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轉型談何容易！

要先對畢業的同學說幾句話。目前國內的大學畢業同學難找工作，網上有雲，其中一些接受零工資。做得對︰只要有值得學習的，接受零工資是正著。希望老闆們能審時度勢，儘量提供學習機會給畢業生。



青年初出道，論工資不對——不僅是經濟困難的今天。為人師表數十年，我對畢業同學的建議，永遠是出道選工作不要論工資，要著重自己的興趣與知識投資的機會。可惜市道好時這建議不易被接受︰錢作怪也。當年我不論，今天兒子也不論，佔了先機。我和兒子的際遇比今天國內的同學好︰我們不需要養家。需要養家的同學的困境我明白。辛苦一點吧。不要忘記，工作後還要自修讀書的。恨不得還年輕，可以在網上授課。利用互聯網教育實在方便。我不成了，希望有識之士能先把自己介紹一下，然後把所知或講義之類放到網上去。



不是要留難北京的朋友，但要問︰同學接受零工資，是不是違反了國家的勞動法例呢？說是，要禁止，千夫指不易橫眉冷對也。說因為同學自願，所以不違法，那麼任何僱主皆可要求最低工資之下的被雇者簽下自願書。若說除了工資，其它勞動法則不能自願，那麼工資的彈性開了一處口，其它法則皆可用自願的工資甚至負工資調校，化為零。



我知道新勞動法放寬了不少，而好些地區不執行。然而，兩個頭痛問題仍在。一、不清楚地撤銷，陰影還在，投資者不敢下注。二、員工因為此法的存在可以憑法投訴，弄得勞資雙方的關係今天是改革以來最差的。新勞動法可能對某些人有利，或對某層面的員工有利。都不肯定，肯定的是最低下階層的勞工受到損害。今天紛紛倒閉的是我認為對農轉工貢獻最大的接單工廠，這些工廠養起很多窮人，而又提供給無數沒有學識的勞苦大眾有各行各業的學習機會。苦嗎？那當然，但窮人那麼多，資源那麼少，有較好的辦法嗎？我很不同意那些自以為是學者的貶低他們認為可笑的血汗工廠，而對認為這些工廠應該被淘汰的言論，反感更大。政府憑什麼資格封自己為淘汰大師呢？



說實話，就是北京立刻撤銷新勞動法，短期內不會有起死回生之效。一則太遲了，二則地球經濟很不對頭。面對今天的困境，撤銷此法有助，助多助少不要斤斤計較吧。肯定有助就不要再等了。



說到工業轉型，要向高科技勵進，有誰不懂得說，但談何容易哉？好些年前我和瑞典的一位經濟學者詳談此事，因為該國主要靠科技生存。當時大家的結論，是高科技不可以話搞就搞。瑞典地大人少，一般國民的知識高，也有多年的科技傳統。中國沒有這些條件。



中國的重要資源是人，學識水平一般低下的人。但千萬不要小看這些人。我認為高科技在中國有得搞，也應該搞，但絕對不是把窮人淘汰出局那種搞法！地球上沒有什麼資源比人更可貴，而炎黃子孫這個品種，上蒼早就照顧著，認為中國人多所以命賤的想法是不對的。我說過中國人聰明，吃得苦，學得快。論及科學，中國人不僅聰明那麼簡單，更重要的是想像力強。論智商，地球上不亞於炎黃子孫的民族有的是，但論到想像力，比得起中國血統的我沒有見過。



不知是天生基因使然還是文化傳統所致，中國人的想像力自成一家應無疑問。不需要拿出鬼才李賀了。昔日蘇子寫《赤壁賦》──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其想像力的來去縱橫，彷彿隨意揮灑，其它文化不易讀到。寫花，杜牧說「落花猶似墜樓人」，李清照說「人比黃花瘦」。論白髮嗎？李白「高堂明鏡悲白髮」，辛棄疾「白髮空垂三千丈」。想像免不了有點誇張，但來得那麼新奇而又自然，我認識的西方文化不多見。中國的文化呢？想像是慣例。



想像力是科學研究最重要的──愛因斯坦這樣說過。昔日學而優則仕的傳統無疑扼殺了中國的科學發展，但傳統歸傳統，今天歸今天，上蒼賜予炎黃子孫的想像本領沒有變。另一方面，我們知道這本領不會因為人窮就沒有。我自己的雙親皆出自廣東農村的破落戶，而四十年前在美國出道時，師友們不少認為我的想像力勝出幾條街。在神州大地我可沒有這種優越性。然而，論到邏輯思考與客觀辯證，中國人卻是輸了。輸出兩條街吧。邏輯推理是可以學的。中國人需要的是教育，是機會。不是說每個窮人都可以殺出重圍。成功的機會其實不高。縱觀中國的資源侷限，愛莫能助，只是提供自力更生機會的社會成本是零。



轉談科技產出，人的質素當然也要論想像力，但遠不及科學研究那麼重要。科技產出是製造，重點是產品質量的調控。這方面我們真的比較弱。有兩點。其一是中國人不夠清潔。其二，雖然中國人的手工藝無敵天下，但奇怪地產品規格需要一致的要求，目前看中國比不上日本或韓國那麼穩定。可能是風俗習慣使然，更肯定是教育出了問題。



要在中國大幅提升產品的科技水平，三個要素不可或缺。其一是工人的知識水平要大幅提升。工程方面中國基本上沒有問題，設計也可以，困難在於一般工人知識不足。需要細節嚴格、精確的產品，中國人做得不夠好。認識做廠的朋友無數，很多外地的優質產品，他們不是不懂得造，而是做不到，或成本要比進口的高。



第二個要點，是中國目前在商標、商業秘密、發明專利等法律上還有好一段路要走。改進了很多，但還有不能漠視的不足之處。思想或知識產權的保障歷來困難，就是先進之邦也頭痛。是非常複雜的學問。七十年代初期，受美國科學研究基金的委託，幾個助手和我花了幾年時間研究發明專利與商業秘密。一九七七年五月我寫下很長的研究報告（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第二十章，《產權與發明》）。當時的同事與資助基金認為是全面而又深入的，促我繼續，但題材實在太難，放棄了。今天在國內管理知識產權的朋友不妨細讀這篇長文，問題所在是說清楚了的。中國不一定要倣傚西方的知識產權法律與執行的方法，考慮要點及西方遇到的困難會有助。



第三個要點，是工業科技的上升一般是由他人推上去的。以西方為例，發明專利的註冊一定要詳細地公開，專利權只十七年。要持久地維護這專利，發明者要不斷地繼續研究、改進，希望再獲其它有關的發明專利，使十七年後自己的原先發明被自己的新發明替代了。然而，原先的發明早就公開了，其它競爭者也會研究，也會改進，有機會得到改進的註冊而捷足先登。



後浪推前浪永遠是科技發展得好的程序。這就帶來為什麼我認為在中國的資源侷限下，接單工業是那麼重要了。我說過接單工業可以養起很多人，是農轉工的命脈，而每間接單工廠都是一所學校，培訓工業人材。這裡要強調的，是接單工廠一般力爭上游，希望有自己的商標，有自己的發明專利。這樣一來，上頭的科技水平較高的就逼著要發憤圖強，否則會被下面的淘汰。香港昔日滿是這樣的故事。接單接單，到後來可以生存的都有自己的商標，也有自己的發明專利註冊。行業的發展也如是。老一輩的朋友應該記得，當年香港的工業以假髮、膠花等雄視地球，後來轉到玩具、手錶、成衣等工業去，讓假髮、膠花給其它工資較低的地區造。這是工業轉型的應有過程。強迫轉型，淘汰了接單工業，是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千萬不要考李嘉誠先生膠花是怎樣製造的！

[博客討論室第1期]張五常的貨幣制度

話說，我向張五常教授報告在網上眾多讀者關於其「以一籃子物品為錨的貨幣制度」的提問，他說：「提這麼蠢的問題，你不要理他們了。」



我回答道：「網上提問的讀者，往往是因為或者一無所知，或者一知半解，或者想得太深，於是就不明白，提出這樣那樣的疑問。對這些提問，要不就索性刪除——因為其他讀者很多也是這樣或一無所知、或一知半解、或想得太深而不明白，看了這些似是而非的疑問只會增加他們的混亂；要不就要逐一解答。



逐一解答，我的成本太高。所以通常我的處理辦法是對於質量太差的提問統統一刪了之。有些提問雖然質量也不高，但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有空的時候就回答一下。



最近出了《關於「以一籃子物品為錨的貨幣制度」的常見Q＆A》一文，本著有問必答的精神，只要不是出言無禮、糾纏不清或有意搗亂的，一律答之。



從這篇文章的評論及回應中，我也想到此前已經在動念想搞的一個欄目，就是把每週較有質量的評論及我的回答收集起來，在星期日、一這兩天沒有新文的空檔以單獨一篇博文的形式發佈出來。因為有些讀者是不看評論的，或在我沒有回答之前就看過了、於是不知道整個問答的過程。有些問題於是反反覆覆地有人問，真是浪費大家的時間。現在這樣收集了問題獨立發文，看到的人就會比較多。以後有人再提問，也可以直接叫他們去看有關的文章。



這個欄目不是以前的「五常問答室」，起名為「博客討論室」，一律收集在「評論張五常」的分類之下。



今天是第一期。



內容是一位讀者與我在電郵裡討論張五常教授的貨幣制度（即以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為錨的貨幣制度）的情況。





shuxuhui



最近在學習五常及你的解答中，我感到最容易混淆的概念莫非幣值、匯率、物價水平和利率之間的關係和區別了，這也是學習宏觀經濟學中最基本的東西，學習中自己畫了一個關係圖，一方面個人覺得很多東西難於用圖示準確表達；二是有些理解也不一定正確，現送你指點一下。謝謝了！



（按：博客裡不能發圖，這裡不貼圖了。）





張五常博客管理員：



圖我看了一下，銀行可以不畫進去。雖然貨幣乘數是存在，但貨幣數量其實很難確定，不提也罷。



至於名義價格、名義利率等，都是名義值，因此都是實際值加通脹率，通脹率穩定之後，名義值的變動就完全反映實際值的變動，這就是為什麼貨幣的幣值需要穩定，因為它穩定之後，名義值就能正確地反映實際值，人們的決策就不會受到誤導（因為人們決策時看到的只是名義值，通脹率是事後才知道的。或者按教科書的說法，決策時人們在實際值上加的通脹率是預期通脹率，但預期也者，自然就是猜出來的，到實際發生時會有出錯，出錯的部分依然會造成誤導）。



在這個意義上說，有通脹也行，只要通脹的預期是正確的，也不會誤導決策。所以在一籃子物品為錨的貨幣制度下，政府要製造通脹也可以，只要一開始就明確地告知大眾，今年要搞多少的通脹率，而且言而有信，果然就只搞那個通脹率，不多也不少，則生產、消費、投資等私人決策是不會受到影響的。



由此也可見，一些網上的讀者糾纏於真實利率是否穩定，也沒有太大的意義。即使真實利率不穩定，只要通脹率穩定了，名義利率變動完全反映真實利率變動，則真實利率即使很波動，那也不過是有如一些普通商品的價格天然地就是比較波動一樣，這並不會影響人們的決策。張五常教授說真實利率是由投資回報率決定，一段時間裡是比較穩定的，是用來說明格林斯潘短時間內一連調八次利率的行為不可能是對的（因為短時間內投資回報率不可能一連變動八次那麼多），而不是用來說明真實利率穩定才對經濟有好處。那些讀者是把問題的重心給搞錯了。





shuxuhui



呵呵，再交一篇作業，是關於一籃子物品價格指數及其物品相對價格的運行機理分析的，算是學習體會吧。打擾了！



（圖略）



調整的的三個特點：
1、 豬肉價格上升導致的物價指數上升（100→150），在緊縮貨幣的作用下恢復到原來的物價水平（100）；
2、 由於緊縮貨幣的作用，豬肉的價格同比例下降至13.3元/斤（150/10=20/X），米的價格下降到3.3元/斤(150/100=5/Y)；
3、 由於市場導致的物品間的相對比價沒有變化：20/5（豬肉）=13.3/3.3（米）=4/1

三點啟示：
1、 控制物價水平與控制物價是兩回事。也即幣值的穩定與反映物品的稀缺性並不矛盾。
2、 物價水平由100變150，可觀察，好衡量，便於貨幣操作的把握。類似金本位。
3、 從①→②→③→等的變化中，中間無障礙，在市場中可實時反映。

三點推論：
1、 如果籃內的物品夠多，可弱化炒作的風險；
2、 貨幣政策與穩定物價融為一體；
3、 變相的放開了資本市場；



張五常博客管理員：



「變相的開放了資本市場」不對，應該說是一定要以開放資本市場為前提條件，否則調整貨幣供應量就不能影響到一籃子物品價格指數的變動。



其實這個貨幣制度比金本位及現行的貨幣制度有一個更大的好處，就是它是調節貨幣供應量，但並不需要知道具體的貨幣供應量是多少，即M0到M2的數字是不需要再作統計的。只需看著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收放貨幣就是，看到偏高就收，看到偏低就放，數量具體是多少不需要去預測或計算。博客裡有朋友提到看著燒杯裡的刻度注水或倒水的比方是正確的。由於現代金融體系的複雜性，貨幣數量的界定變得模糊不清（就是上一封郵件裡談到的貨幣乘數雖然是存在的，但貨幣數量不好算，不提也罷的意思），到底M0還是M1還是M2還是其它的指標才能正確地反映貨幣數量？不知道。但在這個貨幣制度裡，不需要知道，只需要看著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把貨幣數量加加減減就是，具體數字是多少已經不重要。





shuxuhui



「變相」一詞用的的確不好，不準確而且還有貶義，與筆者初衷不符。本意是一籃子物品為錨可以避開是否開放資本市場的爭論，而間接的放開了資本市場，有一石二鳥的功效，這在眼下中國有尤其重要，這反映了設計者的政治智慧。



另外，一籃子物品為錨使現實中貨幣量多少不在重要的妙用，筆者在討論中有表述，放在幾點啟示中。「物價水平由100變150，再變100，可觀察，好衡量，便於貨幣操作的把握。」想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這是把貨幣量的控制轉化為物價水平的控制，這一轉換不僅把原來搞不清楚的東西，變得清晰起來，而且簡單方便可控。這才能做到精細管理（呵呵）。這是設計者的變通智慧了。



謝謝你多次的回覆和指導！



一個佩服並敬重你的讀者





張五常博客管理員：



「本意是一籃子物品為錨可以避開是否開放資本市場的爭論，而間接的放開了資本市場」，不是間接放開資本市場，而是一定要放開，要以此為實施這一貨幣制度的前提條件。因為實施這個貨幣制度要放開外匯管制，匯率自由決定，這樣選入這一籃子中的、以外國市場的價格為準的物品折算成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才是準確的，這樣盯住的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才是真的盯住了實物。

以一籃子物品為錨的貨幣制度」的常見Q＆A（下）

（五）其它雜項



以上是《再論鉤住一籃子物品的貨幣制度》一文作了一些修改後的內容。這裡再列一個項目，是用來收納後來出現的一些常見提問。





1、如果是經濟學外行，沒有經濟學基礎，想理解張五常教授這個貨幣制度的運作，應該看些什麼專業書打一下基礎？



這個是我設想出來的虛擬問題。因為在回答問題時，實在見到太多提問顯示出來，提問者對於經濟學是一無所知，於是提的問題很離譜。



例如，有人問，中國地方政府很腐敗，會不會實施不了這個制度？



先不論「中國地方政府很腐敗」這種價值觀而非事實的陳述，是不容許在這種科學討論中出現的；就說這人的提問，顯示他連貨幣政策的實施主體是中央銀行，根本沒有地方政府摻合的份，都一無所知。



又如，有人問，央行怎麼收回貨幣？難道跑街上去隨便抓一個人把他身上的鈔票收上來？



這樣的提問，連各國央行發放、回籠貨幣是通過「公開市場業務」的貨幣政策工具來實行的基本操作手法，都一無所知。



對於無知到這種程度的提問，我實在只能建議這些人先去看一些經濟學教材，有了一定的基礎再來提問。那麼要看什麼教材呢？我想最好是看《貨幣銀行學》，再有《國際金融》中與匯率有關的部分，然後再看一本《中央銀行業務》之類的，大概就夠了。



也不需要整本書都看完，主要看以下概念與理論：貨幣數量論、通脹的概念及其成因、中央銀行的職能、貨幣政策及貨幣政策工具、匯率的概念、匯率理論中的購買力平價說、國際收支理論、金本位制及佈雷頓森林體系，大概看懂了這些就足夠了。





2、如果一籃子中選用的物品是外國市場中的，會不會因其外幣標示的價格變動而使國內外價格有差異，或令這貨幣政策失效？



這個問題原始的提法是：



＝＝＝＝＝＝＝＝＝

舉一個例子，假設初始狀態籃子中僅有兩種商品，棉花一斤50元鋼鐵一斤50元，100人民幣=1斤棉花+1斤鋼鐵。同時，1歐元=10rmb.（一斤鋼鐵5歐元，棉花也是）



某日國際鋼價狂漲，一斤鋼鐵變成15歐元，而國內的鋼價被國際決定，也就是一籃子物品變成了200元。政府為兌現承諾，通過回籠貨幣，使國內鋼鐵1斤變成75元，棉花一斤25元，同時1歐元=20rmb.



這就有問題了：最後的情況下，假設國際棉花價格未動，仍為5歐元一斤，但國內僅為1.25歐元一斤，在國際價格決定國內價格的情況下，如何解決這個悖論？

＝＝＝＝＝＝＝＝＝＝



這人的出錯在於計算人民幣對歐元的匯率時顛倒過來了。中國央行回籠貨幣時，人民幣相對於歐元是升值，不是貶值（因為人民幣的供應量相對於歐元減少了），所以回籠貨幣之後的匯率不是1歐元＝20RMB，而是1歐元＝5RMB。這樣，國內 75元的的鋼鐵折回歐元是75/5＝15歐元，國內25元的棉花折回歐元是25/5＝5歐元，全部都與國際價格一樣。



原因很簡單，人民幣始終鉤緊實物，無論用什麼去標價這些實物，總之人民幣對實物的購買力是不變的。而歐元沒有鉤緊實物，所以當實物升價時，歐元相對於實物貶值了。因此我們看到這例子裡，表面上是人民幣對歐元升值，其實是歐元對人民幣（其實也就是實物）貶值。



由此可見，一籃子物品選用外國市場的沒有問題，不會因外幣（相對於實物）的升值或貶值而改變了用外幣標示的價格，就使這個貨幣制度失效。



PS：這個問題是所有提問中最有價值的，雖然提問者錯得很淺，但幫忙想出了一個虛擬的數字例子來，使我能夠更清楚地說明這一貨幣制度的作用。





3、在這個貨幣制度下，央行應使用什麼貨幣政策工具改變貨幣供應量？



所有《貨幣銀行學》一類的教材都會介紹，央行的貨幣政策工具有三個：其一，調存款準備金率，但這個政策是重磅炸彈，絕少使用，中國央行去年以來頻頻使用，是亂彈琴。



其二，調貼現率，這個政策工具現實中很少用，從格林斯潘時代起似乎是改成了調利率。但張五常教授是反對調利率的。因為利率應該是投資回報率的市場價格，也就是應該由市場決定的，而不是由央行調整的。利率經常性地調來調去，就會與投資回報率脫了節，美國次貸危機的導火線（注意，是導火線，不是根本原因），就是這個原因。



事實上，一切金融危機（包括貨幣危機），甚至應該說一切經濟危機，原因都一定是在於虛擬經濟與實物經濟嚴重脫節所致。所以很多人一直還在死心不息的追問在這個貨幣制度下炒家通過炒物品來炒貨幣怎麼辦。這些人說來說去就是不明白，炒家不是萬能的神，不會是想炒起什麼就炒起什麼；如果真的如此神通廣大、隨心所欲，有這麼必然賺錢之道，那何需在這種貨幣制度下才有得炒？他們天天都可以炒出金融風暴來圖利，全世界的人也都去做炒家好了。一定是因為虛擬經濟與實物經濟有脫節，才會有炒的空間。通常這脫節不大，所以炒作天天有，但這炒只會通過套利行為使脫節消失；但如果是由於政府管制或干預之類導致嚴重脫節，一旦炒起來就會惡化成危機。這個貨幣制度使貨幣這虛擬經濟的最基礎之物與實物緊緊鉤住，就不再可能出現虛擬經濟與實物經濟的嚴重脫節，炒家是無從炒起的。這就是張五常教授在後來一篇的《新勞動法別無選擇》中說的第四點「像今天那樣國際金融大亂，或歷來把經濟學者弄得頻頻出彈弓手的商業週期（business cycle），以一籃子物品為貨幣之錨會把這些煩擾平靜一下，其它有關金融的問題會遠為容易處理。」的含義所在。



其三，公開市場業務。這才是即使在目前也大量使用的貨幣政策工具，因為這種操作時時可做，量大量小隨央行所需而定，最靈活，最主動。



BTW，最近看了一本美國人編寫的《金融學》教材，發現在「貨幣政策工具」的項目下，甚至都不再提調整存款準備金率與調貼現率（當然也不提調利率），就只提「公開市場業務」一項了，可見國外教科書壓根兒都不認為應該用調這率那率來改變貨幣供應量的。





4、貨幣政策實施時滯再補充



有些人仍然在執著於那個貨幣政策的實施時滯問題，問如果物品價格突然暴漲，央行回籠貨幣的作用來不及反映到物價上去，鉤不住這一籃子物品怎麼辦？



要說實施時滯，現在的貨幣政策時滯更長（美國的經驗是要半年）。我們不可能追求完全無時滯的貨幣制度，能做到比現在更好，就應該採用。



另外，如果確實不能接受較長的時滯（在某些情況下，哪怕是一個星期的時滯也可能會顯得太長），那可以動用外匯儲備直接在外匯市場上幫忙調節一下。如上述物品價格突然暴漲的情況，貨幣政策應該是收縮根銀提升幣值，如果嫌時滯太長，可以直接在外匯市場上投放外匯儲備（也就是從外匯市場直接回收人民幣）來提升幣值，這可是完全沒有時滯的了。這就是張五常教授在《一籃子物品的組合與操作》中提到：「守錨是調整人民幣的貨幣量，幣值在國際市場偏高，幣量調整得不夠快，可能要用外匯儲備救急，幣值略為偏低就不需要什麼儲備了。」的含義所在。



所以在這種貨幣制度下，理論上不需要有外匯儲備，但如果是為了縮短時滯，有外匯儲備可以拿來協助一下。當然，如果不是幣值偏高（即有貶值壓力），而是幣值略為偏低（即有升值壓力），連外匯儲備都不用。因為這時反映在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上，是這個指數下降了，即物品價格下跌，要增加貨幣供應量，而人民幣是我國央行印多少就有多少的，直接印了出去拋進外匯市場就能馬上把升值壓力消除了。



最後明確地總結一次：有外匯儲備協助調整（不是主要靠外匯儲備），所謂貨幣政策的時滯就完全消失了。





5、如果外國對中國實行「匯率傾銷」，這個貨幣制度能應付嗎？



一國如果實行「匯率傾銷」是指故意讓該國貨幣貶值，降低該國出口商品的價格，從而在國際市場上贏得競爭優勢。



在中國已經實施「一籃子物品為錨」的貨幣制度的條件下，如果外國故意貶值，等於是對一籃子物品貶值，則它們國內會有通脹，用國內較高的物價生產出來的產品，售價也高，會抵消了貨幣貶值帶來的好處。《國際金融》中關於金本位制下國際收支自動調節的原理（即Hume的理論）所使用的邏輯是一樣的。



其實嚴格來說，即使是在現行的貨幣制度下，一國也不可能通過貶值真的提高什麼出口競爭力。如果一國貨幣本來就是因為幣值偏高而貶值（如97金融風暴時的東南亞小國），那當然可以提高出口競爭力。但如果幣值沒有問題，而強行人為地貶值來提高出口競爭力，那國內通脹一定急升，最終導致這策略是沒有效果的。



所以，所謂「匯率傾銷」是個神話（其實如果《國際貿易》學得好，就該知道「傾銷」本身也是個神話）。





6、這樣的貨幣制度如果真的那麼好，為什麼沒有國家實行過？



問為什麼某件事應做而沒做，原因無非兩個。第一個原因，信息不足。不懂得可以這樣做。這相當於問一個學生：寫這樣的答案才對，可以得滿分，為什麼你不這樣寫？



有些讀者提到以前已經有某經濟學家提出以商品為錨的貨幣制度，問張五常教授是不是受其啟發。其實這種觀點一直就有，張教授的文章中也提及過，他曾與弗裡德曼商討過這個可能性，但因為當時一直以為必須儲備錨物品，如果錨物品不是黃金或某國貨幣，儲備的成本太高，即該制度的交易費用太高，不可行。但張教授在看到朱鎔基的操作之後，頓悟到用調整貨幣供應量而不是錨物品的供應量來鉤住錨，於是錨物品是不需要的，由市場自行供應就行了。因此再重複一次，這個制度準確的名稱是「以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為錨」，而不是「以一籃子物品為錨」。張五常教授這一理論的貢獻，正是在於突破了這一理論誤區。



第二個原因，私利所在。實施這樣的貨幣制度，中央銀行權力大減，工作量大減，部門利益與國家利益有衝突時，有多少人真的能做到犧牲小我，成全大我？問這樣的問題，相當於問：既然凱恩斯主義的大政府已經從理論到實踐都被證明是錯的，為什麼各國政府仍然奉行，不肯回歸到古典時代的小政府？答案很簡單，政府就是喜歡做大，不喜歡做小。



因此張五常教授也考慮到了央行的利益所在，指出如果中國實施了這樣的貨幣制度，外匯管制可以取消，上海以其天然優勢可一躍而成國際金融中心，大量外資金融機構湧進，中國央行監管銀行的權力與工作會隨之大增，因此在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方面的權力與工作雖然減少，此消彼長之後，央行的地位還是有所提高的。也就是說，以中國目前的情況來說，實施這種貨幣制度，不但是利國利民，於央行本身也是有好處的。央行如果因為預見不到這種有利局面而阻撓這種貨幣制度實施，其實是重眼前小利而失將來的大利了。希望央行能明白這個道理吧。

中國經改三十週年志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結束的，今天剛好三十年了。以結束日子算才對，因為當天公佈了兩項決定：一、中國開放改革；二、鄧小平復出，並獲授予最高權力。當時相信的人不到一小撮，而今天不相信的還有一小撮。信也好，不信也好，還認為這三十年中國的經濟發展不是奇蹟的是白痴。



從求學時候的科目選修到師友的交流到研究的探討到為興趣而翻閱，我算是個史學家了。然而，坐下來執筆寫此文，回顧自己平生所遇，我對歷史的記載失卻了信心。歷史是由人寫出來的，信得過嗎？回顧自己生存的七十三年，對國家的感受，跟我讀到的他家之見很不一樣。學院派的學者寫中國經改，用文件資料，我沒有讀過一篇自己認同的。另一方面，朋友或網上客對中國的評論，我同意的不多，而朋友之間的看法也往往有別。



一個人對自己身在其中的世界怎樣看，其依憑是他讀到或聽到的訊息，加上自己的觀察與經歷。我不例外。各各不同，將來的歷史學者要相信誰的故事呢？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看法是否有過人之處，但自己的經歷不同，所學不同，治學的方法也不同，看法無可避免地「自成一家」。跟進了中國那麼久，寫下文章無數，將來寫中國經濟史的有較大機會考慮我說的。真理重要，中國經改的真理重要，衷心希望自己寫下的是真理，不誤導。



是奇異的遭遇，機緣確是巧合了。出生約六年，日本仔膽大包天，在同一天轟炸香港及珍珠港。不久後母親帶著孩子在國內逃難了。經歷過中日之戰，也經歷過國共之爭。一九四五進入佛山華英中學附小，四八年初，還沒有解放，華英取消了學生每早起來背誦孫總理遺囑這項目，而每早必唱的「三民主義」國歌，奇怪地改為《義勇軍進行曲》。四八年暑期回到香港，之後的暑期多訪廣州，什麼公私合營、三反五反等天天聽到長輩說。五七年中赴北美後，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文化大革命，等等，皆跟進。當時兩位姊姊在中國，而在美國的大學裡，對中國有興趣的學者不少是朋友。圖書館收藏的大字報以六塊美元一張購入，後來才知道不少是香港商人的假冒印製品。



所學也巧合。專於價格理論，論文重於產權及交易費用的研究。因為佃農分成合約的結構性明顯，啟發了合約經濟理論的產生，讓自己從合約的角度看制度。這就是不久前我發表的《中國的經濟制度》的理論基礎了。不容易找到另一個人生於中日之戰，中國經改三十年後的今天還活著，還有魄力每星期寫兩篇難度相當高的經濟文章。我說過的人類歷史此前沒有出現過的大時代轉變，整個過程有我份，時來風送滕王閣，盡己所學多寫文章總要比王勃有較好的理由。



一九七九年九月到廣州探望兩位姊姊之後，十月在《信報月刊》發表《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這應該是第一篇論及產權及交易費用的中語文章。好些年後才知道不少北京朋友讀過該文。我是第一個研究西方經濟學的對中國經改看好的人。那是一九八一年，寫好了《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的文稿，理論嚴謹，肯定地推斷中國會走向市場經濟。可惜不同意的同事朋友無數，要到一九八二才力排眾議地發表。該小書不僅把中國的大方向說對，細節也對，要不是那麼多同事反對，我會更大膽地寫細節，把中國跟著的二十多年的歷史先寫了出來。



從來不隱瞞自己以理論邏輯作推斷的本領（一笑），但這些年我隱瞞著的，是當年對中國的樂觀推斷有一個秘密。那就是批評中國人諸多不是我不反對，但撇開這些，炎黃子孫是一個了不起的民族，站起來去做任何事，其它民族不容易斗得過。中國的經改有成，不可能是因為貪污、行騙、權力鬥爭、法治問題，等等，而是因為有數之不盡的幹部，經歷過我經歷過的，看到了機遇，站起來大干一手。做生意的本領中國人早就名滿天下，見有利可圖都跑出來了。勞苦大眾呢？不容易找到那麼多的吃得苦的人。中國人聰明，吃得苦，學得快，是我當年深信不疑的侷限秘密。



