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憂心的資產增值稅

北京搞宏觀調控，要壓制樓價，推出一系列措施，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皆不智。我們不容易拿得準這些管製法例的一般性與存在性。地區之間的管制往往不一樣，而有時推出了卻沒有執行。要批評可說北京朝令夕改，要支持可說他們投石問路。最近風雨欲來，說了好些時的資產增值稅真的要執行了。還沒有誰摸得準，或可以肯定，但看來此稅會成定局，至於是否全國推行，或是地區性的選擇，執筆寫此文時沒有調查過。

資產增值稅外國稱capital gain tax，國內稱「個人所得稅」，目前針對的是樓宇出售時的樓價增值，抽增值的百分之二十，與美國相同。樓宇購入後五年內出售抽另一項稅，深圳抽樓價百分之五，稱營業稅；上海抽的是增值那部分，購入後出售得愈快稅率愈高。總之五花八門，區區不同，名稱有別，查詢起來，我這個老人家天旋地轉矣。

美國抽資產增值稅（不僅房地產，股票增值類同）抽了很多年。知道中了計，這幾年要取締，但因為早就成為稅收的一個重要部分，取締不了。

從經濟整體看，資產增值稅的害處是改變了市場的投資效率，對經濟不利。大家知道，投資有風險，可賺可蝕，增值賺到的要抽稅，虧蝕的政府不補償，會嚴重地影響投資的風險選擇，不可取也。為什麼政府只抽資產增值的稅，而資產貶值卻不補償呢？答案是政府賠不起。樓價暴跌（或股市暴跌），要補償政府隨時破產。資產增值時抽了稅，政府把錢花光了，一下轉為大幅貶值，政府拿不出補償錢。美國的做法，是一個投資者先蝕而後賺，前者沒有補償，後者要抽增值稅。但如果先賺，抽了稅，後蝕，這個投資者可以用被抽了的增值稅局部補償，但有「兩年內」的時間限制。這可見美國當局知道資產增值稅大有問題，早知如此，悔不當初。

政府抽稅有三忌。一忌抽得太多，政府庫房膨脹，於是手癢起來，錢亂花，使闊了手，縮之不易也。二忌稅項太多太複雜，投資者滿天星斗，不知何去何從，左閃右避，投資環境出現了混淆。三忌老生常談的，同額的政府稅收，一些稅項比另一些稅項對經濟的損害較大。今天看中國的稅務發展，上述三忌全都犯了！

我們看不出目前的中國有財政困難——就是真的有也沒有人相信。經濟增長得那麼快，萬事皆易，減稅或簡化稅制是正途。亂抽一通當然可使經濟緩慢下來，但這是以斬頭的方法來醫頭痛。歷史的經驗，是在經濟好景時增加稅項或增加稅率不會有多人反對，但這些加了進去，要取締很困難。這樣看，如果北京不及時回頭，以增加稅項及稅率來搞宏觀調控，一旦「成功」，經濟下跌，要挽救是太遲了。

我不認為目前國內的樓價上升是值得擔心而需要政府干預的。如果真的要約束樓價上升，只有兩途可取。其一是增加樓宇的土地供應，或選擇性地在某些地區增加建築的容積率。其二是抽樓宇空置稅。曾經提出此稅，北京的朋友認為難抽，我不同意，認為研究一下總可以想出抽樓宇空置稅的好辦法。經濟理論是這樣的。如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樓宇沒有空置，業主自用或租出去，那麼樓價可以相當肯定地是反映著市場正常運作的供求，為炒樓而把樓價炒上去的機會不大。如果樓價正確地反映著用家的需求，那麼樓價再高也應該接受，要約束樓價只能從增加樓宇土地供應那方面著手，沒有其他可取的。

二十五年前我推斷了中國的經濟會走今天的路，貝加不同意，反對。我對，他錯。一對無零。兩年前他對中國前景不看好，我在《信報》為文反對。我對，他錯，二對無零。但兩年前貝加之見可不是空穴來風。他認為一個國家發展得快，有甜頭，政府總會手癢地做出一些蠢事，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德國當年如是，日本當年如是，中國也將如是乎？

學術比賽敗下陣來！

上期分析國際體育比賽，論中國選手獲亞運金牌大有瞄頭，雖然以人口比例算還落後於不少其他國家，但今天看，中國人多勢眾，國家出資培訓，在可見的將來奧運金牌雄視地球可以斷言。也因為人口那麼多，只要今天的培訓制度繼續，一旦奧運金牌拋離對手，這優勢恐怕會持續到無盡期！

解釋過，因為在國際體育比賽中，大部分的項目沒有多少商業價值，政府不出資培訓不可能獲得那麼多面金牌。值得嗎？那要看北京的體育總局每年花多少錢。明確數字沒有公佈，幾個我不敢賭身家的數字相差很遠。體育總局說的，二○○○年總支出在人民幣十六億「以上」，之後至○四年每年加一億，○四至○八每年加兩億。不久前另一篇文章，作者不支持巨資培訓，說目前的每年總支出達五十億。

先說一點，就算每年花五十億巨資培訓，體育上北京可沒有做蝕本生意。他們發行體育彩票，生意興隆，去年只三個月銷售六十億。如果每年銷售二百四十億彩票，而彩票的回報率通常在百分之二十以上，那麼體育總局的支出得可償失矣。

讓我假設國家的體育支出是每年五十億吧（可能高估，而北京奧運後可能下調）。算永久如是，不加不減，那麼以年息五厘算，每年五十億到無盡期加起來，其總現值是一千億。這是說如果有大富豪願意一次過地捐出一千億，年息五厘每年有五十億收入，中國可以每屆亞運及奧運拿得最多金牌，直到永遠。找不到這個富豪嗎？中國人口十三億多，每人大約出七十五元就湊夠一千億了。很多貧困人家當然不願意出那七十五元。朋友，你呢？願意出多少？我自己不認為金牌永遠雄視地球有意思，但受了那麼多年鬼子佬的氣，願意出一萬。那是替一百三十多個不願意樂助的每人出七十五元了。

這種數字遊戲永遠作不得準，也無從估計。高斯曾經說過如下的不能反駁的話：不真的要求消費者自願付錢購買，我們不可能知道某事某物究竟值多少錢。話雖如此，我認為上蒼有知，只要炎黃子孫不搭順風車（no free rider），衷心地隨緣樂助，湊夠一千億不困難吧。願意出萬元以上的同胞應該不少，湊夠一千億輪不到我那一萬元了。

回頭說上述估計北京體育總局每年花五十億的那篇文章，作者把幾年花的加起來，除以上屆奧運中國拿得的三十多面金牌，每面花錢七個億，認為不值。可是，炎黃子孫一般不那樣算。他們不管金牌數字的或大或小，只管誰最多！說實話，每年五十億，多想幾次，不難想出有其他更值得花錢的地方。然而，北京奧運在望，要花的花得七七八八了，覆水難收，上蒼保佑，過一次最多奧運金牌之癮再說吧。

花錢值不值得是一回事，花了錢而見不到可觀成績是另一回事了。就算○八奧運中國拿不到最多金牌，成績驕人應無疑問。這些不大重要。重要的是在學術的發展上，如果有國際大賽，中國會輸得一塌糊塗。開放改革了二十七年，發展之速舉世嘩然，什麼世界第一的數之不盡，但學術的發展卻不成氣候。那是為什麼？

從天生條件衡量，炎黃子孫的體力說不上是人類中的表表者。是的，體力上，與西方或黑人相比，中國人略嫌不足，但國際體育還是搞出可觀的成績來。學術講智力，中國人的天生智力怎樣了？艾智仁與高斯認為，中國人的先天智慧最高。數十年前以發明半導體而拿得諾貝爾獎的那位仁兄，後來著書立說，以資料支持中國人智商最高。美國的兒童智力測驗，跑在前頭的通常一半以上是中國血統。再者，中國人在西方搞學術，說得上是有成就的為數不少。身在外地可以，在本土不成，那是為什麼？

是悲劇。人口那麼多，經濟發展得那麼快，天生智力絕不後人，開放改革了那麼多年，稱得上是思想大師的我們到哪裡去找？困難有好幾方面，不難指出，但要怎樣處理很頭痛。

首先要說的，是學術成敗的衡量，可不是體育比賽那樣簡單或客觀。今天的中國，連判斷學術高下的人材也不容易找到。這方面，有市場或有商業價值的研究（可算學術）遠為容易衡量，而我不懷疑這類研究中國會發展得可觀。事實上，在商業上的R and D投資，這幾年在中國飆升。繼續改善知識產權或專利權及商業秘密的保護，我們不用擔心中國的產品不會成功地提升科技。要擔心的是那些沒有商業價值的學術。後者在中國發展得差勁，但從人類文明的發展看，這後者比有商業價值的知識重要。

沒有商業價值的學術知識，是人類文化發展的根源。歷史上差不多所有大思想家都走這條路，但因為這類思想是軟性的，著重於概念及哲理，不容易拿得準，商業價值於是談不上。然而，長遠一點看，所有有商業價值的產品或服務，比較硬性而又明確的，都是從某些軟性的理念變化出來。

以自然科學為例，牛頓的三大定律，孟德爾的遺傳定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本身都沒有商業價值。但如果沒有這些人，今天的世界會怎樣了？社會科學、哲學、文學等更為軟性，離商業價值之途更遠，然而，回顧歷史，大思想家在這些學問上出得最多。說一個文化的發展不要過於俗氣，不要過於重視金錢，說來老土，但歷史上我們找不到一個沒有上述思想家的國家，可以持久地繁榮的。

二十多年前我批評北京急功近利，今天有了改進，還是急功近利。他們對沒有商業價值的學術沒有多大興趣。更嚴重的，是他們對社會科學、哲學、文學等的發展，有或明或暗的言論約束。我不反對某些言論需要約束，但在中國，需要的界定不清楚，於是成為大問題。我自己曾經滄海，被封封閉閉過無數次，摸不準，莫名其妙。可幸我這個老人家早就有了一家之言，封之不閉，錘之不爛，自己要收也收不回來。但我想，後學的年輕人要走軟性思想的路，要發揮自己的想像力，左顧右忌，豈非路不通行哉？

如果學術的發展可以像體育培訓那樣，政府重手下注有可為。要為學術研究大手下注，每年用不上三幾天的外匯進帳。問題是有真意的學術進境不易量度，不是花錢那麼簡單就可以買到。想當年，美國的國家研究基金的資助我用過不少，衷心感激，小心謹慎，但撫心自問，用得效率不夠理想。香港政府資助的研究金不少，我不懂的學系無從判斷，但懂得的大部分是浪費了。

回顧歷史，學術思維發展得最精彩的多個片段，那些後來被認為是重要的學派發展，我想不到有哪一「派」是由政府資助搞起來的。需要的是言論氣氛好，有足夠共同興趣的人，其中有三幾個天賦格外高，聚在一起吵呀吵的，足以傳世的學派就吵起來了。

愚見以為，不管中國的發展有多快，也不管亞運、奧運等金牌贏得多少，學術思維搞不上去，農民生活搞不起來，整個國家變得俗不可耐，有一天會見笑天下。

攝影藝術的悲哀

攝影究竟是不是藝術有爭議。我自己搞藝術攝影，當然認為自己的作品是藝術，了不起的（一笑）。然而，不認為攝影是藝術的藝術家不少吧。不好意思說出來，他們明裡暗裡嗤之以鼻！

為什麼攝影受到這樣貶低是有趣問題。一個三流畫家，作品動不動可沽數萬元。不知所謂或區區在下沒有能力看得懂的新潮油畫，動不動數十萬元。美觀之極的攝影作品，動不動要免費送出去！書法作品曾經賣不起錢，要送出去，但畢竟被認為是純真藝術，今天寫得不怎麼樣的，名氣夠大，動不動也逾萬元一幅了。只是攝影作品依然故我，很可憐的。

論困難程度，攝影可以很困難。這要看作者選走哪一條路。我選走的路，是拍攝時易過借火––只按一下快門，豈不易哉？但我的基礎來得不易：多年的黑房工作，深入研究光的處理，多方面的藝術哲理探討過，而中國的詩詞背不出一千也有數百首。數十年學問，古今中外來去縱橫，換來懂得怎樣看才按一下快門，說易甚易，說難極難也。沒有相近基礎的攝影者怎樣也看不到，於是「按」不來。問題是不懂的不那樣想。他們會認為自己也看得到，只是懶得嘗試罷了。

有時攝影可以發神經。完全不懂的初哥，可以糊裡糊塗地按一下快門就贏得攝影沙龍比賽的一個獎牌。據說真有其事：一位不懂的弄錯了，不小心重曝光，獲得比賽金牌大獎，傳為佳話。完全不是為表達感情的「弄錯了」，獲大獎，藝術安在哉？

是真問題。曾經寫過，在湖南南部有一個叫資興的地方，有一條不容易找到的小江，夏天數月每天晨早必定有霧，霧夠白，而為了招徠攝影生意，地方人士安排了「上鏡」的小漁艇與演員，每小時六十元一艘。沙龍沙龍，懂的不懂的差不多凡去必中！我到過那裡一次。早上六時攝影者雲集，熱鬧過癮。一見場面，知道有可為，因為那些年輕人不是老手，站錯了位置。後來自己攝得的有一幀拿了七八個獎，還有三幾幀會有相近成績。這些作品美觀，但有點老土，有點俗氣，看不出感情流露，而我不懷疑完全不懂攝影的也可以碰巧碰出來。我只是佔了先機，拿了七八個獎，有需要可以再拿二三十個，過癮一下，沒有想過到資興去是為了表達自己的真情實感。

藝術是要表達作者的感情的。攝影可以做到。這樣看，攝影是藝術。攝影不被認為是藝術，主要是風格問題。每個人的感情不一樣，藝術的表達應該自然而然地有個人的風格，但攝影要搞出個人的自然風格極端困難。山是山，水是水，拿同樣的照相機，站在同樣的位置，大家把快門按下去，作品一樣，個人風格安在哉？

五十三年前，簡慶福攝得的《水波的旋律》，精彩絕倫，獲國際獎牌無數。當時另一個攝影家陳致遠站在福哥旁邊，照相機用的底片較小，按快門慢了兩秒鐘，作品輸了一個馬位，但風格一樣，上帝也分不開來。這樣，搞其他藝術的會認為攝影不是藝術了。

為了爭取個人風格，數十年前攝影者整古做怪，搞什麼中途曝光，色調分離，但求與眾不同。今天有電腦協助「造片」，攝影作品何止整古做怪，簡直光怪陸離。掙扎掙扎求風格，但你有人有，來來去去都是怪鬥怪，看來「風格」不同，其實只是此怪不同彼怪也。

我早就想出自己的攝影法門，不做作的感情表達，風格獨有。但我知道，隨時隨地有人會想出我的攝法，風格類同，這裡那裡差一點只有上帝才知道。這是攝影藝術的悲哀。梵高呀，救救我們吧。

《五常學經濟》目錄

序

第一章：求學奇遇記
第二章：老師的啟發——艾智仁
第三章：老師的啟發——赫舒拉發
第四章：《佃農理論》的前因後果
第五章：七十自述：我是怎樣研究經濟的？
第六章：經濟學要怎樣學才對


附錄：米爾頓·佛利民

他是還會站在那裡的——悼佛利民
佛利民的學術貢獻

民主與貪污

不知其他專欄作者怎樣盤算，我自己寫專欄最頭痛是要想出一個題材，有少許重量的話要說。近來江郎才盡，這兩天搜盡枯腸。柳暗花明，突然想到個多月前《壹週刊》的兩篇專欄。其一是《壹觀點》的《中國有民主、法治：在台灣！》，其二是黎智英寫《Bravo，台灣！》是同一期，說同一回事：總統夫人吳淑珍涉嫌貪污被起訴，證明台灣司法獨立，民主萬歲也。

難以自圓其說。總統陳水扁及其夫人究竟有沒有貪污今天不能說，但陳總統是台灣民主的產品卻無疑問。如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正常省份，阿扁是省長，他可能早就被「雙規」了。雙規是說在規定的時間與規定的地點，被扣查者要從實招來。是北京的發明，天下獨有，聽來不怎麼樣，但國內的朋友提到雙規，皆談虎色變。

《壹週刊》早一期，在台灣土生土長的才子詹宏志寫《世界旋轉吉他哭泣》，寫得感人，描述他嚮往的台灣六七十年代。那是蔣家的大獨裁時期。蔣老頭有多清廉我不知道，但說蔣經國這個大獨裁者比所有亞洲民主國家的頭頭清廉得多，沒有誰會不同意吧。記得報道說，經國先生謝世後，他的遺孀沒有錢買飛機票去旅遊。好些年前，道聽途說，宋美齡貪污貪得成為世界女人中的首富。但幾年前我稱為二十世紀的第一夫人謝世，近於一貧如洗，沒有誰指出她的貪污錢躲在哪裡。正相反，所有輿論都說美齡女士在可以工作的歲月為貧困的兒童做很多義工，親力親為，令人佩服。

我不是今天才察覺到民主政制的頭頭貪污自成一家。十多年前就察覺到，所有的亞洲民主國家都有從上而下的貪污問題。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在洛杉磯加州大學講話，我提出如下語驚四座的觀點（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九十四頁）：

「我相信任何人，連我自己在內，只要貪污的成本或代價夠低，會貪污。在民主制度裡，最高的領導人的貪污成本比一個獨裁製度的為低。權力本身是一種經濟物品。貪污可以終結權力。民主制度的權力是過渡性的，所以領導者的貪污代價比較低。獨裁的權力可以終身享用，貪污的代價於是提升了。這觀點與亞洲的經驗是一致的。有普選的亞洲國家，貪污從上而下；獨裁的國家，貪污從下而上。中國的貪污行為雖然普及，但今天還沒有擴散到最高層。」

儘管現代歷史說得清楚，東南亞一帶的民主頭頭差不多一律貪污，貪到出汁，我不認為香港走普選的路，會選出一個貪污特首。這是因為香港公佈的財政歷來清晰，雖然這些年是一點一點地加進了模糊。值得擔心的，是今天已經搞得難以收拾的福利經濟，引進民主只會加大，不會縮小。所以我認為一個明確保護個人財產的憲法，或類似的不容易更改的權利界定法例，是民主投票的先決條件。這是十分艱巨的工程，正如佛利民說的：拉丁美洲的國家把美國的憲法搬字過紙，沒有一個不搞得一團糟。

要轉談一下阿康，因為他的立場很具代表性。代表什麼呢？代表著除了馬丁等三幾個，我無從判斷自己的朋友是站在哪一邊。阿康看來高舉民主，但他推崇備至的六十年代財政司郭伯偉，是大獨裁者：人類歷史不容易找到一個財政司比當年的郭伯偉有更大的獨裁權力。阿康曾經大讚余若薇，但見她高舉福利經濟又把她罵得狗血淋頭！阿康不可能不知道，沒有上佳的憲法或類似的約束，民主投票一定走福利經濟的路——除非倣傚「亞洲民主」，上頭貪污把公款偷光了。

想當年，Barry Goldwater競選美國總統，起用佛利民為顧問，說明要大手削減福利，結果輸得一敗塗地。後來史德拉在我面前搖頭歎息：要大手削減福利，競選時怎可以說出來！

國際體育比賽的經濟分析

動筆寫此文時，還有一天就閉幕的亞運比賽，中國切菜斬瓜，遙遙領前。早一天，英國《泰晤士報》為中國抱不平。該報見外間對中國選手拿得金牌嗤之以鼻——認為金牌來來去去給中國人奪得是悶局——責為不當，因為國際比賽主要是比個人成就，而中國選手的奮鬥可歌可泣云云。

《泰晤士報》又指出，二○○八在北京舉行的奧運，將會是中國選手的天下：領獎台將會被他們獨佔了。我不那樣看，但因為在北京舉行有「主場」之利，○八奧運中國不奪得最多金牌我會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中國人口是日本的十倍，這次亞運中國的金牌只是日本的三倍多，從人口比例看還是落後的。再另一方面看，印度的人口僅略低於中國，寫此文時只九面金牌，中國一百五十八面，相去甚遠。這顯得中國確是有了長進，炎黃子孫可仰天長嘯一聲也。

曾幾何時，是一九五九年吧，我的朋友容國團獲得世界男子乒乓球單打冠軍。不是亞運，也不是奧運，但那是中國人第一次拿得一項在體育上的世界冠軍。要是阿團今天還在（會是六十八歲），見到獲金牌的炎黃子孫左一個右一個，不知會怎樣想。

為什麼以金牌論英雄，中國選手會站起來呢？先說一些先天條件吧。中國人生得靈活，個子不高。這些有利於跳水、體操、舉重等項目，但游泳、籃球、田徑等就比較困難了。另一方面，中國人多地少，對需要用大場地練習的項目不利，例如足球、網球等。一勝一負，以項目數字結算，很難說哪邊佔優。我是偏於中國略占甜頭的。例如籃球以身高勝，金牌只一面；舉重以身矮勝，卻有多面金牌。

不論經濟效益，今天中國鼓勵國際體育比賽的制度，比西方的優勝。這是由國家出錢訓練人材，拿得金牌後有商業價值的收入與國家攤分。國家栽培的運動員算是職業了。其實美國的運動員也是職業性的，只是前者明碼實價，後者卻或明或暗。想當年，美國的運動員由學校出資培訓，有約束，不會一律公開。六十年代初期，我在洛杉磯加大替運動員補習功課，每小時五美元，當時是可觀的「時薪」，由校方出錢。容易賺，因為約好了時間運動員很多時不出現，而我則按約照收可也。坐在助理教員的辦公室讀自己的書，補習生出現就教，不出現更好！

開放以還，中國的體育培訓制度有兩方面的大改進。其一，最重要的，是運動員有權自由選擇接不接受培訓。有些人不認為有這種選擇自由，但我問清楚一位曾經拿得幾面金牌的，這自由確實存在。其二，在不苛刻的條件下，運動員成了名可以攤分廣告錢。雖然沒有經過國家培訓不容易參加國際賽，問題不大，因為一般有天賦的恨不得國家招手。

在國際賽中獲獎牌的有可觀的直接獎賞。霍英東先生的慷慨毋庸細說，地區的獎賞往往可觀。獲得金牌的賞獎，這裡那裡加起來，遠比銀或銅的為高。這局部解釋了在國際賽中，中國選手獲金的比率特別高。是有趣而又重要的現象，下文會用數字說明。

這裡先要說的，是出資培訓而後與運動員分帳的安排，外國也有，是私營的。網球、高爾夫球、花式溜冰等有這樣的安排。要注意，私營出資培訓而後分帳是一門生意，只能在幾項有市場收益預期的運動出現。這就是中國運動員在國際比賽中能多獲金牌的第二個原因。中國培訓運動員不著重於政府的金錢收益，而是著重於獎牌。西方，一項體育有大成的人如果不能轉為職業，或廣告商不問津——即是說觀眾不多的項目——私營培訓不易，大學也不關心。例如美國，校際籃球、美式足球等的電視收入，往往天文數字，校方於是高「價」招兵買馬，明裡暗裡出巨資「培訓」。有時近於使「黑錢」，校與校之間常有吵鬧，犯規而被禁賽的時有所聞。

有誰願意買門票去看舉重呢？射擊也沒有什麼看頭吧。然而，這些沒有商業收益的項目，中國一視同仁地出資培訓。這是國家培訓能多獲國際獎牌的一個主要原因。在田徑項目中，因為好看而廣告收益最高的，是男子跨欄。兩年前劉翔獲奧運金牌，我立刻為文說他發達可期，要聘請經理人也。

在兩年前的奧運中，我察覺到一個奇怪現象：中國選手獲金牌相對銀與銅牌的比率特別高。這現象重要，是中國體育國際賽的關鍵。沒有奧運的牌數資料在手，看這次亞運閉幕前一天的成績吧。先讓我用中國自一九七四至二○○六的九屆亞運贏得的牌數說明。與銀、銅牌相比，中國獲金牌的比率不斷上升。我用金牌數字除以銀牌加銅牌的總和，所得如下：

一九七四（0.444），一九七八（0.510），一九八二（0.663），一九八六（0.734），一九九○（1.158），一九九四（0.828），一九九八（0.890），二○○二（0.949），二○○六（1.097）。上面括號內的數字，如果是一點零，中國獲得的金牌數量與銀、銅牌加起來相等。數字上升代表著金牌比率上升。是明顯地不斷上升了。一九九○年的比率格外高，是例外，因為該年亞運在北京舉行，有主場之利也。

同樣算法，我們再看這次亞運的不同國家的不同獎牌比率，知道中國獲金牌的比率遠高於其他國家。排名首十位國家或地區的比率如下（不要多算下去，因為獲少牌的比率會誤導），是閉幕前一天的數據：

中國（1.097），韓國（0.397），日本（0.352），哈薩克斯坦（0.397），泰國（0.293），伊朗（0.323），印度（0.214），烏茲別克斯坦（0.333），中國台北（0.250），卡塔爾（0.40）。平均分帳，或由概率決定，括號內的數字應該是零點五零。中國拿了一點零九七，害得其他競爭者被概率否決了。

上列可見，中國獲金與銀銅的比率，比其他國家或地區高出很多。解釋是上文說過的兩點：一、感謝霍英東先生與地方人士，獲金牌的獎賞特別高；二、中國培訓一視同仁，有沒有商業價值也照訓可也。上述的比率高重要：參選的中國選手志在淘金，水平全面提升是必然的後果。

英東已矣，震霆識做乎？我賭他識做，於是推斷，儘管二○○八的北京奧運有多個西方強國參與，上述的金與銀銅的比率，中國有機會高達一點二。一點零以上我勝，有誰敢跟我賭一手？

小獎賞與大作為

後天在《南窗集》發表的《國際體育比賽的經濟分析》，出一怪招，瀟灑稱意，先在這裡賣一下關子，讀者不要錯過。
該文分析中國選手在亞運斬瓜切菜，其中提到霍英東先生的慷慨與地方政府或人士的獎賞，加起來獲金牌很過癮。不需要是足以退休的獎金，但掛金牌回鄉何止錦衣日行？在鄉中高視闊步，彷彿關雲長再世，不亦快哉？

沒有任何獎賞，一般人懶得比賽，更勿論痛下苦功了。昔日伯牙遇鍾子期，奏一番高山流水，子期謝世，伯牙碎琴。這故事令人嚮往：子期之前沒有知音，也沒有獎賞，伯牙還是練得出高山流水！別無他求，純為自娛而為之，昔日有伯牙，今天有區區在下。可惜正如范仲淹說的：「微斯人，吾誰與歸？」

這裡要說的，是比賽這回事，好些時小獎賞可以導致大作為。一個人提不起興趣，或缺乏天賦，或個性不喜歡拼搏，還有機會安居樂業，但要考個第一或拿個金牌則免問矣！但如果一個人有足夠的條件，一小點獎賞放在有效率的地方，跳升一級往往不難。

昔日在美國讀本科，不好意思問母親要錢，半工半讀。不需要什麼知識或技術的工作，每小時兩美元當時很不錯。問題是外來的學生要交格外高的學費，除非平均成績超過一個指定關口。我屈指一算，如果每學年多拿三幾個「Ａ」，免了高學費，一個「Ａ」大約值三百美元。那是一百五十個小時的薪酬！明顯地划算，發勁，全部是「Ａ」。至於後來殺進研究院，是額外的收穫，事前沒有想到。

成了教授，提點來自香港及大陸的幾位學生與自己的兒女怎樣讀書考試，法門簡單，結果是這些學子的成績也差不多全部是「Ａ」，或起碼「Ａ」多「Ｂ」少。今天還數得出共九個──教九個，九個皆如是，可見非概率使然，是教頭的功夫了得也。

我對那些學子說，如果進入大學第一個學期的成績全部是「Ｃ」，玩完。慣於拿「Ｃ」的人走進了一個框框，天分再高，用功再大，也不容易走出來。學子要知道拿「Ａ」是怎樣的一回事才有機會不斷地拿下去。倒轉過來，慣於拿「Ａ」的人不容易拿「Ｃ」。這是規律，所以學子起筆要養成拿「Ａ」的習慣，彷彿次一等的成績不存在似的。

是真心話。天生蠢才或無心向學的，上帝也救不了。這種無可救藥的學子不多，餘下來的大部分都可以是「Ａ」級人馬，只是他們慣於徘徊在「Ｃ」與「Ｂ」之間，進入了框框，以為自己屬於這個層面，不作他想。

想當年，到美國進入本科的學子求於我，我首先說：「不要告訴我你的中學成績，是好是壞無足輕重。進入大學的第一個學期你要少選科目，選易的，就是不算學分，夠易就選，先拿幾個『Ａ』，再來找我。」學子再回頭，一看臉色就知道他拿得幾個「Ａ」，於是再幾句：「你現在知道每科要讀到哪個層面可拿『Ａ』，需要的用功時間跟拿『Ｃ』的差不多，只是拿慣了『Ｃ』不知道拿『Ａ』是要讀到那個層面。你知道了，讀到那個層面要適可而止，去釣魚吧。考試的前一晚要早睡，因為考試靠衝刺，要拼搏。三個小時筆試你兩個半小時答完就離場是傻瓜。第一個進場，最後一個離開才對。先細讀試卷，整卷讀，讀兩次，休息五分鐘，鬆弛一下，然後搏到盡。」成績跳升一級往往容易，所以在某些情況下，一小點獎賞可以有大作為。

從聖誕歌想到的

聖誕將至，聖誕歌又在空中飄揚起來了。聖誕歌好聽。不怕莫札特，不怕貝多芬，聖誕歌好聽。簡單的曲調，沒有湛深的樂理，也沒有複雜的變化，但好聽。被譽為歌曲王子的舒伯特，音樂天賦不在任何古典大師之下，平生寫下歌曲數千首，最好聽的是《聖母頌》，今天是一首聖誕歌。

聖誕歌的調子容易記，聽來永遠是那樣安詳，令人有一種難以形容的舒適感。曲詞永遠是那樣善意，使人聽來感到歡欣，希望自己可以為有需要的人做出一些好事來。如果你在教會文化中長大，到過教堂守禮拜，尤其是童年時進過「主日學」，聖誕歌會給你無限的溫馨回憶。究竟有沒有上帝不要爭議，聖誕歌的確給人有一種靈性感，覺得無情的世界還有真誠的一面，人與人之間還有愛。

我是在一個基督教家庭出生的，小時進過主日學。三歲時在主日學聽到的故事，從牧羊人到瑪利亞到耶穌升天，都愛聽，不記得聽過多少次了。當時奇怪為什麼亞當與夏娃吃的蘋果永遠是紅色的，而公仔紙上描述的耶穌，長頭髮，搞不清是男的還是女的。

也是少小時，我最喜歡的節日是聖誕節。家住西灣河的山上，平安夜的凌晨教堂的詩歌班會來報佳音。進家門之前，穿著白袍的詩歌班必在門外唱十多分鐘的聖誕歌。母親強逼我先睡再起，我不肯睡，恐怕睡過了時，走了寶。詩歌班進門後有母親準備好的熱食品，很多的，在寒冷的平安夜中格外好吃。這邊吃，那邊唱，唱聖誕歌。一時間所有足以令人煩惱的事，大家一起忘記了。

朋友，你相信耶穌升天嗎？相信有上帝嗎？我信不信？朋友，真的，信不信有什麼關係呢？你不需要信上帝也可以享受那個平安夜，可以感受到一個宗教給你帶來的溫馨，可以自得其樂地大唱一番聖誕歌。那些認為宗教或上帝是無稽之談的人，認為不相信就不能藉著聖誕來安息一下的，蠢也。去問愛因斯坦及數之不盡的喜歡到教堂崇拜一下的科學家，問他們信不信有上帝，不管怎樣回應，他們心中多半會像我那樣，想：信不信有什麼關係呢？為什麼問得那樣蠢？

這就帶來本文要說的一個問題，重要的。可能是文革的後遺症，北京今天約束宗教，或起碼不鼓勵。我不反對某些宗教需要約束，不否認胡作非為的「邪」教可以出現。我也同意就是有良好傳統的基督教，信得著了迷的可以闖禍。但有悠久歷史的宗教，闖禍的機會不大。任何教育都可以導致某些人發神經，宗教不例外，基督教也不例外。權衡輕重，我們要考慮某些宗教給社會帶來的好處，會高於給社會帶來的害處，然後加以鼓勵。所有先進之邦都鼓勵他們認為是可取的宗教，為什麼中國是例外呢？

宗教是一種教育。教什麼呢？教人與人之間需要有愛！世界上沒有任何大學，設有「互愛」的課程。一個先進的國家，學校沒有這種課程，認為不需要，因為有教會的存在，是教會的工作了。

