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轉型談何容易！

要先對畢業的同學說幾句話。目前國內的大學畢業同學難找工作，網上有雲，其中一些接受零工資。做得對︰只要有值得學習的，接受零工資是正著。希望老闆們能審時度勢，儘量提供學習機會給畢業生。



青年初出道，論工資不對——不僅是經濟困難的今天。為人師表數十年，我對畢業同學的建議，永遠是出道選工作不要論工資，要著重自己的興趣與知識投資的機會。可惜市道好時這建議不易被接受︰錢作怪也。當年我不論，今天兒子也不論，佔了先機。我和兒子的際遇比今天國內的同學好︰我們不需要養家。需要養家的同學的困境我明白。辛苦一點吧。不要忘記，工作後還要自修讀書的。恨不得還年輕，可以在網上授課。利用互聯網教育實在方便。我不成了，希望有識之士能先把自己介紹一下，然後把所知或講義之類放到網上去。



不是要留難北京的朋友，但要問︰同學接受零工資，是不是違反了國家的勞動法例呢？說是，要禁止，千夫指不易橫眉冷對也。說因為同學自願，所以不違法，那麼任何僱主皆可要求最低工資之下的被雇者簽下自願書。若說除了工資，其它勞動法則不能自願，那麼工資的彈性開了一處口，其它法則皆可用自願的工資甚至負工資調校，化為零。



我知道新勞動法放寬了不少，而好些地區不執行。然而，兩個頭痛問題仍在。一、不清楚地撤銷，陰影還在，投資者不敢下注。二、員工因為此法的存在可以憑法投訴，弄得勞資雙方的關係今天是改革以來最差的。新勞動法可能對某些人有利，或對某層面的員工有利。都不肯定，肯定的是最低下階層的勞工受到損害。今天紛紛倒閉的是我認為對農轉工貢獻最大的接單工廠，這些工廠養起很多窮人，而又提供給無數沒有學識的勞苦大眾有各行各業的學習機會。苦嗎？那當然，但窮人那麼多，資源那麼少，有較好的辦法嗎？我很不同意那些自以為是學者的貶低他們認為可笑的血汗工廠，而對認為這些工廠應該被淘汰的言論，反感更大。政府憑什麼資格封自己為淘汰大師呢？



說實話，就是北京立刻撤銷新勞動法，短期內不會有起死回生之效。一則太遲了，二則地球經濟很不對頭。面對今天的困境，撤銷此法有助，助多助少不要斤斤計較吧。肯定有助就不要再等了。



說到工業轉型，要向高科技勵進，有誰不懂得說，但談何容易哉？好些年前我和瑞典的一位經濟學者詳談此事，因為該國主要靠科技生存。當時大家的結論，是高科技不可以話搞就搞。瑞典地大人少，一般國民的知識高，也有多年的科技傳統。中國沒有這些條件。



中國的重要資源是人，學識水平一般低下的人。但千萬不要小看這些人。我認為高科技在中國有得搞，也應該搞，但絕對不是把窮人淘汰出局那種搞法！地球上沒有什麼資源比人更可貴，而炎黃子孫這個品種，上蒼早就照顧著，認為中國人多所以命賤的想法是不對的。我說過中國人聰明，吃得苦，學得快。論及科學，中國人不僅聰明那麼簡單，更重要的是想像力強。論智商，地球上不亞於炎黃子孫的民族有的是，但論到想像力，比得起中國血統的我沒有見過。



不知是天生基因使然還是文化傳統所致，中國人的想像力自成一家應無疑問。不需要拿出鬼才李賀了。昔日蘇子寫《赤壁賦》──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其想像力的來去縱橫，彷彿隨意揮灑，其它文化不易讀到。寫花，杜牧說「落花猶似墜樓人」，李清照說「人比黃花瘦」。論白髮嗎？李白「高堂明鏡悲白髮」，辛棄疾「白髮空垂三千丈」。想像免不了有點誇張，但來得那麼新奇而又自然，我認識的西方文化不多見。中國的文化呢？想像是慣例。



想像力是科學研究最重要的──愛因斯坦這樣說過。昔日學而優則仕的傳統無疑扼殺了中國的科學發展，但傳統歸傳統，今天歸今天，上蒼賜予炎黃子孫的想像本領沒有變。另一方面，我們知道這本領不會因為人窮就沒有。我自己的雙親皆出自廣東農村的破落戶，而四十年前在美國出道時，師友們不少認為我的想像力勝出幾條街。在神州大地我可沒有這種優越性。然而，論到邏輯思考與客觀辯證，中國人卻是輸了。輸出兩條街吧。邏輯推理是可以學的。中國人需要的是教育，是機會。不是說每個窮人都可以殺出重圍。成功的機會其實不高。縱觀中國的資源侷限，愛莫能助，只是提供自力更生機會的社會成本是零。



轉談科技產出，人的質素當然也要論想像力，但遠不及科學研究那麼重要。科技產出是製造，重點是產品質量的調控。這方面我們真的比較弱。有兩點。其一是中國人不夠清潔。其二，雖然中國人的手工藝無敵天下，但奇怪地產品規格需要一致的要求，目前看中國比不上日本或韓國那麼穩定。可能是風俗習慣使然，更肯定是教育出了問題。



要在中國大幅提升產品的科技水平，三個要素不可或缺。其一是工人的知識水平要大幅提升。工程方面中國基本上沒有問題，設計也可以，困難在於一般工人知識不足。需要細節嚴格、精確的產品，中國人做得不夠好。認識做廠的朋友無數，很多外地的優質產品，他們不是不懂得造，而是做不到，或成本要比進口的高。



第二個要點，是中國目前在商標、商業秘密、發明專利等法律上還有好一段路要走。改進了很多，但還有不能漠視的不足之處。思想或知識產權的保障歷來困難，就是先進之邦也頭痛。是非常複雜的學問。七十年代初期，受美國科學研究基金的委託，幾個助手和我花了幾年時間研究發明專利與商業秘密。一九七七年五月我寫下很長的研究報告（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第二十章，《產權與發明》）。當時的同事與資助基金認為是全面而又深入的，促我繼續，但題材實在太難，放棄了。今天在國內管理知識產權的朋友不妨細讀這篇長文，問題所在是說清楚了的。中國不一定要倣傚西方的知識產權法律與執行的方法，考慮要點及西方遇到的困難會有助。



第三個要點，是工業科技的上升一般是由他人推上去的。以西方為例，發明專利的註冊一定要詳細地公開，專利權只十七年。要持久地維護這專利，發明者要不斷地繼續研究、改進，希望再獲其它有關的發明專利，使十七年後自己的原先發明被自己的新發明替代了。然而，原先的發明早就公開了，其它競爭者也會研究，也會改進，有機會得到改進的註冊而捷足先登。



後浪推前浪永遠是科技發展得好的程序。這就帶來為什麼我認為在中國的資源侷限下，接單工業是那麼重要了。我說過接單工業可以養起很多人，是農轉工的命脈，而每間接單工廠都是一所學校，培訓工業人材。這裡要強調的，是接單工廠一般力爭上游，希望有自己的商標，有自己的發明專利。這樣一來，上頭的科技水平較高的就逼著要發憤圖強，否則會被下面的淘汰。香港昔日滿是這樣的故事。接單接單，到後來可以生存的都有自己的商標，也有自己的發明專利註冊。行業的發展也如是。老一輩的朋友應該記得，當年香港的工業以假髮、膠花等雄視地球，後來轉到玩具、手錶、成衣等工業去，讓假髮、膠花給其它工資較低的地區造。這是工業轉型的應有過程。強迫轉型，淘汰了接單工業，是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千萬不要考李嘉誠先生膠花是怎樣製造的！

[博客討論室第1期]張五常的貨幣制度

話說，我向張五常教授報告在網上眾多讀者關於其「以一籃子物品為錨的貨幣制度」的提問，他說：「提這麼蠢的問題，你不要理他們了。」



我回答道：「網上提問的讀者，往往是因為或者一無所知，或者一知半解，或者想得太深，於是就不明白，提出這樣那樣的疑問。對這些提問，要不就索性刪除——因為其他讀者很多也是這樣或一無所知、或一知半解、或想得太深而不明白，看了這些似是而非的疑問只會增加他們的混亂；要不就要逐一解答。



逐一解答，我的成本太高。所以通常我的處理辦法是對於質量太差的提問統統一刪了之。有些提問雖然質量也不高，但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有空的時候就回答一下。



最近出了《關於「以一籃子物品為錨的貨幣制度」的常見Q＆A》一文，本著有問必答的精神，只要不是出言無禮、糾纏不清或有意搗亂的，一律答之。



從這篇文章的評論及回應中，我也想到此前已經在動念想搞的一個欄目，就是把每週較有質量的評論及我的回答收集起來，在星期日、一這兩天沒有新文的空檔以單獨一篇博文的形式發佈出來。因為有些讀者是不看評論的，或在我沒有回答之前就看過了、於是不知道整個問答的過程。有些問題於是反反覆覆地有人問，真是浪費大家的時間。現在這樣收集了問題獨立發文，看到的人就會比較多。以後有人再提問，也可以直接叫他們去看有關的文章。



這個欄目不是以前的「五常問答室」，起名為「博客討論室」，一律收集在「評論張五常」的分類之下。



今天是第一期。



內容是一位讀者與我在電郵裡討論張五常教授的貨幣制度（即以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為錨的貨幣制度）的情況。





shuxuhui



最近在學習五常及你的解答中，我感到最容易混淆的概念莫非幣值、匯率、物價水平和利率之間的關係和區別了，這也是學習宏觀經濟學中最基本的東西，學習中自己畫了一個關係圖，一方面個人覺得很多東西難於用圖示準確表達；二是有些理解也不一定正確，現送你指點一下。謝謝了！



（按：博客裡不能發圖，這裡不貼圖了。）





張五常博客管理員：



圖我看了一下，銀行可以不畫進去。雖然貨幣乘數是存在，但貨幣數量其實很難確定，不提也罷。



至於名義價格、名義利率等，都是名義值，因此都是實際值加通脹率，通脹率穩定之後，名義值的變動就完全反映實際值的變動，這就是為什麼貨幣的幣值需要穩定，因為它穩定之後，名義值就能正確地反映實際值，人們的決策就不會受到誤導（因為人們決策時看到的只是名義值，通脹率是事後才知道的。或者按教科書的說法，決策時人們在實際值上加的通脹率是預期通脹率，但預期也者，自然就是猜出來的，到實際發生時會有出錯，出錯的部分依然會造成誤導）。



在這個意義上說，有通脹也行，只要通脹的預期是正確的，也不會誤導決策。所以在一籃子物品為錨的貨幣制度下，政府要製造通脹也可以，只要一開始就明確地告知大眾，今年要搞多少的通脹率，而且言而有信，果然就只搞那個通脹率，不多也不少，則生產、消費、投資等私人決策是不會受到影響的。



由此也可見，一些網上的讀者糾纏於真實利率是否穩定，也沒有太大的意義。即使真實利率不穩定，只要通脹率穩定了，名義利率變動完全反映真實利率變動，則真實利率即使很波動，那也不過是有如一些普通商品的價格天然地就是比較波動一樣，這並不會影響人們的決策。張五常教授說真實利率是由投資回報率決定，一段時間裡是比較穩定的，是用來說明格林斯潘短時間內一連調八次利率的行為不可能是對的（因為短時間內投資回報率不可能一連變動八次那麼多），而不是用來說明真實利率穩定才對經濟有好處。那些讀者是把問題的重心給搞錯了。





shuxuhui



呵呵，再交一篇作業，是關於一籃子物品價格指數及其物品相對價格的運行機理分析的，算是學習體會吧。打擾了！



（圖略）



調整的的三個特點：
1、 豬肉價格上升導致的物價指數上升（100→150），在緊縮貨幣的作用下恢復到原來的物價水平（100）；
2、 由於緊縮貨幣的作用，豬肉的價格同比例下降至13.3元/斤（150/10=20/X），米的價格下降到3.3元/斤(150/100=5/Y)；
3、 由於市場導致的物品間的相對比價沒有變化：20/5（豬肉）=13.3/3.3（米）=4/1

三點啟示：
1、 控制物價水平與控制物價是兩回事。也即幣值的穩定與反映物品的稀缺性並不矛盾。
2、 物價水平由100變150，可觀察，好衡量，便於貨幣操作的把握。類似金本位。
3、 從①→②→③→等的變化中，中間無障礙，在市場中可實時反映。

三點推論：
1、 如果籃內的物品夠多，可弱化炒作的風險；
2、 貨幣政策與穩定物價融為一體；
3、 變相的放開了資本市場；



張五常博客管理員：



「變相的開放了資本市場」不對，應該說是一定要以開放資本市場為前提條件，否則調整貨幣供應量就不能影響到一籃子物品價格指數的變動。



其實這個貨幣制度比金本位及現行的貨幣制度有一個更大的好處，就是它是調節貨幣供應量，但並不需要知道具體的貨幣供應量是多少，即M0到M2的數字是不需要再作統計的。只需看著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收放貨幣就是，看到偏高就收，看到偏低就放，數量具體是多少不需要去預測或計算。博客裡有朋友提到看著燒杯裡的刻度注水或倒水的比方是正確的。由於現代金融體系的複雜性，貨幣數量的界定變得模糊不清（就是上一封郵件裡談到的貨幣乘數雖然是存在的，但貨幣數量不好算，不提也罷的意思），到底M0還是M1還是M2還是其它的指標才能正確地反映貨幣數量？不知道。但在這個貨幣制度裡，不需要知道，只需要看著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把貨幣數量加加減減就是，具體數字是多少已經不重要。





shuxuhui



「變相」一詞用的的確不好，不準確而且還有貶義，與筆者初衷不符。本意是一籃子物品為錨可以避開是否開放資本市場的爭論，而間接的放開了資本市場，有一石二鳥的功效，這在眼下中國有尤其重要，這反映了設計者的政治智慧。



另外，一籃子物品為錨使現實中貨幣量多少不在重要的妙用，筆者在討論中有表述，放在幾點啟示中。「物價水平由100變150，再變100，可觀察，好衡量，便於貨幣操作的把握。」想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這是把貨幣量的控制轉化為物價水平的控制，這一轉換不僅把原來搞不清楚的東西，變得清晰起來，而且簡單方便可控。這才能做到精細管理（呵呵）。這是設計者的變通智慧了。