我喜歡把中國這三十年的經濟發展與日本在戰後不久的三十年黃金歲月相比，因為有不少可比之處。日本的文化源於中國，但中國的比較厚，也比較純，略佔優。日本的人口密度高於中國，後者的總人口約高十倍。中國的土地很多沒有什麼用途，但從可用的人均土地與天然資源算，中國看來也略勝，算來算去二者差不多。日本比中國優勝的，是五十年代經濟起飛時，他們的科技與知識水平在國際相對上遠勝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國。日本的不幸，是在經濟政策上他們犯了兩項大錯。其一是在被迫下日圓大幅升值，從三百六十兌一美元升至八十兌一美元。其二是禁止農產品進口，使八十年代初期的地價升得太高了。我是在八十年代中期發表《日本大勢已去》的。



這就帶來一個逃避不了的問題。中國人口是日本的十倍，將來的經濟實力可以等於十個日本嗎？如果可以，水晶球說是什麼時候呢？



讀者可能不知道，或不記得，六、七十年代日本的經濟發展，的確把西方的先進之邦嚇得叫救命。日本貨從說笑話提到的「日本鬧鐘」（大聲夾冇准也）到精確無比的石英錶到攝影機到玩具到紡織品到汽車到大洋船，沒有一樣不把西洋鬼子嚇破了膽。當時我在美國，行內的朋友有一句笑話：The Japanese have an absolute advantage in everything！一個小小的日本能把整個世界的經濟搞得天翻地覆，惹來眾人皆欲殺，中國如果成為十個日本，不是很過癮嗎？左推斷右推斷，我認為只要中國不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先進之邦大方地放一馬，想不出理由中國的經濟實力不會強如十個日本。應該過之，如果中國不像日本當年，政策上走錯了兩大步。



要多長時日中國的經濟實力才會達到十個日本的水平呢？三年前我算過，只要不大步行差踏錯，大約需要二十年。



是開放改革三十週年的大日子，中國的文化傳統不容許我說負面的話。太太知道我寫此文，說不要再批評了，要說好的。我因而談談自己的經歷，好叫北京的朋友知道年多來我屢發牢騷的背景。要是二十年後我還活著，見到中國只是三幾個日本，不知要找誰出氣才對？



從學術生涯那方面看，我對中國的經改是感激的。這經驗不僅啟發了我寫下無數文章，而不久前發表的《中國的經濟制度》，自覺重要得可以封刀。三年前七十生日那天，我說中國的經濟制度是平生知道最好的，神州嘩然，跟著罵者不計其數。這裡補充，我的意思是考慮到人口與資源的侷限，中國的縣競爭制度是我知道的最佳經濟制度。北京執到寶，希望他們重視這制度，修改一下，界定界定，放寬放寬，然後維護，從而再增加縣與縣之間的競爭活力。若如是，十個日本何足道哉？



是為志。

何日君再來？

先覆復旦姜建強同學提出的關於貨幣制度的一些問題，不淺的，但此文還要寫其它，不能詳覆。看不懂的同學要再讀我此前發表過的貨幣分析。這裡只簡述幾點。



（一）金本位制的一個主要困難，是黃金本身就是貨幣，因而受到幣量理論（Quantity Theory of Money）的約束。這理論得到Hume、Fisher、Friedman等大師的發揚，考證研究無數，當然有份量。然而，在今天，一個國家的幣量要怎樣算出現了無從處理的困難，尤其是採用無錨貨幣制的國家。不知為何當年師兄Meltzer建議的調控銀根之法，到了格林斯潘就不再用。以利率調控違反了經濟原則，早晚會出事。美國中計姑且不論，中國的央行這些年學人家以利率調控，不是調得一團糟嗎？



（二）我建議的以一籃子物品為人民幣之錨，與昔日的本位制有一個大分離：物品本身不是貨幣。那固定了的籃子物品的總價（指數），只是一個基標，任何人可以按這指數在市場自己買賣成交，央行不用出手。沒有價格管制，因為籃子內不同物品的相對價格是自由浮動的。央行管的只是那可以在市場成交的基標指數，也即是管著物價水平，依照價格理論，相對物價不管就是沒有價管。



（三）我建議的貨幣制度有四個優點。甲、央行不需要管如何算貨幣量這個頭痛問題。只守那籃子的物價指數，見人民幣有壓力上升就多放出去，有壓力下降就把鈔票收回一些。乙、不用利率調控經濟，利率由市場決定，回到經濟原則的基礎去。丙、守住指數，物價就穩定了。要調控通脹或通縮，央行調控籃子物價指數就是，主動地佔了先機。丁、籃子內的物品選擇得好，不會有誰炒人民幣匯率（有需要時央行對賭是必勝的），而因為所有匯率皆自由浮動，四方政客不容易在匯率的話題上再吵。



（四）建強同學提出金本位的主要困難，是黃金不足時，物價不易下調會導致蕭條。感受不錯，但有兩處不對。甲、幣量理論中還有其它問題，建強沒有顧及。這理論今天的致命傷是我們不知道幣量要怎樣算才對，但不等於該理論本身沒有斤兩。乙、物價下調歷來容易，困難是工資下調。就是沒有什麼勞動法或最低工資法例，工資下調也不易——有誰樂意接受減薪呢？



（五）中國九十年代的經驗是非常重要的一課，深深地影響了我。當時國內的樓價下跌了四分之三，而如果算進物品質量的急升，通縮應達雙位數字。然而，那時中國的失業率低，經濟增長保八。如果當時中國有今天的勞動法例，效果不堪設想。這重要經驗也使我不盡同意佛利民與蒙代爾等大師對三十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的看法。他們漠視了美國當時大搞福利，有相當高的最低工資，工會也林立。今天大家看到，美國的汽車工業遇難，工會不讓步是大麻煩。讓小步不成，要讓很大步才有轉機（國會最近要求讓的也不夠大步）。汽車如是，其它行業不少也會如是。這是我對美國經濟看不到轉機的一個主要原因。



轉談中國，如果在目前工廠紛紛倒閉下，工人沒有回鄉耕田的選擇，騷動很可能出現了。我說過可能出現治安問題，今天開始明顯，不幸言中矣。



幾天前一位朋友說聽到最近的回鄉客是「搬家式」的消息，我認為嚴重，立刻請幾位找尋消息出處。找到了，是十二月十二日的《南方都市報》。報導的引言云：「『最近客流量沒有明顯增加，但和往年不同的是，那些大包小包的搬家式旅客明顯多了，感覺就像是搬回家一樣。』昨天下午，東莞市汽車東站業務部主任這樣說。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東莞市區的另外兩大客運站內，由於客運班車行李艙爆滿，有的車站不得不為行李開闢貨運通道，人、家當分批回家。」報導內容說不少旅客看來是舉家搬遷，帶著冰箱、電視、家具廚具等。



上述現象有三個不可漠視的經濟含意。一、這些回鄉客是不打算在可見的將來再到工業區謀生的了。他們顯然看不到有轉機。不知何日君再來也。二、這些回鄉客不是身無長物的低等工人，不是由老闆提供食宿那類。不富有，但有家當，其中不少看來是成家立室了的。換言之，這批人不是打散工之眾。三、上面兩個含意帶來最重要的第三個：中國的經濟結構開始轉變，可以看為經濟轉型，但與北京意圖的轉型剛好相反，不妙也。



當我在《新勞動法別無選擇》一文內提到自己認為不可能錯的推論——中國的發展焦點要放在增加最低下階層的自力更生機會——可不是因為同情窮人才這樣說。同情窮人是情感上的價值觀，人類一般有，我不例外，但推論是科學，與情感無關。說先天或後天遇到不幸而不能工作的人我們要照顧，是價值觀，但說可以工作的，因為他們窮而補貼他們，經濟不容易發展上去，卻是科學。中國的人均資源太少，貧困的人口太多，在侷限上是沒有條件學人家搞什麼福利經濟的，更沒有條件學人家搞什麼勞動法。沒有任何經濟理論支持著任何勞動法例會幫助最貧困的人，而這些日子見到的，是勞動法的反效果明確。推斷這些反效果是科學，一年前我就推得一清二楚，一絲不差也。



也是從經濟科學的分析衡量，我們不容易反對北京補貼窮苦人家的知識教育，因為只要辦得好，知識教育給社會帶來的回報，可以高出補貼的成本。我們因而不容易反對在農村補貼孩子教育，或在工業區補貼夜校教育成年工人。再從科學分析衡量，如果工人自己選擇，每星期工作與求學一百個小時（美國去年約束醫生工作的時間上限，我的兒子反對）沒有什麼不妥：選擇理論是這樣說的。



國家主席提出「科學發展觀」，我不反對；不少人跟著提出要搞經濟轉型，爭取工業科技的提升，我也不反對。但我們要問：提升科技產出的轉型，在中國面對的資源侷限下，要怎樣處理才對呢？經濟分析的答案，又是要從低下階層作焦點做起，因為在中國面對的侷限下，上層的發達一定要由下層推上去。中國的侷限說，高科技的工業，沒有低科技在下面支撐著，會下降，或科技的增長會緩慢下來。理論與歷史的經驗都這樣說。篇幅所限，我要在另一篇文章才細說。



這裡要趕先指出的，是目前美國的經濟困境正在擴大，何時方休無從估計，而其它先進之邦也極麻煩。中國目前的形勢是地球上比較好的。急於處理的問題，是如果先進之邦繼續惡化，中國早晚不能自保。外間怎麼樣中國可以幫助的不多，但中國本身有不少對經濟不利的政策，急速地撤銷或清除對自己肯定有助。這就是我在三篇《多難登臨錄》提出過的八項，全部針對鼓勵「內供」。解釋過不反對提早及加速公共措施項目，但這些是鼓勵「內需」。北京目前最重要的任務，是要把人民及市場對前景的惡性預期扭轉過來。不太難，因為這惡性預期目前在中國還不太惡。重心問題是：鼓勵內需不容易改變這預期，鼓勵內供遠為容易。三十年代美國的大蕭條到四十年代終於脫身，不是因為政府大花錢鼓勵內需，而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



沒有多少時間了。縱觀西方的應對與專家的言論，再來一次海嘯的機會不能低估。中國撤銷對經濟不良的政策早晚也應該做，立刻做不可能錯。中國只要能穩定自己的經濟，因為是大國，對整個地球有穩定作用。



（五常按：拙作《中國經改三十週年志》將提前在下星期一刊登，星期二空出，星期三、四、五老闆放假，再下星期二分析經濟轉型。）

小牛牛出大場面了

小牛牛是出過大場面的，但不是在中國，不算。我不算，也不准牛牛算。本月二十三日晚他將在北京國家大劇院舉行的鋼琴獨奏會，算！



答應過牛牛，他第一次在中國大場面演出，我會為文大推一手。後來發了脾氣，說不推了，因為安排不到我建議的以兩首重要的鋼琴協奏曲開鑼，有管絃樂隊伴奏的。牛牛的琴技與音樂有震撼神州的能耐，首出大場要把炎黃子孫嚇一跳才對。再後來還是心軟了︰小牛牛真值得老人家動筆。在深圳的可能是地球天才鋼琴兒童教得最多的但昭義老師，年多前在安排下聽牛牛彈了個多小時，直言沒有遇到過那樣偉大的鋼琴天才。我不是鋼琴專家，但從自己的另一個角度衡量，天賦如斯我也沒有遇到過。



牛牛原名張勝量，今天十一歲了。四年前認識他，認為驚世駭俗，四年過去，進度使我震驚。他的父母要我寫幅小立軸給牛牛，我細想牛牛彈出來的與中國的上佳書法有點不合之處，就寫了八個字︰交代清楚，綿綿不絕。今天牛牛做到了。從哲理那方面看，所有藝術都是一樣的。



快來的二十三日晚上在國家大劇院演出的，是獨奏（recital），選的樂曲變化多。十多天前懂鋼琴的太太聽過一遍，說彈得非常好。為寫此文，牛牛的經理人傳來介紹牛牛的資料，我決定不用。心想︰這些年老人家推薦的，同學們沒有中過計，招牌雖非金漆，但可靠。愛好西方古典音樂的朋友不要錯過這次演出。他朝牛牛長大了，成為一代大師的機會存在，聽過他在祖國的首場重要演出，誇誇其談就有了依憑。



話得說回來，我曾經指出，從天才神童到演奏大師之間有一段不容易跨越的距離。昔日莫扎特七歲就以天才奇蹟名動歐洲，但到了十四、五歲，非童也，聲名大降，要不是十九歲寫下K二七一及跟著的偉大作品，今天可能沒有誰記得他。牛牛不是莫扎特，但幾年前我對牛牛將來會否成為大師的懷疑，今天除下了心頭。一博一，我賭牛牛會成為大師，而他只十一歲。



讀者要知道，天下的鋼琴神童無數，單是中國恐怕有數十個吧。牛牛不是鋼琴神童那麼簡單︰他是個音樂天才，不容易置信的。手還小，但琴技好得出奇，彈得既有火花，也有情感。十歲就練好了近五十首鋼琴協奏曲，其它曲譜記得無數。天真，調皮，有時真想拿起棍子打他屁股。太太見牛牛拿一份不知從哪裡弄來的協奏曲琴譜，複印的，前人筆記無數，簡直看不清楚，牛牛第一次試彈，快得把太太嚇壞了。小牛牛顯然有一種天生機能，見到音樂符號可以直通腦子細胞傳達到手指去。



我為牛牛的教育擔心過一兩年。教天才永遠眾說紛紜，因為沒有誰教過。今天不擔心了，因為意識到真正的天才既不需要多教，也不容易教壞。我也認為，不用再教牛牛彈琴了，而是要教他聽，教他欣賞。這樣說也麻煩，對音樂牛牛有自己的想法。還是教他多讀一點中國的詩詞，多吸收一些西方的藝術哲理吧。



賭牛牛長大後會成為大師，因為今天所見，他擁有演奏大師應有的所有條件。不怯場，場面愈大彈得愈好。有個性，對孰佳孰劣有自己的判斷，往往固執。有品味，彈出來的音樂沒有俗氣。有情緒，不舒暢時就亂彈。這些都是演奏大師的特徵。只聽不看，你不會相信音樂出自一個十一歲孩子之手。牛牛演出時的颱風自然，一百分，不用提點了。我只是教過他一點：在台上站著向聽眾鞠躬時，不要偷看聽眾。



怎樣評價牛牛的音樂呢？從我讚過幾次的郎朗說起吧。郎朗是我聽過的技術最了不起的鋼琴手，但最近從唱碟聽他彈蕭邦的第一鋼琴協奏曲，不以為然，認為這裡那裡是過於誇張了。尤其是該曲的第二樂章，應該彈得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平淡與幽怨的交替中使聽者想哭出來。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魯賓斯坦是這樣彈的（RCA出的碟今天還在吧）。憑什麼我認為此曲魯賓斯坦彈得較好呢？不憑什麼，只是個人的感受，魯前輩彈的感動了我。



不少人說郎朗彈誰的作品就像誰。真的嗎？莫扎特、貝多芬、蕭邦等皆古人，當時沒有錄音之術，今天有誰知道這些名家是怎樣表達自己的作品呢？雖雲學生可以一代傳一代，但「失真」無可避免，何況今天的鋼琴與昔日的很不一樣。結論是明顯的：一首二百年前的樂譜，今天的人彈得怎樣主要是演奏者自己的闡釋。好不好是聽者的主觀判斷了。



如果死者可以復生，我願意出高價聽聽蘇東坡吟誦自己的《念奴嬌》，或辛棄疾吟誦自己的《永遇樂》，或李清照吟誦自己的《鳳凰台上憶吹簫》。昔日美國詩人愛倫坡寫了一首很有名的題為《烏鴉》的詩，長的，內容說的是什麼今天還有爭議。他謝世後，有一個人成了名，因為說聽過愛倫坡親自吟誦那首詩，聲調低沉，幾不可聞。有誰知道是真是假呢？說聽過的成了名，不是因為真真假假，而是因為不少人像我那樣，吟誦該詩也會聲調低沉，幾不可聞。我自己喜歡讀中國的詩詞，少吟誦，只是感受著自己認為是作者當時的感受，怡然自得，彷彿古人是自己的朋友。當我聽到朗誦比賽讀同樣的詩詞，往往不以為然，認為過於造作了。



古典音樂今天存在的只是樂譜，其中聲調的或高或低，或快或慢，有規定，要遵守，但除了這些，怎樣闡釋是演奏者的自由發揮。當我們說某琴手彈莫扎特彈得好，或蕭邦彈得到家，不代表著莫扎特或蕭邦自己也這樣彈──只有上帝才知道──而是說我們喜歡這樣聽。很多聽者都那樣說，是反映著人類的內心深處有共鳴。



回頭說牛牛，年紀雖小，彈出來的西方古典作品有自己的闡釋，既不誇張，也無俗氣，我喜愛，當然還可以進步，但今天的我也喜愛了。天下能與小牛牛的內心深處起共鳴的，不止我這個老人家一個吧。



本月二十三日晚牛牛演出的，有莫扎特、貝多芬、舒曼、蕭邦、德彪西、李斯特等六位的作品，共十一曲。怕不值回票價嗎？我會囑咐牛牛，在聽眾要求再奏時，不要行出行入行一大輪才彈一首，只要掌聲夠響，行一次就彈一至兩首，掌聲不減，彈到筋疲力盡吧。這是教他學基辛昔日在倫敦的獨奏演出了。



有效的推薦多多少少要有點神秘感。牛牛沒有參加過任何鋼琴比賽。雖然有外地名師指導過，到今天他還沒有打算出國留學。牛牛是中國製造的：老師們的指導，父母的培養，朋友的幫忙，等等，加起來是大製作了。不容易想像不懂中國文化的外國人可以作得出像樣的中國詩詞或水墨畫，倒過來也不容易。奇怪是音樂可以！音樂沒有文字，也沒有畫面，單從音調小牛牛是感受到十八世紀時候的歐洲。不是懂得歐洲的風土文化，而是人類內心深處對音調共鳴的天生本領，上蒼賜給了一個中國小孩子。

以一籃子物品為錨的貨幣制度」的常見Q＆A（上）

張五常教授在寫作最近的《人民幣要以實物為錨》一文前，打電話給我，問：「當初你對於以一籃子物品為錨的貨幣制度，從不明白變成明白，到底是由於哪一環節給打通了呢？」



我答道：「你還記得嗎？當時你是以金本位製為假設的例子來解釋給我聽的。你說例如人民幣鉤住的是黃金，就是把以人民幣標示的金價控制在指定的水平上。但當時我不明白，如果國際炒家炒起金價（相應的，也就是使人民幣貶值），怎麼辦？中央銀行是要阻止國際炒家來炒嗎？這是外匯管制，你肯定不認同。是要在外匯市場上拋售黃金嗎？這等同需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黃金儲備）作為與炒家對決的彈藥。而你說這個貨幣制度下央行是不需要持有大量外匯儲備的。而且，97年東亞金融風暴等多次貨幣危機的事實都證明，一國政府就是有再多的外匯儲備，都經不起炒家的狙擊，不消一會兒就會打水漂一樣在龐大的外匯市場中消失得無影無蹤。然後你大喝一聲，道：『都不是！央行要緊縮銀根！』這一當頭棒喝，立時喝醒了我。對啊！為什麼我只想到要增加黃金供應量（在外匯市場上拋售黃金）？卻沒想到也可以減少貨幣供應量（緊縮銀根）來達到同樣的目的？金價是貨幣換黃金的交換比率，反過來說，其實也就是黃金換貨幣的交換比率。要平抑金價，在貨幣供應量不變的前提下增加黃金供應量是一個辦法，在黃金供應量不變的前提下減少貨幣供應量也是另一個辦法嘛！一旦想通了這一點，我緊接著就突然猛醒——這是貨幣政策啊！調控貨幣供應量的政策，當然就是貨幣政策！」



以上就是我想通了張五常教授所主張的「以一個可以在市場成交的價格指數為錨的貨幣制度」的過程。於是，以往割裂開來思考的匯率制度與貨幣政策，完全統一為同一件事。



張五常教授顯然自己並不覺得這個理解有什麼困難，但對於從一開始就分割地學習匯率制度與貨幣政策的人來說，這種慣性思維所造成的障礙（佛家所說的「所知障」），是很難突破的。此前，我一直無法明白的是，中國在朱鎔基時代所施行的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與東南亞各國所施行的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到底有什麼不同。張五常教授說東南亞各國的是無錨制度，這一點我是不同意的，它們當然有錨，也是以美元為錨的。但一旦明白了張教授所說的那個貨幣制度之後，我就明白到，中國當時是以調控貨幣供應量（即貨幣政策）來釘住美元，而東南亞各國是以外匯儲備來釘住美元。當然，很可能當時中國也沒有意識到它用的是與東南亞各國不同的匯率制度，因為表面上看來，都是釘住美元的。朱鎔基用調控貨幣供應量來釘住美元，應該也是不自覺的行為，他所自覺的動機應該是為了控制通脹，所以當然用的就是貨幣政策，但不自覺之間，就通過控制通脹而控制了對美元的匯率。



話說回頭，我理解這個貨幣制度的難點就在這裡，所以一通就全通了。但後來發現網上很多讀者理解這個貨幣制度的難點在別的地方，於是我曾經寫過一篇《再論鉤住一籃子物品的貨幣制度》的文章，對很多朋友經常提到的關於這個貨幣制度有疑問的問題一一列舉並作答。但這篇文章似乎流傳的還是不夠廣，所以很多讀者還是反反覆覆地來問這些同樣的問題。為此，在這裡我就專門以「常見Q＆A」的形式，把該文的內容再貼一次在下面（內容略有修改），以協助讀者們的理解。再有重複地問類似問題的，我也省得再反覆地回答，而是請提問者來看這篇文章。





（一）這種使人民幣鉤住一籃子物品的制度，會不會造成政府全面控制物價？



在我印象之中，這個問題最早提出的，是北大經濟論壇上的讀者。這些讀者應該都有相當的經濟學專業知識。然而這個問題分析下來，就會發現，提問者若不是沒有學過、就是學過也沒有真正學懂經濟學的價格理論與貨幣理論中最基本的知識。



前面出於簡化的需要而用了黃金為錨物品作例子，北大經濟論壇就有人指出，這樣的貨幣制度固定了金價，豈不是等同於物價管制？而如果把錨物品從單一的黃金擴大到大致能反映一個經濟體的狀況的一籃子物品的話，政府豈不更是全面控制了所有重要物品的價格？



首先我們從事實來看一下這種論點的荒謬性。如果上述的質疑是正確的話，那金本位制就是歷史上管制金價最嚴格也最成功（因為維持時間最久）的制度了，因為金本位制下金價就是天然地固定的。如以佈雷頓森林體係為例，二戰後美元掛住黃金，其它各國貨幣掛住美元，在70年代美元危機爆發之前，金價一直都絲毫不差地固定在一盎司35美元的水平上。如果這叫做物價管制，為什麼從來沒有經濟學家反對？不僅沒有人反對，當這個制度瀕臨崩潰的時候，大家還竭盡全力去挽救它，甚至於「歐元之父」蒙代爾直到現在還主張國際貨幣制度應該回覆到金本位時代。（你們該不是要告訴我，芝加哥學派出身的蒙代爾會是反自由市場的政府干預主義者吧？）



再看金本位制之後的情況。我們大概可以放心地作出以下的判斷：經濟學上所有的貨幣主義者同時都是信奉市場的自由主義者。而所有的貨幣主義者的共識是，一個負責任的中央銀行，就是一個嚴格地控制貨幣供應量、以抑制通脹為貨幣政策的優先目標（而不是像凱恩斯主義者同時也是政府干預主義者所主張的那樣，貨幣政策的優先目標是刺激經濟增長）的中央銀行。這無非是說，把貨幣鉤住通脹率。雖然後面我將會解釋鉤住通脹率跟鉤住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有什麼區別，但以鉤住這一點而論，二者是類同的。（因此張五常教授曾經把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稱為「小通脹率」，因為這籃子的物品比計算一般的通脹率所涉及的物品種類要少得多。）如果鉤住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就是全面控制物價，那鉤住通脹率對物價的控制程度只會是更全面而不會是更片面（因為一般通脹率涉及的物品種類更廣泛得多）。那就奇哉怪也了。怎麼那些市場自由主義者（貨幣主義者）們竟然會推崇一個全面控制社會各方各面的物價的政府為負責任的政府？竟然會以此為自己所主張的理論的基本原則？



接著我們就從理論上分析一下這論點荒謬性的根源所在。第一，問題是出在對「價格管制」這一概念的顧名思義、不求甚解，只要見到價格固定就認為是政府在管制物價。



如果只是按字面上的意思來理解，確實政府採取某些措施使某種或某些物品的價格固定下來就是管制物價，然而這「某些措施」是包含了很多性質完全不同的措施的。大致上來說，這些措施有以下幾種：（1）發佈行政指令，直接禁止供應商把價格釐定在高於規定的價格之上（如限價令）。（2）管制需求（如配給制）。（3）增加供給。（4）控制貨幣供應量。



從來沒有經濟學家會把第四種歸納為價格管制的措施，因為它的本質其實是穩定幣值，管制的其實是貨幣自身的價格，而不是貨幣所鉤住的一種或多種物品（錨物品）的價格。我們通常把貨幣看作是物品的價格，其實邏輯上物品也可以看作是貨幣的價格，既然貨幣的價格被管制著不變，當然錨物品的價格也是（表面看來）被管制著不變的了。但正如張五常教授在以往多篇文章中已經指出過的那樣，什麼物品的價格都不該管制，但就是貨幣的價格必須被管制。打個比方最容易理解這一點，貨幣就如同一把尺子（長度的標準單位），其最基本的功能是用來量度其它物體的長度的。其它物體的長度可以變化，尺子這個長度的標準單位可不能變來變去，否則不同物體的長度怎麼能有個準繩去進行比較？



所以，說貨幣鉤住錨物品就是價格管制，從字面上說，對；但問題是，那根本不是經濟學家所批評、所反對的那種會造成租值消散的浪費的價格管制，所以，也不對。那些質疑以一籃子物品為錨的貨幣制度是全面管制物價的人，是用後者的後果去批評前者的措施，若不是不懂概念，就是偷換概念。



（PS：經濟學所批評反對的價格管制措施，不但不涵蓋上述的第四種，也不涵蓋上述的第三種，事實上增加供給才是真正能有效而又無不良後果的平抑物價的正確措施。只不過增加供給通常受制於資源約束、生產週期等因素，不採用這種措施往往是不能也、非不為也。不過本文不是要分析價格管制的各種措施，這裡就不多說了。）



第二，問題是出在對貨幣理論的似懂非懂。如前所述，沒有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是不把貨幣供應量控制在與錨物品的數量相適應的水平上，從而控制物價水平（通脹率）的穩定的。如果不控制物價水平才叫自由，那當年瘋狂濫印金圓券、使物價水平走過一條街就已經飆升數倍的國民政府最自由、最不控制物價了。這樣的經濟學常識，是上過《宏觀經濟學》的貨幣部分和《貨幣銀行學》這兩門基礎專業課的人都應該掌握的。



所以，如果人民幣鉤住的不是單一物品（如黃金），而是一籃子物品，那麼它控制的是物價指數，而不是物價！嚴格來說，所謂物價，是指物品之間的相對價格，而不是用貨幣標示出來的那個絕對價格。而這個鉤住一籃子物品的貨幣制度，是不會控制物品之間的相對價格的。



曾有一位ID叫Prentice的網友做了一個虛擬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制度的運作，不妨複述如下供大家分享：



舉例來說，比如，豬肉10元/斤，米 5元/斤。100元勾住一籃子物品為 5斤肉、10斤米。當豬肉價格漲到 20元/斤，這樣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就變為150元。此時央行通過減少貨幣供應量來提升貨幣面值，提升到那一籃子仍舊是100元。



這樣，一籃子物品：150元——》100元。



所以，豬肉：20元/斤——》13.33 元/斤



米：5元/斤 ——》3.33 元/斤



這樣，通過調控貨幣供應量從而調整幣值之後，原來10元漲到20元的豬肉回落到13.33元, 而米就會從5元跌到3.33元。這裡，政府並沒有去控制肉價、米價，政府做的只是調整幣值，籃中各物品的價格，會根據各自的相對價格，自動升的升，降的降，使總價保持在100元。



為防有些朋友還是不能明白這些數字是怎麼計算出來的。在這裡把計算的過程也說一下吧。假設貨幣供應量調整後豬肉的新價格為x，則可列出方程式如下：150/100＝20/x，解方程得x=13.33。（即因為貨幣供應量的調整，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從150元返回100元，則豬肉價格相應從20元下降為13.33元。）假設貨幣供應量調整後的米的新價格為y，則可列出方程式如下：150/100＝5/y，解方程得y=3.33。



有讀者看到這個例子，說政府會影響到籃子內物品的相對價格，從而扭曲了資源使用的決策。不知道他是怎麼得出這個結論的。這個例子中豬肉漲價而政府還沒減少貨幣供應量之前（即一籃子物品的物價指數是150時），豬肉與米的相對價格是 4:1（20:5）；政府減少貨幣供應量使一籃子物品的物價指數重新返回到100後，豬肉與米的相對價格仍然是4:1（13.33:3.33，數字略有出入是因為計算時小數除不盡做了四捨五入的處理，如果用精確的分數來計算的話，是40/3比10/3，比例是一絲不差的4:1）。所以貨幣供應量的調控完全沒有影響籃子內物品的相對價格，這裡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鉤住一籃子物品的貨幣制度根本無所謂政府全面控制物價的問題。政府改變的只是用貨幣來表示的物品的名義價格。



也經常有讀者問，如果一籃子內所有物品的價格普遍上漲，怎麼辦？看了上述數字例子，就應該知道怎麼解答這個問題了。相應的題目是：豬肉10元/斤，米 5元/斤。100元勾住一籃子物品為 5斤肉、10斤米。當豬肉價格漲到 20元/斤，米的價格漲到15元/斤。請讀者自行解答以下問題：（1）這時央行該採取怎樣的貨幣政策，使這一籃子仍舊是100元？（2）計算一籃子回到 100元時，豬肉與米的價格各是多少。（3）計算這時豬肉與米的相對價格，並回答央行的貨幣政策有沒有改變它們之間的相對價格？有沒有全面控制物價？（注意：不是物價水平！）





（二）鉤住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的貨幣制度，與現在通行的鉤住通脹率的Fiat money制度有什麼不同？



現在以美國為首的一些主要發達國家所實行的所謂Fiat money貨幣制度，其實也不是真的完全無錨，而是以通脹率為錨，因為中央銀行是看著通脹率的高低來調控貨幣供應量，以便把通脹率控制在一個可以接受的水平上。這跟張五常教授所主張的、中央銀行看著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即張五常教授有時稱之為「小通脹率」的東西）的高低來調控貨幣供應量，以便使這個價格指數保持穩定或在一個可以接受的上下限範圍之內波動的情況，顯然在邏輯上是類似的。而現行的通脹率其實也是根據一個一籃子物品來進行計算的，為什麼不直接利用這個現成的籃子，而要另外構建一個籃子呢？