胡錦濤先生說要有一個和諧的社會，沒有誰可以反對。但當我們打開網頁看看，什麼憤青之類破口大罵，粗言粗語，人身攻擊，譁眾取寵，無理取鬧——和諧安在哉？這是今天的中國。

我不相信，怎樣也不相信，一個受過主日學教育的孩子，長大後會是一個憤青。和諧之道，要基於互愛。不需要肉麻的或婆婆媽媽的，但人與人之間的一點互相尊重是起碼的要求了。愛，政府教不來，學校教不來，應該是家庭與教會的責任了。

聖誕快樂！謹此向讀者們問好。

聽陳薩與李雲迪聯想到的

中國的地球轉得特別快！經濟增長數字或可爭議，但什麼高樓大廈、高速公路、跨海大橋之類，昨天不見，今天卻突然多了出來。深圳的故事我寫過，不可能過於誇張。十一月二十九日那裡的藝術學校建校二十週年，由他們的學生陳薩與李雲迪舉行鋼琴演奏會，不賣門票，朋友邀請，欣然赴會。

先說這間藝術學校，只二十年，藝術什麼其他的我沒有跟進，但鋼琴教育冠於地球應無疑問。兩個原因。其一是老師但昭義，真英雄也。其二是神州大地學習鋼琴的孩子實在多。六年前但老師的學生李雲迪與陳薩在華沙贏得蕭邦鋼琴大賽的第一與第四之後，鋼琴兒童天才都喜歡跑到深圳去。我不肯定鋼琴比賽是好事，但十年來，深圳藝術學校的鋼琴學生拿得二百六十個獎項，其中五十五項是國際的。

中國的地球轉得快。只兩年多前在廣州聽過陳薩，今天再聽，我聽到生命的活力了。樣子可人，氣質好，台上的儀表有大改進——雖然我認為衣服還要穿得高雅一點。技巧早就沒有問題，但這次她演奏的第二首，有伴奏的李斯特作品，有幾部分樂隊的聲浪蓋過了琴音。女性彈鋼琴看來不要走男性的全面路線。記憶所及，數十年來，女鋼琴家可以彈得與頂級大師平起平坐的，只有日本的Uchida。這位女士專精於莫札特，而莫札特的鋼琴奏鳴曲沒有誰彈得過她。

陳薩能否成為另一個Uchida很難說。不會很苛求吧。重點是要找到自己，彈出自己的風格。自然、可愛的獨特風格，有深度的，所有藝術家皆夢寐以求。不容易。是個性的問題，是學問修養的問題，與天賦沒有多大關係，而我認為參加比賽是個人風格發展的大忌！我沒有學過鋼琴，但想，如果掌握到足夠的技巧，達到隨心所欲之境，我會多讀中國的詩詞與西方的藝術書籍，然後放開來，彈自己的，不管外人怎樣說，也不妨亂來一下，自我陶醉地彈幾個月再作打算。

任何造詣的發展都遇上這樣的困難。基礎技術重要，要苦練，但到頭來可觀的技術是一種約束，從事者要怎樣殺出重圍，要怎樣跑出去才能找到自己的天地呢？奇怪地困難，但這種追求是我自己的一生。今天老了，回顧平生，經濟學我跑了出去，攝影跑了出去，寫文章也算是跑了出去吧。書法還不成，說不定某夜醒來，若有所悟，禁不住爬起床來，走到書台前揮毫直下，寫出自己要寫的書法。這裡要提點後學一下。跑了出去，找到自己的天地，不一定值錢，市場不一定接受。不要管這些。自得其樂是足夠的回報。

是第一次聽到李雲迪現場演奏。唱片聽過，作不得準，因為錄音可以反覆重錄。影碟看過他贏得蕭邦那場，是六年多前的事了。今天他判若兩人，達到另一個層面。羨慕這個青年。只二十四歲，就明顯地進入了自己的天地，有市場，很大的。說實話，天下間沒有什麼比得上自己喜歡做的事，為了興趣享受沒有金錢回報也要做的，但做起來可以賺很多錢。這樣看，大富豪的生命比不上郎朗，比不上李雲迪——也不一定比得上區區在下，雖然我的攝影與書法作品是免費送出的。

在我繼續贊下去之前，要先給李雲迪一個小小批評。那是安排好的樂曲演奏後，聽眾要求再奏（encore）不要吝嗇，不要給聽眾有半點秘技自珍的感受。演奏要把聽眾作為朋友，把他們拉近身邊來。要求再奏，千呼萬喚始出來會給聽眾有擺架子的感受，不可取。聽到要求再奏的掌聲，出來就彈，不要行出行入幾次，彷彿在賣關子。要彈到自己真的累了，或掌聲的熱烈有下降跡象，才有禮貌地以動作表示不再彈了。

今天外國有好些地方，因為有工會的存在，彈得過時有問題。但四十年前，在美國，大師們回應再奏要求一般慷慨。魯賓斯坦的再奏格外賣力，當時他八十歲了。基辛曾經再奏十多次，汗如雨下，彈到沒有熟習的曲子為止。不記得是哪位大師，索性要求樂隊跟他一起再奏協奏曲的最後一章。

其實最近我聽過李雲迪兩次。上述的校慶免費演出外，十二月七日再聽他演奏了兩首協奏曲，比較新潮的。新潮的「古典」缺乏曲調，非我所愛，但困難程度高。李雲迪彈得好，非常好。六年苦練，他顯然是從一個蕭邦專家發展為一個全面的演奏者。

我要特別指出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晚上他演奏的Gregg Concerto。這首耳熟能詳的協奏曲，我沒有聽過比李雲迪彈得更出色的了。滿是活力，爆炸與幽怨的交替扣人心弦。不是傳統的闡釋，這裡那裡有點誇張，但我喜愛。

這就使我想到不久前一位朋友傳來的外國評論者給李雲迪的評價。好評當然不少，也有貶低的。後者主要是批評他彈得與傳統不同，或有點怪。那是批評闡釋那方面了。歷來討厭那些批評闡釋的人。演奏其實也是創作。曲譜不能更改，是十八世紀的不能彈為二十世紀的爵士音樂。但除了這些約束，演奏者要彈出自己的闡釋、自己的風格，在約束下有相當大的自由。你不愛聽我的闡釋不聽好了。說我的闡釋不好，你要指出在哪方面我違反了音樂的真諦。事實上，除了曲譜上作者指定的，有誰知道莫札特或貝多芬當年是怎樣闡釋自己的作品呢？也是事實上，他們當時的鋼琴遠不如今天的那樣完美，難聽的，就是天才絕頂也彈不過今天的李雲迪彈今天的鋼琴。

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是鋼琴大師眾多的年代，我差不多全都聽過。跟著走下坡，到了九十年代，稱得上是大師的不及一掌之數。是鋼琴與西方古典音樂之幸，中國的天才跑出來。專家們要罵就罵吧，從全面演奏的角度看——即是任何作曲家的作品都可以演奏的角度——我認為六十年代的大師沒有一個彈得過今天的郎朗與李雲迪。

不知是真是假，應該假多於真，報道說中國學彈鋼琴的孩子的數字太大，不可信。然而，算得上是天才的總有數十個吧。問題是，鋼琴演奏是經濟學上說的共用品，市場不會容許數十個天才每個賺很多錢。好些天才會很失望——除非各有各的獨特風格，各有各的可愛。於是，還未成名的天才只有一條明路可走：要找到自己，要用學問培養自己的品味，要不造作地彈出自己的風格。原則上，以人口的比例算，中國昔日有多少個被認為是傑出的詩人，今後的中國就可以有多少個被認為是傑出的鋼琴家。

追思佛老

佛利民謝世，朋友要在深圳舉行一個追思會，問我意見。當然不反對，而大家知道，在中國追思佛老，不能少了我這個老人家。我是有保留的。北京對任何集會皆敏感，但如果要得到正規批准，可能要等一段時日，這樣，追思沒有什麼意思吧。朋友之間要聚在一起，說一些關於佛老的衷心話，別無其它，可以做，也應該做。

是在一間會所的宴會廳舉行，不大的。環境好，窗外俯視大泳池，水清潔淨可人；仰見世界級檔次的住宅樓宇，設計變化有序。這是深圳，二十年前有誰會想到呢？佛老地下有知，會欣慰。到會七十人，發言十多個，說的都是一些往事，一些個人感受。都說得好，尤其是幾位曾經與佛老碰過頭，或通過信，或上過他的課——今天都不年輕了。是親切的追思，四個小時沒有冷場，沒有爭議，也沒有哀傷——暖暖的，是溫馨的追思了。

侯夫子是從經濟轉行律師的，可能是在香港媒體介紹佛老學說的第一人。那差不多是三十年前的筆墨了。追思後我對夫子說：「佛利民這個人生時多姿多采，有爭議性，所以身後追悼的話容易說，可以說之不盡。我也多姿多采，也有爭議性，如果死後你還在，總有好些話要說吧。」他回應：「你不在，無從約束我說什麼。」我說：「既為律師，你怎會不知道這種事也可以用合約安排。先把悼文寫下來，簽上名字，交給我的子女吧。」阿康在旁聽到，說：「不用擔心我說不好的。」我轉頭對太太說：「阿康是危險人物，信不過（一笑）。」

佛老謝世是代表著一個大時代的終結，另一個大時代的開始。這樣劃分，主要是見到中國的情況。是的，就在佛老謝世的前幾天與後幾天，舉世輿論，要不是說中國再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就是說將來的世界是中國人的天下。我自己不那樣看，只能說炎黃子孫終於走出了漫長的黑夜，見到黎明，是市場經濟高歌凱旋的鐵證。但我是個小人物，怎樣說無足輕重。國際輿論是將來史學家的依憑，而將來史學家回頭看，他們會發現中國熱成為定局之際，剛好是佛老謝世的日子。但願炎黃子孫繼續爭氣，好叫歷來關心中國的佛老，會因為中國復興而劃下來的大時代轉變，使他名垂千古。

人類以思想刻劃時代，而歷史回頭看，時代的劃分反映出影響時代的思想家。近代歷史出現過四個這樣的人，都是經濟學者。第一個是史密斯，從工業革命與資本家崛起之際跑出來，推動了重要的經濟進化思維，貿易於是在國際擴散。第二個是馬克思。此君跑出，因為當時經濟學的思維，被約束在土地與勞力的分析，知識資產——包括資本家的商業知識——被漠視了。這導致古典經濟學有不少難以自圓其說的地方。是馬克思的投訴，促使後來馬歇爾及費沙等人重視知識對社會經濟的貢獻，再後來科技發展大行其道。第三位是凱恩斯。此君是在舉世經濟大蕭條中飛起來的鳳凰。大政府時代隨之而起，市場的運作受到質疑，管制之聲不絕於耳。第四個是佛利民。此君在管制聲中騰蛟起鳳，舌戰群儒，把大政府罵得頭昏眼花，進退失據。

追思過了，感慨萬千，步出會所，無端端地想到蘇東坡的那首七律，詩云：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
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泥上偶然留指爪，談何容易？佛利民做到了。為人若此，豈止近焉！

龍的故事

不久前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吳友富，建議重新建立國家形象，說「龍」被西方認為是一種充滿霸氣和攻擊性的龐然大物，對中國的形象不利，要考慮修改。一時間網上大吵起來。絕大部分網友反對改變以「龍」作為中國的標誌，但如果一定要改，網友首選鳳凰，次選熊貓，三選雄雞。

朋友，一個國家可以選國歌，或改國歌；可以選國旗，或改國旗；可以選國花，或改國花。如果需要我們可以選國獸，或改國獸。龍老兄可不是國獸，絕對不是，從來沒有人選過。牠是從炎黃子孫的文化發展中自己跑出來的，不請自來也。既非選出，無從取締。昔日文革革之不掉，他朝核彈炸之不死也。只要炎黃子孫沒有死盡，龍會活在他們的腦子中。

吳友富教授應該比我年輕，沒有在西方勾留過很久吧。我曾經在北美生活過二十五年，知道那裡的教育沒有說中國的龍是霸氣十足的。正相反，在無數的卡通電影或手繪漫畫中，中國的龍是可憐蟲：有時搖尾乞憐，有時像小丑，有時被小老鼠追得叫救命，有時是只腹大頭小的蠢東西，在肚子上用正楷大寫CHINA，被紅鬚綠眼的小個子侮辱得欲哭無淚——有時被戲弄得淚如雨下也。永遠是那副可憐相，但西方的孩子們還是喜歡牠，因為牠沒有吃過任何人。

我不想在這裡說不堪回首的往事。炎黃子孫自己不爭氣，龍於是受到無妄之災，被羞辱一番無可奈何，很有點活該。今天，炎黃子孫站起來了，老外於是思龍而生畏乎？若如是，也很有點活該。

龍無疑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象徵，代表著一種尊嚴，一種智能，一種活力。上古的龍是一條四腳蛇，在古玉件與古陶器中出現過不知多個千萬次。究竟那四腳蛇的形象從何而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我自己「考古」所得，不會被接受的，是恐龍在神州存在到人類文化開始之後，而龍可能從恐龍變化出來。這樣說，與西方恐龍專家之見相差二十萬年。但我曾經見到一件中國的小玉件，很古的，起碼數千年，形像是恐龍，錯不了。

數千年來，龍當然不是真有其物，其形象轉變過無數次。從四腳蛇轉為近於今天的龍，應該起於唐。大約十年前有人要求我鑒證一面銅鏡，圖案是唐，鎏金是唐，所以應該是唐。銅鏡上有條龍，十分精美，長的，瀟灑靈活，頭很小，足有五爪。只一次見到這樣的龍，所以當時我認為很可能是宮中專用的。幾年前有一幅據說是唐宮的書法拍賣，專家說不是唐，因為唐代還沒有那種紙。當我見到紙上淡淡地印著的龍，與那面唐鏡上的一模一樣，叫出聲來。

宋代的宮龍有大頭，還是足有五爪——寫此文時我正拿著一件宋定窯，細看上面的龍。眼睛、口、面皆難看，且模糊不清，想來是龍頭從小轉大的過程中的思維掙扎吧。我們今天常見的龍，大約是元代定形的。元代的龍足有三爪，明代加一爪，清代再加一爪，而後者是我們今天說的「五爪金龍」了。

是奇怪的文化。從上古的四腳蛇到今天的大頭五爪，不管經濟發展如何，中國的龍的形象變化，大變小變無數次，永遠是向威猛與瀟灑這兩個方向走。為什麼這樣，每一變代表著什麼，是湛深的學問，我不懂。

不真有其物，所以龍的形象容易改。重要的問題，是中國的文化歷來均質（homogeneous），保守，可以不改不會改。犀牛是個重要例子。此牛在神州大地絕跡了五千年，但我有一件龍山文化的黑陶犀牛，其形象與清代的瓷犀牛完全一樣，一絲不改。事實上，無論是青銅或陶瓷的犀牛形象，在中國從來沒有改變過。早就絕跡，但保存下來的形像一絲不改。

深入地解釋龍的形象變化，會使我們多些瞭解自己的文化吧。

佛利民的學術貢獻

一個幸運的人免不了有些不幸的地方。上蒼給予佛利民的天賦，可與數十人攤分還高人一等，而作為一個經濟學者，他的國際聲譽早晚會超過凱恩斯吧。他的不幸，是這聲譽把他的學術貢獻掩蓋了。純從學術的角度看，更不幸的，是他在政策建議上花時間多，學術貢獻的減少是代價。

千萬不要誤會。從人類整體的利益看，佛老選走的路沒有錯，而我也沒有說他的學術貢獻不大。很大的。但如果你知道他的學術天賦是在哪個層面，而又知道他的精力超凡，你可能會像我那樣，為學術的損失感到可惜。有時我想，如果五十年代的佛利民繼續他的價格理論研究，繼續集中於解釋現象，今天的經濟學發展不會使高斯、貝加、布格南等人那樣失望，而我也用不著那樣勞氣了。

學術上，佛老的最大貢獻是在價格理論那方面，可惜他只下了幾年工夫。一九四八年與J. Savage合著的關於風險的功用分析，解釋為什麼一個人既買保險，又進賭場。有爭議，但無疑是大師手筆，重要地影響了後來金融學說的發展。我的一位師兄把該文的一條曲線切一半，倒轉過來，分析投資理論，拿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一九四九年佛老獨自發表的《馬歇爾需求曲線》，我讀得驚心動魄。好幾處我不同意，但思維那麼深入，變化那麼精彩，歎為觀止，佩服由心底裡發出來。

佛老在價格理論上的最大貢獻，是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價格理論》一書。這本書是他在課堂上的講話，兩位學生寫下筆記，再由他老人家修改一下。早一年，學生筆記的原本我在黑市買下來，非法非法，只能偷偷地讀，因而知道，一九六二出版的正規本修改不多。

這就是問題。筆記簡略，修改了也應該遠不及佛老自我發揮地從頭寫到尾。這帶來兩方面的不幸。其一是在價格理論上，佛老的思維究竟達到哪個層面沒有人知道；其二是該筆記本不夠詳盡，於是湛深難明。後果是佛老的價格理論在學術界的影響不大。

我可能是唯一的把該筆記本讀得紙碎翻飛然後發展下去的人。只一個例子可以說明簡略的湛深有大代價。筆記第五章寫成本與供應曲線，最後說：一個壟斷產出者面對的需求曲線，是他的平均成本曲線。有些人說發神經，有些人說打錯了字。我把該章讀了無數次，知道這看法精彩絕倫，不可能錯，因而知道盈利（profit）只可能是風落（windfall）的結果，知道profit theory在邏輯上不能成立，知道租值是成本，也知道租值的理念重要，要再作闡釋。

在三卷本的《經濟解釋》中，為了全面闡釋租值，我從史密斯說起。這是佛利民的影響了。需求定律的變量與不變量的處理，我殺出重圍，與佛老的處理不同，但明顯地得到他的啟發。至於我後來在捆綁銷售、全線逼銷與市場多種價格安排的分析，艾智仁的影響外，主要是佛老的筆記本後面提出的問題。是一本奇怪的書。書後提出的所有問題，書中完全沒有提供答案。這些問題是當時芝加哥大學的午餐話題，是戴維德的興趣所在。當時我在洛杉磯加州大學，考博士理論，類似的問題常見，於是跟進。當時我知道，要考個第一，博士理論試不需要答得對，但要有深度。捆綁銷售與全線逼銷等的正確分析，多年後我才在《經濟解釋》寫出來。

佛利民的價格理論走史密斯與馬歇爾的傳統，其貢獻主要有兩方面。其一是比起馬歇爾，他把價格理論提升了一個層面。這是希克斯、魯賓遜夫人等大師做不到的。層面升了一級，「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擴闊了我們的視野。得到艾智仁與與佛利民的啟發，加上在街頭巷尾跑了三十年，我寫《經濟解釋》是意圖把價格理論再提升一個層面。佛老的第二項貢獻，是他永遠重視理論的內容。他認為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論是沒有經濟內容的。走馬歇爾的路，沒有經濟內容的數學方程式他從來不用。我自己呢？加上艾智仁、戴維德、高斯等人的影響，想通了內容我很少用數。然而，堅持理論要有經濟內容，我主要是得到佛老的提點。

五十年代中期起，佛利民再不染指價格理論了（六二年發表的是舊筆記）！他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消費函數理論》那本小書，是轉到宏觀與貨幣研究的導火線。佛老曾經對我說，該書是他平生的最佳作品。那稱為「固定收入假說」的其實很簡單，從費沙的《利息理論》變化出來，這裡不細說了。困難是怎樣用資料數據來驗證該假說。簡單的理論，邏輯說得通，證實往往難於登天。這一次，史無前例的一次，佛老施出渾身解數，把當時行內早就驚為統計學天才的本領表現無遺。一九六三年我拜讀該小書後，信服經濟是一門實證科學，選擇了自己要走的路。

六十年代初期，貨幣理論的大爭議搞起了火頭。當時我是洛杉磯加大的研究生，替另一位貨幣大師普納（K. Brunner）作研究助理，知道佛利民是主角。六七年到了芝大，那裡的「貨幣工作室」已經名滿天下。由佛老主理，是「封閉室」（closed shop），意思是除了教授，不提供文章的不能參與。從六七到六九我在芝大的兩年間，佛老對貨幣的思想集中，同事之間提到都是你看我，我看你，無話可說。

佛老對貨幣理論的貢獻有多大呢？要看你怎樣算。他和Anna Schwartz合著的《美國貨幣史》（連資料兩巨冊），重複又重複地解釋了美國當年的經濟大蕭條，歸根於政府（尤其是聯邦儲備局）的處理失誤，且失誤頻頻。無疑是學術研究巨著。然而，我卻懷疑，雖然題材重要，應不應該花那麼多的時間與精力呢？是一個天才的精力，多花一點在價格理論上不是較好嗎？這一點，我這輩的經濟學者朋友大都這樣想。

至於佛老在幣量理論（quantity theory）上的貢獻，是費沙方程式的伸延。好是好，天才是天才，可惜脫離了本位制後，貨幣何物是大難題，而這難題愈來愈頭痛了。想想吧。電訊發達，從香港匯錢到美國去，不管多少，只幾秒鐘。這使傳統的貨幣分類變得模糊了。再想想吧。地球一體化，任何一個開放國家可以用任何貨幣作成交或財富積累。對通脹及有關的話題，幣量從何算起呢？

一九九五年，美國的另一位貨幣大師A. Meltzer到香港找我傾談。是我的師兄，相見甚歡。此君信奉佛老的幣量理論，是第一個提出單是調控銀根可以調控幣量的人。在那次傾談中，他表示對幣量理論有懷疑。當時美元的幣量大幅急升了，但通脹不回頭。我的解釋，是九一年波斯灣之戰後，舉世增持美元。

佛利民支持的美國貨幣制度，顯然不妥。數十年來，唯一佛老認許的聯邦儲備局主席格林斯潘，任內利息率大幅地輪上輪落，輪了八次之多。可取的市場運作，實質的利息率應該與市場投資的回報率看齊。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相信市場的投資回報率也是這樣輪上輪落的。因此我認為，美國的貨幣制度有很大的不足之處。

脫離了本位制後，佛老認為一個大國的貨幣不可以下一個固定的錨。曾經問他為什麼不可以用一籃子物品為錨，他說原則上可以，但費用太高。當時他和我可沒有想到，後來朱鎔基推出的中國貨幣制度，也是原則上，貨幣可用一籃子物品為錨，而政府是不需要提供這些物品的。佛利民的影響看來太大了：北京不知道自己執到寶！

陶傑怪論有真意

那天見陶傑寫《為什麼你不必寫好中文》，題目古怪，好奇讀讀。他提出兩個大調，一明一暗，讓我這位大師翻出來，使讀者們吵鬧一下也好。

第一大調清楚。陶老弟認為，中文不必學好，因為要欣賞優美的中語文字，找幾位今天還活著的高人的作品，品嚐可也。學好中文？發神經！何必有自唔在，拿苦黎辛。

如此類推，我想到一位年輕人要學打高爾夫球，問陶夫子意見。夫子曰：「高爾夫球？容易容易。你只要識得何謂桿，何謂洞，就畢業了。要欣賞高爾夫球技嗎？看老虎活士比賽就足夠，無須自己打得好。」

也如此類推，我幻想自己被聘請為香港某大學的中文教授（資格足夠有餘吧）。課堂上學生舉手問：「大教授呀，有人說你的文章有別字，你自己也說一千個字錯一個，別字重要嗎？」我回應：「別字？讀得出聲就是對！解不通是因為你生得蠢。」

拿著陶傑發揮，因為想到這樣的一個問題，重要的。不久前聽到朋友說，美國不少幼兒班開始教三歲多的孩子學中文，講普通話。這顯然起於炎黃子孫的口袋裡有幾個錢，人口十三多億，西洋鬼子於是看風駛舵，拜秦始皇為師。問題是，中文是上選的語文嗎？比起英文怎樣了？中文可否成為國際大語言呢？

我的看法是：中、英二文皆可以寫得非常優美，二文差別甚巨，但二者都是人類文化中的頂級文字了。相比之下，中文因為沒有文法的約束，而常用的字彙比英文少很多，所以較為容易學。當然，要到家二者皆困難。分別的重點，是中文字單音（逼著常用字彙較少），英文字多音（常用字彙多，字與字之間的變化微妙）。英文的表達能力強，但要學得好難於登天。中文的表達能力，要靠砌字高明，而又因為是單音字，講平仄，讀得朗朗上口的要論長短句的字數。

平心靜氣地衡量中、英二文，我認為達到師級二者皆絕妙，但中文比較容易學（個人認為容易相當多），所以長久一點看，中文要成為國際語言不苛求。二十年前我不這樣想，因為當時中文不能打字，一著之差，輸幾千里。今天中文用計算機打字，可以打得比英文還要快（一位同學一分鐘可打二百個中文字）。

正在為中文的前途偷笑，陶傑卻給我潑一盆冷水，頭痛是他潑得對。這是他提出的第二大調，暗的，愈想愈對。他指出要學好中文不能不懂得中國的文化傳統，漠視這傳統學不出什麼來。這樣，只知何謂桿、何謂洞就差不多了。陶夫子舉出明人楊慎的《臨江仙》——以「滾滾長江」起筆的那一首。

記得四十多年前選修心理學，有一種測試，是測一個人的第一時間聯想到的。考者出一詞，答者要立刻覆一詞，看看效果。陶夫子之見，是如果你出「長江」一詞來測試我這個老人家，我會立刻回應：「大江東去。」但如果你出「長江」考一個香港學子，他會立刻回應：「李嘉誠！」

一盆冷水，卻是真理。其它語文我不懂，但比起中文，英語是不著重於文化傳統的基礎來協助表達的。中文呢？你不需要像某些寫中國詩詞的君子，只七個字要下三個典故腳注，但某些成語，或某半句典出何處，或多或少你總要學得。不止此也：要用得很熟才可以寫得流水行雲，才有自然的文采。當我寫「去如黃鶴」，淺的，或說「梓澤邱墟」，深的，我是想也不用想就放進去，自然的，但或明或暗地假設讀者知道中國曾經出現過崔顥與王勃這兩個人。英文不用這一套。

陶傑之見，是如果考上述的心理測試，出「黃鶴」，香港學子的第一時間回應，可能是「禽流感」。有這樣的文化，好中文不學算了。高見也。

《五常學經濟》序

幾個月前，在人傑地靈的杭州與一些才俊聊天，一位來自浙江大學的邀請我到那裡講話。正要推卻，想到一件事，立刻答應，建議講題：「經濟學要怎樣學才對」。這「變卦」起於高斯的要求。九十五歲的高斯認為歐美的經濟學發展入了歧途，兩次要求我在神州推廣他和我喜歡的經濟學，鼓吹經濟學回復到史密斯的傳統去。

我也不年輕。此《序》發表那天七十一歲了，不可能再有什麼大作為。然而，同學一般知道我是誰，就是把憤青算進去，天時地利看來不怎麼樣，人和卻佔了先機。希望一絲，動起筆來龍精虎猛，瀟灑利落，思路縱橫（一笑）。

浙江大學講話後，朋友相約到中原走走，我破例地毛遂自薦，邀請那裡的大學邀請我講話。於是在西安交通大學與鄭州大學以同一題目講了。沒有準備，三次的內容略有不同。我跟著綜合整理，補充不少，分五期發表，用心地寫了一萬三千多字。

在寫《經濟學要怎樣學才對》的過程中，想到一件事，愈想愈對。那是我發表過的關於自己求學的文章，有連貫性，加起來，編排得好會有一個很理想的整體。這些年同學們認為我寫求學的文字最可讀，但他們投訴，說零散地發表，分開來讀，不夠過癮。同學說，連貫地讀，我的求學經歷讓他們有「驚濤裂岸」的感受。沒有刻意地這樣寫，但自己的求學歷程彷彿坐過山車，不尋常。

跟葉海旋商量了一陣，大家同意如下的次序安排很稱意。結集書名《五常學經濟》，分六章：一、求學奇遇記（十一期，○五年發表）；二、老師的啟發——艾智仁（六期，九○年發表）；三、老師的啟發——赫舒拉發（四期，九○年發表）；四、佃農理論的前因後果（十期，○○年發表）；五、我是怎樣研究經濟的（三期，○五年發表）；六、經濟學要怎樣學才對（五期，○六年發表）。

上述的安排，編輯整理後，加上小標題，反覆重讀，覺得天衣無縫，是一本完整的求學傳記了。是的，我認為就是自己刻意地整本從頭寫到尾，不會寫得那麼好。這是因為每一章（每一系列）是自己當時有感而發，思想集中，坦白誠懇。一次過地動筆寫不出現有的焦點來。現有的是經過十六年的分段集中，其間作者的年紀有變，感受有別，而這裡那裡免不了有點重複，但刻劃得深，波濤起伏足夠。我想到米爾的自傳名著，也是寫自己求學的經歷。天才我不及他，但經歷的變化他不及我。論可讀性，我應該佔優。更重要的是他是天才，我不是。米爾的求學法門是天才的專利，沒有誰可以學。我的法門可以學，雖然走過千山萬水，崎嶇不平，但這裡那裡有些憩息之所，同學們細想一下，多多少少會得到一些好處吧。

這就帶來另一個有趣的決定。不少同學認為，讀我的求學經驗，會較為容易明白我在經濟學上的思維。最近幾位讀者說，讀了《經濟學要怎樣學才對》，使他（她）們對我那三卷本的《經濟解釋》的理解有明顯的幫助——其中一位甚至說使他豁然開朗。靈機一觸，我決定把這本《五常學經濟》編為《經濟解釋》的「卷四」。也是精裝印製，設計及排版與前三卷完全一樣。希望同學們讀了這「卷四」後，得到新的啟發，會有興趣重讀前三卷。

《信報》林山木屢次要求我寫「自傳」，卻之不恭，但寫不出來。《五常學經濟》是另一種自傳，完整的，大可魚目混珠。就把這本結集獻給山木吧。

經濟學要怎樣學才對（之五）

各位同學（續前文）：

執筆寫這最後一節時，佛利民謝世幾天，而再幾天我七十一歲了。光流水逝，歲月無情，今天的經濟學已經不是佛老和我熟知的傳統了。回顧西方的經濟學發展，奇怪地發現，可以憩息或流連一下的、有整體架構的作品，大約三四十年出現一次。武斷地排列，可舉史密斯（A.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李嘉圖（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1817），米爾（J. S.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48），馬歇爾（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890），魯賓遜夫人（Mrs. J. Robinson,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1933），佛利民（M. Friedman, Price Theory, 1962）等。我自己的三卷本《經濟解釋》二○○二年完工，與佛老之作剛好相隔四十年，是傳統的時距，但因為用中文動筆，能否成為「憩息」之所恐怕要多年後才知道。不是沒有機會的。一脈相承，《經濟解釋》是「古文」，雖然大手改進與補充了，但沒有自立門戶，有傳統的支持。另一方面，讀經濟的中國學子實在多，人多勢眾，說不定其中有興趣的會把我的思想發展下去。

樂觀地看，雖然那三卷本還沒有在國內出版，但學子從網上打印下來閱讀的無數，而好些大學已經指定為需要的讀物了。悲觀地看，雖然從傳統發展出來，但今天的「主流」脫離了傳統，與我主張的學問格格不入。我不想在這裡批評我知得不多的新潮學問，但認為如果經濟學者對解釋世事再感興趣，他們總要回到我這邊來——真理站在我這邊。

不容易明白發生了些什麼事。十多年前與一些年輕的經濟學教授傾談，或接見一些求職的經濟學博士，我發覺沒有一個讀過馬歇爾！想來他們的老師也沒有讀過。是自然科學的不良影響吧。自然科學，學理論要學今天的，不用管前人怎樣說。四十五年前作學生時，經濟老師也對我說過類似的話。後來到了芝加哥大學，身為價格理論大師而又是經濟思想史泰斗的史德拉，說研究思想史只是為了興趣，理論學今天的算了。

問題是雖然科學方法相同，經濟學與自然科學很不一樣。前者，實際可用的理論不多，說來簡單，但千變萬化，基礎不容易掌握得通透，而略有差池，變化就不容易搞上去。搞經濟分析主要是搞變化。以我之見，當我們說前輩經濟大師錯了，主要因為概念拿不準，變化搞錯了。但某變化錯，不等於所有變化皆錯。好比李嘉圖，今天不少學者認為，除了比較優勢定律，李前輩的其它理論全盤皆錯。真的嗎？三十年前我寫知識產權與發明專利，就用上眾人皆說是錯了的李嘉圖的「差別租值」（differential rent）理論（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五八二至五八九頁），巴賽爾識貨，頻呼精彩。又好比Cournot的雙頭競爭（duopoly）理論，一般學者早就認為過了時，不中用。一九六九年我推出公海漁業的租值消散理論，同事們無不嘩然，說天才了得，可惜讚聲未了，自己卻發現該理論是Cournot的雙頭競爭的另一個版本（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一八二至一九○頁）。