謝謝你多次的回覆和指導！



一個佩服並敬重你的讀者





張五常博客管理員：



「本意是一籃子物品為錨可以避開是否開放資本市場的爭論，而間接的放開了資本市場」，不是間接放開資本市場，而是一定要放開，要以此為實施這一貨幣制度的前提條件。因為實施這個貨幣制度要放開外匯管制，匯率自由決定，這樣選入這一籃子中的、以外國市場的價格為準的物品折算成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才是準確的，這樣盯住的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才是真的盯住了實物。

以一籃子物品為錨的貨幣制度」的常見Q＆A（下）

（五）其它雜項



以上是《再論鉤住一籃子物品的貨幣制度》一文作了一些修改後的內容。這裡再列一個項目，是用來收納後來出現的一些常見提問。





1、如果是經濟學外行，沒有經濟學基礎，想理解張五常教授這個貨幣制度的運作，應該看些什麼專業書打一下基礎？



這個是我設想出來的虛擬問題。因為在回答問題時，實在見到太多提問顯示出來，提問者對於經濟學是一無所知，於是提的問題很離譜。



例如，有人問，中國地方政府很腐敗，會不會實施不了這個制度？



先不論「中國地方政府很腐敗」這種價值觀而非事實的陳述，是不容許在這種科學討論中出現的；就說這人的提問，顯示他連貨幣政策的實施主體是中央銀行，根本沒有地方政府摻合的份，都一無所知。



又如，有人問，央行怎麼收回貨幣？難道跑街上去隨便抓一個人把他身上的鈔票收上來？



這樣的提問，連各國央行發放、回籠貨幣是通過「公開市場業務」的貨幣政策工具來實行的基本操作手法，都一無所知。



對於無知到這種程度的提問，我實在只能建議這些人先去看一些經濟學教材，有了一定的基礎再來提問。那麼要看什麼教材呢？我想最好是看《貨幣銀行學》，再有《國際金融》中與匯率有關的部分，然後再看一本《中央銀行業務》之類的，大概就夠了。



也不需要整本書都看完，主要看以下概念與理論：貨幣數量論、通脹的概念及其成因、中央銀行的職能、貨幣政策及貨幣政策工具、匯率的概念、匯率理論中的購買力平價說、國際收支理論、金本位制及佈雷頓森林體系，大概看懂了這些就足夠了。





2、如果一籃子中選用的物品是外國市場中的，會不會因其外幣標示的價格變動而使國內外價格有差異，或令這貨幣政策失效？



這個問題原始的提法是：



＝＝＝＝＝＝＝＝＝

舉一個例子，假設初始狀態籃子中僅有兩種商品，棉花一斤50元鋼鐵一斤50元，100人民幣=1斤棉花+1斤鋼鐵。同時，1歐元=10rmb.（一斤鋼鐵5歐元，棉花也是）



某日國際鋼價狂漲，一斤鋼鐵變成15歐元，而國內的鋼價被國際決定，也就是一籃子物品變成了200元。政府為兌現承諾，通過回籠貨幣，使國內鋼鐵1斤變成75元，棉花一斤25元，同時1歐元=20rmb.



這就有問題了：最後的情況下，假設國際棉花價格未動，仍為5歐元一斤，但國內僅為1.25歐元一斤，在國際價格決定國內價格的情況下，如何解決這個悖論？

＝＝＝＝＝＝＝＝＝＝



這人的出錯在於計算人民幣對歐元的匯率時顛倒過來了。中國央行回籠貨幣時，人民幣相對於歐元是升值，不是貶值（因為人民幣的供應量相對於歐元減少了），所以回籠貨幣之後的匯率不是1歐元＝20RMB，而是1歐元＝5RMB。這樣，國內 75元的的鋼鐵折回歐元是75/5＝15歐元，國內25元的棉花折回歐元是25/5＝5歐元，全部都與國際價格一樣。



原因很簡單，人民幣始終鉤緊實物，無論用什麼去標價這些實物，總之人民幣對實物的購買力是不變的。而歐元沒有鉤緊實物，所以當實物升價時，歐元相對於實物貶值了。因此我們看到這例子裡，表面上是人民幣對歐元升值，其實是歐元對人民幣（其實也就是實物）貶值。



由此可見，一籃子物品選用外國市場的沒有問題，不會因外幣（相對於實物）的升值或貶值而改變了用外幣標示的價格，就使這個貨幣制度失效。



PS：這個問題是所有提問中最有價值的，雖然提問者錯得很淺，但幫忙想出了一個虛擬的數字例子來，使我能夠更清楚地說明這一貨幣制度的作用。





3、在這個貨幣制度下，央行應使用什麼貨幣政策工具改變貨幣供應量？



所有《貨幣銀行學》一類的教材都會介紹，央行的貨幣政策工具有三個：其一，調存款準備金率，但這個政策是重磅炸彈，絕少使用，中國央行去年以來頻頻使用，是亂彈琴。



其二，調貼現率，這個政策工具現實中很少用，從格林斯潘時代起似乎是改成了調利率。但張五常教授是反對調利率的。因為利率應該是投資回報率的市場價格，也就是應該由市場決定的，而不是由央行調整的。利率經常性地調來調去，就會與投資回報率脫了節，美國次貸危機的導火線（注意，是導火線，不是根本原因），就是這個原因。



事實上，一切金融危機（包括貨幣危機），甚至應該說一切經濟危機，原因都一定是在於虛擬經濟與實物經濟嚴重脫節所致。所以很多人一直還在死心不息的追問在這個貨幣制度下炒家通過炒物品來炒貨幣怎麼辦。這些人說來說去就是不明白，炒家不是萬能的神，不會是想炒起什麼就炒起什麼；如果真的如此神通廣大、隨心所欲，有這麼必然賺錢之道，那何需在這種貨幣制度下才有得炒？他們天天都可以炒出金融風暴來圖利，全世界的人也都去做炒家好了。一定是因為虛擬經濟與實物經濟有脫節，才會有炒的空間。通常這脫節不大，所以炒作天天有，但這炒只會通過套利行為使脫節消失；但如果是由於政府管制或干預之類導致嚴重脫節，一旦炒起來就會惡化成危機。這個貨幣制度使貨幣這虛擬經濟的最基礎之物與實物緊緊鉤住，就不再可能出現虛擬經濟與實物經濟的嚴重脫節，炒家是無從炒起的。這就是張五常教授在後來一篇的《新勞動法別無選擇》中說的第四點「像今天那樣國際金融大亂，或歷來把經濟學者弄得頻頻出彈弓手的商業週期（business cycle），以一籃子物品為貨幣之錨會把這些煩擾平靜一下，其它有關金融的問題會遠為容易處理。」的含義所在。



其三，公開市場業務。這才是即使在目前也大量使用的貨幣政策工具，因為這種操作時時可做，量大量小隨央行所需而定，最靈活，最主動。



BTW，最近看了一本美國人編寫的《金融學》教材，發現在「貨幣政策工具」的項目下，甚至都不再提調整存款準備金率與調貼現率（當然也不提調利率），就只提「公開市場業務」一項了，可見國外教科書壓根兒都不認為應該用調這率那率來改變貨幣供應量的。





4、貨幣政策實施時滯再補充



有些人仍然在執著於那個貨幣政策的實施時滯問題，問如果物品價格突然暴漲，央行回籠貨幣的作用來不及反映到物價上去，鉤不住這一籃子物品怎麼辦？



要說實施時滯，現在的貨幣政策時滯更長（美國的經驗是要半年）。我們不可能追求完全無時滯的貨幣制度，能做到比現在更好，就應該採用。



另外，如果確實不能接受較長的時滯（在某些情況下，哪怕是一個星期的時滯也可能會顯得太長），那可以動用外匯儲備直接在外匯市場上幫忙調節一下。如上述物品價格突然暴漲的情況，貨幣政策應該是收縮根銀提升幣值，如果嫌時滯太長，可以直接在外匯市場上投放外匯儲備（也就是從外匯市場直接回收人民幣）來提升幣值，這可是完全沒有時滯的了。這就是張五常教授在《一籃子物品的組合與操作》中提到：「守錨是調整人民幣的貨幣量，幣值在國際市場偏高，幣量調整得不夠快，可能要用外匯儲備救急，幣值略為偏低就不需要什麼儲備了。」的含義所在。



所以在這種貨幣制度下，理論上不需要有外匯儲備，但如果是為了縮短時滯，有外匯儲備可以拿來協助一下。當然，如果不是幣值偏高（即有貶值壓力），而是幣值略為偏低（即有升值壓力），連外匯儲備都不用。因為這時反映在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上，是這個指數下降了，即物品價格下跌，要增加貨幣供應量，而人民幣是我國央行印多少就有多少的，直接印了出去拋進外匯市場就能馬上把升值壓力消除了。



最後明確地總結一次：有外匯儲備協助調整（不是主要靠外匯儲備），所謂貨幣政策的時滯就完全消失了。





5、如果外國對中國實行「匯率傾銷」，這個貨幣制度能應付嗎？



一國如果實行「匯率傾銷」是指故意讓該國貨幣貶值，降低該國出口商品的價格，從而在國際市場上贏得競爭優勢。



在中國已經實施「一籃子物品為錨」的貨幣制度的條件下，如果外國故意貶值，等於是對一籃子物品貶值，則它們國內會有通脹，用國內較高的物價生產出來的產品，售價也高，會抵消了貨幣貶值帶來的好處。《國際金融》中關於金本位制下國際收支自動調節的原理（即Hume的理論）所使用的邏輯是一樣的。



其實嚴格來說，即使是在現行的貨幣制度下，一國也不可能通過貶值真的提高什麼出口競爭力。如果一國貨幣本來就是因為幣值偏高而貶值（如97金融風暴時的東南亞小國），那當然可以提高出口競爭力。但如果幣值沒有問題，而強行人為地貶值來提高出口競爭力，那國內通脹一定急升，最終導致這策略是沒有效果的。



所以，所謂「匯率傾銷」是個神話（其實如果《國際貿易》學得好，就該知道「傾銷」本身也是個神話）。





6、這樣的貨幣制度如果真的那麼好，為什麼沒有國家實行過？



問為什麼某件事應做而沒做，原因無非兩個。第一個原因，信息不足。不懂得可以這樣做。這相當於問一個學生：寫這樣的答案才對，可以得滿分，為什麼你不這樣寫？



有些讀者提到以前已經有某經濟學家提出以商品為錨的貨幣制度，問張五常教授是不是受其啟發。其實這種觀點一直就有，張教授的文章中也提及過，他曾與弗裡德曼商討過這個可能性，但因為當時一直以為必須儲備錨物品，如果錨物品不是黃金或某國貨幣，儲備的成本太高，即該制度的交易費用太高，不可行。但張教授在看到朱鎔基的操作之後，頓悟到用調整貨幣供應量而不是錨物品的供應量來鉤住錨，於是錨物品是不需要的，由市場自行供應就行了。因此再重複一次，這個制度準確的名稱是「以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為錨」，而不是「以一籃子物品為錨」。張五常教授這一理論的貢獻，正是在於突破了這一理論誤區。



第二個原因，私利所在。實施這樣的貨幣制度，中央銀行權力大減，工作量大減，部門利益與國家利益有衝突時，有多少人真的能做到犧牲小我，成全大我？問這樣的問題，相當於問：既然凱恩斯主義的大政府已經從理論到實踐都被證明是錯的，為什麼各國政府仍然奉行，不肯回歸到古典時代的小政府？答案很簡單，政府就是喜歡做大，不喜歡做小。



因此張五常教授也考慮到了央行的利益所在，指出如果中國實施了這樣的貨幣制度，外匯管制可以取消，上海以其天然優勢可一躍而成國際金融中心，大量外資金融機構湧進，中國央行監管銀行的權力與工作會隨之大增，因此在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方面的權力與工作雖然減少，此消彼長之後，央行的地位還是有所提高的。也就是說，以中國目前的情況來說，實施這種貨幣制度，不但是利國利民，於央行本身也是有好處的。央行如果因為預見不到這種有利局面而阻撓這種貨幣制度實施，其實是重眼前小利而失將來的大利了。希望央行能明白這個道理吧。

中國經改三十週年志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結束的，今天剛好三十年了。以結束日子算才對，因為當天公佈了兩項決定：一、中國開放改革；二、鄧小平復出，並獲授予最高權力。當時相信的人不到一小撮，而今天不相信的還有一小撮。信也好，不信也好，還認為這三十年中國的經濟發展不是奇蹟的是白痴。



從求學時候的科目選修到師友的交流到研究的探討到為興趣而翻閱，我算是個史學家了。然而，坐下來執筆寫此文，回顧自己平生所遇，我對歷史的記載失卻了信心。歷史是由人寫出來的，信得過嗎？回顧自己生存的七十三年，對國家的感受，跟我讀到的他家之見很不一樣。學院派的學者寫中國經改，用文件資料，我沒有讀過一篇自己認同的。另一方面，朋友或網上客對中國的評論，我同意的不多，而朋友之間的看法也往往有別。



一個人對自己身在其中的世界怎樣看，其依憑是他讀到或聽到的訊息，加上自己的觀察與經歷。我不例外。各各不同，將來的歷史學者要相信誰的故事呢？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看法是否有過人之處，但自己的經歷不同，所學不同，治學的方法也不同，看法無可避免地「自成一家」。跟進了中國那麼久，寫下文章無數，將來寫中國經濟史的有較大機會考慮我說的。真理重要，中國經改的真理重要，衷心希望自己寫下的是真理，不誤導。



是奇異的遭遇，機緣確是巧合了。出生約六年，日本仔膽大包天，在同一天轟炸香港及珍珠港。不久後母親帶著孩子在國內逃難了。經歷過中日之戰，也經歷過國共之爭。一九四五進入佛山華英中學附小，四八年初，還沒有解放，華英取消了學生每早起來背誦孫總理遺囑這項目，而每早必唱的「三民主義」國歌，奇怪地改為《義勇軍進行曲》。四八年暑期回到香港，之後的暑期多訪廣州，什麼公私合營、三反五反等天天聽到長輩說。五七年中赴北美後，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文化大革命，等等，皆跟進。當時兩位姊姊在中國，而在美國的大學裡，對中國有興趣的學者不少是朋友。圖書館收藏的大字報以六塊美元一張購入，後來才知道不少是香港商人的假冒印製品。