其實張五常教授已經在多篇文章裡一筆帶過地簡略談到現行通脹率的問題。問題主要有二。第一，通脹率所選取的一籃子物品太多太複雜，以致其物價指數難以在市場上成交（即人們無法真的在市場上購買到這樣一個籃子的物品，原因主要是這些物品在市場上直接成交的交易費用太高），這樣的錨就顯得不夠清晰，其指數不能即時計算出來（例如每月的CPI指數在下一個月的中下旬才能計算出來並予公佈），貨幣政策的實施也有相當長的時滯。而張五常教授所建議的一籃子物品，是一個種類少得多（三十至一百種）、選用的物品也以能夠在市場上有清晰、即時的成交價格可以查看到的為標準（所以他主張的是期貨市場、批發市場上的物品，詳情請看《一籃子物品的選擇》和《一籃子物品的組合與操作》二文）。



這樣，由於籃子中每一種物品的價格（期貨市場價格與批發市場的價格）本身就是秒秒皆知的，籃子中物品的數量與比例又是固定的，那麼這一籃子物品指數的高低當然也是秒秒皆知的了。因此，在這個貨幣制度下，貨幣政策幾乎是沒有認知時滯的。



而貨幣供應量的調控則是通過直接地投放與回籠貨幣（鈔票，那個所謂的M0）來實施的。根據張五常教授多年的觀察，發現中國的經濟活動對M0這個貨幣供應量的反應要比美國等發達國家靈敏快速得多（這個現象他也曾向弗裡德曼提出並討論過），因此用直接控制M0的方式來實施貨幣政策，其時滯也比較短。即使有，肯定也比現在這種鉤住通脹率的要短。正如我們生活在一個有摩擦的物理世界裡一樣，我們不可能達到一個完全沒有交易費用（如完全沒有時滯）的貨幣制度，我們追求的只能是比現行更好的東西。



第二，通脹率所選擇的一籃子物品的質量經常變動，不能正確地反映真正的物價變動情況。物價水平上升，可能是因為貨幣貶值，但也可能是因為質量普遍提升，實際上已經變成另一籃子的物品，但計算通脹率時全都糊裡糊塗地算作是物價上升了。因此，張教授建議的一籃子物品在選擇時不但要選取成交價格清晰可見的，而且要選取質量穩定不變的（於是期貨市場的商品再次受到青睞，因為這個市場上的商品質量之清晰穩定，甚至是可以用標準化合約來進行成交的）。



其實上述的兩個問題在本質上是同一個問題，都是計算現行通脹率的那一籃子物品的成分太複雜，質量有變動只是加強了複雜性的一個突出因素。



舉一個例子吧。例如「住」的物價，現行的通脹率是以租房價格、建築材料價格等組合計算出來的。其中租房價格就是一個非常模糊不清的價格。因為其質量大不相同：不同地段、不同裝潢配套程度乃至不同面積的房子，其價格之天差地遠是人所共知的。建築材料中有也很多是質量變動不居，或不同市場的價格差異相當大。用這樣模糊不清的價格計算出來的價格指數，是無法在市場上成交的，因為政府根本無法擔保你可以在市場上買到這些物品的確定數量——如果政府擔保說一萬元可以買到一平方米的房子（簡單起見，假設現在的籃子裡只有一種物品——房子），你是買窮鄉僻壤的一間草房裡的一平方米，還是繁華都市的一座高樓大廈裡的一平方米呢？如果說擔保的是買這兩個極端的平均數，但又怎麼會有大量房子正好就處於這個平均數上，可以供人們真的去嘗試著購買一下，而又不會因這種嘗試性而不是出於真正的需求而進行的購買影響了它的價格（所以前面要強調這類房子的數量必須是大量的），從而證明政府是言而有信的呢？但如果沒有這種真的購買一下的可能性，這鉤住一籃子物品的約束又怎麼算是可靠的呢？（雖然通常不會有人真的去嘗試著購買一下這一籃子物品，就如同期貨市場上很少人會真的進行實物交割一樣，但這種可能性的存在是最有效的約束。）



張五常教授主張用水泥這種物品來代表「住」（當然代表「住」的還有其它物品可選進這個籃子裡，此處只舉水泥是為了簡化起見），因為這是房子的基本原材料，而且其質量的穩定、不同市場卻有相當一致的價格這兩大優良特性完全滿足要求，人們若不相信政府的擔保還真的就可以去嘗試著購買一下。這對於政府不承兌而仍能保證市場相信政府擔保該指數穩定，是非常重要的。有些朋友一直堅持必須承兌，說這樣才能保證信心。其實，要保證信心，只要政府能提供一種人們測試其誠信的可行方式就可以了。承兌固然是一種測試；讓人們能夠清楚地知道在什麼市場上用多少數量的貨幣可以購買到怎樣的一籃子質量明確的物品，也是一種測試。只要有測試，並真的可以施行，那就夠了。沒有必要測試非得是承兌。這就有如，你不相信自由落體定律的話，你自己去拋個蘋果看它是不是飛天上就是了。人們對物理科學那堅定的信心，不就都是靠這些可實驗性來建立的嗎？具體是什麼形式的實驗並不是那麼重要。在此基礎上，我們當然要選擇一種交易費用最低、政府對市場干預最少的測試方式來建立信心。而保證承兌的測試方式，是以前的金本位或類金本位的佈雷頓森林體系，政府若非要儲備錨物品，就要捲入干預物品（而非貨幣）交易（哪怕只是期貨合約交易）之中，都無疑會使貨幣制度的交易費用大增。（事實上，後面會提到，以商品為錨的貨幣制度前人並非沒有想過，但要儲備錨物品來提供承兌的成見，使經濟學家覺得這種制度交易費用過於龐大而不可行。一旦破除了這個成見，以商品為錨的貨幣制度的交易費用大為減少，其可行性也就大為增加了。）



總之，一籃子物品的指數能否在市場上真的進行成交，是極其重要的因素，正是這一分野使張五常所主張的以一籃子物品為錨與現在通行的以通脹率為錨的貨幣制度有了本質上的區別。事實上，張教授有一段時間習慣於使用「以一個可以在市場上成交的指數為錨」來稱呼朱鎔基發明的貨幣制度，只是朱老鉤住的是單一貨幣（美元），其可以成交的指數是外匯市場上的匯率，而張教授建議改鉤一籃子物品。



還有些朋友提到服務怎麼辦？那就用有關的物品來代表。例如「行」是交通，是服務，可以用石油來代表。如此類推。



還有人提到三十至一百種物品能用來代表整個經濟嗎？其一，有什麼不行？股票市場的指數不也是只以少數公司的股票來代表整個股市、進而再代表整個經濟嗎？不需要百分之一百地代表，大致地代表就行了。（再說，天下何時有百分之一百這種事情的？就算是只能代表百分之五十，也總好過現行的貨幣制度什麼都代表不了吧？）其二，對於普通人來說，衣食住行最關鍵，能把衣食住行代表起來，確保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交易是在穩定的幣值下進行，還不足夠嗎？其三，想深一層，雖然世界上的消費品種類成億上兆，但追根溯源，用來生產它們的原料基本上也就那麼幾十上百種，只是把它們進行不同的組合與不同程度的深加工，發掘出不同的用途而已。能用來生產衣食住行的產品的原料物品，實際上已經能生產所有的產品。而所謂服務，大部分的投入是人力，而人的生產還不就是以衣食住行來進行的嗎？所以說服務不能用一籃子物品來代表的人，對於生產的物理本質還是理解不深，或是想像力太有限了。



另外，有些讀者提到，國內期貨市場不發達，很難選擇到足夠的期貨市場上交易的物品進入這個籃子。其實張五常教授並沒有說一定要以國內的期貨市場為準，完全可以是以國外的成熟的期貨市場上該物品的價格為準。至於有讀者可能會進一步提到以外國期貨市場上的物品價格為準，會不會被外國操縱了物品的價格。這一點在下一問題項裡有解釋，這裡暫且按下不表。



另外，以美國為代表的Fiat money制度，準確來說鉤住的其實並不止通脹率那一個錨。除了通脹率，還有失業率等其它經濟指數，因此錨的清晰性更差（失業率這個指數可是完全無法在市場上進行成交的，其模糊不清更遠甚於通脹率），調控的複雜程度更是倍增，幣值之難以穩定可想而知。張教授經常提到的一個證據是：美國的利率調整極之頻繁，而利率本應是投資回報率的市場指示器，投資回報率顯然是不可能如此頻繁地變動的，這意味著美聯儲（美國央行）一直在摸索著那個模糊不清的錨在哪裡，鉤來鉤去就是鉤不住。可見這是貨幣制度的問題，而非人的能力不足。





（三）貨幣以這樣的一籃子物品為錨，會不會被炒家通過炒籃子中的物品而使貨幣受到狙擊？



張教授早就考慮過這個問題。他早在2003年12月25日發表的《一籃子物品的選擇》一文中就指出：「如果北京真的要選一籃子物品為人民幣之錨，我很想知道他們選出來的是些什麼，其比例又如何？問題是，北京應不應該公佈呢？公佈籃子內的物品及其比例的好處，是可以增加國際對人民幣的信心。但如果不公佈信心也足夠的話，不公佈可能較為優勝。外匯市場炒家甚眾，以一籃子物品為錨比較難炒，但多了一種炒法：先在外匯市場下了注，然後炒物品。這是近於杞人憂天，但我就是喜歡誇張一點，把問題推到盡。」後來他又在2006年3月10日發表的《一籃子物品的組合與操作》一文中修正了這一看法：「籃子內的物品是些什麼是要公佈的。此前我認為物品的比重不公佈可能較好，但見去年七月起央行轉用一籃子貨幣，不公佈細節人民幣有明顯的不穩定效果，改變了主意，認為物品的比重也要公佈，物品種類夠多就有保障。毋庸置疑，籃子內的物品細節愈明確，市場信心愈大。」並認為「炒家可以炒籃子內的任何物品，但不會炒到人民幣那邊去。」



也就是說，只要籃子中的物品種類足夠多（張教授原來主張只選擇三十種，後來認為可以提升至五十種甚至一百種），炒家雖然可以炒物品，但每種物品平均來說只不過佔了1％的比重，對整個籃子的物價指數的影響可以說是微不足道。（其實即使籃子裡只有30種物品，平均每種物品所佔的比重也不過是3.33％而已，對整體的影響仍然是微乎其微。）



退一步說，其實我們不妨想一下，有哪種貨幣制度是完全沒有機會被炒家狙擊貨幣的？沒有！沒有錨的貨幣就不用說了，用不著什麼炒家狙擊，它自己也會迅速崩潰。至於有錨的貨幣，炒家總能通過炒錨來狙擊貨幣。只是不同的錨相比之下，一籃子物品應該是所有錨中最不容易被炒家控制的了。單一貨幣和單一物品作為錨是最容易炒的，炒家只要炒一種貨幣或物品就行了。（所以這是一籃子物品為錨比以黃金或美元為錨要優越之處。還固執地認為金本位制比這一籃子物品為錨的貨幣制度為好的，是只想到錨的清晰性，而沒有通盤兼顧考慮炒貨幣的問題。）



而一籃子貨幣與一籃子物品相比，首先可以選入籃子的貨幣種類就遠遠不如物品，（能在國際上自由流通兌換而又穩定可靠的貨幣能有多少隻？不要說100種，就是30種可靠的國際流通貨幣都很難湊夠數。）種類不多就會導致每一種貨幣平均所佔的比重較大，炒家只需控制少數幾隻就已經足以控制籃子中的大部分比重。其次，市場上貨幣的供應量也比物品的供應量要少，炒家炒前者自然要比炒後者容易得多。



所以，如果炒家要炒，無論哪種貨幣制度都會有可乘之機。除非因噎廢食搞外匯管制，炒家是永遠無法禁絕的。我們可以選擇的，是最不容易被炒的貨幣制度，而不可能是絕對無法被炒的貨幣制度。



換一個角度來看，炒家炒貨幣天天都在進行，但達到狙擊貨幣這樣嚴重的危機的，畢竟還是十年一遇。為什麼？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與其幣值並沒有明顯地脫節，炒家又能從何炒起？索羅斯的自辯「蒼蠅不叮無縫的蛋」並非全無道理。而當貨幣是鉤住一個能大致地反映整體經濟狀況的一籃子物品時，該國的經濟狀況與其幣值又怎會有明顯的脫節呢？



至於有些朋友提到外國政府會通過控制這籃子物品的價格來控制人民幣，情況與炒家的問題類似。其實外國政府比炒家還多一重顧忌：如果它炒起了那個籃子的物品，而這籃子的物品基本上是按「衣食住行」來選擇而組成的，則它自己國家裡同樣的物品也會基本與衣食住行有關（只不過可能各物品在籃子中所佔的比例略有不同），炒起這些物品會導致它自己國內也發生通脹。炒家可以不管其它國家因他狙擊某國貨幣而發生通脹，外國政府卻不能不考慮本國也會遭受池魚之災。





（四）為什麼說鉤住一籃子物品的貨幣制度是平抑人民幣升值壓力的前提？



若外間對人民幣的需求甚殷，那麼要舒緩人民幣的升值壓力、穩定匯率的辦法其實跟前面提到過的平抑物價的方式一樣有四種。前兩種是經濟學家反對的物價管制，是不是宜採取的（但目前正在採取的正是第二種「控制需求」的方法），現在要平抑的是貨幣的價值，當然無所謂第四種方法，那就只有真正有效的第三種——增加供給。而貨幣不像普通物品受資源約束、生產週期等因素的制約，開動印鈔機就有源源無盡的供應了。只要流出國外的人民幣不回流國內，國內的貨幣供應量不受影響，通脹不成問題。但問題當然就是：如果人民幣回流國內，而且是大量地回流，怎麼辦？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比以往更急切地需要這個鉤住一籃子物品的貨幣制度以便能迅速地監測、並及時控制通脹。



通脹是指由於貨幣供應量過多而導致的物價普遍上漲。只是某些商品價格上升不叫通脹，但如果某些商品的價格上升導致其它商品成本增加而也要漲價，從而使漲價的趨勢擴張到整個經濟體，那就出現了通脹的風險。但鉤住了一籃子物品後，籃子內某些物品價格的上升會導致這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上升，央行要繼續鉤緊原來的指數，就必須減少貨幣供給量。價格上升了的物品本來就佔用了流通中更多的貨幣數量，央行還減少供給貨幣，能用於購買其它商品的貨幣數量就更少了，則它們的價格怎麼還能不下跌？其它商品價格的下跌幅度要達到剛好能抵消價格上升的商品的上升幅度，否則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不會回覆到原來的水平，央行就會繼續減少貨幣供給量，迫使其它商品的價格因為可以用於購買它們的貨幣數量越來越少而繼續下跌。這個運作過程，在前面所舉的網友Prentice的虛擬的例子已經說明得很清楚，這裡就不再重複了。





行文至此，我們不妨作個小結，比較一下以單一物品（如黃金）或貨幣（如美元）為錨、以現行的（大）通脹率為錨及張教授主張的這個以一籃子物品的指數（小通脹率）為錨的優劣。守大通脹率的問題，前面已經說過了，因為這個籃子物品成分複雜，錨模糊不清，無法在市場上真正地成交，而事實經驗的證據也是鉤來鉤去都鉤不住，不如這小通脹率的簡明清晰容易鉤。



而如果鉤住單一物品或貨幣，單一物品或貨幣暴升暴跌的可能性或機會比一籃子要大得多。（張教授寫過的一篇《從炒貨幣說一籃子物品》的文章開頭部分談到如果鉤住的是黃金的話會有兩個問題，那第一個問題其實就是這裡說到的。所以張教授的多篇與貨幣制度、人民幣匯率有關的文章其實基本上已經把所有方方面面的問題都考慮到、分析過了。）



總之，選擇一籃子物品為錨可以說是盡最大的可能同時兼顧了穩定性與簡單性，令我不由得要再次感嘆：如果這樣的貨幣制度還不算是最完美的，實在想像不出哪裡還有更完美的了。也無怪乎有朋友向我指出，張五常這個以一籃子物品為錨的貨幣制度的設想，是對弗裡德曼的貨幣理論的一大突破，最關鍵的貢獻就是在推廣到開放經濟的條件下，加入交易費用或制度費用的侷限（儘可能把交易費用——包括錨的清晰性不足與穩定性不足所帶來的費用降到最低）。



此外，也有朋友提到，如果過了一段時間之後，由於技術進步的緣故，有些本來是重要而被選入籃子中的物品變得不重要了，怎麼辦呢？很簡單，調整籃子的中的物品成分就是。前述籃子中的物品種類、數量與比例要固定，是指調整貨幣供應量時不改變一籃子物品的構成，可不是說一定下來就永遠不再改變，但當然不應該頻頻改變，要真的有需要才審慎地修改。就如道瓊斯工業指數那樣，用30只成分股的股價變動就能大致反映整個股市成千上萬隻股票的價格變動，但十幾年乃至幾十年後，有些成分股變得不重要，而一些後來新上市的股票變得重要起來，就可以調整指數中的成分股，用新的成分股替代掉一些舊的成分股。股票市場上的炒買炒賣是家常便飯、甚至是理所當然，改變指數的成分股也不見得就會引起什麼嚴重的炒作行為，何況現在要炒作的是更為不易的一籃子物品呢？則其成分要調整又怎麼會有什麼大問題？



至於人民幣的匯率問題，可能是因為大家已經習慣了鉤住美元，總是產生一個錯覺，就是人民幣相對於美元上升就是升值，以為匯率固定不變才叫人民幣不浮動。其實原因很可能是美元有貶值壓力，而不見得真的是人民幣有升值壓力。有一段時間人民幣升值，張教授寫了很多文章大聲疾呼表示反對。過了一段時間人民幣還在升，但張教授卻不吭聲了。我問他為什麼現在不反對了，他說不是人民幣在升，而是美元在貶。何以見得呢？因為人民幣相對於歐元的匯率沒怎麼變，美元卻相對歐元貶了不少。所以其實是美元對其它貨幣（當然也包括人民幣）在貶值，而不是人民幣對其它貨幣在升值。



如果人民幣鉤住了一籃子物品，與其它所有國家的貨幣放開浮動，這時匯率有變，問題就是出在其它國家貨幣身上，是它們要貶值（反映為人民幣匯率上升）或升值（反映為人民幣匯率下降），跟人民幣可沒有什麼關係。有些讀者糾纏於他國貨幣不穩，就如同人家按著你肩膀站起來，你也會承受被壓下去的力量云云。如果人民幣什麼都沒鉤，那自然是這種情況；但人民幣已經鉤緊了實物，那是他國貨幣相對於實物的價值在變動，小艇怎麼可能動得了大船乃至大地？（就如97年東亞金融風暴裡，東亞各小國貨幣大貶值，但難道我們會說這時是美元大升值了？是美元危機？）



最後的結論是：貨幣的價值本來就源自它所能購買的物品，我們喜歡錢是因為它能買東西，可不是因為它是一張印刷得很特別的紙，貨幣的購買力就是貨幣價值的真正源泉。以一籃子物品為錨的貨幣制度，可以說是回歸到貨幣最根本的本源或本質上去。鉤住了一籃子物品之後，人民幣的幣值就是最穩定也最堅固可靠的，是以實際的物質財富在背後作支持的。其它國家想人民幣升值，就只能把它自己的貨幣貶值，即相對於人民幣所代表的那籃子物品貶值，因此只會導致它們國內發生通脹。於是這時的匯率變動只反映其它國家貨幣的價值——或者更詳盡地說，是反映其它國家貨幣購買人民幣所代表的那籃子物品的能力——在變化，而不再表明人民幣的幣值或購買力的變動。（人民幣的幣值或購買力的變動是直接反映在那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上的。）所以這時央行不需要守匯率，匯率對於反映人民幣的幣值已經無甚意義，要守的就是那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而已。這樣，貨幣政策與貨幣制度已經是同一回事，貨幣政策的內外目標統一為一個目標——守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小通脹率）。（傳統的貨幣政策對內目標是守大通脹率，對外目標是守匯率。）

新勞動法別無選擇

《多難登臨錄》，三之三



《人民幣要以實物為錨》發表後，懂經濟的朋友說比我以前的解釋遠為清楚了，明白，好。還有不少讀者不明白。不要想得太深：試找一籃子不同的水果，每個寫上價格及重量，然後拿起我的文章逐點讀下去，每步以那籃子水果對照。



有四點這裡要澄清或補充的。一、我建議的以一籃子物品為錨彷彿昔日的金或銀本位制，但有兩點重要的不同。甲、昔日的本位制是以金或銀作貨幣，出口流失或供應不足很麻煩。我建議的是用金或銀之價作為基標（bench mark），市民可按基標在市場買賣成交，但金或銀的本身不是貨幣。乙、單用金或銀，可能的市價大幅波動很麻煩。用一籃子物品，籃子內的不同物品的相對價格自由浮動，但整籃子的總價（指數）不變，不會受到個別物價波動的影響。



二、物品可從期貨或批發市場選擇，二者之間批發市場（如果有足夠物品的話）較為優勝。這是因為期貨之價，雖然一般比較精確，有時容易出術。多年前巴西的咖啡豆就因為有人放假消息而搞出醜聞。我建議的籃子，物品的質量要精確，但只要央行言而有信，物價的精確性不是那麼重要。



三、固定了籃子的可以在市場成交的物價指數後，人民幣對所有外幣的匯率皆自由浮動。如果某重要外幣的匯率變動太大，人民幣調整指數的應對可能引起「貨幣戰爭」之見。但如果國內的所有價格自由浮動（包括工資），這些價格的浮動足以應對匯率的大波動，不需要調整那籃子的物價指數。所以在原則上，這籃子的指數調整隻宜用於調控通脹或通縮。要注意，好些時，外幣匯率的大波動是需要的，央行不要管。匯率變動的一個功能，是為國際競爭提供一個均衡點。



四、像今天那樣國際金融大亂，或歷來把經濟學者弄得頻頻出彈弓手的商業週期（business cycle），以一籃子物品為貨幣之錨會把這些煩擾平靜一下，其它有關金融的問題會遠為容易處理。



轉談新勞動合同法，我的立場早就明確。再談，因為資料愈來愈不對頭。讀到的報導，產出工資成本因為此法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至五十，比八個月前我估計的高出約十個百分點。違法的不說也罷。廣東今年上半年的勞動爭議案件，比去年同期上升了約百分之一百六十（某區升百分之二百五十）。聽說一個法庭的書記員累得哭了出來。空置的廠房激增不論，整國看，廠房的月租每平米約下降了五元——看來還要下降的。感謝一位周姓女士。她替我找了幾天國家的總廠房面積，資料差一小點，不能用，但天文數字的損失可以肯定。如果再算進機械設備、人才流失、吵架費用，等等，以五釐年息率折現，我不知怎樣說才對。



我與中國的貧困農民結了不解緣。抗戰時在廣西一個今天遍尋不獲的村落住了一年，約八歲，沒有吃過一粒飯，不穿鞋子，單衣試水，背著比我小四歲的妹妹，在荒山野嶺找到什麼或可吃的就塞進她口中。村內的農民比我們一家七口還要窮，整生只在結婚與孩子滿月時有機會吃飯。當時農民告訴我，抗戰之前他們也是沒有飯吃的。早一年，一位在桂林的醫生說妹妹營養不足，不能活下去。今天該醫生應該死了，妹妹還活著。



日間拾薪，晚上替一位也是逃難的教古文的老師生火，在火光中他拿出幾本厚厚的書朗誦。我不知何解，但過耳不忘，今天還背得出的古文與詩詞數以百計。父親當時在香港，母親帶著六個孩子，無力供養，讓我背著妹妹到處覓食，過程中我對農作有深入的體會，二十多年後寫論文《佃農理論》，對農業資料的處理自成一家，驗證該理論的第八章，把老師艾智仁與芝大的兩位莊遜嚇了一跳。因為這一章，我被邀請在芝大教過一個學期農業經濟。高斯後來說那是不可能被超越的實證研究。



今天老了，回顧平生，我是個沒有從小認識的朋友的人。當年認識的小朋友都餓死了。今天高舉以新勞動法協助窮人的眾君子真的見過窮人嗎？他們見過小朋友在面前餓死嗎？驅之不去的回憶，是七歲在柳州中正中學附小時，一個變黃變腫的小女同學問：「我快要死嗎？」年小無知，我答：「他們都說變黃變腫是要死的。」她再問：「我做錯了什麼呢？」答不出，我哭了出來。



當年的小朋友不少比我聰明。後來自己近二十四歲才進大學，知道機會難逢，拚搏，考第一如囊中物，十年後就成為正教授了。但我想：我可以，有機會中國的青年不少也可以吧。這樣的背景，是我後來極力為中國的窮家子弟爭取自力更生的機會的原因。



這些年我反覆推斷，考慮到神州面對的侷限與各種複雜問題，得到如下結論：經濟發展要顧及的焦點，是窮人，尤其是窮家子弟。補貼不宜，因為長貧難顧，餘下來就是要設法放開他們自力更生的機會了。這類推斷我的準繩度早就前不見古人，而衷心說實話，這方面北京做得好。是不容易的工程，但做得好。我的投訴，主要是教育上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其中好些是快不來的。想不到，新勞動法的引進，把那窮人發展的大好形勢打折了。不是想不到此法會有如此這般的效應，而是想不到北京會推出此法。



北京的朋友老是不接受，在中國面對的資源與人口的侷限下，老少不論，工作年齡的農作人口不應該超過百分之十，而百分之十五是強可接受的上限了。農地太少，某些農產品是要進口的。這裡的要點，是農作人口大幅下降，不會大減農作的總產出。理由可不是因為有什麼隱蔽性失業，而是在中國傳統的農家作業制度下，每年只有兩三個月是繁忙期。幾年來這農家作業的傳統結構有了很大的轉變。大約二○○○年吧，職業農工的運作開始，不久後盛行。把牛宰了，引進小機械，耕、種、收成以每畝算價，而出外工作的，尤其是從事建築行業，在農忙時間回鄉幫一下。市場也因而協助農民選擇各種輪植圖案，讓職業農工不停地工作。（中國傳統的輪植知識無敵天下，四十年前我在《佃農理論》中解釋得清楚。）這些資料我跟得緊，不是政府數據，而是在實地找了好幾個查詢站。我因而知道農民的收入，從二○○○到二○○七，每年增長達百分之二十。繼續下去，加上農產品之價再升，大約十年後農民的生活水平會與城市的中等人家看齊——平均不會看齊，但農家的平均與城市的中層會。



新勞動法的禍害是容易解釋的。工業成本上升，租值近於零的接單工廠紛紛倒閉，回鄉耕田潮急升，等等，大家都知道。這裡我要讀者考慮最低工資的推論。一個工人的工業產出貢獻低於法定的最低工資，工廠不會僱用。怎麼辦？不回鄉，在城市行乞，或盜竊，或望政府救濟，對社會的貢獻皆負值。這位無業仁兄可以轉到街頭賣小食。環保不論，賣小食對社會有貢獻，而因為風險較高，收入可以高於最低工資。但有兩個問題。其一，工廠可以作為學校看，工作勤奮，學得多，前景遠比賣小食好。其二，工業可以容納很多人，賣小食或作小生意，競爭者增加就要一起虧蝕了。



我很明白北京的處境：新勞動合同法是成文法，不容易揮之使去。不揮之，地方政府像今天那樣忙顧左右，工人吵起來卻不能不依法辦事。工業的投資者見新勞動法的陰影還在，多半不敢下注。目前，北京當局對農民的補貼相當慷慨：回鄉潮急升，安撫一下無可厚非，但這顯然不是長遠的善策。



是的，如果新勞動法堅持下去，不管地區政府怎樣打松章，中國的貧富兩極的嚴重分化一定會出現！我想了很久，也跟一位懂法律的研討過，總是想不出有什麼變通之道，能把新勞動法的不良效應化為零。



成文法是可以取締的。新勞動法別無選擇，取締算了。

人民幣要以實物為錨

《多難登臨錄》，三之二



拙作《鼓勵內供遠勝鼓勵內需》一文發表後，一些讀者問：內需不足，何來鼓勵內供了？問得不蠢（一笑），先略作解釋吧。



西方經濟學有一個故老相傳的定律，大名鼎鼎，相當經典，稱為薩伊定律（Say's Law）。這定律說：供給自動創造需求。在一個物品換物品的經濟下，這定律一定對；在以真金白銀作貨幣的情況下，這定律也對。然而，一旦用上紙幣，出現了信貸膨脹與收縮的情況，這定律就不一定對了。有錯，但不是全錯，這定律今天可憐地被學者們遺忘了。



寫《內供》一文時，我沒有想到薩伊定律，只是發稿後覺得相近。我當時的想法，是物品凡有市場，價夠低一定有需求，而供應者的收入增加，自己需求去也。至於產出成本那方面，市場勢弱是會自調下降的，所以政府不要在勞工或其它生產要素市場阻礙價格下降。三十年代時美國的經濟出了大事，一個主要原因是工資下調有困難。無意間我把薩伊定律救了一救。



《內供》一文還有其它要點，歸納起來主要是說，今天國內有出口退稅、有來料加工、有國際歧視，有複雜稅制，等等，加起來對內供有很大的殺傷力，要大手清除。讀者可能不知道，今天在國內產出的檔次較高的產品，在國外銷售，其價格比同樣產品在國內低相當多！這是政府鼓勵外銷而不鼓勵內銷所致。今天要清除其中障礙，清除後，以自由市場的成本算，內銷之價當然要比外銷為低。這裡還有另一個要點：因為政府歷來漠視內銷，國內的產品市場雖然發展得好，但批發與零售之間的運作就有不少問題。國產外銷之價低於國產內銷的，國內的批發與零售之間不容易運作得好。



轉談人民幣——是接前文要說的第七項——認為需要改制。這就是我建議過多次的轉用一籃子物品為貨幣之錨。不因為是我的發明，而是經過幾年的觀察，加上目前的國際形勢，以一籃子物品為錨是更對了。



先要澄清的，是我認為無錨的貨幣制度（fiat money）不可取。我跟進「貨幣」這門學問四十六年了：一九六二師從Karl Brunner；六三聆聽師兄Alan Meltzer講解重要的銀根分析；六七結交佛利民、夏理?莊遜、蒙代爾等貨幣專家；八三香港考慮鈔票局時，跟Alan Walters及Charles Goodhart等大師求教過。耳聞目染，觀察思考，知道無錨貨幣有不可以解決的困難。



