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三岸大勢（三之二）

概括而言，中國大陸開放，香港與台灣所遇到的困境，是價格與匯率的結構出現了問題。一九九○年起我看三岸大勢，就以這局限為出發點。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我到瑞典參加高斯（R.H.Coase）的獲獎典禮，遇到佛利民（M.Friedman），在這個價格結構的問題上與他談了兩個小時。像我一樣，他認為三岸的經驗史無先例，不容易推斷會怎樣發展下去。

試看下列的幾個論點：

（一）大陸人口比香港多二百倍，比台灣多五十倍。要是人口自由流動，隨意定居，香港與台灣可能在地圖上消失。

（二）三岸是同一民族，文化語言相通，只要大家一起全部開放，經濟統一立刻成事。這是說，三岸經濟不統一，是因為有管制：你管你的，我管我的，他管他的。問題是，要是大陸一律開放，在經濟壓力下香港及台灣要管也管不了。這是因為大陸的生產成本與生活物價只有我們的四分之一。

（三）如上所述，經濟統一是可以由大陸單方面決定的。而只要經濟統一，你說三岸是一國、二國、三國、三十六國都沒有多大關係。前年在北京講話，被問及統一的問題，我說只要大陸廢除所有外匯管制，開放金融，取消關稅，採用簡單的低稅制，取消所有無謂的工商業管制，讓台灣人自由到大陸定居，那麼台灣人會怎樣做，資本會向哪方面走，毋庸細說。這樣，北京要怎樣統一就怎樣，沒有誰管得。這分析贏得掌聲雷動，顯出聽眾都明白了。

從上述看，今天香港及台灣的生產成本及生活物價與大陸的大差距，主要是政府管制促成的。八十年代中期，這差距在十倍以上，今天大約是四倍。按照原則，若中國開放得快，這差距收窄得快；開放得慢，差距收窄得慢。可是，這原則在八十年代有一個特別的因素，使香港人受寵若驚。這就是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香港人因為服務中國的改革發展而增加收入。金融是一例，管理是一例，資訊也是一例。可以說，沒有香港，大陸在那個時期的發展不會那樣快。香港人賺錢是應該的。這樣，生產成本與生活物價的差距，怎樣收窄香港人可以承受而有餘。換言之，當時物價與成本的大差距對香港沒有明顯的不良影響，是因為香港有的人才大陸沒有。

我第一次感到香港的形勢不妙，是一九九○年。該年我到上海南京路某大廣東菜館進晚餐，味道不及香港，但菜式陳列大有可觀。我問該菜館的老闆是不是香港廚師，他說不是，所有職員都是本地人。「有多少個員工呀？」我問。「六十五個。」「總工資每月是多少？」「大約三萬五千元人民幣。」這把我嚇了一跳，因為一個香港到大陸工作的廚師或菜館經理，工資是二萬五千加一萬住宿津貼。那剛好是三萬五千。一個等於六十五個，那是怎樣的市場均衡了？

讀者會記得，八十年代中期，香港的菜館經理及廚師到大陸工作的不計其數，而不少大陸菜館高舉香港廚師為招徠之道。一九九○年在南京路所見，我想，大陸學得八成就「炒」得你！不出所料，一九九一年起，香港的酒家經理及廚師大量班師回朝，如喪家之犬。

一九九三年我在香港大學的一次公開講話中，雖然對香港服務中國發展有錢可賺還看好，但提出香港廚師的不幸，然後問：香港金融資訊等行業人才今天那麼值錢，會不會有一天遇到廚師的命運？

老實說，我當時認為廚藝大陸的人不難學，但金融與資訊是不同的。後二者要識英文，懂電腦，知世事，有學識，明白市場。這樣的人才香港盛產，大陸要追上談何容易？

殊不知到了一九九六年末，我遇到的中國青年迫我改變了想法。大約是一九九三年起，不知是哪家機構樂善好施，出錢給港大每年邀請數十位優秀的大陸學子到香港訪問。那些學子往往要求見我，大家傾談一下。我這個老教授，見到後生學子，大喜之餘，有意無意地考他們一下。偶爾說幾句英文，拋兩個英語字彙，看看他們懂不懂。又或者舉出一些西方經濟學必讀的文章，問他們有沒有讀過。九六年末那一次，大陸優秀學子的回應使我意識到大陸優秀的比我們平均的高得多。我問：「你們是被選出來的數十個大陸狀元吧。」回應道：「不是的，有我們水平的為數不少。」「你們拿碩士後的工資多少？」「留在大學工作大約二千元，外間市場有三千多。」

百年樹木，十年樹人。近十年來，雖然大陸對「思想」還有管制，但只要不談政治或宗教，不低貶某些重要人物，思想大可自由。大陸的學子，不十年就「樹」起來了。君不見，今天的上海，西裝筆挺，英語流利，一表人才的青年絕不難找。君不見，電腦上的所謂「個人主頁」（HomePage），大陸數量之多應該是亞洲之冠。

十年前我想，工資的分歧不論，要是人才我有你沒有，你怎樣也要給我賺點錢。然而因為電腦的發達，今天大陸的資訊人才有的是。金融呢？大陸的金融行業不夠開放，訓練人才總有困難。但有英文根底、懂電腦、有學識、讀過外間的財經刊物，只要金融大事開放，在市場補課只是朝夕之間。

我有你也有，你的工資比我的低得多，是一件很頭痛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