對政府機構拍台拍凳的行為惹來非議。當年免費在晚上教了中學老師三年，筋疲力盡矣。我深信一般的少年都聰明，只是被教壞了。思想走進了一個死胡同，天才等同廢物。想到這一點，當年我立下心腸，考生答題時不動用腦子去想，不能讓他及格。只要想，按著基礎原理去想，想錯了無傷大雅。這是我定下來的原則，雖然試卷太多，改卷的老師水平參差，不容易辦得稱意。原則對，於是堅持下去。

一往情深問：

請問張老師，當前中國的政制架構與秦漢以來的中央集權政制架構有何根本的不同？


答一往情深：

民主投票的弊端無數，這是海耶克、貝加、阿羅、布坎南、佛利民等諾獎得主分析過的。我認識這五位，不容易誤解他們之見。但他們大致上同意，獨裁的主要弊端是暴君可能出現——民主投票可以把暴君清除。

看今天中國的政治制度，我認為暴君出現的可能性是零——北京的領導人不難下馬，胡作非為的比民主制度還要容易下台。雖說中央集權，亂來可不容易。有關中國政治體制的文件，「內部」的，一般不是秘密。不容易讀得懂，也不是文件怎樣說政府一定怎樣做。我大略地研讀過，對政治沒有興趣，讀不起勁也。知道的大概，是昔日秦漢的政治架構與今天中國的是兩回事。

跟任何政治體制一樣，中國還存在很多問題。知得不多，還沒有資格分析。不要舉鎮壓的例子作為暴君的證據。不少民主政製出現過鎮壓行動，就是被認為民主最成功的美國，越戰時反戰的在校園受到鎮壓，真槍實彈，有學生被殺了。

中國需要政改嗎？當然需要，但問題看來不是在「中央集權」那方面。我不反對強政府，但認為應該不管的政府不要管。是深學問。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顯然要結合得宜。今天中國的經濟體制史無前例，好的，但近來有走下坡的跡象。經濟體制與他國不同，政治體制應該有別。要用哪種政治體制才能與天下獨有的經濟體制結合得宜呢？這是問題，我沒有答案。因為經濟制度有別，把外間的政治體制搬進，可能闖大禍。

日本 LY 問︰

如果時間倒流，回到38年前，教授會考慮如何安排自己的學術生涯？有沒有可能比實際做得更好？會不會把精力集中放在某些特定的方面？如果會，那又是哪些方面？是否會考慮拿出一部分時間來掌握數學工具，把自己的一些觀點表述得更淋漓盡致？


答LY：

回頭看，我恨不得當年不發表任何經濟文章，只寫像《佃農理論》那個水平的書，一本一本地推出。也是回頭看，我這個曾經被批評為不務正業的人，其實非常多產。英語論文結集長達八百頁，其中有七、八篇可以傳世。中語散文千二篇，什麼題材都有，絕大部分是分析性的！攝影集出版了八本。《經濟解釋》那套書很完整，殺出重圍，不知將來的思想史會怎樣說。

奇怪，沒有意圖，但在經濟學、中語文字與攝影這三方面，我走到自己可以做到的盡頭。這個發現，使我意圖第四項——書法——也希望走到自己的盡頭，痛快一下。有機會，但不肯定。無意而達，有意可能不達！

關於數學，興趣不足有三個原因。其一是我選走的經濟學的實證路線，數學的幫忙不大。其二是如果要用，數學我可以自己發明。牛頓當年不是為了解釋物理而發明了微積分嗎？我發明過，數學專家說對是對，但十分難看，於是不再染指。其三是數學本身沒有內容。任何玩意我是著重於內容的。少小時下象棋，有機會成為國手，但象棋沒有內容，提不起興趣，過了不久放棄了。在芝加哥大學時，研究工作後無所事事，在國際宿舍打橋牌，不半年拿得數千師級分數，但也因為沒有內容，放棄了。放棄了的玩意，奇怪地永不回頭。

科學是有內容的。藝術也有，所以我對藝術有興趣。

重慶 Zane 問：

請問五常先生是怎麼看J.S.巴赫的音樂的？


答Zane：

如果要學音樂，我會深研巴赫。如果要深入地品嚐古典音樂，我會常聽他的。可惜我沒有這樣的時間，聽音樂只是為了舒閒，為了在情感上得到一點共鳴，一點安息。這樣，我選聽莫扎特。