首先是在地球一體化的情況下，我們再不知道一個國家的貨幣量要怎樣算才對。確知這困難是一九九五年，師兄Meltzer訪港，跟我到雅谷進午餐。他是貨幣量分析的頂級專家，說有點胡塗了。他說幾年來美國的貨幣量上升率很高，但通脹卻不回頭。幾天後我想到的解釋，是九一波斯灣之戰後，舉世爭持美元，美元幣量的上升因而對美國本土的通脹沒有多大影響。這問題一九六八年另一位朋友（Tom Saving）注意到，佛利民當時持不同看法。佛老謝世前兩年——約二○○四吧——也意識到他信奉多年的幣量理論出現了問題。



北京考慮解除外匯管制，屈指一算，起碼有二十年了，時寬時緊，匯管今天還在。今天工業的發展遇難，北京的朋友看來是意識到解除匯管有助。我認為此管也，一兩年內會撤銷。撤銷匯管當然對，但讓人民幣自由進出，在無錨貨幣制下國內的通脹或通縮很難處理。這就是一九九五年師兄提到的頭痛問題。還有另一個可以是更頭痛的問題：沒有匯管，外間的匯市可以大炒特炒，導致人民幣的國際匯率有反覆無常的波動，對中國的發展是不利的。



以一籃子外幣掛鉤算是有錨，但幾年前我說過，這會惹來一籃子的麻煩。事實上，人民幣跟一籃子外幣鉤了幾年，效果真的不是那麼好。再者，以一籃子外幣掛鉤，外匯的炒買炒賣不能擺脫，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籃子國家聯手來炒是頭痛萬分的事。



不管是無錨貨幣制，或以一籃子外幣為錨，那所謂貨幣政策不能不用。西方之邦，大約有十多年，主要的貨幣政策是採用師兄的建議：調控銀根（monetary base）。格林斯潘主席聯儲後，轉用利率調控。轆上轆落，轆了八次。我早就說過，這樣轆上轆落早晚會轆瓜。利息是一個價，而在市場競爭下，利率會與投資的回報率看齊。利率不依市場地轆上轆落，投資的回報率卻不這樣，投資者只能以利率的平均預期作決策。看錯了，出了大錯，怎麼辦？這就是今天金融災難的一個起因。可以這樣看吧。美國的金融制度大有問題：浮沙指數（借貸與抵押的比率）太高，金融市場合約的交錯織合不對。跟著是次貸容易出事，年多前的出事是導火線。我認為這導火線的點火，起於格林斯潘退休前與退休後，美國的利率一連上升了無數次，跟著高企不下，推翻了市場的一般預期，投資者一起中計去也。



以一籃子物品作為人民幣之錨，可以避開了上述的種種困難。多年前與佛利民研討過，他認為原則上可行，但需要的物品儲存及交收成本太高。當時大家都沒有想到主事的央行根本不需要有物品儲存，物品的交收與央行無關。央行只要把人民幣鉤著一籃子可以在市場成交的物品的指數。這是我從思考朱鎔基的貨幣政策時想到的。原則與昔日的金本位與銀本位差不多，是以實物為錨，但央行不需要有金或銀在手，而籃子內的不同物品種類夠多，避開了單以金或銀為錨可能遇到的市場金價或銀價波動太大而惹來的麻煩。曾經解釋過好幾次以一籃子物品為錨的方法，讀者一般想得太深，不明白，這裡從淺再說。



（一）選取三十至一百種物品，最好依照中國人民在衣、食、住、行這幾方面的大概分配，不需要精確。需要精確的是每種物品的質量，例如是哪種白米、哪種棉花，等等。跟著需要的，是每種物品要隨時有一個清楚明確的市價，不能討價還價的，所以要在期貨市場及批發市場選擇，在哪地的市場都可以。



（二）假設籃子內的物品有六十種，每種的量有多少，選好後固定不變（有必要時可變，也可改換物品）。例如籃子裡有多少隻雞蛋、多少兩花生油、多少毫克黃金、多少公升石油……等等。金、銀、銅、鐵等要有，木材、水泥等要有，農產品要有，衣料等都要有。



（三）央行選出一個人民幣的整數，說五千元吧，固定了這五千元可以在指定的不同市場購買這一籃子有多大，把這五千元化作指數，說是一百。可以調整。如果一年內容許那籃子的物價上升百分之五，是說該年容許上限五千二百五十元購買這籃子，指數上限是一○五，是通脹。倒過來，指數九十八是通縮百分之二。我認為每年上五下二是適當的上下限選擇。



（四）不調整指數，整個籃子的總價不變。籃子內的每種物量也不變，但物與物之間的相對價格是自由變動的，由市場決定，政府不要管。央行只是穩守上述的一籃子物價指數。



（五）央行完全不需要有物品的存貨，不需要負責物品的交收。任何人真的要購買這籃子物品，可以在指定的市場自己購買。不需要百分之百跟央行選定的相同，很相近足夠。這就是我說過多次的可以在市場成交的物品指數了。多年前美國曾經吵過以消費者的物價指數為美元之錨，行不通，因為該指數是不可以在市場成交的。我說的一籃子物品可以容易地在市場成交（五千元只購一籃子量太少，按價購買三十籃子容易）。



（六）央行可以心安理得地解除所有外匯管制了。人民幣對所有外幣的匯率完全自由浮動。央行春江水暖鴨先知，不管匯率，只守一籃子物品的物價指數，見有壓力下降（即人民幣有上升壓力），就把人民幣放出去，大手放出則大賺外匯。見該籃子的物價指數有上升壓力。（即人民幣有貶值壓力），則倒過來，以外匯儲備或其它辦法把人民幣收回。是放是收，主要是調校人民幣鈔票的發行量，其它的貨幣量度不重要。只要籃子內的不同物品種類夠多，沒有誰會炒人民幣。



有了上述，中國不可能再有不可以接受的通脹或通縮。央行不需要調控利率。利率由市場決定，也即是由銀行與顧客的供求關係決定了。市場的投資會活躍起來。這方面央行的工作與權力是少了的。監管銀行的工作不減，管理儲備的工作不減。另一方面，因為匯管的解除，無數的外地與金融有關的機構會湧到浦東去，讓央行一起監管，恐怕有點手忙腳亂了。過癮精彩，北京的朋友怕什麼呢？



回頭說起筆提到的薩伊定律。人民幣採用一籃子物品為錨，這定律會再大顯神通。

鼓勵內供遠勝鼓勵內需

《多難登臨錄》，三之一



萬方多難此登臨——杜工部說的。中國的文化傳統，是有所感慨時總要「登臨」一下。可不是嗎？北宋王荊公寫《桂枝香》，起筆是「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清人孫髯翁為大觀樓寫聯，其中有「騷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之句。是悲是喜，登臨遠眺，一舒胸懷，讓腦子清醒一下，是好文化。這傳統歷久不衰，反映著炎黃子孫的確有點能耐。



今天神州多難，也讓我來「登臨」一下吧。評論經濟政策，無可避免地要表達自己的建議。這是頭痛問題。人家不接受，無所謂，跟讀者過癮一下算了。人家接受，沒有誰知道出自何方，建議得對，沾沾自喜。麻煩是人家接受，天下皆知出處，建議出錯，害人無數，不知要躲到哪裡才對。



這解釋了為什麼這些日子經濟專欄那麼難寫。招牌掛了出去，偶一失手，金漆豈不是變為黑漆了？招牌事小，民生事大，尤其是神州大地還有無數窮人，看不到明天有什麼希望的。任何政策建議不可能一起顧及各個階層。只顧窮人，只顧增加他們自力更生的機會，可不是要做一個互聯網上的俠盜羅賓漢，而是因為我熟知神州，把我掌握的所有經濟理論放進去，結論是只要能改善窮人的前景，其它一切大致上可以不管。



世界經濟大亂，花錢救市的言論五花八門，一般是凱恩斯學派（多年前由哈佛創立，與凱氏之見有別）的言論了。北京推出兩年四萬億投資搶救，我不反對，認為不是該學派的發明：提早及加速政府預定的基建及其它項目，在目前的情況下是不應該反對的。然而，當我讀到北京要鼓勵「內需」的言論——四萬億也是鼓勵內需——凱恩斯學派的味道明顯。四萬億的推出看來沒有錯，但想法卻是錯了。



我要再說分析《四萬億》時提到的「第八點」，因為太重要了。經濟學的第一課永遠是說，如果一個國家要多產出武器，就要少產出面包；多種蘋果，少種橙是代價。兩年四萬億投資政府項目，私營工業不可能不付出代價。爭用同樣的資源，用同樣的生產要素，此長彼落是無可避免的。這就是問題：不反對政府項目四萬億，但又認為私營的工業發展是中國的經濟命脈，怎可以自圓其說呢？絕對是難題，為之我想了多天了。



想出來的解決辦法與理由有四點。一、四萬億的推出可以接受，但只能限於提早及加速項目。二、鼓勵私營工業的發展有鼓勵內供之能，更重要，要大手推出，希望可以抵消部分鼓勵內需的四萬億的競爭壓力。三、中國目前有多項壓制內供的法例或政策。要一起廢除——這是要廢除所有妨礙私營工業發展的法例，希望私營工業因而增加的產出效率，足以可觀地彌補部分四萬億競爭帶來的私營損失。



第四點。北京的朋友說過，中國是大國，人口多，可以單靠自己而發展。這看法大致上不錯，但要從內供而不是從內需這方面看。今天內需之說盛行，是看錯了問題的重心，不可取。是的，像四萬億那類投資，是鼓勵內需，大國小國、人多人少沒有分別，但鼓勵內供人多勢眾有大著數。



記得八十年代回港工作後不久，一家國際大機構請我作座上客，聽他們的一位研究員講解他的研究所獲。該研究員先說結論：一個國家愈小，對外貿易在國民收入的百分比愈高。我立刻回應：「如果整個地球只有一個國家，對外貿易一定是零！」該研究員不容易多說下去，草草收場。



北京的朋友今天認為，地球的金融災難對中國的出口為害不小，中國要發展自己國內的可以是很龐大的市場。這想法沒有錯，但從鼓勵內需的角度入手卻是錯了。要鼓勵內供才對。



我說的內供，是鼓勵私營的工業轉向為供給國內的市場而產出。不是說對外貿易不重要，而是面對出口大減，向國內市場打主意絕對是正著。困難是北京的政策歷來鼓勵出口，不鼓勵內銷，是麻煩，也是蠢政策，面對目前的國際形勢，這政策是更蠢了。



先說鼓勵內供的好處吧。有三點。一、凡是鼓勵私營內供就是鼓勵私營工業，而內供有看頭必然增加內需，用不著政府操心。二、鼓勵內供，讓私營者作決策，有市價的指引，出錯的機會大減，而就是出錯，私營的錯失一般比政府的龐大項目小。三、鼓勵內供是鼓勵每個人主動地積極參與產出，是中國經改有成的要點，但從鼓勵內需的角度出發，是由政府花錢鼓勵，人民產出的性質是被動的——無可奈何地用作過渡協助可以，長此下去中國的改革前功盡廢矣。

理由充分，目前要怎樣鼓勵內供才對呢？有八項，全部做足大有可為。三項容易做，兩項難度中性，三項難度比較高，要多費思量了。



先談容易的三項吧。一、立刻撤銷所有原料進口稅，就是由政府補貼一點原料進口，在目前的情況下我不會反對。過渡可以考慮。這裡要補充的，是出口退稅，就是不久前提升了，也退不足，何況手續麻煩，地方政府往往拖欠一年半載。一律撤銷原料進口稅清楚了當，是正著。二、撤銷「來料加工」這項工業安排。當年為鼓勵出口而設，有點說不通，而今天出口兵敗如山倒，還搞這一套蠢到死也。與其讓「來料加工」的倒閉失蹤，倒不如讓他們產出自由內銷，為增加內供而賣力，增加就業，因而增加內需。廠房、機械，及更重要的生產知識，可以因為有內銷之機而保存下來。目前的情況，是工廠轉性質要先關門清數。三、任何人在中國投資設廠，或經營企業，只要正當合法，皆拍手歡迎，可以內外皆銷，不需要再論國籍了。外資的優惠大可取締，取而代之的是所有投資產出的人都受到同樣的優惠。多年以來，說是優惠外資，其實內資門路多，較為著數。是內外不分、一視同仁的時候了。



轉談兩項難度中性的。一、說過了，三十年代的大蕭條，國際貿易暴跌是一個主要原因。今天是大手推廣國際貿易的時候。我從來不反對中國單方面取消關稅，但目前的情況，北京不妨拿出自己的本錢來要脅一下：選擇某國取消中國貨的進口稅，中國就取消某國貨的進口稅。其它我不敢說，但北京處理這種外交歷來了得。吳儀、薄熙來躲到哪裡去了？



二、也是難度中性的。因為目今的工廠倒閉潮，懂得做廠的人材散失嚴重。做廠是難度非常高的一門專業。我見過不少無能的經濟學家，見過無能的律師，也見過無能的醫生──但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做廠生存三幾年而是不能干的人。假設一間工廠平均有三幾個這樣的人材，因倒閉而散失的可能近百萬大軍了。我認為北京要不論既往，不管是否欠債逃亡，要出些優惠鼓勵這些專材再做廠。我恨不得那些口口聲聲說剝削工人的官員或政客或學者，去做廠表演一下剝削給我看。



談了五項，還有三項難度比較高的，重要。篇幅所限，這裡先談其一。只能略談，因為我懂得不多。這就是要大手地簡化稅制。鼓勵內需，長遠地看要加稅。鼓勵內供是倒過來，要減稅。我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下，鼓勵內供，簡化稅制比減稅更重要。曾經找中國的稅務專家求教過，考慮到多方面，我想到單抽營業稅，不累進，不同行業或可採用不同的營業稅率，可能是適用於目前的中國的最簡單稅制。這是因為單抽營業稅，工廠或企業容易算成本，左避右瞞的法門不多，稅局比較容易運作，而沒有所得稅是對私營拚搏的大鼓勵了。說過，我不是稅務專家，只提出這有點新意的簡單稅制給北京的朋友考慮。不管怎樣說，稅制要簡化。



還有兩項難度比較高的。是什麼呢？不用說，讀者一猜就中。

亂花錢必闖大禍

竟然活到七十三歲，是實齡，路走慢了，思想還速。不可能跟大自然斗法，幾年後智力退化必然。只有文筆書法，有機會像孫過庭說王右軍：老年多妙。孔夫子七十三謝世，是虛齡，鬥不過我。



那天晚上掛個電話給巴賽爾，說美國的金融災難可能比三十年代還要糟。他回應說一位大家認識的舊同事也這樣看。該同事對古靈精怪的資料掌握得廣泛而又深入，對那些複雜無比的借貸衍生工具，行內不會有誰的認識比得過他。我怎樣說是門外之見，他說的是另一個層面了。



最近花旗銀行的不幸使我感到困擾。是國際老牌子，曾經雄視地球，這次出事與什麼擠提無關，而是壞帳太多了！經驗老到如花旗也中了計，其它的醉臥沙場君莫笑矣。我因此認為，在本質上，今天的困境與三十年代不同。放寬銀根或花錢挽救可能別無選擇，但核心問題還是美國的金融制度出了嚴重的錯失，要修改。該制度複雜無比，作為局外人我不敢作任何建議。最理想的可能，是這裡放寬那裡挽救，制度的本身會自動地修改過來。研究制度多年，我深信任何制度都有自動調整、自動修正的機能。政府協助這調整重要，但主導地插手修改不容易找到成功的例子。



何謂協助、何謂主導，不容易分開。回顧可以，身在其中不易。以中國的經濟改革為例，從拙作《中國的經濟制度》可見，發展得好的縣競爭制度，整個過程政府一般被動，見行得通就加以協助或肯定而讓之進化出來。近幾年北京的朋友變得熱衷了，作主導，中計頻頻也。



人類歷史沒有出現過今天的情況：整個地球的所有國家紛紛大手花錢挽救經濟。沒有什麼可取的理論支持，只是大家意識到信貸收縮得快，失業急升，減息起不了大作用，於是凱恩斯學派去也。問題是今天多花不值得花的錢，後患無窮可以肯定。佛利民不是說過嗎？天下沒有免費午餐這回事。待得雨過天晴，國債那麼高，幾代也償還不盡，大通脹看來無可避免。這樣一來，退休的老人家要怎樣安撫才對呢？



中國是比較幸運的。讓我集中於中國之幸與不幸吧。說中國比較幸運有四點。一、相對來說，中國受到金融本身的影響是小的：輸掉數千億美元，或較多一點，不用哭出來。二、有錢可花，用不著擔心龐大的赤字財政。三、通縮之勢已成，花三幾萬億不用太擔心不可以接受的通脹會重臨神州。四、這點可能最重要：中國有足夠的公共措施項目，本來就應該推出的，審時度勢，提早及加速推出是正著。美國不是個發展中國家，所以沒有這最後一點的方便，要大手花錢非常頭痛。據說他們要修橋補路，還好，如果大搞福利失業率會飆升。



寫《北京出手四萬億的經濟分析》一文，我從正面下筆。跟著的發展使我擔心：地方政府要在五年內推出十八萬億的公共措施投資。當然要得到北京的批准，當然北京不會那樣傻，鼓勵亂花一通。趨勢不可取，而就是北京當局決定要花的兩年四萬億，選擇項目的排列不容易，監管更困難：監管不善而產生的浪費與幹部上下其手的行為一定大幅增加。就是讓我們假設不容易相信的選得好、管得善，《四萬億》一文提出的第八點有關鍵性：四萬億是公共措施的投資，無可避免地會削弱了私營的工業發展，有很大機會導致一浪接一浪的工廠倒閉潮。是的，北京的四萬億投資要儘量壓低成本，壓低工資，讓私營企業有一點呼吸的空間。



讓我再提出說過多次的要點：像中國人口那麼多、天然資源那麼貧乏的國家，私營（或民營）的工業發展是唯一的可以搞起經濟的途徑，要放在首要位置，其它皆次要。花四萬億去建什麼公路鐵路，工業不成用不著，是浪費的投資。



大約二○○二年起，珠三角出現民工荒，跟著長三角也出現了。是好形勢。同時，農民與勞苦大眾的收入上升得快。到了二○○三，農產品之價開始明顯上升，形勢是更好了。農轉工也是在這時轉得快，非常快，大約到二○○六年，工作年齡的農民四個有三個轉到工、商業去。這個大家期望了不知多少個世紀的大轉移，始於二○○○，不幸地止於二○○七。說不幸，因為還差約十個百分點，農轉工就大功告成了。低下階層的收入當時上升得好，貧富兩極分化在相對上開始收窄。因為市場的工資上升，工業產品的質量在九十年代後期急升後，科技的提升隨處可見，研發投資的上升率冠於地球。這些是市場壓力促成的，用不著對中國發展一無所知的回歸新秀建議的「強迫」轉型政策。二○○四年我大聲疾呼，說接單工業是中國發展的命脈，因為這些沒有什麼租值可言的工業是協助農轉工的主要角色。



一九九七年我說人民幣是強幣；二○○二年我說人民幣是世界上最強的貨幣；二○○三年三月我說老外會強迫人民幣升值；同年五月我反對人民幣升值；二○○四年初我建議人民幣轉鉤一籃子可以成交的物價指數；二○○六年五月我說港元要轉鉤人民幣。著著洞燭先機，沒有一次說錯，不聽老人言老人是管不著的。就是我沒有寫出來的美國將會遇到的困境，兩三年前幾位聽到的朋友今天嘖嘖稱奇。是科學的推斷，跟昔日牛頓推斷樹上的蘋果會掉到地上沒有兩樣，何奇之有哉？經濟學的悲哀，是太多魚目混太少珠，一般人不相信可以是科學。



盛筵難再！人民幣的處理失當我寫過不記得多少次，而去年十月收到新勞動合同法九十八條的文件，只一翻就成個彈起。當時正以一系列文章分析中國的通脹，到十二月才評論，一連罵了十篇，皆似石沉大海也。今年初的雪災與五月的川災擾亂了我對神州經濟的觀感，但七月我肯定新勞動法是災難。當時到佛山一間印刷廠為一本書籤名，聽到工人回鄉耕田的事。跟著到處查詢，知道約百分之五的工人棄工轉農。這耕田潮後來的急升今天大家都知道。讀者要明白，工作年齡的農民約農民人口的三分之一，一個出外打工的要寄錢回鄉幫助兩個，百分之十的工人回鄉是大踏步地走回頭路了。目前，農產品的價格下跌得快，而數以萬計的倒閉工廠，清一色是接單工業。農轉工的主角遇難也。昨天收到的資料，是東莞廠房的月租下降至六元一平方，空置的無數。這與官方的言論大有出入。今早收到的資料，是河南的小廠也紛紛倒閉，而這倒閉潮是起於雷曼兄弟出事之前的。



讓老人家發點牢騷吧。跟進了中國那麼多年，用盡心力解釋自己所知，幾年前荒山攝影，見農民有錢請吃飯，以為鴻鵠將至，大勢定矣，怎會一下變成這個樣子的？



縱觀天下大勢，我不反對北京大手花錢，提早及加速應該投資的公共措施。問題是這些投資與私營工業的發展有衝突，待到政府的基建投資對工業有助時，工業可能變得潰不成軍！要怎樣處理才對呢？多想一下才動筆吧。

從蠶食理論到效率工資

前文《新勞動法與蠶食理論》原本是要向北京的朋友解釋一些政策上的要點，但寫到中途，想通了整體，認為是難得遇上的頂級經濟學，立刻緩慢下來，用足心機，轉為向同學們示範一下：這就是我信奉的經濟學的正規版本了。不是不可以用數學表達，但不需要。表面看是淺的，但變化多，推斷與解釋有深入的層面。雖然差不多所有用上的理念是本科水平，但配合得那麼完整不容易。我自己隨意發揮，整篇文章只寫了五個小時，但我天天觀察，天天想，近五十年，熟能生巧也。



該文用上的概念相當多，包括成本、租值、價值、交易、合約、均衡、競爭等。約束行為的理論只有需求定律，沒有其它。同學們可能看不出需求定律用在哪裡，其實無處不在，到處皆是。這種砌來砌去的經濟分析要講邏輯，也重視真實世界的現象觀察。要熟習，否則砌得生硬，棱角分明，貨色就變得低檔了。數十年來我對經濟的發展推斷得準，解釋世事得心應手。這種解釋人類行為的科學使我著了迷，每有所悟，廢寢忘餐，暮去朝來，垂垂老矣。



概念聽來容易，每個概念可以幾句說完，但要掌握得好動不動要幾年工夫，要不斷地想，也要不斷地以真實世界的觀察印證。一個概念的充分掌握要好幾年，十個八個豈不是要數十年了？不是的，你要多個概念一起學，互相對照，大致上五年左右可以畢業。問題是你要有懂得的人教導，今天是不容易找到的了。我曾經把自己所知的寫進三卷本的《經濟解釋》中，當然比不上我親自教。同學要多讀幾遍，到處作實地觀察，或有可為。



要怎樣示範我說的困難呢？以我歷來佩服的馬歇爾為例，他對成本的概念掌握有偏差，所以在他發明的准租值（quasi rent）的概念上錯了一半，而到了他分析上頭成本（overhead cost）時，全盤錯了。馬歇爾偉大，因為錯歸錯，他的分析架構完整，提出的理念重要，好叫我們後學的可以改進而完善之。不對，但重要，有啟發力，我欠馬歇爾實在多。



舉另一個例。以一般均衡分析而揚名天下的瓦爾拉斯（L. Walras），用方程式處理均衡，發明不易，其實沒有什麼。一般學生幾天可知大概，聰明的幾個小時。但可以解釋現象嗎？不成。我用的均衡理念不需要方程式，但要好些年才能掌握。我用的均衡，是說有足夠侷限條件的指定，讓我們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含意。這是把空洞的方程式加進了內容。真的不容易。從事者要對科學驗證的方法用得熟，也要對世事知得多。



記得一九七五年回港渡長假，某國際知名足球隊來港比賽，我見那麼多年沒有到現場看足球，托一位有關係的朋友購票。兩個小時後他給我回覆，說優座票早就沒有了，劣座還有，而歷來的經驗，是大賽事優座票早就銷售一空。這現象啟發了我：為什麼優座票價是偏低了呢？我跟著花了幾個晚上到電影院去調查，又找了幾位炒黃牛票的仁兄詢問他們的經驗。



當足球朋友告訴我優座票歷來難購，我立刻想到「跳座」（英語稱seat jumping）可能是解釋。這是說，如果優座不滿，購買了劣座的可能在開場後，見優座有空置，就「跳」到那邊享受一下。如果老闆把優座以偏低的票價出售，先滿，讓顧客保護自己的優座，跳座的行為可以杜絕，老闆的總票房收入可能增加。



香港當時的電影院分上下兩層，上層分超等及特等，下層分前座、中座及後座，優劣分明，優座的票價較高。我的調查簡單：看看優座是否先滿，或百分比上先售出較多；看看黃牛老兄是否主要在優座票下注；看看優座的黃牛價的上升是否高於劣座的；看看上下兩層之間不能「跳座」的情況與一層之內有什麼不同。優座票價偏低的防止跳座假說很快就肯定了，跟著找可以被事實推翻的驗證含意，找到幾個有趣的，都沒有被推翻，所以只幾個晚上就知道有足夠的資料寫一篇文章。不認為重要，但有趣過癮，發表不會有困難。



回美後動筆，知道有一個理論邏輯的難題需要解決。這就是要證明電影院的老闆減價讓優座先滿，他的總票房收入會高於不減優座之價。不容易，想了一個晚上，想通了。但我要跟同事巴賽爾開一個玩笑：我要完全不用幾何或方程式——只用文字——而把這理論要點證出來。雖然作學生時「技術」科目成績好，但後來少用數，認為劏雞用不著牛刀，也知道數學是另一種天賦，與自己擅長的天馬行空的想像方法有點格格不入。



一九七七年發表的《優座票價為何偏低了？》（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是一篇沒有任何數學的文章，多個假設與不同係數翻來覆去地純用文字表達。巴賽爾讀得開心，叫絕，說擺明要用數學證明的我純用文字全部證了出來，他和另一位數學經濟同事找不到錯處。這篇文章結語最後一段是這樣說的：「面對競爭，一個人的行為要看競爭者的行為而定。市價的決定是競爭的結果，也是重要的。但這不是唯一的結果。如果減價可以幫助約束行為，所有合約的參與者可能獲益。這篇文章示範著的，是約束行為的行為可以有效而又方便地以減價促成。」



在同一結語中，我舉出其它例子，其中最清楚的是香港置地的經理人一九六八年在法庭上的陳辭。置地是當時香港最大及一般人認為是管理得最好的房地產公司。經理人說，公司是刻意地把寫字樓的租金調低，約低於市價百分之十，目的是要有一個「健康的排隊」（他稱a healthy queue）。言下之意，是如果有租客排隊等位，他們可選租客，而租客見有人等位，交租會較為準時，也會較為遵守租約指定的規則。



後來朋友告訴我，八十年代初期興起的效率工資理論（efficiency-wage theory）來自優座票價偏低一文，尤其是香港置地的例子。把「出售」改為「購買」，這新理論是說，僱主刻意地把工資提升，高於他們可以聘請之價，是趕驢子的故事：前有紅蘿蔔，後有棍子。工資提升，員工較為賣力，是紅蘿蔔，而有人排隊等職位，則是棍子了。這理論的漏洞多得離奇：紅蘿蔔與棍子分不開；市場所有僱主皆用此法，何來棍子了？所有工資皆紅蘿蔔，要怎樣算才對呢？



效率工資的一個主要用場，是解釋失業：工資不易向下調整，所以失業較多。二○○○年的春天，一位諾獎得主到港大講話，講效率工資與失業的關係。我在場作主持，他講後我搶先提問：「你的失業理論是基於時間工資合約的，但中國的工廠一般用件工合約，而獎金制也普及，純時間工資的不多見，你的理論怎樣了？」他無從回應。多知世事就佔了先機！



從來不否認較高的薪酬會有較佳的工作表現。曾經打趣地說過，如果有刊物出稿酬一百大元一個字，我的文章可以寫得像蘇東坡！老人家也真倒霉，雖然沒有誰會貶低老人家的本領，但也沒有誰會那樣傻，出百元一字考一下老人家。問題是從海外回歸的經濟學後起之秀，竟然以不成氣候的效率工資理論來考一下神州大地的勞苦大眾！



是的，這幾年，無論是支持人民幣升值，或提升最低工資，或推出新勞動合同法，或大談經濟轉型，等等的言論，我都看到效率工資理論的影子，看到座位票價，看到香港置地。回歸新秀加進去的發明，是紅蘿蔔與棍子再不是由私營企業的老闆決定，而是由政府強制。這算是什麼學問了？



座位票價影響了老人家，老人家例舉香港置地，香港置地影響了效率工資，效率工資影響了回歸新秀，回歸新秀影響了北京政策，北京政策把工人趕回鄉去耕田。是幻想嗎？還是神州大亂了？

新勞動法與蠶食理論

拙作《北京出手四萬億的經濟分析》十一月十八日在這裡發表時，編輯先生加了一段按語：「中國政府昨天宣佈，為了穩定就業局勢，暫緩調整最低工資標準，變相凍結新勞動法。」此按不對。新勞動法的江山依舊，何來變相哉？暫緩最低工資的上調，或這裡那裡放寬一點，有小助，但正著是撤銷，因為有影響力的最低工資存在，勞苦大眾的生活不會好過。



最低工資在國內不同地區各顧各的存在了好些年，為恐打草驚蛇，我不說。當時的最低工資低，一般沒有影響力，而偶有比市場低薪略高的，沒有誰執行。新勞動法的引進強化了最低工資的執行，而法定的「最低」，這些日子的升幅一般高於通脹率。新勞動法帶來的反效果是明顯的：今天，收入最低的工人失業的失業，回鄉的回鄉，而還有工作的工作時間是愈來愈少了。為什麼到了今時今日，網上還有讀者支持新勞動法呢？



我在經濟學作出的比較重要的貢獻，屈指算來近兩掌之數。其中自己感到最滿意的，行內不重視，可能因為與傳統的分析格格不入吧。邏輯上我不可能錯，而對真實世界的市場觀察了數十年，認識與行內的朋友差別頗大。我是寫了出來的，一九八三年以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公司的合約本質》）為題發表於《法律經濟學報》，是該期的首篇。二十五年過去，該文大有名堂，可惜行家們到今天還看不到其中要點。