所學也巧合。專於價格理論，論文重於產權及交易費用的研究。因為佃農分成合約的結構性明顯，啟發了合約經濟理論的產生，讓自己從合約的角度看制度。這就是不久前我發表的《中國的經濟制度》的理論基礎了。不容易找到另一個人生於中日之戰，中國經改三十年後的今天還活著，還有魄力每星期寫兩篇難度相當高的經濟文章。我說過的人類歷史此前沒有出現過的大時代轉變，整個過程有我份，時來風送滕王閣，盡己所學多寫文章總要比王勃有較好的理由。



一九七九年九月到廣州探望兩位姊姊之後，十月在《信報月刊》發表《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這應該是第一篇論及產權及交易費用的中語文章。好些年後才知道不少北京朋友讀過該文。我是第一個研究西方經濟學的對中國經改看好的人。那是一九八一年，寫好了《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的文稿，理論嚴謹，肯定地推斷中國會走向市場經濟。可惜不同意的同事朋友無數，要到一九八二才力排眾議地發表。該小書不僅把中國的大方向說對，細節也對，要不是那麼多同事反對，我會更大膽地寫細節，把中國跟著的二十多年的歷史先寫了出來。



從來不隱瞞自己以理論邏輯作推斷的本領（一笑），但這些年我隱瞞著的，是當年對中國的樂觀推斷有一個秘密。那就是批評中國人諸多不是我不反對，但撇開這些，炎黃子孫是一個了不起的民族，站起來去做任何事，其它民族不容易斗得過。中國的經改有成，不可能是因為貪污、行騙、權力鬥爭、法治問題，等等，而是因為有數之不盡的幹部，經歷過我經歷過的，看到了機遇，站起來大干一手。做生意的本領中國人早就名滿天下，見有利可圖都跑出來了。勞苦大眾呢？不容易找到那麼多的吃得苦的人。中國人聰明，吃得苦，學得快，是我當年深信不疑的侷限秘密。



我喜歡把中國這三十年的經濟發展與日本在戰後不久的三十年黃金歲月相比，因為有不少可比之處。日本的文化源於中國，但中國的比較厚，也比較純，略佔優。日本的人口密度高於中國，後者的總人口約高十倍。中國的土地很多沒有什麼用途，但從可用的人均土地與天然資源算，中國看來也略勝，算來算去二者差不多。日本比中國優勝的，是五十年代經濟起飛時，他們的科技與知識水平在國際相對上遠勝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國。日本的不幸，是在經濟政策上他們犯了兩項大錯。其一是在被迫下日圓大幅升值，從三百六十兌一美元升至八十兌一美元。其二是禁止農產品進口，使八十年代初期的地價升得太高了。我是在八十年代中期發表《日本大勢已去》的。



這就帶來一個逃避不了的問題。中國人口是日本的十倍，將來的經濟實力可以等於十個日本嗎？如果可以，水晶球說是什麼時候呢？



讀者可能不知道，或不記得，六、七十年代日本的經濟發展，的確把西方的先進之邦嚇得叫救命。日本貨從說笑話提到的「日本鬧鐘」（大聲夾冇准也）到精確無比的石英錶到攝影機到玩具到紡織品到汽車到大洋船，沒有一樣不把西洋鬼子嚇破了膽。當時我在美國，行內的朋友有一句笑話：The Japanese have an absolute advantage in everything！一個小小的日本能把整個世界的經濟搞得天翻地覆，惹來眾人皆欲殺，中國如果成為十個日本，不是很過癮嗎？左推斷右推斷，我認為只要中國不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先進之邦大方地放一馬，想不出理由中國的經濟實力不會強如十個日本。應該過之，如果中國不像日本當年，政策上走錯了兩大步。



要多長時日中國的經濟實力才會達到十個日本的水平呢？三年前我算過，只要不大步行差踏錯，大約需要二十年。



是開放改革三十週年的大日子，中國的文化傳統不容許我說負面的話。太太知道我寫此文，說不要再批評了，要說好的。我因而談談自己的經歷，好叫北京的朋友知道年多來我屢發牢騷的背景。要是二十年後我還活著，見到中國只是三幾個日本，不知要找誰出氣才對？



從學術生涯那方面看，我對中國的經改是感激的。這經驗不僅啟發了我寫下無數文章，而不久前發表的《中國的經濟制度》，自覺重要得可以封刀。三年前七十生日那天，我說中國的經濟制度是平生知道最好的，神州嘩然，跟著罵者不計其數。這裡補充，我的意思是考慮到人口與資源的侷限，中國的縣競爭制度是我知道的最佳經濟制度。北京執到寶，希望他們重視這制度，修改一下，界定界定，放寬放寬，然後維護，從而再增加縣與縣之間的競爭活力。若如是，十個日本何足道哉？



是為志。

何日君再來？

先覆復旦姜建強同學提出的關於貨幣制度的一些問題，不淺的，但此文還要寫其它，不能詳覆。看不懂的同學要再讀我此前發表過的貨幣分析。這裡只簡述幾點。



（一）金本位制的一個主要困難，是黃金本身就是貨幣，因而受到幣量理論（Quantity Theory of Money）的約束。這理論得到Hume、Fisher、Friedman等大師的發揚，考證研究無數，當然有份量。然而，在今天，一個國家的幣量要怎樣算出現了無從處理的困難，尤其是採用無錨貨幣制的國家。不知為何當年師兄Meltzer建議的調控銀根之法，到了格林斯潘就不再用。以利率調控違反了經濟原則，早晚會出事。美國中計姑且不論，中國的央行這些年學人家以利率調控，不是調得一團糟嗎？



（二）我建議的以一籃子物品為人民幣之錨，與昔日的本位制有一個大分離：物品本身不是貨幣。那固定了的籃子物品的總價（指數），只是一個基標，任何人可以按這指數在市場自己買賣成交，央行不用出手。沒有價格管制，因為籃子內不同物品的相對價格是自由浮動的。央行管的只是那可以在市場成交的基標指數，也即是管著物價水平，依照價格理論，相對物價不管就是沒有價管。



（三）我建議的貨幣制度有四個優點。甲、央行不需要管如何算貨幣量這個頭痛問題。只守那籃子的物價指數，見人民幣有壓力上升就多放出去，有壓力下降就把鈔票收回一些。乙、不用利率調控經濟，利率由市場決定，回到經濟原則的基礎去。丙、守住指數，物價就穩定了。要調控通脹或通縮，央行調控籃子物價指數就是，主動地佔了先機。丁、籃子內的物品選擇得好，不會有誰炒人民幣匯率（有需要時央行對賭是必勝的），而因為所有匯率皆自由浮動，四方政客不容易在匯率的話題上再吵。



（四）建強同學提出金本位的主要困難，是黃金不足時，物價不易下調會導致蕭條。感受不錯，但有兩處不對。甲、幣量理論中還有其它問題，建強沒有顧及。這理論今天的致命傷是我們不知道幣量要怎樣算才對，但不等於該理論本身沒有斤兩。乙、物價下調歷來容易，困難是工資下調。就是沒有什麼勞動法或最低工資法例，工資下調也不易——有誰樂意接受減薪呢？



（五）中國九十年代的經驗是非常重要的一課，深深地影響了我。當時國內的樓價下跌了四分之三，而如果算進物品質量的急升，通縮應達雙位數字。然而，那時中國的失業率低，經濟增長保八。如果當時中國有今天的勞動法例，效果不堪設想。這重要經驗也使我不盡同意佛利民與蒙代爾等大師對三十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的看法。他們漠視了美國當時大搞福利，有相當高的最低工資，工會也林立。今天大家看到，美國的汽車工業遇難，工會不讓步是大麻煩。讓小步不成，要讓很大步才有轉機（國會最近要求讓的也不夠大步）。汽車如是，其它行業不少也會如是。這是我對美國經濟看不到轉機的一個主要原因。



轉談中國，如果在目前工廠紛紛倒閉下，工人沒有回鄉耕田的選擇，騷動很可能出現了。我說過可能出現治安問題，今天開始明顯，不幸言中矣。



幾天前一位朋友說聽到最近的回鄉客是「搬家式」的消息，我認為嚴重，立刻請幾位找尋消息出處。找到了，是十二月十二日的《南方都市報》。報導的引言云：「『最近客流量沒有明顯增加，但和往年不同的是，那些大包小包的搬家式旅客明顯多了，感覺就像是搬回家一樣。』昨天下午，東莞市汽車東站業務部主任這樣說。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東莞市區的另外兩大客運站內，由於客運班車行李艙爆滿，有的車站不得不為行李開闢貨運通道，人、家當分批回家。」報導內容說不少旅客看來是舉家搬遷，帶著冰箱、電視、家具廚具等。



上述現象有三個不可漠視的經濟含意。一、這些回鄉客是不打算在可見的將來再到工業區謀生的了。他們顯然看不到有轉機。不知何日君再來也。二、這些回鄉客不是身無長物的低等工人，不是由老闆提供食宿那類。不富有，但有家當，其中不少看來是成家立室了的。換言之，這批人不是打散工之眾。三、上面兩個含意帶來最重要的第三個：中國的經濟結構開始轉變，可以看為經濟轉型，但與北京意圖的轉型剛好相反，不妙也。



當我在《新勞動法別無選擇》一文內提到自己認為不可能錯的推論——中國的發展焦點要放在增加最低下階層的自力更生機會——可不是因為同情窮人才這樣說。同情窮人是情感上的價值觀，人類一般有，我不例外，但推論是科學，與情感無關。說先天或後天遇到不幸而不能工作的人我們要照顧，是價值觀，但說可以工作的，因為他們窮而補貼他們，經濟不容易發展上去，卻是科學。中國的人均資源太少，貧困的人口太多，在侷限上是沒有條件學人家搞什麼福利經濟的，更沒有條件學人家搞什麼勞動法。沒有任何經濟理論支持著任何勞動法例會幫助最貧困的人，而這些日子見到的，是勞動法的反效果明確。推斷這些反效果是科學，一年前我就推得一清二楚，一絲不差也。



也是從經濟科學的分析衡量，我們不容易反對北京補貼窮苦人家的知識教育，因為只要辦得好，知識教育給社會帶來的回報，可以高出補貼的成本。我們因而不容易反對在農村補貼孩子教育，或在工業區補貼夜校教育成年工人。再從科學分析衡量，如果工人自己選擇，每星期工作與求學一百個小時（美國去年約束醫生工作的時間上限，我的兒子反對）沒有什麼不妥：選擇理論是這樣說的。



國家主席提出「科學發展觀」，我不反對；不少人跟著提出要搞經濟轉型，爭取工業科技的提升，我也不反對。但我們要問：提升科技產出的轉型，在中國面對的資源侷限下，要怎樣處理才對呢？經濟分析的答案，又是要從低下階層作焦點做起，因為在中國面對的侷限下，上層的發達一定要由下層推上去。中國的侷限說，高科技的工業，沒有低科技在下面支撐著，會下降，或科技的增長會緩慢下來。理論與歷史的經驗都這樣說。篇幅所限，我要在另一篇文章才細說。



這裡要趕先指出的，是目前美國的經濟困境正在擴大，何時方休無從估計，而其它先進之邦也極麻煩。中國目前的形勢是地球上比較好的。急於處理的問題，是如果先進之邦繼續惡化，中國早晚不能自保。外間怎麼樣中國可以幫助的不多，但中國本身有不少對經濟不利的政策，急速地撤銷或清除對自己肯定有助。這就是我在三篇《多難登臨錄》提出過的八項，全部針對鼓勵「內供」。解釋過不反對提早及加速公共措施項目，但這些是鼓勵「內需」。北京目前最重要的任務，是要把人民及市場對前景的惡性預期扭轉過來。不太難，因為這惡性預期目前在中國還不太惡。重心問題是：鼓勵內需不容易改變這預期，鼓勵內供遠為容易。三十年代美國的大蕭條到四十年代終於脫身，不是因為政府大花錢鼓勵內需，而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



沒有多少時間了。縱觀西方的應對與專家的言論，再來一次海嘯的機會不能低估。中國撤銷對經濟不良的政策早晚也應該做，立刻做不可能錯。中國只要能穩定自己的經濟，因為是大國，對整個地球有穩定作用。



（五常按：拙作《中國經改三十週年志》將提前在下星期一刊登，星期二空出，星期三、四、五老闆放假，再下星期二分析經濟轉型。）

小牛牛出大場面了

小牛牛是出過大場面的，但不是在中國，不算。我不算，也不准牛牛算。本月二十三日晚他將在北京國家大劇院舉行的鋼琴獨奏會，算！



答應過牛牛，他第一次在中國大場面演出，我會為文大推一手。後來發了脾氣，說不推了，因為安排不到我建議的以兩首重要的鋼琴協奏曲開鑼，有管絃樂隊伴奏的。牛牛的琴技與音樂有震撼神州的能耐，首出大場要把炎黃子孫嚇一跳才對。再後來還是心軟了︰小牛牛真值得老人家動筆。在深圳的可能是地球天才鋼琴兒童教得最多的但昭義老師，年多前在安排下聽牛牛彈了個多小時，直言沒有遇到過那樣偉大的鋼琴天才。我不是鋼琴專家，但從自己的另一個角度衡量，天賦如斯我也沒有遇到過。



牛牛原名張勝量，今天十一歲了。四年前認識他，認為驚世駭俗，四年過去，進度使我震驚。他的父母要我寫幅小立軸給牛牛，我細想牛牛彈出來的與中國的上佳書法有點不合之處，就寫了八個字︰交代清楚，綿綿不絕。今天牛牛做到了。從哲理那方面看，所有藝術都是一樣的。



快來的二十三日晚上在國家大劇院演出的，是獨奏（recital），選的樂曲變化多。十多天前懂鋼琴的太太聽過一遍，說彈得非常好。為寫此文，牛牛的經理人傳來介紹牛牛的資料，我決定不用。心想︰這些年老人家推薦的，同學們沒有中過計，招牌雖非金漆，但可靠。愛好西方古典音樂的朋友不要錯過這次演出。他朝牛牛長大了，成為一代大師的機會存在，聽過他在祖國的首場重要演出，誇誇其談就有了依憑。



