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本的經驗看地球一體化的不幸形勢

上期寫《從森穆遜與他的中國觀說起》，字數超越了篇幅，不想把題材分期，又不願意少說一點我對森穆遜的回憶，以致該文後半部的分析是過於簡略了。較為詳盡的分析讀者大都可從其它文章找到補充，但有一點，重要的，此前我沒有寫過，行內的眾君子也未曾提及，這裡補充一下吧。

該文有一段是這樣說的︰

「森穆遜提到，在國際貿易收支失衡的情況下，美國很可能走上保護主義的路。我認為如果奧巴馬的政策成員真的有森氏說的水平，保護主義是不會出現的。這是因為今天的世界與二十年前的很不相同：開放而又滿是廉價勞工的發展中國家無數，在產品的成本上這些國家與先進之邦出現了一個差距很大的斷層，『保護』對成本高的國家會帶來災難性的發展。好比如果禁止或約束中國的玩具進口美國，進口商會轉到印度等地方購買，就是對所有國家封殺也不容易找到投資者在美國設廠製造玩具。這是說，今天，保護主義的有效施行是要全面性的：國際要全面，製造品也要全面。這樣一來，美國的物價大幅上升不會被消費者接受。」

讓我從日本說起吧。五十年前，日本的製造品在國際上開始發難，價廉，且質量不斷改進。先進之邦鬥不過，約十年英國輸得面目無光，繼而美國及西歐。在保護主義的壓力下，日圓大幅升值。記不清楚時日，也不記得過了多久。記得的是日圓從三百六十兌一美元升到八十兌一美元，上升了百分之三百五十！這就帶來一個經濟奇跡︰日圓上升了那麼多，但日本的產品還在國際上暢銷，還是滿佈地球。日本當時繼續有貿易順差不奇，因為彈性係數有決定性，但出口產量依舊強勁卻是奇跡。相比之下，兩年前人民幣兌美元只上升了百分之十強，中國的廠家就遇到困難，在新勞動合同法引進之前好些工廠開始關門了。

日本當年的際遇與中國今天的際遇大為不同，可不是因為中國產品質量的改進速度比不上人家，而是五十年前落後國家的製造品能大量地攻進先進之邦的，只有一個日本。日本的人口一億多。七十年代加進亞洲三小龍——香港、台灣、新加坡——八十年代再加上第四小龍——韓國。連日本一起算，這些新興之區的總人口只約二億。世界人口是五十億強。

拉丁美洲的際遇歷來風風雨雨，這裡不說。地球一體化始於三十年前中國開放改革，跟著是印度，再跟著是蘇聯瓦解，東歐參與國際競爭，又再跟著是越南、非洲及那些「斯坦」之邦。這是說，三十年來，參與國際競爭產出的人口增加了不止三十億（勞動人口當然較少），比日本與什麼亞洲小龍的人口多了十多倍！六年前，美國的商場滿是中國貨，但當人民幣兌美元只升約百分之十，那裡的商場不同國家的品牌無數。

想當年，日本的國際競爭形勢與今天的中國很不相同。在缺少發展中國家的競爭下，日本承受得起先進之邦的保護主義，而他們選擇讓日圓的國際幣值大幅提升，換取先進之邦不大加進口稅，是明智的選擇。可惜跟著的處理出現了問題。是的，跟著而來的日本故事是悲哀而又有趣的學問了。

是經濟學博士生也不容易考得及格的問題。當年日圓兌美元上升了百分之三百五十，日本貨還是銷售得好，失業率沒有多大變動，經濟整體的均衡點要怎樣調整才對呢？答案是三方面的合併：提升外匯儲備，提升工資，提升租值（是經濟租值，見拙作《供應的行為》第二章第三節）。日本的外匯儲備無疑是大幅提升了，但從他們經濟整體的實力看，微不足道。工資提升得快，而當時的日本，終生僱用的合約安排普及，這提升主要是以分花紅的方法處理。當年日本員工的「分紅」的誇張，使舉世嘩然。

是在租值大幅增加的發展中，日本當年的政策闖大禍！他們變本加厲地禁止農產品進口──這是增加租值的一種方法。七十年代後期我路經日本時，在一間高級零銷店見到如下的訂價：一隻西紅柿五美元，一粒溫室葡萄一美元。我帶兩個孩子到可能是最高檔次的花園餐館進午餐，最相宜的套餐每位美元一百五十。

