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裡德曼追思會（之一）：張五常演講（1）

本博客管理員按：11月16日是美國經濟學大師米爾頓·弗裡德曼逝世一週年的忌辰，為表示對這位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的懷念與敬意，張五常博客將於此日前後推出「弗裡德曼逝世一週年紀念特輯」，內容是把去年張五常教授於弗老逝世後在深圳主持的一個追思會的現場錄音整理後，精選部分內容在此刊出，敬請持續關注！





張五常：



各位朋友，大約在兩個月前，在北京，周其仁帶了兩本書來讓我簽名，一本是《中國的前途》，一本是《再論中國》，是1985、1986年的時候在《信報》出版的。這兩本書很特別，雖然是《信報》出版的，但有人把它們全部複印，內容是《信報》的版本，封面的書法則另人模仿，在北京各印了2000本，上面印了幾個大字：內部閱讀。據說這兩本書當時在《信報》出版了之後，在北京就這樣複印了，派給幹部閱讀。事後很多人說讀過我關於中國的看法，很多國內的朋友都這樣說，國內的很多幹部也這樣說，主要就是因為這兩本書的盜版，由國家盜版（笑聲）。這兩本書裡很多次提到科斯，很多次提到弗裡德曼，所以我趁著今天的機會講一下中國的發展和我們幾個老頭子的關係。



你從這裡望出去看深圳，很不錯吧，二十年前你是不可想像的。我記得1988年帶著弗裡德曼來這裡，才開始有房子，但這裡還沒有，這整個區都還不存在。弗裡德曼很關心中國，他的自傳裡，我數過，講中國的那一章最長。我數了一下頁數，佔了全書的六分之一，所以他對中國是相當重視的。



說起來，1980年的冬天，科斯要我回來香港工作。然後81年中的時候很多人通知我，其中一個是楊懷康，他說香港大學的教授位子會空出來，叫我申請。科斯也叫我申請，逼得很厲害。當年的11月左右，我們在UCLA開會慶祝戴維德和科斯的退休，弗裡德曼坐在我身邊。我跟他說起他那本《自由選擇》的書，我問他：「你這本書賣得那麼好，是1980年最暢銷的書，是因為你寫得特別好，還是因為加上你的夫人的名字？」因為以前可沒賣得那麼好。他說：「不是這些原因。以前我那本《資本主義與自由》，比這本更好，但那時的時勢與現在不同，是時勢造英雄。我想少賺一分錢都不行。」



他聽說我想回香港工作，他就知道科斯是想我去講制度問題，幫助中國改革。弗裡德曼當時是反對我回來香港的，他的理由很簡單。他說：「你在西雅圖那樣的不毛之地，不可能有什麼學術的，竟然能寫出《蜜蜂的神話》，你無需回香港。在西雅圖也可以寫出這麼好的文章，在美國可以找到飯吃的。」但後來我還是回香港了。



我記得我當時問他很清楚：「如果我回香港，要推廣（今天叫）新制度經濟學的東西。我是不喜歡搞政治的，但是寫文章的時候，我要提你的名字。你要站在我這一邊。我一個人怎麼能打得上去？我說什麼，你在站我旁邊支持我。我說你講過什麼，你要承認。」（笑聲）他說：「沒問題，你要用（我的名字）就用。」科斯也說這樣說，Alchian也這樣說。



因為當時我覺得，要推行中國的改革，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幾乎是不可能做得到的事。我記得那時有美籍的華裔經濟學家，還有一個拿了諾貝爾的，搞Macro。他們三個人加起來，也教中國改革，用的是production function（生產函數）理論。蘇聯也是專家，已經很多年了。函數理論就是函數理論，有什麼特別的呢？蘇聯的，日本的，美國的，火星的都沒有任何不同，只是形式略有不同，幹嘛要用這些呢？中國的問題就是制度的問題，但他們有拿了諾貝爾獎的，有Princeton的，有Stanford的，我就一個人，那是輸定的。這就是當時的背景。因為他們說得很清楚，產權不重要，制度不重要，把生產函數弄好就行。（笑聲）我當時回到香港，你們有諾貝爾獎得主，那我也有諾貝爾獎得主。（笑聲）但我背後的諾貝爾獎得主的後台，就比他們的大。（笑聲）因為只要我提到誰，他們都讓我用他們的名字。我就是有這些緣份。所以我的書裡，動不動就提到科斯、Stigler，因為他們都答應給我用他們的名字。但是如果不是他們說過的，我不可以硬說他們說過，但他們起碼是說過類似的話。（笑聲）



