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習與考試（二之一）

報章刊登不少補習廣告，往往頭版全版，有時全版還不夠，要跨頁。心想，地產商也沒有這種威勢，補習怎可以賺那麼多錢？不要誤會，我不反對補習社賺錢。市場有價，名正言順，沒有誰可以反對。問題是什麼局限促成補習在香港那樣盛行呢？對學識的增長真的有幫助嗎？

昔日自己的兒女在香港讀中學，少管，為父的只有兩項硬性規定。其一是晚上十時之前要回家（進入了大學這項取消），其二是不准補習。後者有兩次例外。其一是女兒要考數學試，認為不懂，在我背後打電話給我的一位學生，要求補碼。一個下午偷偷地補了三個小時，考個第一，之後不再補了。我知道這件事，因為該學生找我收錢。收三百，我給五百。偶一為之，沒有責罵女兒。其二是兒子中學畢業後，要到美國進大學，整個暑期無所事事，對我說恐怕數學基礎不夠，要求我找人替他補碼兩個月。我同意，親自為兒子挑選數學補習老師。勞師動眾，朋友幫忙，終於找到。我會見了，認為很好，要求他只教兒子數學的概念。教得好，後來兒子在大學讀數，全部成績是四點零。兒子的記憶力強，想得快，但數學的天賦平平。後來讀生物，數學得到好老師指導了兩個月，幫助了他需要選修的幾科物理。

反對考試的教育高人無數。四十年前，芝加哥大學的校長以教育高見名動天下，後來辭去該職位，跑到Santa Cruz的加大分校主持，力排眾議，取消考試制度。這大膽嘗試後來不成功，因為其它大學有考試制，收學生要看成績，獨自取消考試，學生轉校有困難。然而，原則上，支持該校長取消考試的理念大不乏人。這是說，原則上，考試不是上選的教育制度，我這一代的學者朋友中沒有一個不同意。問題是不容易找到可取的代替。

在美國求學時，除了本科首二年的課程，我沒有為考試讀書。不管老師考什麼的求學意識，在當時的美國可以，今天如何沒有跟進，而香港及國內擺明是死路一條——除非你是張滔，只把書翻兩翻就全部記得。當年在美國，尤其是進入了研究院，我讀書只是為了過癮，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老師出試題，我很少依書而答，也懶得管老師在課堂上說過什麼。讀是讀得很用功，聽是聽得很專注，但答試題永遠是自我發揮，表達新意。當年老師不僅接受，而且傳了開來，答錯了也得高分。這樣的情況，聽說今天不普及了。

一九六八年在芝大，我們五位助理教授要做挑選取錄研究生的工作。三呎高的資料，申請者的成績一律可觀。數百個要選出三十個頒發獎學金，單是看一遍申請資料就要花一個星期，成績都好，不知怎樣排列才對。主事挑選的是大教授Gregg Lewis。其實全由此公話事，我們幾個小子跟他學藝而已。起初我們心中有氣：選出的大都遭大教授否決，花了那麼多工夫，豈非白費了？後來知道，Lewis教了我們很多。

記得一位以色列某大學的本科生，平均成績只是B加，我們幾個助理教授沒有一個選他為三十之內，但大教授卻把他排第一。不服氣？後來服了：紅極一時的芝大經濟系竟然爭取不到這位本科生，因為幾家名校都把該生排第一。大教授解釋，主要是一封推薦信，說一句該生可教，而名校行家都知道，寫該信的大師不喜歡說好話。

一位本科成績頂級的，公開試全部滿分。我們幾位當然選出，但大教授不要。他解釋說，該生就讀的大學三流，寫推薦信的沒有一個有真學問，而自己作過多年統計分析，公開試成績與學生進入研究院後的表現，看不出有什麼關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