明治維新之前的德川時代的大地主們的財力，百多年後還存在。他們要地價高，而禁止農產品進口是非常有效的方法。七十年代日本的工資急速提升，主要通過分紅制，有需要時下調不困難。然而，房地產的價格（屬租值）上升，下調卻不容易。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在政治壓力下，農產品進口不容易解禁。其二是房地產一般押進銀行借錢，水漲船高，借貸大幅上升。一九八五年，日本的房地產價格比香港的高出不止一倍。

大約一九八六我發表《日本大勢已去》，年多後，我見中國的發展有看頭，接受邀請在日本的《朝日新聞》的頭版發表了一篇對日本經濟前景不看好的文章。由他們翻作日語，而據說《朝日新聞》是當時日本的第一大報。好些日本朋友讀後不開心。

這就帶來另一個有趣的經濟現象。日圓兌美元大升了好幾倍，以美元及先進之邦的幣值算，日本的人均收入很快就與先進之邦打成平手。但因為工資與租值跟著大幅上升，在禁止農產品進口的局限下，日本人的實質生活水平其實升得遠沒有那麼高。這個發展，促使七十年代至大約一九八七年，日本人大手調動資金到外地作房地產投資，到泰國等地投資設廠的也無數。這些投資一般不是那麼理想——日本要到九十年代初期開始進軍中國才算是有所斬獲。美國的朋友應該記得，七十年代後期與八十年代初期，美國的國際機場滿是日本學生及小孩子。這是日圓大幅上升給日本人民帶來的利益了。

一九八六年底或八七年初，日本的房地產市場終於崩潰，不到一年大城市的高級商業樓宇下跌了百分之八十以上。這導致那裡的銀行紛紛步入困境。通縮出現，經濟不景大致上持續到今天。這個日本不景現象連帶著的，是那裡的貨幣量推不上去。佛利民很關心這個發展，他謝世前數年幾次跟我談及日本的貨幣政策問題。日本有關當局不放寬銀根困擾著他。到二○○一，佛老說日本可能有轉機。我的看法不同，但沒有向佛老提出自己當時還是有點模糊的見解。

我認為德川時代的地主演變成為後來的資本家的後代，不少是日本的國會議員。他們反對日圓貶值。這個意向與放寬銀根及搞起通脹是背道而馳的。另一方面，經過那麼多年的向外投資的發展，維護日圓的強勢是需要的。君不見，幾年前日本的輿論就出現了「日日貿易」之說：日本輸出物品到中國去給那裡的日本人及廠家，日本在中國的廠家的產品輸出到日本去。這個有趣的輿論是正面的，大有感謝中國之意。

這就帶來本文要說的重點。日本的經驗，是日圓大幅升值，以先進之邦的幣值衡量，日本的人均收入水平很快就追上先進之邦（實質生活水平是另一回事）。但日本只有一億多人口，先進之邦可以不困難地把他們的國民收入拉上去。香港昔日只五百萬人，七十年代工業起飛，一九八二年初港元兌美元升至五兌一，也同樣地把香港的人均收入拉上去。差一點的有台灣，有新加坡，到了八十年代再差一點的有韓國。說過了，連日本在內，這些算得上是有成就的發展中地區的總人口只約二億，先進之邦可以維護自己的工會與最低工資而在某程度上把這二億人的人均收入拉上去。

今天的地球局限有了大變。自中國開放改革以還，新興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不止三十億。增加了那麼多的窮人參與國際產出競爭，先進之邦是拉不上去的。拉不上去，先進之邦不能不面對下面由無數廉價勞力組成的低成本斷層。上層不撒銷工會與最低工資，早晚會被下層拉下去。撤銷工會及最低工資會使上層的租值上升，原則上可以穩守。這是因為依照比較優勢定理，先進之邦在沒有工會及最低工資的約束下，大量廉價勞力參與國際競爭會使他們的知識租值大幅提升。這是經濟學，可惜今天失傳了。

我希望讀者明白，今時不同往日，先進之邦再推出保護政策是愚蠢的，因為一定要很全面才有效，而這樣做會無可避免地帶來他們不可以接受的物價大升，知識租值會消散得快。另一方面，六年前我堅決反對人民幣兌美元升值，主要是因為我看到中國要面對的世界，與日本當年面對的很不相同。

（按：本文引用的所有資料皆憑記憶，錯漏難免，但大致上應該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