你們可以想像我當年的困境。怎麼跟當年北京的朋友介紹這些東西？你張五常是誰啊？我於是就不是說這是我張五常說的，而是說弗裡德曼也是這麼說啊，因為有一群人圍著我嘛。中國就有這個問題，他們是崇拜英雄的。所以後來有人批評我，說我喜歡在文章裡講自己認識哪些大師。這是誤解。我的確是不但認識他們，而且很熟。我不會那麼蠢的嘛，我擺他們的名字出來豈不是把我自己的名字壓下去了嗎？你問我，是我的經濟學好，還是弗裡德曼的好，當然是我的好嘛。（笑聲）我沒有理由把他的名字擺出來，壓了我自己的名字嘛。所以我擺他的名字出來，是要告訴中國的朋友，這觀點不止是我個人的，而是很多人支持我的，這不過是「拋浪頭」而已。（笑聲）



回想當年，中國的改革有幾大問題。第一是他們不相信市場。聽起來很無稽，但他們真的不相信，真的不知道。80年代初期，武漢開始搞蔬菜自由市場，這以前是國營的，現在給私營做。中央領導人親自飛去武漢去看，他要親眼看見才相信。這是多麼的無知。因為經歷了這麼多年的管制，都由國家領導，突然說要做自由市場，他們是不相信的。如果是在香港有這種事，會是多可笑。1993年，我帶弗裡德曼去見中央領導人，高海燕當時在場。中央領導人在弗裡德曼面前教他經濟，（笑聲）他說：「弗裡德曼教授，北京有一千多萬人，家家戶戶天天都能買到蔬菜，如果沒有政府的領導，怎麼可能有蔬菜吃？」（笑聲）他們是到1993年都還不知不信。



深圳是最好的例子，這裡賣地是1987年時我叫他們賣的。我說你們不賣地，是不可能搞得起建設。他們聽從我並不是因為什麼自由市場，而是因為「經費」二字。（笑聲）不賣地何來經費？他們一聽「經費」二字就很開心。（笑聲）他們其實也是不相信的。我說把地賣出去沒有問題的，只要不管就行。把地賣出去，讓地產商競爭發展，政府不要插手干預。他們問：「那你們香港呢？」我說：「香港就是不懂。你們聽我說吧。」你看日本的明治維新。這一方面弗裡德曼是很佩服我的，因為我是到處鑽。我說日本的明治維新，大量的人口湧向城市，政府完全不用管，沒問題。深圳有很多移民進來，政府不要插手，不要搞租務管制，不要建廉租房，這些是最忌諱的。當時深圳只有30萬人，現在是1370萬。多少人來了深圳！沒問題。這就是自由市場，香港是沒有的。你聽說過有人沒地方住嗎？



但是有些事情也挺好笑的。他們聽我說，沒有搞租務管制，可能聽得過了頭。90年代初期深圳的法例規定，住客欠租的時候，只要有證據他沒有支付租金，不用審判，公安就會進去搬傢具扔到街上去。你說這是不是維護私有產權？在自由市場這方面，在不干預市場這方面，你們可能會認為中國是不干預得太過份，但事實上中國的市場比美國自由很多。你要訂枕頭，訂傢具，怎麼訂造都可以。你要把自己的名字燙在磁磚上也沒問題。你要枕頭加三兩、減四兩，隨便！的士司機可以一天開車17個小時不休息。這些事情在美國是不可想像的。你要買個枕頭，想訂造，給你做枕頭的人有可能要坐牢。要經過很多部門的批准，要貼上「經政府審核」的標籤。



所以國內的自由經濟，主要是受弗裡德曼的影響。這比他的貨幣理論對中國通脹的影響要大得多。當我說來說去不能說服的時候，就拋出弗裡德曼的名頭，說他也是這樣主張的。回顧整個20世紀，聽Becker講話，聽Stigler講話，都沒有Friedman這樣主張自由的程度。弗裡德曼甚至是贊成自由自殺，（笑聲）贊成自由吸毒，贊成自由嫖妓，自由得發神經。（笑聲）你們聽過這樣的故事嗎？他的兩個兒女要去坐火車旅行，Friedman就說：「這裡有兩張頭等票的錢，給你們去坐火車。如果你們要買三等座位的票，這是你們的選擇，但我就給頭等票的錢。」結果他的兒女都拿了頭等票的錢去買三等座位的票。這就是弗裡德曼。雖然我不敢肯定，如果他的兒女吸毒，他會不會也鼓勵。（笑聲）所以說到自由，弗裡德曼的自由是近於發神經的自由，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但這個概念是好的。當我推廣這個概念的時候，當然不會說自由自殺這一類的，但他的影響是一定的。在某一方面，北京的朋友是很尊重弗裡德曼的。當然提到弗裡德曼，我們要盡量表示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