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December 31, 1993

上海名不虛傳

十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時抵達上海機場,但到花園酒店已是晚上七時了。交通擠塞是上海面臨的一個大問題。經濟繁榮總要付出代價。如果上海市政府處理不慎,在不久的將來,這座中國第一大城,可能「好學唔學」,學了紐約或芝加哥的另一壞處,變得盜賊如毛。

但在今天,我對上海的前景是樂觀的——我沒有理由不這樣看。我們怎能不看好上海呢?正如我在《夜上海捲土重來》所說的,這個城市人傑地靈,在今天有天時、地利、人和配合的環境下,只兩年工夫就變得欣欣向榮了。要是北京當局真的言出如山,會在一年之內統一匯率,廢除所有外匯管制,而又能將銀行大事進行「私產化」,那麼上海就更加會如魚得水,十年之後會變為另一個重要的金融中心,可喜可賀也。

到了下榻的花園酒店,書法老師周慧珺和她的兩位大弟子已久候多時。他(她)們一見我面就問有沒有帶書法來給他們看。我說沒有,他們感到有點失望,好像其它什麼也不用再談似的!他們對我書法進境的關心,使我汗顏。

周老弟安橋是上海通,古靈精怪,對「食」的學問絕不亞於蔡瀾。有他同行,晚餐當然是無以上之。他在一條新興的食街上預定了一家館子的座位,吃的當然是上海菜,其中蟹就佔了三味,有生的,也有熟的。不知是否因為「飢寒交迫」,還是因為性格使然,佛利民夫婦生、熟照吃無誤,讚不絕口。晚飯告終時,坐滿兩桌的朋友一齊鼓掌,也算是少見的場面了。

九二年八月,我曾光顧同一食街,食品平平無奇,與香港的相去甚遠。九三年四月,周老弟帶我去該食街品嚐,覺得與香港最佳的上海菜不相伯仲。想不到,這次十月重臨就覺得勝了香港一籌——只一年多就把以「食」知名的香港比下去。其中一個簡單的原因是:那食街的食肆是個體戶私營的。當朋友們坐在那裡又吃又喝時,經濟學鼻祖史密斯(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年所說的話在我腦中轉來轉去:「我們不是因為做麵包的、釀酒的或屠夫的仁慈之心而獲得晚膳,而是因為他們要賺我們的錢。」這樣顯淺的道理,為什麼中國的執政者要到今天才明白!

十月二十三日是會見官員的日子。經佛利民的要求,清早我們和幾位國營企業的主事人吃早餐,暢談這些企業搞股份制的多種問題。跟我們會見了李鐵映,中午時和上海一位副市長進午餐,下午造訪了一位老朋友——前上海市長汪道涵。

說實話,到了上海這樣多姿多釆的城市,只停留一天多的時間,「見官」總覺得有一點浪費。不過,那天早上與國營企業的主事人暢談,在知識上倒獲益不少;李鐵映看來一表人材,但見面的時間短,我難以體會到這位執政者的深度,引以為憾;沙麟副市長言論很開放,也有見地,但他有報喜不報憂的意向,所以在說服力上,就不免打了一點折扣。我最欣賞的還是汪道涵。這位前市長謙謙君子,很有風度。他擺明是一個高官,但一舉一動顯得那樣平易近人,看不出有什麼故意造作。香港的某些高官應該拜他為師。

同一天的晚宴上,佛老和我要作演說,他談通脹,我說產權,都是大家連想也不用想就可以滔滔不絕的。宴後佛老早作休息,我和周安橋及幾位朋友意猶未盡,要到和平飯店一看該處夜總會的熱鬧。這酒店是五十多年前的建築物,歷盡滄桑,但在陳舊中還是很具氣派。夜總會內幾名上了年紀的樂師演奏著四、五十年代的流行樂曲,使人有懷舊之感,一下子好像時光倒流了。

這夜總會擠滿了人,十之八九都是西籍人士。安橋老弟好不容易才能花點小帳找到一桌座位,是在遠遠之一角的。坐了大約半個小時,演奏的樂師宣佈:這是最後一曲。是華爾茲的舞調,我就毫不客氣地請自己的太太到舞池「表演」一下。孫悟空既然曾到此一遊,我又何妨到此一舞?不知是否我們的舞藝過於了得,翩翩起舞者只有我們兩個人。