經濟學要用簡單的理論來解釋複雜的世界。這樣看，簡單的理論要搞出精彩的變化來。像史密斯、李嘉圖、米爾、馬歇爾等人，其天才不會在佛利民之下，比起今天的經濟學新秀，相差何止八千里路雲和月！是我之幸，懂得佩服天才，所以當年拜讀前賢之作，懶得管是對是錯，只跟著他們的變化思維，跟著他們想。後來學滿了師，放膽地走自己的路，把前輩的分析修改得近於面目全非，意之所之地加進自己想出來的變化，大部分來自街頭巷尾的觀察給我的啟發。但因為傳統不變，今天我還是個古人。

同學們讀三卷本的《經濟解釋》，要注意到我刻意地淘汰了所有我認為用場不大的複雜理論，集中於把簡單而又不可或缺的，在變化上發揮。我認為只有這樣，同學們才有機會可以不拜讀古書而還能學得一些經濟解釋的法門。不是說古人之作不需要讀了，但投資成本高，而在漠視傳統的「新潮」下，要求同學拜讀李嘉圖，甚或近如馬歇爾，很有點苛求。

我的《經濟解釋》堅持驗證假說要用上可以觀察到的變量，對均衡理念提出一個新闡釋，需求定律從頭用到尾，從價格到利息到成本到租值等概念，翻來覆去地陳述，而何謂「量」的多種變化，也是不停地變下去。最重要的改進，是加入了交易費用，從而引進當年我創立的合約安排的選擇的分析。這改進幅度很大，同學們恐怕一下子不容易接受，因為從合約的角度看市場，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不容易分開來。

傳統的價格理論，或不大正確地稱為微觀經濟學的，集中於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這兩方面。制度何物要不是胡說八道，就是作為另一門學問看。引進交易費用作為無可避免的一種局限，所有制度上的安排都是因為交易費用而起，而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再不能獨自處理，要與制度的選擇一起看。史密斯當年知道要這樣看世界才對。但跟著的發展，為了理論的處理需要簡化，經濟學者在有意或無意間假設交易費用是零。再後來搞出笑話：以Walras為首的一般均衡理論分析，因為明確地假設拍賣（交易）費用是零，邏輯上不僅不可能有生產要素市場，產品有多少種類根本無從界定，而嚴格來說這樣的世界是不會有任何市場的。方程式好看，內容空洞，半點解釋力也沒有，Walras與追隨者搞的是藝術作品，科學怎樣也談不上。

上述的發展與我選走的路不一樣。他們以複雜的理論為起點，假設交易費用是零而把理論簡化。我則以簡單的理論為起點，加進交易費用而使變化複雜起來。對我來說，經濟解釋要選走哪一方是明顯的。

自《經濟解釋》完工後，不少同學要求我繼續寫宏觀經濟。然而，我掌握的經濟學，沒有微觀與宏觀之分。永遠起於個人的選擇行為，局限下爭取極大化，要受到需求定律的約束。看社會整體就是宏觀，我們要懂得怎樣把社會成員的個別行為加起來，從而達到一個經濟理論可以推斷的整體效果。至於一般人認為是宏觀經濟的數字，例如通脹、失業、經濟增長等，這些年我的推斷比一般的「宏觀」大師準確，准很多——我的加法顯然比他們的加法高明。就是沒有深入地學過的貨幣「理論」，這幾年為了人民幣匯率的困擾，我提出的貨幣觀也比較優勝。可見經濟學就是經濟學，有優、劣之別，卻沒有微、宏之分。

起自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搞得差勁，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從事者對價格理論的掌握不足，於是，加上去作宏觀加得不對。凱氏無疑是天才，但他對價格理論一知半解，四十多年前讀他的《通論》時我就這樣說。今天看，大部分的宏觀學者恐怕也要補習一下。其二，像傳統的「微觀」那樣，宏觀學說忽略了交易費用與合約安排的選擇。這失誤對「微觀」已有大害，對宏觀更顯得是災難性了。

中國的經驗支持我的看法。九十年代中期，朱鎔基把急速通脹控制為零，跟著有通縮，而考慮到物品的質量急升，這通縮很嚴重。當時國內的房地產價格暴跌。一九九七年春天，幾位來自北京的智囊朋友到深圳問我意見，說中國的發展看來要完蛋了。我說：「會完蛋的是香港，你們吉人天相，中國還會繼續高速增長的。」中國的制度與西方的不同，怎可以用西方的不管制度何物的宏觀理論來推斷中國呢？發神經！後來香港得到北京協助（可以看為當年香港協助中國改革的回報），死不掉，但這是政治，我的推斷可沒有算進去。

高斯認為西方的經濟學發展入了歧途，無可救藥，希望我能為中國的學子設想一下，救一救。本來是在三間大學的講題，簡略而又是沒有準備的。想到高斯的話，一連五期，我用心地寫了一萬三千字。

（之五，完）

學術上的集中與搏殺

要寫一篇關於佛利民在經濟學術上的貢獻，但這裡的篇幅不夠，又不想切斷該文，還是轉向《南窗集》那邊打主意吧。正在猶豫，卻想起當年佛老對經濟問題的思想集中，有點怕人。跟他交朋友可真不易，因為除了經濟話題沒有什麼可以引得起他的興趣。也是當年，高斯說到馬歇爾對經濟學的思想集中，很佩服，而高斯自己的集中，不在佛老之下。

我的老師艾智仁，當年是行內公認的絕無僅有的經濟學天才。但他喜歡打高爾夫球，又多花時間修改他的經濟學課本，行內朋友有微辭，認為艾老的成就低於他的本領。他當然不同意，孰是孰非只能讓歷史作判斷了。我知道，艾師從事經濟學也是集中的。

批評我在經濟學上的天賦遠高於我在經濟學術上的成就的行內君子無數。皆胡說八道。這些人可能見我不務正業（其實我是在各行各業調查研究），或興趣多多（攝影、書法、散文、收藏等，下文會解釋），又或者見到回港任職後我少有發表英語文章（跟蹤中國的經改，提出建議，不能不全力以赴）。然而，我的英語論文結集長達八百頁，還有人記得的作品逾十篇，而中文則二百多萬字，文章千篇，其中一半以上是關於經濟的，怎樣看也算是多產了。你要不算中文嗎？讀了我三卷本的《經濟解釋》再說吧。

不能否認，在經濟學行內——或任何學術行內——不容易找到一個比我興趣更多而每項走得那麼盡、那麼痛快的人。我處理經濟研究的法門，不是不斷地集中或專注，而是搏殺。搏殺是需要久不久脫離學術，鬆弛一下的。

記得作研究生時，費盡心機，花了年多時間也找不到自己滿意的論文題材。於是把心一橫，索性拿著照相機，天天靜坐園林三個月，任何有關經濟學的問題也不想。是在這三個月中，我想出前所未見的攝影法門，天下獨有，一九六七年在加州搞起風浪，最近在上海及杭州舉行攝影個展，風浪也見。是奇怪的品性。一連出版了七本攝影集後，兩年前說封機就封機；今天，杭州後，說封展就封展。

想當年，園林攝影三個月，再在校園出現，捲土重來，找論文題材拚命六個月，找到足夠的關於台灣土地改革的資料，決定以佃農理論的分析處理，跟著八個月聽不知音，食不知味，完工。這是搏殺。

一九六九年開始調查香港的租務管制，每次回港度假一定到處跑，什麼天台木屋，什麼租客吵罵，而租務法庭見我是常客，拿著他們的廢紙慎重影印，以為我發神經。一九七二年認為自己知得足，想得夠，動筆寫《價格管制理論》（七四年發表）。此寫也，驚天地，泣鬼神，只數十頁紙寫了一年，易稿十餘次。這是搏殺。

《公司的合約性質》是一九八三發表的。從一九六八開始想，為此題一九六九年開始在香港跑工廠，調查件工合約。想，想，想，想到一九八二年初，為高斯的榮休動筆，不分晝夜，不記得有沒有睡過覺。記得是不停地寫下去，用手寫，稿紙不知多少頁，時間不知多少天。完稿，還沒有重讀，還沒有交給打字員，我知道該文可以傳世。於是站起來，仰天大笑。這也是搏殺。

學術之道，人各有法也。沒有興趣的不應該搞。可惜為米折腰，今天的後起之秀逼著要在什麼水平的學報發表文章，既非為興趣而集中，也非為過癮而搏殺。這是把他們可能有的天賦抹殺了。能不悲乎？

佛利民活到九十四歲；艾智仁九十二，高斯九十六，還健在。搞學術，他們集中，不搏殺。搏殺者的壽命會較短吧。難道我要去學打高爾夫球嗎？

佛利民的辯才

佛利民謝世，評論及追悼文字不少提到他舉世無匹的辯才。與佛老相交四十多年，辯論或討教過無數次，說一些我知道的有趣往事，好叫同學們能得到一點啟發。

佛老的辯才究竟有多厲害呢？早就知名天下，三位朋友的評語可見端倪。一九六七年的春天，與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度瑪（E. Domar）談到佛老的辯才，他說：「如果我面對死刑審判，找辯護人我不要律師，要佛利民。」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學，與夏理·莊遜（H. Johnson）談到辯才，他說平生所遇，只有兩位大概可以打個平手：一個是凱恩斯，一個是佛利民。一九六九年佛老到洛杉磯加州大學訪問了兩個星期，我問該校自命天才（其實確是天才）的湯遜（E. Thompson），佛利民給他的印象如何。他用兩個字回應：Greased lightning（塗了滑油的閃電）。閃電還不夠快，要塗上滑油來形容！

一九六三年的暑期，艾智仁靜靜地對我說佛利民會在Santa Barbara的加大分校講話，不公開的。我駕車個多小時赴會，是個小室，在場僅十多人，都是該校的教授，學生只我一個。佛老準時進室，說只答問題，不講。問題紛紛提出，佛老斬瓜切菜，見血封喉，令人歎為觀止。當時他五十一歲，如日方中。中途他突然談到日本的明治維新，我剛好作過研究，指出該維新主要是私有土地加上轉讓權，使大量農民遷往都市，經濟增長於是一日千里。那是我第一次與佛老交手。他問我什麼名字，我說了。當他知道我只是個學生，問我的老師是誰。我說是艾智仁。他說：「怪不得！」

一九六七年的聖誕前夕，在芝大蒙代爾之家酒會後，與佛老步行回家（他的公寓在我住的宿舍隔鄰），辯論了大約十五分鐘。知道我的博士論文是佃農理論，他一連串地提出多個問題。該題材我剛下了年多工夫，對答如流。跟著整晚睡不著，試圖理解佛老怎可以想得那麼快。想通了大概，之後與佛老辯論就懂得怎樣應付了。當時我是得到芝大的一個博士後獎金才到那裡去的。兩天後舒爾茲召見，說要聘請我為助理教授。我當然高興。舒老補充說：「兩天前的晚上你跟佛利民辯論，他推薦聘請你。」

一九六八年的秋天，成了名的T. Saving從老遠跑到芝大要跟佛老辯論一個貨幣理論上的話題，約好了時間。事前此君與我吃午餐，我說：「佛利民太快，你沒有嘗試過不可能應付，還是用書信辯論好了。」他說不能臨陣退縮。大家約好事後在咖啡室相聚，說說戰果。兩個小時後見到他，我問：「戰果如何？」他答：「應該聽你的，以書信跟他辯論。」

博學多才，技術了得，智商超凡——當年可以出入芝大經濟系這個少林寺的，都有這些條件，佛老更不用說。他與眾不同之處，是想得快，快得離奇，不親眼見到不容易相信。其它的優勝條件都有關：基礎理論他掌握得通透，辯論時永遠用最淺的分析（朋友，相信我吧，深容易，淺困難），效果是他的論點清晰絕倫。加上有恃無恐，於是客觀，這就成為一個現象了。

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職不久，同事陳坤耀說他聽到佛利民好勝，辯論時不肯認錯。我說：「不可能對。佛老認錯快過閃電，認了錯對手也不知道。」不止此也。我自己的經驗，是如果佛老認為你的觀點比他的好，他會立刻站在你那邊，替你發展下去。你怎麼辦？如果你好勝，會被迫走上與自己相反的方向，而佛老則拿著原來是你的論點，勝了你。

與佛老交手，我堅守自己的思想與研究所得，而他比我知得多的題材，我求教。是的，當年與佛老口辯，好勝必敗！

經濟學要怎樣學才對（之四）

各位同學（續前文）：

凱恩斯曾經說：「比起其它科學，經濟學困難嗎？不難，是容易的學問，但傑出者甚少。」我同意這判斷。凱氏認為經濟學難以傑出，因為某程度上從事者需要是個哲學家、史學家、數學家、文學家、藝術家……週身刀的。這觀點我不一定同意。我認為經濟學難達大成，主要是概念不容易掌握，理論太多，搞得太複雜，而最大的困難是從事者對真實世界知得少，知得太少了。像戴維德、高斯那種人，不懂或不用數，理論知得不多，但他們對基礎理念有充分的掌握，對世事知得多，足夠。

我們不需要有這些大師的天賦才可以達到師級的層面，但要懂得學習的方法。我自己走過不少冤枉路，誤入歧途好幾次，可幸及時驚覺，回頭是岸，再走。嘗試又嘗試，終於找到自己的路，打上去。教同學，我只能把自己的經驗申述一下。

我認為重要的起點，是入門者要知道經濟學的基礎理論架構，跟著是掌握這架構中的概念與簡單理論。有了基礎，不妨嘗試比較複雜的理論。天賦奇高可以不管複雜的，但我的經驗，是猛攻一陣複雜的，再回到簡單的基礎會有新的理解。三十歲前，我來來回回好幾次，到三十五歲，知道基礎架構的掌握充分，概念的理解通透，就再不管複雜的理論了。

這架構就是前文說過的：一、人的行為是個人選擇的結果；二、選擇的第一個公理，是在局限下爭取個人利益極大化；三、量度極大化的價值概念與局限概念皆重要，掌握不能有差池；四、局限轉變引起的行為轉變，要受到約束，而這約束主要是需求定律。

這就帶來我個人認為是經濟學最難處理的地方。局限轉變帶來的行為轉變，要受需求定律的約束。需求定律是約束價格的轉變與需求量的轉變。因此，要解釋行為，任何局限轉變，處理的人必須或明或暗地把局限的轉變翻為一個價的轉變。不容易。更頭痛的是，很多行為不通過市場，需求量不一定是市場成交的物品。可幸的是，需求定律的用途，不限於市場物品。任何有價值的物品這定律都可以用，包括聲譽、友情、信仰等。不在市場成交，沒有市價或價格，用需求定律可以不用市價。非市場的物品，價格變為代價，也即是成本了。

「成本」是cost的中譯，不大正確。較佳的譯法是「機會成本」，有點不妥，因為經濟學沒有不是機會成本的成本。最好的譯法應該是「代價」，但說「生產代價」中文不容易接受。比起其它科學，經濟學是格外重視概念的，而其中最難掌握得好是成本的概念。懂得把任何局限轉變翻為成本轉變，也即是翻為代價轉變，需求定律的運用就過了最困難的一關。可以相當複雜：一項局限的轉變可以牽涉到好幾方面的需求，因而牽涉到好幾方面的代價轉變。學而時習之，熟能生巧，我自己到四十歲後，得心應手，任何局限轉變，想到與某方面的需求有關時，代價的升升降降立刻知道。

《經濟解釋》的卷二（《供應的行為》）對成本有詳盡的解釋，而卷三（《制度的選擇》）分析產權與制度，帶到社會成本（代價）那方面去，也說得詳盡。同學要注意，有些價值，可以倒轉過來看為成本，例如租值。又例如利息是收入，轉換角度可以作為成本看。三十年前，與老師艾智仁研討某話題，書信來來回回好幾次，其中一次我寫道：「利息不是成本的局部，而是成本的全部。（Interest is not a part of cost, but the whole of cost）」他回信大讚，顯然認為我學滿了師。

成本的正確概念本來就不容易掌握（見《供應的行為》），而加上產權問題、交易費用、非市場物品等，「成本」或「局限」的轉變來得更複雜了。然而，要通過需求定律來解釋人的行為，我們一定要把局限的轉變翻為價或代價的轉變。要記著，凡是轉變，不管是代價還是行為，一定是「邊際」的，所以解釋行為或現象要從邊際轉變的角度入手。這又帶到序數量度或排列選擇給我們的方便了。那些批評交易費用難以量度或無從量度，因而沒有用場的眾君子，是經濟解釋的門外漢。

有一件事不妨一提。楊小凱曾經批評我不懂得邊際分析，但巴賽爾卻說邊際分析我用得出神入化。二者有衝突嗎？不一定。小凱是搞數學經濟的，沒有作過實證經濟研究，從始至終停留在象牙塔內。我是搞實證研究的，數學的邊際分析只學幾天就認為足夠（考理論當年永遠第一），早就跑出象牙塔，走到真實世界中，落手落腳地搞起來。在真實世界看邊際轉變，可以小若沙塵，可以巨似泰山。數學的邊際分析與驗證的邊際處理是兩回事。

這就帶來我要說的實踐經濟學的重點。要解釋行為，局限的轉變不可以子虛烏有，其轉變一定要有可以觀察到的事實支持，而如果交易費用等轉變不容易一分一毫地量度，以序數排列轉變的或大或小有可為。然而，局限轉變不易體會，翻為一個價或代價的轉變也困難。可以做到，不易。這裡要說的重點，是處理真實世界的局限轉變，一般不是一個市價轉變那麼簡單，絕大部分不可能從課堂上學得，也不是博士之後坐在辦公室內可以知道。同學們從開始學經濟時就要走到真實世界去，在街頭巷尾到處跑，好奇地觀察，不斷地試行以學得的簡單理論解釋，即是要試行推出假說，然後把觀察到的現象作驗證。要多做，甚至天天做，開頭會覺得經濟理論沒有什麼解釋力，但堅持下去，「破案」的實例會愈來愈多，過了幾年會覺得複雜的世界一般有簡單的理論解釋。

是難以自圓其說的現象。所有實證自然科學，不管是物理、生物或化學，學生從中學起就要做實驗室工作。經濟也是實證科學，但就是進入了大學也沒有實驗室課程。真實世界是經濟學的實驗室，大家生活在其中，但大學的教授可沒有規定學生要到處觀察，不斷地試行解釋，而那些所謂「實驗」課程，只不過拿著些不知怎樣弄出來的數字，作些什麼統計分析。

一個真實的故事支持我的投訴。二十世紀的價格理論大師史德拉（G. J. Stigler），是魯賓遜夫人（J. Robinson）之後的高舉以不同的需求彈性係數解釋價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的專家。有一次，在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教價格分歧時，史德拉說：「我們不可能在一間商店內，同時同地，同樣物品，找到兩個不同的價格。」一位坐在課室後排的同學，舉手說：「就在校園鄰近的那間電影院，說明普通人入場二元二角半，學生一元二角半，同院同時間，電影一樣，座位是先到先選的。」史德拉無法回應，在講台上行來行去，行了幾分鐘，突然大聲對該同學說：「告訴你吧，今天晚上我會把該電影院燒掉！」

同學們都知道，在任何顧客可以討價還價的商店內，價格分歧是必然的效果。拿得經濟學諾貝爾獎的史德拉怎可以不知道呢？事實上，一九八三到八五，連續三年的年宵我帶學生到香港的街頭賣桔，試行價格分歧，因而知道，雖然不同彈性係數在邏輯上支持價格分歧的行為，但實際上不同顧客有不同的訊息費用，也有不同的討價還價的時間成本，而這些局限的不同，對價格分歧的決定性比彈性係數的不同重要得多。

一篇今天還很大名的文章，寫於七十年代後期，三位作者在原稿中舉出石油運輸的例子來支持他們的理論。他們說：「石油公司擁有自己的輸油管，不租用，但運油船卻租用，不擁有。」我當時是幾家石油公司的顧問，寫信給作者，說：「所有石油公司都擁有自己的油船隊；租用輸油管在行內盛行。」文章發表時，三位作者只取消了石油運輸的例子，原文的理論假說不改！這等於史德拉把電影院燒掉了。捆綁銷售是大題目，沒有一個作者真的知道是怎樣的一回事。全線逼銷也精彩，但除了區區在下，沒有經濟學者知道這種逼銷只限於生產商或批發商與零售商之間，而且一定是短暫的。Signaling也是曾獲諾獎的題材，其理論卻解釋不了最明顯的有關現象：玉石原件出售，購買者要看石皮而猜其內——賣家不把原件切開，增加了訊息費用。睜大眼睛看世界，signaling這項胡鬧經濟題材不會存在。

真實世界的現場觀察與探討，是經濟學最有趣的地方，也是對經濟解釋幫助最大的。二百多年前，史密斯是這樣搞起經濟學的。同學們要回到史前輩的傳統去。

（之四）

他是還會站在那裡的——悼佛利民

沒有誰不希望他長生不老；沒有誰不知道哀傷的一天會來臨。凌晨五時電話鈴響，我感受不好。是自己太太的聲音，更不對頭。「什麼事？」「米爾頓去世了。」靜寂了好一陣，太太說：「你的朋友都要知道你怎樣想。」早一天她飛到上海去辦點事。

消息來得有點突然。兩星期前我們還跟米爾頓通信，他還是那樣清晰。五年多前在他三藩市的家相聚，我說他的智力還高人幾級。他說：「史提芬，不要說言不由衷的話，教了你那麼多次還不記得。你不可能不知道我當年是怎樣的。」我當然知道。認識佛老時他五十出頭，行雷閃電，如神似鬼。二十多年後帶他暢遊神州，相聚了兩個星期，感受上他的思想依然不凡，但沒有把我嚇得要命，不知是我有了長進，還是他緩慢了下來。當時他七十六歲，做過兩次心臟大手術，對我說：「史提芬呀，思想是腦子運動，跟任何運動一樣，幾天不思考腦子會退化。」佛老樂天知命，但歲月無情，五年前的他，與四十年前的神鬼說不可同日而語。

我不想在這裡說佛老在貨幣理論上的貢獻，或比較重要的在價格理論上的貢獻，或更上一層樓，說他對人類自由作出的貢獻。眾所周知的事不談算了。外人不知，但今天行內還活著的古人，都知道佛老曾經是二十世紀的一個統計學天才，也不用多說。說長少之交，說教導之恩，說一點溫馨的回憶吧。

我結婚是由他老人家穿上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袍主持婚禮的。他的太太蘿絲代表著我臥病在床的母親。婚禮天下獨有，歷史沒有出現過。請柬由張滔設計。這個鬼才拿著莫扎特歌劇《費加羅婚禮》當年的廣告，照辦煮碗，男女主角改了名字，而導演變為佛利民。艾智仁收到請柬後，給我電話，誇誇其談，說整個洛杉磯加州大學的經濟系，只有他一個是天才，解通了那廣告是結婚請柬。

婚禮在我親自設計建造的園林中舉行。你道佛老說什麼？他說：「今天的婚禮史無前例。結婚的一個是佛教徒，一個是基督徒，而我是猶太人。我說你們結婚就結婚！」親吻我的太太后，轉向我說：「你嗎？我不吻！」這是佛利民，言出由衷。

去年我七十生日，廣州周燕提到我教她在學術上不能說半句假話時，聲色俱厲，使她有點怕，而長沙朱錫慶則說因為我永遠不說假話，使他有恐懼感。是佛利民對我的影響，希望會在中國傳開去。衷心話不容易說。形勢所逼，靈魂之價要下降時，我會想到佛利民，於是把心一橫，哪管給人家殺了，說自己相信的。佛老比我高明，他笑口常開，要殺你時先說：「對不起，我懇求不同意……」我可沒有這種禮貌與耐性，會說：「蠢到死！」也是言出由衷，但眾人皆欲殺矣。

十七日清晨太太打電話給蘿絲問候。我卻要撥好幾次，接通已是我們的中午時間了。蘿絲很安詳，九十多歲，記憶好，說話清晰，彷彿是四十年前我認識的她。跟她談了一陣佛老對中國的貢獻，對她說中國的市場比美國的還要自由。她高興，說中國的經濟奇跡她聽到很多。

佛老謝世，整個地球給我有輕微地震的感受。美國的媒體不斷廣播，加拿大的姊姊來電話，說那裡也播個不停。一位同學把我寫過佛老的十多篇文章放到網上去，擴散開來，中國青年的反響感人，一些說要學佛老做人，一些要把他的思想發展下去。

我們不容易想像一個比佛利民更偉大的人生。生於一九一二，他度過的日子是人類歷史上最具爭議性的大時代。科技猛進，戰爭無數，什麼主義都出現過。上蒼有眼，看中了一個長得不高的人，把所有應付這些大爭議需要的天賦都給了他。他於是站起來，寸步不移地為人類的生活與自由辯護，到死為止。

二十世紀的主義之爭，不是因為佛利民的存在而起，但卻因為他的存在而消散了。他站在那裡沒有誰不知道，我想，既然大家知道，他會永遠地站在那裡的。

中國不要領導世界

無端端讀到十一月十一日《文匯報》的「中國新聞」，有兩項似佳實劣，不以為然。其一是美國國務卿賴斯接受新加坡《海峽時報》訪問，說中美關係不是零和遊戲。說得對，我贊同。但她又說跟中國做朋友總比做敵人好——這應該是小小失言了。兩個原因。其一，做朋友當然比做敵人好，說了等於沒說。其二，讀者或聽者可能聯想到中國是美國的一個假想敵，就是真的也不應該在言論中有絲毫這樣的含意。我的意思，是任何人對我說跟我做朋友總比做敵人好，我會想：怎可以想到敵人那邊去？

中國當然是美國的朋友，否則或會打將起來，或起碼針鋒相對。當年中國進入世貿，美國的檔案顯示他們幫大忙。當然，他們想不到中國人的生產力那麼厲害，一下子要包辦全世界的紡織品。後來大吵大鬧，配額重溫，而強逼人民幣升值已有三年多了。這是強逼中國貨起價，沒有政客不可能出現。中美之間的沙石還有，恐怕不少吧。這些沙石早晚要清除，可惜今天看，美國的眾多經濟學高人，對政府的影響近於零。

第二項報道，是投資大亨羅傑斯接受韓國傳媒訪問，把中國捧到天上去。使我憂心的，是他說：「中國將成為引領世界經濟的國家。儘管很多人對此不滿意，但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大亨先生沒有讀過中國的歷史吧。中國在強盛時，要求國土完整，有時像乾隆皇帝那樣，對外邦有點狂妄自大。但奇怪，中國從來沒有領導或引領他邦之癮。這一回，賴斯說中國已非吳下阿蒙，要在國際上擔當重要角色，而大亨又說中國會引領世界，《文匯報》顯然說得有點自豪了。

自豪是應該的。中國的可觀發展，是由工資二十元人民幣一天的勞苦大眾打上去。炎黃子孫有這些人我感到自豪。一位長沙朋友最近訪美，回來後太太問他紐約怎麼樣。他說：「不怎麼樣，比不上上海。」這判斷是對是錯天曉得，但浦東只用了八年時間，不能不說是奇跡。朋友，你可以想像有人為了多賺數角美元，凌晨時刻在摩天大廈的鋼架高層作焊接嗎？打死我也不會做，但佩服這些「勇士」們。

令我擔心的，是北京可能給外人讚得飄飄然，要嘗試一下領導世界。對所有國家友好絕對應該，認為需要協助的，出錢出力，也應該。但說什麼領導云云，或爭取什麼重要國際角色，容易吃力不討好，可免則免。人家比你有錢，去領導是笑話。人家比你窮，去領導可能惹禍上身。如果貧困之邦見到中國的發展要倣傚，他們大可派專員來考察研究，北京不需要教他們怎樣做。協助他人是好事，但協助之後需要負責的，不妥。後者有點「領導」的味道。經濟發展要各做各的，互相尊重，互相貿易，誰大誰小無所謂，「引領」不談也罷。

中國人在國際上的地位大有改進。面系人地俾，架系自己丟。這些日子炎黃子孫到歐洲旅遊，有錢在手，受到的禮待前所未見。據說還有隨地吐痰的，丟架之極也。先敬羅衣後敬人，俗不可耐，但這是真實的世界。

神州大地還有很多問題，還有數之不盡的沙石。然而，這些日子我讚的多，彈的少，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我認為北京當局知道沙石的所在，用不著我提點。其二是儘管沙石多多，而天才絕頂如區區在下（一笑），撫心自問，如果二十多年來讓我有改革中國的生殺大權，我不會改得那麼好。自己鬥不過人家，彈來彈去是得把口，見笑天下。

話雖如此，很多時我認為北京知道沙石，但處理的方法不對。於是，把自己的所知提出建議，心安理得，北京聽不聽話我管不著。這裡要說的，是雖然中國的傳統好些我不以為然，但沒有領導他邦之癮的傳統，很不錯，算是了不起的智慧了。

經濟學要怎樣學才對（之三）

各位同學（續前文）：

不能肯定同學們要花多少時日，才能充分地掌握量度「極大化」的幾種價值，懂得遇上怎樣的問題要選用哪一種。首先是要掌握前文提到的幾種價值概念。我推薦了幾項讀物，而自己的心得都寫進了三卷本的《經濟解釋》的首兩卷中。不要輕視這些價值概念。西方的經濟學發展了二百多年，到今天，大致上這些概念可取而重要。原則上，這些概念的正確掌握，幾個月的工夫足夠。困難是不同讀物有不同的說法，而不同教授所說的也往往不同。實在太多不懂的人寫書或教學了。能通透地掌握價值概念的經濟學者不多，而能掌握局限條件（constraints，價值的另一面）的更少。

經濟是一門重視概念的科學。可取的理論不多，也不難，遠不及自然科學那樣湛深，但概念的變化多，一般性大，而概念掌握得稍有差池，簡單理論的威力就發揮不出來。這樣，從事者逼著把理論搞得複雜，用上「拓樸」等湛深數學。是今天的「主流」吧，但我沒有見到這樣的文章，對基礎概念掌握不足的，能成功地解釋現象。同學要掌握正確的概念，但讀物胡說，老師不懂，很麻煩。同學們於是要講一點際遇，明師難求，懂得選擇讀物是起碼的要求了。

說過了，經濟解釋是解釋人的行為，以及人的行為引起的各種現象。史密斯的偉大傳統說人的行為是個人選擇的結果，我們接受，而加上小孩子也能明白的數學理念，「在局限條件下爭取極大化」這個公理就成為新古典經濟學的傳統。這公理直白，淺的，沒有玄機，困難是概念的掌握：極大化的量度價值概念與局限變化的概念。局限是約束，經濟學翻為成本、代價、價格等，牽涉到資源、產出的邊際下降，而在社會中則要加上最難處理的產權及交易費用。

這就帶到經濟解釋的重心所在。所有經濟解釋都環繞著如下一個問題：某些局限變了，人的行為會怎樣變呢？想深一層，人的行為變了，牽一髮而動全身，其它局限會變，人的行為又會怎樣變呢？社會的整體又如何？本來是簡單的學問，一下子複雜起來。

局限有變，人的行為跟著變，但要解釋或推斷這行為的變動，行為不可以亂變一通，不可以像阿康那種「無定向風」。要解釋或推斷行為，行為一定要受到約束，而在科學上——任何科學——約束行為的規律就是理論了。經濟學的結構是簡單的：局限怎樣變，人的行為一定會跟著怎樣變，而約束這「一定」的規律，主要是那大名鼎鼎的需求定律（The Law of Demand）。經濟學有不少定律，或有不少理論，但大部分可有可無，只有需求定律不可或缺。沒有需求定律就沒有西方經濟學，事情就是那麼簡單。原則上，所有其它經濟定律都可用需求定律代替，又或者所有其它經濟理論都可從需求定律變化出來。任何理論，不論微觀或宏觀，某一點違反了需求定律，該理論一定錯！所以同學們要學好經濟理論，一半以上時間要集中於需求定律。其它的多知一點無妨，但如果同學對需求定律的理解與體會，可以給我打上七十分，其它的理論一概不知也算到位，是個及格的經濟學家了。

