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制度（十二之一）

謹以此文獻給朗奴·高斯。他那權利要有清楚界定的理念，喚醒了一個龐大的國家。並以此祝賀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改革三十週年。



第一節：中國的問題



個人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始於一九八○。一九七九的秋天，我到離別了多年的廣州一行，看不到任何改革的跡象。北京當局與將來的史學家無疑會選一九七八為改革的起點。這裡日期明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那天，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公佈了一項極為重要的決定。有了這個日子，朗奴‧高斯策劃的這個中國研討會議就有一個特別的意義：肯定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改革，今天剛好是三十週年了。



當年的三中全會決定了兩件事。一、中國開放推動經濟發展；二、鄧小平再獲授予權力。那時，相信這兩項公佈的人不多吧。關於經濟，類似的豪言壯語曾經表達過。至於鄧的復出，這是第三次了。雖然這一次說明他獲授予的是最高的權力，但資歷比他高而又反對市場經濟的同志，大有人在，而一九七八年的中國，資歷輩份重要。有誰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事？鄧可能再下台。



一九七九的夏天，英國的經濟事務學社的主編要求我寫關於中國的前景。他說戴卓爾夫人的辦公室對一個學術性的分析有興趣。那年的秋天我到廣州一行，跟著是愈來愈有興趣地跟進中國的經濟發展與改革。一九八一年，我察覺到中國的侷限在急速轉變，於是為該學社寫了一篇足以印成小冊子的文章。一九八二發表，《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注一）作出了肯定的推斷：是的，中國會向資本主義的道路走！延遲了一年才出版，因為不同意的批評者無數。在西雅圖最親密的同事巴賽爾，不同意我的推斷，但他認為關於理論那一節真好，不發表很可惜。



於今回顧，我當年的準確推斷使朋友與同事驚奇，而我自己驚奇的，是跟著的改革發展速度。差不多三十年持續的高速經濟增長，超越了日本的明治維新，而發生於一個那麼龐大，人口那麼多而又是那麼複雜的中國，近於不可置信。還有的是，在這奇蹟的發展中，中國要面對貪污，面對一個不合格的司法制度，控制言論與宗教自由，教育與醫療公非公私非私，有外匯管制，有互相矛盾的政策，也據說每年有六萬次動亂。除了動亂的統計數字——不知定義為何，不同地區的朋友說他們沒有見到任何他們會認為是動亂的——其它上述的負面事項皆屬實。



大約二○○三年，幾位熟知中國的朋友向我投訴國家的多種不是。我回應：「不要告訴我什麼不對。我可以在一個星期內寫一本厚厚的批評中國的書。然而，在有那麼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國的高速增長持續了那麼久，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尤其是，不要重複某些人相信的：貪污對經濟發展有利。朱鎔基的肅貪行動早就把這假說推翻了。中國一定是做了非常對的事才產生了我們見到的經濟奇蹟。那是什麼呢？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我用一個比喻對這些朋友解釋困擾了我好幾年的問題。一個跳高的人，專家認為不懂得跳。他走得蹣跚，姿勢拙劣。但他能跳八呎高，是世界紀綠。這個人一定是做了些很對的事，比所有以前跳高的做得更對。那是什麼？在不同的內容上，這就是中國的問題。



這篇文章要找這問題的答案。長而複雜，因為我有一段歷史要敘述，有一個理論要解釋。這樣，我要專注於中國做對了什麼。這裡我只能再說，要批評中國我可以寫很多本書。



自一九八○起，中國真是個經濟奇蹟。米爾頓‧弗裡德曼曾經高舉香港的經濟奇蹟，因為人口上升了十倍而人均收入還有可觀的增長。然而，香港以北的深圳，人均收入的增長比香港還要快，而同樣的時間人口上升了四十五倍。舉另一個例，我和太太造訪紹興後五年，再回去面目全非。報導說，一些勞工離鄉三年，回鄉找不到自己的家。有些深在內陸的城市，像三藩市那樣，高樓大廈在夜間燈光閃閃。目前，世界上過半的新升降機是在中國裝置的。



