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制度（十二之十）

第十節：中國的貨幣制度與人民幣的興起



朱鎔基是個精明的人。雖然職位轉來轉去，一般的意見，是從一九九三年七月到二○○三年三月，他是中國經濟的舵手。表面看他是個計劃經濟者，是個獨裁者，也是個不相信市場的人。一九九五年我批評他處理通脹的方法，後來以文章及在電視公開道歉：他對，我錯。



我們不能以一個改革者的言論甚至行動來評價他的政績。他的成敗只能以效果衡量。這樣量度，朱先生可以拿滿分。看似權力慾強，但在他掌政時中央的權力是大幅地下放了。不相信市場，但他在任時國內的市場變得那樣徹底地自由，就是崇尚新古典的經濟學者也會感動。你可以指責市場有假貨，但產品質量的急升大可與當年的日本一較高下，而市場的合約，無論產品的或勞工的，顯示著的自由其它地方難得一見。



一九九三年，中國的通貨膨脹加劇，人民幣暴跌。我在該年五月二十一日發表文章，說控制貨幣量不會有效，因為無法做到（注四十二）。我指出困難所在，是中國的銀行乃出糧機構，有權勢的人可以隨意「借」錢。於是建議，中國人民銀行要負起一間正規中央銀行的職責，不提供任何商業借貸。更重要的是：以權力借貸的行為要杜絕。



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朱鎔基接管人民銀行。掌此職僅兩年，但他創立了中國貨幣制度的架構，並一直監控著這制度的運作，直到二○○三年三月從國家總理的職位退休。一九九五年他把人民銀行轉為正規的中央銀行。他控制通脹的方法，是直接地約束借貸與消費，把人民幣與美元掛鉤。我當時對他的約束辦法有懷疑，但也認為可能是斬斷權力借貸的唯一辦法。受到弗裡德曼的影響，我反對人民幣掛鉤而不浮動。



一九八三年香港的財政司考慮港元採用鈔票局的制度，讓港元與美元掛鉤，我參與了討論。英國的Charles Goodhart建議港元要下一個錨，而弗裡德曼支持採用鈔票局。人民幣怎麼辦呢？八十年代後期出現不少困難，九十年代初期開始崩潰。我求教過米爾頓好幾次，遇上任何關於中國的事，他的時間是非常慷慨的。



米爾頓之見，是像中國那樣龐大的國家，不能採用鈔票局制度。他認為我提出的把人民幣與一籃子物品掛鉤原則上可行，但費用會是高的。他的選擇，是中國採用美國的無錨貨幣制，嚴謹地控制貨幣量，讓匯率自由浮動。



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後不久，一組來自北京的經濟學者邀請我到深圳會談。他們對中國的前景很憂心。在討論中我突然間樂觀起來，因為意識到朱鎔基做對了。只三年他把中國的通脹率從百分之二十以上調整至零，而當時的產品質量正在急升，通縮一定存在。我於是推論，亞洲的金融風暴是人民幣突然而又迅速地轉強的結果。當時大多數的亞洲國家，包括中國，都鉤著美元，所以當中國的通脹驟然間終結，在國際競爭下鉤著美元的亞洲小艇紛紛脫鉤，因為他們的幣值是偏高了（注四十三）。



一年之後，我更為理解朱鎔基的貨幣制度。他的方法可以理解為把人民幣下了一個可以成交的指數為錨。得到朱的啟發，我意識到一個國家的貨幣可以用一籃子物品的物價指數為錨，用不著要有真實物品的儲備，條件是央行當局要有些外匯儲備，必要時左右一下，而更重要的是不用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把貨幣的用途限於貨幣現象，將匯率與一個可以成交的指數掛鉤是不難維持的。



是市場合約的自由與彈性協助中國在九十年代倖免於經濟衰退的蹂躪。就是不算當時產品質量的急升，通縮率逾百分之三，而房地產的價格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然而，失業率徘徊於百分之四，增長率約百分之八。分紅合約與件工合約當時盛行，協助了真實工資的自動向下調整（注四十四）。再者，為了確保他要達到的百分之八的增長率，朱鎔基把市場全部放開，大力推行國企的私有化，拿開約束勞動人口流動的限制，也加速了經濟決策的向下分散。上馬時朱可能是個市場懷疑者，下馬之際他必定轉為信奉市場了。



回頭說中國的貨幣問題。二○○二年在天津南開大學的一次講話中，我說人民幣是世界最強的貨幣——當時的黑市匯率還低於官價的（注四十五）。到了二○○三年三月，在一篇評論朱退休的文章中，我說人民幣那麼強勁，兩年之內西方的國家會強迫人民幣升值——那時黑市與官價匯率大致打平（注四十六）。這樣用黑市與官價匯率的互相運作來估計一種貨幣的強弱，一九九三與米爾頓研討過，加上我跟進了地下錢莊的非法交易活動。這些活動的存在，北京當然知道。



