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學派的不幸

在今天的政治人物中，美國副總統拜登是我比較喜歡的，可惜在美國花錢救災的話題上，他明顯地說錯了兩句話。第一句是幾個月前，當美國政府要推出近八千億美元振興經濟，拜登說︰「所有經濟學者都同意要這樣做。」這句話被經濟學者罵個半死。當時，政府本身的人馬之外，極力贊成大手花錢的經濟學者可能只有克魯格曼一個（此君推斷無數，錯得離奇，但大名依舊）。另一個看來不反對的是森穆遜（此君當年紅極一時的課本屬凱恩斯學派，他自己屬哪一派有爭議）。另一方面，從我收到的名家專欄衡量，反對大手花錢救市的經濟學者眾。

拜登說錯的第二句，是不久前說的。他見政府大手花錢而美國的失業率繼續上升，說︰「每個人都看錯了。」區區在下不論，認為大手花錢的就業效果甚微的學者無數。凱恩斯學派的花錢的乘數效應（multipliereffect），從我作本科生時聽到的估計為二，到兩年前某教授估計為一點五，到幾個月前一位教授估計為零點八以下，到另一位說可能是負值。皆名家也。

七月八日《信報》頭條報導，奧巴馬總統說美國的失業率近百分之十，考慮再加碼救市。奇怪他的專家們幾個月前認為推出的方案會約束失業率在百分之八以下，而今天則轉為可以高於百分之十。幾個月前我胡亂猜測，寫下美國的失業率會在今年升至百分之十以上。雖說胡亂猜測，但我把自己的名字簽上去。有些數字的大略推斷是不需要有深入的考查研究的。好比去年十月我讀到林毅夫說中國保八以上容易，我立刻於該月二十四日發表《保零也艱難！》。如果北京不立刻大手放寬銀根，跟著大手軟化新勞動合同法，又推出「四萬億」政策（每年兩萬億是中國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八），負增長可以肯定。

我在雷曼兄弟事發前三天（二○○八年九月十二日）發表《北京要立刻撒銷宏觀調控！》，可不是因為有什麼數據在手，或作過深入的調查研究，而是憑自己的隨意觀察，記得歷史的經驗，理論的掌握足夠，見市場的形勢不對頭，就拍板動筆了。認為自己不會錯，就把名字押上去。如果北京依我當時說的，立刻一手減息兩至三厘，中國的經濟會較好。他們不聽，可能因為他們沒有我那麼肯定。經濟的準確推斷，主要靠簡單的理論掌握得通透，歷史的經驗記得多而清楚，推論客觀、快而又能顧及多方面。此外，不可或缺的是對經濟觀察的感受好。缺少了後者，學經濟是浪費時光。佛利民多次這樣說。凱恩斯曾經說，經濟是淺學問，但學得通的人甚少。

去年十一月九日，新華社報導今年一月一日起，兩年內北京會推出四萬億人民幣的「額外開支」，挽救金融危機帶來的禍。我不反對，認為上文提到的乘數效應有機會高於一。兩個原因。其一是北京打算下注的項目，大都是有了策劃而又需要做的基建，只是提前及加速進行。這樣，投資的浪費不會很大。其二，新勞動合同法導致失業急升，回鄉者眾，政府提前基建動工會有助。讀者要知道，凱恩斯學派的乘數效應分析一般是假設失業人士無數的。

今天，中國的經濟明顯地有了轉機，但我看不到「四萬億」的功能。有轉機的原因，是新勞動法不再嚴格執行，人民幣的匯值下調了一點，而最重要的是央行把銀根放寬得快，市場的反應也快。今年初起到目前，人民幣的貨幣量升得強勁，導致房地產市場的復甦明顯。這樣的形勢，到今天先進之邦是見不到的。美國的聯儲局把銀根放寬得遠比中國為甚，但房地產市場還是烏雲一片。關鍵所在，是中國受到的金融衝擊不大，遠沒有美國那麼多的毒資產。