十月二十四日中午要飛北京,早餐後赴機場之前,我們要先到浦東一遊。新建成的浦東大橋剛好在一天前開幕,因此我們一群也要過一下渡橋之癮。浦東有一條專「搞」百貨商場的「商店街」,據說是為了表演給鄧小平看而建造的。而浦東大橋也是因為要「風光」一下,不惜成本而起的。這二者算是浪費的投資。佛利民對此嚴加批評;回港後楊懷康也在《壹週刊》說了上海好些不是之處。

佛、楊之見,我不敢苟同。上海近兩年來的經濟發展一日千里,欣欣向榮是事實。有這樣驕人的實質進展,多花三幾億元來賣一下「門面」風光,雖屬不智,但也難以厚非。其實,在「門面」的費用上,香港所花的比上海高得多了。


後記

於今回顧,本文提出的有兩點要補充,一好一壞。好的一面是上海的交通改進得很快。幾條新建的高架公路基本上解決了交通擠塞的問題。壞的一面是關於外匯管制的。一九八八年帶佛利民會見趙紫陽時,大家都同意匯管要盡快取締。九三年到上海,那裡的領導人又說會在一年內取締。結果呢?今天匯管依然故我。

Friday, December 24, 1993

重慶獲奇書

說來慚愧,重慶曾經是我們的一國之都。說慚愧,是因為抗日戰爭期間,國軍大敗而逃。於是「轉移有利陣地」,選取重慶為「都」。重慶是個山城,加上大霧的日子多,晴朗的日子少,敵機就有所顧忌了。給日本仔打得不敢見光,怎會不感到慚愧呢?

很不巧,我們只留一天,而那一天重慶的霧時小時大,使我們在霧中看山城,「一舊雲咁」。在朦朦朧朧之中,乘車所過之地,我們見到數之不盡的山洞,是抗戰時以人力挖掘而成的防空洞。今天,這些山洞有些變為辦公室,有些改作商店,也有些用作卡拉OK之類,夜夜笙歌。招待我們的朋友說,重慶的人造山洞、地洞多得離譜,使今天從事大廈建築時,地基的穩固成了問題。

見到與聽到與洞、洞、洞有關的事,使我心有慼慼焉。我不由得想起昔日國民黨以數以萬計的人力,從早到晚在掘洞,以補多山與多霧之不足。假若我是當年的蔣介石,我必定會老羞成怒,振臂直呼,喚起民眾,擺明車馬,置生死於度外而打他一個落花流水。這樣血灑沙場,總要比霧中掘洞有意思得多。俱往矣!

霧中看重慶,我只能多靠自己的幻想。幻想中,重慶的山此起彼伏,在晴朗時可能如詩如畫。

重慶的市中心是在一個半島上,好像李白所寫的「二水中分白鷺洲」。但這裡的「二水」大名鼎鼎,一是長江,一是嘉陵江。「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萬里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這是毛潤之《水調歌頭》寫游泳的上佳詞句。但在秋天,重慶的長江並不寬闊,即使我這個十年不一泳的人也大概可以游泳而橫渡之。文人多大話,但老毛的「萬里長江橫渡」,氣魄不凡,雖然有點吹牛,也算是詞中高手。

我們一行人都要作「孫悟空到此一遊」,所以雇了大船一遊二江。此游也,但見河水混濁不堪,兩岸峭壁上新建的高樓與破舊的矮屋子相映成趣,而較低處的岸邊路上清潔有問題,使人有蒼涼之感。

很多人要在三峽動工之前一遊,所以重慶的遊客激增,酒店住得滿滿的。晚上與那裡的官員談起三峽工程,他們說完工之後,重慶的江水會升高五十呎。我當時的反應是:豪雨後若引起山泥傾瀉,怎麼辦?身邊的佛利民對我說:「你不是水力工程師,不要管這種問題吧。」

佛老可不知道,我可算是小半個水力「專家」。在美國時,我有兩個在小溪旁的物業,曾經三次遇到「百年罕見」的大雨而引起沙泥堵塞,以致洪水為患,而這種天災是買不到保險的。我為此多次向當地政府的水力工程專家求教,也希望能得到政府的協助。這些專家很客氣,詳盡地對我解釋,說豪雨所帶來的後果,他們實在難以預計得準確;百年無災,但一旦有難,可以變得不可收拾。我個人的不幸遭遇是:政府說「或然率」是百年才會發生一次的水災,我卻在九年間領教過三次!

