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導的指數

中國發展得快，加上外人不瞭解情況，這些日子有不少鬼子佬以指數給中國打分，錯得離譜，把事實說歪了。



二○○四年一月，以維護自由市場知名的美國傳統基金公佈一年算一次的自由經濟指數，一百五十五個國家香港連續十年排第一，而中國則排一百二十八，近於包尾。我當時發表《侮辱自由經濟的指數》，力斥其非。香港早就大搞福利經濟，自由經濟是多年前的事；中國大陸市場的自由，是我平生僅見。傳統基金核算自由指數的目的，是要證明自由經濟是發展的重點。當時香港的經濟節節敗退了六年，自由指數卻排第一；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人類紀錄，自由指數卻近於包尾——整個傳統基金的報告只是否決自己的信念！



二○○五年二月，世界銀行說：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三年，農民更苦，要求中國改變制度。又是發神經。別的專家得把口，但周其仁和我不斷地跟進，知道十多年來世銀指的三年是中國農民的生活改善得最快的。



二○○五年十二月，聯合國公佈中國人民收入的堅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開始不能接受，是指貧富懸殊開始惡化。怎麼可能呢？農民的收入上升得快，在人口流動變得自由的情況下，好些地區出現民工荒，不可能帶來堅尼係數的上升惡化。



從一些簡單數字說起吧。中國自中至東的農村，五年前聘請一個耕田種菜的農工的月薪大概人民幣二百，三年前是三百，今天近五百——較好的要六百——城市同期沒有那樣急速的百分比增長。農民兼職工業的愈來愈多，使農業本身出現了人手不足的現象：荷蘭豆成熟時農民請我自由採摘，免費，因為豆主付不起工資收成。是比較極端的實例，但由於工資過高而棄置田野的現象開始出現了。



工廠最低的每月市場工資（連包食宿的費用），今天大約是人民幣七百，是指沒有技術的工人。一位朋友以此工資聘請了三十個，過了幾天二十五個跑掉。據說可以使工人比較安定地留職的每月最低市場工資（也包食宿費用），大約人民幣九百。聯合國指中國下崗工人多，處境極苦云云。又是誤解的胡說。下崗工人的確多，因為他們頻頻走位，另謀高就。話走就走，過不到兩天就在待遇較佳的上工。一家工廠說每年的工人流動量超越百分之一百，另一家沾沾自喜，說他們每年只流失大約百分之二十的員工。



北京說：人口百分之六十是農民，產出的原料與農產品的所值只佔國民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三點一。農民兼職工業的數據重要，但沒有誰知道。不管怎樣說，農民繼續轉往工業去還有一大段路程吧。



今天，可以勞動的農民在勞作上的金錢收入大約低於工業的百分之三十，算是打平了，因為農作的生活比工業的舒適，有天倫之樂，而瓜瓜菜菜之類低於市價。這打平是因為人口自由流動，好！目前中國勞動農民的實質收入，大約等於工業的最低市場工資，可惜這工資不易提升，因為受到外間多個廉價勞力國家的約束。要怎樣發展下去呢？有三方面值得拍掌：



一、讓工業的工人增加知識而加薪，使最低市場工資的工人的百分比愈來愈小。二、到了某一點，中國會像香港當年，放棄那些不需要技術或知識的工業，讓落後的國家做吧。這樣，最低的市場工資會提升。三、農民的人均耕地增加，農產品的市價上升，使農民的人均實質收入與工業的打平。到那時，中國的人均實質收入會與日本的看齊，但那是十個日本，天下無敵矣！

北京要處理黃永玉的畫

最近黑蠻送我一本他親自炮製的題為《黃永玉八十》的畫冊，是巨冊，甚重，可以一次過壓死五隻蟹。編得好，當然是精裝，售價人民幣七百，好此道者非收藏不可。過了幾天才翻閱——那麼重，我要找時間坐下來，把畫冊放在台上翻。此翻也，是難忘的經歷，初看大喜，繼而大驚，最後大叫，跟著對坐在身旁的太太說：「如果永玉不是藝術天才，天下間沒有藝術天才這回事。北京當局要好好地處理永玉的畫。」



說初看大喜，因為這本將會傳世的巨冊，第一幅是一九八九年我替永玉拍攝的照片。無端端「與有榮焉」，能不喜哉？繼而大驚，因為永玉今天的畫作比十六年前我欣賞的高出相當多。最後大叫，因為畫冊近尾之處的雕塑作品，絕對是大師級，畢加索後期搞雕塑不比永玉高明。



以宣紙作畫的名家無數，但論變化，論氣勢，沒有一個比得上黃永玉。變化多得離奇而風格（面目也）一致的藝術家，百年難得一見。永玉顯然是一位個性極強的人，不甘於寂寞，有創意，喜歡亂來一下。這是畢加索現象了。這種藝術家要付出的代價，是作品的水平參差不齊。