話得說回來，我曾經指出，從天才神童到演奏大師之間有一段不容易跨越的距離。昔日莫扎特七歲就以天才奇蹟名動歐洲，但到了十四、五歲，非童也，聲名大降，要不是十九歲寫下K二七一及跟著的偉大作品，今天可能沒有誰記得他。牛牛不是莫扎特，但幾年前我對牛牛將來會否成為大師的懷疑，今天除下了心頭。一博一，我賭牛牛會成為大師，而他只十一歲。



讀者要知道，天下的鋼琴神童無數，單是中國恐怕有數十個吧。牛牛不是鋼琴神童那麼簡單︰他是個音樂天才，不容易置信的。手還小，但琴技好得出奇，彈得既有火花，也有情感。十歲就練好了近五十首鋼琴協奏曲，其它曲譜記得無數。天真，調皮，有時真想拿起棍子打他屁股。太太見牛牛拿一份不知從哪裡弄來的協奏曲琴譜，複印的，前人筆記無數，簡直看不清楚，牛牛第一次試彈，快得把太太嚇壞了。小牛牛顯然有一種天生機能，見到音樂符號可以直通腦子細胞傳達到手指去。



我為牛牛的教育擔心過一兩年。教天才永遠眾說紛紜，因為沒有誰教過。今天不擔心了，因為意識到真正的天才既不需要多教，也不容易教壞。我也認為，不用再教牛牛彈琴了，而是要教他聽，教他欣賞。這樣說也麻煩，對音樂牛牛有自己的想法。還是教他多讀一點中國的詩詞，多吸收一些西方的藝術哲理吧。



賭牛牛長大後會成為大師，因為今天所見，他擁有演奏大師應有的所有條件。不怯場，場面愈大彈得愈好。有個性，對孰佳孰劣有自己的判斷，往往固執。有品味，彈出來的音樂沒有俗氣。有情緒，不舒暢時就亂彈。這些都是演奏大師的特徵。只聽不看，你不會相信音樂出自一個十一歲孩子之手。牛牛演出時的颱風自然，一百分，不用提點了。我只是教過他一點：在台上站著向聽眾鞠躬時，不要偷看聽眾。



怎樣評價牛牛的音樂呢？從我讚過幾次的郎朗說起吧。郎朗是我聽過的技術最了不起的鋼琴手，但最近從唱碟聽他彈蕭邦的第一鋼琴協奏曲，不以為然，認為這裡那裡是過於誇張了。尤其是該曲的第二樂章，應該彈得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平淡與幽怨的交替中使聽者想哭出來。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魯賓斯坦是這樣彈的（RCA出的碟今天還在吧）。憑什麼我認為此曲魯賓斯坦彈得較好呢？不憑什麼，只是個人的感受，魯前輩彈的感動了我。



不少人說郎朗彈誰的作品就像誰。真的嗎？莫扎特、貝多芬、蕭邦等皆古人，當時沒有錄音之術，今天有誰知道這些名家是怎樣表達自己的作品呢？雖雲學生可以一代傳一代，但「失真」無可避免，何況今天的鋼琴與昔日的很不一樣。結論是明顯的：一首二百年前的樂譜，今天的人彈得怎樣主要是演奏者自己的闡釋。好不好是聽者的主觀判斷了。



如果死者可以復生，我願意出高價聽聽蘇東坡吟誦自己的《念奴嬌》，或辛棄疾吟誦自己的《永遇樂》，或李清照吟誦自己的《鳳凰台上憶吹簫》。昔日美國詩人愛倫坡寫了一首很有名的題為《烏鴉》的詩，長的，內容說的是什麼今天還有爭議。他謝世後，有一個人成了名，因為說聽過愛倫坡親自吟誦那首詩，聲調低沉，幾不可聞。有誰知道是真是假呢？說聽過的成了名，不是因為真真假假，而是因為不少人像我那樣，吟誦該詩也會聲調低沉，幾不可聞。我自己喜歡讀中國的詩詞，少吟誦，只是感受著自己認為是作者當時的感受，怡然自得，彷彿古人是自己的朋友。當我聽到朗誦比賽讀同樣的詩詞，往往不以為然，認為過於造作了。



古典音樂今天存在的只是樂譜，其中聲調的或高或低，或快或慢，有規定，要遵守，但除了這些，怎樣闡釋是演奏者的自由發揮。當我們說某琴手彈莫扎特彈得好，或蕭邦彈得到家，不代表著莫扎特或蕭邦自己也這樣彈──只有上帝才知道──而是說我們喜歡這樣聽。很多聽者都那樣說，是反映著人類的內心深處有共鳴。



回頭說牛牛，年紀雖小，彈出來的西方古典作品有自己的闡釋，既不誇張，也無俗氣，我喜愛，當然還可以進步，但今天的我也喜愛了。天下能與小牛牛的內心深處起共鳴的，不止我這個老人家一個吧。



本月二十三日晚牛牛演出的，有莫扎特、貝多芬、舒曼、蕭邦、德彪西、李斯特等六位的作品，共十一曲。怕不值回票價嗎？我會囑咐牛牛，在聽眾要求再奏時，不要行出行入行一大輪才彈一首，只要掌聲夠響，行一次就彈一至兩首，掌聲不減，彈到筋疲力盡吧。這是教他學基辛昔日在倫敦的獨奏演出了。



有效的推薦多多少少要有點神秘感。牛牛沒有參加過任何鋼琴比賽。雖然有外地名師指導過，到今天他還沒有打算出國留學。牛牛是中國製造的：老師們的指導，父母的培養，朋友的幫忙，等等，加起來是大製作了。不容易想像不懂中國文化的外國人可以作得出像樣的中國詩詞或水墨畫，倒過來也不容易。奇怪是音樂可以！音樂沒有文字，也沒有畫面，單從音調小牛牛是感受到十八世紀時候的歐洲。不是懂得歐洲的風土文化，而是人類內心深處對音調共鳴的天生本領，上蒼賜給了一個中國小孩子。

以一籃子物品為錨的貨幣制度」的常見Q＆A（上）

張五常教授在寫作最近的《人民幣要以實物為錨》一文前，打電話給我，問：「當初你對於以一籃子物品為錨的貨幣制度，從不明白變成明白，到底是由於哪一環節給打通了呢？」



我答道：「你還記得嗎？當時你是以金本位製為假設的例子來解釋給我聽的。你說例如人民幣鉤住的是黃金，就是把以人民幣標示的金價控制在指定的水平上。但當時我不明白，如果國際炒家炒起金價（相應的，也就是使人民幣貶值），怎麼辦？中央銀行是要阻止國際炒家來炒嗎？這是外匯管制，你肯定不認同。是要在外匯市場上拋售黃金嗎？這等同需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黃金儲備）作為與炒家對決的彈藥。而你說這個貨幣制度下央行是不需要持有大量外匯儲備的。而且，97年東亞金融風暴等多次貨幣危機的事實都證明，一國政府就是有再多的外匯儲備，都經不起炒家的狙擊，不消一會兒就會打水漂一樣在龐大的外匯市場中消失得無影無蹤。然後你大喝一聲，道：『都不是！央行要緊縮銀根！』這一當頭棒喝，立時喝醒了我。對啊！為什麼我只想到要增加黃金供應量（在外匯市場上拋售黃金）？卻沒想到也可以減少貨幣供應量（緊縮銀根）來達到同樣的目的？金價是貨幣換黃金的交換比率，反過來說，其實也就是黃金換貨幣的交換比率。要平抑金價，在貨幣供應量不變的前提下增加黃金供應量是一個辦法，在黃金供應量不變的前提下減少貨幣供應量也是另一個辦法嘛！一旦想通了這一點，我緊接著就突然猛醒——這是貨幣政策啊！調控貨幣供應量的政策，當然就是貨幣政策！」



以上就是我想通了張五常教授所主張的「以一個可以在市場成交的價格指數為錨的貨幣制度」的過程。於是，以往割裂開來思考的匯率制度與貨幣政策，完全統一為同一件事。



張五常教授顯然自己並不覺得這個理解有什麼困難，但對於從一開始就分割地學習匯率制度與貨幣政策的人來說，這種慣性思維所造成的障礙（佛家所說的「所知障」），是很難突破的。此前，我一直無法明白的是，中國在朱鎔基時代所施行的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與東南亞各國所施行的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到底有什麼不同。張五常教授說東南亞各國的是無錨制度，這一點我是不同意的，它們當然有錨，也是以美元為錨的。但一旦明白了張教授所說的那個貨幣制度之後，我就明白到，中國當時是以調控貨幣供應量（即貨幣政策）來釘住美元，而東南亞各國是以外匯儲備來釘住美元。當然，很可能當時中國也沒有意識到它用的是與東南亞各國不同的匯率制度，因為表面上看來，都是釘住美元的。朱鎔基用調控貨幣供應量來釘住美元，應該也是不自覺的行為，他所自覺的動機應該是為了控制通脹，所以當然用的就是貨幣政策，但不自覺之間，就通過控制通脹而控制了對美元的匯率。



話說回頭，我理解這個貨幣制度的難點就在這裡，所以一通就全通了。但後來發現網上很多讀者理解這個貨幣制度的難點在別的地方，於是我曾經寫過一篇《再論鉤住一籃子物品的貨幣制度》的文章，對很多朋友經常提到的關於這個貨幣制度有疑問的問題一一列舉並作答。但這篇文章似乎流傳的還是不夠廣，所以很多讀者還是反反覆覆地來問這些同樣的問題。為此，在這裡我就專門以「常見Q＆A」的形式，把該文的內容再貼一次在下面（內容略有修改），以協助讀者們的理解。再有重複地問類似問題的，我也省得再反覆地回答，而是請提問者來看這篇文章。





（一）這種使人民幣鉤住一籃子物品的制度，會不會造成政府全面控制物價？



在我印象之中，這個問題最早提出的，是北大經濟論壇上的讀者。這些讀者應該都有相當的經濟學專業知識。然而這個問題分析下來，就會發現，提問者若不是沒有學過、就是學過也沒有真正學懂經濟學的價格理論與貨幣理論中最基本的知識。



前面出於簡化的需要而用了黃金為錨物品作例子，北大經濟論壇就有人指出，這樣的貨幣制度固定了金價，豈不是等同於物價管制？而如果把錨物品從單一的黃金擴大到大致能反映一個經濟體的狀況的一籃子物品的話，政府豈不更是全面控制了所有重要物品的價格？



首先我們從事實來看一下這種論點的荒謬性。如果上述的質疑是正確的話，那金本位制就是歷史上管制金價最嚴格也最成功（因為維持時間最久）的制度了，因為金本位制下金價就是天然地固定的。如以佈雷頓森林體係為例，二戰後美元掛住黃金，其它各國貨幣掛住美元，在70年代美元危機爆發之前，金價一直都絲毫不差地固定在一盎司35美元的水平上。如果這叫做物價管制，為什麼從來沒有經濟學家反對？不僅沒有人反對，當這個制度瀕臨崩潰的時候，大家還竭盡全力去挽救它，甚至於「歐元之父」蒙代爾直到現在還主張國際貨幣制度應該回覆到金本位時代。（你們該不是要告訴我，芝加哥學派出身的蒙代爾會是反自由市場的政府干預主義者吧？）



再看金本位制之後的情況。我們大概可以放心地作出以下的判斷：經濟學上所有的貨幣主義者同時都是信奉市場的自由主義者。而所有的貨幣主義者的共識是，一個負責任的中央銀行，就是一個嚴格地控制貨幣供應量、以抑制通脹為貨幣政策的優先目標（而不是像凱恩斯主義者同時也是政府干預主義者所主張的那樣，貨幣政策的優先目標是刺激經濟增長）的中央銀行。這無非是說，把貨幣鉤住通脹率。雖然後面我將會解釋鉤住通脹率跟鉤住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有什麼區別，但以鉤住這一點而論，二者是類同的。（因此張五常教授曾經把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稱為「小通脹率」，因為這籃子的物品比計算一般的通脹率所涉及的物品種類要少得多。）如果鉤住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就是全面控制物價，那鉤住通脹率對物價的控制程度只會是更全面而不會是更片面（因為一般通脹率涉及的物品種類更廣泛得多）。那就奇哉怪也了。怎麼那些市場自由主義者（貨幣主義者）們竟然會推崇一個全面控制社會各方各面的物價的政府為負責任的政府？竟然會以此為自己所主張的理論的基本原則？



接著我們就從理論上分析一下這論點荒謬性的根源所在。第一，問題是出在對「價格管制」這一概念的顧名思義、不求甚解，只要見到價格固定就認為是政府在管制物價。



如果只是按字面上的意思來理解，確實政府採取某些措施使某種或某些物品的價格固定下來就是管制物價，然而這「某些措施」是包含了很多性質完全不同的措施的。大致上來說，這些措施有以下幾種：（1）發佈行政指令，直接禁止供應商把價格釐定在高於規定的價格之上（如限價令）。（2）管制需求（如配給制）。（3）增加供給。（4）控制貨幣供應量。



從來沒有經濟學家會把第四種歸納為價格管制的措施，因為它的本質其實是穩定幣值，管制的其實是貨幣自身的價格，而不是貨幣所鉤住的一種或多種物品（錨物品）的價格。我們通常把貨幣看作是物品的價格，其實邏輯上物品也可以看作是貨幣的價格，既然貨幣的價格被管制著不變，當然錨物品的價格也是（表面看來）被管制著不變的了。但正如張五常教授在以往多篇文章中已經指出過的那樣，什麼物品的價格都不該管制，但就是貨幣的價格必須被管制。打個比方最容易理解這一點，貨幣就如同一把尺子（長度的標準單位），其最基本的功能是用來量度其它物體的長度的。其它物體的長度可以變化，尺子這個長度的標準單位可不能變來變去，否則不同物體的長度怎麼能有個準繩去進行比較？



所以，說貨幣鉤住錨物品就是價格管制，從字面上說，對；但問題是，那根本不是經濟學家所批評、所反對的那種會造成租值消散的浪費的價格管制，所以，也不對。那些質疑以一籃子物品為錨的貨幣制度是全面管制物價的人，是用後者的後果去批評前者的措施，若不是不懂概念，就是偷換概念。



