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率奇高的自由經濟

多年以來，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學院的幾位高級研究員（包括佛利民），提倡美國的稅制應學香港。他們認為香港的稅率低而又稅制簡單。說香港有簡單的稅制，是對的，但說稅率低就不對了。以一個自由經濟而言，香港稅率之高可能是世界之冠。

我這一輩的經濟學者有一句格言：大概地對比精確地錯可取（Roughly right is better than precisely wrong）。今天，年青的經濟學者似乎不知道這個哲理。他們以高深的數學，複雜無比的統計，計算機、計算機一番之後，以零點後三、四位數字來表達他們的學術結論。這些精確的錯，是自欺欺人的玩意。他們好像沒有想過，世界複雜無比，而統計學的陷阱多如天上星，可取的結論要先求大概地對。

這裡我試用「大概地對」的招式，來表達一下香港的所謂自由經濟的「苛政猛於虎也！」（按：《孔子過泰山側》的「苛政」，是指「苛稅」。）話得說回來，在這裡我用「大概地對」的原因，是大眾化的刊物應該「大概」地下筆，而在準確上這「大概」是雖不中亦不遠矣！

我拿起筆，在三十分鐘內作了如下的計算。假若一個每月收入港幣十萬元的人（每月美元一萬二千九百，算是中上人家），不儲備，把收入花光，那麼美國的稅率為何，香港的稅率又為何？答案是，美國大約百分之三十；香港大約百分之五十二！

我計算美國的稅率，包括收入所得稅、物業稅、銷售稅，及其它可以想得出的政府徵收。一個月入一萬二千九百美元的人，算是高收入了，其所得稅的邊際稅率大約百分之四十。但美國的稅制有很多可以減稅或免稅的項目，左減右減，左避右避，計算出來的總稅率，百分之三十左右是可靠的。

香港的稅制沒有美國那樣複雜，用不著收存可以減稅的單據，報稅時不需要花一兩個星期整理。是的，美國個人入息稅的報稅表格，看到就頭痛，所以月入一萬二千九百美元的人，到最後總要找會計師去處理。香港則簡單得多——你不算，政府替你算。但從月入十萬而又全部花光的例子算，香港的稅率是百分之五十二，比美國的百分之三十，高出百分之七十三。

我計算香港的稅率大概如下：月入十萬，所得稅是一萬五千。一個月入十萬的人，居住費用（買或租房子）大約每月四萬，其中百分之六十左右是政府所收的地價。這個人有一部私家車，所有費用（包括折舊）大約每月一萬五千，其中的汽車進口稅、汽油稅、牌費等，又佔該一萬五千的百分之六十強。其它消費購物，姑勿論煙酒稅，單是舖租之內的政府地價就應占物價的百分之十五以上。這些加起來大約是總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二。

有趣的是，要是這個月入十萬的人不買私家車，他當然不會坐巴士。坐的士，政府所賣出的牌價動不動是三百萬，那麼坐的士所付的稅也高得驚人。

如上簡略的分析，有兩個與眾不同的含意。其一，歷久以來，研究香港稅制的學者，都認為香港的稅制非累進，或不夠累進，不是劫富濟貧的那一類。錯！月入十萬港元的人稅率達百分之五十強，但一個月入數千的人，住公屋，坐巴士，自己買菜煮飯或吃於大牌檔——其總稅率應該低於百分之十。另一方面，大富的稅率，每月坐頭等飛機到外地旅遊的，其總稅率應該在百分之四十之下。

以上是說，香港的稅率，是傘形的：貧與富的兩端稅率低，中上階層的最高。這與四十年前戴維德所說的，美國稅制是「反傘形」的相反。

第二個含意，別開生面。香港這個高地價稅制，房地產價格大幅上升時，皆大歡喜，而最高興的應該是中上階層的人士了。你花一千萬買一個單位，轉眼之間升到三千萬，無端端子子孫孫皆有著落，哪管他真正的稅率是怎樣高的？大富的當然同樣過癮，而下等的雖然眼紅，但總會因為有錢人多了而能多賺點錢。