比方說，我認為永玉的漫畫太多，不是畫得不好，也不是不夠過癮，而是從藝術的角度衡量，漫畫不夠深度，不容易打進歷史去。當年讀西方藝術史，以漫畫見經傳的只遇到一個，英國的，較為嚴謹的藝術史此君不入圍。以書法文字補於畫上是國畫的傳統，有協助構圖之效。永玉的行書寫得好，很懂得分佈，但我嫌他有時文字太多，過了頭。有時為了創新，永玉的隨意之作有些偏於怪，刻意地亂來有些偏於亂。



藝術創作就是這樣。在險而不怪的追求中免不了有些作品不容易被觀者接受。我想，永玉走這追求的路恐怕走了六十多年了。黑蠻說冊子裡的作品都是這幾年的。得天獨厚，八十出頭永玉的素描與白描功夫還處於頂峰狀態，不可思議！真替他高興，追求了那麼多年他終於達到前無古人之境。



我要特別提出的是永玉畫的大畫，很大的，氣勢磅礡，其感染力排山倒海而來。這些作品顯然是經過深入的想像與思考才動筆，畫得用心。每張題材有別，構圖各異，畫法不同，有深度而又風格明顯。每張都給我震撼良久，雖然看畫冊怎樣也比不上看巨幅原作的本身。我想，如果永玉能把二三十幅這樣水平的作品在一個巨廳展出，點綴些精彩小品與雕塑，光線一流，花一千元在那裡呆坐半天是相宜了。



集中一個大畫家的傑作於一巨室之內，持久甚至永遠地展出，對作者對觀眾都重要。你說張大千怎樣了不起我無從衡量，因為大千的作品賣散了，我見到的精品只是每件看，而就是說明是大千的什麼紀念大展，總是不夠全面，只展出幾天。莫奈的蓮塘巨作永久地展於一室，任何人走進去不會走出來而忘記莫奈。我深信，趁永玉的重要代表作還沒有賣散的今天，北京當局以巨室，高而大的，永久地保存展出，會比莫奈的蓮塘有更大的震憾性。這會是中國之幸，也是世界之幸。



衡量一個作者，作品集中非常重要。梵高死後，如果弟婦沒有把他的作品集中保存，我們不會聽過這個人。可惜後來梵高不少作品賣散了，而今天還集中的又分藏於兩間博物館中。可幸鬼子佬對藝術作品的處理遠比我們認真：梵高所有遺傳下來的作品都有著錄。若干年前在倫敦巧遇Turner畫作大展，很全面的，我看了半天，對太太說：「沒有想到Turner那樣了不起，的確名不虛傳。」



多年以來，外人對我的經濟學評價有爭議。心中有氣，我花了年多時間整理好英語論文結集，最近出版了，自己多次翻閱後，心安理得，定過抬油，知道達到的水平再不會有爭議了。攝影可沒有那樣幸運。黃貴權屢次催促我選出二百精品，花錢精印巨冊，但印製與原作相差不少，左試右試也找不到滿意的效果。展覽呢？原作質量高，但只幾天的展出不值得大費心機。作為藝術媒介，攝影是彫蟲小技，沒有誰會那樣傻，為我的攝影原作設立永久的展覽廳！黃永玉是另一回事。



以集中作品來衡量一個藝術家，目的是要衡量這藝術家的整體。不這樣做我們無法知道一個天才達到的境界。有人讚傅抱石，有人讚林風眠——我也贊——但除了林風眠與朱屺瞻，中國的國畫家中我沒有機會很全面地在一次的展覽中感受到一個大師的斤兩。就是不久前參觀的大事宣傳的吳冠中畫展，失望，不是說吳大師的畫不好，而是不夠全面，展出的精品不多。



要把一個藝術家的多方面的精選作品集中，也要一次過地看，我們才有機會領悟這個人的藝術境界是在哪個層面。每次的吸收不同，重要藝術家我們要欣賞多次。芝加哥某博物館，奇怪地有相當全面的法國印象派畫作的收藏與持久展出。我看過無數次，領悟到該畫派的哲理與精神。這是學問，跟著自己的攝影風格就改變了。



不是所有大名的藝術家都可觀。浪得虛名的不少。較為全面看，有些我只看一次就覺得花巧庸俗；有些我看來看去也看不懂，大名可能是皇帝的新衣；有些初看不對，但愈看愈妙；也有些初看可取，但經不起多看的蹂躪。



回頭說永玉，如果他的作品經不起多看或時日的蹂躪，那麼在這裡建議北京當局處理他的作品，有一天會見笑天下。這是說，不是要替黑蠻炮製的父親畫冊賣廣告，而是把自己的名字押上去。是的，在近代數之不盡的中國視覺藝術家中，將來有機會打進世界藝術歷史的，我的首選是黃永玉。

何不早聽老人言？

中國最近重估國民總收入，提升了百分之十六點八。這是說，以復息算，自開放以還經濟增長率大約提升了半個百分點。十多年前我就說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是相當大幅地低估了，其後再說了好幾次。何不早聽老人言？