該文說的要點，是經濟學課本及課本之外的有關分析，永遠把生產要素（如勞力、土地等）的市場與產品市場分為兩個市場，課本一律在兩個不同的部分處理，是大錯。以我之見，市場是權利交換的地方，擴大起來只一個，其中的合約安排千變萬化，各各不同，而不同合約安排的選擇，一般是為了節省交易費用。後來我在其它文章補充：因為人的自私，或政府多加左右，提升交易費用的安排出現，可以是災難。美國的金融合約安排是一例，中國的新勞動合同法也是一例。



我曾經提到一個尷尬例子。二十多年前被迫作評審，決定一個助理教授應否升級。見該教授專於產出函數研究，我問：「當你在街頭讓一個孩子替你擦皮鞋，擦好後給他一元。這一元是購買孩子的勞力呢？還是購買皮鞋給擦亮了？」他答不出來，不能升級。我也說過戰後香港西灣河山頭家家戶戶穿珠仔為生計的例子，拿開了中間人，勞力市場就是產品市場。在工廠見到的件工合約安排，略為複雜，但拆穿了跟穿珠仔沒有兩樣。二戰時在廣西，每十天有「趁墟」之盛，農民帶產品集中一處銷售，既是產品市場，也是他們的勞力市場了。就是今天，週末到農村一行，在農地或路旁購買農作物，也是二市難分：基本上二者一也，分之蠢也。



既然二者一也，管一就是管二，管制勞動市場就是管制產品市場，法定最低工資就是法定物價管制。那些高舉自由產品市場而又贊同最低工資的經濟學者，是有點胡塗了。



離開了擦皮鞋或穿珠仔，合約的形式變化多，例如以時間算工資，或分花紅，或算佣金，或送股票，或供食宿，或賜獎賞，或佃農分成……而又或者幾項花式合併而為約。然而，無論怎樣變，不管搞得如何複雜，皆可翻為件工合約的替代，穿珠仔之類也。從一方面看是僱用合約，是生產要素市場，從另一方面看是產品市場的替代，合約的形式有別，市場一也。



讓我提出一個淺問題來考考讀者吧。如果今天中國的勞動法規定最低工資是每天一千元人民幣，嚴厲執行，失業會增加嗎？答案是不一定。勞動市場可轉用件工、或分紅、或分成，等等其它合約處理。問題是政府約束一種合約的自由選擇（這裡指約束時工合約），市場選其它合約安排替代，一般會增加交易費用，而政府見工人一天賺不到他們意圖的一千元，多半會左右其它替代合約。這樣一來，僱主要迫著關門大吉，被雇的迫著回鄉歸故里，或到街頭賣花生去。嚴格地說，行乞、犯案也是職業。



那所謂失業，是要有僱主及被雇的存在才出現的。失業主要是工業興起的發明，工人被炒後一時間找不到其它僱主，自己無鄉可歸，一時間想不出賣花生之法，要再找僱主，找不到合意的，稱為失業。炎黃子孫在地球存在了數千年，失業之聲近二十年才聽到。



為什麼僱主與被雇於工業來得那樣普及呢？兩個原因。其一是分工合作，集中人手大量產出，每個成員分得的收入會遠高於各自為戰的產出方法。史密斯一七七六提出的造針工廠是好例子，雖然後來的實際經驗證明史前輩遠遠低估了。其二是好些生產程序，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需要監管。這監管促成了勞工有奴隸性質的形象，剝削之聲四起也。然而，多年的觀察，知道說剝削工人的人沒有一個做過廠。在市場的競爭下，剝削工人談何容易哉？



這就帶來上文提到的問題：為什麼新勞動法為禍明確，網上還有讀者支持此法呢？利益分子或顏面問題不論，答案是有些人見到某些地方，或某些企業，最低工資及勞動法例是明顯地提升了就業工人的收入。這裡的重點是租值的存在。最低工資及勞動法例由政府推出，更重要是跟著加進了工會，一個有租值的工廠或企業可以被蠶食而使工人的收入增加。租值是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掌握得好不容易（見拙作《供應的行為》第二及第三章）。簡單地說一句：租值是資源使用不受價格變動影響的那部分的資產價值。一家工廠大手投資購買了機械，轉讓出去不值錢的那種投資，工資被迫增加也要繼續幹下去，其租值是被蠶食了。一間因為苦幹得法而打下名堂的企業，有值錢的註冊商標，一間工廠研究有獲，在發明及設計上拿得專利註冊，等等，皆有租值，不是什麼最低工資或新勞動法一推出就要關門的。他們有一段頗長的時日可以逆來順受，但一旦遇到市場大為不景，租值全失，專利名牌就變得麻煩了。這是近今美國汽車行業的困境。龐大的租值被蠶食了數十年，幾殆盡矣，怎還可以經得起金融市場的風風雨雨呢？



一般而言，蠶食企業的租值，是需要工會的協助才能成事，所以工會有工人的支持。工會操作的關鍵（先進之邦的工會，不是目前中國的），是阻礙工人自由參與競爭，因為工人自由競爭不容易蠶食企業的租值。



有幸有不幸，中國的最低工資與新勞動法是來得太早了。君不見，目前紛紛關門大吉的工廠，清一色是接單工業，沒有什麼租值可言，用不著什麼工會對立老闆就失蹤了。這是不幸。幸者，是關門關得那麼快，而又是那麼多，其示範大有說服力，好叫有關當局知道容易中先進之邦的勞動法例之計。



可以阻礙工人自由競爭的工會今天在中國還沒有出現，可能因為大有租值的企業目前在中國不多。新勞動法無疑鼓勵蠶食租值的工會出現，但要等到中國的發展更上一層樓，大有租值的企業無數，這類工會才會藉新勞動法的存在而林立起來。真的嗎？可能不會吧。聰明的老闆會意識到只要新勞動法存在，有租值蠶食力的工會早晚會出現，不敢向增加租值的投資下注。



這就是北京的朋友要重視的一個關鍵問題。要搞經濟轉型這些日子說得多了，而所謂轉型者，就是要鼓勵增加租值的行業：研發科技、搞國際名牌，等等。有新勞動法的存在，企業租值上升，蠶食此值的工會隨時出現，豈非血本無歸乎？新勞動法來得那麼早，一則是悲，一則似喜也。我這個老人家是怎樣也笑不出來的。

奧巴馬與通用汽車

朋友察覺到嗎？奧巴馬獲選美國總統有一個相對現象。一方面，黑人獲選是創舉，令人欣賞的是在整個競選過程中我們看不到有種族歧視的跡象。六個月前，約四十個美國學生跟我會面，問及，他們絕大多數支持奧巴馬。另一方面，美國的種族歧視是嚴重的。幾年前在上海某酒吧遇到一位美國黑人，問他喜不喜歡中國。回應是他走遍地球，最喜歡的是中國。他的解釋簡單了當：中國是他到過的唯一毫無種族歧視的地方。炎黃子孫先敬羅衣後敬人，是另一種歧視，也足以令人反胃。可能因為神州大地的不同「種族」無數，魚目混珠，搞種族歧視的費用是太高了。



多年以來，美國政府知道歧視黑人嚴重，千方百計地要改善這個惡習。最大手的一次，搞得不歡而散的，是三十多年前推出mandatory busing。那是說，凡是進入公立中、小學的學生，要抽籤，抽中了，白人區的要坐政府提供的巴士到黑人區去上課，倒過來黑人區的要坐巴士到白人區去上課。意圖把黑、白二族混合，讓他們從小結交，希望消除種族歧視。



你可以想到「強迫巴士」的困難嗎？我當時在西雅圖，住區平凡，多是北歐人，算是白人區了。有兩個正要進學的小孩，怎麼辦？西雅圖比北京還要北，冬天，早上九時半才微見曙光，如果兒女進公校，抽中巴士簽，他們要六時起床，步行約一英里坐巴士去。天全黑，往往淫雨霏霏，怎可讓幾歲大的去冒這個險呢？何況坐巴士一程個多小時，每天兩個多小時兒女要坐在巴士上，值得嗎？所以選私校，交高學費，早上八時駕車送兒女到學校後，自己上班去。記不起巴士政策搞了多少年，吵得你死我活，終於取締。在這期間美國的私營中、小學大行其道，公立的一蹶不振，以迄於今。



提到上述，是要讀者知道種族歧視這回事不易處理，其持續時日可能以世紀算。奧巴馬任總統會是個大轉機嗎？可能是，希望是。這轉機的要點，是黑人連美國總統也當上了，再歧視不是很無聊嗎？



奧巴馬在這個時刻當總統，幸或不幸，其成敗得失會相當極端化。美國的金融風暴屬大災難，處理得好，處理得妙，奧巴馬會是個大英雄，足以萬世流芳矣。看來很不容易處理，搞不好不難明白，而源頭與他無關，民意不易大跌。問題是處理如有失誤，容易搞得一團糟，舉世的人觀看著，不幸的評價會很極端。明顯地損害了人民財富的錯失，歷史上沒有誰客氣過。



想到這些，因為奧巴馬上任後很可能要處理的第一個問題，是大難題！那是通用汽車應不應該由政府挽救。有可能在奧巴馬上任前有了決策，或到時通用汽車已經宣佈破產了。但也可能還沒有定案，要奧巴馬拍板。動筆寫此文之際，兩個相對觀點清楚地表達了：奧巴馬說要救，代表布殊總統的財政部長保爾森說不救。不救的理由不難猜：只救金融已經夠頭痛了，而救企業是救之不盡的。救通用，只一家也不知要救到何時何日，再救其它，底線要在哪裡劃下呢？



不救，讓通用關門，其它兩家美國大汽車廠的生存機會增加。問題是通用汽車不單是一家大汽車公司或一家大企業。通用是美國的光輝，是美國經濟歷史炫耀世界的一個主角。在美國求學時我對通用高山仰止。後來在西雅圖華大任職，一位同事是通用的多年顧問，從他那裡聽到不少關於通用的典故。



當時同事說，通用汽車是地球歷史上唯一的任何機械產品都可以製造的工廠︰從汽車到坦克到飛機到航空母艦到潛水艇，要造都可以造，而且一律會有高水平——凡是機械，通用無所不能。也是我在美國生活時，General Motors（通用汽車）這個稱呼被引用到其它行業去，代表著不可以被超越的地位。例如某人說某企業怎樣了不起，有懷疑的會問︰Are they General Motors？（他們是通用汽車嗎？）通用產出的最高檔次的凱迪拉克汽車（Cadillac），在日常談話中代表著不可以被超越的質量。例如某君手持一部照相機，你問好不好，他回應：It is Cadillac——是說照相機之王也。沒有誰會用勞斯萊斯作此比喻，也沒有誰會說凌志。以一物代表最優質的稱呼，我能想到的只是Cadillac。



通用有逾百年的歷史，正式成立是一九○八，今天剛好一百週年。一九二九到上海開業，戰爭之前那裡的富家子弟沒有誰不以擁有一部通用的別克（Buick）為榮。一九六七年，通用銷售汽車一億輛，與今天一年不到二千萬輛相比，恍若隔世。他們最平民化的汽車牌子是Chevrolet，可能是歷史上銷售最多的汽車。



在美國生活時我是通用的捧場客，喜歡他們產出的安全可靠。上述的同事曾經打趣說，通用的汽車整架壞了也可以行。價格也相宜。今天，一部中等的Cadillac在美國零售約美元四萬，中等的Chevrolet減半。考慮到美國的最低工資高，汽車工會勢力大，這樣的零售價反映著通用是一家產出效率了不起的機構。



挽救通用的方法不是沒有，只是侷限所在，不能辦到。有三步。一、撤銷最低工資，也讓勞資雙方有個別議訂合約的自由，工會及政府不能左右。二、發行股票或債券集資。執筆寫此文之際，通用的股價約三美元。如果第一步全部通了，我會在十美元以下捧場，君子一言也。各地銀行也會刮目相看，可能樂意借錢了。三、由政府出面，強力要求中國及其它發展中國家取消汽車進口稅。



通用汽車的頂級人材那麼多，產出運作的經驗那麼老到，持有的發明及設計專利無數，百年信譽，招牌點止金漆咁簡單？有這一切，我不相信在自由市場的競爭下，價比價，質量比質量，今天在上海產出的通用汽車鬥得過在美國本土產出的。



在美國投資產出的德、日汽車，到今天還沒有出事，主要是因為他們躲到美國南部工會勢力較弱的地區設廠。通用、福特、克萊斯勒的不幸，是美國的勞動法衍生出來的悲劇。地大物博如斯也闖禍，中了計，北京的朋友見前車而可鑑乎？

北京出手四萬億的經濟分析

本月九日新華社報導，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明年一月一日起實施十項經濟項目，針對目前的經濟困境，兩年內的「額外開支」高達四萬億人民幣！天文數字，我想不出理由反對，也即是贊同了。當然有很多問題，其中有相當複雜的，這裡談談，北京的朋友或有可用之處。



首先要說的，是地球金融風暴之禍，單在金融那方面對中國為害不大，此乃一幸也。中國有錢，花得起四萬億而還可考慮減稅，此乃二幸也。幸中之最幸者──我不反對的主要原因──是這次計劃的大手推出，可不是走什麼凱恩斯學派的路，而是把早就定下來要做的公共項目──主要是鐵路與公路的興建──早就算過而又有了工程設計的──提早及加速動工。早晚也要做，在目前的不利形勢下提早及加速是正著。



看來又是炎黃子孫的發明，沒有拜老外為師。奇怪，三十年來，凡是中國人自己想出來的經濟政策大都走對了路，凡是從西方進口的皆害人無數！是的，這些日子凡是見到北京的經濟政策沒有洋水成分，就安心一點。好了，贊完了，轉談一些複雜的問題吧。分點說較為清楚。



（一）中國二○○七的總國民收入是二十四萬六千多億，四萬億是百分之十六。分兩年，每年的政府額外投資是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八。不明白為什麼電視說會幫助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增加百分之一點五（另一說一點八）。應該高一點吧。這類投資的增加對國民收入的增加的決定，要看花的資金從何而來（中央出錢與發行債券會有不同的效果，這些分擔目前尚未明確），要看失業的實際情況（工人回鄉潮急升，不易估計），要看抽稅是加還是減，要看物價的變動（通脹或通縮的速度），等等。這些之後還有一個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而時間上也有問號。



縱觀現有的資料與目今的經濟情況，我認為這龐大投資只促長國民收入增長率一點八是低估了。這也是說，如果今後兩年中國的經濟增長保八，那麼沒有四萬億這一著增長率有可能是負值，應驗了老人家的不吉之言（見拙作《保零也艱難》）。不管怎樣說，北京要儘可能分清楚額外四萬億的效應與沒有這效應的經濟狀況，因為此「額外」也，是過渡性的，不能無止境的玩下去。繼續下去會走上凱恩斯學派之路，慘過敗家！目前，我不擔心北京會那麼蠢。有三點。一、中國的政府已經夠大了。二、國營企業的不堪回首，北京不會那麼快就忘記。三、提早及加速算好了要做的項目，讓勞苦大眾落手落腳養自己，遠比福利政策高明（美國三十年代時派面包，福利也）。



（二）在十項措施中，我唯一清楚地反對的是廉租房。這也是進口貨，不吉不利也。是從香港進口的思維吧。五十多年前香港為了應付難民湧至而大手建造廉租房，三十年後財政司彭勵治悔不當初，找我謀求脫身之計。我建議把廉租房以廉價全部賣出，給住客優先購買權。彭老認為是妙著，但利益團體激烈反對，脫身無從也。廉租房問題多：分配誰可入住引起貪污；審查居民的收入轉變吃力不討好；維修保養麻煩兼頭痛；加租必吵起來；治安不善，販毒流行……我自己認為最不妥的，是把窮人集中在一起，對兒童的心理與成長有不良影響──雖然我教過幾位出自廉租房的學生很不錯。



（三）這次推出的四萬億額外加速，廣東省格外誇張，顯示著中央上頭知道廣東是工業重災區。然而，廣東的一些主事者卻全力維護新勞動法，說新開的工廠比倒閉的多不少，又說倒閉的應該倒閉云云。這些話老人家聽得天旋地轉也。



（四）國內通縮之勢已成，不利。這方面，北京出手四萬億，對通縮的治療大吉大利。國際形勢極為不妥，中國寧要通脹，切忌通縮。加速算好了要做的公共項目，防止通縮比央行以貨幣政策處理高明。這是因為目前中國的貨幣制度有不少問題，而就是先進如美國，以貨幣政策調控物價出現問題無數。不是說以政府花錢或抽稅是調控物價的上選方法，而是這次剛好有項目可以提早及加速的方便，只這一次，用之有減除通縮的能耐，用了再算吧。見通脹回升太急就減慢四萬億工程的速度吧。



（五）四萬億對股市是有幫助的，因為不少工程要用上市公司從事。對房地產只有小助，因為出手四萬億只是過渡性，不會引起樓房購買潮。



（六）論到上述措施的成本，有利有不利。利者，是原料之價目前正在急跌，而工廠倒閉那麼多，僱用勞工容易。不利者，是凡趕工或提早，成本一定增加。這是五十多年前老師艾智仁指出的產出成本定律。我無從估計前者的成本下降與後者的成本上升哪邊會勝出，但在這個時刻推出四萬億是難得一遇的合時決策。



（七）國內有一個定律，是凡有政府工程，必有貪污（這定律可不是神州獨有）。在管理與設計工程那方面，趕工肯定會增加問題。這些是中央上頭的職責，他們不可能不知道，我只是多口說兩句。



（八）最頭痛的問題——我要留到好意頭的「八」才提出（一笑）——是政府的大手加速項目肯定會扼殺了無數的半生不死的私營（即民營）工廠的生存機會！對工業而言，新勞動法是「一劍霜寒四十州」，四萬億的政府工程是補加一劍︰私營工業的成本增加無可避免。一般而言，如果政府能成功地挽救經濟，新勞動法會頑固起來，揮之不去。但四萬億這一著多半會協助此新法的撤銷。這是因為如果不撤銷，在四萬億的推行下，工廠的倒閉潮會一浪接一浪地出現。北京的朋友不可能不知道工業的發展是他們的米飯班主。



（九）中國今天有錢，花四萬億等於兩年內完成十四個北京奧運項目。剛好有足夠應做的項目可以提早及加速，是中國之幸。北京的朋友要飲水思源。他們今天有錢可花，在國際上吐氣揚眉，主要是勞苦大眾的血汗拚搏回來的結果︰血汗拚搏引進了外資，也把無數產品與高樓大廈製造及建立出來了。可歌可泣的故事說之不盡。這些令老人家肅然起敬的勞苦大眾，因為人民幣處理失當與新勞動法的左右，失業的失業，回鄉的回鄉，而整體來說他們的人均收入是明顯地下降了。



少小時下象棋，喜歡走烈手炮。審時度勢，北京選走烈手炮無可厚非。出手四萬億彷彿幾著之後河頭車二平六，守住六路。看似進可攻，退可守，其實是搏殺格！可不是嗎？四子歸邊，有需要時中炮既可進四，也可平六，左馬跳單蹄，隨時兵九進一。這樣的棋風大有可觀，但著著皆險，北京的朋友要小心了。

人民幣與中國工業

先要澄清兩件事。其一，有些言論把目前中國工業遇到的大困難，歸咎於地球金融風暴。這風暴無疑帶來殺傷力，但對中國來說這些是今年九月十四日雷曼兄弟出事之後的麻煩，而中國工業遇難是早上大半年開始明確的了。廠商們的看法很一致。風暴之前讓他們虧蝕的主要是人民幣兌美元升值，但關門主要因為新勞動合同法。後者使他們從失望轉到絕望去。廠商們的意識，是人民幣升值及帶來的損害很可能是過渡性的，北京上頭知道他們的困境或會改過來。新勞動法則說得實牙實齒。大半年前港商聽到北京派去的說出的一番話，紛紛感到大勢去矣。



要分析及處理目前中國的經濟困境，千萬不要有混淆：人民幣與新勞動法加起來是一回事，金融風暴是另一回事。以後者作為前者的藉口是嚴重的錯失，因為二者的性質差別大，解救或處理的策略是不同的。我大略地估計過前者給國家帶來的損失，大得不說算了。這種估計要算得精確很困難，但大略的估計不難，也不會離譜，比較聰明而又有觀察力的研究生可以算得及格。



第二件要澄清的，是一些讀者讀到我批評新勞動法的文章，說他們所在的地方政府沒有真的執行，有等於無，何害之有哉？我知道執行有地區性的分別。北京與上海執行得相當緊，據說勞資雙方打官司勞方的贏面在九成以上。一些地區忙顧左右，勞方不吵起來不管。還有一些地方，有關幹部對廠商們說最好大家不提新勞動法，或明或暗地教廠商們怎樣避重就輕。這些都不是問題。問題是只要新勞動法存在，北京隨時可以堅持此法的嚴厲執行，地方政府怎樣打松章，投資者也不敢下注。



目前的形勢非常嚴峻。三項觀察皆凶兆！一、廠房租金暴跌，空置廠房無數。二、工人的收入明顯下降。三、幾個月前我觀察到而又寫過的工人回鄉潮，目前正在急升。這三項嚴重的不幸皆起於金融風暴之前好幾個月。北京不要再等了。



複雜的問題要找簡單的角度看；簡單的問題要尋求複雜的一面。這是我處理經濟問題的方法。人民幣升值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其實相當複雜，讓我分點解釋一下吧。



（一）大約二○○三年五月起，我反對人民幣兌美元升值。這絕對不是因為要維護或增加貿易順差，而是當時中國的農轉工發展得好，亞洲及一些落後之邦的發展也有看頭，大家有著一個互相共存、一起發展的均衡點。人民幣升值，中國對廉價勞力之邦的競爭是讓賽，生活改進得頭頭是道的農民會受到打擊。



（二）人民幣升值不容易改善美國的貿易逆差——彈性係數的關係我分析過了。沒有那麼明顯的是人民幣升值不會改進美國工人的就業機會。美國少買了中國貨，代之者是其它落後之邦或發展中國家的產品。目前中國出口的產品美國一般不會造，就是輪到美國投資墨西哥產出的，也不會輪到美國本土。美國本土的產品要不是先進就是檔次高，人民幣升值不會鼓勵美國轉到低檔次的去：他們的最低工資是太高了。從另一個角度，這觀點格林斯潘在任時也看到。他認為人民幣要升值，不是為了增加美國工人的就業機會，而是認為人民幣不升值守不住。我不同意格老這點，因為幣值有壓力下降不容易守，有壓力上升則容易，二者是不對稱的。



（三）中國有龐大的貿易順差不智，何況會惹來國際上的反對或政治攻擊。解決這順差的辦法不是把人民幣升值（彈性係數不協調會適得其反）。要減少中國的貿易順差，最上選方法是廢除中國的進口稅。這肯定會增加美國及其它先進之邦的就業人數，皆大歡喜。北京沒有這樣做是不對的：進口稅鼓勵了冒牌貨，鼓勵了賣假藥，既不能讓炎黃子孫多享受一下國際名牌，也不能改善先進之邦對中國的不友善意識。雖然幾個月前我推斷過，一年後中國的貿易順差會變為逆差（此見今天不改），取消進口稅還是正著。這會舒緩外間要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也協助一下歐美目前面對的金融困境。是的，多購買他們的產品，遠比借錢出去高明。



（四）想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二十多年前與曾獲諾獎的英國經濟學者希克斯（John Hicks）相聚，論天下大勢，他說三十年代美國的經濟大蕭條導致災難擴散全球，主要是因為國際貿易大幅收縮。他認為如果當時的國際貿易沒有收縮，大蕭條不會擴散。他給我的解釋很有說服力。



不久前我說過，因為今天國際間再沒有用上三十年代的本位貨幣制，通縮是不會像昔日那樣容易擴散的。問題是今天的情況，國際貿易也有收縮的跡象。這也是災難地球化。如果希克斯之見沒有錯——我認為沒有錯——那麼不管貿易收縮不收縮，今天是要設法擴張國際貿易的重要時刻了。北京要跟其它國家洽商，大家一起撤銷關稅。以擴大國際貿易的方法來協助目前的地球不幸，是高棋。



（五）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工業的為禍，不限於升值本身帶來的與發展中國家競爭的問題。同樣重要的──有些廠商認為更重要──是中國還有外匯管制，出口不能以人民幣結算。這是說，因為有外匯管制，外商不容易購買人民幣找數。中國的廠商逼著用作外貿交易的，主要是美元。



另一方面，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的趨勢明顯，但有外匯管制，中國的廠商不容易在外匯市場以對沖合約來保護自己。再另一方面，幾年來某些人士對人民幣的上升速度看得相當準，在匯市炒作圖利，使人民幣兌美元的現貨與期貨的相當大的差額，持續了好幾年。在上述的情況下，中國的出口廠商訂價很困難。讀者想想吧。工廠產出，毛利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是正常的，含意著的純利約百分之十。人民幣升值，一般沒有專利的廠商的毛利下降至百分之二十左右，儘量節省，純利約百分之三至五。這小純利會容易地給幣值的變動或現貨與期貨之間的差額廢了。



（六）有匯管，加上央行用壓制需求的方法來約束人民幣升值，廠商們通過正規銀行兌換與匯款有不少沙石（就是存在國內銀行的外幣，要提款也有限制）。這些沙石迫使廠商用地下錢莊來處理兌換及匯款事宜。問題是，地下錢莊是非法的，久不久受到政府封殺。這是做廠的另一項頭痛問題。



讀者須知，香港與國內的地下錢莊存在了數十年，早期甚至不到十年前，這些錢莊的存在主要是為賺黑市匯率的一小部分差價。今天的情況不同了。黑市匯率不再存在，地下錢莊賺的主要是靠運作效率比正規的銀行高。要兌換人民幣，銀行有麻煩手續，錢莊半點麻煩也沒有；匯款通過銀行要幾天，通過錢莊只幾小時。我認為央行要好好地檢討一下。今天地下錢莊的存在不是因為有什麼黑市匯價可賺，而是正規銀行在運作的效率上鬥不過錢莊。怎麼可能呢？有同樣的效率，沒有誰會光顧在信譽上要打個折扣的錢莊。今天錢莊的存在顯然是因為央行對銀行的兌換、匯款、提款等管得太多。我明白地下兌換或匯款有時牽涉到客戶的非法行為，撤銷匯管會使之合法化。



（七）撤銷外匯管制對中國的工業發展是重要的，而在目前工業因為種種原因遇到困難的情況下，這撤銷是更為重要了。另一方面，撤銷匯管會帶來其它的複雜問題。篇幅所限，是後話。



（八）因為中國的工業遇難，近幾個月人民幣的強勢已去！如果在這個時刻人民幣被迫而再升值，會是災難。

經濟解釋會成為中國學派嗎？

「《佃農理論》四十年」研討會議結束了，參與者說很成功。我極少參加會議，不知「成功」如何衡量。約一百人，其中不少說，那是他們參與過的最成功的會議，甚至有說比七月高斯在芝加哥大學舉辦的「中國經濟改革三十週年」還要好。芝大之會一致好評，但因為參與者一半是西方人士，不知中國，交流有點沙石。



《佃農理論》是我一九六六年作學生時的論文習作，首篇文章的發表日期是一九六八，剛好四十年。往事如煙，這次研討，參與的年輕人不少熟讀該書（若干年前出版了中譯本，有學子說讀英文版），使我有無限感慨。籌辦這次會議的朋友徵文，由他們選出六篇贈予獎金作鼓勵。說明限於以經濟分析來解釋真實世界的現象才考慮。果然，收到的四十多篇文稿全是解釋之作，好壞不論，這類作品在地球上近於失蹤有三十年了。



我還是沉醉於六、七十年代解釋有趣現象的經濟學。不一定同意他家的解釋，但好些過癮可讀，有啟發力，不同意更加緊張刺激了。為什麼同樣的病，加州的醫生收費，收富人比收窮人的多？為什麼廠家或批發商要管制零售價？為什麼職業棒球手的僱用合約，是奴隸性質的？為什麼電影片的批發，叫座的永遠與不叫座的一起捆綁銷售？



問的永遠是為什麼，不問好不好，也不問怎麼辦。這是我當年對經濟學著了迷的原因。我自己的作品也永遠問為什麼，不管其它。為什麼香港戰前建造的私人樓宇，在戰後出現天台木屋的僭建呢？是誰那樣神通廣大，有本領把房子僭建在他人的房子之上呢？為什麼佳座的票價偏低了？為什麼台灣管制佃農的分成率，農業的產出量竟然上升？為什麼中國昔日有盲婚制，有童養媳，而婦女要纏足那麼蠢？就是到了年逾古稀的七十二歲，我還在問：為什麼問題多多，被人批評得一無是處的中國，經濟會發展得那麼快？



經濟學鼻祖史密斯一七七六推出的《國富論》，包羅萬有，既問好不好，也問怎麼辦，但一舉成名的重點，還是問為什麼：為什麼自私自利的人，會給社會整體帶來那麼大的貢獻呢？是的，以史前輩為首的古典經濟學，雖然傾向於政策好不好的建議，但「為什麼」一般是分析的出發點。到了以馬歇爾為首的新古典經濟學，數學被引進，邊際分析盛行，變量與方程式相等的均衡理論普及，問「為什麼」一時間成了主流。很可惜，因為數學的引進，經濟學者問的多，答得少。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學者們專注於理論或技術上的發展，漠視了真實世界的現象。其二是為了方程式或幾何的整齊好看，經濟學者逼著把侷限條件簡化，其中最大的錯失是或明或暗地假設交易費用是零。真實世界的侷限與理論假設的侷限不同，理論的解釋力不管用。三十年前我說過，如果在實驗室作化學試驗，你不可以用不清潔的試管而假設是清潔的。換言之，以經濟理論解釋世事，假設的侷限一定要與真實世界的侷限大致吻合。假設的侷限要看得到、摸得著，要真有其事，而推斷會發生的現象也同樣要看得到、摸得著。



篇幅所限，我不能在這裡再評論因為世界複雜，理論一定要簡化，或上世紀五十年代經濟發展學說的一無是處，或宏觀分析一落筆就打三更，或機會主義之類的博弈分析只是說故事，無從驗證。我要說的是七十年代後期起，經濟學者的興趣一般是與真實世界脫離了。不知世事，問為什麼不是有點糊裡糊塗了？理論多多，但一般與真實世界扯不上關係，是今天經濟學發展的悲哀。