倒轉過來，地產暴跌，香港的中上階層就得個「慘」字。在美國，你買入的房子的價格上升了一倍，又下跌至原價，你空得一場歡喜，其間增加了消費，打回原形沒有什麼大不了。但若在香港，房地產暴升暴跌之後，政府在價高時賣地所得，給公務員加了薪酬，中上階層的財富就轉到公務員身上去。

年多前，在金融風暴之際，一位朋友對我說，香港中上階層人士看來要集體破產。這說法有點誇張，但其論據應該是對的。

以稅率低而知名於世的香港，是一個誤解的神話。我們的公務員薪酬近世界之冠，教育、醫療等政府資助是世界之冠，而這些年來福利上升的速度，可能破了世界紀錄。香港不搞赤字財政，低稅率是不可能的。

博士論文是怎樣寫成的

一位在香港理工大學作研究生的同學，讀到我最近在《壹週刊》發表的關於學術研究的文章，說他和一些同學很想知道關於寫論文的事，陳辭懇切，希望我能在《壹週刊》作回應。既為人師表，這樣的要求我是不能推卻的。

　　先答該同學的一個問題：博士論文與碩士論文有什麼分別？嚴格來說，沒有分別。一篇好的碩士論文，勝於一篇平凡的博士論文；一篇博士劣作，碩士不如也。

　　因此，一位大學研究生，若有進取心，是不應該考慮寫碩士論文的。在美國，經濟學碩士是不用寫論文的。大致上，該碩士是個安慰獎。你攻讀博士讀了兩三年，校方認為你拿博士沒有希望，但又不好意思要你空手而去，就給你一個碩士。

　　在美國的名大學，如芝加哥大學，一位學生申請讀碩士，是不會被考慮的。這是因為他們認為申請者沒有進取心，孺子不可教也。同學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校內的老師說博士與碩士論文的分別，是有或沒有創見。錯！英諺云：太陽之下沒新事。另一方面，只要不是抄襲，是自己想出來的，要完全沒有創見就不容易。

　　舉一個例。我自己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推翻了經濟學二百年的觀點，應該是有創見了吧。但我的老師艾智仁對我說：「你的佃農理論是傳統的經濟理論，半點創見也沒有；但傳統的佃農理論，卻是因為不明白經濟理論而搞錯了。」這樣，你說是我創新，還是歷來分析佃農的學者創新？同學要注意的，是絕大部分的所謂創新觀點都是廢物，一文不值的。刻意去創新是犯了學術上的大忌。找到了一個自己認為需要解釋的現象或問題，翻閱一些有關的論著，就放膽地自己去想，想時要完全不顧有沒有新意--到最後，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在經濟學行內我被認為很有新意，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很少閱讀他人的論著。

　　六十年代初期，我大約下過三年苦功讀書，晝夜不分地在圖書館內生活，但其後就與書隔離了。嚴格來說，我沒有讀書（或讀他人的論著）起碼三十年。我喜歡天馬行空地自己去想--就是與同事研討我也是不喜歡的。對我來說，獨自思考是一種樂趣，因此，在學術上我從來沒有與他人合作過一篇文章。要寫博士論文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寫經濟論文，你對經濟理論一定要有相當的掌握，因為問題一定要從一個理論基礎去看。但這理論的操縱不需要很全面。經濟學理論的全面操縱，花一生也不足夠。你要全面有點認識，但在某一部分要知得很深入，掌握得很通透。

　　舉一個例，高斯（R.H.Coase）對一般的經濟理論知得很少，但在「成本」的概念上卻超人幾級。他所有的重要論著都是與「成本」有關的。我自己對一般經濟理論的認識，比高斯多，但卻比不上港大的任何一位同事。但像高斯那樣，我有一技之長：在價格理論中，我對需求定律的認識自成一家，所以每次出招都是需求定律，雖然我很少提及「需求」這一辭。

　　任何世事，可以從很多個不同的角度看。高斯以「成本」看世界，我以「需求」看世界，但大家的結論十之八、九都是相同的。所以同學要寫博士論文，或要在經濟學上有點建樹，對經濟理論要簡略地全面知道，但更重要的是要集中而深入地對某部分（或某小部分）操縱自如。

　　沒有如上所說的理論基礎，你本領再大也不容易寫得出一篇可取的論文。這好比建造房子，你不懂得用工具，從何建起？天下的工具數之不盡，你不可能件件皆能。與其每件一知半解，倒不如選一兩件自己可以控制自如的。