需求定律說，任何物品，何時何地，價格下降其需求量一定上升。不容許有任何例外，因為如果有例外，理論就不可以被人的行為推翻，無從驗證，所以不能解釋人的行為。同學們都知道，經濟課本說有吉芬物品這回事。吉芬物品是指那些價格下降需求量跟著下降的物品，或價格愈高需求量愈大——這是推翻了需求定律。邏輯說，吉芬物品可以存在，正如邏輯說萬有引力可以失靈。這就是困難：如果吉芬物品被容許在真實世界存在，而我們不能事前劃分哪些是吉芬物品哪些不是，那麼人的任何選擇行為都不可能被需求定律推翻，也即是說該定律無從驗證，於是半點解釋力也沒有。所有的經濟學概念及其它理論皆要與需求定律掛鉤，沒有該定律，經濟學的整個架構就會倒塌下來。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時，不少價格理論大師嘗試在邏輯上把吉芬物品推出門外，都不成功。我在六十年代搞起了風浪，指出在幾個不同的假設下，吉芬物品可以被拒諸門外，但因為用上無從觀察的變量，不妥。後來還是接納了史德拉與艾智仁的辦法，把需求定律作為一個公理（a postulate），武斷地不容許吉芬物品存在。一九六六年，在加州長堤大學任教職，我對同事E. Dvorak指出，邏輯上，吉芬物品不能在市場成交，只可以在一人世界或永遠不交換的物品出現，把他嚇了一跳，大叫天才。但既然吉芬物品可以武斷地廢除，我的天才不值錢。雖如是，三十多年後我還是把該推理寫進《科學說需求》的第四章第六節。（這裡要向同學解釋一點。今天的經濟學教科書，吉芬物品一般存在。教科書是為了賺錢，或起碼要有出版社收容，否決吉芬物品的存在不容易賣出去。可見一般大學裡的教授，對經濟解釋是沒有興趣的。）

回顧平生，在需求定律這個重要話題上，對我影響最大的讀物是佛利民的《馬歇爾需求曲線》（M. Friedman, The Marshallian Demand Curve）。雖然有好幾處我不同意其分析，但該文對需求的經濟思維實在好，今天的同學還要一讀再讀。整體而言，需求定律分析得最詳盡的，應該是我於二○○一年發表的《科學說需求》（《經濟解釋》卷一）。該卷分析的何謂價、何謂量、不變量的選擇、品味不變的假設、消費者盈餘、否決剪刀論，等等，大部分不能從其它讀物找到。不全是我的發明，而是經過多年從讀物及師友間的吸納，經過自己不斷地在街頭巷尾找現象印證，左改進右改進，日夕思想到過了退休之年，知道打通了經脈，全盤掌握，毫無沙石，才動筆寫出來的。

這裡有一個要點——非常重要而又頭痛的——同學們要注意。這是需求定律（或需求曲線）所說的需求量（quantity demanded），是一個無從觀察的變量（variable），真實世界不存在。我們可以觀察到的變量是成交量（quantity transacted），不是需求量。需求量是一個意圖之量，是經濟學者想像出來的，不真有其物。於是，經濟學分析的短缺（shortage）或剩餘（surplus）都是空中樓閣，真實世界不存在，靠這些理念作經濟解釋不可能不是廢物。

我說過，一個假說（hypothesis）的驗證必定要用上兩個或以上的可以觀察到的變量，但理論的起點往往要用無從觀察的變量，然後通過邏輯，推出可以觀察的變量才能作假說的驗證。這樣看經濟分析，可以避免的話，無從觀察的變量愈少愈好。需求定律中的需求量無從觀察，但這定律不可或缺，所以需求量是經濟學中唯一的我不能不接受的無從觀察之物。處理經濟解釋的一個重點，是要懂得怎樣把真實世界沒有其物的需求量（一個概念上的變量），按著邏輯的規格，帶到可以觀察的成交量或其它現象那邊去。《科學說需求》的第六章對這個問題交代過、解釋過怎樣處理。

以為需求量可以觀察到，或以成交量作為需求量的研究分析，無數，都是廢物。

（之三）

詩出誰手重要嗎？

最近寫中原之行，引用「人道洛陽花似錦，我到洛陽不遇春」，說是杜甫的。李怡提出質疑。我也有懷疑。記得是杜甫，因為五十多年前王深泉的弟弟禮泉（後改麗泉，今已故）說是杜甫的，我說風格不像，吵了幾句。這次借用，問才子楊智深是否杜甫的，他說是，於是說杜甫。

文稿落在葉海旋手上，他說網上可以找到近似這兩句的，但沒有說出自杜甫。我說：「問深泉嫂吧。」深泉嫂說不知出處，我說：「問照泉，問照泉。」照泉是深泉的另一個弟弟，是那位大名鼎鼎的粵曲家王君如，又是背誦詩詞無數的才子。照泉說不知，也說風格不像杜甫。他轉求兩位杜甫專家，回應皆說不可能是杜甫，因為風格不像。五十多年前我就這樣說，問了等於沒有問。

從上午十一時查到下午五時三十分，不能再等，就讓杜甫存在了。找不到證據不是杜甫，可能出自他的詩之外的文字。五十多年前的王麗泉不容易錯。

跟著寫洛陽，引用了在台灣故宮看到的南宋書法家吳琚弄翰的一首七絕：

橋畔垂楊下碧溪，君家元在北橋西；
來時不似人間世，日暖花香山鳥啼。

好詩，但作者是誰呢？好些年前黃君實說應該是蘇東坡。這次要用，問楊智深，他說記得是米芾。我想：有道理！風格有點像，但更重要的支持，來自吳琚是古往今來唯一的寫米體寫得可以亂真的書法家，簡直有過之而無不及，只可惜沒有自己的面目。一時間米芾的詩句在我的腦中轉，認為風格接近的有兩句：「昨夜南宮一覺夢，早來堂上看飛鴻。」風格近，但總是有點不對頭。北宋風格無疑問，但除了蘇學士，「來時不似人間世」有誰寫得出來呢？

文稿發表後，一位讀者說詩人是蔡襄。同學替我到網上查，果然是蔡襄！有三個字不同，可能是吳琚改進了。

一首詩的作者為誰，專家也可能搞錯。楊萬里寫荷花——映日荷花別樣紅——起碼有三個著錄說是蘇東坡的。蘇子就是佔了甜頭：好詩，有北宋味道，搞不清作者就有人入了他的帳。

詩或詞或古文佳句的正確出處重要嗎？像我這種人——主要搞經濟，但為了過癮無所不搞——不是那麼重要，情有可原也。寫文章我歷來執著，但一星期三篇上帝也不能擔保，而有時為了一個字改幾次，刊物的老闆也有微辭。

既不是詩人，也不是文學的高尚士，詩出何處，偶然弄錯了，不介於懷。另一方面，為了經濟實證研究的需要，我走的路要對瑣事知得很多。不需要樣樣皆精，但古今中外、文化藝術、各行各業，多多少少要有點認識。試圖一網打盡，然後集中研究一個題材時才向深處鑽。無敵天下的經濟解釋力來得不易。老了，倚老賣老，再提不起勁寫深入調查的文章。想不到，那麼多年海闊天空，積累下來的雜得離奇的知識，協助了今天寫專欄。

專欄無疑是一門特殊學問，嘗試者眾，達者不多。沒有學過，我的經驗是要掌握兩個要點。其一是抓著重點下筆，其二是文章要寫得可讀。後者，我自己的要求，是讀者讀了開頭三幾句，會有興趣讀下去，不停地讀到尾。這要求的困難程度高，而我的處理辦法，是流水行雲之外，轉接之間要有點波濤，很自然的。這是求文字增加變化了。於是，加進古文體，或寫得有點古味，可取；而偶爾用上半句廣東話，夠抵死的，也可取；更一般而言，借用前人的詩詞，用得適當整篇文章會飄起來。

以詩詞佳句點綴專欄文字，久不久弄錯了出處可以接受。

霍英東先生

先生謝世，幾家媒體找我訪問，據說因為讀過我讚揚先生對中國貢獻的一篇文章。為恐我說我的，他寫他的，沒有回應。跟著同學們也要求我說說，那就讓我說說吧。

算不上認識霍英東先生。一九六四年，我在洛杉磯加大作研究生，先生的女兒麗萍同校讀本科，修藝術。她對攝影有興趣，我建議到香港找鄧雪峰學習。後來她的攝影作品有水平，簡慶福在我面前稱讚過。記不起是六四還是六五，麗萍一個弟弟進入了南加州大學，我帶姊弟二人到唐人街吃過一頓飯。搞不清楚是先生的哪個兒子，弟弟今天應該近六十歲。

先生的名字早在五十年代初期聽到——在西灣河他很大名。可能因為先生曾經在太古工作，更可能因為他喜歡踢足球，而當年的太寧街，半職業的足球手不少。六三年回港度假，在中華遊樂會聽到先生對體育的貢獻，有口皆碑。八四年十二月到北京中英聯合聲明觀禮，天大寒，到酒店的路上與先生傾談了一陣，印象是他不愛說話，愛分析，有了判斷而後言。

不容易明白為什麼先生當上政協副主席！這樣說，因為在中國，先生用不著名頭。五十多年，風風雨雨，一朝天子一朝臣，但霍英東還是那個霍英東，不變。天下間有誰可以做到呢？有什麼百席國宴，先生如果在場，會被安排坐在哪裡大家都知道。香港的愛國商人說多不多，說少倒也不少。先生的不同之處，是永遠把國家的利益放在自己之上。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北京相信先生這個人。

更不明白為什麼多年以來，傳媒說香港政府對先生有所刁難。六十年代的財政司郭伯偉，曾經對我大讚亨利霍。八十年代的財政司彭勵治，曾經對我舉出三個他佩服的人：一個是李嘉誠，一個是包玉剛，一個是亨利霍。當年的財政司權力大，舉足輕重，是什麼政府刁難霍先生我不知道，但應該不是香港政府。

一位從祖父那代起就是中國通的香港高官，曾經跟我談及韓戰與禁運的往事。他說香港是自由港，除了毒品，其它物品的進出口一律自由，當年的禁運不是他們的主意。我當時回應：「偷運毒品我不會做，但為了救人命而偷運西藥，我不會猶豫，身家夠多會考慮補貼。」先生說他當年不是走私，而是提供運輸服務。驟耳聽來強詞奪理；想深一層不可能錯！

十年前，在廣州白天鵝遇到趙亮。讀酒店管理出身，她曾經在北京管理過一間大賓館。她說白天鵝肯定是神州大地管理得最好的賓館。之後我凡到廣州，必住白天鵝。這幾年的農曆年初一，我和太太按時到白天鵝看煙花。不愛看煙花，但太太愛看，說那裡燒的煙花無敵天下，逢人推薦。朋友問我太太是否過於誇張，我的回應，是霍英東搞的，不可能偷工減料。辦事認真是先生的一個招牌，四十多年前聽到了。

令我深感遺憾的，是先生等不到兩年後在北京舉行的奧運。不容易想像一個更熱愛體育的人，不可能出現過一個比先生對體育貢獻更大的慈善家，何況兩年後的北京奧運，中國拿得最多金牌的機會存在。天不作美，上蒼是搞什麼鬼的？發神經！

這些年中國的發展使舉世嘩然。漫長黑夜過去，曙光灑遍神州。我很想知道霍英東先生對西方人說的中國奇跡的感受。我知道，為歷史作證，說到先生的貢獻我會站起來。

經濟學要怎樣學才對（之二）

各位同學（續前文）：

科學是有法則的，邏輯的法則，科學的方法（The Methodology of Science）是也。邏輯屬哲學系，可能是人類最湛深的學問，深得有點發神經，不主張同學們鑽進去。然而，基本的「方法」邏輯重要，尤其是對中國的青年來說，多多少少總要知一點。

我曾經是二十世紀哲學邏輯大師加納（R. Carnap）的學生，不是入室弟子，但算是得到少林方丈指點過一兩手。是二十世紀大名鼎鼎的維也納學派的思維，在三卷本的《經濟解釋》的首卷《科學說需求》中的第一章——《科學的方法》——我從經濟實證的角度解釋過了。寫於一九八九年，那章寫得稱意而重要，同學們要一讀再讀。說重要，因為那是我知道的唯一的從經濟實證的角度論科學方法。科學方法的哲學邏輯走進了象牙之塔，走進了一個聖殿，其中的大師君子不能分身參與實證科學（empirical science）的研究工作。我學了象牙塔內的一小點就跑出來，作了多年的實證研究，然後回顧塔中所學，以自己的實證或驗證經驗與邏輯哲學互相印證，寫成了該章。

該章很長，這裡不重述。要說的重點，是科學不是求對，也不是求錯，而是求可以被事實推翻。可以被事實推翻但沒有被推翻，科學理論就算是被證實或驗證（confirmed）了。A theory cannot be proven; it can only be confirmed——同學們要記著這句話。Proving與confirming不同，在實證科學中有著微妙而重要的分別。前者是證實了，不可能錯，正如數學上證實了的定理。後者呢？以中文言之也可說是證實，較為正確是驗證了是對的，沒有錯。但驗證了的對，還可能錯，對了無數次還可能錯。可以被事實推翻（可以錯）但沒有被推翻，英文字是confirm——還可能是錯的證實。文化不同，嚴格來說，中文沒有這個字。

我自己在經濟科學方法上的主要貢獻，是指出與堅持，驗證理論一定要用可以觀察到的變量。淺得離奇，對得無話可說，但經濟學者一般不重視。或者說，他們認為那樣淺，是小兒科，沒有想深一層，無從驗證的卻認為是驗證了。說什麼意圖，談什麼意欲，又或者搞什麼博弈、什麼偷懶出術的，在真實世界看得到嗎？不是說人不會博弈，但在觀察上我們怎可以知道？我看著一個貌美如花的女人，目不轉睛，意圖相當明顯，但我可沒有動手動腳，你怎可以知道我的意圖是什麼？要以我的行為驗證你的理論，你只能說我目不轉睛地看著那個女人，因為是事實，可以觀察到，而如果換了一個男的，我忙顧左右，也可以觀察到，也是事實。如果你發明了一個「異性相吸」的理論，你只能從上述的可以觀察到的行為驗證。我不認為今天盛行的博弈理論是可取的實證科學，因為其中無從觀察的變量太多，不能驗證。

一般而言，科學的起點是一些武斷的假設，稱公理（postulate或axiom）。通常不真實，往往抽像。所謂公理，是參與的人不准在公理上爭辯。經濟學的第一個公理是所有人的行為都是個人選擇的結果。跟著的第二個公理，是每個人的所有行為，都是在局限條件的約束下爭取最大的利益——我曾經稱之為「自私的假設」——又稱局限下爭取極大化（constrained maximization）。這就帶來一個難題：「極大化」用什麼來量度呢？財富（wealth）、收入（income）、盈利（profit）、租值（rent）、功用（utility）——都有經濟學者採用。

出自洛杉磯加大與芝加哥大學的傳統，我首先淘汰了盈利，因為盈利是意外的收穫，邏輯說不可以刻意地爭取。行內最普遍地採用的是「功用」，但我個人從開始就避之則吉。這是因為功用是空中樓閣，二百年前由邊沁（J. Bentham）想像出來，真實世界不存在。功用是個變量（variable），科學理論往往有無從觀察的變量存在。從開始寫博士論文起，我知道驗證只能靠可以觀察到的變量，無從觀察的以少為妙。功用不是真有其物，多個香爐多隻鬼，可以不用當然不用。

話雖如此，同學們對功用的理念是要深入認識的。不需要用，但要知道其中玄機。這是因為功用理論經過多年發展，帶來了兩方面的重要思維。其一是以數字排列選擇。不管用什麼名目來排列，這排列重要，而熟知功用排列的哲理，對極大化的思維有助。其二是近代的功用排列，用序數（ordinal numbers）。序數是以數字分高下，不比較數字之間的差距，也即是說數字不可以加起來。從選擇的角度解釋行為，選擇的排列重要，而從邊際轉變的角度論選擇，我們是不需要顧及數字之間的差距的。

用上功用理論的理念，卻放棄了以功用作為量度選擇的工具，在經濟學行內不止我一人，但恐怕不及一掌之數。我認為功用量度在行內盛行，主要是數學方程式可以寫得漂亮。我的興趣是理論的實用性。真實世界不存在的變量，以少為妙，可以不用不應該用。在從事解釋行為或現象的經濟學者中，喜歡以功用量度而又用得最出色的，應該是貝加（G. S. Becker）。個人認為，貝加可以解釋的，我可以不用功用方程式也解釋得到，而用上功用量度，好些時會中套套邏輯（tautology）之計，高明如貝加也不一定避得開。

方程式，方程式！同學們要用我當然不反對，但千萬不要因為好看或顯得有學問而用之。好看，卻比不上流暢的文字。學問嗎？有就有，沒有就沒有，方程式是不能把學問加上去的。同學們要學數，花一兩年工夫值得。一般學子沒有戴維德或高斯或奈特的天賦，數學於是對思維有助。如果有史密斯的天賦，學數更是多此一舉了。

量度極大化，我有時用財富，有時用收入，有時用租值。各有各的方便之處，也各有各的困難。「財富」的困難是要靠利息率的存在，而沒有市場則沒有利息率。「收入」的困難是秒秒不同，這秒高那秒低，不一定是選這秒的。「租值」的困難是要在特別情況下才可以用。我自己三者皆用，看情況而定，而如果集中於邊際轉變來處理選擇，大有可為：解釋行為只須從邊際看。這些我在《經濟解釋》的卷二——《供應的行為》——分析得清楚，這裡不說了。在量度極大化這個話題上，於今回顧，當年有三項讀物給我深遠影響：A. A. Alchian，The Meaning of Utility Measurement；R. Strotz，Cardinal Utility；I. Fisher，The Theory of Interest。後者開頭的一百五十多頁最重要，非讀不可。

同學們要花相當長的時間去掌握量度極大化的幾種價值選擇。不是價（price），而是價值（value）。價是另一回事，屬於局限那邊，是後話。

（之二）

中原復興說

那天晚上在鄭州大學講話，氣氛好，講後同學提問長達一個又半小時。最後一題是主持先生提出的。他問我在中原走了幾天（跑了西安、洛陽、少林、鄭州），對這一帶的經濟前景怎樣看。我毫不猶豫地回應：「只走了四天，還沒有資料數據，但我的直覺感受很少錯。可以說，中原正在復興了。自徽宗、岳飛之後，中原衰落了近九百年，這復興是個奇跡，把秦始皇的陵墓打開吧。」最後一句贏得掌聲雷動，歷久不絕。

是令人感慨的故事。中原在古代的繁華起於中國的第一個皇帝——秦始皇。此公統一了文字，從他到宋徽宗的一千三百年間，無論是經濟或文化的發展，中原無疑是地球上的一朵奇葩，風風雨雨還是人類的驕傲。跟著南宋遷都杭州，中原一直走下坡，不堪回首。十一年前到過西安，市區破落，除了幾項古跡沒有什麼看頭，使我聯想到在日本複製的京都，相差那麼遠，悲從中來。

十年人事一翻新，今天的西安繁盛了不知多少倍。可能因為發展得太快，舊的還有古味，可取，新的有氣象，也可取，但半新不舊的很有點亂來，難看。工資是低廉的：指導交通的員工月薪五百，大學的清潔工人月薪三百。沒有聽說有什么工會投訴，好的，自力更生，他們會打上去。

從西安到洛陽，右邊遙見武俠小說中的華山，極具氣派，希望有一天到華山去走走。洛陽我讚過了，不再說。從洛陽到鄭州繞路，經過少林寺。又是發神經！據說不是少林和尚經營的，那裡有少林武術學校八十三間（教讀書識字的，也教武術），學生五萬多，其中二千多來自外國。到過少林學武，就是沒有進入過寺廟，沒有跟和尚握過手，也可在名片上說功夫出自少林，那些動不動需要數百功夫臨記的電影，會優先考慮吧。中國的功夫有沒有實際的打鬥用場，眾說紛紜，但好看卻是事實。看奧運的什么拳賽、劍擊、摔跤之類，難看之極，悶得怕人。只有中國的功夫瀟灑利落，比花式跳水還要好看。

鄭州的樓價比洛陽的剛好高一倍。只聽這個數字，我就知道鄭州是今天中原的經濟龍頭了。據說是交通總匯使然。鄭州人口九百多萬，清潔，是大都會，高架道上的多彩燈色，彷彿走馬燈，可以參加世界賽。

不幸的是開封。北宋時，開封（稱汴州）是地球上最繁盛的城市，人口一百五十萬。同樣的市區面積，今天人口只七十五萬（十年前不到五十萬）。發生了什么事？解放前，黃河歷代氾濫為患，自南宋起防災不力，以致昔日的宮殿不僅埋在地下，再因為經過盜者挖掘，今天在湖下了。

這些日子鄭州的興起靠交通中樞，但西安、洛陽、少林等地方的急升，古文化與古跡有大助。《清明上河圖》不是胡亂畫出來的，開封今天落後於人，顯然因為黃河無情，水患把那裡的古跡淹蓋了。結論清楚不過。中原的復興要靠古文化與古跡。人類不容易忘記以往，更可以因為以往的文化有厚度而感到驕傲，對自己尊重一下。算我孤陋寡聞，論文化厚度，我想不到地球上有哪一處比得上神州大地的中原。

所以我認為，秦陵打不打開由讀者爭論下去，但其它的古跡要盡量發掘，悉心保護。要知中原不是沿海地帶，水源遠不及長三角或珠三角那樣充足，冷熱氣候也非上乘。有的是古文化，深不可測的。文化是人類的智能，足以炫耀的感受是一種生產力。

人類歷史上，衰落了多個世紀而復興的，有其它例子嗎？有的：意大利的文藝中興。也是古文化救一救！

秦始皇大戰迪士尼

發神經！區區在下建議打開秦始皇的陵墓，是小孩子也懂得提出的。毫無創意，吵得那麼熱鬧是奇跡。朋友們說，主要是我一針見血：「永遠不打開等於沒有，或有等於無，問題是什麼時候打開才對。」他們認為不容易反對這觀點，也同意二千多年來，打開秦陵最適當的時機是今天。

那天跟一位古書畫鑒證大師及一些朋友喝咖啡，談的當然又是秦陵。大師的太太反對打開，他卻極力贊成，認為打開秦陵西安要多建一個機場了。過於誇張吧。閒談中一位來自西安的朋友說，打開陵墓，某些文物會化為灰，我不相信。殊不知大師說：「看到灰也不錯呀；不打開連灰也看不到！」說我們自私吧，大師和我都是熱愛中國古文化的老頭子，多多少少對中國的文物有研究。不為我們這些老頭子打開秦陵，將來要為誰打開呢？別的不說，鑒證古書畫的專家死完一個又一個，加上文革為禍，今天近於後繼無人，思之能不愴然哉？

中國的文化與西方的不同。前者保守，變化微妙，且歷史悠久，所以厚度驚人。後者呢？驚天動地的發展起於文藝中興，只有五百年歷史，但變化多，理論縱橫，令人拜服之餘，我們看不到有中國文化那種厚度。厚度以微妙變化累積而成，研究難度高，打開有肯定時日的陵墓，有大助。

寫這篇文章，因為歷來少問世事的書法老師周慧珺也在刊物上讀到我的建議，打電話給我太太，反對。她說我提出的始皇陵墓收入場費五百元，太高，參觀的人不多。太太說香港的迪士尼樂園收三百。老師說：「那麼秦陵收五百是相宜了，我也要去看看。」無獨有偶，不久前在西安，宴請的主人也說秦陵入場收五百太高，但當我指出迪士尼收三百，他又立刻說秦陵收五百相宜。

作為經濟學教授，我提出秦陵入場收五百，每年可以有秩序地容納五百萬參觀者，不是胡亂猜測的。我掌握著西安的遊客數字，兵馬俑、黃山、周莊、香港迪士尼樂園等的收費與人數，左推右推，推了好一陣，認為秦陵入場五百與每年五百萬人次是略為低估，安全可靠，不會見笑天下。

說到迪士尼樂園，我是反對在上海興建的。理由簡單。一九九二年，我推斷二十五年後，以上海為重心的長三角一帶，會是人類歷史上最繁盛的工商業中心。十四年過去了，今天上海一帶正按著我的時間表走，分秒不差。作為史無前例的工商業中心，上海放進迪士尼，扶老攜幼的遊客會顯得不倫不類，有傷大雅。

歡迎迪士尼在神州大地興建，但地點應該在哪裡呢？首先想到西安。那裡去年遊客二千四百多萬，天文數字也。但又想，西安夏天大熱，冬天大寒，迪士尼樂園主要是室外活動，西安的氣溫過於極端，不適宜。左衡量右衡量，最後是洛陽跑出，而且認為天下間不容易找到比洛陽更適宜於迪士尼。有兩點。其一是洛陽的地勢特別，夏天不太熱，冬天不太冷——據說整個中原只此一處，當年武則天選中的。其二是洛陽本身去年遊客一千七百萬，與西面的西安與東面的鄭州加起來達六千萬。說洛陽一帶的遊客數字冠於地球，不夠誇張，何況鄰近還有少林寺，還有宋徽宗的汴州（今開封）。

如果西安打開秦始皇的陵墓，而迪士尼又跑到洛陽去，天下遊客大亂矣！秦始皇可以鬥得過迪士尼嗎？我認為勝來容易，何況開陵的費用會遠低於迪士尼樂園的建造成本，而負責招待的人馬也少得多，純利不可相提並論也。

經濟學要怎樣學才對（之一）

（本文是不久前在浙江大學、西安交通大學、鄭州大學作的講話，講題一樣，處理與內容略有不同。記憶所及，這裡把三次的內容合併，補加一些，較有系統地整理一番。）


各位同學：

今天要跟你們談的是怎樣學好經濟學，把自己當年的經驗擇其優而捨其劣，也就是我今天認為經濟學應該怎樣學才對。首先要說的，是如果你跟著我建議的方法學，在大學考試，或到外地爭取什麼博士，凶多吉少。我走的是實證經濟學的路，著重於理論的實用性，不花巧，寫出來的學術文章不一定可以打進今天的國際學報。昔日可以，今天或多或少有點困難，雖然某些學報編輯記得我這個人，可能給個面子。當年在西方發表的文章，今天還有人記得，但在「格局」與思維上，與今天的是不同的了。

不容易解釋發生了什麼事。我的經濟學很傳統，從史密斯到李嘉圖到米爾到馬歇爾到魯賓遜夫人到凱恩斯到費沙等，我都讀得認真。跟著是森穆遜、阿羅、史德拉、佛利民、艾智仁、赫舒拉發、普納、高斯等較為近期的，也讀得認真。可以說，一九六五年之前的文獻我讀得多而透。六五到六九年間，我轉攻資料性的讀物。一九六九之後，自己不再進圖書館，要什麼資料由助手替我找尋。大約一九七二起，我謝絕替學報評審文章。行內朋友找我研討，懂得一定奉陪。一九八二回港任職後，通訊沒有今天那樣方便，交談是減少了。喜歡魂遊四方，不熟知我的人不容易跟我交談。像巴賽爾那種願意跟著我魂遊的行內君子不多。

我認為一個人在求學時要多讀他家之作，但當自己進入了創作時期，要重視的還是自己怎樣想。我的經濟學底子很傳統，比今天的新秀傳統得多了。熟讀傳統，有欣賞的也有不欣賞的。選擇自己認為可取的發展下去，過程中修改了不少認為有不足之處的前賢之見，而好些認為一無是處的，淘汰了。

這樣的發展不是很有意思嗎？誇誇其談的背後，知道自己滄海一粟，多我一個不多，少我一個也不少。一士諤諤地走自己的路，走了三十年，心領神會，對自己的進度是挺滿意的。但當我偶爾翻閱今天的經濟學報，不容易見到自己熟知的傳統。術語好些還是以前的，但看不到傳統的思維。新秀們放棄了傳統，我則認為史密斯的傳統怎樣也不要放棄。

回頭說自己的經濟學著重於實用性，是指解釋力，解釋人的行為，解釋因為人的行為而引起的各種現象。我認為解釋現象是經濟學的唯一用途，沒有其它。福利經濟學是廢物。不是說不應該關注社會福利，而是任何人都可以是「專家」，不需要讀過經濟。二百多年來，經濟學無法證明，從某甲手上拿了一元，交到某乙的手上，社會福利會改進或改退。

學經濟可以協助賺錢嗎？可以找到一份較好的工作，或減少受騙的機會，但我沒有遇到過一位富豪是經濟學家。我自己母親的投資命中率比我高，但她連書也沒有讀過，不識字。經濟學可以協助政府決策嗎？可以解釋怎樣的政策會有怎樣的後果，但如果關心政府會否接受你的建議，不被氣死才奇怪。

解釋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但這裡說的是科學解釋（scientific explanation）。一門科學往往由一些沒有學過的人想出來。我們是後學，學經濟是學經濟科學了。科學有科學的規格。任何人接受這規格，同意其中的理論，那麼任何人對同一現象的解釋，大致上應該相同。物理、化學、生物學都有這樣的一般性。這方面，經濟學比較麻煩：自稱是經濟學家的五花八門，懂的不懂的各持己見，忽略了經濟科學的規格。史德拉（G. J. Stigler）曾經對我說：「如果你說自己是個物理學家，聽者會回應：『物理學我不懂。』不再說下去。但如果你說自己是個經濟學家，聽者會回應：『經濟學嗎？我不懂，但我認為……』跟著滔滔不絕。」

其實作為科學，經濟在規格上與物理或其它自然科學沒有什麼不同。方法是一樣的，而其可靠性也沒有多大分別。後者很多人不同意，認為經濟不是一門精確的科學（not an exact science）。他們認為經濟學的推斷往往模稜兩可，或各各不同，沒有像物理學那種精確的解釋力。

為此我曾經舉出一個簡單的例子，今天一些美國的教授「盜」而用之，使我高興。四十年前在美國教學生時，我說：「如果我把一張百元鈔票放在有行人的街道上，沒有風吹，也沒有警察，我敢打賭，這張鈔票會不翼而飛，不見了。有誰敢跟我打賭？一百博一？一萬博一？要賭的請站出來。」這就是了。物理學、生物學、心理學、化學，都無從推斷或解釋那張百元鈔票為什麼會不翼而飛。在人類發明的所有科學中，只有經濟學可以推斷，可以解釋，而其準確性與物理或化學等自然科學是一樣的。當然，在某些情況下，該鈔票可以相當持久地留在地上，正如秋天的黃葉無風自落，但秋風起黃葉卻可飄到天上去。

「某些情況」的指定是重要的。科學方法稱之為驗證條件（test conditions），經濟學則稱為局限條件（constraints）。這就帶來推測與預測之分。推測是要指定條件的。條件是真實世界的條件，可以觀察到。條件不對，推測的效果往往不同。推測與解釋是同一回事。在我指定的條件下，推測百元鈔票會在街道上不翼而飛，邏輯說，等於我解釋了該鈔票為什麼會消失。推測是prediction，是解釋，永遠有條件。經濟推測要指明局限條件，有時不言自明，用不著說出來，但有時不說清楚條件為何聽者或讀者會被誤導。不管條件的推斷不是推測，而是預測，forecast是也。這是看水晶球，或者是看風水。不是科學，但相信水晶球的人甚眾。風水先生這個行業有了數千年，歷久不衰。

舉個例子吧。我稱「推斷」股市走勢的圖表派為風水派。什麼三角形呀，什麼雙肩呀，等等，是沒有條件指定的。這是預測。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預測股市的圖表派沒有指明局限條件及局限的轉變。這是看風水，有人為之發達，也有人為之破產，但人還是人，不少相信，所以風水先生有收入。

科學是沒有水晶球的。我懂得的經濟學也沒有。

（之一）

驚喜洛陽

沒有意圖替洛陽的旅遊局賣廣告。我這個人不擦鞋，不賣帳，意之所之，說的永遠是衷心話。曾經是十三朝（今說十六朝）帝都的洛陽，到過的朋友說不怎麼樣，我到洛陽卻驚喜。可能是這幾年大有改進之故吧。

首先，洛陽是我到過的最清潔的中國城市，汽車明顯地見到顏色，與日本的清潔水平相若。發生了什麼事？左問右問，答案是二○○一年起，市委書記孫善武上任，手起刀落，把洛陽的景觀清洗一番。品味好，大手清除不雅陋屋，洗陳出新，開頭一兩年有怨聲，跟著孫書記的政績有口皆碑。一個月前這位書記被調作河南政協副主席。政治我不懂，政協也不熟，卻想，孫書記調職是管清潔或環保乎？

開放以還，神州發展奇速，但骯髒則知名天下。我想，何不設立一個國家清潔局，委任孫先生這種人主理，授予生殺大權，把神州大地清洗一番？這樣想，因為一個慣性骯髒的民族，持久清潔難於登天。一個城市可以花幾個月清洗得面目一新，但以中國而言，爛泥扶唔上壁，過了不久就依然故我。洛陽是例外：清潔長達五年之久！如果洛陽辦得到，其它城市為什麼辦不到呢？整個國家為什麼辦不到？洛陽的居民無疑練得以清潔為榮，學得一點自尊，其它地區的市民為什麼不懂得自尊一下？