外國施壓要人民幣升值來了，不是兩年後，而是四個月。我堅決地反對人民幣大幅升值。理由是如果要改進農民的生活，他們要被鼓勵轉到工業去。除非農民的生活提升到城市工人的水平，中國的經濟改革不能說是成功。多個世紀以來，中國農民的故事永遠是血，是苦，是淚與汗。記憶所及，這是第一次農民看到一絲曙光，而人民幣匯率的大幅提升會消滅這希望。



一九九一年在斯德哥爾摩，參加高斯獲諾貝爾獎的盛會，我對米爾頓說世界將會見到十到二十億的廉價勞動人口加入國際貿易，二十年後地球的經濟結構會有很大的轉變。這競爭來臨了，而我關心的是雖然中國的工資低廉，比起印度與越南等地還是高出相當多。這些國家也發展得強勁，我當然高興，理由簡單：他們愈富有，跟他們貿易中國賺的錢會愈多。然而，把人民幣的國際匯值提升是讓賽。很多農民到今天還沒有見過真的飛機在天空飛行，人民幣升值怎可以改善他們的生活呢？



目前中國有無數的我稱為接單廠家的工廠。他們既沒有發明專利也沒有註冊商標，只靠客戶交來樣板與設計，有單就接。當一個訂購者要求複製樣板及開價，這要求通常寄到多處，到幾個國家也是常有的。我的觀點，有大量的事實支持，是農民嘗試工業一般由接單工廠做起，學得點技術與知識然後向上爬。感謝蒙代爾，他也曾多次大聲疾呼地反對人民幣升值。



要清除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不困難。與其愚蠢地壓制人民幣的需求——央行目前正在這樣做——他們大可取消外匯管制，讓人民幣大量地流進國際市場。一種貨幣的下降與上升的壓力是不對稱的。有下降壓力很頭痛，但上升壓力絕對不壞。讓人民幣外流國家賺錢，而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氾濫，有需要時可以容易地把人民幣買回來。通貨膨脹的擔心可以用一籃子物品作為人民幣之錨而解決了。



得到朱鎔基的啟發，二○○三年我建議，也重複過幾次，人民幣轉用一籃子物品為錨，正確一點地說是以這籃子的可以成交的物價指數為錨。央行不需要有這籃子的物品存貨。他們只要擔保一個幣量可以在指定的市場購得這籃子物品。



這個可以成交的指數容易調整，即是說物價的水平可以容易地調整。物品的選擇與比重的分配要慎重考慮，做得對通脹再不會是關心的問題。把貨幣鉤著一籃子物品，多年前與米爾頓研討過，而這思維與蒙代爾的貨幣觀是一致的。朱鎔基的經驗顯示，實踐的成本不高，因為貨幣之錨只是個可以成交的物價指數，央行不需要持有這些物品。



北京考慮了我的建議良久，那其實是朱鎔基的貨幣制度加上一點變化。這變化是向旁站開一步，避去與其它國家爭吵，對他們說：「我們是回覆到古老的本位制，只是我們用一個可以成交的物價指數為錨，沒有真實物品的儲備。這是我們選擇的確認自己的幣值的方法，與所有其它外幣的匯率是自由浮動的。」當然，要防止通脹，以一個可以成交的實物價格的指數為錨，遠勝一籃子用紙造的貨幣。



央行沒有接受建議我不感到煩擾，但兩三年來他們的操作使我擔心。上述提到之外，我的感受是他們要嘗試美國的無錨貨幣制。貨幣政策早晩會大手採用。這會大幅地增加央行干預經濟活動的權力，到後來可能把縣制度破壞了。



讓我重複上文說過的一個重點。互相競爭的縣的權利結構不容易瓦解。任何不明智的政策，侵犯了縣的利益而縣有權說話的，我不擔心。例如我不擔心價格管制或租金管制，如果這些管製出現，我敢打賭要不是不被執行，就是執行也不會持久。我擔心的是縣無權過問的政策。這方面，貨幣政策居於頭痛項目之首。







注四十二　張五常，《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壹週刊》，轉刊於張五常，《二十一世紀看中國的經濟革命》，花千樹出版，一七五至一七九頁。



注四十三　當時我沒有發表這個解釋，因為恐怕擾亂外匯市場。當這解釋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發表時，一位曾經專注於該金融風暴的北京朋友驚叫，說我的解釋一定對。該風暴出現時，他和同事狂熱地找解釋，但後來回顧所有解釋都不對。見張五常，《鐵總理的故事》，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發表於《壹週刊》。



注四十四　分紅合約有工資自動向下調整的機能。件工合約有同樣的彈性，因為有新訂單時件工之價往往由勞資雙方再洽商。見張五常，《制度的選擇》，第四章，第六節，二○○二年花千樹出版。



注四十五　張五常，《以中國青年為本位的金融制度》，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發表於《壹週刊》。



注四十六　張五常，《令人羨慕的困境——朱鎔基退休有感》，二○○三年三月十一日發表於《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