　　有了工具，其他的就要靠自己，也要碰碰運氣。經濟學的實驗室是真實的世界，那你就要到市場走走。你要像小孩子那樣看世界，或學劉姥姥入大觀園，盡可能天真地看。沒有成見，不管他人怎樣說，你會覺得世界無奇不有。任何一「奇」，都是博士論文的大好題目。試舉一些例子吧。

　　為什麼在有競爭的市場上，購物者會討價還價？所有經濟學課本都不容許這個現象--我自己為此想了三十多年，到去年才找到答案，但因為退休將至，不打算下筆了。為什麼在九龍廣東道的玉器市場，玉石的原件出售時不切開來，讓買家看不清來猜測石內的玉質是怎樣的？為此，一九七五年我坐在廣東道的街旁賣玉，到七六年有了答案，但今天還沒有寫出來。

　　是的，科學上的學問，是因為不明白而要試作解釋，對或錯不重要，有沒有文章發表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同學們若沒有好奇心，就不應該在什麼學位名銜上打主意。你要在名片上印上什麼銜頭，沒有誰管得。（我自己是從來不用名片的。）找到了認為需要解釋的現象，你就以自己所知的理諭作分析，有了大概的答案，就以假說（Hypothesis）的形式來處理，再到市場搜集證據，印證自己提出的假說是否被推翻了。這樣，博士論文就是一級的。

　　達到如上所述，你還要做兩件事，其一不重要其二重要。不重要的是要追查你的論文題目有誰作過類同的研究，補加些註腳，充充場面，好叫論文比較容易發表。

　　重要的是到最後你要把自己的假說一般化，希望這假說能引用到不同的現象去。

　　這最後一點的或大或小，或成或敗，就要靠點運氣了。高斯因為研究電台的廣播頻率而成功地把問題一般化，成立了高斯定律，拿得諾貝爾獎！

何謂學者？

幾個月前，一位在香港工作的年青經濟學者到我在港大的辦公室來，暢談甚歡。在閒談中他提及美國名經濟學者巴賽爾（Yoram Barzel）曾經在一本書的序言中，說他今天認為，一九六九年的史提芬．張是舉世最傑出的產權及交易費用的經濟學者。我對該青年說：「你看錯了吧。巴賽爾可能說我是眾多高手中的一個。」他回應道：「不是的，他說在產權及交易費用的題材上你是世界之冠。」

我當時一笑置之，因為我認為巴賽爾不可能這樣說。一九六九年起我與巴氏同事了十三年。他是我在美國最深交的朋友——我怎會不比那位年青學者知得清楚。巴賽爾所出的書，我不可能不在第一時間收到一本；我從來沒有聽過他說在學術上有「世界之冠」這回事；一九六九年時，產權及交易費用學說的發展如日中天，高斯、艾智仁等亦師亦友的前輩，當時還在盛年。

殊不知過了幾天，該年青學者傳真來巴賽爾在書中把我排名第一的那一頁，使我高興萬分。沒有誰不喜歡被他人稱讚的，而更重要的是贊者是誰。巴賽爾有斤兩當然重要，但使我驚喜的是大家認識了三十年，此公從來沒有在我面前讚過我。我立刻把該頁「頌文」傳真給楊老弟懷康，向他炫耀一下。楊老弟讀後哈哈大笑，說希望能讀到巴賽爾書中的整個序言。

最近到西雅圖度假，有機會與巴賽爾細說當年。想到他曾經在書中說我在產權及交易費用這些題材上是「世界之冠」，我對他說：「不久前我發現一個大秘密，你曾經在一本書的序言中把我捧到天上去，但為什麼不把該書寄給我？」他聽後想了好一陣，然後像阿康那樣哈哈大笑，笑得很開心。兩天後，我在西雅圖的家中收到他寄來的那本書。

書的序言十三頁，作者回顧平生，算是一個小型的自傳了。文內有好些地方提及我，但主題是訴說作者自己的學術生涯。其中提及的人與事，我大都認識，或起碼聽過，所以讀來津津有味。一口氣讀完該序言後，我不禁擲書興歎：比起巴賽爾，我自己實在算不上是一個學者。