游洛陽，我們一行只有一天時間。首先游龍門石窟，值得去。數以千計內裡原本有佛像的小石洞，大部分佛像被盜一空。可幸遺留下來的，最大最重要的一個，由武則天下命刻成的，還在，門票八十看一眼不會覺得是中計。傳說則天以自己的相貌刻在巨佛上，不知是真是假。我站在那裡幻想，如果自己遇上這樣的女人……

次訪白馬寺，建於東漢，是中國第一間佛寺，不知重建過多少次。走馬看花，因為對佛寺毫無研究。有研究的是明末清初的書法大師王鐸。覺斯的故居在鄰近的孟津（今屬洛陽市）。像南陽劉子驥，聞之，欣然規往。離洛陽市中心只半個小時車程，是窮鄉僻壤。王鐸是高官，怎可以住在這樣的地方呢？殊不知走過一行小農居，王鐸的巨宅出現眼前，佔地一百八十畝，大部分重建過（小部分原建還在）。一時間我想到劉禹錫寫的「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王鐸因為迎接清兵入關而被看作千古罪人，以致他的書法遭到貶低。他無疑是北宋米芾之後九百年最偉大的書法家，創意綿綿不絕，而能把楷書、行草、小草、大草四種字體寫到頂級的，藝術歷史上只有他一個。日本仔不管什麼反清復明，稱他為「神筆鐸」，把他放在二王之上。今天中國的書法家再不講什麼千古罪人，重視王鐸，而王鐸的故居經過隆重整理後，據我所知，沒有一個書法家受到這樣的待遇。覺斯地下有知，當可告慰。

故居可見，覺斯書法被處理得最重要的一幅，是他三十七歲時寫的《再芝園詩》（從北京回家，他發現原本有一棵靈芝的後園，多了一棵，故名）。這幅書法，今天的故居複製了六種不同款式陳列。說來湊巧，我見過這幅書法的真跡，臨摹過不下百次。

要推薦讀者到洛陽走走，我想到在台灣故宮見到的另一幅書法，是南宋大家吳琚的翰墨，精彩。寫不知是誰作的七絕。朋友說可能是米芾。風格真的像米芾，但更像蘇東坡。詩云：

橋畔垂楊下碧溪，君家元住北橋西；
來時不似人間世，日暖花香山鳥啼。

來時不似人間世，是洛陽之行給我的感受。

（十月二十六日於鄭州）

與始皇結下不解緣乎？

我真的跑到西安去！不用替我擔心，此行與我建議打開始皇陵墓無關：決定西安行之際，做夢也沒想到那幾篇秦陵文章會吵得那樣熱鬧——據說新加坡也見報了。

到西安是要到那裡的交通大學給同學們講一次話，是毛遂自薦的。幾年前他們邀請好幾次，時間安排不成，這次倒轉過來，是我求他們給我講。他們高興，但行程緊湊，只能安排在星期天（即寫此稿的今天）的晚上講。高斯一次來信，兩次通過他的助手，要求我對中國的經濟學子做好一件事。他對美國的經濟學發展悲觀，寄望於中國，要我想辦法。我回信說自己三卷本的《經濟解釋》在中國讀者多，如果集中於推銷經濟學的解釋方法，或有可為，但在數學與博弈理論大行其道的今天，推廣經濟解釋是逆水行舟，成功機會很渺茫。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但求對自己與高斯作個交代，不算無聊吧。所以不久前浙江大學邀請我講話，我答應，立刻建議講題是《經濟學要怎樣學才對？》。今天晚上到交大講的，當然又是此題——昨晚睡不著，想著怎樣改進內容的結構才可增加一點說服力。幾天後到鄭州大學講話，也是此題。「疲勞轟炸」是母親當年教我的法門。今天輪到自己老了，教學子要學她老人家。

其實我原來要去的是開封，因為欣賞宋徽宗的藝術品味（尤其是他對五大名窯的影響）。朋友說，宋代的痕跡，開封所餘無幾，再過幾年可能一絲不存了。找朋友陪伴，有人建議去洛陽。想到杜甫寫「人道洛陽花似錦，我到洛陽不遇春」，那麼可憐的，就同意了。既然要到洛陽，何不加上西安？西安十一年前到過，這幾年屢聽那裡發展神速，也同意。

計劃是先飛西安，然後乘車走洛陽、少林、鄭州、開封……西安下機後，款待的朋友都提到因為我而吵得火熱的秦陵——據說早一天某大網站把我那三篇文章作為頭條新聞，評論數千個。

說到始皇陵墓，西安的朋友當然耳熟能詳。跟他們談及開墓與保護文物，我不認為技術上有不可以接受的地方。要做到開墓後文物沒有絲毫影響，當然不可能。從經濟的角度看，我們要考慮維護文物的邊際成本與增加維護的邊際利益。以氧氣侵蝕為例，用透明的氮氣箱子或小房子保護可以近於完善，但成本不僅高，而且氮氣可以殺人。成本過高，輕微的損害要接受。是不好想的不幸：我們有理由懷疑，打開陵墓比不打開，對保存文物比較優勝。何況今天數碼錄像那麼方便，成本那麼低，將整個開墓過程及首見的文物錄像下來，永久傳世不是很有意思嗎？

說到打開陵墓，一位朋友說應該先開武則天的乾陵。後者無疑萬分精彩，但有兩個問號。其一是該陵據說有被盜痕跡，打開來如果被盜一空，那盆冷水炎黃子孫受不了。其二是秦始皇在西方的名氣大得離奇，那裡的中學歷史課本往往提到這個人。先開秦陵是爭取震撼性。

武則天，武則天，雖說心狠手辣，頂級才女無疑問，而在中國的舊禮教中能真真正正地做到一個女皇帝，功績顯赫，不容易想像！提到武則天，我想到英皇伊利沙伯一世。後者被公認為大英帝國歷史上最出色的皇帝，也是女人。品性與武則天很不一樣，本領卻可相提並論。傳說中則天美若天人，一世則高貴端莊。論才華文采，則天無疑佔優；論管治打仗，一世所向無敵。女人女人，我鬥她們不過。

我想到自己的母親，埋怨上蒼不讓她讀書識字！

品味趣談

品味何物不容易說清楚，真的不容易。然而，你說這個女人可愛，他說崇拜某君子，皆品味也。這裡要談的品味，不是男人對女人的品評，也非論酒樓菜式，而是造詣上的品味。是的，任何造詣，成敗得失，或多或少要講品味。算你技術超凡，或天才絕頂，如果品味塵下，或俗不可耐，你的成功機會近於零。

主觀的品味，要來一個客觀的分析，不容易。但這是個重要話題，要嘗試分析一下。首先是大家同意真的有品味這回事。不能說是風格——風格主要是作者個性使然，個性不夠獨特明確的，不會有自然流露出來的風格。刻意地自創風格的藝術家不少，但一般是做作，令人反胃。

品味是作者取捨的效果。題材要取捨，有了題材其中內容細節要取捨，而細節之間的轉接也要取捨，皆有品味的成分。以我熟知的經濟學文章而言，取捨要講重要性，要講趣味性，而後者則包括生動過癮了。不容易。奈特一九二四年發表的關於社會成本的鴻文，其思維非常重要。無疑是大師手筆，但奈特的品味有不足之處：過於湛深，選擇的例子不夠清晰，而轉接之間不夠生動精彩——捉到鹿不懂得脫角也。到高斯一九六○年發表社會成本，思維與奈特的極為相近，但高斯的處理，品味明顯地勝了一籌，得到足以傳世的高斯定律。

寫這篇文章的起因，是我認為品味這回事，很可能不是天賦，而是後天學得的。起碼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可從後天學得。若如是，分析一下品味，對後學的會有助。首先是我察覺到品味的高下與智商無關。數之不盡的聰明人，品味平平，其作品不能令人耳目一新。高品味的作品，不會令人感到俗不可耐，容易記得，傳世的機會就提升了。這就帶來我要說的另一個重要發現：品味奇高的作品，其作者可以是個粗俗的人。歷史上最有名的例子是莫扎特。考粗俗試，莫扎特可得九十分，但他的音樂作品的品味之高，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昔日在西灣河太寧街認識的沒有讀過多少書的朋友，考粗俗試大部分及格，但於今回顧，品味一般是中上之選。品味與文采應該有點關係：粗口說得流利的人，多多少少有點文采。

是奇怪的現象。任何作品，不管哪門哪類，只要有「俗氣」呈現，高品味就談不上。然而，以莫扎特為例，毫無俗氣的高品味之作，作者可以是個粗俗的人。我想，粗俗與庸俗應該有分別：前者可以講品味，後者不成。我們大概可以將俗氣與低品味掛鉤：高品味的俗氣作品不存在。這裡要回頭說奈特一九二四的鴻文。該文品味不高，但沒有俗氣。這可見沒有俗氣是高品味作品需要的，但不足夠。

記得十六年前初學書法，拿起毛筆不知從何著手。啟蒙老師黃苗子堅持我寫給他看。只寫了七八個字，苗子說：「你可以學書法，因為沒有俗氣。」後來上海的一些書法前輩與老師周慧珺都那樣說，我就用功學下去。這幾年練習少了，有空閒日子一定捲土重來。

我為書法上何謂「俗氣」這個問題下了心機研究，可以意會，不容易說得黑白分明。研究的方法是花數千港元買了一整套書法大全，其中包括了所有前輩書法家的作品，細心品嚐，然後向周老師求教。得到的結論，是沒有俗氣的書法，多多少少有點天真，而天真者，只不過是一種不做作的自然表達。

這就帶來一個關鍵性的話題。有些人容易自然表達，另一些怎樣嘗試也免不了有點做作，俗也。問題是天真自然這回事，是天賦的嗎？還是後天可以學得？思量良久，我認為可以學得，雖然有些人學得困難，有些學得容易，而有些奇怪地不需要多學。後者彷彿有點天賦，但也可能是從小就受到某些外來的「天真」影響，長大後，只要有高品味環境的培養，天真之意就來得方便了。

我於是想到詩詞那邊去。詩詞是最著重表達感情的文字，而迫出來的感情表達，是做作，俗品無疑也。這方面，詩是最容易使人感受到天真之意的。我想到李白，那個天真瀟灑、掉臂獨行的天才。跟著想，一個衷心欣賞李白的人，背得出他的詩，不會大有俗氣吧。結論頗為明顯，或起碼有點可以接受的吸引力。這結論是：雖然無數寫詩的人寫得俗氣沖天，但懂得欣賞詩的人，知道何謂詩意的，不會俗到哪裡去。如果這觀點是對的話，那麼天真的品味是可以在後天培養的了。

藝術與科學有不同之處，但論到品味高下，我不認為藝術與科學有什麼不同。品味本來就是藝術！我於是認為，要培養品味，比較容易是從藝術入手。藝術，甚至被認為是藝術大師的，可以有俗氣，品味不可取也。回顧歷史，俗氣不論，怪誕不經的藝術家可以成名。無數的人天天看到皇帝的新衣。於是，以不同為創見，以做作為風格的藝術家也可以賺大錢。然而，人類的內心深處有共鳴，這些刻意「發明」的作品不能持久地被接受，歷史不知重複過少次了。皇帝沒有新衣，假以時日，總會有人大聲叫出來。

轉談科學——我熟知的經濟學——已故的史德拉的文字品味實在好。這個人是思想史學家，懂得欣賞藝術。對題材選擇的品味，我認識的有水平的經濟學者，沒有一個是毫無天真個性的。從我很相熟的經濟學者看，最天真莫如自己的老師艾智仁。選擇研究題材，我主要是受到艾師的感染。後來遇到不少天下高人，或多或少對我都有點影響，但艾師先入為主，就是四十年後的今天，遇到認為值得動筆的題材，很多時我還是幻想著艾師會怎樣說。至於分析文章的細節與轉接，數十年前，每一處我會無意識地為這位那位老師或朋友下筆。今天自己老了，旁若無人，隨意揮灑，想到什麼就寫什麼。從來沒有嘗試過做作，今天要做也做不出來。

說一件作品的品味好，是說有趣味，變化生動，天真自然。這也是說，任何作品，不管是哪行哪業，可喜的，多多少少有點藝術成分。如果要成為大作，則要加上重要性。後者是另一回事，是本文的題外話了。

學問無界說——我可沒有帶著鋤頭跑到西安去！

不久前在這裡發表一連三篇關於秦始皇陵墓的文章——建議打開該陵墓——傳到不少網站，其中一個點擊四十八萬，吵、吵、吵，罵、罵、罵。一些媒體要訪問，皆謝絕。不知受了什麼詛咒，我老是無端端地惹來爭議。不始於今天，三歲起有什麼風吹草動，家中人都指著我，罵個半死：「阿常？一定是阿常那個衰仔！」進入了大學本科，同學說，整個女生宿舍天天在談史提芬——可惜沒有一個曾經看我一眼。進入了研究院，一次考試弄錯了題目，答非所問，是大試，考生用號數，不落姓名。一位教授讀卷後，說：「這個考生從腰間開槍，一定是史提芬，給他個『A』吧！」

這次「墓」中闖「禍」，雖然風水先生說是大吉大利（一笑），但無妄之「災」來得那樣神奇，恐怕上帝也解釋不了。建議打開始皇陵墓是個人之見，邏輯井然，但有個人的祖先價值觀存在，看法各各不同，我看我的，你看你的，我可沒有帶著鋤頭跑到西安去！

然而，同學說，某市（可能是洛陽）某報寫道，我的「開陵」建議引起考古界發生地震，有考古先生批評我撈過界云云。我當然不是考古專家，嚴格來說沒有一門專業。搞藝術，知道其中有法門，有哲理；搞科學，知道其中也有法門，也有哲理。二者是提供兩個角度看人類的智能。搞了二三十年後，五十多歲時，知道二者其實沒有什麼大分別，法門與哲理可以一般化。分門別類的學問各有各的細節，掌握了一門的細節就成為專家，但這不是學問的大道。

考慮打開始皇陵墓，是重要話題，技術的細節我不懂。我只是假設技術上在可見的將來不會有大突破，再假設該陵墓早晚要打開。在這兩個假設下，回顧歷史，今天打開是最佳時機。再從經濟利益那方面衡量，扣除所有成本純利益肯定是正數，而推廣到「界外效應」，對國家整體的利益有機會極為可觀，但不打開陵墓，估計整體利益只是紙上談兵。

關心中國的發展多年，不敢胡亂建議什麼。我認為考古專家要站出來，考慮上述提出的第一個假設：技術上，在可見的將來會否有大突破？如果沒有，今天的技術有什麼不可以解決的？這些問題專家們應該知道答案，可惜到目前為止，我偶爾讀到的專家言論，一般沒有說服力。

說學問無界，是衷心話。身在其中，胡亂摸索，人類的知識無疑是汪洋大海。但如果我們能置身其外，把學問的整體濃縮起來看，不論細節，人類積累下來的智能其實不多。求學問，我們有時要跑進去，有時要走出來。進進出出了若干年，最終的體會是學問無界。

細節是有界的，大道沒有。十多年前在一個小拍賣的預展中，場地簡陋，有三個老頭子在細看一幅據說是明人徐渭的書法。這類小拍賣贗品甚多。老頭子們認得我的白髮，問：「大教授呀，這幅徐渭是不是真的？」我細看了一陣，說：「是真的，假不了。」原來他們早就知道是真貨，要考我一下，很有點不相信一個經濟學教授可以一眼看出來。他們跟著解釋如何鑒定，細節學問的深入令我拜服。他們是專家，我不是。我是跑了出去再回頭看：那幅書法有明人味道，而亂寫一通的書法，寫得那樣自然的，整個明代只有一個徐渭。

非常佩服那些在學問上深知細節的人。最近知道一位對某種古物的細節知得多而深入的老頭子，天下可能只此一人。很想請他到我家小住數天，求教求教。回應是太老了，行動不便。他住在遙遠的地方，不知有沒有機會讓我找上門去。

求學問，論細節要分門別類，說大道則沒有派別之分。

何謂自由經濟？（二之二）

前文可見，「自由經濟」一詞，嚴格來說，沒有什麼意思，因為在局限下「自由」選擇，四海皆准，只是局限不同，生活各異，自由的感受有別而已。「積極不干預」一詞，更是混淆不清，因為凡有政府，必有干預，而「無政府主義」是空中樓閣，盤古初開可能出現過，不是文明之物，除非我們能找到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

至於香港糊里糊塗得享大名的「積極不干預」，我是個「專家」。提出與推行這政策的三位財政司——郭伯偉、夏鼎基、彭勵治——我都認識，曾經與他們談及該詞何解。其實他們不求甚解，只說大意：市場可以辦到的，政府不干。這說法有兩大問題，前者界定不清，後者難以自圓其說。先說前者吧。

「交易費用」這個重要的局限理念，在經濟學起自三十年代或更早的，要到六十年代中期才進入制度運作的思維，而傳到香港已是一九八二年了。原則上，市場沒有什麼辦不到，就是法治也可以通過市場成交，無需政府。但原則可以，實際困難的例子不勝枚舉。不干預政策於是成為：市場處理的交易費用比政府低的項目，政府不干。事實上，上述的三位財政司都是聰明人，沒有聽過交易費用也知道這些費用是考慮重點。困難是好些項目判斷不易，於是舉棋不定。

最明顯的困擾是土地使用那方面。香港的土地歷來「官」有。一方面政府要把土地放出去發展；一方面賣地是一項重要的政府收入，不能賤價而沽；再另一方面地價太高，窮人住不起，於是搞出租務管制、廉租屋、居屋等——皆大干預政策也。我曾作過好幾年研究，發表過兩篇關於香港租務管制的長文，說管情亂七八糟，見笑天下，積極干預之致也。

貨運碼頭是另一個有趣例子。據我所知，當年香港打算由政府處理貨運碼頭，但後來的決定，是市場可以做，於是政府不干。記不起與哪位財爺吵了起來：我認為貨運是香港的重要命脈，政府要大量把可作貨運碼頭的海岸放出去。但政府顯然要把岸地賣得起價，不多放，害得今天被深圳迎頭趕上。停車場是另一個故事。也記不起跟哪位財爺爭論：我說要讓地產商處理，他說政府處理有成功先例，又恐怕私營會亂收費。

何積極不干預之有耶？這就帶到我要說的後者：難以自圓其說。土地政策之外，最明顯的市場可以辦得比政府好，但政府偏偏要干預的例子，有兩項：其一是教育，其二是醫療。上文提到的三位財爺，沒有一個不同意，這兩項，市場處理的成本比較低，而效果也較好。但政府干預這些，是為了收入的再分配，蠶食私產。今天這兩項「公立」當道，是大干預，郭伯偉當年的「誓章」，早就火化了。

回頭說佛利民批評曾蔭權，前者說後者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雖然後者彷彿親自這樣說——是不對的。佛老沒有跟進香港的史實，不知香港的租務管制起於一九二一，遠在曾老弟出生之前，而八十年代後期有了大干特干，老弟還沒有作財政司。我認為老弟的初步失誤，是作為財政司，明知政府的樂善好施過於誇張，應大手削減，他沒有做。做不到吧：上頭髮神經，下面皆壓力，而到了他的年代財政司的權力所餘無幾矣。

佛老批評得對的，是曾特首不應該說「市場機制明顯失調時」政府要考慮採取行動。老弟一世聰明，這次咬著舌根。市場機制就是市場機制，與政府機制是兩回事。把兩種機制混在一起，怎會不天旋地轉了？

學習的態度

前些時在這裡發表《是非成敗轉頭空》，結尾提到我肯定可以名垂千古的、清人孫髯翁寫的昆明大觀樓長聯，讀者歐陽湜傳來幾頁關於該聯的典故資料，其中不少好事之徒仿而效之，像填詞那樣以其它題材再寫，雖然不倫不類，倒也不乏搞笑過癮之作。令人反胃的倒是那些自命才子的幾位「高人」，竟然替孫髯翁修改該聯，思維塵下，俗不可耐，不知天高地厚。

一九五○年，十四歲，舒巷城向我推薦該聯，聽了兩次背得出來，也體會到髯翁的功力高不可攀。此後半個多世紀，每次想到該聯都擊節讚賞，半個字不敢動，只是久不久想一下為什麼孫前輩會在這裡用上那個字。後來自己以中文動筆，這裡那裡套用或借用前輩一點文采，不知多少次了。

不少人說我高傲，是狂生，但我欣賞而又佩服的，動不動跪下來。不少人說我學得快，赫舒拉發及巴賽爾等人說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學得那麼快的人。我想，主要是我懂得欣賞，懂得衷心佩服，大開中門，容易接納自己認為是好的東西，信手拈來，佔為己有，這裡拿一些，那裡取一點，混雜起來，亂搞一通，過了不久就搞出自己的風格，走出自己的路，只此而已。

另一方面，我這個人喜惡分明，不管何方神聖，不喜歡就不喜歡，不愛就不愛，漠不關心，一於少理。天下的學問說多其實不多，說少其實多到一個人學之不盡。這樣，自己要這些，不要那些，自由自在，沒有誰管得著，久而久之，成為自己的學問倒也洋洋大觀，要勝我你要走過我的路，否則只看一眼就知道你還在山腳底了。

不久前一位讀者來信，長篇大論，一方面大讚我的文章，另一方面教我怎樣寫，教我怎樣改進。不能說該讀者不知天高地厚，但他顯然不明白，我的文章風格是上述的胡亂混雜搞出來的，其中學問說多不多，說少倒也多得離奇。那天到濟南參觀李清照的紀念館，那個我恨不得佔為己有的女人。不知在牆上讀到些什麼，我衝口而出：「啊，蘇東坡死時李清照已經二十一歲，為什麼她不嫁給蘇東坡？」發神經，在旁的復旦韋森嚇了一跳，竟然大讚我博學了得。這可能真的就是區區在下的學問：百鳥歸巢，亂搞一通，融會貫通了，然後用想像力發一下神經。

寫這篇文章，為的是要指導一下網上的青年。我的專欄傳到網上去，回應大約是點擊的千分之三，其中約一半（千分之一點五）破口大罵。說過了，我這個老人家早就煉得刀槍不入，一律無所謂。但我就是關心罵我的青年，因為他們的學習態度不對，不改過來，不可能——永遠不可能——在任何學問上有任何成就。沒有證據他們智商低，更不能說他們火氣不足。肯定的是他們的學習態度不對。一則不知天高地厚；二則想也不想就信口開河；三則以為人身攻擊是天才殺手；四則認為罵教授自己就在教授之上；五則完全不講邏輯，不講道理。是極端無聊的玩意，而這樣搞學問，一萬年也不可能有寸進。

一個學子要成為學問大師不容易，要講點天賦，而更重要的是講際遇了。但搞學問不需要是為了成為大師才搞。書中不一定有顏如玉，更不一定有黃金屋。然而，學問本身，或多或少是一種享受，沒有認真地嘗試過不可能體會到。需要天賦嗎？要一小點，不多，一般凡夫俗子應該有。問題是如果不認真地嘗試一下，你不可能知道自己的天賦究竟有多高。不需要是愛因斯坦，而算得上學問有大成的沒有幾個是天才。我提拔過的、當年在香港沒有大學收容的學子，約兩掌之數，都有成，其中一位在美國升到正教授，一位是國際大師了。智商嗎？不怎麼樣：下象棋，每個我可以閉目讓雙馬。

搞學問，智商不是那麼重要。我自己拜服的高斯，沒有誰說他智商超凡。人與人之間各各不同，高斯的過人之處，是知道自己與眾不同，於是自我發揮，殺出重圍，卓然成家，是二十世紀的一個學問人物了。沒有誰不同意佛利民、森穆遜、阿羅等大師的智商超人幾級，得享大名眾望所歸，但將來的經濟思想史不一定會把他們放在高斯之上。

很多人，數之不盡的，智商平平搞出可觀學問。當然，愚蠢的不可能成為一個史密斯，或一個達爾文，或一個牛頓。何必斤斤計較呢？為了興趣，為了享受，嘗試搞學問，不需要講顏如玉或黃金屋，也不用管什麼一家之言，足以傳世的。學問本身是一種享受，回報足夠，而除非天生白癡，達到足以享受的層面任何人都可以，應該嘗試，認真一下，有驚喜的收穫不困難。說書中沒有顏如玉，也沒有黃金屋，不對。不一定有，但有了學問，多多少少有點顏如玉或黃金屋的甜頭。尤其是神州大地發展得如火如荼的今天，不僅知識資產賣得起錢，就是多識幾個英文字，其回報率之高遠超買股票的。曾經遇到幾位力爭上游的國內青年，堅持要用英語跟我對話。不是要在我面前表演，只是知道我懂英語，趁機會練習一番。

說來說去，嘗試學問，或爭取知識，起點是要有可取的學習態度。這態度的基本性質，是大開中門，吸納。這是林則徐說的「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了。跟著的處理，是要懂得吸納些什麼。很不幸，這方面有高人指導，事半功倍，而這種指導今天的中國遠不及西方。這就帶來客觀衡量的重要性。找不到高人指點迷津，自己客觀地考慮，有不少機會找到好去處。

品味究竟算不算是天賦很難說。無師自通地搜索不容易，比不上有高人指引，但通常比學而無術、教而無方的老師好。自己搜索，自己取捨，成敗得失要講品味。這是一種與智商扯不上關係的天賦，又或者不是天賦，而是受到家庭或朋友的影響。品味重要。不少人拿得什麼名校博士，品味奇差，不可能搞出大學問；有些人沒有受過多少正規教育，但品味好，只這一點，吸納吸納，嘗試學問早晚有可觀之處。

何謂自由經濟？（二之一）

九十四歲的佛利民，寶刀未老，最近向曾蔭權斬了一刀，用刀背吧（一笑）。功力非凡，只輕輕一刀輿論就吵起來了。要求我這個後一代的老人家表達意見的四方君子甚眾。

事緣曾特首前些時說香港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讀者把「積極不干預」與「自由經濟」劃上等號。二者何解我老是搞不清楚。既然不知所指，說二者相等我無從反對，也無從贊同。

大家都知道，天下間沒有毫無約束的自由，而所謂約束，經濟學稱局限條件。在多人的社會中，有競爭，無可避免地要加上去的局限是產權制度了。佛老當然知道自由不可以沒有局限。他說的是選擇自由，是指在私產權利的界定下，市價與財富是局限，而在這些局限下自由選擇，大致上是他支持的制度。

問題是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局限約束，而在這些約束下每個人都有選擇自由，是另一種自由，說沒有自由選擇是說不通的。一九八三年我用英語寫了一篇題為《Why Is There a Lack of Freedom Under Communism?》的文章，是約稿，忘記了寄出發表，去年收輯於《張五常英語論文選》（七二一至七二七頁），高斯讀後欣賞。該文指出，共產制度不是沒有自由，而是局限有別，自由的性質跟著不同，可惜這局限不利生產，人民生活下降，所以給人的感受是不自由了。記得當年完稿後，第一個大聲拍掌的是Chris Hall，第二個是Yoram Barzel，輪到蕭滿章是第三個了。辯證邏輯不簡單，讀者要找原文細讀才能欣賞老夫當年之功力也。

至於「積極不干預」一詞，也頭痛！不知英語何物，可能是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更是發神經。學者們，尤其是社會科學的學者，老是喜歡把模糊不清的術語玩弄於指掌之間，自欺欺人，行外不懂的以為高深莫測，使其實自己也不懂的「學者」感到飄飄然。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我從來不玩那一套。

佛利民和我都不是無政府主義者。政府的存在不可能對社會經濟毫無貢獻。然而，無論政府做什麼，嚴格來說，都算是干預市場。原則上，市場什麼都可以做，只是很多事項，由市場處理交易或社會費用過高，政府從事可以節省這些費用。原則上，政府的成因與公司或企業的成因沒有什麼不同。問題是，一家公司之內的成員的權利不容易界定得清楚，而推到龐大如政府的公司，其權利界定更不容易清楚了。混水摸魚於是司空見慣。把政府作為公司看，經濟學行內似乎只有高斯和我兩個人。這樣看，高斯和我對政府操作的接受，可能比佛老略多一點。

原則是一致的。市場的存在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公司代替市場，也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如果二者皆基於私產為局限，私營公司的出現是私產擁有者的選擇結果，要是公司可以節省的交易費用不比市場優勝，他們不會參與公司，就是參與了也可以退出。原則上，政府的成因類同，而美國有好些城市是由私產的擁有者自願參與組合。這也是佛利民所說的自由選擇了。

問題是當政府擴大時，國與國之間（可說是公司與公司之間），各有各的國界與市民國籍。這樣一來，自由選擇參與或不參與變得不容易。沒有國籍選擇的自由，加上龐大的國家公司的市民權利不容易界定得清楚，政府對市場的「干預」，不一定是為了節省交易或社會費用那麼簡單，而是在壓力團體混水摸魚的影響下，這干預入肉傷身，納稅人叫起救命來。

始皇陵墓的經濟分析

執筆寫此文時，拙作《是打開始皇陵墓的時候了》，只一個網站的點擊逾二十二萬，跟著的《如果我是秦始皇》點擊逾五萬。以為熱鬧過了，寫了兩篇之一的《何謂自由經濟？》，要與聖誕權過癮一下，正要動筆寫「之二」，卻想到自己既然是經濟大師（一笑），竟然沒有提及打開始皇陵墓對西安的經濟有什麼影響，對中國整體又有什麼影響。於是急急腳地掛個電話到佛山給李俊慧，要她在網上找些西安旅遊數字，一些兵馬俑的觀者數字，跟著漏夜趕科場，寫此文，以饗讀者也。

西安無疑是旅遊重點，遊客天文數字。去年二千四百多萬，其中只七十七萬六千是外賓，也了不起。遊客給西安的總收入，去年一百七十八億多，其中神州客每人平均消費人民幣六百二十，外賓人均消費則四千二百。奇怪，兵馬俑的參觀者只有總遊客的百分之八，可能因為變化不多，見面不似聞名也。想來那七十七萬多的外賓，大多數會參觀兵馬俑。這樣算，炎黃子孫對此俑的興趣更少了。

打開始皇陵墓是另一回事。有什麼奇形怪狀的東西在那裡不得而知，但墓地廣大五十平方公里，就算空空如也，在墓內行一遍也值錢。我於是想，進入陵墓，每人收費人民幣五百，偏低的，每年會有多少遊客進去呢？跟著想，人太多，應接不暇，每年可以讓多少人進去呢？我於想到如果安排得好，每年大約可以秩序井然地接待五百萬參觀人次。那大概倍於黃山或周莊。容易達到每年五百萬參觀者，要排隊，而如果我是西安的主事人，會給外賓優先參觀權，再應付不了就加價。

每位入場費五百元，五百萬觀者的每年收入是二十五億，以長線利息率五厘算，陵墓打開了，門票收入的現值是五百億。可觀，但不驚人，比不上半個李嘉誠，何況開發陵墓要費用，保護文物與招待訪客也要費用。但如果我們算進遊客增加對西安帶來的經濟利益，倍為可觀容易。不管怎樣說，打開始皇陵墓給西安帶來的經濟利益，遠超打開陵墓及維修保養的所有費用。

從西安本身的利益看，打開陵墓是一盤了不起的生意。但中國整體又怎樣看呢？遊客到西安的會增加，每位遊客的消費也會增加。然而，大部分是中國本土的遊客，這裡加那裡減，總遊客消費會增加，但沒有只算加不算減那麼高。外籍遊客則加多減少，甚或加了西安再加到中國其它地方，所以應該優先接待，不用他們排隊了。

從國家整體看，打開始皇陵墓的最大利益，可不是上述的加加減減，而是在相對的形勢上，打開陵墓，有不少機會讓西安回復到楊貴妃時代的繁華。唐玄宗地下有知，怎樣想無從猜測，但北京要開發西部，要把西部的經濟搞起來，打開始皇之墓有助，對西部的發展有貢獻。

秦始皇當年做夢也不可能想到——我們今天只略加一點想像力就可以想到的——打開他的陵墓，搞起西安，使之成為一個經濟重鎮，間接地促長了洛陽、鄭州、開封等的活力，因而協助了中國西部的發展。邏輯是沒有問題的，但要達到這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效果，我們的想像力可能有點誇張。

秦始皇真的那麼厲害嗎？有可能，但要打開陵墓，將來的歷史才可以作出判斷。不賭這一手愚不可及！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乎？（二之二）