（PS：經濟學所批評反對的價格管制措施，不但不涵蓋上述的第四種，也不涵蓋上述的第三種，事實上增加供給才是真正能有效而又無不良後果的平抑物價的正確措施。只不過增加供給通常受制於資源約束、生產週期等因素，不採用這種措施往往是不能也、非不為也。不過本文不是要分析價格管制的各種措施，這裡就不多說了。）



第二，問題是出在對貨幣理論的似懂非懂。如前所述，沒有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是不把貨幣供應量控制在與錨物品的數量相適應的水平上，從而控制物價水平（通脹率）的穩定的。如果不控制物價水平才叫自由，那當年瘋狂濫印金圓券、使物價水平走過一條街就已經飆升數倍的國民政府最自由、最不控制物價了。這樣的經濟學常識，是上過《宏觀經濟學》的貨幣部分和《貨幣銀行學》這兩門基礎專業課的人都應該掌握的。



所以，如果人民幣鉤住的不是單一物品（如黃金），而是一籃子物品，那麼它控制的是物價指數，而不是物價！嚴格來說，所謂物價，是指物品之間的相對價格，而不是用貨幣標示出來的那個絕對價格。而這個鉤住一籃子物品的貨幣制度，是不會控制物品之間的相對價格的。



曾有一位ID叫Prentice的網友做了一個虛擬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制度的運作，不妨複述如下供大家分享：



舉例來說，比如，豬肉10元/斤，米 5元/斤。100元勾住一籃子物品為 5斤肉、10斤米。當豬肉價格漲到 20元/斤，這樣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就變為150元。此時央行通過減少貨幣供應量來提升貨幣面值，提升到那一籃子仍舊是100元。



這樣，一籃子物品：150元——》100元。



所以，豬肉：20元/斤——》13.33 元/斤



米：5元/斤 ——》3.33 元/斤



這樣，通過調控貨幣供應量從而調整幣值之後，原來10元漲到20元的豬肉回落到13.33元, 而米就會從5元跌到3.33元。這裡，政府並沒有去控制肉價、米價，政府做的只是調整幣值，籃中各物品的價格，會根據各自的相對價格，自動升的升，降的降，使總價保持在100元。



為防有些朋友還是不能明白這些數字是怎麼計算出來的。在這裡把計算的過程也說一下吧。假設貨幣供應量調整後豬肉的新價格為x，則可列出方程式如下：150/100＝20/x，解方程得x=13.33。（即因為貨幣供應量的調整，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從150元返回100元，則豬肉價格相應從20元下降為13.33元。）假設貨幣供應量調整後的米的新價格為y，則可列出方程式如下：150/100＝5/y，解方程得y=3.33。



有讀者看到這個例子，說政府會影響到籃子內物品的相對價格，從而扭曲了資源使用的決策。不知道他是怎麼得出這個結論的。這個例子中豬肉漲價而政府還沒減少貨幣供應量之前（即一籃子物品的物價指數是150時），豬肉與米的相對價格是 4:1（20:5）；政府減少貨幣供應量使一籃子物品的物價指數重新返回到100後，豬肉與米的相對價格仍然是4:1（13.33:3.33，數字略有出入是因為計算時小數除不盡做了四捨五入的處理，如果用精確的分數來計算的話，是40/3比10/3，比例是一絲不差的4:1）。所以貨幣供應量的調控完全沒有影響籃子內物品的相對價格，這裡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鉤住一籃子物品的貨幣制度根本無所謂政府全面控制物價的問題。政府改變的只是用貨幣來表示的物品的名義價格。



也經常有讀者問，如果一籃子內所有物品的價格普遍上漲，怎麼辦？看了上述數字例子，就應該知道怎麼解答這個問題了。相應的題目是：豬肉10元/斤，米 5元/斤。100元勾住一籃子物品為 5斤肉、10斤米。當豬肉價格漲到 20元/斤，米的價格漲到15元/斤。請讀者自行解答以下問題：（1）這時央行該採取怎樣的貨幣政策，使這一籃子仍舊是100元？（2）計算一籃子回到 100元時，豬肉與米的價格各是多少。（3）計算這時豬肉與米的相對價格，並回答央行的貨幣政策有沒有改變它們之間的相對價格？有沒有全面控制物價？（注意：不是物價水平！）





（二）鉤住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的貨幣制度，與現在通行的鉤住通脹率的Fiat money制度有什麼不同？



現在以美國為首的一些主要發達國家所實行的所謂Fiat money貨幣制度，其實也不是真的完全無錨，而是以通脹率為錨，因為中央銀行是看著通脹率的高低來調控貨幣供應量，以便把通脹率控制在一個可以接受的水平上。這跟張五常教授所主張的、中央銀行看著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即張五常教授有時稱之為「小通脹率」的東西）的高低來調控貨幣供應量，以便使這個價格指數保持穩定或在一個可以接受的上下限範圍之內波動的情況，顯然在邏輯上是類似的。而現行的通脹率其實也是根據一個一籃子物品來進行計算的，為什麼不直接利用這個現成的籃子，而要另外構建一個籃子呢？



其實張五常教授已經在多篇文章裡一筆帶過地簡略談到現行通脹率的問題。問題主要有二。第一，通脹率所選取的一籃子物品太多太複雜，以致其物價指數難以在市場上成交（即人們無法真的在市場上購買到這樣一個籃子的物品，原因主要是這些物品在市場上直接成交的交易費用太高），這樣的錨就顯得不夠清晰，其指數不能即時計算出來（例如每月的CPI指數在下一個月的中下旬才能計算出來並予公佈），貨幣政策的實施也有相當長的時滯。而張五常教授所建議的一籃子物品，是一個種類少得多（三十至一百種）、選用的物品也以能夠在市場上有清晰、即時的成交價格可以查看到的為標準（所以他主張的是期貨市場、批發市場上的物品，詳情請看《一籃子物品的選擇》和《一籃子物品的組合與操作》二文）。



這樣，由於籃子中每一種物品的價格（期貨市場價格與批發市場的價格）本身就是秒秒皆知的，籃子中物品的數量與比例又是固定的，那麼這一籃子物品指數的高低當然也是秒秒皆知的了。因此，在這個貨幣制度下，貨幣政策幾乎是沒有認知時滯的。



而貨幣供應量的調控則是通過直接地投放與回籠貨幣（鈔票，那個所謂的M0）來實施的。根據張五常教授多年的觀察，發現中國的經濟活動對M0這個貨幣供應量的反應要比美國等發達國家靈敏快速得多（這個現象他也曾向弗裡德曼提出並討論過），因此用直接控制M0的方式來實施貨幣政策，其時滯也比較短。即使有，肯定也比現在這種鉤住通脹率的要短。正如我們生活在一個有摩擦的物理世界裡一樣，我們不可能達到一個完全沒有交易費用（如完全沒有時滯）的貨幣制度，我們追求的只能是比現行更好的東西。



第二，通脹率所選擇的一籃子物品的質量經常變動，不能正確地反映真正的物價變動情況。物價水平上升，可能是因為貨幣貶值，但也可能是因為質量普遍提升，實際上已經變成另一籃子的物品，但計算通脹率時全都糊裡糊塗地算作是物價上升了。因此，張教授建議的一籃子物品在選擇時不但要選取成交價格清晰可見的，而且要選取質量穩定不變的（於是期貨市場的商品再次受到青睞，因為這個市場上的商品質量之清晰穩定，甚至是可以用標準化合約來進行成交的）。



其實上述的兩個問題在本質上是同一個問題，都是計算現行通脹率的那一籃子物品的成分太複雜，質量有變動只是加強了複雜性的一個突出因素。



舉一個例子吧。例如「住」的物價，現行的通脹率是以租房價格、建築材料價格等組合計算出來的。其中租房價格就是一個非常模糊不清的價格。因為其質量大不相同：不同地段、不同裝潢配套程度乃至不同面積的房子，其價格之天差地遠是人所共知的。建築材料中有也很多是質量變動不居，或不同市場的價格差異相當大。用這樣模糊不清的價格計算出來的價格指數，是無法在市場上成交的，因為政府根本無法擔保你可以在市場上買到這些物品的確定數量——如果政府擔保說一萬元可以買到一平方米的房子（簡單起見，假設現在的籃子裡只有一種物品——房子），你是買窮鄉僻壤的一間草房裡的一平方米，還是繁華都市的一座高樓大廈裡的一平方米呢？如果說擔保的是買這兩個極端的平均數，但又怎麼會有大量房子正好就處於這個平均數上，可以供人們真的去嘗試著購買一下，而又不會因這種嘗試性而不是出於真正的需求而進行的購買影響了它的價格（所以前面要強調這類房子的數量必須是大量的），從而證明政府是言而有信的呢？但如果沒有這種真的購買一下的可能性，這鉤住一籃子物品的約束又怎麼算是可靠的呢？（雖然通常不會有人真的去嘗試著購買一下這一籃子物品，就如同期貨市場上很少人會真的進行實物交割一樣，但這種可能性的存在是最有效的約束。）



張五常教授主張用水泥這種物品來代表「住」（當然代表「住」的還有其它物品可選進這個籃子裡，此處只舉水泥是為了簡化起見），因為這是房子的基本原材料，而且其質量的穩定、不同市場卻有相當一致的價格這兩大優良特性完全滿足要求，人們若不相信政府的擔保還真的就可以去嘗試著購買一下。這對於政府不承兌而仍能保證市場相信政府擔保該指數穩定，是非常重要的。有些朋友一直堅持必須承兌，說這樣才能保證信心。其實，要保證信心，只要政府能提供一種人們測試其誠信的可行方式就可以了。承兌固然是一種測試；讓人們能夠清楚地知道在什麼市場上用多少數量的貨幣可以購買到怎樣的一籃子質量明確的物品，也是一種測試。只要有測試，並真的可以施行，那就夠了。沒有必要測試非得是承兌。這就有如，你不相信自由落體定律的話，你自己去拋個蘋果看它是不是飛天上就是了。人們對物理科學那堅定的信心，不就都是靠這些可實驗性來建立的嗎？具體是什麼形式的實驗並不是那麼重要。在此基礎上，我們當然要選擇一種交易費用最低、政府對市場干預最少的測試方式來建立信心。而保證承兌的測試方式，是以前的金本位或類金本位的佈雷頓森林體系，政府若非要儲備錨物品，就要捲入干預物品（而非貨幣）交易（哪怕只是期貨合約交易）之中，都無疑會使貨幣制度的交易費用大增。（事實上，後面會提到，以商品為錨的貨幣制度前人並非沒有想過，但要儲備錨物品來提供承兌的成見，使經濟學家覺得這種制度交易費用過於龐大而不可行。一旦破除了這個成見，以商品為錨的貨幣制度的交易費用大為減少，其可行性也就大為增加了。）



總之，一籃子物品的指數能否在市場上真的進行成交，是極其重要的因素，正是這一分野使張五常所主張的以一籃子物品為錨與現在通行的以通脹率為錨的貨幣制度有了本質上的區別。事實上，張教授有一段時間習慣於使用「以一個可以在市場上成交的指數為錨」來稱呼朱鎔基發明的貨幣制度，只是朱老鉤住的是單一貨幣（美元），其可以成交的指數是外匯市場上的匯率，而張教授建議改鉤一籃子物品。



還有些朋友提到服務怎麼辦？那就用有關的物品來代表。例如「行」是交通，是服務，可以用石油來代表。如此類推。



還有人提到三十至一百種物品能用來代表整個經濟嗎？其一，有什麼不行？股票市場的指數不也是只以少數公司的股票來代表整個股市、進而再代表整個經濟嗎？不需要百分之一百地代表，大致地代表就行了。（再說，天下何時有百分之一百這種事情的？就算是只能代表百分之五十，也總好過現行的貨幣制度什麼都代表不了吧？）其二，對於普通人來說，衣食住行最關鍵，能把衣食住行代表起來，確保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交易是在穩定的幣值下進行，還不足夠嗎？其三，想深一層，雖然世界上的消費品種類成億上兆，但追根溯源，用來生產它們的原料基本上也就那麼幾十上百種，只是把它們進行不同的組合與不同程度的深加工，發掘出不同的用途而已。能用來生產衣食住行的產品的原料物品，實際上已經能生產所有的產品。而所謂服務，大部分的投入是人力，而人的生產還不就是以衣食住行來進行的嗎？所以說服務不能用一籃子物品來代表的人，對於生產的物理本質還是理解不深，或是想像力太有限了。



另外，有些讀者提到，國內期貨市場不發達，很難選擇到足夠的期貨市場上交易的物品進入這個籃子。其實張五常教授並沒有說一定要以國內的期貨市場為準，完全可以是以國外的成熟的期貨市場上該物品的價格為準。至於有讀者可能會進一步提到以外國期貨市場上的物品價格為準，會不會被外國操縱了物品的價格。這一點在下一問題項裡有解釋，這裡暫且按下不表。



另外，以美國為代表的Fiat money制度，準確來說鉤住的其實並不止通脹率那一個錨。除了通脹率，還有失業率等其它經濟指數，因此錨的清晰性更差（失業率這個指數可是完全無法在市場上進行成交的，其模糊不清更遠甚於通脹率），調控的複雜程度更是倍增，幣值之難以穩定可想而知。張教授經常提到的一個證據是：美國的利率調整極之頻繁，而利率本應是投資回報率的市場指示器，投資回報率顯然是不可能如此頻繁地變動的，這意味著美聯儲（美國央行）一直在摸索著那個模糊不清的錨在哪裡，鉤來鉤去就是鉤不住。可見這是貨幣制度的問題，而非人的能力不足。





（三）貨幣以這樣的一籃子物品為錨，會不會被炒家通過炒籃子中的物品而使貨幣受到狙擊？



張教授早就考慮過這個問題。他早在2003年12月25日發表的《一籃子物品的選擇》一文中就指出：「如果北京真的要選一籃子物品為人民幣之錨，我很想知道他們選出來的是些什麼，其比例又如何？問題是，北京應不應該公佈呢？公佈籃子內的物品及其比例的好處，是可以增加國際對人民幣的信心。但如果不公佈信心也足夠的話，不公佈可能較為優勝。外匯市場炒家甚眾，以一籃子物品為錨比較難炒，但多了一種炒法：先在外匯市場下了注，然後炒物品。這是近於杞人憂天，但我就是喜歡誇張一點，把問題推到盡。」後來他又在2006年3月10日發表的《一籃子物品的組合與操作》一文中修正了這一看法：「籃子內的物品是些什麼是要公佈的。此前我認為物品的比重不公佈可能較好，但見去年七月起央行轉用一籃子貨幣，不公佈細節人民幣有明顯的不穩定效果，改變了主意，認為物品的比重也要公佈，物品種類夠多就有保障。毋庸置疑，籃子內的物品細節愈明確，市場信心愈大。」並認為「炒家可以炒籃子內的任何物品，但不會炒到人民幣那邊去。」