我認為這次重估的調高還不夠。報道不詳盡，但農民兼職工業看來是算了進去。還沒有算進去似乎是好些個體戶的收入增長，而更重要是產品與服務質量的提升。後者不容易算進國民收入的增長內，近於不可能。其他先進之邦的產品質量變動不大，而質量提升通常附帶價格上升，自動算了進去。然而，九十年代的中國，產品與服務的質量急速上升，但價格上升甚微，好些甚至下降了。



舉個例，一九九八年國內一家小房子裝修人民幣七十萬，二○○三年同一小房子裝修是五十萬，而且材料與手工的質量較高。同一時期，廁所用的搪瓷，同牌子，一九九八進口的與國產的價格是三千與一千之比。二○○三這牌子不再進口了，國產的與此前進口的分不開來，價格還是一千。說這質量的改進沒有算進國民收入增長之內，是指如果按舊價看，國民收入其實是增加了很多。就是質量的提升導致價格提升，以舊價看應該是從一升至三，但現價只是從一升至一點五，國民收入的升幅也是低估了。



朋友，到國內數之不盡的建築材料的供應商場走走吧。無論是搪瓷、瓷磚、地板、玻璃、燈飾等，其質量之高你不容易相信，一般不比進口的差，而價格往往低於十年前的。外資的參與及指導重要，也有些是進口後依樣葫蘆地仿製。後者往往見於傢具，仿得八九成，價格不到三分之一。國產的外資汽車五年前質量跳升，兩年前一家日資車廠對我說造得比日本還要好，可能有點誇張，但比起八九年前產出的肯定是兩回事。



服務的改進也明顯。酒店與餐廳的服務最難管理，但今天國內的與香港的水平差不多。私營郵遞的服務可能冠於地球。當然，我不敢替國營的服務賣廣告。



最近北京的公佈，以美元算，國民總收入中國排第六。如果算進上文提到的，我不懷疑會跳升至第三，在美國與日本之後。但日本的物價比中國高很多，以實質總收入算，中國應該已經超越日本，排第二。只要能維持發展速度，總實質收入超越美國指日可待。以美元算，國民總收入要趕上美國還有一段長時期，而人均收入，不管是實質的還是金錢的，要追上美國則遙遙無期了。



足以慶幸，但實際還差很遠。中國那麼大，人口是日本的十倍，是美國的四倍多，國民總收入跑個世界第一沒有什麼了不起。了不起的是歷史上從來沒有人口那麼多的國家可以像中國那樣迅速地發展起來。是的，今天國內的消費市場大得鬼子佬張大了口。繼續下去，大事開放進口，再來一個鄧小平南下至今的十三年多，那才過癮。



回頭說九十年代的中、後期，中國有百分之二的通縮率。當時我察覺到，產品與服務的質量上升得非常快。這是說，當時中國的通縮率其實遠高於百分之二。同時，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保八，失業率徘徊於百分之三點二，穩定的。這使我意識到傳統的貨幣理論出現了問題，跟對西方的貨幣制度有懷疑，於是重頭衡量三十多年前佛利民與蒙代爾的貨幣爭議，最後想出了自己的理論來。當年批評過朱鎔基，但愈想愈佩服。經濟學可以解釋世事，這方面我是專家，得心應手，但說到改進一個國家的經濟，這門專業學問不重要。

扶貧何價？（三之三）

說過了，中國的經濟與政治體制自成一家，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縱有沙石，對人民生活的改進了不起，不要胡亂動之，也不要管外人怎樣說，要自己繼續發展下去。擺明是天才成績，但歷史說世界上沒有出現過那樣大的天才——這是中國之謎。區區在下有十八般武藝，但沒有能力改造世界，只喜歡在旁大聲拍掌，或大聲疾呼，熱鬧一下。時來風送滕王閣，我是王勃，可惜垂垂老矣！



淺說扶貧吧。如果政府從富人或其他渠道拿取一元交給窮人，沒有任何其他影響，社會的扶貧成本是一元，窮人的利益是一元，打個平手，我稱之為「中性」扶貧。沒有理由反對，就是銀碼相當龐大也不容易反對。如果政府弄得一元，交到窮人之手只得三毫——福利員工與壓力團體分剩之數——社會成本一元，窮人利益只三毫。這是「負性」扶貧。負性扶貧的社會成本可以很大。被抽取的人會減少產出意向，以通脹抽取有另一種社會成本，受惠的窮人樂得窮下去，可以工作但不工作，甚至刻意地費心扮窮，皆社會成本也。是的，通過政府使窮人獲一元，其社會總成本超越十元不足為奇。這種負性扶貧我們容易反對。



最後一種是「正性」扶貧。這是協助增加窮人自力更生的機會，增加勞苦大眾的知識與生產力。原則上，社會成本的投資一元，窮人殺出重圍會有好幾元的回報，也就是社會受益的回報了。顯然，正性扶貧是上上之選，中性扶貧可以接受，負性扶貧不可取，但某程度無可避免。扶貧之道，是要爭取正性而減少負性。