我對後者不幸發展的解釋，是越戰之後以美國為首的大學轉向算助理教授發表文章的數量及發表學報的名頭來作為升級或加薪的準則。出道於越戰之前，我用不著擔心薪酬要與文章數量及學報品牌掛鉤。自由自在，想到過癮有趣的，調查、思考到忍不住時才寫出來，瀟灑得很，雖然每件作品都經過一段艱苦歷程。在我之前的經濟學者，是好是壞都可以這樣瀟灑一番。越戰後不久形勢開始轉變。



七十年代中期，老師艾智仁給我信，說「憤青」在學術界出現，很頭痛。其它大學，包括我在西雅圖任職的華大，也有類似的困難。當時助理教授升級或加薪是由大教授品評、話事的。一些助理教授問：「你們這些老頭子算什麼？有多少文章在名學報發表過？懂數學嗎？憑什麼資格決定我的前途？」事實上，除了三幾家名校，大學中也真的有不少沒有跟進學問的老頭子，發表文章的數量遠不及數學與統計皆可應付的後起之秀。數文章與論學報之風於是成為定局。可悲的是再沒有重視趣味與真實世界了。有名牌學報收容，算；書不算，沒有評審過關的也不算。問題是替學報作評審的一般低能（高能的通常沒有時間評審），而那些所謂名學報，動不動要「審」幾年才可以過關。撒網政策的行為於是普及。為了飯碗，沒有誰會那樣傻，花一兩年時間去考查一個題材才動筆。要知道世事從來不易，在不多發表必遭淘汰的情況下，再沒有誰像我當年，可以奢侈地調查思考十三年才動筆寫《公司的合約本質》，或奢侈得像我今天那樣，跟進中國二十九年才發表《中國的經濟制度》。是的，侷限不同，今天沒有誰可以寫得出像高斯一九六○的《社會成本問題》那種需要深入調查世事的文章。制度不改，今天在大學謀生計的不可能寫得出《國富論》那種偉大作品。



年多來高斯兩次來信，提出如下的問題：「有趣的經濟學在西方完蛋了，你可以在中國再搞起來嗎？」我見自己也日暮黃昏，很久沒有回應。不久前的一個晚上，我若有所悟，給他信，說：「你提到要試把有趣的經濟學在中國再搞起來，不是毫無希望的。網上的搜索說，『高斯定律』及兩個其它譯法在中文世界被提及超過十萬次，遠比英文世界為多，而我只幾年前發表的三卷本的《經濟解釋》，被提及八十八萬次。每次到校園講話，無數學生拿著《經濟解釋》求籤名。有人從網上打印下來大量複製，批發零售，售價整套只兩美元。聽說從西方名校回歸的教師很頭痛，因為他們教的跟我說的是兩回事！」



這次「《佃農理論》四十年」研討會議更讓我看到經濟解釋的生機：徵求得有趣而又值得發表的文稿比我事前想像來得容易。在神州大地，古靈精怪的有趣現象十分多，而懂得思考的青年確也不少。如果每篇值得發表的純作解釋的文章出稿酬人民幣五千，在國內出版一本每年四期名為《經濟解釋》的刊物，每期十篇，每年的總稿酬二十萬，售價但求與印製成本打平，找義務編輯、選文的用不著老人家，幾年後有機會把經濟解釋的興趣普及神州！



每年籌經費二十萬容易，五十萬不難，一百萬也可以吧。季刊售價十元一本可以打平：學問之道，紙張用不著高檔次的，學子訂購應該無數。不容易想出對教育更相宜的貢獻了。困難只一個，簡直無從過關。那是要在國內取得刊物出版的牌照，點止登天咁簡單？掛人家的牌出版不難，但不可以接受。這是因為追求真理這回事，是不可以左顧右忌的。純為解釋的科學性文字北京應該不會反對，但我的印象，是搞出版的喜歡築繭自縛，這句不能說，那句要修改，等等，莫名其妙，今天如家常便飯也。



不知何年何日，有關當局能體會到，學術的發展要有一種言論自由的空間。我不是個信奉言論絕對「自由」的人，問題是界線要在哪裡劃分。我的投訴，是國內的界線劃分很不清楚，可以闡釋到妨礙學術思想的發展。這與胡錦濤先生的主張是有出入的。

北京不要拜凱恩斯學派為師

先來一個有趣的引言吧。



我不用計算機，通過同學，發表了的文章被轉到好些「博客」去，然後讓文章自生自滅，在互聯網自由擴散。朋友說，老人家的文章在網上非常熱鬧，但又說，有時罵者無數。當然無所謂。朋友又說，有時人身攻擊，看來是有組織的。有組織？是哪個闊佬出錢呢？有誰那樣無聊了？一時間老人家覺得自己重要起來，仰天大笑！



最近朋友說，攻擊有組織是肯定的，因為忽然間群起而攻的新題材，是張五常不懂得寫文章，中語水平連小學生也不如，要找小學老師補習一下，找人修改無數白字吧。說文章不及小學生可能對，但說白字無數則誤中副車，因為我的文章有兩位專家看清楚沒有白字才發表。朋友說從來沒有見過讀者批評老人家的文字，怎會一下子那麼多，而又同時在幾個網站出現呢？



接受了「小學生也不如」的評語，這篇文章就容易寫了。最近獲經濟學諾貝爾獎的克魯明（國內稱克魯格曼），是在美國《紐約時報》寫經濟專欄的大名家，紅極一時。好幾年前熊秉元在《信報》把我的專欄與克大師的相提並論，卻沒有說誰高誰下。幾年來不少朋友問我對克魯明的專欄文字怎樣看。只讀過幾篇，本著「小學生不如」的資格這裡東拉西扯地說說吧。



克魯明獲諾獎後，有評論說他是凱恩斯之後英語文筆最好的經濟學者。我認為他的文筆可以，生動爽快，但略嫌霸道，不夠瀟灑。比貝加等大師有文采，可讀性也較高，稱專欄大師沒有浪得虛名。然而，論到英語文字水平，凱恩斯之後克魯明寫不過史德拉（George Stigler）及高斯等好些人。我認為高斯雖然文筆了不起，但寫專欄不會怎樣——他的個性看來不宜於寫專欄。昔日佛利民與森穆遜一起在《新聞週刊》寫專欄，擺明是比賽一下，過癮兼精彩。擇其佳者，佛、森二師勝過今天的克魯明，但平均水平可能鬥不過。我是說專欄文章，不是說經濟內容。很可惜史德拉沒有寫過專欄。要是當年此公動筆，可能無敵天下。史老兄文采頂級，幽默瀟灑，而個性是極宜寫專欄的。



我自己只寫過四篇英語專欄，發表於《南華早報》，可幸保存了下來，讀者不妨讀讀，與美國的大師們比較一下（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第三十至三十三篇，其中三十一與三十三可以視為我的代表作）。我的中文專欄與克魯明的英文專欄怎樣比呢？很難比，因為大家的風格與文體差別甚大。不是因為中、英二語不同，而是在文章的處理上有很大的差別。說我的「專欄」不是專欄我不會跟你打官司。有三點。



其一是八三年山木邀請我寫專欄之前，我沒有用中文寫過文章，逼著自己發明百鳥歸巢的寫法：四六文體，宋詞句法，論平仄，砌字數，古文、白話文、廣東話、俗語等都一起用上。讀者喜歡不喜歡是另一回事，但經過約一千五百篇的嘗試，我這種文體是寫到盡頭了。囊括了炎黃子孫數千年的文化，雖然有點不倫不類，但奇異而又過癮的表達英文是辦不到的。其二是我什麼題材都寫。既然不乏刊物收容，意之所之，包羅萬有，題材斗多容易勝出幾條街。其三是為了過癮，一文之內我喜歡寫出變化。不是刻意的。只是下筆時如醉酒步行，跌向哪一方自己事前不知道，順其自然，久而久之，知道讀者喜歡這種不成規矩的寫法，就繼續下去了。是的，跟我的書法、攝影、經濟分析那樣，我的專欄文字是愈老愈放了。



不少朋友問及克魯明的經濟學，我無從回應。數十年來我沒有讀他家之作，而在求學上克大師算是比我晚了兩輩——我在芝大作助理教授時，他的老師是那裡的學生。最近讀到一篇克魯明寫金融風暴的專欄，有同意與不同意的地方。大家同意的重點，是認為美國面對的難關不容易過。格林斯潘、貝加、劉遵義等人是比較樂觀的。整個不幸非常複雜，觀點不同在所難免。在一個關鍵的困境上克魯明與我的看法相近。他認為美國人的消費意欲會持久不振；我認為借貸的無可避免的收縮，很可能需要長時日。



克魯明出自麻省理工，他對這次災難的分析，是相當純淨的凱恩斯學派。他相信儲蓄悖論（Paradox of Thrift），是森穆遜從凱恩斯的理論變化出來的。他也相信流動性陷阱（Liquidity Trap），是凱恩斯的發明。我出自洛杉磯加大與芝大，二者皆對凱恩斯學派沒有好感。其實在我個人而言，出自何方是沒有關係的。主要是當年讀宏觀，我老是不明白為什麼儲蓄等於投資是宏觀經濟的均衡點。這是凱恩斯的發明，當時我百思不得其解。後來在一九六三年初，老師普納（Karl Brunner）詳盡地向我解釋得清楚。清楚了，明白了，就認為凱恩斯的宏觀分析在基礎上是錯了。當時我正在深研與凱氏同期的費沙（Irving Fisher）的利息理論，在基礎的理念上二者大有出入，我認為費沙對，凱恩斯錯。話雖如此，從凱氏演變出來的方程式我背得出來，博士試考個第一容易，可見讀書考試可以是很無聊的玩意。



我不要在這裡解釋我認為是不對的或起碼大有問題的儲蓄悖論及流動性陷阱，但克魯明建議的處理目前金融風暴的主要方案，我認為行不通。他認為美國政府要大手花錢，由政府推出消費，因為消費者有錢也不一定會花。這是純度一百的凱恩斯學派了。



我認為這政策行不通，因為美國政府今天的財赤龐大得驚人，再大花一筆後患無窮也。事實上，目前的金融災難，雖然不是起於美國政府花錢太多，但龐大的財赤肯定是加重了他們目前面對的困境。佛利民生時認為伊拉克之戰是大錯，但又認為財政上美國負擔得起。真的嗎？



我的觀點簡單得多。不管宏觀或微觀，我信奉的原則是花錢要有所值，不值得花就不要花。多花不值得花的錢，早晚會闖禍，那些政府究竟可以花多少、把財赤推向後代可以推多少的分析，我知道，但不同意。花錢的原則簡單，不值得花就不要花。政府大手花錢可以挽救目前的災難嗎？如果有錢大花特花，當然有助，但值不值得是另一個遠為重要的問題。國債這回事，不是推到後代那麼簡單。這次災難過後，國債太高可能惹來債券下跌，利率上升，通脹急起，美元大跌──會是另一場災難。這些不容易加起來的現象組合，地球出現過。



最近的觀察，是北京當局知道問題嚴重：不一定是恐懼金融風暴，而是知道經濟數字很不對頭，工業兵敗如山倒。跡象顯示北京開始花錢了。值得嗎？



我不擔心像美國三十年代那樣，中國會因為不景而搞出大政府，因為中國的政府已經夠大了。問題是中國比美國幸運得多，可以修改現有的為禍不淺的政策而過關。我擔心的是如果北京輕視這個選擇，學美國的別無選擇的花錢途徑，為禍不淺的政策會永遠地驅之不去！

不救工業，樓市何救哉？

在國內的飛機上見乘客手持報章的大字標題：「政府救市兇猛，樓市堅冰難融。」沒有借來一讀，但心想，那不是發了神經嗎？



曾幾何時，是年多前吧，讀報，某官員說一定要把國內的樓市打死。當時正在打，亂打一通。樓市也真頑固：這裡那裡交易要加稅，誰可買誰不可買有規限，利率加了多次，借錢諸多留難，百分之七十的住宅單位要建在九十平方以下，廉租房要拜香港的難民時期為師……打了大半年，終於把樓市打死了。應該大事慶祝一番才對，怎會叫起救命來了？



也是幾天前，國內某報的標題說北京要鼓勵勞力密集的工業，增加就業機會云云。我想：曾幾何時，不是說要搞經濟轉型嗎？不是說要淘汰勞力密集的夕陽工業而走向高科技的發展嗎？怎麼一下子又變了卦？



老人家快要氣死了，說說笑，發一下牢騷，或可延年益壽。轉談真理吧。一個像中國那麼人多，人均農地極少而天然資源又乏善足陳的國家，大事發展工業是唯一的可靠出路。在這必需的龐大農轉工的過程中，工人住得差、吃不飽、苦不堪言。這些現象無可避免。但像中國那樣的國家要發展起來，有多個窮國參與競爭，別無善策。整國的高樓大廈、公路、大橋等都是令人哭得出來的勞工血汗建造起來的。有幸有不幸，機會存在，好些勞工成功地打上去，生活改進了。新勞動合同法意圖協助勞工，但除了很少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一小撮要搞事圖利的人，基本上此法是害了窮人自力更生的機會。不容易找到一個比我更關心勞苦大眾的——抗戰期間我比他們還要苦，苦很多。然而，研究法例的效果是我的專業，學術的尊嚴不容許我說假話。每次依理直說都給網上客罵個半死，但歷史的經驗說，熱情是換不到飯吃的。



我和太太不是什麼慈善家，但認為吃少一點無所謂，見到需要幫助的人，沒有手軟過。可惜畢竟是小人物，愛莫能助之感天天有。我的主要本錢是經濟分析得準，地球史實知得多，動筆寫點文章，解釋與推斷因果，是我可以幫助勞苦大眾的最佳方法吧。我認為演變到今天，新勞動法的主要困難再不是初時的第十四條，而是勞資雙方的關係正在急劇惡化。合約的條件不能讓雙方自由議訂，不鬥個你死我活才奇怪。令人睡不著覺的故事，罄竹難書，篇幅所限，這裡從略了。



先說一個大麻煩。因為人民幣的處理不當與新勞動法的引進，國內無數工廠關門主要是在地球金融風暴之前出現的。停產、減產、沒有註冊而失蹤的無數，公佈的八萬多工廠倒閉是低估了。更遠為低估的是百分之四的失業率。某些地方，某些情況，失業率是難以估計的。



我要趕著說的大麻煩，是為寫這篇文章再找做廠的查詢而獲得的。很不幸，非常不幸，地球的金融風暴對中國工業帶來的不良效果，比我此前估計的嚴重！是趕工的季節，但自十月初起形勢惡化，門前冷落車馬稀，我因此推斷：如果北京不迅速大手處理，在未來的農曆新年之前——近農曆除夕之際——神州大地會再出現工廠倒閉潮，使工業區的已經出現問題的治安急轉直下。不能排除騷亂會發生。



屋漏更兼連夜雨，地球風暴真麻煩。立刻取消新勞動法，取消最低工資，肯定會幫助，雖然可以幫多少很難說。另一方面，在這個時候撤銷這些法例，不明事理但還有工作的工人可能吵起來。如果北京不當機立斷，起碼用一些婉轉的手法軟化這些法例為零，使做廠的見到一線生機，三個月後的新春很頭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乾脆地取消新勞動法會減少麻煩。這裡要說明，我急著查詢的只是工業的重災區，其它沒有時間顧及。



轉說樓市，像中國那樣的國家，經濟發展主要靠工業支持。目前，樓價跌得最少的是上海，而上海的優質樓價下跌甚微。這些現象是因為上海主要是一個商業城市，還有國際的商業人士支持著。一般而言，工業遇難，中國的樓價不會出現奇蹟。想想吧：無論工人回鄉耕種（據說不少）或失業，他們空出的床位，是樓市少了支持，而老闆失蹤是更大的支持損失了。工廠倒閉，廠房空了，廠租急跌，對住宅樓市也有負面影響。這是因為住宅用地的供應早晚增加的預期，會受廠房空置的影響。更明顯是工業的收入減少對樓價有負面作用。不明顯的，但不可能錯，是樓市兩年前的急升，炒作之外，一個主要原因是工業發展的形勢好，鼓勵了市場對樓房需求不斷上升的預期，而這預期今天是改變了。



不久前建議北京取消樓房買賣的所有稅項。目前只減了一小點，怕什麼呢？不久前也建議北京大手減息，一手減兩至三釐吧。目前減了三四次，每次減幅小，怕什麼呢？十次減息，加起來減兩釐半，比不上一次過減兩釐半那麼有效。這些可以舒緩樓市的劣勢，要有奇蹟，工業一定要轉頭回升。



不久前說六個月後中國可能出現通縮，這推斷今天不變。最近的觀察，認為北京剛公佈的百分之四點六通脹率是比實際偏高了。要強調的，是在目前的國際災難形勢下，通脹率回頭上升一點不是壞事。賭他一手吧：央行要設法把通脹率推到百分之五至七之間。試行推高此率，在今天的形勢下，央行會發現不是那麼容易。



我說過，經過數十年的觀察與思考，我不同意佛利民支持的無錨貨幣制，不同意以貨幣政策或調整利率來調控經濟。然而，目前中國的央行還沒有建立好一個不需要管這些政策的貨幣制度。形勢不利，通縮出現肯定是煩上加煩，所以逼著要再用佛老之見。他認為通脹率達百分之五是可以接受的上限，但形勢不對頭，很不對頭，多加一兩個百分點是比較上算的。不容易，因為通縮之勢已成。濫發鈔票可使通脹大升，這不對，但要增加通脹率兩個百分點──過了關容易調整的──在目前的形勢下很不容易。經濟不景有不同的性質，不是所有不景通脹都可以協助，我認為這次是可以幫一點的。



美國最近公佈的第三季消費下降數字很不妥，因為雷曼兄弟事發後只佔這第三季十多天。期望地球風暴會很快地平息是不切實際的看法。北京不要學香港的官員那樣，大叫大嚷地嚇死人，但反應要快，要果斷，看準了治方要下重藥。中國的困難比美國及歐洲的小很多，法例的修改遠為容易，走位還有很大的空間。這是說，如果北京知道怎樣處理，做得快，做到足，還是出現我擔心的負增長的話，地球的大蕭條會比上世紀三十年代嚴重。

向格老致意

美國搞起來的金融災難繼續演變，前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十月二十三日在國會作供，解釋所知與看法，跟著在質詢下承認自己曾經作出錯誤的判斷。整個二十世紀的經濟學者中，論到政策的舉足輕重與國際榮譽斗多，沒有誰可以比得上格老。然而，這次風暴傷亡慘重，將來的經濟歷史總會用上一整章處理，而格老將會無可避免地成為該章的一個重要角色，能不使人感慨乎？



事實上，在這次國會講話之前，格老被媒體罵得厲害，而學者也出了幾本很不客氣的書。這些言論給我有點「事後孔明」的感受。就是投資天才畢菲特五年前說金融衍生工具是「大規模殺傷武器」，最近的諾獎得主克魯格曼三年前說美國的樓市是泡沫，這些「先見之明」只是買中馬，沒有誰曾經清楚地解釋在哪方面美國的金融制度有大錯。君不見，只在不久前，美國數百位經濟學者（其中幾位也曾獲諾獎）簽名的反對政府救市的公開信，第三點說美國的金融市場是偉大的，給國家帶來史無先例的繁榮。另一方面，在金融市場操作的一般是聰明人，雖然不少因為優薪厚職而獲利，但今天看是整體中了計。格林斯潘看錯了不奇怪，做錯了也不奇怪。奇就奇在美國的金融制度為什麼會發展得複雜如斯，就是今天行內的專家們還是各說各的，使我這個局外天才（一笑）讀得天旋地轉也。



我也事後孔明。這個孔明可能旁觀者清，也可能胡說八道。以我之見，美國的金融制度有兩個大麻煩。其一是通過什麼衍生工具的擴散，借貸總額與抵押資產的比率（我稱為「浮沙指數」的）是升得太高了。其二是借貸的擴散，加上保險的安排，使金融市場的合約縱橫交錯地織成一片，大事發生整層金融市場的合約組織塌了下來。我是研究合約經濟的，任何經濟制度都從合約組織的角度看，認為一個制度的合約怎樣組合或怎樣串連起來很重要。讀者可能記得，幾個月前在這裡發表的《中國的經濟制度》，高舉此制，說地區之間的承包合約上下連串，而重點是縣與縣之間不連。以我之見，美國的金融制度闖大禍，一個主要原因是合約的串連出錯。那是為什麼呢？這是難題。



格林斯潘是信奉自由市場的。我也是。這次金融風暴惹來的國際言論，說自由市場證明是失敗了，政府要多加管制。沒有誰會那樣傻，認為市場應該自由到完全不需要政府。問題是什麼政府要管，什麼不要管，爭論了好幾代，到今天還是沒有一致的看法。格老年紀比我長，對專政的可怕比我知得多，而又受到Ayn Rand的影響，對「自由」的看法可能與我的不同。我是從令人非常討厭的政治環境中長大的，任何涉及政治的事皆避之則吉。然而，從事交易或社會費用的研究多年，知道好些事項應該用上有形之手。經驗不同，侷限的認識不同，什麼政府要管什麼不要管的看法可以有別。其實是大同小異，但有些事，有些情，大家到今天還沒有一致而又肯定的答案。



提到上述，因為我認為美國今天搞得一團糟的金融制度，不可能全是自由市場促成的。自由市場不會接受那麼高的浮沙指數，也不會衍生出我們見到的縱橫交錯的合約組織。美國的金融制度無疑是政府的干預與市場的運作合併而衍生出來的悲劇，其中的含意，是某些政府要管的事沒有管，不應該管的卻管了。什麼政府要管什麼不要管往往不容易作出準確的判斷。像中國的新勞動合同法那樣，只一讀就知道會闖大禍的政府管制，是不容易遇上的。



順便一提。昨天晚上在電視見到劉老弟遵義分析次貸事件，沒有說錯。但他可沒有指出，目前的地球災難「次貸」只是導火線，不是主角。主角是制度，那把浮沙指數推得高而又讓金融合約縱橫織合的金融制度。只要這制度存在，沒有次貸目前的災難也早晚會發生。這也是說，目前的災難不是救市那麼簡單，而是制度本身要大幅修改。



我不認識格老。他的好友佛利民也是我的好友。認識佛老四十多年，知道他喜歡的人不多，而格老肯定是其中一個。佛老認為六十年來，稱得上是及格的聯儲主席，只有格老。我的貨幣觀早期受到佛老的影響，後來改變了，認為無錨的貨幣制（fiat money）不可取，也不同意把利率轆上轆落──雖然在無錨制度下可能是需要的（佛老早期反對以利率調控，後來沒有反對格老這樣做）。像佛老一樣，格老顯然認為一個大國找不到一個可下之錨。得到朱鎔基的啟發，這一重點我是不同意的。



歷來佩服格老在國會的應對，也欣賞他臨危不亂的大師風範。記得一九九七年初，洛杉磯加大要舉辦一年一度的「夏保加榮譽講座」，請我開場。我怕會議，更怕寫應酬文章。過了兩個月，邀請者給我電話，說在我之後的那屆講者是格林斯潘，把我嚇得立刻動筆，寫成了《鄧小平的偉大改革》（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第二篇）。這可見我對格老早存敬佩之心。



作為炎黃子孫，我對格老是感激的。中國的經濟發展了起來，但未富先驕，地球上眼紅者無數。在眾人皆欲殺的喧鬧聲中，格老維護中國，沒有說過半句對中國不利的話。也是中國之幸，朱鎔基掌管中國經濟的十年（一九九三至二○○三）間，把人民幣緊鉤美元。那是格林斯潘的黃金時代，也是中國經濟奇蹟最奇的十年。因果關係只有上蒼知道，但中國欠格老是肯定的。



再請格老到中國來吧。他名頭那麼多可以從簡了，但故人之情還是要表達一下的。

聰明有趣的生意

話說朋友要搞「佃農理論四十年」的研討會議，一位女孩子說中國可以出紀念郵票，建議我太太設計訂購。太太有興趣。我呢？好奇。私人性質的紀念怎可以牽連到國家郵政那邊去呢？依稀記得畫家陳逸飛也曾經出過郵票，要理解一下實情，就跟著太太去洽商了。後來知道這玩意香港也有，但比國內價高，而遠為重要的是論到收藏價值，有個國家名堂高出不少吧。



起初不容易明白。我說的郵票不是印製成郵票樣子的為私人紀念的玩意，而是可以用作寄信或郵遞，讓郵局蓋上印章。「私人」或企業要怎樣出版紀念郵票而同時維護著國家郵政的尊嚴呢？不少其它地區有某些名星或熱門人物的人像郵票，可以寄信的，但這些顯然是郵政當局的選擇，不是為私人或企業紀念什麼的。



為紀念「私事」而印製可用作郵遞之票，當然要通過郵政或有關當局。這次跟太太去玩了一趟，發覺中國的郵政局處理得聰明，既可讓貴客覺得是自己的「私事」有紀念郵票，也可維護國家的郵政形象，而同樣重要的是郵政局可以多賺點錢。是專利生意，但收費合理，你情我願，互相得益，何樂不為哉？告訴你他們怎樣處理吧。



有多款設計方式貴客可以選擇，原則差不多。我們選的設計方式，是一紙郵票分十六套。其中有十六個國家郵票，正規的，每個印著八十仙，也印著「中國郵政」及「China」等字。紀念「私事」的那部分呢？他們讓貴客設計另一個「郵票」連接著正規國家郵票之旁，也是十六個，每個不同是十六款了。換言之，用來寄信，你可將兩個相連的票撕下來，一個正規一個紀念一起貼在信封上。



紀念私事的十六款他們可以幫貴客設計，也可由貴客出主意，但一定要通過上頭當局批准。不難理解，有國家的尊嚴要維護，亂來的「私事」有點那個。他們提供給顧客選擇的正規郵票只幾款，很平凡。這點我明白：顧客不應該把自己要紀念的放在國家大人物之旁。正規郵票我們選帆船設計，有點老土，但可以接受。



我們設計的是票票不同款。可以一樣，但選不同變化多。趕時間，太太和我跟花千樹合作，只半天就設計好了。當局上頭改了一些，其中有一點吵了一陣，但基本上雙方愉快。上下分四行，每行平過八票相連，梅花間竹，四個是郵政的，四個是私人紀念的。我們的設計安排如下。



首行兩個紀念票是《佃農理論》的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初版的封面及花千樹再版的封面，有英文說四十週年，都用上我一九六七的一幀攝影作品。另外兩個紀念票是前後兩本書的扉頁。第二行的四個紀念票是我的攝影作品，是中國的農村景色，上面用英文印上《佃農理論》及四十週年。第三行也是四幀我攝的中國農村景色，但《佃農理論》及四十週年卻是中文了。要中有中，要英有英，攝影作品全部與中國農民有關，八票的作品皆不同。



最後一行——第四行——的四個紀念票皆用中文印上《佃農理論》及四十週年，但內容不是攝影作品，而是四個印章——三個閒章一個名章——我寫書法時常用的。三個閒章皆由徐慶華作篆。第一閒章是「夜深長見鬥牛光焰」，出自辛稼軒的《水龍吟》。我奇怪地喜歡這八個字，因為多年來往往在近於入睡時突然靈機一閃，想到一點新意。第二閒章也采自稼軒詞，這次是《青玉案》的「眾裡尋他千百度」。這首絕妙好詞有不同解法，但對專於學術研究的人來說，不是整生「眾裡尋他千百度」是什麼呢？第三個閒章是「大成若缺」。那是好友舒巷城在生時的建議。當時跟他的建議刻了兩個章，一個是「大成若缺」，另一個當然是「大巧若拙」了。學術生涯五十年，說一句「大成若缺」是應該的吧。最後的「張五常」名章是韓天衡刻的。



費用如何呢？一張十六套票人民幣二十八元八角，五百張是起碼訂購量。其中十六個正規郵票的總票值是十二元八角，想來很少人會真的用來寄信，他們近於全賺了。印製郵票的機械齊備，設計費用不論，利潤想來可觀，生意滔滔可喜可賀也。



最後的麻煩是怎樣保存那一紙十六套。他們可收費提供硬紙夾，我們設計自己的。不相宜，設計費不論，整個紀念品的總成本約四十五港元。我們設計的硬紙夾用上三幅我的攝影作品及一個印章。其中當然要有些文字大讚《佃農理論》一番。想了一陣，決定用曾經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主席的韋爾因（Lars Werin）說的──他寫下來的，不能不認帳。他說：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is a scientific tour de force。翻過來是：《佃農理論》是曠世科學傑作。誇張嗎？那當然，但字典是那樣翻的！



上述是《佃農理論四十年》一文中故作神秘的紀念品，可以賣，但不應該賣，所以隨我的《試劍封刀集》送出。賣書錢我一文不取，紀念品由太太出錢。不能多送，所以多要的每份收成本港元五十。我們訂購了一千。

保零也艱難！

我這一輩關心中國發展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大躍進及人民公社期間北京公佈的經濟數字不盡不實，往往離譜。開放改革以還，經濟統計有了革命性的改進，可惜這些統計歷來麻煩兼頭痛。先進如美國，最近發生的金融風暴，把大有來頭的財政部長與聯儲局長弄得手忙腳亂，反映著他們的統計也有不少問題，誤導了。是的，如果年多前次貸事發時他們有足夠的資料，立刻處理，今天的災難不會那麼嚴重。



記得一九八三年底，中國改革開始有眉目，一位在北京主事統計的仁兄到香港解畫，說他們大事整頓統計，陳辭懇切，又說他個人可以擔保數字不錯。我對他說：相信他的真誠，但希望他以後不要那麼傻，擔保數字的準確性。我指出，政府的經濟數據全世界都錯，分別是錯多錯少而已。我也打趣地向他說了兩個他很不以為然的小故事。那是七十年代時，香港的財政司郭伯偉與美國的經濟大師佛利民，曾經不約而同地對我說，如果政府完全不公佈任何經濟數字，對社會可能較好！



沒有理由質疑中國今天從事統計的本領，但可以指出與其它先進之邦相比，統計上中國在幾方面有特別的困難。其一是流動人口不僅多，且常有變動，而這些是無從估計得準確的。其二是月入千六以下的不用付稅，打散工的懶得付，這些人的收入多少難知。其三是中國發明的發票制度，容易導致經濟統計產生偏差。



提到這些，因為多年來我老是覺得中國的經濟數據有一處我不能理解：我可能錯，但當局發表的數字，與個人現實觀察的情況比對，通常是前者遲了一段日子。有時遲三幾個月，有時遲逾一年。遲發的經濟數據外國也有，但中國的彷彿特別遲。這是個人的感受，可能錯。這感受不起自今天──八十年代初期起我就覺得是這樣。



