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三十而立乎？——為《信報月刊》三十賀

不久前，一位朋友給我太太電話，說在一本新書中見到有兩處提及一位芝加哥大學的學者言論，擺明是我。太太好奇地要看看那本書。書寄來了，是《激盪三十年》。書名毛筆題字。感到奇怪，因為那幾個字很像我的書法。為什麼呢？怎會有其它人的書法寫得像我的一模一樣。與太太研討良久，想起來了。半年前，在杭州晚上，一位新認識的先生晚宴，之後請我題字，其中題的就是那「激盪三十年」。

中國開放改革真的有三十年嗎？看你怎樣算。如果從文革終結與四人幫下台算起，是三十一年。從鄧小平復出算起，是二十九。從鄧老掌權算，是二十八。我自己喜歡以一九八○為起點，那是二十七年。我的取決，源於一九七九到廣州一行，感受到的新意只是親友們比較大膽地說話，市場或經濟開放談不上。一九八一動筆寫《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時，市場稍見眉目，所以我武斷地定中國的開放改革始於一九八○。

說開放改革三十年是始於一九七七。該年沒有什麼可以勒碑誌之的。有趣的是，國內的人，尤其是媒體，喜歡搶先報道，就是鄧小平謝世十週年也搶先報道十多天。這樣看，說中國開放改革三十年可以接受，而事實上不少媒體也開始說是三十年了。

無獨有偶，《信報月刊》也是三十歲了。編輯文灼非請我為文志之，思往事，感慨萬千，要說的話說之不盡，簡略地回顧一下吧。

我是一九七九年十月在《信報財經月刊》發表第一篇中語文章的。是該刊的第三十一期，創刊兩年又七個月。於今回顧，我是《信報》的老臣子了。該文題為《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只一條》。如果我的文章對中國的經改有影響，這篇是首選——先入為主吧。不少北京的朋友讀過，而好些年前一位說，國內的公路、公園等到處收費，以及放開價格後不再價管或租管，該文是個原因。

題目無疑有點怪，因為是回應孫冶方先生一九七八年十月在《光明日報》發表的《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文革期間，孫先生因為大膽地說過這句話而坐牢七年。讀孫先生，認為他對價值的概念有失誤。他是馬克思理論專家。馬氏的價值觀來自李嘉圖的勞力價值理論（雖然李氏曾經否認說過價值是全由勞力決定）。追上去，史密斯也曾經不小心地這樣說。為了修正孫先生之見，我提出的「經濟規律只一條」是從一個新角度說價值，主要是分析市場價格的一個重點，可惜經濟學界不重視，而今天的新潮經濟學是不再涉及的了。我那篇文章寫得淺白，所以有說服力，但牽涉到的經濟學博大湛深，其來龍去脈這裡要說一下。

當一九六三年的秋天開始旁聽艾智仁的課時，我已經選修及旁聽了兩位教授的高級價格理論，對當時的重要讀物熟如流水行雲。但艾師提出我前所未聞的觀點，使我茅塞頓開。他說在資源或物品缺乏的情況下，人與人之間必有競爭，而競爭定勝負要有準則，市場決定競爭勝負的準則是價格。我付錢吃一頓早餐，總有某人少吃一頓，我勝了，因為我願意出價。價格於是成為市場競爭定勝負的準則。

是重要的提點，我跟著想到當時熟讀的三篇文章。第一篇是奈特一九二四發表的Some Falla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st。此文指出，庇古分析的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分離，有大錯，正確的解釋，是這分離源於私產不存在。第二篇是哥頓一九五四發表的The Economic Theory of a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 The Fishery。此文重複了奈特的分析，帶到公海漁業去，提出了因為私產不存在，公海捕魚出現了租值消散的現象。其三是高斯一九六○發表的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也重複了奈特之說，同時提出重要的以清楚界定權利的角度看私產，以及交易費用這項重要局限不能漠視。

輪到一九六六年我寫《佃農理論》時，我察覺到地主的分成受到政府約束，農民產出的上升其實含意著某程度的租值消散，原因是分成受到管制，土地的使用免不了有點「公海捕魚」的成分。博士後，深入地再想租值消散，一九七○我發表《合約結構與非私產理論》。這篇文章推翻了紅極一時的界外效應分析，也指出哥頓的租值消散分析之錯，修正了。再跟著是一九七四，我發表《價格管制理論》。這篇巴賽爾認為是數十年一見的重要經濟文獻，寫得太深，付出不被行內一般重視的代價。

走馬說背景，《經濟規律只一條》是綜合著上述的思維來回應孫冶方先生。要點如下。一、價格是決定市場競爭勝負的準則（艾智仁的）。二、用這準則是在私產或權利界定清楚的情況下才會出現（奈特與高斯的）。三、任何約束價格或約束分成的政策都有局部削弱私產的效果（我的）。四、除非用價格作為競爭的準則，任何其它準則必會導致某程度的租值消散（我的）。五、因為競爭無可避免，不用市價，其它準則一定會出現（艾師和我的）。「經濟規律只一條」的意思，是只有以市場價格作為競爭準則，任何其它準則一定會出現租值消散的浪費。

示範的實例不勝枚舉。價格管制，等於削弱私產的收入享受權，排隊輪購（或搞關係，或論資排輩）等競爭準則會出現。但排隊的時間浪費（或搞關係的費用，或爭取輩份的費用）對社會有什麼貢獻呢？沒有，所以這些費用代表著租值消散。（《價格管制理論》一文的貢獻，是價格被管制，數之不盡的其它準則可能被採用，該文是推斷那種準則會被採用的理論。這是我平生遇到過的最深奧的經濟學難題。）

上述是我與《信報》結交的開頭。依稀記得，我那《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的中譯，是一九八三年初在《信報月刊》發表的。再跟著是八三年十一月，山木兄邀請我在《信報》寫《張五常論衡》這個專欄，《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再論中國》這三本文章結集是該專欄的產品了。

跟山木兄一樣，我對自己的影響力漠不關心。可能與山木兄不同，也可能比他敏感，當我察覺到自己真的可能對中國的經改有點影響，多多少少有點沾沾自喜。七個月前，到北京講話，遇到周其仁。他給我看兩本書。一本是《中國的前途》，另一本是《再論中國》。盜版無疑問，是從《信報》原版影印釘裝，一字不改，但封面題目卻是有人依樣葫蘆地再寫過。打開第一空頁，印上四個大字：內部閱讀。這是北京複製給幹部們閱讀的。其仁說各書複製了二千本。天下間不會找到第二個書籍被盜版而比我更高興的人。我說過，不怕你罵，只怕你不讀，因為任何人讀任何人的文章，不可能完全不受影響。

國家三十而立乎？很難說。中國的經濟改革出現了奇跡無疑問，人類歷史沒有見過。還沒有完工，「而立」似乎言之過早。差不太遠，但我擔心，因為這兩三年北京的政策有點不對頭。難關大致上都過了，可惜未富先驕，只差最後的三幾步不繼續走下去。盛筵難再乎？也很難說。昔日欣賞我的《經濟規律》的北京朋友，今天老的老，死的死，退休的退休。今天搞博弈理論的名校博士新秀，可沒有上過經濟學的第一課。

是《信報月刊》三十年的大日子，不應該悲觀地收筆。樂觀地看，我老了，山木也不年輕，見到炎黃子孫終於站起來，大家當然高興。更高興的，是大家一起回顧這三十年，他逆市行舟，在中語刊物引進經濟學，當年我跟著他，拿著寶刀隨意揮灑，大家一起殺出重圍，不知將來的中國經濟史會怎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