也就是說，只要籃子中的物品種類足夠多（張教授原來主張只選擇三十種，後來認為可以提升至五十種甚至一百種），炒家雖然可以炒物品，但每種物品平均來說只不過佔了1％的比重，對整個籃子的物價指數的影響可以說是微不足道。（其實即使籃子裡只有30種物品，平均每種物品所佔的比重也不過是3.33％而已，對整體的影響仍然是微乎其微。）



退一步說，其實我們不妨想一下，有哪種貨幣制度是完全沒有機會被炒家狙擊貨幣的？沒有！沒有錨的貨幣就不用說了，用不著什麼炒家狙擊，它自己也會迅速崩潰。至於有錨的貨幣，炒家總能通過炒錨來狙擊貨幣。只是不同的錨相比之下，一籃子物品應該是所有錨中最不容易被炒家控制的了。單一貨幣和單一物品作為錨是最容易炒的，炒家只要炒一種貨幣或物品就行了。（所以這是一籃子物品為錨比以黃金或美元為錨要優越之處。還固執地認為金本位制比這一籃子物品為錨的貨幣制度為好的，是只想到錨的清晰性，而沒有通盤兼顧考慮炒貨幣的問題。）



而一籃子貨幣與一籃子物品相比，首先可以選入籃子的貨幣種類就遠遠不如物品，（能在國際上自由流通兌換而又穩定可靠的貨幣能有多少隻？不要說100種，就是30種可靠的國際流通貨幣都很難湊夠數。）種類不多就會導致每一種貨幣平均所佔的比重較大，炒家只需控制少數幾隻就已經足以控制籃子中的大部分比重。其次，市場上貨幣的供應量也比物品的供應量要少，炒家炒前者自然要比炒後者容易得多。



所以，如果炒家要炒，無論哪種貨幣制度都會有可乘之機。除非因噎廢食搞外匯管制，炒家是永遠無法禁絕的。我們可以選擇的，是最不容易被炒的貨幣制度，而不可能是絕對無法被炒的貨幣制度。



換一個角度來看，炒家炒貨幣天天都在進行，但達到狙擊貨幣這樣嚴重的危機的，畢竟還是十年一遇。為什麼？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與其幣值並沒有明顯地脫節，炒家又能從何炒起？索羅斯的自辯「蒼蠅不叮無縫的蛋」並非全無道理。而當貨幣是鉤住一個能大致地反映整體經濟狀況的一籃子物品時，該國的經濟狀況與其幣值又怎會有明顯的脫節呢？



至於有些朋友提到外國政府會通過控制這籃子物品的價格來控制人民幣，情況與炒家的問題類似。其實外國政府比炒家還多一重顧忌：如果它炒起了那個籃子的物品，而這籃子的物品基本上是按「衣食住行」來選擇而組成的，則它自己國家裡同樣的物品也會基本與衣食住行有關（只不過可能各物品在籃子中所佔的比例略有不同），炒起這些物品會導致它自己國內也發生通脹。炒家可以不管其它國家因他狙擊某國貨幣而發生通脹，外國政府卻不能不考慮本國也會遭受池魚之災。





（四）為什麼說鉤住一籃子物品的貨幣制度是平抑人民幣升值壓力的前提？



若外間對人民幣的需求甚殷，那麼要舒緩人民幣的升值壓力、穩定匯率的辦法其實跟前面提到過的平抑物價的方式一樣有四種。前兩種是經濟學家反對的物價管制，是不是宜採取的（但目前正在採取的正是第二種「控制需求」的方法），現在要平抑的是貨幣的價值，當然無所謂第四種方法，那就只有真正有效的第三種——增加供給。而貨幣不像普通物品受資源約束、生產週期等因素的制約，開動印鈔機就有源源無盡的供應了。只要流出國外的人民幣不回流國內，國內的貨幣供應量不受影響，通脹不成問題。但問題當然就是：如果人民幣回流國內，而且是大量地回流，怎麼辦？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比以往更急切地需要這個鉤住一籃子物品的貨幣制度以便能迅速地監測、並及時控制通脹。



通脹是指由於貨幣供應量過多而導致的物價普遍上漲。只是某些商品價格上升不叫通脹，但如果某些商品的價格上升導致其它商品成本增加而也要漲價，從而使漲價的趨勢擴張到整個經濟體，那就出現了通脹的風險。但鉤住了一籃子物品後，籃子內某些物品價格的上升會導致這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上升，央行要繼續鉤緊原來的指數，就必須減少貨幣供給量。價格上升了的物品本來就佔用了流通中更多的貨幣數量，央行還減少供給貨幣，能用於購買其它商品的貨幣數量就更少了，則它們的價格怎麼還能不下跌？其它商品價格的下跌幅度要達到剛好能抵消價格上升的商品的上升幅度，否則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不會回覆到原來的水平，央行就會繼續減少貨幣供給量，迫使其它商品的價格因為可以用於購買它們的貨幣數量越來越少而繼續下跌。這個運作過程，在前面所舉的網友Prentice的虛擬的例子已經說明得很清楚，這裡就不再重複了。





行文至此，我們不妨作個小結，比較一下以單一物品（如黃金）或貨幣（如美元）為錨、以現行的（大）通脹率為錨及張教授主張的這個以一籃子物品的指數（小通脹率）為錨的優劣。守大通脹率的問題，前面已經說過了，因為這個籃子物品成分複雜，錨模糊不清，無法在市場上真正地成交，而事實經驗的證據也是鉤來鉤去都鉤不住，不如這小通脹率的簡明清晰容易鉤。



而如果鉤住單一物品或貨幣，單一物品或貨幣暴升暴跌的可能性或機會比一籃子要大得多。（張教授寫過的一篇《從炒貨幣說一籃子物品》的文章開頭部分談到如果鉤住的是黃金的話會有兩個問題，那第一個問題其實就是這裡說到的。所以張教授的多篇與貨幣制度、人民幣匯率有關的文章其實基本上已經把所有方方面面的問題都考慮到、分析過了。）



總之，選擇一籃子物品為錨可以說是盡最大的可能同時兼顧了穩定性與簡單性，令我不由得要再次感嘆：如果這樣的貨幣制度還不算是最完美的，實在想像不出哪裡還有更完美的了。也無怪乎有朋友向我指出，張五常這個以一籃子物品為錨的貨幣制度的設想，是對弗裡德曼的貨幣理論的一大突破，最關鍵的貢獻就是在推廣到開放經濟的條件下，加入交易費用或制度費用的侷限（儘可能把交易費用——包括錨的清晰性不足與穩定性不足所帶來的費用降到最低）。



此外，也有朋友提到，如果過了一段時間之後，由於技術進步的緣故，有些本來是重要而被選入籃子中的物品變得不重要了，怎麼辦呢？很簡單，調整籃子的中的物品成分就是。前述籃子中的物品種類、數量與比例要固定，是指調整貨幣供應量時不改變一籃子物品的構成，可不是說一定下來就永遠不再改變，但當然不應該頻頻改變，要真的有需要才審慎地修改。就如道瓊斯工業指數那樣，用30只成分股的股價變動就能大致反映整個股市成千上萬隻股票的價格變動，但十幾年乃至幾十年後，有些成分股變得不重要，而一些後來新上市的股票變得重要起來，就可以調整指數中的成分股，用新的成分股替代掉一些舊的成分股。股票市場上的炒買炒賣是家常便飯、甚至是理所當然，改變指數的成分股也不見得就會引起什麼嚴重的炒作行為，何況現在要炒作的是更為不易的一籃子物品呢？則其成分要調整又怎麼會有什麼大問題？



至於人民幣的匯率問題，可能是因為大家已經習慣了鉤住美元，總是產生一個錯覺，就是人民幣相對於美元上升就是升值，以為匯率固定不變才叫人民幣不浮動。其實原因很可能是美元有貶值壓力，而不見得真的是人民幣有升值壓力。有一段時間人民幣升值，張教授寫了很多文章大聲疾呼表示反對。過了一段時間人民幣還在升，但張教授卻不吭聲了。我問他為什麼現在不反對了，他說不是人民幣在升，而是美元在貶。何以見得呢？因為人民幣相對於歐元的匯率沒怎麼變，美元卻相對歐元貶了不少。所以其實是美元對其它貨幣（當然也包括人民幣）在貶值，而不是人民幣對其它貨幣在升值。



如果人民幣鉤住了一籃子物品，與其它所有國家的貨幣放開浮動，這時匯率有變，問題就是出在其它國家貨幣身上，是它們要貶值（反映為人民幣匯率上升）或升值（反映為人民幣匯率下降），跟人民幣可沒有什麼關係。有些讀者糾纏於他國貨幣不穩，就如同人家按著你肩膀站起來，你也會承受被壓下去的力量云云。如果人民幣什麼都沒鉤，那自然是這種情況；但人民幣已經鉤緊了實物，那是他國貨幣相對於實物的價值在變動，小艇怎麼可能動得了大船乃至大地？（就如97年東亞金融風暴裡，東亞各小國貨幣大貶值，但難道我們會說這時是美元大升值了？是美元危機？）



最後的結論是：貨幣的價值本來就源自它所能購買的物品，我們喜歡錢是因為它能買東西，可不是因為它是一張印刷得很特別的紙，貨幣的購買力就是貨幣價值的真正源泉。以一籃子物品為錨的貨幣制度，可以說是回歸到貨幣最根本的本源或本質上去。鉤住了一籃子物品之後，人民幣的幣值就是最穩定也最堅固可靠的，是以實際的物質財富在背後作支持的。其它國家想人民幣升值，就只能把它自己的貨幣貶值，即相對於人民幣所代表的那籃子物品貶值，因此只會導致它們國內發生通脹。於是這時的匯率變動只反映其它國家貨幣的價值——或者更詳盡地說，是反映其它國家貨幣購買人民幣所代表的那籃子物品的能力——在變化，而不再表明人民幣的幣值或購買力的變動。（人民幣的幣值或購買力的變動是直接反映在那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上的。）所以這時央行不需要守匯率，匯率對於反映人民幣的幣值已經無甚意義，要守的就是那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而已。這樣，貨幣政策與貨幣制度已經是同一回事，貨幣政策的內外目標統一為一個目標——守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小通脹率）。（傳統的貨幣政策對內目標是守大通脹率，對外目標是守匯率。）

新勞動法別無選擇

《多難登臨錄》，三之三



《人民幣要以實物為錨》發表後，懂經濟的朋友說比我以前的解釋遠為清楚了，明白，好。還有不少讀者不明白。不要想得太深：試找一籃子不同的水果，每個寫上價格及重量，然後拿起我的文章逐點讀下去，每步以那籃子水果對照。



有四點這裡要澄清或補充的。一、我建議的以一籃子物品為錨彷彿昔日的金或銀本位制，但有兩點重要的不同。甲、昔日的本位制是以金或銀作貨幣，出口流失或供應不足很麻煩。我建議的是用金或銀之價作為基標（bench mark），市民可按基標在市場買賣成交，但金或銀的本身不是貨幣。乙、單用金或銀，可能的市價大幅波動很麻煩。用一籃子物品，籃子內的不同物品的相對價格自由浮動，但整籃子的總價（指數）不變，不會受到個別物價波動的影響。



二、物品可從期貨或批發市場選擇，二者之間批發市場（如果有足夠物品的話）較為優勝。這是因為期貨之價，雖然一般比較精確，有時容易出術。多年前巴西的咖啡豆就因為有人放假消息而搞出醜聞。我建議的籃子，物品的質量要精確，但只要央行言而有信，物價的精確性不是那麼重要。



三、固定了籃子的可以在市場成交的物價指數後，人民幣對所有外幣的匯率皆自由浮動。如果某重要外幣的匯率變動太大，人民幣調整指數的應對可能引起「貨幣戰爭」之見。但如果國內的所有價格自由浮動（包括工資），這些價格的浮動足以應對匯率的大波動，不需要調整那籃子的物價指數。所以在原則上，這籃子的指數調整隻宜用於調控通脹或通縮。要注意，好些時，外幣匯率的大波動是需要的，央行不要管。匯率變動的一個功能，是為國際競爭提供一個均衡點。



四、像今天那樣國際金融大亂，或歷來把經濟學者弄得頻頻出彈弓手的商業週期（business cycle），以一籃子物品為貨幣之錨會把這些煩擾平靜一下，其它有關金融的問題會遠為容易處理。



轉談新勞動合同法，我的立場早就明確。再談，因為資料愈來愈不對頭。讀到的報導，產出工資成本因為此法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至五十，比八個月前我估計的高出約十個百分點。違法的不說也罷。廣東今年上半年的勞動爭議案件，比去年同期上升了約百分之一百六十（某區升百分之二百五十）。聽說一個法庭的書記員累得哭了出來。空置的廠房激增不論，整國看，廠房的月租每平米約下降了五元——看來還要下降的。感謝一位周姓女士。她替我找了幾天國家的總廠房面積，資料差一小點，不能用，但天文數字的損失可以肯定。如果再算進機械設備、人才流失、吵架費用，等等，以五釐年息率折現，我不知怎樣說才對。



我與中國的貧困農民結了不解緣。抗戰時在廣西一個今天遍尋不獲的村落住了一年，約八歲，沒有吃過一粒飯，不穿鞋子，單衣試水，背著比我小四歲的妹妹，在荒山野嶺找到什麼或可吃的就塞進她口中。村內的農民比我們一家七口還要窮，整生只在結婚與孩子滿月時有機會吃飯。當時農民告訴我，抗戰之前他們也是沒有飯吃的。早一年，一位在桂林的醫生說妹妹營養不足，不能活下去。今天該醫生應該死了，妹妹還活著。



