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莫須有
北京市市長陳希同今年六月十三日所作的平亂《報告》（新華社七月六日發表），在「動亂的醞釀和預謀由來已久」的第一章內，間接地顯示佛利民和我是學運的導火線。我為此在八月十七日發表了《天下同聲一哭》，澄清佛氏和我的無辜。《天下》一文，在世界各地轉載了不下三十次，其內容在這裡不必重述了。
最近我有機會見到兩本今年七、八月間在北京出版的書，其出版時間是在陳文之後，但在我的《天下》一文之前的。兩本書中，其一名為《一九八九北京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以下簡稱《紀事》），由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編；另一本名為《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以下簡稱《驚心》），由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編。該二書的內容，與陳市長的《報告》大致相同，但比較詳盡。
書中涉及我的地方，我的「聯繫」變得直接了。《紀事》開頭兩次提到「張五常」，而《驚心》的開頭，則提到「香港某教授」。當然，我那篇在去年十一月二日《香港經濟日報》發表的《假若趙紫陽是個獨裁者》，上述二書都提及，而且顯得頗為重視，雖然《驚心》中以引號錄出一句我沒有說過的話︰趙紫陽「要有蔣經國的權力，中國才有希望。」不過，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這兩本書都引用了香港《爭 鳴》雜誌今年一月發表的、一位中國留美學生寄去的文章。該文紀錄了佛利民會見趙紫陽後回美所作的關於中國的演說。佛氏的演說記錄，署名「楊雲整理」，題目是《中國經改往何處去？》（佛氏的原題︰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紀事》一書，引用楊文所說的佛利民的兩句話︰（一）「從正反兩方面來討論中國的情形，趙紫陽明確地表示，若一個領導人不能被充分授權的話，就無法推動改革。」（二）「總的來說，趙紫陽要能夠掌握經濟改革的權力，這是他的關鍵問題。」《驚心》一書，只引用第一句而沒引用第二句。這樣地經過佛利民與楊雲的「引述」趙紫陽的話，顯然是將趙氏說得野心勃勃而加之以罪（要倒鄧也）。
《爭 鳴》雜誌編輯，顯然同意趙紫陽應有較大的改革權力，於是一廂情願地，在楊文之前以黑體字，搶眼地印出趙紫陽的「明確表示」來。當《爭 鳴》今年初，註銷楊文後，有朋友轉告我︰佛利民在美國引述趙紫陽說要有較大的改革權力。我當時的回應是，佛利民老了，誤把我對他說的己見，當作是趙紫陽對他說的「應該有較大的權力」之類的話。與佛氏夫婦離開深圳那夜，在汽車裡，我曾對他說過類似的話（見拙作《假若趙紫陽是個獨裁者》）。我當時（聽到《爭 鳴》的內容後）也想，趙紫陽明明沒有那樣說過（他與佛氏的全部對話，可見於我親自整理的、今年一月二十六日發表的《趙紫陽與佛利民的對話》），而我對趙氏的印象，與爭權者的風格相去甚遠，那樣的話他怎會說呢？
但在今年初，又有誰會想到「六4」事件會發生及以後的事，所以當時明知趙氏根本沒有那樣說過，我就不以為意，沒有進一步查究那誤傳從何而來。最近看到《紀事》、《驚心》二書，覺得這誤傳比較嚴重了，就打長途電話給身在美國的佛利民，問他在史丹福大學對中國學生演講時，有沒有說過趙紫陽說要有充分改革權力的話。佛氏聽得一頭霧水，答道︰「沒有呀，是誰說我說的？」我再問︰「離開深圳那個晚上，我對你說過趙紫陽應有較大的權力，你會不會弄錯了，認為是他說的？」他立刻回應︰「我知道這只是你的一廂情願，怎會弄錯？我的講話有錄音，當時經我的女秘書整理，我再過目修訂，寄給你一份怎麼樣？」這份由錄音整理的英語原文，明確地顯示佛氏沒有說過趙氏那樣說。
關於前面提及的楊文，其所說的第一句，佛氏原來是這樣說的︰
Of course, he（Zhao）made it clear that the reform did not involve any giving up of political power by the party. He reiterated the formula that you have heard: the government will control the market and the market will control the economy.