是的，像巴賽爾那樣單為學術而生存的人，我平生只遇到兩個：一個是巴賽爾，另一個是戴維德（A.Director）。也難怪巴與戴是那樣互相欣賞的朋友。

香港要搞好學術，真的要向巴賽爾這種人學習一下。一九三一年出生，在以色列進大學，芝加哥入研究院，六一年起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任教，以迄於今 ——這樣的生命看來很平淡，沒有什麼值得下筆志之的。然而，當我發覺在五十年的學術生涯中，巴賽爾沒有一天不在學術思想上打轉，從來不對學術之外的事費心，我就不由得肅然起敬。

書中所載，是巴賽爾從一九六三到一九九二這三十個年頭所發表的三十一篇論著，而序言所述，是每一篇的思想出處，與朋友之間的研討及受到的影響，及下筆時所遇到的經驗。正所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看不到在那漫長的日子中，巴賽爾曾經有一天不在思想的波濤上浮沉。

巴賽爾是為解釋世界現象而從事學術研究的。政府的經濟政策是好還是壞，他漠不關心。他的興趣是「為什麼？」而不是「怎麼辦？」

在物質生活上，巴賽爾從來都不打學術之外的主意。要做些小生意或作顧問賺點外快，為自己的退休有點積蓄，他想也懶得去想。集中於學術，五十年如一日，天下間似乎沒有幾個人可以做到。

以經濟學的天分來品評，從零到十分來排列，我認為巴賽爾有八分。這是一級天分打了個小折扣。從學術論著的質量來品評，我也是給他八分。這是說，在學術上，巴賽爾真的可說是盡己所能。他能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機會似乎不大，但若獲該獎可不能說是大冷門勝出。不久前他被選為兩年後的美國西方經濟學會的主席，是實至名歸。

近幾年來，香港的大學高舉要搞什麼研究呀研究的，真是有點糊塗了。衡量研究所用的準則，竟然是數文章的多少，排列文章發表的學報的高下。如此一來，為了生計，年青的講師就單為可以發表而下筆，但求數量夠多；或設法找校外的人合作，一篇計兩篇；或把一篇長文分作兩篇或三篇；或譁眾取寵，但求有國際性的學報收容；又或者有意或無意地製造「證據」……這一切，都是搞笑的行徑了。

真正的學術，是要追尋一些有啟發性的思想。這樣的文章十年一篇已是很不容易了。要寫有思想的學術文章，年青的後輩就要向巴賽爾學習一下。此公為文的出發點，永遠都是因為有些世事他不明白，要試行解釋。解釋得對或是不對，無關宏旨，重要的是要從「不明白」為出發點。

科學上的學術，從來都是由「不明白」引起的；而畢生為了要明白而生存，就是學者。

我比不上巴賽爾。

上海勢將超越香港

曾幾何時——大約是七年前吧——我推斷上海若不開放金融及取消匯管，要追上香港遙遙無期。我當時又說，就是上海搞大開放，要勝香港並不容易；充其量大家平分天下，上海賺長江一帶的錢，香港賺珠江三角洲一帶的錢。一個國家有兩個天之驕子，不為多也。然而，最近六、七年的發展，使我改變了主意。我現在認為上海超越香港，指日可待。如下的轉變是我七年前沒有想到的。

（一）廣東省對外資的處理，變得一塌糊塗，讓蘇浙比下去了。九二年之前，廣東省引進外資遠勝蘇浙，但其後就節節敗退。今天，美國《財富雜誌》所排列的前百名世界大機構，過半已在上海一帶下注，而廣東則乏善足陳。

這其中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是廣東的地方政府出爾反爾，收費數之不盡，就是郵遞也要收費。另一方面，以昆山為范的上海一帶，政府言而有信。可以這樣看吧；兩地最簡單而又有說服力的比較，是東莞比昆山。任何對工業投資環境有認識的人，都會同意這二者在今天是不可以相提而並論的。