日間拾薪，晚上替一位也是逃難的教古文的老師生火，在火光中他拿出幾本厚厚的書朗誦。我不知何解，但過耳不忘，今天還背得出的古文與詩詞數以百計。父親當時在香港，母親帶著六個孩子，無力供養，讓我背著妹妹到處覓食，過程中我對農作有深入的體會，二十多年後寫論文《佃農理論》，對農業資料的處理自成一家，驗證該理論的第八章，把老師艾智仁與芝大的兩位莊遜嚇了一跳。因為這一章，我被邀請在芝大教過一個學期農業經濟。高斯後來說那是不可能被超越的實證研究。



今天老了，回顧平生，我是個沒有從小認識的朋友的人。當年認識的小朋友都餓死了。今天高舉以新勞動法協助窮人的眾君子真的見過窮人嗎？他們見過小朋友在面前餓死嗎？驅之不去的回憶，是七歲在柳州中正中學附小時，一個變黃變腫的小女同學問：「我快要死嗎？」年小無知，我答：「他們都說變黃變腫是要死的。」她再問：「我做錯了什麼呢？」答不出，我哭了出來。



當年的小朋友不少比我聰明。後來自己近二十四歲才進大學，知道機會難逢，拚搏，考第一如囊中物，十年後就成為正教授了。但我想：我可以，有機會中國的青年不少也可以吧。這樣的背景，是我後來極力為中國的窮家子弟爭取自力更生的機會的原因。



這些年我反覆推斷，考慮到神州面對的侷限與各種複雜問題，得到如下結論：經濟發展要顧及的焦點，是窮人，尤其是窮家子弟。補貼不宜，因為長貧難顧，餘下來就是要設法放開他們自力更生的機會了。這類推斷我的準繩度早就前不見古人，而衷心說實話，這方面北京做得好。是不容易的工程，但做得好。我的投訴，主要是教育上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其中好些是快不來的。想不到，新勞動法的引進，把那窮人發展的大好形勢打折了。不是想不到此法會有如此這般的效應，而是想不到北京會推出此法。



北京的朋友老是不接受，在中國面對的資源與人口的侷限下，老少不論，工作年齡的農作人口不應該超過百分之十，而百分之十五是強可接受的上限了。農地太少，某些農產品是要進口的。這裡的要點，是農作人口大幅下降，不會大減農作的總產出。理由可不是因為有什麼隱蔽性失業，而是在中國傳統的農家作業制度下，每年只有兩三個月是繁忙期。幾年來這農家作業的傳統結構有了很大的轉變。大約二○○○年吧，職業農工的運作開始，不久後盛行。把牛宰了，引進小機械，耕、種、收成以每畝算價，而出外工作的，尤其是從事建築行業，在農忙時間回鄉幫一下。市場也因而協助農民選擇各種輪植圖案，讓職業農工不停地工作。（中國傳統的輪植知識無敵天下，四十年前我在《佃農理論》中解釋得清楚。）這些資料我跟得緊，不是政府數據，而是在實地找了好幾個查詢站。我因而知道農民的收入，從二○○○到二○○七，每年增長達百分之二十。繼續下去，加上農產品之價再升，大約十年後農民的生活水平會與城市的中等人家看齊——平均不會看齊，但農家的平均與城市的中層會。



新勞動法的禍害是容易解釋的。工業成本上升，租值近於零的接單工廠紛紛倒閉，回鄉耕田潮急升，等等，大家都知道。這裡我要讀者考慮最低工資的推論。一個工人的工業產出貢獻低於法定的最低工資，工廠不會僱用。怎麼辦？不回鄉，在城市行乞，或盜竊，或望政府救濟，對社會的貢獻皆負值。這位無業仁兄可以轉到街頭賣小食。環保不論，賣小食對社會有貢獻，而因為風險較高，收入可以高於最低工資。但有兩個問題。其一，工廠可以作為學校看，工作勤奮，學得多，前景遠比賣小食好。其二，工業可以容納很多人，賣小食或作小生意，競爭者增加就要一起虧蝕了。



我很明白北京的處境：新勞動合同法是成文法，不容易揮之使去。不揮之，地方政府像今天那樣忙顧左右，工人吵起來卻不能不依法辦事。工業的投資者見新勞動法的陰影還在，多半不敢下注。目前，北京當局對農民的補貼相當慷慨：回鄉潮急升，安撫一下無可厚非，但這顯然不是長遠的善策。



是的，如果新勞動法堅持下去，不管地區政府怎樣打松章，中國的貧富兩極的嚴重分化一定會出現！我想了很久，也跟一位懂法律的研討過，總是想不出有什麼變通之道，能把新勞動法的不良效應化為零。



成文法是可以取締的。新勞動法別無選擇，取締算了。

人民幣要以實物為錨

《多難登臨錄》，三之二



拙作《鼓勵內供遠勝鼓勵內需》一文發表後，一些讀者問：內需不足，何來鼓勵內供了？問得不蠢（一笑），先略作解釋吧。



西方經濟學有一個故老相傳的定律，大名鼎鼎，相當經典，稱為薩伊定律（Say's Law）。這定律說：供給自動創造需求。在一個物品換物品的經濟下，這定律一定對；在以真金白銀作貨幣的情況下，這定律也對。然而，一旦用上紙幣，出現了信貸膨脹與收縮的情況，這定律就不一定對了。有錯，但不是全錯，這定律今天可憐地被學者們遺忘了。



寫《內供》一文時，我沒有想到薩伊定律，只是發稿後覺得相近。我當時的想法，是物品凡有市場，價夠低一定有需求，而供應者的收入增加，自己需求去也。至於產出成本那方面，市場勢弱是會自調下降的，所以政府不要在勞工或其它生產要素市場阻礙價格下降。三十年代時美國的經濟出了大事，一個主要原因是工資下調有困難。無意間我把薩伊定律救了一救。



《內供》一文還有其它要點，歸納起來主要是說，今天國內有出口退稅、有來料加工、有國際歧視，有複雜稅制，等等，加起來對內供有很大的殺傷力，要大手清除。讀者可能不知道，今天在國內產出的檔次較高的產品，在國外銷售，其價格比同樣產品在國內低相當多！這是政府鼓勵外銷而不鼓勵內銷所致。今天要清除其中障礙，清除後，以自由市場的成本算，內銷之價當然要比外銷為低。這裡還有另一個要點：因為政府歷來漠視內銷，國內的產品市場雖然發展得好，但批發與零售之間的運作就有不少問題。國產外銷之價低於國產內銷的，國內的批發與零售之間不容易運作得好。



轉談人民幣——是接前文要說的第七項——認為需要改制。這就是我建議過多次的轉用一籃子物品為貨幣之錨。不因為是我的發明，而是經過幾年的觀察，加上目前的國際形勢，以一籃子物品為錨是更對了。



先要澄清的，是我認為無錨的貨幣制度（fiat money）不可取。我跟進「貨幣」這門學問四十六年了：一九六二師從Karl Brunner；六三聆聽師兄Alan Meltzer講解重要的銀根分析；六七結交佛利民、夏理?莊遜、蒙代爾等貨幣專家；八三香港考慮鈔票局時，跟Alan Walters及Charles Goodhart等大師求教過。耳聞目染，觀察思考，知道無錨貨幣有不可以解決的困難。



首先是在地球一體化的情況下，我們再不知道一個國家的貨幣量要怎樣算才對。確知這困難是一九九五年，師兄Meltzer訪港，跟我到雅谷進午餐。他是貨幣量分析的頂級專家，說有點胡塗了。他說幾年來美國的貨幣量上升率很高，但通脹卻不回頭。幾天後我想到的解釋，是九一波斯灣之戰後，舉世爭持美元，美元幣量的上升因而對美國本土的通脹沒有多大影響。這問題一九六八年另一位朋友（Tom Saving）注意到，佛利民當時持不同看法。佛老謝世前兩年——約二○○四吧——也意識到他信奉多年的幣量理論出現了問題。



北京考慮解除外匯管制，屈指一算，起碼有二十年了，時寬時緊，匯管今天還在。今天工業的發展遇難，北京的朋友看來是意識到解除匯管有助。我認為此管也，一兩年內會撤銷。撤銷匯管當然對，但讓人民幣自由進出，在無錨貨幣制下國內的通脹或通縮很難處理。這就是一九九五年師兄提到的頭痛問題。還有另一個可以是更頭痛的問題：沒有匯管，外間的匯市可以大炒特炒，導致人民幣的國際匯率有反覆無常的波動，對中國的發展是不利的。



以一籃子外幣掛鉤算是有錨，但幾年前我說過，這會惹來一籃子的麻煩。事實上，人民幣跟一籃子外幣鉤了幾年，效果真的不是那麼好。再者，以一籃子外幣掛鉤，外匯的炒買炒賣不能擺脫，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籃子國家聯手來炒是頭痛萬分的事。



不管是無錨貨幣制，或以一籃子外幣為錨，那所謂貨幣政策不能不用。西方之邦，大約有十多年，主要的貨幣政策是採用師兄的建議：調控銀根（monetary base）。格林斯潘主席聯儲後，轉用利率調控。轆上轆落，轆了八次。我早就說過，這樣轆上轆落早晚會轆瓜。利息是一個價，而在市場競爭下，利率會與投資的回報率看齊。利率不依市場地轆上轆落，投資的回報率卻不這樣，投資者只能以利率的平均預期作決策。看錯了，出了大錯，怎麼辦？這就是今天金融災難的一個起因。可以這樣看吧。美國的金融制度大有問題：浮沙指數（借貸與抵押的比率）太高，金融市場合約的交錯織合不對。跟著是次貸容易出事，年多前的出事是導火線。我認為這導火線的點火，起於格林斯潘退休前與退休後，美國的利率一連上升了無數次，跟著高企不下，推翻了市場的一般預期，投資者一起中計去也。



以一籃子物品作為人民幣之錨，可以避開了上述的種種困難。多年前與佛利民研討過，他認為原則上可行，但需要的物品儲存及交收成本太高。當時大家都沒有想到主事的央行根本不需要有物品儲存，物品的交收與央行無關。央行只要把人民幣鉤著一籃子可以在市場成交的物品的指數。這是我從思考朱鎔基的貨幣政策時想到的。原則與昔日的金本位與銀本位差不多，是以實物為錨，但央行不需要有金或銀在手，而籃子內的不同物品種類夠多，避開了單以金或銀為錨可能遇到的市場金價或銀價波動太大而惹來的麻煩。曾經解釋過好幾次以一籃子物品為錨的方法，讀者一般想得太深，不明白，這裡從淺再說。



（一）選取三十至一百種物品，最好依照中國人民在衣、食、住、行這幾方面的大概分配，不需要精確。需要精確的是每種物品的質量，例如是哪種白米、哪種棉花，等等。跟著需要的，是每種物品要隨時有一個清楚明確的市價，不能討價還價的，所以要在期貨市場及批發市場選擇，在哪地的市場都可以。



（二）假設籃子內的物品有六十種，每種的量有多少，選好後固定不變（有必要時可變，也可改換物品）。例如籃子裡有多少隻雞蛋、多少兩花生油、多少毫克黃金、多少公升石油……等等。金、銀、銅、鐵等要有，木材、水泥等要有，農產品要有，衣料等都要有。



（三）央行選出一個人民幣的整數，說五千元吧，固定了這五千元可以在指定的不同市場購買這一籃子有多大，把這五千元化作指數，說是一百。可以調整。如果一年內容許那籃子的物價上升百分之五，是說該年容許上限五千二百五十元購買這籃子，指數上限是一○五，是通脹。倒過來，指數九十八是通縮百分之二。我認為每年上五下二是適當的上下限選擇。



（四）不調整指數，整個籃子的總價不變。籃子內的每種物量也不變，但物與物之間的相對價格是自由變動的，由市場決定，政府不要管。央行只是穩守上述的一籃子物價指數。



（五）央行完全不需要有物品的存貨，不需要負責物品的交收。任何人真的要購買這籃子物品，可以在指定的市場自己購買。不需要百分之百跟央行選定的相同，很相近足夠。這就是我說過多次的可以在市場成交的物品指數了。多年前美國曾經吵過以消費者的物價指數為美元之錨，行不通，因為該指數是不可以在市場成交的。我說的一籃子物品可以容易地在市場成交（五千元只購一籃子量太少，按價購買三十籃子容易）。



（六）央行可以心安理得地解除所有外匯管制了。人民幣對所有外幣的匯率完全自由浮動。央行春江水暖鴨先知，不管匯率，只守一籃子物品的物價指數，見有壓力下降（即人民幣有上升壓力），就把人民幣放出去，大手放出則大賺外匯。見該籃子的物價指數有上升壓力。（即人民幣有貶值壓力），則倒過來，以外匯儲備或其它辦法把人民幣收回。是放是收，主要是調校人民幣鈔票的發行量，其它的貨幣量度不重要。只要籃子內的不同物品種類夠多，沒有誰會炒人民幣。



有了上述，中國不可能再有不可以接受的通脹或通縮。央行不需要調控利率。利率由市場決定，也即是由銀行與顧客的供求關係決定了。市場的投資會活躍起來。這方面央行的工作與權力是少了的。監管銀行的工作不減，管理儲備的工作不減。另一方面，因為匯管的解除，無數的外地與金融有關的機構會湧到浦東去，讓央行一起監管，恐怕有點手忙腳亂了。過癮精彩，北京的朋友怕什麼呢？



回頭說起筆提到的薩伊定律。人民幣採用一籃子物品為錨，這定律會再大顯神通。

鼓勵內供遠勝鼓勵內需

《多難登臨錄》，三之一



萬方多難此登臨——杜工部說的。中國的文化傳統，是有所感慨時總要「登臨」一下。可不是嗎？北宋王荊公寫《桂枝香》，起筆是「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清人孫髯翁為大觀樓寫聯，其中有「騷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之句。是悲是喜，登臨遠眺，一舒胸懷，讓腦子清醒一下，是好文化。這傳統歷久不衰，反映著炎黃子孫的確有點能耐。



今天神州多難，也讓我來「登臨」一下吧。評論經濟政策，無可避免地要表達自己的建議。這是頭痛問題。人家不接受，無所謂，跟讀者過癮一下算了。人家接受，沒有誰知道出自何方，建議得對，沾沾自喜。麻煩是人家接受，天下皆知出處，建議出錯，害人無數，不知要躲到哪裡才對。