要我認錯容易，但朋友，我是真的錯了嗎？無數讀者會同意，數十年來我對中國經濟的推斷很準確──差不多沒有錯過。遠比其它經濟學者推得準，一部分靠真功夫：我的宏觀分析是自己的發明。然而，衷心說實話，我的準繩有好一部分是騙人的：在真實世界見到了情況的轉變，認為合情合理，推遠一點，就先寫了出來，過後政府公佈的數字說我對！這不是騙人是什麼？不是政府騙人民，而是我騙讀者。是的，只要政府公佈得遲，而你不斷地到處觀察，這裡那裡八卦一下，先說出來，水晶球就變得靈光了。



最近北京公佈的經濟增長率下降，上季下降至百分之九。明年怎樣看呢？某機構的預測是明年增長九點五，北京說要保九，林毅夫說保八以上不難。我呢？認為保零也不易！是的，我的水晶球說，未來一兩年，神州大地很可能出現負增長。說得肯定一點吧：如果北京依然故我，不洞燭先機地大手應對，負增長一定出現。最近北京公佈的數據顯示經濟的增長率下降得快，但跟我在幾個地區見到的工業下跌相比，還是好看很多。工業是中國的經濟命脈，此業遇難，整個國家的經濟無可救藥也。



地球金融風暴，對神州當然不利，但我說過，這次起自美國災難的地球傳染性不高。這風暴起自一個月前，但中國的工業困境是八個月前開始明確，逐步惡化。這使我在悲觀中看到樂觀的一面：如果中國的工業發展沒有兵敗如山倒，還是有著十多個月前的形勢，那麼這次地球災難，除了某些部門或機構大輸一筆，中國的發展還會是很不錯的。這是說，地球帶來的不幸，中國可以處理的治方不多，但自己的工業不景，在地球不幸之前出現的那部分，起於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北京立刻著手更正是有前途的。



工業出事，主要是兩點，說過多次了。其一是人民幣處理失誤，其二是新勞動合同法。大陸的廠家也一般這樣看。有些廠家是贊同這些政策的。某些有成就的大廠，見這些政策替他們淘汰了半生不死的「山寨」小廠，不是拍手就是偷笑。這不對：維護大廠、犧牲小廠，跟中國文化的倫理不合，跟我知道的可能早就失傳的經濟學也合不來。



要搞什麼經濟轉型，或要淘汰某些所謂夕陽工業的言論，這些日子我聽得多了。理論不對，我知得清楚。這些所謂「轉型」或「淘汰」的理論基礎，來自西方的所謂效率工資理論（有三位曾以之獲諾獎）。說來有點搞笑，這效率工資理論卻來自我一九七六發表的《佳座票價為何偏低了？》。他們是誤解了我。我認為該理論錯得離奇（見拙作《制度的選擇》，一五六至一五九頁），但糊裡糊塗地給一些回歸的後起之秀成功地在神州推銷了。



經濟轉型是大話題，有機會才細述。這裡要指出一個重要的真實故事。不久前認識一位朋友，做廠的，做得很大，但生意算是「夕陽」工業，國家不重視，希望淘而汰之吧。這位朋友說，美國不斷地向他招手，邀請他到那裡去設廠，提供很多方便、補貼等等。主要因為此友的工業，從科技看是「夕陽」，但僱用人手多，有養生之術也。世界難道這麼快就輪流轉乎？中國不要的工業，美國卻搶著要！



回頭說「人民幣」與「勞動法」這兩個問題，讀者以為廠家們排哪個是為禍之首，哪個次之呢？我賭你猜不中，雖然廠家的看法很一致。你不可能猜中，因為有兩個不同的答案。一、論到生意虧蝕，人民幣兌美元升值是禍首（其中複雜的內情要另文分析）。二、論到關門大吉，則要拜新勞動法所賜（其中內情也要另述）。



最近的三中全會及跟著推出的政策，顯示北京是體會到事情來得嚴重了。他們推出的有對有不對——對多於不對——但我認為這些政策不能解決面對的困境。到處都是問題，世界本來複雜，今天看是大亂了。北京的朋友千萬不要以複雜的政策來處理複雜之亂。

《佃農理論》四十年

朋友要向老人家打個招呼，搞「佃農理論四十年」研討會議，沒有理由反對。究竟是不是四十年要澄清一下。首先，該理論的本身是一九六六年春天的一個晚上想出來的。論文《佃農理論》完工是一九六七的春天，距今四十一年。芝加哥大學出版的《佃農理論》（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那本書是一九六九的夏天，距今三十九年，但理論那部分，題為《私產與佃農分成》（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nd Sharecropping），是一九六八的十月／十一月那期發表於芝大的《政治經濟學報》（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在卷首。後者剛好四十年了。



一九六七年初，我把論文的第一長章一稿兩投，因為刊物性質不同，這兩投是容許的。其一是寄到芝大出版社，說是論文的一章，問他們有沒有興趣。其二是作為一篇獨立文章寄到《美國經濟學報》（American Economic Review）。芝大出版很快就回信，說如果整本書的水平近那一章，他們高興立刻出版。學報編輯的回信卻說：「文章不錯，但評審員認為分成率是風俗決定的，與市場無關。」要求我修改，我當然不改。



一九六七的秋天到了芝大，遇到夏理·莊遜（Harry Johnson），問計於他。他把文稿帶上了飛機，下機後給我電話，只說：「交給蒙代爾吧。」蒙兄（Robert Mundell）是當時《政治經濟學報》的主編。幾星期後基爾·莊遜（D. Gale Johnson）對我說，蒙代爾把我的文稿交了給他評審。他說得出口，我知道發表沒有問題。再等幾個月，蒙兄找我，說：「你的文章其實是兩篇合併的，我要前半，你把後半給高斯吧。」



蒙兄選的前半是佃農理論的本身，那時看是較為重要的一半。他教我把文稿一分為二，是我的學術生涯冒升的一個要點。考慮蒙兄的建議，我認為那後半不夠長，要補充，於是跑到芝大的亞洲圖書館去碰運氣。鴻運當頭，我竟然在那裡找到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國農業租用土地的幾種不同合約的版本。之前沒有見過，雖然自己的理論說會是這樣那樣的。沒有猜錯，但見到一個做夢也沒有想到的失收條款時，我如中電擊，靈感頓發，把那後半加長了一倍。這就是後來（一九六九）在《法律經濟學報》（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發表的《交易費用、風險規避，與合約的選擇》（Transaction Costs, Risk Aversion, and the Choice of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今天回顧，那是合約經濟學的開山之作，是代辦理論（principal-agent）分析的燎原之火，也是博弈理論捲土重來的導火線。如果同學到網上查，會發覺高斯被譽為合約經濟的鼻祖。這是因為在《選擇》一文中我說思想來自高斯一九三七發表的大文。其實從合約分析看，對我影響更大的是戴維德（Aaron Director）的捆綁銷售。那是戴老的口述傳統，他自己沒有寫下文章，當時我初出道，不懂得怎樣處理，後來在文章中我感謝戴老無數次。



幾個月前發表的《中國的經濟制度》（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是重要貢獻沒有疑問——該文把制度經濟學推上了一整層樓。問題是四十年前的《佃農理論》究竟算不算是重要貢獻，可不可以讓我誇誇其談一下，說自己的創作功力四十年沒有下跌過，破了紀錄。我認為《選擇》一文既影響廣泛，也歷久不衰（幾天前還有某英國出版社要求轉載），可以算為重要吧。



四十年創意不衰的紀錄不容易破，但說穿了只是碰巧。有兩點。其一是今天的人壽命長。數上一百年，五六十歲算是長壽，何來四十創作盛年呢？然而，當我想到近代能活到八九十歲以上的經濟大師，他們的開頭與結尾的重要作品，最長時日的分離不過二十五年。這就是我要說的第二點：有重要貢獻的創作，不是要創就創得出，而是要靠時來運到，一腳踏中。這種碰巧運情可遇不可求，要講吉人天相。《佃農理論》與《中國的經濟制度》皆碰中，絕對是。智力持久不衰的大有人在，只是一般碰不中。一生碰中一次重要題材是奇蹟，碰中兩次近於不可能。如果你像我那樣發了神經，數十年到處亂碰，機會會增加。不久前高斯對我的兒子說他碰中兩次，我算了，他的二文發表相差二十三年（一九三七與一九六○）。



我還想到可能不對的第三點，有點「種族歧視」的味道。那是我奇怪地覺得與西方人相比，中國人老得比較慢。記得家母近八十時，老師艾智仁執著她的手，細看良久，自言自語地說：「怎麼可能呢？八十歲的老人，皮膚像西方少女的！」從相貌看，中國人老得比較慢，很多朋友認同。壽命不比人家長應該因為生活比人家苦吧。問題是，論相貌，中國人老得比較慢，大家看不到的腦子是否也退化得比較慢呢？若如是，神州少產思想大師恐怕是後天的不良影響了。我不懂生理。一位外甥是細胞專家，他十二月來時要求教一下。



回顧平生，好奇心從兩歲起到今天不變，但思考推理的能力要到近三十歲才開始發神經。之後四十多年，這能力沒有變，只是思想愈來愈肯定，記憶卻愈來愈模糊。四十多年，我踏中的有趣題材不少。有趣不一定重要，但機緣巧合，最重要的兩個題材剛好是開頭的《佃農理論》與結尾的《中國的經濟制度》。可見重要創意相隔的年期長，全憑運氣，與生理扯不上什麼關係。



因為前有《佃農》後有《中國》，我跟花千樹的老編商量後，決定以這兩本精裝的書組合，放在一個精美的布面套盒之內，附加有關的幾篇文章的小冊子，再附送一件紀念品。套盒與附送的總成本約一百港元，整套照書價二百加二十出售（花千樹沒有那麼闊佬，紀念品由我太太出錢）。五百套，取名《從〈佃農〉到〈中國〉——張五常試劍封刀集》。「試劍封刀」是葉海旋想出來的，十分瀟灑，妙絕！



是日暮黃昏的玩意。世界大亂，沒有什麼可以笑得出來。悶極無聊，我賭讀者猜不出附送的紀念品是什麼。送的不論，要多買一份紀念品加港元五十，除包裝費用後，剩餘價值低於零。

這裡刻意不說紀念品是什麼（過後會說），不是要賣關子，而是想知道顧客不知是什麼的需求情況與知道是什麼有何分別。不是說笑的。地球出現過刻意地不讓顧客知道購買的是什麼的市場。三十多年前一位學生要以此題寫論文，未果。後來我分析玉石市場有類同之處，但不一樣。

浮沙指數：金融浮沙要向下面看

此前在這裡發表了四篇關於地球金融災難的文章：九月二十三《地球風暴與神州困境》；十月三《經濟學者的反對信》；十月十《互不相干二三事》；十月十四《金融災難的核心問題──與貝加商榷》。我不是個貪生怕死的人，但這一趟，天可憐見，下筆時有點閃閃縮縮。發生著的事，細節如何我不知道，大概如何只能從媒體的報導猜測。這些報導有出入，不容易加起來，打天才波容易見笑天下。



讀者多，好些重洋遠隔。他們傳來不少關於這次「大事」的報導或分析。我讀來這裡清楚一點，那裡模糊一下。可以說，到目前為止，我還是對自己的看法或分析比較滿意，雖然專家們對實情無疑比我知得多。說比較滿意，因為提出了兩個理論架構：把費沙的利息理論修改一下的架構（見九月二十三）與雙層合約的理論架構（見十月十四）。粗枝大葉，但有理論架構看事情是比較有系統的。我可能錯嗎？邏輯不會錯，但如果事實在重點上錯了，邏輯怎樣對也沒用。



事實的對或錯，重點在哪裡呢？重點在借貸與抵押資產的比率。這就是本文要說的金融浮沙的下面了。以簡單例子說說吧。



一間市值一百萬的房子，按出去借七十萬，借貸與資產的比率是零點七。房價下跌至八十萬，安全；房價跌至六十萬，借者斷供，貸者收回房子，虧十萬，可以繼續追討。常有，小兒科也。房子一百萬，按七十，跟著再補按或加按（second mortgage）十萬，共借八十，借貸╱資產比率是零點八。房價下降有類同的問題，也常有，亦小兒科也。



房價一百萬，按七十，持著借據的人把借據再按出去給第三者，借十萬，總貸款是八十，借貸╱資產比率是零點八，也安全。但如果拿著七十萬借據的人把借據按出去給第三者，借五十，市價百萬的房子的總借額是一百二十，借貸╱資產比率是一點二，高於一，不安全。如果欠錢的繼續付利息，可以持久地相安無事，但一旦風吹草動，貸款者要收回，房子所值不夠分，一層追一層就麻煩了。一般而言，以同一房子向幾處借貸（即second and third mortgage），其借貸╱資產比率是不會高於一的。這是因為貸款的人會先查清楚這房子究竟有多少個債主。問題是一手轉一手的借法，不是補按，而是按上按，土地註冊上房子只有一個債主，看似安全，但上述的借貸比率可以升得很高，大家供息相安無事，房價下跌只一方斷供可以是災難。



我不肯定次貸(sub-prime)風暴是這樣引發的，但讀到的似乎這樣說。按上按，一路按上去，次貸擴散開來的借貸╱資產比率究竟有多高呢？聽到的當然遠高於一，有說幾倍，有說高達八十倍。皆道聽途說，報導姑妄言之，我姑妄聽之，讀者姑妄嘆息吧。



債券的發行能引起的發上發更麻煩，因為債券的抵押通常不用實物資產。美國政府發行的債券當然最可靠，雖然其它國家的政府債券因為破產而爛帳出現過。美國的城市發行的債券差很遠，因為那裡的城市一般用上有限公司的法律成立，宣佈破產容易。



商業機構發行的債券當然有風險。原則上，這些機構發行的債券有機構的收入或資產作保障，但一旦生意不濟，周轉不靈，破產時買了債券的排隊不知排到第幾位。以政府債券作為資產發行企業債券常有，但買了企業債券的也可以發上發，跟房子的按上按一樣，把借貸╱資產的比率提升至高於一。讀報導，通過那些所謂衍生工具，衍生出來的債券或類似的借貸紙張方式有多種，而又可以買保險的。這樣一來，企業資產的真實所值，與衍生出來的借貸款項，可以把我提出的借貸╱資產比率提升至遠高於一了。這是最簡單的看法，實情複雜無數倍：借貸與保險的合約連串，縱橫交錯，簡直無法形容，目前看是整層金融合約組織塌了下來。



嚴格來說，從經濟整體看，如果上述的借貸整體與抵押的資產總值高於一，這個經濟的金融市場算是有浮沙。遠高於一，等於下面滿是浮沙，在浮沙上走一失足沉得快。不是說一個經濟的借貸╱資產比率低於一，其金融體制絕對安全，也不是說高於一早晚闖禍，但這是安全度的簡單看法，可靠性高。是的，借貸╱資產比率是金融市場的浮沙指數。



正確地估計這比率難於登天，而這比率之下怎樣分配也有決定性：同樣的高比率，集中於一家借錢機構與分多家借錢機構，事發起來的效果不一樣。以這比率看浮沙，一個要點是我們不要把沒有按出去的資產算進去——沒有借錢的房子的價值不要算進這比率去。沒有可靠的資料能讓我大概地估計目前美國的借貸╱資產比率為何，但讀到一項報導，說七年來美國的總借貸款額上升了三倍多。這些報導一般有問號，但如果是對的話，資產總值何來上升三倍多呢？沒有抵押借錢的資產不能算進去，上述的借貸╱資產比率一定上升了很多，雖然邏輯說不一定高於一，但下賭注是賭遠高於一的。何況美國的資產市值還在下降，這比率會再上升。



如果遠高於一，市民對借貸市場的信心下降，貸款到期要收回，借貸的市場總額早晚要大幅下調。借貸收縮歷來頭痛，何況來日方長也。我不認為讀到的報導一般可靠，希望我是被誤導了。



美國之外的地區怎樣看呢？要看各地本身的借貸╱資產比率。如果不高於一，那麼政府只處理了銀行，避了擠提，就八八九九可以過關。這次由次貸引發起來的金融風暴，跟三十年代不同之處是沒有昔日那麼大的傳染性。有兩點，其一是當年不同的國家都直接或間接地以金或銀作貨幣本位，一個大國金融事發，通縮於是傳染到整個地球去。其二是中國帶動起來的產出發展，今天是地球性的，對外貿易的國際市場美國再沒有當年那麼舉足輕重了。



無論怎樣說，論到地球經濟，美國還是遙遙領前，還是最重要的。中國應該獨善其身嗎？不應該，但要在「先」善其身的前提下才考慮協助。我認為互相得益的協助是存在的。

金融災難的核心問題——與貝加商榷

經濟大師貝加（Gary Becker）十月七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眾人皆說是對正在搞得風起水湧、天烏地暗的歷史性的地球金融災難持「樂觀」看法的文章。朋友紛紛要求我作評論。細讀該文後，認為「樂觀」之說可能起於該文的題目，而媒體的題目往往不是作者自己起的。題云：We're Not Headed for a Depression——No, this isn't the crisis that kills global capitalism（《我們不是向大蕭條走——不會的，這次危機不會殺掉地球的資本主義》）。



讀該文，我摸不準貝兄究竟怎樣想。不是批評：沒有誰可以摸得準發生著的是些什麼事。太複雜、太混亂了，我自己頻頻出彈弓手，下起象棋來恐怕鬥不過貝兄。



首先，貝加認為目前的金融風暴，與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相比，屬小兒科，因為從產出與失業這兩方面看，目前美國的國民收入還沒有下降，而失業率只百分之六點一。這些與三十年代的百分之二十五失業率及國民收入大跌是不可相提並論的。他認為目前美國的失業率與國民收入會惡化，但不會接近三十年代的情況。



三十年代是歷史，大家讀歷史，你讀我讀，多多少少要加上一點個人的想像力，感受可不一樣。我的感受是，今天的金融風暴，從風力與速度、爆炸與震撼、廣泛性與金額的龐大這幾方面看，相比之下三十年代是小兒科，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別的不說，今天，隔了一個大西洋的英國，事發只十來天保險箱就被搶購一空。在地球另一邊的香港，發神經的現象無數。起步不久，發神經斗多今天勝。至於收入下跌與失業，可靠的數字要等一下吧。



我同意貝加，認為百分之二十五的美國失業率這次不會出現。這是因為今天多了知識與經驗，政府出錢搶救來得快。我說過，如果政府不出手，因為有工會、福利與最低工資等的左右，市場一下暴跌，百分之二十五的失業率是可能的。我也說過，這次政府出手不一定是好事：把下跌之勢減慢可以減輕短痛，換來的是長痛了。貝加也指出我曾提及過的十年前的亞洲金融風暴的韓國，下跌得快回升也快。但韓國的工資下調沙石不多，而政府沒有救市。我不同意貝加與格林斯潘之見，認為這次風暴會平復得快。



文中貝加提出幾項挽救目前美國的複雜金融困境的建議，皆大師之見。然而，從我專長的制度分析看，美國面對的困難是金融制度出現了問題，長遠一點看，三招兩式的挽救無補於事。太複雜，我拿不準，粗枝大葉地說一下不會有大錯吧。



一個國家的經濟制度是龐大的合約組織。美國的合約組織跟中國的很不相同。分析目前的困境，大致上我們可分兩個層面看美國。其一是經濟學課本分析的層面，是產出那方面的，包括工商業、服務業與房地產。其二是課本少注意的層面，是金融那方面的，包括銀行、證券經紀行、財務機構及聯邦儲備局。各層有自己的合約結構，而層與層之間也有多種合約相連。金融層面要靠產出層面的融資與貿易的需求而獲利；產出層面要靠金融層面的協助才能適當地運作。息息相關，一個層面出事，因為有合約的串連，對整體可以是大件事。



美國的金融層面是出了事的。一般人，連我自己，要見到這出事之後才知道那裡的金融制度的合約結構是那麼複雜的。由那所謂衍生工具擴散開來的美國金融的合約結構，複雜得不可思議！AIG的前總裁M. R. Greenberg十月七日在眾議院的供辭，令人嘆息（見http://oversight.house.gov/documents/20081007101332.pdf）。我非常欣賞這個八十歲的老人家，完全沒有理由懷疑他的頂級專業知識水平。老人家的供辭的一個重要部分，言下之意是說：美國的金融市場是一片浮沙，可以賺錢，但你要懂得怎樣避重就輕，在浮沙走動時你要步步為營，一眼關七，不可有半步差池也。從其它讀到的報導理解，這片浮沙之所以形成，是因為借貸沒有適當的抵押保障。對街上人解釋，是借錢可以用物業或股票或貨幣或真金白銀作抵押，也可用政府債券，但衍生出來的工具或債券不可靠，因為拆到底往往只是君子一言。



個人看，美國的困境是整層的金融合約結構倒塌了下來。政府出資搶救，可以看為不讓整層塌到盡，跌到一半支撐著。長遠一點看，平複目前的金融風暴是要把這金融層面修理好。怎麼辦呢？讓它倒塌到盡再重建？還是跌到有支撐的一半，這裡那裡修好算了？這是核心問題──是修還是建，又或者要從哪裡建起呢？



貝加看來選擇修理。我舉棋不定。說過了，我是個回手棋王，這一次，不能下回手棋我不敢說。



我敢說的，是這些日子不少經濟學者說這次金融風暴是自由市場的失敗，皆胡說八道。雖然出自二十世紀的兩間自由市場聖殿──洛杉磯加大與芝大──我不是個相信市場無所不能的人。我為公司的本質畫上了句號，主要是說經濟的運作不可以缺少了有形之手。我曾指出沒有交易費用不會有市場，也曾指出政府的存在盤古初開有之，地球人類不可能蠢那麼久。



從減低交易或社會費用的角度衡量，有些事市場較有效率，另一些政府較有效率。二者怎樣選擇早就是個難題，當年單是森穆遜的共用品分析就吵了一整代。如果引進利益份子需要安撫，政府官員需要招呼，取捨就更不容易了。



次貸觸發出來的大災難，不可能單由自由市場引起的。美國的金融市場有多種管制，有聯儲把利息率轆上轆落，而格林斯潘說過次貸是安全的。另一方面，那些所謂AAA的評級，皆由政府認可的機構話事。打死我也不相信，毫無評級災難會搞得那麼大！市場的波動，炒家的貪婪──無疑有為禍之處，但政府插手也頻頻。決定政府什麼要做什麼不要做從來不易。交易或訊息費用的衡量歷來困難。我說過，人類的自私可以帶來繁榮，但也可以增加交易或社會費用。二十世紀的經驗告訴我們，人類的自私衍生出來的制度及行為，可以毀滅人類！

互不相干二三事

先要指出前文說的一項失誤，關於網上的中文引用次數。我提出的數字是由一位同學及一位朋友分別提供的。但感謝一位網站編輯，指出用遠為可靠的精確算法，我的《中國的經濟制度》只被引用或提及八萬五千八百次，《資本論》還是九十九萬次，而《國富論》二十多萬次。後者可能還有其它稱呼。以「精確」算法，我的《佃農理論》二萬又七百次，《賣橘者言》一萬三千九百次，《經濟解釋》八十八萬次。其它不易查，互聯網的怪脾性，讀者應該比我清楚。



對我來說，這些數字皆可觀。《國富論》一七七六發表；《資本論》一八六七；《佃農理論》一九六九，先出的一文是一九六八；《賣橘者言》一九八四；《經濟解釋》二○○二；《中國的經濟制度》只三個月前。我想，如果中國的發展會實踐高斯的希望，《中國》一文總有一天跑出；如果炎黃子孫不爭氣，燒掉該文算了。



有一件瑣事。朋友給我看一篇國內專欄，作者說我漠視民主，又說：「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得出民主的效率最高的結論並因此獲獎。」這奇怪。佔美何時轉了性，高舉民主了？他的多年拍檔是個中國通，當年我不敢在他面前提及「民主」一詞。聽說德姆塞茨最近批評中國不夠民主，他何時開始看到皇帝的新衣呢？這些日子批評中國的人老是拿出他們搞不清楚何物的「民主」或「人權」，卻不敢提及李寧點火。二十世紀寫過民主問題的有五位拿得經濟學諾貝爾獎──海耶克、佛利民、布坎南、阿羅、貝加──我都認識，同學們要找他們的論著細讀，不要人云亦云。



轉談另一件事。最近發表《中國的勞工比我的兒子矜貴了》，同學說，幾個網站加起來的點擊逾四十萬，給讀者罵個半死。當然無所謂，但有什麼值得罵的呢？任何人要不工作或少工作隨君便，但平均每星期有四十八小時的上限我就是不懂。我不相信北京高層有哪位平均每星期工作少於八十小時的。為什麼高層可以，低層不可以呢？



多年以來，無數學子到外地深造的，找我問前程，我喜歡說：「銜頭不重要，但爭取學問有意思。如果要有點學問，論文之外，你起碼要花兩年讀得死去活來，天昏地暗，像個瘋子。如果你不願意付出這痛苦的代價，什麼學問云云可以免問！」我的意思是人各有志。如果只要學得一門專業，找得養家的工作，不易也不難，但如果要在一門學問上強可成家，你要有心理準備，讀得精神錯亂可不要怪我。說有什麼快捷方式是騙你的。



嚴格來說，工作或職業沒有貴賤之分，行行有狀元是也。要爭取有點成就，總要在適當時機拚搏一下，也要用腦思考，要策劃及安排時間。我信奉的哲理是社會要讓每個成員有機會爭取自己的生計，爭取自己的成就。給每個人機會，不等於每個人皆可有成。上蒼不公，先天或後天遇到慘情的人存在。這些我們要設法幫助。為炎黃子孫爭取他們應有的機會，這些年我用中文寫了近三百萬字。我是研究經濟的，政策的效果自己分析得快，分析得準──准過我認識的任何人。認為政策增加勞苦大眾的機會，我站起來拍掌；認為政策扼殺勞苦大眾的機會，我大聲疾呼；認為自己出錯，立刻改正。不敢說半句自己不相信的話。這樣的行為是先父與老師的教誨。然而，我說的只是書生之見，政府怎樣取捨我沒有能力左右。平生推卻了無數可以左右政策的職位，認為需要的政治天賦自己絕對是零。自知之明是有的。早就說過，如果我緊張自己的建議會否被接受，不可能活到今天。



再轉談另一項。美國次貸帶來的金融風暴，儘管求教過朋友，不明白的地方仍多。例如輸掉了那麼多的錢，究竟到了哪裡去？想來不是昔日荷蘭的鬱金香危機的擴大版本。想到另一個可能，不能肯定。希望讀者有以教我。



美國的經濟學者反對政府救市，我站在哪一邊舉棋不定！其中一個困難，使我在眾議院通過之前出彈弓手。是這樣的︰如果政府不救，因為美國工會多，最低工資高，有福利也有失業金，市場暴跌可能引發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失業率。三十年代的大蕭條，出現過近百分之三十的失業率。這數字作研究生時吵過好一陣。有說是真的，有說是誇張了。面對難關，我寧可信其有。我認為佛利民的《美國貨幣史》對大蕭條的解釋 ──貨幣量應加反減──只對一半。更重要的一半是當時的勞工市場不夠自由，工資下調不容易。朱鎔基在九十年代推出嚴厲的宏觀調控，經濟增長依舊，是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課。當時中國勞工市場的合約夠自由肯定是重點。我是因為朱老的政策經驗而對三十年代的大蕭條有了新的體會。



如果目前的美國沒有上述的勞工市場的諸多約束，選擇「不救」應該是明智之舉。市場的運作會調整得快，而十年前亞洲金融風暴的經驗，是市場下跌得快時回升也快。短痛是勝於長痛的。問題是美國的勞工市場沙石太多，一下子導致無數企業關門，責任政府負擔不起。這樣看，出資救市是可以理解的選擇，不幸地短痛會換來長痛。



除非我讀到的資料有重要的失實之處，我認為目前金融市場的不幸處境，不是短期可以清理的。格林斯潘支持出資搶救，但最近他在一間大學講話，說會復甦得快。比我樂觀。我衷心希望他對，我錯。

時代文章

為高斯寫的《中國的經濟制度》是我平生無數的中英二語的作品中，唯一的還沒有動筆就知道是大文，肯定是。作為一件經濟學作品，其題材的重要性難得一遇。我想得通透，分析反覆多次，資料大部分是自己多年的觀察。困難是題材複雜，牽涉到的範圍廣泛。答應了高斯不能不寫，苦思良久終於想出可以處理整個話題的一篇長文的結構。



從他評論的細節看，九十七歲的高斯讀得清楚明白。數十年來他和我在經濟學上的思維一致有助。其它從事新制度經濟學的朋友如巴賽爾、德姆塞茨、諾斯等人，今天和我的溝通就有點沙石了。闊別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大家分道揚鑣，思想的角度不同，層面有別，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把思維匯合在一起的。都老了，誰對誰錯，孰優孰劣，再不是值得爭論的話題。我深信，有朝一日，後學的對經濟解釋再有興趣的話，《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文會教他們很多。高斯細讀該文後對一位朋友說，當年催促張五常回到香港研究中國是他平生做得最對的一件事。另一方面，一些沒有讀過經濟的朋友可以不管文內的理論或概念而明大概，尤其是那些有經驗的幹部及多年在國內投資設廠的。沒有成見重要。



動筆前就肯定是一篇大文，因為意識到該文是一個大時代轉變的產品。即是說，沒有經歷著這大時代的轉變，該文不可能寫出來。回顧平生比較嚴謹的學術論著，有七、八件行內朋友認為是經典的，沒有一件反映著自己生存的時代。師友中沒有誰有這樣的運氣。



西方經濟學發展了二百多年，沒有大時代轉變寫不出來的大作只三件。其一是市場與國際貿易的興起惹來管制，史密斯一七七六發表《國富論》。其二是大資本家的出現惹來貧富分化，馬克思一八六七發表《資本論》。其三是金融業的興起惹來大蕭條，凱恩斯一九三六發表《通論》。



我們今天面對的大時代轉變，比上述三君子面對的來得遠為龐大、複雜。恨不得自己還年輕，有魄力倣傚史密斯寫一本巨著。與此無緣，寫出來的《中國的經濟制度》只是其中一章，風水有靈，這章是重要的。



我們要怎樣看面對的大時代轉變呢？重點在哪裡？是地球一體化嗎？是地球暖化嗎？是科技的突飛猛進嗎？是互聯網與信息傳達的奇蹟嗎？又或者是目前吵得怕人的金融大風暴？這一切皆非等閒——我們身處的大時代無疑是多事之秋。但我認為這些都不是重點。個人之見，我們面對的大時代轉變，重點是地球上有二十億以上的貧困人口，為了改進生活一起站起來參與國際產出競爭。驚天地，泣鬼神，人類歷史沒有出現過。