重慶只留一天(約二十四小時),就要飛上海了。楊老弟懷康在機場買到一本「奇」書,使我們在機上搶著看,好像發現什麼寶貝似的,高興到不得了,到了上海也幾乎不知道。

該書命名《存亡之秋》,副題是《走向市場經濟的來龍去脈》,也說明是《國是論衡》的系列之一。讀者可能記得,我曾出版過一本名為《存亡之秋》的書,而《信報》的老闆把我當年在他的報上發表的專欄稱為《論衡》。

翻開奇書一看,談的大都是我的產權理論,而有好幾段文字是一字不易地從我的文章搬過去的。一時間使我覺得自己變得重要了。其中有一段照抄無誤的文字,是十多年前,我口述而由楊老弟筆錄的。他看得哈哈大笑,說是抄他而不是抄我的。楊老弟又認為,書中的一些論點,是從他的文章搬過去的。奇書中也有佛利民的思想,但往往說明是佛老的,所以不算抄襲。

以「被抄」來說,我胡亂地一「算」,認為自己是該書的主角(雖然我的名字只被提過一次),佛老是配角,而楊老弟雖是「無名」之輩,也算是入了「英雄榜」。

同在機上的佛老,見我們拿著奇書,笑笑談談,忍不住問個究竟。我提及抄襲的事,他說:「你應該感到很滿意吧!」

是的,見到他人抄襲自己的文章,我不僅不介意,而且感到高興。回頭說,此書寫得很不錯:內容豐富,顯示作者讀過不少外間的書,而在左抄右襲的言論中,他的行文令人讀來不覺得是「百鳥歸巢」,而是有系統、有邏輯、有連貫性的處理。當然,假若作者能在每一處都說明某些思想或觀念從何而來,而又將原文照抄無誤的加上引號,就更加高明。只要作者能這樣做,會顯得有博士論文的水平。

Friday, December 17, 1993

成都點滴

承四川領導人的熱情邀請,十月十九日,我和佛利民等二十人飛往成都,作了兩天的勾留。

久聞四川人煙稠密,是中國人口最多的地區。行前一些朋友認為,人口眾多使那裡生活貧困,但我卻有另一想法:那裡必然有得天獨厚之處,才能使人口密集。果然,四川土地肥沃,是中國農產品的一個重點。話雖如此,四川的經濟水平的確不及沿海一帶。主要原因,是交通不便,進出口的貨運費用不菲也。

但成都可不是我事前所想像的那麼落後。四川的思想比較開放,是眾所周知的。今後在蕭秧省長的領導下,只要此君能屹立不倒,成都是一個大可投資下注的地方。最近我見到的成都,已有欣欣向榮的景象了。

二十日早上起來,參觀成都的一個地下商場,據說是世界上最大的。這商場是由以前備戰的防空洞,大事「裝修」而成的;廢物利用,是一項難得一見的政府好投資。當然,如果政府能以長期租約批與私營機構承包,可省卻很多麻煩,也可能辦得更為有聲有色。目前政府把該商場的舖位租給私營商店,應該財源廣進。不過,政府投資而能賺錢的例子實不多。我衷心希望,成都政府不要以為他們可一而可再,把地下商場的成功例子看作是一般性的。

這地下商場大得驚人,我們只能參觀其中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那裡有一個夜總會,而在早上款待我們的人竟然請了一批歌舞人士來表演給我們看。地下晝夜難分,早上看夜總會的節目,倒也大有奇趣。可是我們看了三幾個節目後,就知道表演者並非一般夜總會的藝員。一位表演舞蹈的少女,貌美如花,舞術好得出奇。後來才知道,該少女曾獲舞蹈一等獎。其它的表演者也大有可觀,使我覺得成都政府太客氣了。我們實在不應擾人「清夢」,要這些藝員清早起來為我們表演。謹於此向這些青年表演者深表謝忱。

同一天下午,我們去參觀武侯祠。武侯者,諸葛亮是也。但武侯祠中的主角,其實是孔明的老闆劉備。照事論事,劉備的本領決不在孔明之下:這個評價,曹操與我是英雄所見略同的。但《三國演義》這本小說神通廣大,把孔明捧到天上去,使後人把「先帝」的祠變為武侯的祠!