從經濟持續有可觀增長的角度看，姑勿論像中國今天那樣的高速增長，歷史的經驗是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奇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持續增長的時日遠比二戰之後長久。中國漢、唐、宋的經濟史實我們知得不多，但清三代有一百三十多年的持續好時光，不是好得不得了，落後於西方的發展，但總算是差強人意的長時期了。

二千年前，羅馬帝國威風了幾百年，但後人有口皆碑的是該帝國的崩潰，梓澤邱墟也。英國二百多年前的工業革命，主要靠紡織機的兩項發明，名震一時，長達半個世紀。日本一八六八年起的明治維新，主要是私有土地引進了轉讓權，經濟迅速發展達四十年，雖然比不上中國今天那樣高速。蒙代爾曾經對我說，算長期好日子，西方歷史沒有長得過一戰前有本位貨幣制度的歐洲。蒙兄會同意，論增長率，昔日的歐洲遠不及今天的中國。

二戰後的經驗不同了：好景不常，盛筵難再。戰後的英國，復甦約十年就被工會拖住後腿，跟著被日本仔殺下馬來。美國得天獨厚，戰後美元幣值偏低（像今天的人民幣），大好時光近二十年。可惜前有韓戰，後有越戰，於今回顧，後者是dollar shortage轉為dollar glut的主要原因。也是二戰後，德國的復甦增長很經典，但也只有二十年——工會為禍也。

近代史實中，經濟算得上是高速持續增長的，最長期是日本，長達三十五年吧。二戰後的日本，經濟與科技的基礎遠超二十六年前開放改革的中國，加上有美國的鼎力協助，而外地的廉價勞力遠不及中國今天面對的那麼多。採用終身僱用制，員工分紅好景時遠高於工資，因而避去了最低工資及工會的蹂躪。可惜他們犯了兩項大錯：接受地主的壓力而禁止農產品進口；接受美國的壓力而讓日圓大幅升值。玩完——二十年前我是第一個說的。

底子不足，技不如人，但追得快，非常快，今天的中國彷彿七十年代初期的日本了。是奇跡，而考慮到昔日封閉的國家都踢開放波，地球增加了二十億廉價勞動人口參與競爭，這奇跡是奇上加奇了。今後怎樣看呢？我有一個簡單的看法，告訴你吧。

我認為今後十多年，北京的首要任務，是要鼓勵農民自力更生地改善生活，其它皆次要。或者說，只要中國的農民生活能自食其力地大幅改進，一般達到他們應該享有的小康之家，其它行業的發展會自適其適地找到好去處。倒轉過來，如果農民的生活搞不上去，那麼不管長三角與珠三角搞得怎樣風生水起，經濟整體怎樣也算不上有成就。要大幅改進農民的生活，任何人都懂得說，得把口，講了數千年了。

還好，經過數千年的黑夜，中國的農民終於看到一絲曙光。不要相信那些胡說八道的報告。這些年我在國內東奔西跑，左問右問，知道中國農民的生活急速改進，有五、六年的日子了。現場實地的經濟觀察，操練了半個世紀，無敵天下。農轉工或半農半工的非常多，僱用農工與工資皆急升，農地租金與產品物價也上升了，較差的農地常有棄置，而與農民傾談幾句，他們會送我拿不起的瓜瓜豆豆（我和太太當然以鈔票數倍市價回贈，朋友說農民比我聰明，懂得拋磚引玉）。

朋友，你要一下子大幅地改善農民的生活嗎？容易得很，有兩個法門。其一是完全禁絕農產品進口，我擔保其價格在數月內暴升數倍。可惜日本的經驗說，這是死路一條。其二是大手補貼農業。可惜這是擔沙塞海，耗盡外匯儲備也長貧難顧。農民的人均土地那麼少，不轉到工商業去上帝也救不了。

幾年前我寫中國農業政策，提出三個要點。一、鼓勵農民轉到工業去；二、進口農產品；三、增加農民的知識。趙老當時還健在，囑女兒給我電話，說完全同意我的三項建議。英雄所見略同也。

今天我提出第四項重要建議：把工商業的發展推到農村、鄉鎮那裡去。北京二十多年前就這樣說，但辦不到。今天看，成功機會相當高：這是近幾年珠三角出現的嚴重民工荒給我的啟示。想想吧，一年才有一兩次機會敘天倫之樂，願意離鄉別井謀生計的人愈來愈少了。另一方面，農業的工作旺季一年才三幾個月，淡季在農村鄰近兼職其它，何樂不為哉？我因此推斷，「月是故鄉明」是今後十年的中國工商業發展的大勢所趨。在公路等基建那方面，有北京的協助，做得快，做得好。然而，在其它方面，北京彷彿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令人歎息！

沒有奢望，我為中國農民祈求的不敢誇張。以今天的物價水平算，因為農居或住所相宜，一個農戶的小康之家，我要求的，是人均收入每月二千人民幣。只要維持最近三年的增長率，高於城市的，達到我的要求大約需要十五年。到那時，農轉工商，或半農半工商，餘下來的農民，化作全職算，只剩兩億至三億之間。耕者的人均耕地會上升，機械與科技會引進，農業企業化會明顯，而一元一斤蔬菜是買不到的了。物價指數不需要上升，但比起工業產品，農產品的相對價格會上升。

不苛求，但可以達到那小康的目標嗎？如果北京不行差踏錯——如果不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應該可以。但這是很大的「如果」。如下的困擾是現實的。

（一）北京不少智囊與外地的華人經濟學者，雖然一般出自名校，卻沒有學好經濟，尤其是貨幣的本質與理念，他們學深不學淺，沒有上過第一課。他們不知道貨幣的基本用途不是調控經濟，而是倒過來，為了穩定利率與幣值，經濟要為幣值而調整。這些前文說過了，但最近聽到的糊塗言論，是人民幣升值會迫使中國的工業走上高科技的路。發神經：一個工業家要走高科技的路，有本領的隨時可以加價，無須強逼。

今天人民幣兌美元或歐元偏低，而大幅偏低則源於外資湧進。然而，對亞洲一帶的廉價勞力國家，何低之有？中國農民要轉到工業去，競爭對手是那無數的工資比他們還要低的勞力。有一天，上蒼保佑，中國要把廉價勞力的低檔產品讓給他人造。但不是今天，十年後開始吧。到那時，中國的農民增加了知識，後浪推前浪，會把今天的工業科技推上一層樓。

（二）天天大嚷最低工資，而最近又開始學人家搞工會，對農民的自力更生有害無益。北京慈善為懷，喜歡這樣說；利益分子混水摸魚，其它國家早有前科。可憐農民，他們知識低，容易受騙，多半會支持這些會害了他們的政策。

（三）在宏觀調控下，由北京引導而起的某些土地房屋政策，反映著主事者的經濟感受近於零。不久前我分析過的限樓價不限地價、百分之七十限於九十平方以下，以及最近在江蘇推出的以「成本清單」來指導樓價等政策，雖然大有創意，卻沒有普通常識，分析本領得個零分。難道中國真的是那樣人才凋零嗎？我也擔心十多年來搞得了不起的地區競爭制度，會因為北京的土地使用政策亂搞而倒塌下來。

我沒有理由懷疑國務院要改善農民生活的誠意，但有理由擔心他們推出的政策，因為不明白經濟制度的運作與經不起團體或外來壓力，會得到事與願違的效果。

如果我是秦始皇

前文《是打開始皇陵墓的時候了》發表後，傳到某網站去，只一天點擊逾十萬（據說最熱鬧的一個小時點擊達四萬），創了什麼紀錄云云。可見炎黃子孫關心始皇的——關心自己的傳統，關心中國文字統一的根源——實在多。好現象。然而，同學說，數百個回應，大部分罵我。有些是人身攻擊，不算，但客觀不同意打開始皇陵墓的，有百多個。十多萬中只有百多個表達不同意，本微不足道，但既然大家認為是重要話題，我應該再說說。

反對打開始皇陵墓的聲浪有兩種：其一是我們不應該干擾先人之墓；其二是科技還不到位，不能防止氧氣侵蝕。

不應該干擾先人墓地之見沒有支持。兵馬俑是始皇之墓的一小角，已經打開了，說不干擾已經干擾了，而發現兵馬俑那位仁兄成了英雄。據我的理解，兵馬俑不繼續開發的主要原因，是變化不多，雖然知道還有數之不盡的兵馬，開發下去沒有新意。不難想像，始皇地下有知，翻一翻身，罵了出來：「你們這些後生小子懂什麼？老夫力拔山兮氣蓋世，何止兵馬咁簡單？蠢到死，不打開陵墓怎會知道老夫厲害！」

真的不該干擾先人之墓嗎？這些年神州大興土木，推土車過處，無數墓地被翻得草木淒悲，而盜墓早就成為一個不大不小的行業，以致一件如假包換的唐三彩，懂得鑒辨的在地攤找到，市價低於一件兒童玩具！

較有道理的反對開墓，是氧氣侵蝕文物。某程度無可避免：可以做到墓中沒有氧氣，但這樣，參觀就頭痛了。為了訊息費用的調查，我研究古物二十多年，知道主要是彩陶的顏色，曝光或遇氧後會變，但適當保護，可以持久。荷蘭三百多年前的大畫師倫勃朗，遺留下來的素描作品，國寶無疑也。今天在該國的博物館展出，燈光非常暗，僅足以令人歎為觀止。

盜墓盜墓，北京當局知道被盜之墓無數，一般不是那麼重要，半管半不管。比較重要的當然管，但今天認為此墓重要，到了明天，更重要的出現，於是昨天的保護免不了鬆弛起來。始皇之墓是另一回事。作為人類文化的重要遺產，此墓獨一無二也。我深信開發此墓北京會做得好，保護內裡的文物也會做到一流。

不少讀者提出墓內有水銀為河，記載無疑這樣說。但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今天那些水銀應該不存在了。除了黃金，當年沒有其它發明可以盛載水銀二千多年。如果水銀今天還在，我們更要看個究竟了。至於什麼毒氣云云，雞毛小事，容易處理。

秦始皇花了那麼大的人力物力，加三十九年心血，建自己的陵墓，無疑是相信死後再有來生。一千三百年後智力超凡的蘇東坡，多多少少還相信會有來生。這樣的文化不是中國獨有，解釋了為什麼以文物陪葬的行為，我們的過去是那樣普及。時代改變了，知識增加了，加上墓地昂貴，今天盛行火化。偉大如鄧小平，墓地有資格不小於始皇的，卻選火化，讓骨灰隨風飄散，使我這個仰慕的人無緣到墓前深鞠一躬。

如果我是秦始皇，地下有知，知道沒有來生這回事，但自己畢竟建造了那個舉世無匹的大陵墓，放了那麼多的好東西進去，我會恨不得二千二百年後的好奇之士，把陵墓打開，讓我對他們說：「進來看看吧。墓內是你們先人的文物，要感謝我當年發神經才保存下來。」

是打開始皇陵墓的時候了

秦始皇帝這個人不容易明白：一方面有豐功偉績，另一方面發神經，很大的神經。不知是真是假，記載說，十三歲即位就開始建造自己的陵墓，建了三十九年，動員七十多萬人，為了守秘，最後不少建墓者被殺掉，或被迫陪葬。焚書坑儒何足道哉？

發神經，墓地面積達五十平方公里，今天被譽為天下第八奇跡的兵馬俑，只是其中一小角而矣。我到過西安，兵馬俑變化不多，一目瞭然，奇就奇在中國曾經出現過這樣的傻皇帝。但當我見到墓地主場的外觀，是大山丘，很想知道內裡的設計如何，放著些什麼？是二千二百多年前的天下無敵的大玩意，墓中文物可以教我們很多的，為什麼不打開來看看呢？我願意花起碼二千元進去勾留半天，細看一下炎黃子孫二千多年前的真實文化，而願意花錢更多的君子數之不盡吧。賺這種錢對社會有利，對世界有利，說不定西方的君子會多一點敬重我們的以往。起碼在感受上，始皇之陵，對人類文化的啟示，應該超於埃及的所有金字塔。

眾人皆說，不打開始皇之陵，因為打開會受到氧氣的侵蝕，部分文物會受損。問題是如果永遠不打開，等於沒有，或有等於無。這是愚蠢的浪費。早晚要打開才有價值，才能對社會作出貢獻，問題是何時打開才對。

我認為今天打開秦始皇之墓是大好時機，二千多年來最適當是今天，不要再等了。想想吧，兩個世紀前科技不足，打開與保護皆有困難，而跟著兵荒馬亂，打開了慘過敗家。毋庸諱言，最忌打開是文革時期，不知死活的紅衛兵跑進墓內搗亂，可能把始皇氣得從棺中跳起來。

俱往矣！今天科技沒有問題了，可以做到應有的保護。更重要是向前看，雖然沒有保證書，我們看不到兵荒馬亂的將至。是的，打開始皇的墓，不僅可在地球上炫耀也下，也間接地公佈，中國是個有恃無恐的國家。只兩年北京辦奧運，再兩年上海搞博覽，不知可否趕得上把始皇的墓一視天下，熱鬧一下呢？

寫到這裡，我想到作研究生時老師艾智仁給我為難的一小段往事。讀利息理論，我向他求教財富定義的一些小節。他打趣說：「他們說你是天才，要讓我考你一題嗎？」我說：「問吧。」他問：「如果你有中國人說的萬兩黃金，收藏好了，是你的。有人把你的黃金全部偷了，你自己不知道，永遠不知道，有什麼分別呢？」我答：「我會認為自己還是那樣富有，消費繼續以富豪姿態從事。問題是這樣的消費不能持久，早晚要把黃金拿出來。如果借錢消費，銀行老兄會要求我以黃金抵押，或起碼要給他看一眼。如果他相信我，不用看，早晚中計。訊息不足的自我安慰的消費行為，不能持久。我的母親久不久要到保險箱去看一下。自己相信有但其實沒有的財富，不能真的算是財富。如果可以算，假設自己有錢的人多得很。有這樣的人，喜歡自我安慰的，但不是那麼多吧。如果我有萬兩黃金，我會放在床下，自己睡在床上。」

秦始皇的陵墓，猜想猜想，打開何止值萬兩黃金，值百億兩也不止吧。墓陵不打開，等於沒有，或等於艾師提出的例子，有萬兩黃金，給人全部偷清光也不知道，只是幻想自己有黃金萬兩，看不到，用不得，自我安慰地誇誇其談。究竟是否那樣富有？打起官司法官會說是沒有的。

始皇陵內之物是炎黃子孫的公共財富，沒有誰可以佔有，但看一下不是很過癮嗎？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乎？（二之一）

（按：不久前在北京與濟南以此題作了兩次講話，本文集二者之要點，加補充。）



中國二十多年來的經濟發展是奇跡，全世界都這樣說，但奇在哪裡不容易說出來。以一九八○為經濟改革的起點，北京公佈的增長率顯然是低估了。最近一項數字，說二○○○至今，六年，國民總收入增長了一倍多。這是每年復息增長百分之十二強。然而，同期北京市公佈的增長率，只百分之九左右，相差頗遠。就是以高不可攀的每年百分之十二增長率，改革二十六年，復息率，國民總收入上升十八倍。何止十八倍呢？一九七九年到廣州，飯店沒有米，姊姊的家有頭有面，找隻雞蛋也要走後門！不堪回首，不堪回首，不多說了。

二十六年，高樓大廈滿佈，公路車水馬龍，所有貨運港口排隊──是否奇跡天曉得。由區區在下審批、親自發出證明書的經濟奇跡，起於一九九三的朱鎔基時期，其中長江三角洲的發展，怎樣看也神奇。首先是朱老在三幾年間，成功地把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脹率減為零，然後有百分之一至三的通縮。在這巨變下，中國的經濟增長竟然還能保八，失業率只百分之四。不止此也，同期產品與服務質量，上升得非常快，但大部分沒有算進國民收入增長之內。這是說，如果質量的改進算進去，通縮會增加，收入增長也會增加。當時國內各地的樓價下跌了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實在慘情，但經濟增長率，如果把質量提升全算進去，應該在百分之十以上。

經濟學嗎？很尷尬！上述的現象顯示，那所謂宏觀經濟學，一無是處。當年讀「宏觀」，讀一句，罵一句。看中國我只用本科生應該知道的理論看，勝出行家幾條街。昔日我讀的是經濟科學，與今天教的是兩回事。這裡說奇跡，挖瘡疤是發神經。我們要說中國在哪方面做得對，非常對。

一九九七年我注意到，自己曾經批評過的、朱鎔基劃定下來的貨幣制度，批評錯了。歐美的貨幣制度，脫離了金本位一直都有問題。黃金不足夠，或供應量波動太大，本位制有問題。想當年，沒有誰不同意貨幣要下一個固定的錨，只是找不到理想的錨可以下。以幣量理論推出來的觀點，支持著以不容易捉摸的物價指數及就業指數為目標，其所形成的貨幣制度，牽涉到以貨幣政策調控經濟。美國的經驗，是這樣的制度有不少困難。六十年代蒙代爾與佛利民的意見有分歧，我在場。佛老認為找不到可取的單一物品為本位，而以一籃子物品為錨，運作費用過高，所以要接受以目標為錨，無可避免地帶出各種貨幣政策。

問題是貨幣的存在是為了減低市場的交易之費用，不應該以貨幣量的增減來調控經濟。幣值與利率要穩定，其它皆次要。當時大家意識到，脫離了本位制，以目標為錨，帶來的幣量政策容易搞得一團糟。後來的經驗確如是。沒有誰想到數十年後朱鎔基推出另一種辦法，可行，使我大開眼界。

記不起一九九七年初蕭耿對我說了一句什麼話，我意識到，如果放棄以貨幣量的增減來調控經濟，只以幣量的增減來維護一個固定的錨，可以做到，絕不困難，但整個經濟的運作要遷就這個錨的幣值來調整。錨可以是外幣，可以是物品，可以是單一的或是一籃子的，穩守根本不需要由政府提供這些為錨之物。這是朱鎔基的貨幣制度，是中國經濟奇跡的一個主要原因。我佩服。寫過多篇文章解釋，這裡不多說了。

中國奇跡的第二個主要原因，是地區制度。中國獨有，這制度促成了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搶客招徠，工業發展一日千里。無獨有偶，這地區制度也是在朱老時期形成的。我認為將來的經濟歷史不會漠視這個人。寫過五篇文章解釋這地區制度，這裡只大略地說一下。

中國土地的使用權力落在縣的手上，因此，我們也可以說主要的經濟權力在縣之手。土地的使用者要交兩項租金。其一是固定租金，那是買土地五十年的使用權，地價也。其二是佃農分成租金，稱增值稅，收產品增值的百分之十七。這增值稅率（租金分成）是全國劃一的，不同地區的招徠調整是地價的變動。這是全完合乎四十年前我推出的佃農分成可以達到最高經濟效率的安排。另一方面，一個固定租金（地價）加一個分成租金（增值稅），與世界各地大商場的合約安排是一致的。

中國有二千多個縣，上述的安排使每個縣成為一家商業機構。大地主是北京，大佃農是縣，小佃農是投資於縣的商人。上連串下連串，但縣與縣之間不連，激烈的競爭就在縣與縣之間出現了。這是我知道的最神奇的土地使用制度，妙絕天下。沙石還有，但主要的制度運作功能實在好。

說過無數次，要批評中國制度的很多方面容易。但我是個實踐主義者。英諺有云：我們不能跟成功爭論。經濟發展既然是奇跡，不可能沒有半點做得對。我反對昔日的大鍋飯共產制度，認為人與人之間的資產權利要界定得清楚。但沒有反對過共產黨的存在，也認為解鈴還須繫鈴人，中國的改革要由共產黨推行。這方面高斯的看法比我更強烈。這個提出從權利界定的重要角度看私產的一代大師，信奉市場知名天下，對中國共產黨的敬重外人不容易相信。絕對不是擦共產黨的鞋。公司理論由高斯提出，由我劃上句號。我們是從公司的角度看中國共產黨。

高斯對經濟制度的看法因此與我很一致。信奉市場，但因為交易的存在，市場不是無所不能。公司或企業的形成自有其因，某些事有形之手要代替無形之手，而政府本身只不過是一家大企業，從上而下的運作通過合約安排。撇開沙石，在中國，上頭大企業（國務院）與下頭中、小企業（省到市到縣到鎮到村）的層層承包的合約安排，辦得好，好得人類歷史沒有見過。然而，問題還是多得很。這可見其它制度的困難更為嚴重了。經濟學者一般不明白制度運作，因為他們沒有從合約的角度看世界。說實話，一貫地這樣看的只有高斯和我兩個人。

開瓊筵以坐花——李白說的。繁華事散逐香塵——杜牧說的。中諺有云：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不可能錯吧。今天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不可能永久的持續下去！不要求永久吧。我算過，中國需要的是再持續今天的增長十五年。可以嗎？下回分解吧。

陳潔宗與鄧永鏘

慈善工作有多種，品類各異，手法不同。是不是所有扶助他人之舉皆慈善，很難說，搜盡枯腸，一時間我這個老去了的天才竟然想不出一個明確的「慈善」定義。

寫這篇文章，起於發現了兩位我欣賞的有趣「慈善」人物。不僅欣賞，簡直感激。他們發掘與栽培神州大地的音樂天才小子。說感激絕不誇張。我愛聽古典音樂，更喜見天才小子步步高陞。上述二君子的存在，使我能免費地聽到小子們的演奏，為他們的成長感到驕傲。說慈善，二君子也可說是為區區在下而慈善了。

二君子何許人也？一個是陳潔宗。陳家我認識啟宗與樂宗。潔宗呢？可能碰過頭，記不清楚了。另一個是鄧永鏘，聽過大名，不認識。都是有錢人吧。有錢人說多不多，說少倒也不少。出錢慈善說易不易，說難不難。困難是出錢兼出力，而說到出力培養人才，朋友，你嘗試過嗎？是那麼大的責任，而偶爾遇到一位擺明是天才的，輾轉反側不能避免。

陳潔宗搞一個「晨興音樂橋」，名字有點怪，是從英語翻過來的吧。一九九六年搞起，年年有節目，主要是在暑期把中國的少年音樂天才，與外地的會集在一起，約四十人，互相交流，激勵培訓。十年過去了，最近我有機會聽到其中部分精英的演奏，好，實在好！

知情的朋友說，「晨興」的幕後主事者不僅出錢搞集會那麼簡單，有時提供優質提琴，而大致上，每個被邀請的青年的發展，主事者皆跟進。王羽佳（鋼琴）、倪濤（大提琴）、陳曦（小提琴）等開始嶄露頭角的人物，都曾經是晨興音樂橋的參與者。

不知是誰把一本名為《An Apple a Week》的書放在我的書桌上，作者是David Tang，鄧永鏘是也。發神經，是中文《蘋果日報》的英語專欄結集。難道地球那麼快就真的一體化了？翻閱一下，文章過癮可讀，但這本市價一百五十港元的精裝書，怎會跑到我的書桌上呢？蠢、蠢、蠢，書中首頁寫得分明：For Niu Niu and his parents。我明白了。Niu Niu者，牛牛是也，該書顯然是牛牛的母親送來的：我曾經對她說要為文感謝鄧先生給牛牛的栽培。

牛牛九歲了，鋼琴天才無疑問，問題是怎樣才可以讓這個孩子成長為國際大師。手還小，但長得高，幾年後手增大當然。天真、聰明、有性格，而音樂天賦之高是無話可說的了。栽培得對將來肯定是鋼琴大師，但有誰可以立下保證呢？

是的，對牛牛的成長與發展，我有點不安於心。如果這個孩子將來殺不出重圍，應該是今天的大人教錯了，或栽培錯了。父母從早到晚集中於牛牛的教育與訓練，搏到盡，但是否管得過度了？二百多年前的莫扎特與今天的郎朗，外人看，父親管得很過度。牛牛拜師無數，不少是名家，是否太多了？搞學問，我自己也曾拜師無數，不少也是名家。但當時近三十，知道名家歸名家，自己歸自己，懂得取捨，沒有混淆，終於走出自己的路。九歲的牛牛懂得取捨嗎？要成為大師，他早晚要走出自己的路，要找到自己，可以嗎？不久前我對牛牛的母親說：「基辛只有一個老師，女的，但目前教過牛牛的有十多個，可能很麻煩。這樣吧，一不做，二不休，讓牛牛到深圳找但昭義再上幾課，來個大雜會可能較為容易找到自己。」

鄧永鏘先生對牛牛的栽培不遺餘力。出錢出力替牛牛安排的演奏會，都有份量，有意思。顯然頭痛過：與名家商量後，他認為牛牛這麼年輕，演奏會每年要限於兩三次。我同意這判斷。

深圳的啟示

深圳最近獲選為中國生活質量最高的城市，即外國說的最可居城市，是連續第二年跑第一了。用十二個指標計分，這類玩意的可靠性永遠有問號。然而，跑第一總不會差到哪裡去吧。奇怪是今天杭州回復到柳永所說的，竟然排第三，在深圳之後，而蘇州則排第八。「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句老話，難道已是昨日黃花？

是令人感慨的故事。記得解放前在佛山唸書時，深圳知名的是雲片糕，沒有其它。二十多年前開放初期，我到過，是戰亂後的景象，殘舊的電影院一間，破屋陋店一目瞭然，汽車見不到，單車彷彿廢鐵製造，人口三十萬。一九八八年底帶佛利民到深圳一行，在空曠地帶遙看市容，正在興建的高樓大廈無數。

今天深圳的人口一千三百七十萬，倍於香港，上升了四十五倍，而好些地區，外來的朋友說美國也不容易見到那樣清潔美觀。昔日盛產荔枝、龍眼、芒果的深圳，今天這些果樹被搬到街道兩旁，為綠化用。可憐果樹，每年開花時節政府要噴藥滅果。

沒有文化底子，就是雲片糕也不存在了。政府鼓勵文化項目不遺餘力。那裡的交響樂團很不錯，正在興建的書城可能大於天下，而展覽場館之巨，我曾經花三十分鐘才找到自己要去的檔口。一位周遊世界各地展出墨水筆的老闆朋友說，深圳的展場，以一個場地算，大得無與倫比。最神奇可能還是鋼琴老師但昭義。他不僅教出李雲迪與陳薩，也發掘了張昊辰、左章、何其真、潘林子……雖雲一士寂寞，但總算給深圳帶來一點世界級的音樂光彩。

朋友，你要到深圳開一間博物館嗎？只要找到地皮，我擔保你獲得許可證。這是今天的深圳。

回想香港當年，同樣二十多年時間，人口暴升了十倍，經濟增長竟然可觀。這使佛利民高舉香港為世界自由經濟之冠，典範也。深圳呢，人口上升了四十五倍，而人均收入增長不減香港當年，不知佛老會怎樣算了！

我們沒有聽過深圳有什麼財政名「司」，就是經濟專家也談不上。何必專家呢？昔日大名鼎鼎的香港財政司郭伯偉，以自由經濟掛帥，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十年任內香港有一塌糊塗的租務管制，有寮仔部管制非法僭建，也有政府供應的廉租屋無數。深圳完全不玩這一套。不懂得玩吧。經濟這回事，不懂得往往有著數。我早就這樣說，也早就指出，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是大量人口湧進城市，政府忙顧左右，市場處理得當。話得說回來，深圳的城市規劃，除了開始時有點手忙腳亂，辦得可以。單靠市場不會有今天的景觀。

鄧小平的功績當然不可沒，香港在鄰近也有大助焉。幾個月前遇到兩位退了休的深圳幹部，竟然歸功於區區在下！他們說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中國首次土地拍賣，起於深圳，是接納了我的建議。我只是在《信報》發表了《土地出售一舉三得》，以及在一次特約的談話中，我對深圳的幹部解釋，不出售土地，他們不可能有足夠的經費把城市建設起來。今天回顧，當時的建議可能加速了中國出售土地一年半載吧。

印象最深刻還是後來兩次會見了十多位深圳的青年幹部，上任不久，都是北大、清華、復旦等名校的碩士或博士。這些青年朝氣勃勃，毫無成見，問得好，反應快。當時我想，香港的公務員比不上，差得遠了。深圳應該主要是這些青年搞起來的。今天近四十歲吧，幻想著他們正在做什麼，收入又如何？謹在這裡向他們問好。

中文要從背古文學起

題材曾經寫過；部分內容免不了重複。再寫，是要認真地再說一次，比較詳盡的。不久前與兩位對中國文字有研究的討論，一致認為毫無古文（文言文）根底，中語文章寫得好的沒有見過。大家也同意，古文根底要靠背回來，沒有其它妙方。今天國內的中小學，老師要求背古文及古詩詞盛行。可見中文專家的想法很一致。

我是搞經濟學的，對藝術有興趣，但不是文字專家。無師自通，林山木可以作證，我的中語文字是糊里糊塗地自己搞出來的。二十年前胡菊人說我的古文根底好，所以文章可讀。其實什麼古文根底云云，主要是幼年時背過很多，當時不知何解，生吞硬吐也背熟了，長大後可用則用，章法是自己發明的。不是語文專家，但這些日子給我的文字打上高分的讀者無數，使我感到飄飄然。既然讀者給足面子，試談中語文字之道也不算撈過界吧。

首先要說的，是我不能全用文言文寫成整篇文章。短篇可以，長的不成。我為這個怪現象推敲了好一陣，解釋有三點。其一，雖然古文背得多，但沒有真的學過。無師自通，通到哪裡就哪裡。其二，文言文中有些字彙，白話文很少用，或根本用不著。這些字彙不多，大約一百幾十個。如果要全用文言文下筆，這些字不能不研習一下。其三，為文我喜歡混雜一些廣東俗語，或口頭禪。我不欣賞純用廣東話寫出來的文字，但久不久用半句，生動過癮，可圈可點。這樣習慣了，全用文言文就不容易寫出來。

更奇怪的現象，是雖然廣東話與文言文風馬牛不相及，但混合起來容易。這可能因為廣東話的平仄與韻腳容易處理，而粵曲的曲詞，似通非通地以古文及廣東話混合，可愛，或多或少對我有點影響。

沒有跟進過胡適等前輩當年搞白話文運動的來龍去脈。我認為引進西方的標點符號重要，引進西方的分句與分段法門也重要。有了這些引進，分析性文字可以遠為容易地寫得清晰。但引進西方的文法我就不同意了。曾經有一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學子，替我的中語文章改文法，改得肉麻當有趣，使我啼笑皆非。

自古以來，中文是沒有文法的。陶淵明不講文法，蘇東坡也不講，我們為什麼要講呢？一個大文化的文字有其特徵，有其個性，更改了這些就不像該文化的文字。好比不少中國人寫英文，文法沒有錯，字彙也識得多，只是寫出來的不像英文。這是大忌。文法了不起，字彙夠多，但不像英文就完蛋了。一九五八年在多倫多，一位名為王子春的朋友教我寫英文，說學語文要活在語文中。後來在英語行文上痛下苦功，我少管文法，只求活在英文，寫出來像樣。跟著練得與鬼子佬的英語高人無異，只是文法有錯，找個文字編輯修改一下，文章就閃閃生光了。

中語文字的文體，其特徵不講文法，而是講砌字。砌得好是贏，砌得差是輸。所有古代的才子都靠砌字起家。中文重視音韻，要論平仄，而從駢文演變出來的文體要講字數，唐詩與宋詞的長短句也要講字數。既然論平仄，講字數，除了砌字沒有其它辦法。引進西方的文法會擾亂了文氣，毀壞了節奏，不容易寫得像中文。

砌字不容易，但這是中文。字砌得差勁讀不上口，砌得精彩妙絕天下——這也是中文。學寫中語文章是學砌字。怎樣學呢？最佳的法門是背誦前輩大師的好文章：前輩怎樣砌，我們擇其佳者背誦，熟了，依樣葫蘆地照砌可也。像朱自清等白話文字高人，我們背誦學砌也有利，但背誦古文或古詩詞可以事半功倍。古人砌字駕輕就熟，砌得精妙的朗朗上口，容易背。

背誦的時間投資不少，所以要慎重地選擇佳作才下注。其實需要背的不多。我大概地算過，選得好，古文十五篇，唐詩宋詞各五十，背得滾瓜爛熟的，就有足夠的砌字本錢了。寫我這種古、今混合的文體，背一些白話散文也有助。但白話文似乎不需要背，多讀一些寫得流暢的就差不多了。

細看自己寫的幾篇中語文章，發覺其實文言文用得少（奇怪當年菊人數次提及我的古文根底），有些用得多一點，有些絕無僅有。無可置疑的，是我的中文有點「古」味。不少讀者這樣說。最近一位讀者說有六朝的味道，猜得好。少小時我最愛背魏晉文章，與六朝同期也。