目前中國扶貧的當務之急，是不讓人民幣升值，因為這是最廣泛最有效的正性扶貧。經濟邏輯同樣簡單：



（一）說過，在國內下了注的外資、有專利的廠商及有錢人，人民幣升值對他們有好處。這裡要加上國內薪酬或收入可觀的人。人民幣升值，這些人到外地旅遊及在國內購買外國貨，皆獲甜頭。這幾種人的言論受到重視，影響力不少。但他們的觀點短視，因為長遠一點看，勞苦大眾的生活有改進，消費增加，他們獲益會更大——這些將來而又間接的利益他們不會管。我自己眼觀六路，人民幣升值不會執輸行頭，但自己歸自己，社會歸社會，永不混淆，是四十二年前老師艾智仁教的第一課。勞苦大眾呢？他們做夢也沒有想過到歐洲旅遊，外國貨不敢奢望也。



（二）人民幣升值會削弱勞苦大眾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因而減少他們自力更生的機會。一個月前與幾位經濟學教授傾談，過半贊成人民幣升值，說作過回歸統計分析，認為升值百分之二十不會削弱競爭力。他們一家工廠也沒有調查過，只搞些廢物進去廢物出來的回歸分析，我問：「你們學的是什麼經濟學呀？」



（三）人民幣升值，工人加薪肯定會緩慢下來。於是，他們在實質收入上的增長，主要是靠國內的物價下降——通縮是也。人民幣升值很多，通縮一定會出現，但達到那一I，中國的接單工業會因為國際競爭力的煙消雲散而變得潰不成軍，工資會相應地下降。



愚見以為，這些年北京搞出經濟奇跡，橫看直看都比經濟學者高明，既然走上了一條別開生面的路，知道不足之處，繼續摸石頭過河算了。我只是覺得自己有時旁觀者清，這裡那裡提點一下。

珠峰哲理的經濟分析——為王石序

說過了，海明威在他的名著《雪山盟》的開頭有這樣的故事：在非洲的一個很高的雪山頂上，當地的土人發現一隻死去了的黑豹，那黑豹明知那雪山頂上沒有食物可尋，為什麼要跑上去呢？



王石很有點像海明威筆下的黑豹，還活。兩年多前，五十二歲，他攀登珠穆朗瑪峰，到峰頂就立刻下山，死不掉，瘦了二十多磅。我問他：「為什麼你要做這種傻事呢？」他回應：「沒有為什麼，只是喜歡這樣做。」



我自己沒有他那樣傻，但有類似的行為。好比午夜夢醒，想些什麼，禁不住爬起床來，走到書桌前，在文稿上改一個字，然後回到床上去。那個字可改可不改，無關重要的，只是把仄音改為平音，或這句加一字那句減一字。沒有任何回報，讀者看不出來，但改了對自己增加一小點滿足感。當年寫博士論文，及跟寫學術文章，老師通過，或編輯接受，我往往要他們多等一下，因為覺得這裡那裡要加一個註腳。無關重要，但沒有做彷彿欠了些什麼。你問我欠什麼，我會答：「沒什麼，只是喜歡這樣做。」



是的，一個人為了滿足自己，會做一些沒有任何回報，甚至沒有外人欣賞的事。這是創作的本質，只要自己欣賞，要做，於願已足，不需要任何來自外間的回報。王石攀登珠峰是一種創作吧。



大約十年前，記不得是在西安或哪裡，我和太太參觀漢代將軍霍去病的墓，見到陳列一系列巨大的動物石雕。是古物，很古的，不能肯定是哪幾種動物，藝術品味奇高，今天看是了不起的抽像藝術了。



我在那裡癡立良久，想一個問題：為什麼這位雕塑大師不把自己的名字刻到石上去呢？創作這些巨石雕塑為時甚久，有沒有金錢回報無從考究，但名字不刻上去顯示為了創作這位大師不斤斤計較。



宋代或以前的畫作，很多既沒有簽名，也沒有印章，害得今天的鑒證專家大吵大鬧。我不懷疑這些無名畫作中有些是毫無金錢回報的，甚至沒有旁人拍掌，但作者就是喜歡畫，為了創作的需要不管其他。



王石和我沒有那麼偉大吧，因為我們的工作是有人拍掌的。王石比我偉大。他是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主事人。那公司是今天國內最大的房地產發展機構，資產二百億，今年銷售額一百三十五億，利潤十四億，皆約數。一九八三由王石創辦，是國營，一九八八上市。王石佔有的股份只是萬分之一點六九，薪酬起初微不足道。兩年前他的年薪是人民幣八十萬，也微不足道，今天年薪二百三十萬，不到市值的十分之一吧。王石住自己購買的房子，請我吃晚飯不用公司錢，用自己的，吃剩的他要打包帶回家。不要忘記，他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中的最大行業的房地產的最成功的機構的最高總裁。有五個世界之最，皆珠峰層面，兩年前王石的薪酬遠不及一個香港高級公務員。給他一個諾貝爾獎吧！