武侯祠很有可觀,但令我特別注意的是牆上岳飛所書的《前出師表》木刻。木刻不是原刻,原刻的我在一九五二年於香港的街旁以港幣一元買到一份搨本。那究竟是否岳飛所寫的字大有疑問,但字體寫來龍飛鳳舞,瀟灑之極,大有岳武穆之風。話得說回來,這篇有口皆碑的名書法,純從書法的角度看,不算超凡,因為字體過於霸道,缺乏韻味與靈氣。祠內還有岳飛所書的《後出師表》,與《前出師表》看來是不同書法家的手筆。

十月二十一日的早上,我們去參觀有名的杜甫草堂。那裡有一室放著很多木刻的、書法家所寫的杜甫詩。我徘徊良久,特別欣賞田漢所書的那一幅。田漢是抗日戰爭期間,文采斐然的一個愛國詩人,我從來不知道他的書法如此了得。草堂室內一睹詩人臨池之技,驚為天才,餘生也晚,不能與田漢交個朋友,誠憾事也。

成都令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一條出售保險箱的街道,保險箱觸目皆是,比在香港所能見到的多得多了。為什麼會這樣呢?難道市民一下子富裕起來了?難道成都盜賊如毛?又難道是銀行不准存戶任意提款,因此人們不願意把錢放進銀行去?可能是另有原因,也可能是幾個原因的混合。

比起上海、北京等地區,成都物價相宜得多了。加上四川歷來盛「產」傑出人物,有前賢古跡可觀,是值得一遊的。但遊客購物時可要懂得討價還價。在夜市上我見到一幅大有可觀的仿《清明上河圖》卷軸,開價人民幣千八,我還價四百而得之。一位律師朋友以三十元買了兩個大水晶梨,以為「執到寶」,殊不知其它朋友買得更大的,只是一元一個——而這後者的價錢,可能還買貴了一倍。

香港律師公會有收費規限,不容顧客討價還價。我那位律師朋友可能以為成都的小販也有類似的公會吧。

回頭說,在赴成都之前,我與周老弟安橋在一項玩意上打賭,輸了二千元給他。欠債還錢,無話可說。回港後我給周老弟一個選擇:要二千港元還是要我那幅以四百元人民幣購得的《清明上河圖》。他搶著要拿後者。這樣,我就賺了一千六百多港元,可算不負成都之行了。

說不定有朝一日,周老弟把我給他的《清明上河圖》再賣出去,而獲厚利也。

Friday, December 10, 1993

《少女的委屈》

感謝寶詠琴:她在我離港期間,替我在佳士得投得一幀艾軒的油畫。

我對艾軒的畫注意了好幾年了,但老是不敢下注。這一趟,在佳士得的《油畫拍賣錄》中看到他的《少女的委屈》,就對黑蠻說:「艾軒看來是到了大師的境界,但預展和拍賣時我不在香港,可否請佳士得特意安排,讓我先睹原作?」黑蠻替我聯絡佳士得的一位朋友,但時近週末,在時間上趕不及先看。本來是無緣問津的了,幸而離港前一天,在晚宴上遇到寶詠琴。

我第一次認識她是三年前的事了。某天拍賣場內,一幀林風眠的舊風景叫價已盡,拍賣官正要下錘,我和坐在鄰座的女士在同一時間舉手,引得哄堂大笑。尷尬中我輕聲地對她說:「相爭不是辦法,你要好了。」她回應說:「還是你要吧,我家裡還有其它的。」此時也,拍賣官顯然顯得不耐煩,我就說:「那我就要吧,不過我隨時可以照價讓給你。」