翻譯過來是說︰「當然，趙紫陽明確地表示，中國的改革是不會放棄共產黨的政治權力的。他重述了你們一向知道的方程式︰政府控制市場，市場控制經濟。」
楊雲的整理，與佛氏的原意相去十萬八千里。佛氏這樣說，顯然是記得當日趙紫陽在對話開始時說過如下的話︰「一九八四年我們在中央全會決議上就講過，中國要建立一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去年，我們黨的十三次代表大會，確定我們經濟運行的機制是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至於楊雲所整理的不知所云的「從正反兩方面來討論中國經濟改革的情形」，顯然是從佛氏的、跟著而來的話「整理」出來的。佛氏的原話是︰
So I said to him and as I will say to you, that is an impossible combination. The government, the party, is organized from the top down; the market is organized from the bottom up. You cannot mix those two ingredients.
翻譯過來，是說︰「我當時告訴他，而現在又告訴你，那是一個不可能的合併。政府與黨的組織是自上而下，市場的組織是自下而上。你不能將這二者混合起來。」楊雲老兄的英語水平，平平「有」奇，「上下」變為「正反」，其它就更不用說了。
至於上文提及楊文的第二句，是在佛氏回答學生問題時所說的，其原話是︰
On the whole, there was a great deal of agreement except for the problem of the role of the political authorities. It is the key question when it comes to extending the role of the market.
翻譯過來的意思是︰「總的來說，那次對話，除了關於政治權力的範圍，我們有很多彼此同意的地方。主要的問題是關於市場的運作應該伸展到哪裡去。」
是的，無論是第一句還是第二句，佛氏只說過︰趙氏所說要維護的權力，是黨控制市場的權力。楊雲竟然把趙紫陽要維護黨控制市場的權力，「整理」變為︰要增加趙氏本身的改革權力。可能楊雲像《爭 鳴》編輯那樣，一廂情願地以自己的主張作為趙紫陽的建議。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無心之失是可以將一黨的總書記——舉世最大的一黨的總書記——「加」了罪名。
話得說回來，我很懷疑《紀事》、《驚心》二書，由北京那樣重要的兩大政府機構所編的書，會那樣不小心地引錯了「證據」。佛、趙二人的對話全文，他們怎可以沒有記錄？就是沒有，他們又怎會忽略了我所發表過的記錄。
是的，近幾年來，北京的保守政客，屢指《九十年代》、《爭 鳴》、《解放》這幾本香港刊物是胡說八道的那一種。但如今，《紀事》與《驚心》二書，與陳市長的《報告》那樣，將這些刊物奉若神明，作為經典看待，「引經據典」起來了。
我不知道其它與我及佛利民無關的「證據」孰真孰假，但與我倆有關而我清楚地知道的，其「證據」全都是錯了。這樣，將來的歷史學者又怎會相信那些紀錄與報告——或憑什麼相信其中哪一部分才是真的呢？唯一可信的，是「驚心」罷了。
昔日秦檜要將岳飛置諸死地，說他通敵賣國，勾結金人。皇帝問︰「有沒有那樣的事呀？」秦檜答︰「莫須有！」翻成今意是︰「可能有吧！」一句「可能有」，岳飛就以身殉國。於今看來，趙紫陽的罪比岳飛的大一點︰秦檜只說「莫須有」，而陳希同等人卻言之鑿鑿。但願趙前總書記吉人天相。
我寫這篇文章不是要維護趙氏——在政治上我手無縛雞之力，要維護也維護不了。其它的事我不管，但牽涉到佛利民和我而有關趙紫陽的「罪證」，我是要加以澄清的。要不然，假若趙氏有什麼三長兩短，後來的人將「莫須有」加在我和佛利民的身上，實難消受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