莫扎特的音樂是完全不需要懂、不需要明白才能欣賞的。正如莫奈曾經這樣說過自己的畫作：「好些人說要明白我為什麼那樣畫。但他們不需要明白，只是愛看就足夠了。」

莫扎特的音樂，聽者是完全不需要知道作者寫的是什麼，或是為什麼而作。旋律幽美，變化自然，感情洋溢，聽者還需要知道什麼呢？聽貝多芬我們要略知一點——這裡那裡是代表著些什麼。聽巴赫我們要知得更多。他的樂理與結構、和音的變化與配搭等，妙絕，可惜要下功夫作點研究才能真的欣賞。

杭州 古滅居士問：

如果政府給香港大片的土地，讓香港的規模和北京、上海差不多，讓香港按照自己的體制去運行，香港有沒有可能從各個方面把東京給比下去呢？



答古滅居士：

香港的經濟政策走火入魔，多年以來搞高地價政策，政府不把空置的土地盡量放出市場。如果今天上蒼送一大塊土地給香港，指明要放出去，那裡的地產商會叫救命，而買了樓的眾君子破產無數，銀行說不定要倒閉了。

北京好學唔學，在土地政策上，這幾年某程度學香港。他們反對樓價上升，亂搞一通，其實最簡單而又可取的辦法是多把土地放出去，加上調整容積率，樓價要之不升就不升，要之下跌就下跌。從天上看地球，居住與工業所需的土地甚少，何況住宅樓宇可以建到山上去。目前北京的土地政策是不對的。

作為金融中心，只要中國大事開放金融，解除匯管，上海無與匹敵。不僅雄視亞洲，雄視地球也指日可待。香港早晚比不上，因為雖然時間相同，上海的太陽早出一個小時，可以先開市。紐約的太陽比芝加哥的早出一個小時，後者的股市搞不上去。

山西小馬問：

請問張教授如何在年過七旬卻還保持著如此清醒敏捷的頭腦,是幾十年的用腦鍛煉嗎?


答小馬：

我也覺得奇怪。回顧自己四十年前寫下的文章，細想當年的思維，靈活性與鋒利性今天不及，差不大遠；記憶力下降了很多。另一方面，分析力今天依舊，而判斷力與品味今天是較為優勝了。整體來說，智力上我還在自己的高峰期，對重要性的判斷今天勝。

我重視自己的智力有否退化，喜歡客觀地衡量自己。一旦察覺到智力明顯地退化，我會轉向藝術那邊走，會集中地寫好書法，甚至學水墨畫。藝術是感情的表達，可以很老還有大成。不少朋友，腦子退化了，與高峰期差很遠，但他們不知道，或不承認，分析性的文字寫得潰不成軍，思維毫無新意，或胡說八道，令人尷尬。我希望自己到期時知所適從。今天過了七十，衡量自己做得比較多。孔子說：五十知命，七十從心。

無可置疑，思想是腦子運動，不斷地運動腦子可以減慢退化。我可能比其它人優勝的，是興趣廣泛，在幾項不同的玩意上打轉，就是寫中語散文也是無所不談的。這樣，經濟學說的邊際產出下降定律會多放我一馬。這是說，興趣廣泛的，不集中於一項，腦子退化會延遲一點。

也可能與生理有關。我的兒子是醫學博士與生物學博士，對生理之道算是專家。他勸我不要喝酒，因為酒對腦子細胞有殺傷力。我日常少吸煙，不喝酒，但晚上坐下來寫文章時，煙、酒必備也。這是自殺式的創作程序。多年如是，還不覺得腦子退化。兒子說我得天獨厚，如果不喝酒更不得了云云。我的回應，是紅酒的殺傷力不大——這是自己作出來的。

長安水邊 問：

唐太宗李世民的墓穴（昭陵），到底被盜過沒有？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下落如何？


答長安水邊：

據說唐太宗的墓（昭陵）被開過，或被盜過，但拿了出來的可沒有王羲之的《蘭亭》書法。只是傳言，信多少由你。我認為《蘭亭》可能在乾陵。高宗答應了父親把該帖與後者陪葬。但兒子也熱愛該帖，父親死後一無所知，兒子說不定靜靜地佔為己有。

武則天是才女，懂書法，也熱愛，我看有不少機會《蘭亭》「葬」於乾陵。奇怪，當今之世，羲之遺留下來的書法真跡一張也沒有。怎樣可能呢？太宗曾經大動員，在舉國收藏羲之書法，據說收了數千張之多。集中收藏可以保存很久，這是西方的經驗。但羲之的真跡我們今天一張也見不到。為什麼呢？可能全部被武則天放進乾陵之內！

恨不得有生之年能見到乾陵打開，讓我親自去研究一下那裡的文物。以震撼性而言，乾陵比不上秦陵。但秦始皇這個人品味平平（他的兵馬俑非常老土），武則天的品味應該高很多，較為適合我這個老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