那天,我到蘇富比就只是為了這一幀林風眠舊作。得畫後,我因事趕著離場,就再一次「謝謝」身旁的女士,與她互道了姓名。

回家後想起「讓畫」的事,覺得頗有新意,就打電話給一位常到拍賣場的朋友,細說日間的尷尬事。朋友問:「你知道她的名字嗎?」「她說是什麼詠琴的。」朋友哈哈大笑,說:「你這個人真是門外漢,在拍賣場內,寶詠琴所向無敵,如入無人之境。」

言猶在耳,看中了艾軒的《少女的委屈》後,就在離港前夕的宴會中遇到她。我於是想,寶女士對藝術拍賣身經百戰,何不請她委屈一下,替我競投《少女的委屈》。她一口答應了。我說,希望她能先看一下原作,價限可以由她作主,不過千萬不要真的「如入無人之境」。

後來她在禮拜天先看原作,認為是精品,就替我作主投得。畫到了我的手上,觀賞良久,不禁霍然而起,曰:「艾軒達矣!」

我老早就看中艾軒的畫,但不是因為他的技術到家(這是眾所認同的),而是因為我對美國畫家維斯(AndrewWyeth, 1917-)有殊愛,而深受維斯影響的多個中國畫家,艾軒是其中的表表者。可能是因為維斯畫中所用的光與我攝影所用的光很相近,他是現存的畫家當中最令我欣賞的。

艾軒的光法遠不及維思的細緻與變化萬千,而且畫的風格也有分別,但維斯的影響卻還是一望而知。他與維斯同樣善用工筆寫實,同樣有深度,同樣試以寫實的方法來寫「實」外之意。我曾經批評過中國的新興畫派為攝影派,但實外之意,點只攝影咁簡單!

此前我不願意投資於艾軒的畫,有三個原因。其一,他的畫大都是人物,正與簡慶福的「座右銘」相違——簡兄曾有妙語:畫中的人物不是你的妹妹,又不是你的父親,買它作甚?其二,艾軒的畫多以灰色為主,描繪西藏或塞外人物,滿面風霜,大有蒼涼之感,令人看得不舒服,是不大好掛在客廳牆上的。其三,維斯的畫,在精細的寫實中,靈氣湧現,就是一草一木,也使人感到作者是表現著「物」的靈魂。寫實與真實不同。維斯說:「我的畫絕不真實。」艾軒呢?他寫實就往往過於真實了。

《少女的委屈》是我所見到的(我見到的不多)唯一達到維斯的境界的中國油畫。泫然欲哭的少女,使人同情而不感到蒼涼,精細的寫實,但湧現著物外之意。《少女的委屈》是可以掛在客廳牆上的。

那是一個不容易解釋的「哲理」。維斯認為自己的工筆寫實畫是抽像的,觀看者大有同感。以意筆寫抽像不難(小孩子亂畫一通,不也是抽像的嗎?),但以精細的工筆,一絲不苟地畫,怎可以成為抽像畫呢?所以我一向認為「工而不真,實而抽像」的法門,是維斯所獨有。後來看到他兒子的畫,深得父親真傳,就認為是維家所獨有。想不到,中國卻出了一個艾軒。

如果艾青這個兒子——艾軒——今後能保持《委屈》的水平,與維斯比,恐怕有所不及,但與維老的兒子相比卻是勝了一籌的。

愚見以為,欲與維公試比高,艾軒要在光法上多加變化。千變萬化的光,如夢如幻,可以把靈魂從畫中「逼」出來。

Friday, December 3, 1993

蕭秧

蕭秧這個名字,在赴四川之前早就聽到過了。幾位與他相熟的朋友對他大有好評。他們認為蕭秧開放、誠懇、敢言,但其中也有一點爭議性。

不久前我陪同佛利民到四川一行時,蕭秧已升職為四川的省長了。他很客氣,老遠從北京趕回成都來招待我們。在晚宴前他與佛老對話,研討中國經濟發展的困難問題,我一聽就知道朋友事前對蕭秧的讚賞沒有言過其實。事實上,我認為這些朋友在某方面低估了他!蕭省長的思想有深度,點只開放咁簡單。