現在我們要問：凱恩斯學派的花錢救市政策的效果究竟如何？答案有兩方面。第一方面，從中國的「四萬億」政策衡量，我們看不到有明顯的正面效果。房地產市場的起死回生是銀根放寬所致，不可能是什麼基建工程帶起的，而工業有復甦的跡象，主要是大手軟化新勞動法的效應。基建工程在目今階段對工業不利。市場的一般消費沒有明顯地上升。話雖如此，我們不能說那「四萬億」政策對經濟沒有影響，只是目前難以估計。導致資源浪費是有的，但隨意的觀察說不嚴重。

第二方面，看美國大手花錢救市的效果，凱恩斯學派是明顯地失敗了。如附圖可見，奧巴馬人才鼎盛的經濟隊對有及沒有振興方案的失業率預期，與實際的失業率相比，恍若隔世。二十一世紀的宏觀經濟學是搞什麼鬼的？
讀《信報》七月八日的頭條報導，奧巴馬的「危機小組」的成員之一的泰森（L.Tyson）講話，認為美國花七千八百七十億美元救災不足，要加碼。她顯然是堅持著凱恩斯學派的花錢信念。可能我過於敏感，泰森的言論使我覺得美國的大手花錢，中國的「四萬億」政策多多少少有點不良影響。她認為中國有成效，因為北京花錢花得快，而美國是花得太慢了。她又說，再加碼花錢，美國要轉到基建投資那方面去。她似乎沒有想到中國的基建投資是早就定了下來的項目，不是臨急抱佛腳的發明。她似乎不知道中國的樓市大事復甦很重要，但絕對不是「四萬億」的效果。她也似乎忽略了中國不是一個以民主投票作救市決策的國家，因而不僅可以說花就花，更重要是可以說不花就不花，可以見勢頭不對而臨崖勒馬。後者，某程度北京正在那樣做。換言之，北京分出去的餅仔是可以隨時收回的。

提到凱恩斯學派，因為四十多年前我的朋友AxelLeijonhufvud發表《OnKeynesianEconomicsandtheEconomicsofKeynes》那本名著，說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與凱恩斯本人的經濟學是兩回事。前者主要由哈佛發揚，Axel認為不可取，而後者卻屬一等的經濟學。大手花錢爭取乘數效應屬凱恩斯學派。我很難同意Axel的觀點，因為我讀不懂凱恩斯的《通論》。是四十多年前吵得熱鬧的話題。想當年，老師艾智仁（ArmenAlchian）天才絕頂，對我坦言，他本來讀不懂《通論》，但讀Axel之作後再讀《通論》，懂了。為此我自己也再讀《通論》，還是不懂！後來接受了高斯給我的安慰：「你讀不懂的，不可能沒有問題。」

那是數十年前的往事了。當時我認為，凱恩斯對價格理論掌握不足，而自己研讀算是由凱氏主導的宏觀經濟學，雖然考試成績好，不同意的地方可真不少。老師怕我提問。博士試過後，我再沒有染指宏觀經濟學。這使不少外人認為我不懂。其實我也真的不懂。我是個看不到皇帝新衣的人。

行內於是傳言：張五常是經濟學家中的經濟學家；張五常的價格理論了不起；張五常不懂宏觀經濟！奇怪的是，數十年來，我對宏觀現象的解釋及推斷，雖然偶有錯失，大致上比我知道的所有「宏觀」專家來得準繩。不是准一點，是准很多，而我用上的永遠是簡單的價格理論。遠的不說，最近在這裡發表的關於日本數十年來的幸與不幸，牽涉到的全部是宏觀現象。你可以不同意我的分析，但你不能不同意，我用上的全部是本科一年級可以學到的價格理論，沒有其它。沒有誰可以因為我的分析簡單就認為我錯。科學的行規說，反對我的分析你要提供你自己的理論或假說來。三十多年前ReubenKessel對我說：如果你什麼都沒有，一定是輸局（Youcannotbeatsomethingwithnothing）。

讀者不妨參考多年以來對日本宏觀分析的不少學術文章。模型多多，回歸統計數字密密麻麻。對我來說，這些解釋力絕對是零的學問，令人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