今天在中國，高速公路每年建造四千多公里，足以橫跨整個美國。九十年代中、後期，世界百分之十七的建築起重機集中於上海。那時樓價急跌，但午夜還可見到鎔焊工人在高高的鋼架上操作，彷彿天上的星星。上海在五年間建成的商業樓宇面積，比發展得快的香港的五十年還要多。二○○二年，上海的策劃者突然大幅減低樓宇建築的容積率，因為發覺高樓大廈的重量使該市下沉。從南京到上海的四線公路，啟用時因為車輛稀少而被批評浪費，但五年後交通堵塞，進帳可觀，要擴寬為八線了。因為車輛按大小收費，載貨超重嚴重，世界級的公路很快就被壓壞了。整個國家的所有港口都要排隊落貨。二○○五年，地球最長與次長的跨海大橋同時建造，而且是在同一地區。



溫州一家造鞋廠僱用十二萬員工。該市差不多產出地球上的所有打火機及聖誕燈飾。義烏，十五年前以地攤小販多而知名，今天每日輸出過千個貨櫃，來自韓國及非洲的購買商人雲集該市，使寫字樓的租金升穿樓頂。有誰聽過幾千間店子只賣短襪，不賣其它？這是義烏，那裡的批發商場大得我一看就坐下來，因為老人家不容易走那麼遠。樂從鎮有一條馬路，兩旁滿佈家具商店，長達十公里。蘇州的廣大工業園，園藝美觀，滿是世界級的名牌工廠與世界級的廠房設計，五年間在農地上冒出來。杭州每年遊客四千萬。該市有一間零銷店，出售一個名牌的皮包，每天平均進帳八萬美元。



我可以不斷地繼續敘述類似的現象。沒有什麼意思吧。需要補加的，是浦東的一個故事，即是上海黃浦江之東。一九九三年我帶弗裡德曼夫婦到那裡，見到的只是一行一層高的店子，據說是建造給鄧小平看的。米爾頓當然反對這樣做，指出政府的發展策劃一般失敗收場。然而，八年後，我帶一位美國建築設計師到浦東商業區，他目瞪口呆，說那裡密集的摩天商廈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上了一課：一個像中國那麼大，人口那麼多而又發展得那麼快的國家，會有很大的空間容許以嘗試的方法學習（注二）。



今天，浦東的商業樓宇還在建造不停，空置著的很多。樓價卻在上升。這些看來是互相矛盾的現象只有一個解釋：人們在等待。他們下注投資而等待，期望著一旦中國解除外匯管制與金融管制，上海浦東會立刻成為一個有領導地位的金融中心。



統計的數字加不起來。一個從事統計的官方朋友，直言無法前後一貫地把數字組合。二○○五年，北京相當大幅地把過往統計的增長率提高，但這調整可沒有算進產品與服務的質量是戲劇性地改進了。不止此也，大部分的省份統計的增長率，高於北京對整國的統計，有些高很多。二 ○○六年，廣州報導該市的人均收入暴升，但主要是因為他們用產出總值除以戶籍人口，忘記了數百萬沒有戶籍的流動人口的產出貢獻。沒有疑問，二○○○年起農民的生活直線上升，但官方的統計卻說他們的增長率低於城市的。他們一定是用了戶籍人口算，因為沒有誰知道多少農民「流動」去了。我認為三分之一以上的勞動人口在國內流動。不知道這個陷阱，外間的機構幾番報導，說中國的基尼係數正在危險地上升。這些報導脫離目標要以英里算。

*　感謝高斯、韋爾因、巴賽爾和張滔。他們細讀了此文的初稿，提供了意見。

注一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London: 1982), Hobart Paper 84.

注二　當一九九七年上海宣佈將在浦東建設一個新的國際機場，懷疑的人說舊機場的使用還沒有達到飽和點。浦東的新機場一九九九啟用，過了不久一條跑道不夠。二○○五增加了一條跑道，二○○八再加一條及一個新的候機處。舊機場現正增建另一條跑道。這樣看，上海每隔兩年半就增加一條國際機場跑道了。

收費的公路與橋樑有類同的故事，本來虧蝕的沒多久就賺錢。一位朋友惋惜賣掉一段公路，因為不久後滿是車輛。一位來自台灣的規模不大的方便麵生產商，五年後每天產出三千萬包。從二○○○到二○○六這六個年頭，在中國投資的人差不多不能出錯。可惜好景不常，到了二○○七年底，這樂觀的景象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