在中國與執政的人論經濟,他們要不是一開口就背誦黨的言論,像念台詞似的,就往往說外人怎樣不懂中國的特殊情況等等。客觀論事的例子不是沒有,但不多見。

可能蕭秧在事前聽過佛利民的大名,知道佛老是本世紀的頂尖經濟學者,因而在對話時他聆聽了很久才回應一兩句話。也可能是他高估了佛老對中國的認識,他簡短的回應深入地牽涉到一般性的改革困難,而這些困難是佛老不大明白的。不幸的是,翻譯者恰巧譯錯了幾個字,使佛老以為蕭省長也是在說中國特殊情況的老生常談。

我聽了他們對話十多分鐘後,見他們各講各的,就忍不住用英語對佛老說:「米爾頓,這位省長不尋常,很有見地,但翻譯上有點問題,你誤解了他。」佛老的誤解不僅因為翻譯有問題,也因為中國在急速演變中有複雜的問題。這些誤解出現了好幾次,使佛老不能欣賞蕭省長的一些獨到之見。

兩個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佛老在對話時一開始就拿出他的看家本領來,大談通貨膨脹的問題,細述要控制貨幣量的重要。省長聽佛老細說良久,簡單地回應,說:「我們通脹的困難是混合經濟促成的。」我一聽就知道蕭秧高明,心裡暗暗喝采,但佛老聽得一頭霧水,猛在搖頭。

可不是嗎?我在《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一文中,指出以特權借貸,銀行不能不借,所以要控制銀根談何容易?但特權借貸只能在今天市場與官場一起各施各法之下才會產生——這不是混合經濟是什麼?

果然,蕭省長跟著就簡短地解釋,中國的銀行有商業性貸款,有政策性貸款,還有其它什麼「性質」的貸款,別開生面,是以為難。

另一個例子是:佛老一向認為改革要一次過地改,不要逐步地改。他提出這觀點後,就舉出他以前用過多次的例子:「斬老鼠的尾巴要一次過地斬,不要一寸一寸地斬,因為後一做法痛得多而久也!」蕭省長歎曰:「中國這隻老鼠有很多條尾巴糾纏在一起,我們的困難是要把不同的尾巴分清楚才能決定先斬哪一條。」

我認識佛老三十年,從來沒有見過他碰上這個多尾老鼠的問題,所以在回應上,一時間他無以為對。六年前我發表過中國要有「配套」改革的觀點,認為要在多方面一起改革——那是說,多條尾巴是要一起斬的。這是因為斬一不斬二,或斬二不斬三……在配套上青黃不接,可能弄巧反拙。問題是哪些是要斬的尾巴,怎樣斬法,要預先計算得一清二楚,而不同的尾巴有不同份量的特權約束,拿起刀來「手震震」,不一定斬得准。君不見,八八年春夏之交,鄧、趙二老在北戴河之會要硬碰,要一刀斬價格管制的尾巴,但特權所在,而配套又沒有計算好,一斬就闖了禍。

晚宴後,我送蕭秧自己剛出版的《中國的經濟革命》一書。他翻開來,見到其中一章的題目:《徹底的承包制是私產制》,點首同意,說:「我在一九八六年就那樣說了。」我縱聲大笑,說:「我也是在八六年就說了的。」回港後一查舊作,原來我第一次說時是一九八四年,「險勝」兩年,也應算是英雄所見略同了。

中國人傑地靈,無話可說。誰說中國沒有人材?我沒有考查過蕭秧的生平事跡,不知道他有否用功地讀過幾年書。但正如趙紫陽在八八年會見佛老時說:「一些人學而無術,另一些人是不學有術的。」我不知道蕭省長是「學」還是「不學」,但「有術」是可以肯定的。與他簡短的會見,使我想起王勃所說的「人傑地靈」。而蕭秧在九三年初被升為省長,也顯得孔子昔日所說的「選賢與能」,在今天的中國沒有完全被忘記。

但願蕭兄吉人天相,不要因為他的思想開放、論事客觀而在某一天被打下馬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