除了傻里傻氣的創作可以給予作者很大的滿足感——我稱之為珠峰哲理——經濟學無從解釋王石這種人的行為。驟眼看，這種人是稀有動物，而如果世界上只有王石一個，經濟解釋實在困難。是中國之幸，這種人今天在國內愈來愈多，我自己就遇到幾個，讓我衡量他們之間的共同局限，推出一個前所未聞的經濟假說來。



一位在江蘇作縣長的朋友，到處跑為該縣招商發展。年多前收到他的電話，說要到我家造訪，進入門來，斜臥沙發疲態畢露，休息片刻，說：「教授呀，可不可以給我一杯酒。」我明白，當我在創作累極時，也要一杯酒。幾個月前再遇該縣長，他很喜歡我戴的手錶，左看右看。那手錶有點怪，對我來說太大，十多年前以二千港元購得，常用的手錶失靈，胡亂找這個沒有用過的戴上。己所不欲，可施於人，我見縣長的金色手錶有銹跡，太不成話，要把自己的送給他。他推卻，後來我千方百計也送不出去。



這位縣長教了我很多關於中國的經濟與政治體制。我很想知道他為什麼那樣拚搏。要陞官嗎？要發財嗎？不便直問，旁敲側擊。他知道我的意思，最後說：「教授呀，我就是要為國家做點事。」



幾天前與國內某城市管理土地多年的頭頭進晚膳。此君身居要職，每天過手天文數字，要得「好處」應該不困難。早就認識他，屢次要求跟我比賽書法。始終沒有比，看來他其實怕比，而我又樂得手下留情。這次見到他，見他穿上的西裝不合身，多半是街邊貨。問起生活，他說二十年來住在七十平方的公寓，兩房一廳，晚上謝絕應酬，寫書法。閒談中他說在他的城市，清廉而又本領比他高的幹部不少。



在杭州遇到一群年輕商人，賺錢的，工作起勁。他們給我的感受，是把生意作為一項創作，其中一位對我說得清楚：「大家都希望打上去，做出一點成績來。」顯然地，金錢之外這些青年都有一點珠峰哲理。



可能機緣巧合，或者概率中了邪，這幾年我在國內遇到的，不管是官還是商，都給我一點為創作而大幹一手的味道。問一位新相識認不認識某某人，他可能說：「我認識，不怎麼樣。」或說：「我聽過，還可以。」這些是六七十年代美國學術全盛時期常聽到的話，是創作者在競爭中的知己知彼的言論了。



私有產權對經濟發展重要，因為界定了資產或物品的權利，容許市場以價格為競爭的準則，減低租值消散。但金錢財富之外，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是個創作者，創作的本身是回報，而創作是不限於藝術或科學的。生意、政績、管理，都有金錢不可以量度的成就滿足感。要鼓勵這些非金錢的成就——要啟發珠峰哲理——清楚的成就界定與熱鬧的競爭氣氛不可或缺。這兩方面，中國今天有看頭。創作的競爭氣氛凝聚不易，可以風吹而散。七十聚會那天我說，撇開沙石，中國正在冒出的制度是我知道最好的。我是制度專家，早就達到珠峰境界，不說假話，但之後又說紅燈亮了，因為知道這制度還沒有穩定下來，有搖搖欲墜之勢。



回頭說王石，兩年多前他攀登珠峰後我送他一幅書法：山不在高，到頂則名。見者無不哈哈大笑。我要跟王石過癮一下，但他不笑，把該幅書法掛在自己辦公室的牆上。他顯然明白，創作這回事，山不在高，到頂不易，到了大有滿足感。這是珠峰哲理的均衡點吧。



（五常按：王石即將出版的書名為《道路與夢想——我和萬科二十年》）

扶貧何價？（三之二）

二十年前鄧小平說要讓一小撮人先富起來，是對的。經濟發展走市場的路，資金集中會鼓勵較大的投資，雖然基本上國家是靠勞苦大眾落手落腳地建造起來。今天國家是建造起來了，還遠為不及，但有看頭，個別地區看頭了不起。貧富懸殊的情況無可避免地出現。沒有像印度等地區來得嚴重，而我自己的調查，中國窮人的生活不是某些誇張的報道說得那麼差。不管怎樣，協助勞苦大眾——尤其是協助他們自力更生——是重要的工作。讓我分點說說吧。



（一）今天中國以縣為經濟核心的體制，是我知道的體制中最可取的。沙石仍多，說不通或很有點胡來的困難存在，但撇開沙石，正在冒出來、開始形成的體制實在好。沙石當然要清理，不少細節要修改，但基本上是執到寶，千萬不要讓不知就裡的「專家」左右，把寶物作廢物處理。



（二）這制度促成的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對扶貧有一種自動機能，作出大貢獻。是的，在地區競爭下，有土地但人手不足不容易發展起來，於是大家招兵買馬，爭取人手，地區政府對居民重視。個別的不良例子是題外話。



這些年，北京上頭早就隻眼開隻眼閉，容許人口自由流動，是經濟增長奇速的一個主要原因。最近某些地區開放戶籍申請，做得對。兩年來廣東出現頗為嚴重的民工荒，一方面起於外地的廉價勞力國家多，工資不易加上去，另一方面是地區爭人手，月是故鄉明，廣東鬥不過。廠商競爭加上地區競爭人手，雙管齊下，我對中國扶貧的前景有理由看好。（最近聯合國說中國貧富懸殊惡化，不可能對，我會另文斥其非。）