為寫此文，我試把自己文章中的零散古文句子，或句中的三幾個文言文字，圈出，嘗試全部改為白話文。改後文章不可讀。驟眼看古文不多，但圈出算是「文言」的，卻又滿紙皆是。我可以寫得出全部是白話文的文章嗎？可以的，刻意地整篇用白話文，也算可讀，但自己慣用的文體，有「文言」混雜其中的，圈出來改為「白話」，不可讀矣。

我寫中文是砌字，但寫英語文章卻沒有砌過。我想，砌與不砌之別，應該起於中文是單音字，而文章不可以不論音韻。音韻及節奏是中、西皆論的，只是英文用的是多音字，寫不出對聯，無從論平仄，所以字不能砌，但要講句法，要懂得把適當的字放在適當的地方（例如重要的字，要放在句首或句尾）。與中文無異的，是大家都講文氣。說實話，英文的表達能力強，可以寫得瀟灑幽美，但難學。英文難學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動詞變化多，不容易用得好。其二是常用的字彙遠比中文多，意思略為不同，稍有差池就變為下品了。

中文的動詞是沒有時式的，口氣怎樣說，或這裡那裡加一個字，時式不言自明，多麼簡單，多麼過癮。中文常用的字彙遠比英文少，究其因，起於可以砌字。中文單音字的不同組合可以變出多個解法，但要砌，而這裡砌那裡砌，為了音韻與文氣，整篇文章都要砌出來。真的，寫中文，有時這句要用四個字，意思的表達要加一個，就想辦法減除另一個，又或者改為六個字，跟著上文下理的字數可能要改了。

朋友，強逼你的子女背誦吧。背古文，從小背，不需要明白，背了再算。長大後，背得出就砌得出，字數的多多少少，或什麼平仄音韻的，背得出是不用多學的。

二十一世紀的大學問

前些時跟劉詩昆談及郎朗與幾位正在冒起的鋼琴新秀，其後再與一位上海音樂學院的老師談到中國的提琴天才，他們不約而同地指出一個我沒有注意到的現象。他們說：二三十年前，一位鋼琴或提琴的大演奏家可以專於彈某一個作曲家的作品，或某一個時期的，其它的約略涉及，應酬一下就可以了；今天不成，要殺出重圍，演奏的樂曲要很全面。好比郎朗，任何作曲家的作品都彈得出色，而專於蕭邦的李雲迪，這幾年不斷地擴大範圍了。

想來有點怕人。五十年前的鋼琴大師魯賓斯坦，背得出十八首鋼琴協奏曲，只一天溫習就可出場演奏，名動天下。今天呢，單是中國，十多歲就背得出三十首鋼琴協奏曲的有幾個。怎可以記得哪麼多？是父母打到手軟嗎？打歸打，記歸記，記不住打死也不成！這可見人的腦子像膠皮球，大力吹之有奇效。

四十多年前進入了研究院，老師推薦的讀物那麼多，不可能全讀。心想，人類的知識愈來愈多，讀斗讀，二百年前的人豈不是很著數？後來自己選讀，讀很多，這邊入腦，那邊腦子淘汰廢物，餘下來需要記的卻又沒有什麼可以難倒我。再後來輪到兒子讀生物，兼讀醫，兩個博士一起讀，要記的學問資料多得離譜，不敢問他怎樣處理，但他過了關。這是近於記得三十首鋼琴協奏曲乎？

想到這些，因為最近發表了《專欄文字》，好事的同學傳來一些西方專欄高人之作，要我品評一下。當然寫得不錯，其中表表者既生動，也鋒利，亦有文采。但我想，學問似乎欠了一點吧。只懂西方文化，東方的欠奉，而提到中國不知是從哪裡抄來的，近於淺見，誤解頻頻也。心想，中國人寫專欄也類同：寫到西方總有點手忙腳亂。我的感受，是學問的一般水平，我們的專欄作家比不上西方的，但寫到西方卻沒有西方作家寫到東方那樣離奇。

「東是東、西是西」，這句百年老話，某程度今天還用得著。如是，地球又怎樣一體化了？如果地球真的一體化，應該在二十一世紀出現吧。顯而易見，在這一體化下，搞出大學問的一定要東、西兼通，兩方面都要知得深入，然後施出渾身解數，把二者融會在一起，表達出東、西不分的學問。好比我寫中文專欄，可以寫到大江南北不分，中、港、台三地無別——這是說，沒有一方會認為我是陌路人。

不容易，不容易！幾年前我批評魯迅，說他對西方的藝術文化認識太少，做不出大學問。幾位同學不同意，說魯迅曾經在這裡那裡談到西方文化。我也讀過魯迅的西方之見，認為膚淺，離入門尚遠。另一方面，上文要求的東、西融會貫通的大學問，可不是像區區在下那種，這邊廂可以教得中國書法哲理，那邊廂可以大談歐洲繪畫理論——那些只花三幾年功夫可以學得的彫蟲小技。我說的地球一體化的大學問，要做到東、西的文化分不開來。這才有意思，才過癮。

是的，今天回想自己多年來拜服的前輩大師，東方西方加起來不少，但總是覺得東、西稜角分明，與我可以想像到的東、西不分的大學問，有距離也。精彩是精彩，湛深是湛深，但達不到我可以想像的大氣。

二十一世紀的大學問將會由哪方先拔頭籌，是有趣問題。這幾年學中文的鬼仔甚眾：英國學子選修外語，中文居首；美國的中文老師供不應求。是好現象，但從人數及比例上看，中國學子攻英文遠比鬼仔攻中文為多。這樣看，概率說，上述的大學問應該先在中國跑出。不幸的是，中國的教育制度與思想約束有很大的負面影響，如果北京不大手改革，老實說，小學問也不容易搞出來。

人類的天生權利（二之二）

人類的天生權利究竟是什麼？應該是些什麼？是老話題，主觀，嘗試作答的前輩不少吧。主觀的哲理，牽涉到道德倫理之見，每個人都可以表達，我也可以。這裡要說的是客觀的片面，是我所學的專長，問的是天生權利要怎樣才能給社會帶來最高的經濟效益。分析客觀，但最高的經濟效益是否可取卻是主觀的判斷，大家吵一萬年也不會彼此同意的。

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高斯一九六○年發表的鴻文，給予我們很大的啟發。我自己從這啟發作了多年的思考，對「社會最高經濟效益」有了深入的理解，對人類應有的天生權利有點新的看法。話雖如此，我知道的只是困難所在，沒有肯定的答案。

人生下來，要活下去，不可以毫無權利。另一方面，人本身是有價值的資產，殺了浪費。然而，當我們見到非洲皮黃骨瘦的孩子，半生不死的，淚向肚中流，不知怎樣處理才對。此乃難題之一也。

雖然有研究說奴隸制度的經濟效益高，但我認為有交易（包括監管）費用的存在，人生下來，身體與腦子由自己擁有，會減低這些費用，何況看為上蒼賜予的個人資產，合情合理。問題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因為交易（包括社會）費用的存在，人往往會侵犯他人的產出，知識資產的官司無日無之，只是冰山一角矣。此乃難題之二也。

原則上，一個上佳的制度，是讓每個人在不損害他人的情況下，可以自由發揮自己所長。問題是在競爭下，你死我活，不損害他人不容易說得通。這就帶來重要的高斯定律。該定律指出，市場的運作，要靠資產的清楚權利界定。三十多年前我跟著指出，這界定包括資產（人本身要算進去）的使用權，收入享受權，與自由轉讓權。界定了這些權利，競爭損害他人之處，在這些權利之外的，我們要接受。

困難又是交易費用的存在。曾經指出，市場的存在是因為減低交易費用而起，而高斯定律假設交易費用是零，是錯了。更頭痛是市場不是無所不能。高斯一九三七年指出，我於一九八三大力補充，公司的形成是因為市場的交易費用過高。他和我於是不能反對政府的存在，因為政府可以作為公司看。問題是政府的權利不容易界定得清楚，可以混水摸魚。此乃難題之三也。

也因為有交易費用的存在，聯群結黨地爭取利益，對某些人有甜頭，對另一些的權利是剝削了。本來可以是理想的民主制度，被這些不幸污染了，搞得一塌糊塗的民主例子不限於今天的台灣。說過多次，沒有上佳的憲法或其它法律清楚地界定人與人之間的權利，民主制度不僅行不通，而且可以是災難性。高明如美國的憲法，搬字過紙的國家無數，沒有一個搞得像樣，而美國本身也因為憲法不夠明確，出現了不少問題。此乃難題之四也。

是複雜的世界。從來沒有聽過強逼施捨是好制度，但這樣的制度隨處都有，無所不在。說過，不能排除最佳的制度還沒有出現過，而正在神州大地冒出來的地區制度，是我知道最可取的。可惜還沒有固定下來，北京說不定要嘗試亂搞一下。

我自己還是深信在權利界定下，要讓中國的青年自由發揮，不需要給他們施捨，但要盡可能給他們自力更生的機會。為此我大聲疾呼了二十七年，筋疲力盡，但還會繼續疾呼下去的。老人家的餘生本來就不值錢，都放出去，熱鬧一下，不會被看為革命或反革命吧。

國石說

記得很久前在某篇文章起筆：「中國沒有寶石，但盛產奇石。奇石亦寶也！」不久前與一位朋友談到寶石，什麼紅寶、綠寶、藍寶、鑽石、翡翠等，小小一粒動不動數百萬元那種。朋友是專家，說中國半點產出也沒有。那麼大的一塊地，奇山異水，竟然毫無寶石，可謂天意！

開放以還，無數的人朝掘晚掘，掘出大理石、花崗石，很多的，且偶有精品。其它像菊花石之類的古靈精怪石頭，更是花多眼亂了。聽說北京最近要選「國石」，顧名知意，是要選出代表中國的最精彩石頭，炫耀一下。幾年前要選國花，還沒有聽說選了出來。記得昔日梅花是國花，但給國民黨帶到梅花無覓的台灣去，是以為難。有人提名牡丹。慈禧用過，但此花有點俗氣，而中國的品種比不上荷蘭的。荷與梅是中國特產，詩人吟詠了二千年，皆品格高雅，香遠益清，冠於地球無疑問。三年前我攝荷時認為應該選荷為國花，後來攝梅又改變了主意。應該選梅：我算過，中國詩人詠梅的比詠荷的多。

這次選國石，聽說壽山石是大熱門。這選擇是合情合理的。壽山石是一種蠟石，可刀刻，軟硬適中，耐用，有三百多種，色彩繽紛。印章是中國的重要文化傳統，上古用銅，繼而用玉，以壽山石刻章起於南宋，盛於清初，今天大都用蠟石了。宜於刻章的蠟石韓國也有，但質量低下，與中國的不可相提並論。今天，宜於刻章的中國奇石有四種，讓我說說吧。

（一）蒙古巴林產雞血石是二十多年前才開始的。論美觀，巴林的雞血石平均在昌化之上。有三個問題應該落選。其一是新產出，沒有歷史傳統的支持。其二是石質略嫌太軟，保存得不小心容易損壞。其三是精彩的產量大幅下降了。十多二十年前價格相宜，今天上升了百倍也不止吧。

（二）浙江青田的蠟石極宜刻章，雖然一位專家朋友說青田石出土幾百年後會鬆化。稱為「封門青」的最多，是好章石，但色彩平平，沒有變化。最珍貴的青田石稱「燈光凍」，早就停產，今天沒有誰知道是怎樣的。青田的「黃金耀」也絕妙，遠勝封門青，曾經求得幾方，據說是舊料新砌，後來怎樣也再找不到了。青田石也應該落選：精彩的石種產量甚少，而多產的封門青難登大雅之堂。

（三）浙江昌化的雞血石，不得了，大名遠播是應該的。有一個大麻煩：昌化雞血的質量變化太大，不穩定。血色的多少尚在其次，昌化雞血有軟、硬之分。無論血色怎樣多，不夠軟的雞血石不值錢：難以刀刻，而更頭痛是硬石的血色，在陽光下或持久地曝光，會變黑。看官須知，雞血石的血色起自石中的鐵質，埋藏了不知多少個億年，慢慢地氧化，變成一種迷人的銹色，像雞血。面世後，這氧化過程加速。較硬的雞血石，質地遠為粗糙，有微孔，氧氣容易侵進，故容易變黑。質地軟的昌化雞血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精彩的雞血石，從任何角度看，絕不在乾隆皇帝高舉為石中之王的田黃石之下，但上佳的昌化雞血談何容易？雖然雞血珍品的產量可能多於壽山的田黃，但壽山除了田黃，其它奇石精品甚多。昌化只憑雞血是不足與壽山抗衡的。

（四）福建的壽山石，跑出幾條街。三百多品種姑且不論，我數得出的名「牌」就有十多種。要注意，好些壽山名石，挖掘了若干年就挖盡，市價會暴升；有些以為盡了，若干年後再發現，市價會暴跌。收藏家是容易中計的。二十多年前壽山發現「荔枝翠」（原名荔枝嘴），潔白晶瑩，價格相宜，七百元可得一方上品。殊不知十年產盡，今天是精品數萬一方。壽山將軍洞的芙蓉石，停產了近百年，二十年前的精品是舊石，十多萬一方。十多年前再找到，價格下降至數百元！本來我很替收藏芙蓉石的朋友可惜，但今天認為，雖然舊的新的都是芙蓉石，但時日的消磨不論，看質量，舊的較佳，新的總是差一點。

故老相傳，清代初期最珍貴的壽山石是「艾葉綠」。停產了不知多少時日，艾葉綠究竟是怎樣的有爭議。書中所載，各有各的面目不同。我求得幾方自己認為是艾葉綠的，與專家說的有別，互不同意也。

將軍洞的芙蓉石，有資格作為石中之王。頂級的極像羊脂，溫潤可愛。次一級的佳品則像肥豬肉。有紅色點綴的價值較低，但很迷人。清代皇宮所用的石章，芙蓉石最多。這可見芙蓉被選為神州大地的三大名石（芙蓉、田黃、雞血）之一，非無因也。此石還有一種特別的能耐：芙蓉是壽山石中唯一的不需要泡油培養的。很多壽山石，加工後，收藏日子久了，會呈現枯乾面目，要用油「治療」一下。尤其是房屋有冷氣空調的今天，就是以溫潤知名的田黃也會呈干狀。只有芙蓉是例外。

最後說田黃。名不虛傳，田黃精品溫潤通透，靈氣湧現，不容易想像石頭可以對人類表達那樣親切的情感。另一方面，田黃最大的麻煩，是除了小部分開門見山的，其它不容易鑒定。二十多年的經驗，我搞不清楚，也沒有遇到過一位令我信服的專家。

田黃是獨石，所以一般有石皮；有紅格紋，是裂紋埋在地下不知多少日子才變成的；有蘿蔔絲紋，但很多沒有。是從山下一塊百多畝的田地挖掘出來的。問題是壽山一帶，埋在地下的零散獨石不止田黃，類似的還有好幾種。除了是開門見山的小部分，其它難以肯定。鑒辨田黃於是有兩種人，都稱得上是專家吧。其一採取狹窄定義，不是開門見山的都不是田黃。其二採取廣闊定義，凡是田石，有溫潤感，通透，都是田黃。原則上二者都可以接受，問題是二者之間找不到清楚的劃分。我曾經見到一位壽山專家與一位香港專家，因為一件田黃石的是是非非差不多大打出手。

愚見以為，選壽山石為國石是應該的，但不要選其中任何品種為代表。愚見也以為，無論是國花、國石……又或者是「國」什麼的，其特性可以卓然獨立當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考慮是能否代表中國的文化傳統。荷花可以，梅花可以，壽山石也可以。從石頭看，壽山石代表中國的文化，可不是因為那裡的著名石雕擺件，而是因為石章的存在。一個石章上頭的印鈕，章身的薄意雕刻與邊款文字，章下的篆刻印文，每一項都代表著中國的重要藝術。從這幾方面看，壽山石真國寶也。

以玉為章在中國盛行了多個世紀，到乾隆還高舉玉印。但玉下刀不易，藝術的表達就輸了一大截。蠟石的種類非常多，但軟硬適宜而又耐用的卻少。壽山石中及格的很多，加上色彩多變，善用者發明了巧色藝術。石皮與石紋，本是瑕疵，但大師的想像力可化瑕疵為神奇，刻出山山水水，松下琴棋，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這是炎黃子孫足以炫耀的視覺藝術，天下獨有，不知何年何月鬼子佬才會跪下去！

人類的天生權利（二之一）

不久前寫「最低工資」，讀者熱鬧，約千分之一點五回應，贊同與反對一半一半。反對聲中不少破口大罵。無所謂，給人罵慣了，練得刀槍不入。但我想：為什麼有些讀者那樣沒出息？又想：難道他們真的那樣傻，相信世界上有免費午餐可吃嗎？

最低工資的規限會增加失業，老生常談。我說會增加盜竊行為，或增加飛簷走壁，是失業中加點想像，算不上有創意。然而，被讀者罵了幾句，我的想像神功又來了，問：如果最低工資不會增加失業，也不會教人飛簷走壁，效果又如何？

答案是淺的。在市場競爭下，生產的企業或機構或公司不會有盈餘（profit是windfall，同學不要忘記了），有租值（imputed rent）存在的企業逼著要把部分租值轉移到最低工資高於工作所值者那裡去，而沒有租值的企業，生產力較高的員工逼著要把部分工資轉移到最低工資受惠者那裡去。二者都是有強逼性的，前者削弱了企業老闆爭取提升效率從而增加租值的意圖，後者則削弱了員工增加生產力的意向──二者皆對社會經濟不利。

我於是想到強逼施捨這話題。綜援當然是施捨，由政府主辦是強逼施捨了。什麼公立學校、公立醫療、公屋等等，皆施捨行為，有強逼性。

年紀老矣，記憶猶新。想當年，從父母到朋友到我自己，強逼施捨的政府福利遠不及今天。自食其力，縱有潦倒窮途的，大多數不是靠自己的發奮而打出生活嗎？我的父親曾經在街上賣香煙，在山上挑石頭，害得右肩比左肩為低。母親曾經為「雙妹嘜」入香水，嫁給父親後在山頭作養豬、養雞等粗活。

輪到我自己到北美求學時，父親謝世了，家境富裕，我從來沒有向母親要求一分錢。記得在洛杉磯加州大學唸書時，成績好。一位牧師聽到有這樣的一個來自香港的學子，登門造訪，知道我的母親是他認識的、樂於捐錢給教堂的富有女人。他見到我的生活情況不對頭，寫信給我的母親，說我讀書讀出了名堂，但生活困苦云云。誇張太甚，母親立刻寄錢，寄衣服，寄維他命丸，彷彿她心愛的兒子命不久矣！

我不明白，真的不明白，為什麼昔日我的雙親，我自己，及認識的朋友，沒有一個要求外人施捨，更沒有要求政府強逼外人施捨了？為什麼今天那麼多的年輕人懶得自食其力呢？是誰欠了他們的錢？不自食其力，動不動要求社會幫助，要靠施捨，不是很有點汗顏嗎？至於那些凶神惡煞、口口聲聲為窮人爭取福利的眾君子，我老是搞不清楚是為窮人爭取福利，還是為自己爭取利益？

說過多次，天生有缺憾或後天遭不幸的人，我們應該幫助。我自己一家對這種幫助沒有猶豫過。當然不是蓋茨或畢菲特，但見一個，或多或少地幫一個，沒有手軟過。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我們不需要偉大如蓋茨或畢菲特，只憑一點惻隱之心，私人的慈善工作足以協助真的需要協助的人。

是的，有效率的施捨無須強逼，而通過政府的強逼施捨，大幅度地增加了混淆，使樂於為善的無所適從了。我們因此不能不問：人類天生的權利究竟是什麼？是包括著外人非施捨不可的權利嗎？

專欄文字

那天擺烏龍，在《南窗集》的結段說美國經濟大師貝加正在《商業週刊》發表專欄。幾位讀者來郵更正，說貝加的《商業週刊》專欄停止了一年多，轉為在網上寫博客，與另一位我也認識的大師梅花間竹云云。

從來不用計算機，偶爾拜讀他家專欄，全是由讀者或朋友傳來的。收過好幾篇貝加，有些上頭寫著《商業週刊》，以為他不斷寫下去，不知道轉了地盤。這失誤顯然起於有些傳來的是貝加舊作，而我沒有注意日期。

這些日子不少朋友或同學與我談專欄文字，有點煮酒論英雄的味道。有些同學把我發表了的文章搞博客，據說好幾處，加上其它網頁轉載的無數，在中文世界算是熱鬧的。先進的科技，把我帶進十年前無法想像的世界中。同學們要跟我煮酒，是這樣引起的吧。

本來想說自己不是專欄專家，立刻想：發神經，寫了二十多年，近千篇，不是專家是什麼？這裡說的專欄不是中語刊物上的天下獨有的副刊隨筆，而是有千多或二千多字或更長的大眾文章，要討論或分析一些事，一些情。說短不短，說長不長，是另一種格局，似易實難，與正規的學術文章是兩回事。

多年來，不少讀者朋友說我的專欄有個特色，那是無端端地轉到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的地方去。最近與一位編輯專家談到專欄文字，他說其它專欄他可看看題目，讀幾句，就知道內容的大概，只有我的永遠猜不中會說什麼。去年周其仁為文替我祝壽，說讀我的專欄，他喜歡先讀一兩段，不讀下去，猜一猜下面會說什麼，永遠猜不中。不知是彈還是贊，但好玩是肯定的吧。

這裡要公開一個大秘密：我自己動筆前也不知道自己要說什麼，讀者怎可以猜中呢？不長不短，既非學術論文，也不是蘇東坡寫《赤壁賦》，而是要跟大眾讀者談一個話題，過癮一下。說動筆前毫無意識是不對的。先要想出一個題材——這是最困難的地方——知道自己有話可說，有一個重點要說，然後咬著這重點寫足需要的字數。其實這重點往往只幾句就可以講完，但要寫千多或二千多字，動了筆、開了頭再作打算。因此，有需要無端端這裡轉左，那裡轉右，而這些轉也，自己動筆前不知道，讀者當然猜不中了。我是個毫無成見的人。結論隨時可以變卦。轉得幾轉，動筆前沒有想到的事實或史實在腦中出現，邏輯規範，就依照邏輯的約束變下去，變到哪裡就哪裡。你可以批評我這個人不夠堅定，或沒有立場，但我認為做學問是應該這樣的。

《還斂集》約一千二百字，《南窗集》倍之。用墨水筆寫，稿紙自己設計，淺黃色，一頁只二百五十個格子。一定寫過界，每頁大約一百六十個字，《還斂集》要寫七頁又半，《南窗集》大約十五頁。後者彈性較大，因為有黑蠻的插圖。字數不夠，黑蠻的傳世之作就放大一點，反過來傳世畫作也要讓我一下。

出術出術。動筆前要大概地知道說的是多是少。知道要說的不多，起筆就談天說地，風花雪月地瀟灑一番，有你冇你先寫三幾頁稿紙才轉入正題。知道有好些話要說的，反過來，一動筆就手起刀落，不搞搞震了。以《還斂集》為例，一般而言，稿紙第三頁左右開始發揮，見到「七」字開始收筆。你說過癮不過癮。

最過癮還是有時自己在稿紙上頭寫錯了頁數，有時重複了數字，有時漏了一個，弄得過長或過短。《南窗集》有黑蠻的畫救一救，但《還斂集》則要修補了。

是非成敗轉頭空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看官，上面是明人楊慎寫的《臨江仙》，有點老土，有點俗氣，但不失好詞，《三國演義》把之放在卷首。想到這首詞，因為熊秉元老弟寄給我他新出的書，其中一文高舉我的三位朋友：史德拉（G. J. Stigler）、高斯（R. H. Coase）與布格南（J. Buchanan）。前二者我很熟（史氏一九九一年謝世），後者曾經在我母校教過，認識，但不熟。三君子都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值得的。算是偉大嗎？都算。可以名留千古嗎？這一問，我不由得聯想到楊慎的《臨江仙》，有感於懷，於此動筆。

先說史德拉吧。他是我認識的英語文采最高的人，經濟學界整個二十世紀沒有誰寫得過他。幽默、鋒利、思想敏捷、文字生動流暢──這是史德拉。有一次，走進他的辦公室，他問：「史提芬，你的英文是從哪裡學來的？」我回答：「背你的文章！」他高興得不得了。

史德拉可以名垂千古嗎？如果他集中於寫散文，無所不談的，應該可以。曾以散文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羅素，平心而論，寫不過史德拉。但史老兄可沒有這樣做。他主要是寫經濟，寫得好，而他那《效用理論的發展》一文，很長的，的確經典，我拜服。然而，從經濟學術那方面衡量，史氏的思想要持久地傳世恐怕不容易。君不見，就是他拿諾獎的那篇《訊息經濟學》，發表了四十五年，今天引用的人不多了。

布格南呢？此君多產，何止著作等身咁簡單？反對大政府，公共財政學說主要是他搞起來的。可惜在一個大時代的轉變中，抨擊大政府，布氏的財政角度，不及海耶克的「奴役」角度與佛利民的「選擇」角度那樣觸目。其實「財政」的角度可能最重要，但街上的人不容易明白。希望一天大家都重視布格南，尤其是今天的香港。

我還是懷疑自由主義的大師們可以容易地名留千古。海耶克獲諾獎後十年，中國開放改革，他的名字在中國響了起來。然而，這幾年重視海氏學說的人愈來愈少了。佛利民天才絕頂，思想清晰絕倫，還健在，但不知有沒有看錯，佛老的聲譽有減當年。我的感受是，一個大師為社會爭取自由，自由增長之際得享大名，但終止增長人們會開始忘記，約束自由的政策多多少少會捲土重來。佛利民五十年前高舉的香港，早就不存在了。

上述君子中，高斯影響政策的名望最小。他那一塵不染的英國紳士風格可能是原因。然而，說到經濟學術上的名留千古，高斯的機會稍勝一籌。這可不是因為他那一九六○年發表的鴻文被引用的次數破了紀錄，而是史德拉提出了「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這一詞。該定律以高斯為名，家喻戶曉，有口皆碑，可以持久地傳世差不多可以肯定。有可悲之處：高斯說過什麼沒有多少人真的理解，而算得上是深受高斯影響的，似乎只有德姆塞茨、巴賽爾和我等三幾個，都老了。只發表了四十六年，今天很少人讀那篇文章。

經濟學術思想不容易傳世！記得五、六十年代大行其道的經濟發展學說，名家甚眾，但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就少人注意了，熱鬧不到二十年。思維本身有問題是個原因，但見解精闢如費沙，沒有赫舒拉發的再「發現」早就消失。赫氏的費沙再闡釋搞起了大行其道的金融投資學說。然而，今天看，在大學薪酬最高的金融學教授，沒有幾個提及費沙。

看官，我曾經說自己有七八篇文章看來可以傳世，但此「傳」也，只不過是指文章發表後五十年還有人記得。今天大約有六篇過了三十年還死不掉，我只求五十年。天下間怎會有那麼可憐的事？一個年紀輕輕的上海張愛玲，隨意地寫一篇短小說，用不上一個週末，其傳世機會與持久能耐，遠超我這個大教授出盡九牛二虎之力、思想了三年才寫成的《價格管制原理》！

無可置疑，藝術是遠為容易傳世的。其中最「著數」可能是音樂。二百多年前莫扎特作的樂曲，好之者今天還在上升，會傳世到人類滅亡吧。兩個原因。其一，藝術是感情的表達，昔日王羲之的感慨，我們今天也有同感。其二是音響的科技發明。天下間怎會有那樣便宜的事：在汽車上打開收音機，只按一下，音樂悠然。

文學也是藝術，傳世機會也勝經濟學十萬八千里。張愛玲不論，今天地球上人浮於事，再沒有閒情逸致拜讀大文豪，文藝創作走下坡已經有數十年的日子了。論文字傳世，還是短的著數。李白一句「朝辭白帝彩雲間」，蘇子一句「大江東去浪淘盡」，傳誦千年易過借火。神奇而又令我羨慕的，是一個詩人可以只憑一首短詩而名留千古。張繼寫《楓橋夜泊》是一例，崔顥寫《黃鶴樓》也是一例。

最神奇而又最令我最嚮往的，是那個不知從哪裡跑出來的清人孫髯翁。不知此公從何而來，也不知此公到哪裡去了。知道的是昆明大觀樓的某晚集會中，他站出來即席揮毫，寫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最佳長聯。妙絕天下，妙絕天下，足以永久傳世矣！此聯的哲理與本文有關，附錄如下給讀者拍案叫絕吧：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驤神駿，西翥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縞素。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洲，梳裹就風鬟霧鬢。更蘋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辜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歎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盡珠簾畫棟，卷不及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煙落照。只贏得幾杵疏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

評中國的最低工資政策

「最低工資」是我知道的、唯一的沒有任何經濟學者贊同的政策。經濟這門學問傻佬甚多，什麼發神經的政策也有行內君子支持，只是最低工資沒有。然而，有此規限的國家不少。這可見西方的經濟學發展了二百多年，有了什麼諾貝爾獎，但政府視如糞土也。難怪行內公認是二十世紀影響力最大的佛利民，多次對我說自己半點影響力也沒有。

不在這裡評論香港某些熱心議員要推出最低工資——不值得評論。今天的香港有大手綜援，有免費或近於免費的醫療，有政府天文數字補貼的教育，也有過半居民住在政府補貼的房屋裡。有了這些，多加一項最低工資是毫無創意的。

大家可能忘記，這裡提點一下。今天的香港是享受著大英帝國自一八四二年起搞出來的基建，以教育培養出不少人材，立下了司法制度，使這彈丸之地贏得東方之珠的雅號。有了這些，亂搞一通也不容易死掉。可惜十多年前，為了吃最後晚餐，或為恐港人治港勝於英人治港，港英大手推出福利經濟。這是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跛下跛下才離開。

好學唔學，國內今天也學人家搞福利，鼓勵窮人不工作。還不嚴重。權力大幅下放了，地區政府在激烈競爭下，不可能不知道大搞福利是執輸行頭，上頭怎樣說，下頭可能忙顧左右而言他。

倣傚西方的最低工資，是今天國內的一個熱門話題。目前也是還不嚴重，雖然最近廣州一帶某些工廠叫起救命來。如下分析是小孩子也懂得的邏輯：

（一）政府規定最低工資，僱主說雇不雇由我，工無所值的當然不雇。然而，某些僱主面對關門大吉，不達所值也強而雇之，然後在住宿、膳食等供給上打斧頭，希望平反。

（二）北京說要改善農民生活，自食其力的農民當然不可能有最低工資。另一方面，農民的生活改進，一個重要出路是轉到工業那邊去。工業有最低工資，農轉工就較為困難了。

（三）說中國目前的大城市治安好，以打家劫舍、打死肥妹等嚴重罪行衡量，是對的。但國內的盜竊行為嚴重，盜賊如毛也。有最低工資，工技低下找不到工作的，會容易地向扒手或盜竊那方面打主意。這是練手快，或研習飛簷走壁。政府不能槍斃，但監獄不夠，加上供食的成本不少，公安捉了就放不難理解。如此一來，有最低工資的規限，飛簷走壁之徒會增加。人之初，性本善，我相信沒有最低工資，會鼓勵以盜竊為生的走入正途。

（四）中國的制度自成一家，何必拜西方為師呢？目前中國有的還不算是嚴重的最低工資，省省不同，市市不同，推出的時日不同，有些地方到今天還沒有推出。只要北京模稜兩可，地區之間的競爭會逼使最低工資較為嚴重之區取締，或起碼不敢把最低工資提升。今天國內的最低工資話題吵得熱鬧，壓力顯然來自北京。

篇幅所限，說幾句香港吧。不說今天，說當年。昔日香港的經濟起飛，不僅沒有最低工資這回事，而且作為工廠學徒的往往要給僱主米飯錢──工資是負值了。母親曾經對我說，當年父親作學徒，工資是零，再因為沒有米飯錢給僱主，擺明是三個月可以學滿師的打磨淺技，要學三年，其中大部分時間作掃地、洗碗等粗活。

後來父親成為香港電鍍行業的開山鼻祖，受到尊重，養兒育女十一個，我排第九。要是父親當年飛簷走壁，不可能生九個。

補習與考試（二之二）

香港的中、小學生消費補習盛行，極之盛行也。遍問知道外地情況的朋友後，選香港補習之風冠於地球。每個學生算，香港政府補貼教育也冠於地球，冠來冠去，香港的教育產出過多少個國際級的學者呢？中大劉遵義，著作等身，曾經是香港中學會考獨一無二的狀元。是否出自公立學校不知道，但敢打賭，遵義老弟沒有補習過。科大王子輝，名家也，當年也應該不知補習何物。港大張佑啟，也名家，昔日要他補習可能殺了你。我的外甥趙承恩，出自香港野雞私校，補習免問，今天是國際大師了。區區在下被逐出皇仁校園，不好意思算進去。有哪位曾經在香港大補其習，然後在國際學術上殺出重圍的，請都站起來，我每位打賞一百大元，跟著用知名天下的狂草寫個「服」字。