這解釋了為什麼這些日子經濟專欄那麼難寫。招牌掛了出去，偶一失手，金漆豈不是變為黑漆了？招牌事小，民生事大，尤其是神州大地還有無數窮人，看不到明天有什麼希望的。任何政策建議不可能一起顧及各個階層。只顧窮人，只顧增加他們自力更生的機會，可不是要做一個互聯網上的俠盜羅賓漢，而是因為我熟知神州，把我掌握的所有經濟理論放進去，結論是只要能改善窮人的前景，其它一切大致上可以不管。



世界經濟大亂，花錢救市的言論五花八門，一般是凱恩斯學派（多年前由哈佛創立，與凱氏之見有別）的言論了。北京推出兩年四萬億投資搶救，我不反對，認為不是該學派的發明：提早及加速政府預定的基建及其它項目，在目前的情況下是不應該反對的。然而，當我讀到北京要鼓勵「內需」的言論——四萬億也是鼓勵內需——凱恩斯學派的味道明顯。四萬億的推出看來沒有錯，但想法卻是錯了。



我要再說分析《四萬億》時提到的「第八點」，因為太重要了。經濟學的第一課永遠是說，如果一個國家要多產出武器，就要少產出面包；多種蘋果，少種橙是代價。兩年四萬億投資政府項目，私營工業不可能不付出代價。爭用同樣的資源，用同樣的生產要素，此長彼落是無可避免的。這就是問題：不反對政府項目四萬億，但又認為私營的工業發展是中國的經濟命脈，怎可以自圓其說呢？絕對是難題，為之我想了多天了。



想出來的解決辦法與理由有四點。一、四萬億的推出可以接受，但只能限於提早及加速項目。二、鼓勵私營工業的發展有鼓勵內供之能，更重要，要大手推出，希望可以抵消部分鼓勵內需的四萬億的競爭壓力。三、中國目前有多項壓制內供的法例或政策。要一起廢除——這是要廢除所有妨礙私營工業發展的法例，希望私營工業因而增加的產出效率，足以可觀地彌補部分四萬億競爭帶來的私營損失。



第四點。北京的朋友說過，中國是大國，人口多，可以單靠自己而發展。這看法大致上不錯，但要從內供而不是從內需這方面看。今天內需之說盛行，是看錯了問題的重心，不可取。是的，像四萬億那類投資，是鼓勵內需，大國小國、人多人少沒有分別，但鼓勵內供人多勢眾有大著數。



記得八十年代回港工作後不久，一家國際大機構請我作座上客，聽他們的一位研究員講解他的研究所獲。該研究員先說結論：一個國家愈小，對外貿易在國民收入的百分比愈高。我立刻回應：「如果整個地球只有一個國家，對外貿易一定是零！」該研究員不容易多說下去，草草收場。



北京的朋友今天認為，地球的金融災難對中國的出口為害不小，中國要發展自己國內的可以是很龐大的市場。這想法沒有錯，但從鼓勵內需的角度入手卻是錯了。要鼓勵內供才對。



我說的內供，是鼓勵私營的工業轉向為供給國內的市場而產出。不是說對外貿易不重要，而是面對出口大減，向國內市場打主意絕對是正著。困難是北京的政策歷來鼓勵出口，不鼓勵內銷，是麻煩，也是蠢政策，面對目前的國際形勢，這政策是更蠢了。



先說鼓勵內供的好處吧。有三點。一、凡是鼓勵私營內供就是鼓勵私營工業，而內供有看頭必然增加內需，用不著政府操心。二、鼓勵內供，讓私營者作決策，有市價的指引，出錯的機會大減，而就是出錯，私營的錯失一般比政府的龐大項目小。三、鼓勵內供是鼓勵每個人主動地積極參與產出，是中國經改有成的要點，但從鼓勵內需的角度出發，是由政府花錢鼓勵，人民產出的性質是被動的——無可奈何地用作過渡協助可以，長此下去中國的改革前功盡廢矣。

理由充分，目前要怎樣鼓勵內供才對呢？有八項，全部做足大有可為。三項容易做，兩項難度中性，三項難度比較高，要多費思量了。



先談容易的三項吧。一、立刻撤銷所有原料進口稅，就是由政府補貼一點原料進口，在目前的情況下我不會反對。過渡可以考慮。這裡要補充的，是出口退稅，就是不久前提升了，也退不足，何況手續麻煩，地方政府往往拖欠一年半載。一律撤銷原料進口稅清楚了當，是正著。二、撤銷「來料加工」這項工業安排。當年為鼓勵出口而設，有點說不通，而今天出口兵敗如山倒，還搞這一套蠢到死也。與其讓「來料加工」的倒閉失蹤，倒不如讓他們產出自由內銷，為增加內供而賣力，增加就業，因而增加內需。廠房、機械，及更重要的生產知識，可以因為有內銷之機而保存下來。目前的情況，是工廠轉性質要先關門清數。三、任何人在中國投資設廠，或經營企業，只要正當合法，皆拍手歡迎，可以內外皆銷，不需要再論國籍了。外資的優惠大可取締，取而代之的是所有投資產出的人都受到同樣的優惠。多年以來，說是優惠外資，其實內資門路多，較為著數。是內外不分、一視同仁的時候了。



轉談兩項難度中性的。一、說過了，三十年代的大蕭條，國際貿易暴跌是一個主要原因。今天是大手推廣國際貿易的時候。我從來不反對中國單方面取消關稅，但目前的情況，北京不妨拿出自己的本錢來要脅一下：選擇某國取消中國貨的進口稅，中國就取消某國貨的進口稅。其它我不敢說，但北京處理這種外交歷來了得。吳儀、薄熙來躲到哪裡去了？



二、也是難度中性的。因為目今的工廠倒閉潮，懂得做廠的人材散失嚴重。做廠是難度非常高的一門專業。我見過不少無能的經濟學家，見過無能的律師，也見過無能的醫生──但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做廠生存三幾年而是不能干的人。假設一間工廠平均有三幾個這樣的人材，因倒閉而散失的可能近百萬大軍了。我認為北京要不論既往，不管是否欠債逃亡，要出些優惠鼓勵這些專材再做廠。我恨不得那些口口聲聲說剝削工人的官員或政客或學者，去做廠表演一下剝削給我看。



談了五項，還有三項難度比較高的，重要。篇幅所限，這裡先談其一。只能略談，因為我懂得不多。這就是要大手地簡化稅制。鼓勵內需，長遠地看要加稅。鼓勵內供是倒過來，要減稅。我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下，鼓勵內供，簡化稅制比減稅更重要。曾經找中國的稅務專家求教過，考慮到多方面，我想到單抽營業稅，不累進，不同行業或可採用不同的營業稅率，可能是適用於目前的中國的最簡單稅制。這是因為單抽營業稅，工廠或企業容易算成本，左避右瞞的法門不多，稅局比較容易運作，而沒有所得稅是對私營拚搏的大鼓勵了。說過，我不是稅務專家，只提出這有點新意的簡單稅制給北京的朋友考慮。不管怎樣說，稅制要簡化。



還有兩項難度比較高的。是什麼呢？不用說，讀者一猜就中。

亂花錢必闖大禍

竟然活到七十三歲，是實齡，路走慢了，思想還速。不可能跟大自然斗法，幾年後智力退化必然。只有文筆書法，有機會像孫過庭說王右軍：老年多妙。孔夫子七十三謝世，是虛齡，鬥不過我。



那天晚上掛個電話給巴賽爾，說美國的金融災難可能比三十年代還要糟。他回應說一位大家認識的舊同事也這樣看。該同事對古靈精怪的資料掌握得廣泛而又深入，對那些複雜無比的借貸衍生工具，行內不會有誰的認識比得過他。我怎樣說是門外之見，他說的是另一個層面了。



最近花旗銀行的不幸使我感到困擾。是國際老牌子，曾經雄視地球，這次出事與什麼擠提無關，而是壞帳太多了！經驗老到如花旗也中了計，其它的醉臥沙場君莫笑矣。我因此認為，在本質上，今天的困境與三十年代不同。放寬銀根或花錢挽救可能別無選擇，但核心問題還是美國的金融制度出了嚴重的錯失，要修改。該制度複雜無比，作為局外人我不敢作任何建議。最理想的可能，是這裡放寬那裡挽救，制度的本身會自動地修改過來。研究制度多年，我深信任何制度都有自動調整、自動修正的機能。政府協助這調整重要，但主導地插手修改不容易找到成功的例子。



何謂協助、何謂主導，不容易分開。回顧可以，身在其中不易。以中國的經濟改革為例，從拙作《中國的經濟制度》可見，發展得好的縣競爭制度，整個過程政府一般被動，見行得通就加以協助或肯定而讓之進化出來。近幾年北京的朋友變得熱衷了，作主導，中計頻頻也。



人類歷史沒有出現過今天的情況：整個地球的所有國家紛紛大手花錢挽救經濟。沒有什麼可取的理論支持，只是大家意識到信貸收縮得快，失業急升，減息起不了大作用，於是凱恩斯學派去也。問題是今天多花不值得花的錢，後患無窮可以肯定。佛利民不是說過嗎？天下沒有免費午餐這回事。待得雨過天晴，國債那麼高，幾代也償還不盡，大通脹看來無可避免。這樣一來，退休的老人家要怎樣安撫才對呢？



中國是比較幸運的。讓我集中於中國之幸與不幸吧。說中國比較幸運有四點。一、相對來說，中國受到金融本身的影響是小的：輸掉數千億美元，或較多一點，不用哭出來。二、有錢可花，用不著擔心龐大的赤字財政。三、通縮之勢已成，花三幾萬億不用太擔心不可以接受的通脹會重臨神州。四、這點可能最重要：中國有足夠的公共措施項目，本來就應該推出的，審時度勢，提早及加速推出是正著。美國不是個發展中國家，所以沒有這最後一點的方便，要大手花錢非常頭痛。據說他們要修橋補路，還好，如果大搞福利失業率會飆升。



寫《北京出手四萬億的經濟分析》一文，我從正面下筆。跟著的發展使我擔心：地方政府要在五年內推出十八萬億的公共措施投資。當然要得到北京的批准，當然北京不會那樣傻，鼓勵亂花一通。趨勢不可取，而就是北京當局決定要花的兩年四萬億，選擇項目的排列不容易，監管更困難：監管不善而產生的浪費與幹部上下其手的行為一定大幅增加。就是讓我們假設不容易相信的選得好、管得善，《四萬億》一文提出的第八點有關鍵性：四萬億是公共措施的投資，無可避免地會削弱了私營的工業發展，有很大機會導致一浪接一浪的工廠倒閉潮。是的，北京的四萬億投資要儘量壓低成本，壓低工資，讓私營企業有一點呼吸的空間。



讓我再提出說過多次的要點：像中國人口那麼多、天然資源那麼貧乏的國家，私營（或民營）的工業發展是唯一的可以搞起經濟的途徑，要放在首要位置，其它皆次要。花四萬億去建什麼公路鐵路，工業不成用不著，是浪費的投資。



大約二○○二年起，珠三角出現民工荒，跟著長三角也出現了。是好形勢。同時，農民與勞苦大眾的收入上升得快。到了二○○三，農產品之價開始明顯上升，形勢是更好了。農轉工也是在這時轉得快，非常快，大約到二○○六年，工作年齡的農民四個有三個轉到工、商業去。這個大家期望了不知多少個世紀的大轉移，始於二○○○，不幸地止於二○○七。說不幸，因為還差約十個百分點，農轉工就大功告成了。低下階層的收入當時上升得好，貧富兩極分化在相對上開始收窄。因為市場的工資上升，工業產品的質量在九十年代後期急升後，科技的提升隨處可見，研發投資的上升率冠於地球。這些是市場壓力促成的，用不著對中國發展一無所知的回歸新秀建議的「強迫」轉型政策。二○○四年我大聲疾呼，說接單工業是中國發展的命脈，因為這些沒有什麼租值可言的工業是協助農轉工的主要角色。



一九九七年我說人民幣是強幣；二○○二年我說人民幣是世界上最強的貨幣；二○○三年三月我說老外會強迫人民幣升值；同年五月我反對人民幣升值；二○○四年初我建議人民幣轉鉤一籃子可以成交的物價指數；二○○六年五月我說港元要轉鉤人民幣。著著洞燭先機，沒有一次說錯，不聽老人言老人是管不著的。就是我沒有寫出來的美國將會遇到的困境，兩三年前幾位聽到的朋友今天嘖嘖稱奇。是科學的推斷，跟昔日牛頓推斷樹上的蘋果會掉到地上沒有兩樣，何奇之有哉？經濟學的悲哀，是太多魚目混太少珠，一般人不相信可以是科學。



盛筵難再！人民幣的處理失當我寫過不記得多少次，而去年十月收到新勞動合同法九十八條的文件，只一翻就成個彈起。當時正以一系列文章分析中國的通脹，到十二月才評論，一連罵了十篇，皆似石沉大海也。今年初的雪災與五月的川災擾亂了我對神州經濟的觀感，但七月我肯定新勞動法是災難。當時到佛山一間印刷廠為一本書籤名，聽到工人回鄉耕田的事。跟著到處查詢，知道約百分之五的工人棄工轉農。這耕田潮後來的急升今天大家都知道。讀者要明白，工作年齡的農民約農民人口的三分之一，一個出外打工的要寄錢回鄉幫助兩個，百分之十的工人回鄉是大踏步地走回頭路了。目前，農產品的價格下跌得快，而數以萬計的倒閉工廠，清一色是接單工業。農轉工的主角遇難也。昨天收到的資料，是東莞廠房的月租下降至六元一平方，空置的無數。這與官方的言論大有出入。今早收到的資料，是河南的小廠也紛紛倒閉，而這倒閉潮是起於雷曼兄弟出事之前的。



讓老人家發點牢騷吧。跟進了中國那麼多年，用盡心力解釋自己所知，幾年前荒山攝影，見農民有錢請吃飯，以為鴻鵠將至，大勢定矣，怎會一下變成這個樣子的？



縱觀天下大勢，我不反對北京大手花錢，提早及加速應該投資的公共措施。問題是這些投資與私營工業的發展有衝突，待到政府的基建投資對工業有助時，工業可能變得潰不成軍！要怎樣處理才對呢？多想一下才動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