（三）經濟學說，人窮主要因為知識低。今天，地區政府在競爭壓力下提供工藝訓練，而較有規模的搞文化、建大學。目前中國的教育與醫療出現了不少問題，主要是私非私、公非公，混淆不清，混水摸魚的行為不少。是的，教育與醫療這兩方面，北京要慎重地清理現有的混淆情況。我要多作理解才為文分析。



（四）農業用地轉作工業用地給予農民的補償，地區稅收的分帳，稅收後對個別地區的回補，方法對，但在數字與施行上有不少問題，也不容易處理。好比補償農地的下限夠高——可能太高——但好些地區政府不夠錢，有拖冇欠引起糾紛。以五厘年息算，我的估計是這補償大約是農地所值的五倍。很難說是否過高——這裡說「過高」是指對扶貧有負面影響。另一方面，轉用途政府要作大投資，搞什麼通什麼平的，地點較差的地區要先蝕頭注，希望工業發展後的稅收分成得可償失。我懷疑他們有沒有考慮過採用與農民分股權的方法處理。



牽涉到金錢數字，私相授受的行為不難想像，但大致上有了明顯的改進。考慮釐定與執行上述三項——補償、分帳、回補——是扶貧自力更生的一個重點，分析真的要懂一點經濟學，或對經濟運作要有很好的感受。北京要派出清廉而又能幹的頂級人材了。



（五）最重要顧及的是那些天生有缺陷，或後天遇到不幸，那些沒有協助不容易生活下去的人。處理這些無法自力更生的弱者，我的建議是由私營或民營的慈善機構處理。政府要嚴格地審核那些假冒為善的，選出及格的不僅鼓勵，適當的補貼值得考慮。我相信世界上有衷心地要做點善事的人。讓私營或民營處理，義工來得比較容易，而鑒別是否需要協助的真真假假，私人的錢會用得遠為慎重，遠為細心。

扶貧何價？（三之一）

幾個月前貝加（G. Becker）發表文章，論中國經濟前景，不樂觀，或有保留。我在《信報》以長文回應，行家說行話，大家的看法略為不同。



貝加的要點，是當一個國家搞起經濟時，會推出好些傻政策，把經濟搞垮了。這觀點似乎是歷史規律，而我不同意的地方，是中國的經濟與政治體制自成一家，應該可以避過這無情的規律蹂躪。其後想，這可能只是自己的一廂情願。二十四年前貝加反對我對中國的樂觀看法，錯了，我當然希望他再錯一次，但當我衡量今天外地對中國頻頻施壓，見到央行彷彿要拜美國為師，見到溫總理為人民的生活流下淚來，不由得心驚膽戰。



貝加擔心中國會引進對經濟有不良影響的政策，首要應該是福利經濟吧。是非常頭痛的問題。沒有一個有良知的人會反對幫助那些沒有幫助不容易活下去的人。但此助也，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做得好，只是一些比另一些更壞罷了。有幾個不容易拆解的地方。



（一）長貧難顧。賑濟窮人一般會鼓勵他們繼續窮下去。好比香港的發神經的綜援，不工作有錢可收，受援者縱有絕頂良心，發奮自強的意識總會給綜援打個折扣。



因為身體有缺陷而又沒有親友幫助的人應該不多吧。持久地幫助這些不幸的人我沒有異議，困難是我們不容易知道這些不幸究竟是真還是假！



（二）混水摸魚。凡是用上公家錢搞福利，壓力團體湧現是早晚的事。說得擲地有聲的言論不難聽到，但如果細察一下，我們不難發覺這些言論出自受益者的口。四十年前在美國加州，社會福利的工作人員的總收入，比接受福利者的所得高出一倍以上。在香港，我有一個很相熟的朋友（今已故）在社會福利處工作多年，談起當年搞得比今天小得多的「福利」糊塗帳，頻頻搖頭歎息，最後此友決定提早退休，不干。



（三）易發難收。所有福利制度，推了出去不容易收回來，而且愈搞愈大的機會甚高。香港公屋或廉租屋的經驗是個好例子。二戰之後與國共之爭，大量難民湧進香港。社會的混亂與治安的問題，導致一九四五推出租務管制，跟著是政府供應廉租公屋。原本是暫時性（一年）的租管結果管了幾十年，而當時只為給難民有容身之所的公屋，不僅今天還存在，而居屋的發展龐而大之。



曾經拜讀過阿康五體投地的香港六十年代的財政司郭伯偉的言論，反對政府擴大資助教育與醫療說得理直氣壯，跟著的夏鼎基與彭勵治是同一傳統，堅守信念不移，我欣賞。問題是教育與醫療這兩項福利開了頭，約之不束，壓之不下，擴張易過借火，今天的支出是天文數字了。