香港政府目前要大搞高科技，但美國的微軟在幾年前已開始在上海大展拳腳。難道蓋茨在高科技上的生意眼，比不過我們的田長霖？

（二）我們一向都知道上海人手工好，態度認真。最近我在上海看到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在浦東所出的新產品，親自駕駛過兩分鐘，並審查過一下那部分是進口、那部分是在中國製造（據說目前中國所造的是車價之百分之四十強）。我的評價是：上海通用所產的汽車，質量勝台灣，而廣東是造不出來的。

通用公司目前的主要困難，是進口的部分抽稅重，而其他稅項也不輕，以至車價（人民幣三十七萬）比美國的同型車高出百分之九十——加上質量調整，是高出一倍以上了。這是政府作繭自縛的問題，是舊一套的不知所謂的經濟思想。希望中國當局知道經濟要從整體看，能早日思想現代化。

（三）上海在質量上與香港相若的衣、食、住、服務等，其價格大約是香港的四分之一。七年前因為質量的不同，價格的比較不易。今天，其四倍的差距是極為明顯的。

香港最大的競爭困難，是上海的青年。因為中國再不搞什麼「思想教育」，近幾年那裡數之不盡的優質學生學得很快。無論中、英、電腦、金融、普通常識，皆非吳下阿蒙矣！這是中國之幸。上海若搞大開放，讓這些青年各展所長，香港怎麼辦？

（四）我們的財政司可能忽略的是，香港與上海雖然時間相同，但那的太陽早出一個小時。美國三藩市搞股市搞來搞去也搞不起，因為紐約的太陽早出三個小時。先開市有決定性。如果上海大手開放金融、財務，總會有人在那裡買賣香港的股票，開市比香港的聯交所早一個小時，怎麼辦？

（五）上海及蘇浙一帶的公路，近幾年興建不僅快，而且很有水平。上海到南京的公路，竟然有美國的水平（上海到南京兩個半小時，到蘇州不到一個小時）。上海到杭州的公路也建成了。（最近一位朋友從上海去杭州只為了吃午餐——是個半小時的車程。）

香港鄰近，除了廣州，沒有南京、揚州、常州、無錫、蘇州、杭州等名城。交通、電訊等暢通無阻，價格低廉，無論是做生意或是週末散心，香港要競爭的是我們這一帶對他們的那一帶。這一我們是輸定了的。

（六）香港最後一個重大困難，是市場不相信我們的聯繫匯率肯定不變。這樣，香港的利率在可見的將來不會大幅度地低於美國。匯率不變，我們的物價是要向下調整的——這通縮會有很長的時間。美國的通脹率大約每年三厘，香港大約通縮每年四厘，所差是七厘之巨。要是市場對聯繫匯率信心十足，香港今天的優惠利率應該是每年一厘左右。目前我們的真實利率（利率加通縮率）近於十二厘。在這樣的情況下，有什麼生意可做是一回事，市民的一般消費是不可能回復到近於回歸前的水平的。

在大嶼山搞個狄士尼樂園，再加一個拉斯維加斯，大量增加遊客有點幫助，但這幫助不會很大。

我認為中國若在金融、財務上堅持他們今天的保守政策，香港再不濟，上海也不容易超前。但若中國大手開放，香港要與上海平分天下就不可能了。只要開放金融（這包括取消匯管），上海超越香港應該是十年以內的事。

我們不要靠中國的「保守」，不應該希望他們不懂得怎樣開放，而讓自己有個機會苟延殘喘。幸災樂禍的生意，從來都做不過。上海的商業大廈林立，空空如也，他們總會被迫而開放金融的。金融財務這個行業，對商業大廈的需求最大。

我們的政府不要以為入市賺了錢，有點運氣就誇誇其談，更不要靠那些市場商人在香港避之則吉的什麼高科技、中藥港之類來挽救我們的經濟。大合唱的唱好只能有短暫的效果——這是毛澤東發明的，但因為短暫，老毛轉換了很多支歌，到後來聽眾沒有三幾個。

香港政府要做的，有五件事。一、要設法增加市場對聯繫匯率的信心，使利率大幅下降；若不成，就要考慮推行另一種貨幣制度。二、大量削減政府開支：公務員及我們作教師的皆要減薪，福利供應更要大量削減。三、真正的實行司法獨立。四、取消快要施行的強迫公積金製。五、找廣東省的頭頭坐下來，大家喝醉後拍案大罵，然後商量怎樣合作及整理廣東的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