這樣看，中國重要，因為整個大轉變是三十年前由中國發起的。一九九一蘇聯解體，人類就進入了一個大時代。除了近幾年人民幣的處理失當與去年新勞動法的引進，中國著著佔了先機，其示範起了作用，把地球上的無數窮人帶動了。



中國的發展有兩大奇蹟，不容易相信，但真的出現了。其一是在極端困難的九十年代——從高通脹急轉為通縮的年代——長江三角洲大約八年就超越了起步早十年的珠江三角洲。其二是二○○○通縮終結後的七年，中國農民的收入增長率，每年高達百分之二十，工作年齡的農民十個有七個轉到工商業去了。大舉農轉工的困難專家學者說過無數次。明治維新的日本出現過，六十年代的台灣與七十年代的韓國也出現過。都有看頭，但比起中國，從速度與氣勢衡量，皆小巫見大巫，不可以相提並論。



是中國的發展帶動了整個地球的窮人站起來，爭先恐後地轉到工業去。一九九六年我就看得準，發表了《缺糧說》。但中國的奇蹟究竟是由什麼促成的呢？說私產重要，那當然，這是八十年代我極力主張而北京的朋友容易理解的把資產使用的權利界定清楚的發展。然而，說得上是有私產但發展平平無奇的國家不少。中國經濟的奇蹟發展不是八十年代，而是九十年代。後者有大貪污及大肅貪，有大通脹及大調控，有大通縮及樓價下降了四分之三。亂七八糟。偏偏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的經濟就像一隻鳳凰從火灰中飛躍起來了。為什麼呢？這應該是我們面對的大時代轉變中的最重要一課，奇怪行內的朋友沒有一個注意到。《中國的經濟制度》提供了一個完整的解釋。



史密斯的《國富論》受到大時代的影響，解釋了市場與貿易帶來的利益，從而影響了大時代。馬克思的《資本論》受到大時代的影響，但「剩餘價值」解釋不了貧富分化，也影響了大時代。凱恩斯的《通論》受到大時代的影響，但解釋不了大蕭條，再也影響了大時代。這些影響是好是壞，是另一回事。



我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也是受到大時代的影響，成功地解釋了中國，可惜只算是一章，對大時代的影響不會有誰察覺到吧。



傳世數十年應該沒有問題。只發表了三個月，一家搜索引擎說該文被引用或提及的次數（不是點擊率）達一百二十七萬，另一家也類同。你說中文讀者不能算我無話可說，但如果你認為人就是人，也同意《中國的經濟制度》是一篇學術文章，這引用次數可能破了學術的紀錄。同一搜索，《資本論》出現九十八萬九千次。



是多麼不公平的世界。昔日王羲之說一句「群賢畢至」，李白說一句「浮生若夢」，蘇東坡說一句「清風徐來」，今天的炎黃子孫只要讀書識字，沒有誰背不出來。同樣，莫扎特寫下的音樂，不僅今天普及，恐怕只要人類存在，小孩子也唱得出來。牛頓的三大定律與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懂也好，不懂也好，人類會持久地朗朗上口。



經濟學者可沒有這樣的運情！作研究生時我佩服得五體投地的經濟學文章，今天的後起之秀一般沒有聽過。就是高斯一九六○發表的史德拉認為是整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經濟思想，被引用的次數這些年跌得厲害。一些朋友要在今年十一月舉辦「佃農理論四十年」的研討會議，只不過是要對一個還活著的老人打個招呼，是行內的習慣吧。



史密斯還在，馬克思還在，凱恩斯還在。這三君子不容易被忘記，因為他們的主要作品不僅由一個大時代的轉變促成，他們也有能耐把自己寫進歷史去。

經濟學者的反對信

世界金融大亂，消息天天不同，分析性的文字不容易寫：動筆寫這邊，那邊改變了。寫專欄不是報導消息。三天前美國眾議院否決了七千億救災，明天此文發表後可能通過。為什麼不停一下讓我先寫一篇呢？以不變應萬變，我想到一封美國經濟學者不久前發表的公開信。此信反對財政部長保爾森的救災計劃。評論這封信是停下來說一下的好辦法。



該信看來出自芝加哥大學。簽名的學者來自各方，人數不斷地加上去，幾天前是一百六十多個，沒有再跟進，今天可能近二百了。有幾個曾獲經濟學諾獎的，有些我四十年前認識，佩服。信是學者手筆，觀點明確，原文如下



To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President pro tempore of the Senate:



As economists, we want to express to Congress our great concern for the plan proposed by Treasury Secretary Paulson to deal with the financial crisis. We are well aware of the difficulty of the current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we agree with the need for bold action to ensure that the financial system continues to function. We see three fatal pitfalls in the currently proposed plan:



1) Its fairness. The plan is a subsidy to investors at taxpayers' expense. Investors who took risks to earn profits must also bear the losses. Not every business failure carries systemic risk. The government can ensure a well-functioning financial industry, able to make new loans to creditworthy borrowers, without bailing out particular investors and institutions whose choices proved unwise.



2) Its ambiguity. Neither the mission of the new agency nor its oversight are clear. If taxpayers are to buy illiquid and opaque assets from troubled sellers, the terms, occasions, and methods of such purchase must be crystal clear ahead of time and carefully monitored afterwards.



3) Its long-term effects. If the plan is enacted, its effects will be with us for a generation, for all their recent troubles, America's dynamic and innovative private capital markets have brought the nation unparalleled prosperity. Fundamentally weakening those markets in order to calm short-run disruptions is desperately short-sighted.



For these reasons we ask Congress not to rush, to hold appropriate hearings, and to carefully consider the right course of action, and to wisely determine the future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and the U.S. economy for years to come.



首先要說的，是我認為保爾森與聯儲局長伯南克皆一時才俊。前者是金融專家，在市場身經百戰，他不懂金融沒有誰懂了；後者經濟學教授出身，不認識他，但認識他的朋友一致給他高評價。雙方都是聰明人，不會有理說不清，主張不同可能起於大家對事情的嚴重性與複雜性的估計不同。我是局外人，憑不盡不實的資料下筆，恐怕見笑天下。學者反對的三點清楚。翻意不翻字，生動化一下略說如下：



一、願賭要服輸，吃得鹹魚要抵得渴。投資者買錯馬要納稅人出錢挽救是不公平的。



二、搞什麼鬼的？要納稅人出錢買困難資產，怎可以不先說清楚條件如何及怎樣善後呢？



三、救災計劃牽涉到一整代人。儘管美國的資本（金融）市場最近出現了不少麻煩，但這些市場給美國帶來了史無前例的繁榮。因為短暫的困擾而破壞金融行業是短見。



讓我也試分三點回應：



（一）說不公平無疑是對的。然而，我們聽到或讀到的可能的災難數字，皆近於天方夜譚，孰真孰假無從判斷。輸了的錢覆水難收，如果聽到的可能災難是真的話，那麼花七千億能成功地止蝕，平復下來，倒算相宜，不要管公平不公平了。



問題是七千億可以解決問題嗎？解決不了就大件事！繼續增資救災，整個國家的權利結構可能改變了。如果決定不再增資，七千億救不成會使政府失信天下，最壞的效果多半會比完全不救為差。



我還有另一個想法。如果政府完全不救，讓市場自生自滅，災難如期出現，政府只協助一下市場的自動調整，最終的效果可能不是那麼差。這觀點來自一九九七的亞洲金融風暴，災難最大的韓國復甦得最快，災難也大的泰國也復甦得快。輸了的是錢，財富的分配可能大執位，但國家的資源與生產力依舊，亞洲房地產之價下跌了七成又再回升破紀錄了。



（二）認為保、伯二君沒有解釋清楚一切是對的，但我們不難想像，有些事，有些情，他們不便公開說。是敏感的話題，某些數字的公佈可能引起恐慌，救誰不救誰先說出來有爭議。保爾森似乎是說：「我想出解救的方法，知道可行，給我權力讓我辦吧。」有些事，有些情，是需要這樣處理的。另一方面，美國的經濟人材鼎盛，保爾森可找三幾個資歷老到的學者，關起門來細說幾天，達到共識不應該很困難。可以通過了議案才再考慮，準備花的錢不一定要花。



（三）我不同意美國的經濟學者是他們說的第三點。個人的判斷，是美國的資本（金融）市場有問題，而整個次貸風暴是那裡的資本市場的合約結構出現了大漏才產生的。



當十多個月前次貸東窗事發，我立刻問：怎麼可能呢？香港的房地產暴升暴跌無數次，中國九十年代也跌得破產無數，但沒有出現過類似次貸的風暴。從香港人的經驗看，美國的房價下跌是小兒科，怎會搞出那麼大的困難呢？究其因，是次貸合約串連出來的所謂衍生工具的借貸或債券合約，基本上是沒有什麼保障的，加上格林斯潘不斷地把利率轆上轆落，訊息上出現了大問題。



愚見以為，美國面對的困難不是救災那麼簡單，而是資本（金融）市場的結構不要再先進了，要回覆到欠債有還錢保障的合約安排。此舉也，這些年以倍數增加了的借貸總額，無可避免地大收縮很頭痛，聯儲局要處理。看來又是寧要通脹、不要通縮的時候。



我的困難是對貨幣的看法早就跟教我的分離。我反對佛利民認同的無錨貨幣制（fiat money）；認為利息率是一個重要的市價，政府不應該左右；我也認為貨幣的主要用途是一個計算單位，協助貿易，所以貨幣政策是不應該用於調控經濟的。

中國的勞工比我的兒子矜貴了

很多年前——七十一年前吧——母親抱著我說：「牛耕田，馬食谷；父賺錢，子享福。」我問：「馬兒不是吃草的嗎？怎會吃起谷來了？」不記得母親怎樣回應。她的智商比我高，從小就鬥她不過。



父賺錢，子享福——天下間不可能有更大的真理。兒子四歲開始入學，今天三十六歲了，還在大學進修。歷來成績好，不需要他養我，沒有理由要求他趕著去賺錢。在醫院每星期操作七十多個小時，也沒有理由要求他放棄應有的操作。除稅後他的月薪不到三千美元，每小時算工資比不上一個香港的小學教師。如果兒子不再深造，出去賺錢，四倍收入容易。他要繼續學下去，我找不到理由反對。兒子勤奮好學，也喜歡花點錢。我對太太說：「補貼他一點吧，花錢可以鬆弛一下，兒子神經出事我們豈不是輸光了？」



說沒有心痛過是騙你的。不久前給兒子電話，找了幾次才找到。我問：「為什麼不接電話呀？」他答：「三十個小時沒有睡了，很累，但還要繼續。」「為什麼呢？」「一個兩歲大的孩子病重，能活下去的機會不高，希望奇蹟出現，我不能讓他死去。」「沒有其它醫生替代嗎？」「有的，但這個孩子是我的病人，我要跟進。」我只能回應：「你做得對，醫生是要這樣做才對的。」



二十多年前，兒子在香港唸書，暑期讓他到海運大廈商場的一家玩具店作散工。因為兒子的英語流利，對外籍小朋友推銷很有兩手，店子的老闆重用，每天下午工作六個小時給他二百五十港元。我精打細算，兒子拚搏六個小時後要到食肆大吃一餐，來去要不是司機接送就是坐出租車（父賺錢也），總成本近四百，收入二百五十，要虧蝕。但我還是鼓勵兒子做下去。在玩具店工作是沒有什麼知識可以學得的。我對兒子說這種工作可以訓練他的幹勁與耐力，可以教他怎樣才算是把工作做得好，也可以讓他知道，事無大小，責任總要有個交代。今天兒子不論工資，每星期工作七十多個小時，算是學會了。



我不懷疑兒子的際遇與機會，比今天國內的勞工高出很多。問題是在新勞動法下，國內的員工每月不能超時工作逾三十六個小時，也即是平均每星期工作時間不能逾四十八個小時。這些勞工怎會變得比我的兒子矜貴了？說是國家愛惜勞工嗎？當然是，應該是，但有誰會相信，國家愛惜勞工勝於我愛惜自己的兒子呢？要為勞工爭取上進的機會嗎？愛惜他們，不讓他們多勞，這機會怎樣算了？國家為工作時間設了上限，可不是勞工的意欲，是哪個天才想出來的呢？蠢到死！



我自己昔日求學的經歷，遠不及今天自己的兒子那麼寫意，但要比國內的勞工好一點，好不太多。父親早逝，母親愛惜，但我沒有求過她一分錢。在多倫多沒有大學收容，什麼工作都做，較舒適的是在攝影店的黑房工作，每小時加幣一元。後來轉到洛杉磯加大就讀，機會難逢，看到前途，就拚搏起來，每星期的工作與讀書時間加起來約九十個小時。我不是例外。從香港去的學子，除了幾個嬌生慣養的，一般都工作「超時」一倍。有到火車站搬行李的，有敲門售貨的，有到唐人街洗碗或企枱的。我自己嘗試過的工作，足夠寫一本厚厚的書，不寫也罷。勤奮負責，不乏雇者，後來成績好，有獎學金，也有研究助理或教書助理的工作，應接不暇也。



比較過癮的是進入研究院之前，粗下的工作免不了，我的發明，是與一位同學合資，五百美元買了一部舊皮卡車（pickup truck），加五十美元買了一部用汽油的舊剪草機，到處敲門替人家剪草。市價八元，我們收五。兩人合作，剪得快，剪得好，約三十分鐘剪得客戶滿意。過了不久生意滔滔，但每天只能在課後操作一兩個小時，週末多一點。



我這一代的生活比不上兒子的，但比今天國內的勞工好。我父親那一代當然比不上我，也比不上今天國內的勞工。父親當年的拚搏與一些叔伯的艱辛，母親生時對我說完一遍又一遍。她就是要我知道成功的過程是怎樣的一回事。母親說，上世紀早期在香港工廠作學徒的不僅沒有工資，較蠢的要給老闆補米飯錢。幾個月可以學會的技術，學徒要先作洗碗、掃地等粗活，學滿師通常是五年了。幾位叔伯打上去，事業有成。父親勝一籌，晩上自修英語，加上學習，半譯半著地以中文寫了一本電鍍手冊。後來設館授徒，也賣電鍍原料。他的名字是張文來，被譽為香港電鍍行業之父，謝世後多年他的誕辰被拜為師傅誕。火盡薪存，今天在崑山的文來行，還在產出當年父親改進了的拋光蠟。小生意，但既然是父親的玩意，可以繼續就繼續下去吧。



提到上述，是要說明論生活與收入無疑一代勝於一代，但論到創業成就，以我家為例，卻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我可以斷言，如果新勞動法在神州嚴厲執行，有工作時間的上限，而每個被僱用的炎黃子孫都受到這上限約束，不可能有一個的成就比得上我的父親，不可能有一個比得上我，也不可能有一個比得上我的兒子吧。真實的效果將會如何呢？被雇的炎黃子孫中總有一些的成就高於我們一家幾代，但這些傑出之士一定是打茅波，違反了新勞動法！



朋友，想想吧。如果一個社會有老闆，也有員工，但老闆永遠是老闆，員工永遠是員工，那麼在新勞動法的嚴厲約束下，不會有員工殺出重圍，久而久之，整個社會就變為一個奴隸制度了。二十年前微軟發跡的故事令人欣賞。商業天才蓋茨把微軟的總部稱為校園（campus），內設飯堂，鼓勵衣履不整的青年不出外進膳，晚上燈火通明，不分晝夜地工作的無數。據說每星期工作逾百小時的不少。自甘為奴，被蓋茨剝削得過，因為十年後數之不盡的身家逾千萬美元了。

學術生涯的終結

為高斯的芝大會議提供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文，是我在學術上的嚴謹論著中最後的作品了。不會再寫。專欄文字還會繼續一些日子吧。不少舊文需要整理，三卷本的《經濟解釋》還要修改，但正規的學術文章──結構慎重、註腳詳盡的那種──我是不會再染指的了。七十二歲，還有其它有趣的要做──書法也愈來愈有看頭──以《中國的經濟制度》終結學術生涯既有意思，也很痛快。



多年來我擔心思考能力走下坡自己不知道，寫出令人尷尬的學術分析。一些老了的朋友遇到這樣的不幸。就算自己得天獨厚，跟大自然斗法是鬥不過的。《中國》一文是得意之作，向前看，這樣水平的學術文章自己無法重複，再向前走，下坡必然，就此終結，仰天大笑，不亦瀟灑乎？



我的《佃農理論》發表於一九六八，《中國的經濟制度》二○○八，剛好四十年。加上《佃農》之前的創意爭取，是四十三年。史德拉曾經以出版日期算，從一個經濟學者的第一件重要作品到最後重要的，依稀記得，最長不到三十年。我達四十，上蒼網開一面，於願足矣。



二十個月前，高斯要搞一個中國經濟改革的研討會議，問我意見。我想，他九十六歲了，還能搞什麼呢？當時大家都沒有想到他選的日子剛好是中國經改的三十週年。我回信說：「如果你要搞，我可以提供一篇題為《中國的經濟制度》的文章。」以為他只是說說，會議多半開不成，文章不一定真的要寫。但我可不是信口開河。當時我肯定地知道《中國的經濟制度》會是一篇大文，之前沒有嘗試過那麼重要的。二○○四年底我大致上解通了中國經濟制度的密碼，知道這制度史無先例，寫得深入全面此文的重要性自成一家，但題材複雜，牽涉到的理論與事實非常廣泛，還有很多細節要再作調查或覆核，恐怕自己不會有需要的魄力了。說說無妨，建議無妨，但真的動筆是另一回事。



殊不知個多月後，高斯的助手傳來一個暫定的會議程序表。我的《中國的經濟制度》開場，給我兩個小時，跟著是兩個諾獎得主評論該文，加上其它人的討論佔了整個上午，其它提供文章的是空白格子，要填上，每人僅得二十分鐘。高斯跟著來信，說要以我的開場文章引導整個研討會議的發展。一九九一在瑞典見過他，當時我的女兒剛進大學，今天已有兩個懂得欺負我的孩子了。難道高斯忘記了我早就是個老人家？昔日他欣賞我的來去縱橫的思想，還在嗎？他怎可以假設我還寶刀未老？



我逼著去信，說：「答應你的文章我會寫，但不少被邀請的人會來自中國，費用不少，會議的經費怎樣，要我幫助嗎？」他回信說不需要資助，他自己的基金足夠。我想，那應該主要是他的諾貝爾獎金，很感動。跟著想，我欠他，中國也欠他，大家來日無多，他要搞，我就捨命陪君子吧。於是給他信，說：「我答應你的文章將會是我平生最重要的作品！」



是經過很長的調查與思考的時日了。一九七九我開始跟進中國的發展，時疏時密，沒有中斷過。八五年起深圳與北京的朋友給予很多方便，需要的資料有求必應。到了八十年代後期，發展愈來愈複雜，也很混亂，要到好些年後回顧，大手而又武斷地簡化，才得到一個自己認為是可靠的大略，怎樣取捨我要集中於制度的發展，不少話題要被撥開了。我是一九九七才驚覺到中國經濟制度的重點是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史無先例。當然，地區競爭某程度世界各地都有，但中國的是一種特別的生意競爭，外地沒有出現過。



我要到二○○三年才肯定縣是地區競爭的主角，這種競爭是公司與公司之間的競爭，為何如此不容易解釋。複雜難明的問題多得很，而最後一個難關要到二○○四年底，深夜彷彿睡著時突然想到一九六六年讀到的馬歇爾的一個註腳，才解通整體。要是我沒有從始就跟進中國的經改發展，沒有親自替家傳的拋光蠟到國內找地方設廠，沒有深入地研究過佃農分成、公司性質、合約理論等，我不可能解通中國經濟制度的密碼。



解通是一回事，寫出來是更頭痛的另一回事了。不打算寫出來，因為認為要用一本書的篇幅才能處理，而自己老了，體力應付不了。另一方面，我熟知高斯的固執品性：只要還健在，他說要做的一定會做，答應了他我是走投無路的。以一篇文章處理，反覆考慮多處刪減，一篇長文的結構想出來了。



重要的困難是要有一個一般性的理論來支撐著整篇文章。為此，去年四月起我一連寫了十一篇關於經濟學的缺環，是基於跟進中國的發展多年的思維，補充了自己早期的制度研究。這十一篇發表後，再多想兩個星期，把心一橫，我決定放棄自己多年來用慣了的產權分析，轉用以合約約束競爭的角度，而交易費用則變為約束競爭的費用了。有這樣的需要，因為中國的經濟制度是一連串的承包合約的組合──整個國家的經濟制度是一個龐大的合約組織。這個有一般性的理論是後來文章中的第三節，是原創，高斯喜愛，認為重要，建議我把該節起名為《合約的一般概念》。這是制度經濟學的一個沒有人到過的層面了。



去年七月開始動筆。知道要一氣呵成，但年逾七十，短暫的記憶大不如前，是長文，思維的連貫性不可以寫一陣停一陣。於是決定不睡覺地一口氣寫了三個星期，減了五磅，寫好了自己滿意的初稿。其間每天稍事休息多次，晝夜不分，足不出戶。



《中國的經濟制度》的寫法跟我以前的學術論著還有另一點不同。那就是我只寫給高斯一個人讀。四十年前在芝大校園我跟他怎樣對話，這次動筆就怎樣說。我要向他「匯報」一下從中國的研究得到的收穫。此前對他說過，我認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走進了一個死胡同，再不是有趣的學問了。一士諤諤，思想殺出了重圍，何處覓知音哉？高斯還在，大家有共通的語言，高山流水一番有意思吧。



去年八月初稿傳了給高斯，過了一天叫他不要讀，因為將會有第二稿。他讀第二稿後顯得興奮，對助手形容為powerful（後來蒙代爾在芝大評論該文時用上同一個字）。高斯跟著給我的信，只說：「不用擔心，你的文章完全滿足了我的要求。」



個多月後，高斯給我一封長信，說他和助手一起花了幾天再細讀我的文稿，提出了二十七處認為要修改的建議，但說改不改由我。其中大部分是文字上的小修，舉手之勞。有七處比較麻煩，其中三處我認為不應該改。餘下來的四處怎樣處理我決定擱置幾個月再想。



到了今年初，高斯催促要看第三稿。我見時間還多，再等。四月修改，第三稿花了兩個星期，瑣碎耗時的是加進五十三個註腳。四月底高斯收到第三稿，更滿意了，對助手說我改了很多。其實不多，我只是把四處他不滿意的地方再寫，也刪去了部分不易懂但不是那麼重要的。沒有聽過高斯給其它文章更高的評價，但他認為該文難讀，對讀者的要求甚高，同時又說這難度看來是需要的。



高斯沒有讀過第四稿。那是在正式「交卷」前我從頭覆核一次所有用上的資料，作了幾處小修。還會有第五稿的，那是要將一處常被誤解的再加澄清，而一個重點我認為不言自明，但讀者一般看不出其重要性：資源使用的權利界定（私產）重要，但不同的合約組織可以有很大的效率差別，單靠市場的自由選擇是不可以達到中國制度的合約組織的。自由市場不成，計劃經濟也不成。成事要靠經濟壓力——資源貧乏十三億人要吃飯的壓力——也要有一個懂得疏導交通的政權。



中國的經濟制度是個奇蹟，既精彩又重要。一腳踏中這個題材是萬中無一的機緣巧合，而我平生所學剛好全部用上。天助我也！

地球風暴與神州困境

要先為小朋友們說幾句話。國內牛奶出事，大件事，真真假假伸延到所有與牛奶有關的產品去，風聲鶴唳。昨天一位同學說國內的人到香港買奶粉，只准帶回一罐。不可能吧。北京要立刻開放所有安全的奶粉進口，免關稅，甚至政府過渡性地補貼一點也應該。從來沒有贊同過政府補貼什麼，但這一次，只這一次，一段時期的補貼與奶有關的產品我不容易反對。人體容易吸收的鈣質主要來自奶，別無其它，而嬰兒缺鈣長大後很不妥。奶酪（芝士）最好，短暫地大量進口分發給窮人家的孩子吧。上述是基於讀到或聽到的，如有失誤，則作別論。



轉談地球的金融災難吧。年多前次貸出事後，幾位相熟的朋友聽到我沒有發表的分析與推斷，今天說我的水晶球天下獨有。儘管如此，最近突如其來的大風暴還是把我嚇壞了。資產數千億美元的名牌寶號，接二連三地一叫救命就立刻出事。六國央行聯手救市，而美國考慮或決定融資搶救的天文數字很混亂，我搞不清楚。本想等一下，看清楚一點才動筆，但細想後認為要先說幾句。此際也，美國還沒有落實要怎樣做，眾說紛紜。效果如何，變局如何，太複雜了，我的水晶球錘碎了也失靈。



整個問題的重心牽涉到經濟學的最弱一環：市場或人民對前景的預期。不是沒有預期這回事，但此物也，既看不到，也摸不著，怎樣形成，為何轉變，能否調改，經濟學者的分析要不是一片空白，就是事後孔明。我也是。我們只能從一些無從解釋的現象而引申到預期的轉變是這樣或那樣的。



好比上星期市場出現了兩個現象，互相矛盾，加不起來，我們逼著要從預期有變那方面想。其一是美國債券之價急升，其二是金價曾經在幾個小時內上升了百多美元。前者否決了通脹預期，後者否決了通縮預期。我們要怎樣解釋才對呢？事後孔明，我砌出來的預期轉變，是人們搶著去找避難所。不相信銀行夠安全，於是購買債券；認為大難將至，倣傚我的母親當年逃難，購買黃金。當然還有其它性質的預期轉變邏輯上說得通，孰對孰錯只有天曉得吧。令人憂心的，是這些加不起來的現象，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出現過。



基本的理論架構是相當肯定的，可惜對目前的麻煩用場不大。這裡姑妄言之，讀者姑妄聽之吧。大手簡化，篇幅所限，很短的分三課說。



第一課。天才費沙昔日提出的利息理論精彩正確，但簡化得厲害。沒有貨幣，沒有風險，也沒有交易費用，變量主要是三個：收入、利率、財富。收入由生產力決定，利率由市場決定，財富是被動的，由收入及利率決定（再簡化是財富等於長期收入除以利率）。



第二課。加進貨幣，有通脹或通縮的可能，市場對前景的預期於是引進，上述三個變量的關係可能變得深不可測。更頭痛是利率往往由政府左右，再不是全由市場決定的，人們預期的轉變更加複雜了。如果再加上交易或訊息費用，市場的借貸或與金融有關的合約不易做得安全。年多前出現的次貸風暴，究其因，是一組重要的、牽涉廣泛的合約，由於種種訊息的誤導而出錯，保不住。說過了，把利率轆上轆落早晚會轆出事來。



第三課。費沙的理論說財富是由收入與利率決定的，沒有其它——Wealth is a derived concept。然而，因為上述第二課的複雜因素的引進，財富可以不管收入或利率而暴升或暴跌。這就是樓價或股市的大落大上可使市民哭笑無常的原因。一般而言，這些是政府及央行的責任。目前的主要問題也是費沙理論之外的一個大麻煩。這就是財富暴跌之後，因為市場對前景的預期有所轉變，如果這轉變來得固定，在種種原因下，費沙的方程式會倒轉過來，財富的暴跌會導致產出的收入下降。費沙提出的三個變量的關係早晚會體現，但由於財富本身暴跌，有了固定性而帶來的收入下跌，是災難。如果上述的預期有了固定性的轉變，很麻煩，政府不容易知道要怎樣處理才能把這預期扭轉過來。



趕著寫這篇文章，因為我認為中國可能在半年左右從通脹轉為通縮。通縮出現，災難一定跟著發生。我不要在這裡再解釋中國的通脹其實不嚴重，也不要細說昔日芝加哥之見：何謂貨幣現象、價格上升與通脹不一定是同一回事，等等。這裡要說的，是在目前的形勢下，中國寧要通脹，不要通縮。最近的北京公佈的，是物價通脹率下降至四點九，但工業產品的出廠價指數卻與去年同期上升了十點一。這後者一則反映著原料價格上升，二則反映著新勞動法對產出成本的為禍比我預期的為高。



重心問題是這樣的。如果中國通縮出現，達到九十年代出現過的負三強的水平（其實當時的產品質量上升得快，通縮高於負三強），大災難一定會在神州發生。九十年代時中國沒有新勞動合同法，而最低工資微不足道。今天的侷限條件是明顯地改變了。工資向下調整缺乏了彈性，合約的自由有了新法的左右，而近來勞資雙方出現了的敵對局面，九十年代是沒有的。本月十九日北京推出的「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於事無補。



通縮在神州出現的機會真的不小。中國本身的政策頻頻出錯，國際形勢會使原料價格大幅下降，外資內資皆裹足不前，再加上幾個月來神州到處出現不妥情況，我聽也聽得厭了。北京的朋友不可能不知道我說的是實情。



有預期轉變協助著的通縮出現，不是放寬銀根那麼簡單就可以化解的。如果通縮真的嚴重地在神州出現，效果會是怎樣呢？告訴你吧。因為工資下調出現了困難，大量員工會被解僱（因為人口流動，北京不容易有可靠的失業統計）。回鄉耕田嗎？幾個月前開始了一點，但轉為不容易，因為有些耕地換了承包者，而職業農工已經普及了。被解僱的會到處流浪，治安會出現大問題。政府大手推出福利不容易養起那麼多人，而治安混亂甚至上街的行為，福利政策只可助其威勢，解決不了。唯一可取的明智之舉，是不管工資多低，讓工業或企業養著這些人，繼續給他們工作，守住，希望守得雲開見月明。



因為上述，除了不久前發表的《北京要立刻撤銷宏觀調控》外，如下建議是重要的。



（一）撤銷新勞動法，連最低工資也要撤銷。這是重要的未雨綢繆：今天撤銷也不容易，到時撤銷更困難。不要忘記，香港發展得最好的日子——窮人生活改進得最快的——是完全沒有最低工資或什麼重要的勞動法例的。同樣，中國窮苦人家生活改進得最好的幾年，絕對不是靠這些法例——正相反，是靠沒有這些法例約束著。



（二）取消所有樓房買賣政府要抽的稅。這會協助穩定正在下跌的樓價，對人民的財富預期是有幫助的。



（三）以企業減稅的方法來穩定股市，比出錢救市高明得多。過了目前的困境再算吧。



（四）貨幣的政策與制度要大幅修改，不要把西方的出現過那麼多問題的制度引進。這項不能急，而困難還是有爭議存在。舉個例，在基礎上，蒙代爾和我對貨幣用途的看法沒有兩樣，但怎樣安排卻意見不同。要找機會跟他坐一下來研討一下。英諺有云：有道理的人，只要大家明白，永遠是互相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