從富人的身上拿取一元交到窮人手上去，對富人的產出意圖有微不足道的不良影響。我不反對。從富人身上拿取十個億，交到窮人手上去，對富人的產出意圖有不輕微的不良影響，我不贊同，但不好意思說出聲來。我有膽大聲說出來的，是從富人拿取的十個億，沒有一小半交到窮人的手上，不知道窮人是否真的窮，不相信大部分的窮人不能自力更生，而在福利轉手的過程中，龐大無比的資源浪費明顯如青天白日。殺了我吧，這樣扶貧我反對。

我是怎樣研究經濟的？（七十自述之三）

說喜歡在街頭巷尾跑，找資料，求靈感，試驗證，是說喜歡在日常生活的場地觀察，好奇地看世界。一門實證科學（empirical science）不能沒有實驗室。經濟學的實驗室不是什麼政府統計部門，也不是校園裡的辦公室，而是大家日常生活的場地。到處跑的治學態度會使不知就裡的外人誤解，但有三個明顯的好處。



其一，現場考查，細節可以信手拈來，輔以不恥下問，現象的可靠性格外高。好比六九與七五年在香港跑工廠，調查件工合約，得到啟發，八二年寫成今天受到重視的《公司的合約本質》。朋友告訴我其它學者對件工的分析，老實說，我認為他們不清楚件工是怎樣的一回事。



其二，考查街頭巷尾的現象成本低，變化多，種類不同，細心觀察不難發覺有趣的現象琳琅滿目。有時不勞而獲。好比七五年在香港，我無端端地察覺到較佳的座位票價偏低，只幾分鐘想出答案。跑了幾晚電影院作驗證，回美後一個週末完稿。這篇有趣文章七七年發表，今天行內朋友認為是珍品，一些說是後來有人獲諾貝爾獎的效率工資理論的前身。



其三，街頭巷尾的現象一般是小現象，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解釋了小現象可以用同一解釋推到大現象去。很多很多的小現象，加起來是一個小世界，放而大之，就成為自己的宏觀經濟學，與學院教的是兩回事。比方說，九六年末我說香港會有多年的經濟不景，九七年說香港的失業率會從百分之二升到百分之八以上，此外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推測過無數次，很少錯，而這些是用上自己從小世界推出來的大宏觀。



一九六八年決定不走純理論的路，因為覺得不容易有大作為。早一年，寫好了論文《佃農理論》，知者嘩然，使我以為是創立了一個新理論。但老師艾智仁說，是傳統的，結論與前人不同，因為前人把傳統的用得不對。沒有錯，我的佃農理論來來去去只用一條眾所周知的向右下傾斜的邊際產出曲線，可以看為是向右下傾斜的需求曲線，其它加進去的全部是傳統的局限，沒有新意，我只把這些配合得精確，新的理論驗證含意就跑出來了。後來幾次認為自己是踩中了新理論——例如公海捕魚的租值消散——但細看不是，自己的貢獻只是把傳統的舊物搞出新變化，前人沒有那樣想過，算是創新，但新理論卻談不上。



說過了，比起物理學，經濟學的理論淺得很。經濟學的困難是實驗室只有真實的世界，不容易控制變量，調查不易，而局限條件的考查與處理相當頭痛。然而，考查現象與鑒定局限的困難正是經濟研究的趣味所在。我不傻，不會毫無興趣地在街頭巷尾跑了數十年的。



回頭說自己作實證研究的起點，永遠是一個有趣而奇異的實例，以解釋這實例或現象入手。這解釋有時來得容易，有時難於登天。為恐費時失事，我們當然要估計解釋某現象的困難程度，局限考查的時間要多少，想一下找到了答案其貢獻價值為何。說實話，這些估計不容易準確，往往令自己失望。然而，與行內的朋友相比，從命中率看，我又覺得自己可能一馬當先。後來想通了，一個經濟學者窮畢生之力，可以解釋清楚一個有趣而奇異的現象，於願已足。這樣看，我是個非常幸運的人。



為一個奇異的現象找到了解釋，其理論假說多多少少有點新意。作驗證，找不到反證的實例，就達到重要的派彩關頭了。自己的思想有多少重量要到這一點才可以衡量。是的，有了足以解釋一個現象的假說，我們要把這假說一般化，推到其它有關的現象去。要講彩數，也要講推理一般化的真功夫。



很多時候是失望的。假說驗證過了關，一般化地推下去，可能被其它實例否決。遇到這樣的不幸，要客觀地考慮，看看自己提出的某方面過關某方面過不了的假說應否保留，或在哪方面可以修改然後再推下去。有時假說容易一般化，找不到反證的實例，但假說的本身不夠新奇，或淺得老土，或他人早就說過了，會有空走一趟的感受，不好過。



成敗得失，思想之外要講自己的品味。選擇需要解釋的例子講品味；有了解釋的假說，一般化向哪方面推也要講品味；要修改假說使之一般化，哪方面要保留，哪方面要放棄，推理本領之外品味也重要。品味這回事，不容易明白，我自己的處理是憑直覺走，那就是自己認為是過癮的方向了。



