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三岸大勢（三之一）

一九八一年我白紙黑字地推斷中國大陸會走資本主義的路，舒爾茲（T.W.Schultz）讀文稿後來信譴責，說經濟學不可以推斷制度轉變這種事。後來我還是讓文稿在英國以小書的形式發表。

一九八六年我在香港某刊物發表《日本大勢已去》。那時日本的股市與地產如日方中，不少讀者朋友說我發神經。不久後日本某大報章譯了該文，放在頭版，股市下跌，在日本有投資的朋友歸咎於我（其實跌勢已成，與我的文章無關）。

一九八七年一位加拿大女記者以長途電話問：「加拿大的經濟何時才會復甦？」我回應道：「可能要等到下個世紀！」這句話發表後，加拿大的朋友罵我一頓。

一九九七年初香港某報章訪問，那時香港的股市樓市皆達頂點。我說香港的經濟會有十年以上不景，但那與幾個月後的「回歸」無關。觀點刊登後，一些讀者從那天罵到今天！有幾次輿論說香港經濟怎樣急速回升，地產怎樣見底，我被批評為「冇料到」；跟不靈，又說我不應該「唱衰」香港。

說好言不由衷，說壞招來非議，最高明還是不說。說實話，我事前意料不到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自己也規避不了，中了計。但我想，要是我看股市有看經濟大局轉變一半的準確性，今天用不寫稿賣文章。

是的，市場或股市的走勢，短線的局限條件太多、太複雜，不可能搞清楚，而若真的有天才能把所有局限因素譜入電腦，算出有錢可賺的方程式，大手下注，市場的走勢就會被改變了。另一方面，一個制度的大勢轉變，沒有誰可以左右，而有關轉變的局限往往簡單得多。這不是說我們一定可以把大勢轉變的局限拿得準，容易地作出轉變的推斷，但有時是可以的。一九八一年我對中國大陸的大勢發展作出準確的推斷（連小節的發展也準確地推斷了），是因為當時看得清楚局限轉變的重心所在。這些年來，中、港、台三岸所走的大勢，其局限息息相關，而又是比較簡單而清楚的。主要的是：在文化語言沒有交易費用的情況下，價格與匯率的結構出現了問題。這是後話。

《壹週刊》進軍台灣，黎智英親自指揮，一起步就搞得滿颱風雨。只出了兩期，肥佬給我電話，說阿扁訪美回台後說了幾句搶救台灣經濟的話，把他嚇得魂飛魄散，希望我為文回應，並作些建議，救救台灣。我想，肥佬搞週刊搞得思維不清，誤把我看作上帝。他跟傳真來一些台灣的刊物報導，我告訴他的女秘書傳真讀不清楚，無從評述，不寫了。跟阿康又傳來數十頁關於台灣經濟的文字。我問太太：可不可以說傳真機壞了，收不到！

昨天肥佬再給我電話，說台《壹》已為我開了天窗，要我在星期一交稿。老闆有命，為米折腰，就作一次今天的陶淵明吧。

我坐下來，翻閱那近半英吋厚的傳文，三十分鐘就不再看了。這些文字對台灣經濟困境的分析都有水平，但沒有分析大勢所趨的局限。另一方面，我不可能在短期內對台灣的經濟有深入的瞭解，細節更不用說了。然而，大勢我還是可以一談的。三岸大勢的局限，十多年前我認為自己看得準，現在補充一下，試把三岸混為一談吧。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台灣今天的困境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說什麼美國經濟不景、什麼核電風波、什麼陳師孟一言喪邦，只反映久病體虛，到今天虛不受補。十多年來，台灣的經濟政策，除了在一九八九年大手放寬外匯管制外，其他的大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有效，但只是短暫地買時間。台灣沒有正面地接受中國大陸開放的必然影響。統一問題吵啊吵的，說來說去都是政治統一或那所謂國家統一的問題，漠視了與大陸經濟統一隻不過是或早或遲的事，基本上無可避免。

是一九八八年吧。在台北我遇到了一位很漂亮的女士，她的名字是郭婉容，大家暢談甚歡。她問我對台灣與大陸的經濟關係怎樣看。我回應道：「生產的成本相差那麼遠，台灣的工業北移勢在必行。要是政府禁止他們去，他們就坐以待斃。權衡輕重，還是讓他們北上吧。」郭女士不僅明白，而且同意。我當時的感覺是，郭女士名不虛傳，這問題她想得比我還要清楚。

困難是，這邊廂讓他們去，那邊廂要他們留；這邊廂放開匯管，那邊廂維護匯率。工業發展政府領導；金融方案五花八門。

台灣的基本問題只有一條：怎樣應付中國大陸的經濟開放。是同一民族，同一文化，文化語言的交易費用是零，經濟統一的話事權在北京（見本文之二），台灣政府所能做到的只是買時間，但要買多久呢？要怎樣處理才對？我自己沒有高明的答案，但我認為台灣政府低估了商人的智慧。

不是有意低貶美麗之島，但拿同樣資金，今天的生活享受與工業生產，美麗之島比不上蘇浙一帶。後者天氣好，交通發達，名城古跡所在皆是，菜式可口，而生活費用與生產成本不到台灣的三分之一。大陸目前的困難是還有外匯管制，其他規條數之不盡，貨品進出口要講章法，買「好處」要知門路。這些若一旦清除，人們就會想：

江南江北舊家鄉， 五十餘年夢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