看官，香港學子的補習理由有多種，只准你說一種，最主要的，你說得中嗎？猜一猜再讀下去吧。

無可置疑，香港補習的盛行起於會考制度，尤其是加進考試局監管之後，考法墨守成規，升中六或進大學不僅看會考成績，而且只看。中五畢業要會考，中七的高考也是會考。課程怎樣教，會考題目怎樣出，皆由考試局監管。算你是愛因斯坦，會考成績不濟，除非有機會跑到外地去，大學前途免問。

看官會問：難道香港的中學老師不懂得教會考課程嗎？難道他們教得不對，所以學子要補習嗎？哈，看錯角度。對的看法，是如果香港沒有會考制度，又或者大學不管或不重視會考成績，只重視中學校內的成績及老師或校長的推薦信，那麼中學老師會自我發揮，各展所長，教法不同，思維有別。這樣，補習社要關門了。好比經濟科目，如果不同中學老師教的有別，試題格局變化多端，沒有統一會考，補習社是無從入手的。

從來不懷疑，中學老師各自設計課程、自我發揮的教法，對學生的思維啟發遠勝於會考制度。水平會有點參差不齊，但大學收生不難知道哪家中學有水平，哪位老師有份量。當年在港大收生，我考慮不管會考成績，只看中學校內的成績與老師或校長的推薦信，心想，這樣招收兩三年就可以掌握個別中學與個別老師的水平了。我有權這樣做，而如果這樣做了，其它學系跟著倣傚，考試局說不定要關門。

後來沒有這樣做，因為校長對我說，香港的經濟高考從盤古初開由港大主理，雖然他尊重我對會考的看法，但希望收生漠視高考成績之餘，港大還繼續主持經濟高考。這要求難倒了我，因為港大主持經濟高考，不能公開否認該高考的成績而自圓其說。無可奈何，我迫著免費替數百位中學經濟老師在晚上「補習」，補了三年，筋疲力盡。經濟的高考試題呢？我堅持不鼓勵學生背書，要鼓勵思維啟發與想像力，重視基礎理論與概念，以解釋世事為學經濟的唯一目的，而有新意的答案，就是錯了也要把分打上去。是艱巨的工程，可幸得到無數中學老師的協助與支持，考試局也網開一面，算是做出一點貢獻了。

回頭說香港的中學老師，他們真的不懂得怎樣教，所以學子要跑到補習社去嗎？就我所知的經濟學而言，答案是否定的。我知道有些補習老師教得好，有些不怎麼樣，而中學校內的經濟老師也有高低之分，但無從判斷哪一方的水平比較優勝。

還有一個有趣問題。在中學教得好的老師，往往不僅不反對學生出外補習，而且鼓勵他們去。為什麼呢？不是偷懶，而是在香港的會考制度下，一位中學老師的學生會考成績好，校方間接地有獎賞。出外補習會改進學子的會考成績嗎？會的，因為家長要出錢，入肉傷身，子女補不出成績會被打屁股！這是需求定律，我教過，老師們應該知道。

經濟學·數學·普通常識

近來《還斂集》的文章寫得有點火花。不是說讀者多（雖然《肥妹之死》在一個網站兩天點擊達六萬），更不是說給讀者大讚或大罵，而是有些讀者讀得彈起來。從來不譁眾取寵，永遠言出由衷，這樣能寫得讀者彈起來不容易。有火花的文章要碰巧，內容要充實，文筆要生動過癮。每星期寫三篇，可謂老手矣，但一連幾篇寫出火花總要上帝幫助一下。

這裡要談的是《佛山試制大頭佛》那篇，其中出了兩題關於房地產的，考考香港的中學同學。第二題關於北京要約束新建樓房單位：百分之七十在九十平方米以下，超於九十平方的只准百分之三十。我問，如果這政策全面推出（可能正在推出），堅持下去，效果如何？

答案是九十平方以下的單位的相對價格（每平方算）會下降，大型單位的相對價格（每平方算）會上升。跟著是：

「因為相對價格的轉變，原來打算建七十平方單位的會選建九十平方，打算建百二平方單位的會選建二百五十。於是乎新建樓房三極分化：豪宅、中等人家的九十平方、貧民的白鴿籠……長此下去，市容一望而知，友儕間只問一句居所就互相知道收入是哪個層面的人，階層變得稜角分明，促成了令社會不穩定的財富歧視與階級劃分。」

上述說的三極分化，兩位經濟學博士讀得彈起，說怎樣也不會想出來。是難得一遇的有教育性的例子，可以讓讀者明白經濟學、數學與普通常識對經濟問題的處理。

樓房三極分化這現象的推斷困難嗎？不難，普通常識可以推出來，但需要靈機一觸。事實上，不用多想，地產發展商知一半。他們只看樓價的變動（據說今天的廣州，因為推出兩幅只准建造九十平方以下單位的土地，豪宅每平方之價立刻上升了），會知道怎樣選擇。跟著土地招徠競投，價高勝出的要按三極分化的路向走，否則血本無歸也。他們不一定知道會有三極分化的後果，雖然猜中不困難。

地產商需要讀過經濟學嗎？需要知道什麼需求定律嗎？不需要的。經濟學是為了解釋行為，而行為者則無須解釋自己。或成或敗，解釋行為的理論可以無數，但不是無數可以成功地解釋行為。西方經濟學發展了二百多年，理論當然無數，學者各持己見，手法往往有別。數十年來，我自己來來去去使用的還是那需求定律：簡單，但變化無窮無盡，某些行為可以淺用而達，某些則要用得千變萬化，深不可測。這裡樓房三極分化的例子，需求定律是用得淺的：極大或極小單位的平方價格不會受到新政策的大影響，但二者之間單位面積較大的，相對的平方價格會上升。政策說要在九十平方一刀切，三極分化就會出現了。這是因為白鴿籠以上、九十平方以下的，會湧向一刀切的九十平方，而原本打算略大於九十平方的，會增加面積。

上述的經濟解釋可以用數學證出來嗎？可以，而且證得清楚。問題是如果不用普通常識與簡單原理去想，靠數學想出來不容易，很不容易！算你是數學大師，天才絕頂，坐下來，在紙上寫下一些函數方程式，內裡的變量是什麼，要怎樣放進去才對，不易命中，而方程式略有差池，推論會錯。遠為可取的方法還是先用普通常識與簡單理論推出，有需要不妨再用數學證之。

我明白今天的經濟學報，沒有幾條方程式不容易打進去。但我自己到今天還不明白，不用數的理論解釋推得層次分明，為什麼還要用數再證呢？一個可能是經濟學家的腦子混沌，一般天生不夠清晰。

當年寫《佃農理論》，所有結論皆由普通常識與簡單原理推出來。老師要求我用數學再證，於是參考數書，依照自己想好了的理論砌成方程式。半點新意也沒有增加，但老師高興。後來在芝大遇到基爾'莊遜，談起他比我早好些年發表的佃農理論，用數推出來的結論是錯了的。他告訴我，方程式得到當時的天下高人協助，他自己覺得結論與事實有出入，有問題，但方程式推來推去也得不到自己心安理得的結果。

協助莊遜搞方程式的君子我認識，確是數學經濟的天下第一把手。事實上，該高人與莊遜合璧，推出與正確答案有關的重點：只有一個佃農分成率，其所帶來的租金收入與固定租約的租金收入相同。用數推得出這重點，天才無疑問，但莊遜認為這相同過於巧合，實際上不會那麼巧，於是接受佃農分成無效率之說。我自己不用數學推理，倒轉過來：在競爭下，佃農的分成要給地主帶來最高的租金收入，只有一個分成率可以，而這分成租金會與固定租約的最高租金相同。莊遜其實是得到了正確的答案，但受到方程式的誤導，放棄了。我不用數的倒轉過來的想法，純是經濟推理，所以知道莊遜放棄了的二租巧合相同，絕非巧合，而是在競爭下不相同不可。

有時某些論點，用數解釋較為容易，較為清楚明確，但我自己還是喜歡先不用數，把結論推了出來再考慮用哪種形式表達。當年寫《蜜蜂的神話》，其中有一個新觀點，前人沒有說過的。那是如果一個生產程序無可避免地有兩種產品，其中一種是負值與財富極大化是沒有衝突的。當時我可以純用文字解釋，但認為用幾何曲線解釋較為清晰易懂，於是用上了。高斯當時是學報編輯，大讚該文，但認為用上幾何分析是美中污點。

有時為了過癮，或要表演思想神功，擺明方程式可以陳列得有威有勢的，我偏偏半個符號也不用。那是分析優質座位票價為何偏低一文，寫時不同的多個彈性係數在腦中到處飛，如果用幾何及簡單的方程式寫在紙上，推理較為明確，可以減少失誤。但當時為了要表演給巴賽爾看，我完全不用任何數學，只一個週末寫了出來。邏輯上，該文到今天還沒有人找到錯處。

一九八一年在洛杉磯遇到貝加，他說芝大的朋友都讀當時還沒有發表的關於座位票價的文稿，大部分不同意我的結論。我問：「是邏輯錯了嗎？」他答：「邏輯沒有錯。」問：「沒有趣味嗎？」答：「非常有趣味。」問：「可以驗證嗎？」答：「可以驗證。」問：「文內不是驗證過嗎？」答：「算是。」我於是說：「文章有趣味，邏輯沒有錯，可以驗證而又驗證過了，這樣的經濟文章一年沒有幾篇吧。我可沒有要求外人同意，芝大的同事要求什麼？」他說：「他們說你的想像力與眾不同，自成一家。」不再說下去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作為大師，貝加的方程式多而嚴謹，實證資料數字層次井然。我不走他的路，或者認為不夠生動過癮，或者懶得走，而說實話，在技術基礎上我鬥他不過。當年我知道，沒有誰可以走貝加的路而勝於貝加的，於是走出自己的路來。今天看，沒有誰可以走我的路而勝於我。個人風格使然。是的，搞科學也可以有風格，只是與藝術相比，科學風格賣不起錢，沒有人注意罷了。

目前貝加在網上寫專欄，是大家，風格與我的專欄很不一樣。他比我寫得謹慎，但比我拘束。有辣有唔辣，朋友，你選哪一種？

補習與考試（二之一）

報章刊登不少補習廣告，往往頭版全版，有時全版還不夠，要跨頁。心想，地產商也沒有這種威勢，補習怎可以賺那麼多錢？不要誤會，我不反對補習社賺錢。市場有價，名正言順，沒有誰可以反對。問題是什麼局限促成補習在香港那樣盛行呢？對學識的增長真的有幫助嗎？

昔日自己的兒女在香港讀中學，少管，為父的只有兩項硬性規定。其一是晚上十時之前要回家（進入了大學這項取消），其二是不准補習。後者有兩次例外。其一是女兒要考數學試，認為不懂，在我背後打電話給我的一位學生，要求補碼。一個下午偷偷地補了三個小時，考個第一，之後不再補了。我知道這件事，因為該學生找我收錢。收三百，我給五百。偶一為之，沒有責罵女兒。其二是兒子中學畢業後，要到美國進大學，整個暑期無所事事，對我說恐怕數學基礎不夠，要求我找人替他補碼兩個月。我同意，親自為兒子挑選數學補習老師。勞師動眾，朋友幫忙，終於找到。我會見了，認為很好，要求他只教兒子數學的概念。教得好，後來兒子在大學讀數，全部成績是四點零。兒子的記憶力強，想得快，但數學的天賦平平。後來讀生物，數學得到好老師指導了兩個月，幫助了他需要選修的幾科物理。

反對考試的教育高人無數。四十年前，芝加哥大學的校長以教育高見名動天下，後來辭去該職位，跑到Santa Cruz的加大分校主持，力排眾議，取消考試制度。這大膽嘗試後來不成功，因為其它大學有考試制，收學生要看成績，獨自取消考試，學生轉校有困難。然而，原則上，支持該校長取消考試的理念大不乏人。這是說，原則上，考試不是上選的教育制度，我這一代的學者朋友中沒有一個不同意。問題是不容易找到可取的代替。

在美國求學時，除了本科首二年的課程，我沒有為考試讀書。不管老師考什麼的求學意識，在當時的美國可以，今天如何沒有跟進，而香港及國內擺明是死路一條——除非你是張滔，只把書翻兩翻就全部記得。當年在美國，尤其是進入了研究院，我讀書只是為了過癮，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老師出試題，我很少依書而答，也懶得管老師在課堂上說過什麼。讀是讀得很用功，聽是聽得很專注，但答試題永遠是自我發揮，表達新意。當年老師不僅接受，而且傳了開來，答錯了也得高分。這樣的情況，聽說今天不普及了。

一九六八年在芝大，我們五位助理教授要做挑選取錄研究生的工作。三呎高的資料，申請者的成績一律可觀。數百個要選出三十個頒發獎學金，單是看一遍申請資料就要花一個星期，成績都好，不知怎樣排列才對。主事挑選的是大教授Gregg Lewis。其實全由此公話事，我們幾個小子跟他學藝而已。起初我們心中有氣：選出的大都遭大教授否決，花了那麼多工夫，豈非白費了？後來知道，Lewis教了我們很多。

記得一位以色列某大學的本科生，平均成績只是B加，我們幾個助理教授沒有一個選他為三十之內，但大教授卻把他排第一。不服氣？後來服了：紅極一時的芝大經濟系竟然爭取不到這位本科生，因為幾家名校都把該生排第一。大教授解釋，主要是一封推薦信，說一句該生可教，而名校行家都知道，寫該信的大師不喜歡說好話。

一位本科成績頂級的，公開試全部滿分。我們幾位當然選出，但大教授不要。他解釋說，該生就讀的大學三流，寫推薦信的沒有一個有真學問，而自己作過多年統計分析，公開試成績與學生進入研究院後的表現，看不出有什麼關連。

再談類聚定律

幾年前發表《類聚定律》，是比較有新意的文章。「物以類聚」老生常談，單是為了減低訊息費用可以理解，不容易寫出新意。好比我們不會跑進文具店去購買衣服，文具類聚是為了節省顧客的找尋成本，減低search cost是也。小孩子也知道，火花安在哉？

《類聚定律》一文寫出火花，全憑例子新奇，解釋意想不及。那是在某五星酒店的咖啡廳內，賣笑歡場女子的相貌一律不俗，沒有仙女下凡，但一律有七八十分，平均得很。我的解釋，是好此道者只知約價，但小姐們沒有把價格掛在胸前，如果相貌水平不類聚，不好看的賣不出去，仙女下凡的要虧蝕。

是的，經濟研究，轉換個例子可有奇效，但例子要新奇。不容易啊！寫社會成本，當年找尋新奇例子的行內君子甚眾。差不多只要例子夠新奇，一舉成名不困難。米爾的燈塔，庇古的工廠，哥頓的公海漁業，都成了名。米德的蜜蜂與果花是難得一遇的新奇例子，立刻成名，我搭順風車，一刀斬下去，也博得點小名頭了。

社會成本研究以新奇例子而得享大名的，最大的贏家是高斯，肯定的。他遇上音波頻率在空中互相干擾的實例，從而推出高斯定律。那是史德拉認為整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經濟思維。

這就是了。其它學系我不是專家，但就經濟學而言，最有機會能在行內殺出重圍的方法，是找出一個新奇實例入手，希望在分析中推出一些有新意而又有一般性的假說或觀點。看人家做到，似乎不困難，但自己要做則有苦自知。

這些日子不少研究生要寫論文，求教於我，我永遠建議他們找一個新奇的實例入手。他們的響應，永遠是找不到。其實不難：要找得石破天驚的很困難，近於不可能，但足以寫出好論文的應該信手拈來吧。單是在中國見到的類聚或不類聚的例子，就有足夠資料寫出十多篇可以在名學報發表的論文了。

產品類聚當然是大題材，訊息費用之外還有產出成本節省的考慮。珠三角一帶，電子、塑料、燈飾、傢具、首飾等，類聚分明。溫州的打火機、皮鞋、聖誕燈飾等，類聚得要霸佔全世界。奇怪是長三角一帶產品類聚不明顯。為什麼呢？我可能有解釋，但要多調查一下才敢動筆。

貨品銷售市場的類聚也是好題材，而這方面訊息費用應該是主要的決定局限了。然而，單是訊息費用，分拆下去有多種，分得精妙可以推出各種不同的含意，說不定有些可以一般化而傳世也。同學們要親歷其境，洗濕個頭，落手落腳，才有機會打中些什麼。如果只選一個地方入手調查銷售市場的類聚，舉世之大，我首選的是浙江的義烏。沒有到過義烏的朋友是要去看看的。

工商業的發展，人種的類聚在中國是有趣現象，不單是語言方便，食物、宗教、家族、朋友、文化等也有決定性。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廠家多跑珠三角，台灣的集中昆山，而外國佬則多走蘇州、上海。最有趣還是中國土生土長的。你道土生土長的中國工商業家喜歡集中在哪裡呢？浙江的杭州。

朋友，要買馬賭一手嗎？今天在中國算得上是聯群結隊的不同工商人種，有香港、台灣、日本、韓國、美國、歐洲、中國等七種，即是七隻巨馬。今天是二○○六，你賭二○二○年，哪一隻會跑出呢？論人多當然是中國，但論工商業的精英隊，你買哪隻馬呢？

我買中國。不能靠人多，君不見：足球、籃球輸得面懵懵，女子網球被俄國妹打下去，田徑只有一個劉翔。但說到工商業精英大比並，十五年後放榜，我買中國。

《中國的未來》目錄

序

如何再看中國二十年？
先說來龍再論去脈
從大包干到輸清光
從貪污到通貨膨脹
鐵總理的故事
第二階段的工業發展
人民幣的歷程
回顧感慨，前看憂心
讓我先覆高斯
工業第三階段：月是故鄉明
馬歇爾的註腳與中國的運情
公非公、私非私的困擾
中國制度再闡釋：覆侯運輝
中國的土地使用
學問發展的困境
中國制度再闡釋：覆蕭滿章
中國今後二十年
扶農大綱說
關心揮灑處之泰然


附錄

還不是修憲的時候

《中國的未來》序

這是一本書的序言，是一本專欄文章的結集。不是百鳥歸巢那種，而是刻意地在專欄寫一系列有連貫性的文章，然後結集成書。二十多年前我有兩本這樣以一個大題材寫一系列文章而結集的書：《中國的前途》與《再論中國》——文章是先在《信報》發表的。都很成功：自己滿意，暢銷，認真讀的人多，有些北京朋友甚至認為對中國的經濟改革起了點作用。其後一九九三年，要帶佛利民到北京會見江總書記，那裡的朋友要求我寫一系列評論中國經改的文章，帶到北京去。我於是寫了《中國的經濟革命》那系列，文章不多。這本小書價格相宜，銷量高，但因為迫著動筆，時間不夠，文章的重量就比不上此前的兩本了。

《中國的未來》是今年三月底起在《南窗集》發表的關於中國的一個大題材的系列文章的結集。動筆前就有這樣打算，但不敢肯定，因為文章不易寫，沒有信心可以寫出一個可讀的整體。畢竟寫完了，而考慮到題材的困難，自己滿意。原來共十八篇，但隔了一期發表《扶農大綱說》，認為有關而重要，於是編為十八，原來的十八改為十九。此外，這結集加了一個附錄，是二○○四年一月初寫好、二月十六日在《信報》發表的《還不是修憲的時候》。這篇長文重要，因為有先見之明，首先提到中國的地區競爭制度獨步天下。

我為解釋這地區競爭制度花了兩年多的時間，而終於得到完整的解釋，要靠兩個因素。其一是地方政府的朋友有問必答，絕不隱瞞，有關的文件有求必供。其二是自己在經濟學上作過研究的學問，剛好與今天的中國地區制度有關。沒有作過類同的研究，我不可能成功地解釋這制度。

在「中國未來」這系列中，有五篇是解釋上述的地區制度的。不厭其詳，用不同的角度反覆申述。侯運輝與蕭滿章等懂經濟學的朋友投訴有不明之處，高斯也要求我再解釋。高斯不懂中文，他的助手譯了一篇給他看，他認為重要，要求我詳述。其後他兩次要求我用英文寫出來。七十歲還能解通中國的達文西密碼，寶刀未老，上述朋友的投入有助焉。

說過多次，中國的地區競爭制度妙絕天下。讀到北京提出的改革地區的一些建議，感受是他們不知道自己搞出來的制度是那麼優越。以五篇文章解釋，最後一篇寫得蕭滿章說完全明白，於是心安理得。解釋得清楚，北京當局應該知道哪方面可以改進，哪方面不要動，算是作出貢獻了。至於北京的朋友讀不讀我的文章，或聽不聽我的解釋，則不能顧及。不應該顧及：北京要怎樣做是他們的決定，書生之見只是書生之見而已。

不是書生之見那麼簡單。是科學之見。經濟是一門科學，可以解釋現象。解釋現象的發生——即是解釋為什麼會發生——與推斷或推測現象的發生是同一回事。說過了，預測與推測不同。前者要靠水晶球，或看風水，後者則要指明在怎樣的情況下某些現象會出現。簡言之，這裡說的「情況」就是經濟學說的局限條件了。科學邏輯稱「驗證條件」，經濟邏輯稱「局限條件」。

我堅守的從史密斯傳統發展下來的經濟學，指定局限條件的轉變是推斷現象發生必需的。很困難，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局限條件的變化多而複雜，不容易簡化，更不容易拿得準。其二是局限條件的轉變要與真實世界發生著的大致吻合，不可以子虛烏有地作出來。不容易，但如果掌握到真實世界的局限轉變的重點，基礎理論——主要是需求定律——運用得宜，經濟解釋或現象推測可以很準確。原則上可以萬無一失——實證科學應該這樣——但面對世界的複雜，拿不準局限轉變的要點，理論掌握不足，失誤頻頻似等閒也。我自己是幸運的。過於高舉自己是人之常情，在經濟現象的推斷上，我對自己的準繩有點自豪。不是沒有失誤，而是命中率高。對需求定律的掌握自成一家，前無古人，而對真實世界的局限變化的觀察，不遺餘力近五十年了。

一九八一年我推斷中國會走市場經濟的路，反對的行內朋友屈指難算。最親近的巴賽爾也反對，但認為我的理論天衣無縫，半點錯漏也沒有（見拙作《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的第三章）。問題是當時我對中國的局限轉變是否看得準。一天晚上，無意間，我把中國改革制度的交易費用一分為二：知道市場運作的訊息費用與說服既得利益接受改革的費用。一九八一年，看得清楚，這二者正在下降，沒有理由不繼續下降。

重讀當年對中國改革的推斷，給自己打一百分。可惜當時不同意的師友那麼多，自己不敢推斷細節。話雖如此，當時我寫下，中國改革最困難之處，是有壟斷權的國營企業。

今天看中國未來，遠比二十五年前複雜了。形勢好，發展動力九十分。然而，明顯地，一兩步大錯會敗下陣來。地區制度可以小修，但不要大改。這方面我有信心。貨幣制度大致上要堅守朱鎔基劃定下來的，千萬不要改走歐美的制度。這是說，人民幣要堅守一個固定的錨（雖然我認為以一籃子外幣為錨不是最佳的選擇），不能讓人民幣大幅升值。這方面，雖然支持升值的言論多（包括北京的智囊），我也有信心。寫了數十篇文章解釋，北京不可能不知道，人民幣大幅升值，農民的生活不容易搞起來。改善農民生活是今天北京政策的重點。說過了，這方向不可能錯。不能大搞福利經濟：小搞可以，大搞完蛋。這方面也不會是大問題：在目前的制度下，大搞福利，地區不會接受。

國際政治不論，戰爭或恐怖活動我是門外漢。我不同意佛利民不久前說的：中國不搞政改，早晚會有大動亂。佛老沒有跟進這些年中國地區的政制改革。改了很多，有好有壞，好多於壞，我不是專家，不敢多說。要說的是外人看中國的政治制度，永遠只看北京，是大錯。權力下放了那麼多，很多方面北京要管也管不著。說過了，中國的制度自成一家，我們不應該戴著有色的「民主」眼鏡看。

今天最頭痛的問題，是宏觀調控。這個通脹低（約年率百分之二）的經濟「過熱」的頭痛，除了中國，歷史沒有出現過，其它國家求之不得也。我不知何謂經濟過熱，但北京的處理手法多而常變。老實說，他們的經濟專家（好些是朋友，一些跟過我這位大師）的分析與言論難以恭維。有點搞笑，有點發神經。會另文跟他們搞笑一下，與這結集無關。有關的是北京的宏觀調控會不會把中國的發展殺下馬來。機會不高，因為北京不會那樣蠢，見勢頭不對還要調控下去。問題是一不小心，「調控」過度，把經濟搞垮，翻身不易。另一方面，動不動就宏觀調控，調來調去，對投資者的意圖與信心肯定有不良影響。這是影響了投資者的前景預期，對經濟可以有很大的殺傷力。困難是預期的形成，經濟學到今天還沒有掌握到解釋。如果北京的宏觀調控重複又重複，甚或變本加厲，促成了無可救藥的不良預期，經濟一蹶不振，翻不得身，會是見笑天下的大悲劇。經濟邏輯說可以發生，雖然歷史沒有出現過。

為恐讀者不買《中國的未來》這本書，書內的重要推斷，這裡不談為上也。

佛山試制大頭佛

本文題目刻意搞笑，有點挖苦的味道。選佛山落筆，原因有二。其一是「佛」與「佛」對得工整，畫面生動。其二重要。一九四五到一九四八年，我在佛山文昌沙的華英中小學讀了三年，罰企時間加起來破了世界紀錄，罰到被逐出校園為止。奇怪他們沒有在今天我還認得的罰企之處，立一石碑，刻上「張五常在此打破世界罰企紀錄」，勒碑誌之也。真的，我對佛山有感情，雖非信佛，也算一家；既為一家，挖苦一下也無妨。

最近佛山與廣州推出限價賣地政策，算是價格管制，別開生面的。那是某地點的房屋土地出售，佛山限樓價三千一平方米，廣州限價六千。有說此限可能高於目前的市價。問題是如果樓價限於市價之下，競投土地之價不限，效果將會如何？如果有考官出此題考香港的中學生，他們會否及格呢？答案如下。

（一）限樓價而不限競投地價，地價會比不限樓價為低，但會高於一般以利率折現算成本。這是因為地產商懂得偷工減料。香港昔日的短樁新聞震撼世界，佛山可能發明無樁建築。沒有那麼嚴重吧，但屋漏更兼連夜雨，樓主鬼殺咁嘈可斷言。換言之，樓宇有限價與無限價的選擇，選購有限價的是傻瓜。

（二）發展商售樓有限價，但購入後再沽出的二手樓價不限，二手新樓之價會高於一手新樓之價嗎？答案是，如果樓價一般上升了，二手新樓之價會上升，使佛山的限價意圖成為大頭佛，得個桔。但如果樓價不升，二手新樓之價不會高於一手新樓的。這是因為發展商偷工減料之後，一手新樓之價是競爭下的自由市價，轉手出售沒有著數也。

（三）限樓價不限地價，地價受到影響，擾亂了地價變動作為土地使用分配的訊息傳達。

同學們要嘗試另一試題嗎？準備好沒有？給你二十分鐘作答。題如下。

北京考慮約束百分之七十的新建樓宇的單位面積在九十平方米以下，超於九十平方米的只准百分之三十。可能正在推出：最近廣州的國土局公佈，兩塊住宅土地拍賣，規定建成的單位是九十平方以下。問：如果中國所有新建樓房單位，百分之七十要在九十平方以下，效果如何？十分滿分，五分及格，你拿得多少分呢？

（一）如果上述政策全面推出，中小型（九十平方以下）單位的相對價格（每平方算）會下降，大型（豪宅）的相對價格（每平方算）會上升。對，給你三分。

（二）地價會下降，國家的整體財富也會下降。這是因為違反了市場的供求規律，土地不能達到善用之境。也對，給你加兩分，共五分，強可及格。

（三）因為相對價格的轉變，原來打算建七十平方單位的會選建九十平方，打算建百二平方單位的會選建二百五十。於是乎新建樓房三極分化：豪宅、中等人家的九十平方、貧民的白鴿籠。對、對、對，對得過癮，再給你三分，共八分。

（四）樓房三極分化，長此下去，市容一望而知（香港一九六三之後四年所建的樓宇今天我可一望而知）。於是，友儕間只問一句居所就互相知道收入是哪個層面的人，階層變得稜角分明，促成了令社會不穩定的財富歧視與階級劃分。也對，但絕不過癮，給你兩分吧。共十分，滿分。你的經濟學畢業了，因為開始掌握需求定律。

同學撫心自問，可以拿得多少分呢？不及格不要放聲大哭，可以自我安慰，因為今天的新潮經濟學博士多半不能拿多過五分。

福利經濟影響性情

二十年前兒子在香港求學，十四歲，暑期到海運大廈一間玩具店打散工。三個原因老闆喜歡他。其一是工資低：下午工作五個小時只五十元；其二是兒子英語流利，招待外籍小友是專家；其三是兒子與兒童合得來。今天兒子長大了，研究專於癌，習醫專於兒科。是的，我的兒子與兒童結下不解緣。

鼓勵兒子打散工是不容易的決定。有危險的：推介玩具要用梯爬上爬落。再者，那份工消耗體力，放工後兒子到麥當勞等食肆大吃，賺來的五十元不夠。我要補貼，連交通等費用每工作天補百元。為父者補貼也是福利經濟，但與政府補貼有大差別：兒子不工作沒有得補。政府補貼卻相反：不工作才有補貼，有工作則不補。

二十年前的香港，政府禁止兒童在街上擦鞋了。如果政府容許兒童在街上擦鞋，而兒子要嘗試的話，我會容許。比較頭痛，因為要親自替兒子選擇地點，也要注意兒子在街上結交的小朋友。

只有一個兒子，說不寵愛是謊話。但我認為在暑期打散工，貴賤不論，對兒子日後的發展有好處。工作是一種鍛煉，可以培養一個少年的責任感，增加耐力，而更重要是看到一點自己做出來的成績，或大或小有點滿足感。後來兒子在美國進大學，讀得好（本科畢業的總成績是三點八五），讀過的書是全新的（彷彿沒有翻過），懂得透徹，耐力強，有好奇心，有想像力。我當年的教導還可以吧。

百多年前，我自己的父親在灣仔書院讀了幾年書，午餐政府供應牛奶，是補貼。輪到我一九四八進入灣仔書院，開頭幾個月偶有免費牛奶，跟著取消了。當年的香港，私立與官立的學校平分秋色，後者免費，是補貼。醫療也有公立的，也是公私抗衡，與今天一面倒的醫管局相去甚遠。當年沒有什麼綜援，天天聽到的是人浮於事，找工作。我的家在西灣河，非富有之區，認識的朋友沒有一個不工作，不少打散工，殺出重圍不容易，但這是生活，有血有肉也有淚。這些舊朋友的後一代都比他們生活得好，不少大學畢業，富裕得多了。社會的進步應該是這樣的吧。

最近在這裡發表《肥妹之死》與《迷惘之境》，發牢騷，得到讀者廣泛的共鳴。於是想，歸根究底，肥妹死自何因呢？答案是死於香港有很多青少年無所事事。我不知道打死肥妹的那一群有多少是生長於政府綜援之家，但絕不懷疑他們友儕中不少是受到綜援的培養。綜援左右工作的意圖，天下皆知。不工作，無所用心，於是陷於迷惘之境，肥妹當災是自然的倒霉了。

讀書不成沒有什麼大不了。有碗可洗，有街可掃，收入多少總可以練出一點真功夫。然而，這些機會，香港政府二話不說就抹殺了。今天一些議員竟然要推出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強逼無所事事的去掃街不是高明得多嗎？

想當年，自己求學不成，或無心向學，獨自跑到當時四顧無人的柴灣去釣魚，有所事事也。爬上離岸不遠的巨石上，用手把魚絲一次又一次地拋到海中去。根本沒有魚，就是有也要好幾條才湊夠一兩。一次一次地把魚絲拋出，拋出無數次，幻想著有大魚光顧。永遠落空，永遠失望。但就是這樣，我培養出好奇心，培養出想像力，培養出鍥而不捨的性情。八年前艾智仁把我在他教過的學生中排第一，說因為我永遠比同學多走幾步。

今天我認為，昔日到柴灣釣魚的鍛煉，可能比在學校考個第一對我後來的學問發展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