成功地一般化的思想是否重要，能否傳世，往往要很久之後才知道的。經得起時日蹂躪的思想來得不易。一些思想或假說紅極一時，但過了十年八載不知所終。另一些初看平平無奇，但過了一些時日，注意的人愈來愈多。這方面我也幸運，到今天還沒有一篇認真動筆的英語文章慘遭淘汰，只可惜行內的眾君子不早一點拍掌。



在我這輩子的學術生涯中，碰出大彩的實例，莫如高斯一九五九年考查的音波頻率，一年後他大補一手，寫出後來被稱為高斯定律的大文。雖然今天高斯還在投訴其影響力不夠，我認為他是過於苛求了。想當年，他的大文一出，其重要性我立刻知道，花了三年時間研讀，行內不少朋友也同樣重視。受過批評，遭到漠視，而我自己也曾指出其邏輯有錯，但不管怎樣說，高斯定律會被將來的經濟思想史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思維。這裡要說的，是這思維起於一個小而奇異的音波頻率在空中互相干擾的實例。



我自己因為台灣的土地改革，政府管制農業產出不跌反升，想出了佃農理論；因為母親沒有見過父親而嫁給他，使我從交易費用的角度解釋了中國的傳統盲婚合約；因為香港戰後的天台木屋怪現象，創立了價格管制理論；因為花中的糖漿可以成交，發表了《蜜蜂的神話》；因為中國不讓恐龍蛋出口，推出了貪污的一般理論；因為公海捕魚的租值沒有全部消散，提出了合約結構的理念……如此種種，以英文動筆的有十多篇，大約十篇看來會傳世。



街頭巷尾數十年，有趣而又奇異的例子實在多。多年以來，我通常有十個八個這樣的實例在腦中轉，一時想想這個，一時想想那個。年輕時，想通了一個，清楚了，可以一般化，認為有重量，就動筆為文。到了中年，解通了的實例愈來愈多，寫之不盡，於是英文按筆不動，等到六十五歲，以中文寫三卷本的《經濟解釋》，選較為重要的一口氣地寫了出來。醫療的發達，使我當年推斷自己六十五歲還健在，果然還健在。



有些朋友說我在六七十年代作出過重要的經濟學貢獻，之後不再。這觀點是不對的。六七十年代的作品近於學生習作，可觀，但不夠大氣，沒有洋洋大觀的經濟範式。六十七歲完工的三卷本《經濟解釋》，融會貫通地提供了一個新而完整的理論架構，示範的實例無數，前無古人，比六七十年代的零散作品高得多了。是從街頭巷尾跑出來的。

崇洋媚外與不懂國情

不少朋友說這幾年炎黃子孫開始崇洋媚外，海龜派當道，希望我為文分析、評論一下。何謂「崇洋媚外」不容易下個定義。我是個不崇不媚的人，喜歡以憑獨立之見來去縱橫，但對西方的文化與科學的很多方面衷心佩服。愛欣賞，有本領信手拈來佔為己有，但不認為自己是個崇洋媚外的人。



佩服、大讚，五體投地，是做學問應有的態度。大師說的我會多加考慮，但對歸對，錯歸錯，你是你，我是我，從來沒有因為某人是大名家或某國了不起而把錯的說為對。我想，崇洋媚外是指那些說西方的月亮比中國的圓，或毫無研究，見人家有聯邦制就說中國也要搞聯邦制，或明明是不堪入目的鬼妹仔也說得天花亂墜。這樣看，這些年中國的青年彷彿有點崇洋媚外了。



兩年多前，報道說北京通過了反壟斷法，將於該年十一月一日施行。同學傳來通過了的法例，發神經，全部是從美國的反托拉斯法搬過來的，包括禁止價格分歧、捆綁銷售、零售限價等。細讀內容，發覺立例者對美國的反托拉斯案例毫無研究，顯然是從不知所謂的本科教科書抄過來。我曾經在美國作過兩件龐大的反托拉斯案的顧問，知道有關的法律不知所云，搞得一團糟，受益的主要是律師與經濟學者。



更令我感到困擾的，是北京要禁止的市場行為，在國內競爭激烈的市場隨處可見。如果法例真的施行，絕大部分的商店會受到起訴，排隊候審恐怕要排一百年。立法的人顯然不知道國內的市場情況，不懂國情是也。到今天我還搞不清楚該法例是起於崇洋媚外，還是起於不懂國情，又或者是二者的合併。當時我迫著寫了十篇文章解釋反托拉斯。後來該法例一拖再拖，年多後推出的反壟斷法是另一回事。真的反壟斷是反對國企壟斷，我沒有異議，但談何容易哉？



在那次經驗中，知情的朋友說，贊成推出反托拉斯的是海龜派，反對的是土鱉派，而前者聲勢佔優，動不動推出西方的經濟理論來。朋友，理論有好與壞之分，有對與錯之別，加上因為其它法例中西不同，美國與中國的市場行為很不一樣，沒有作過深入的調查研究當然不應該輕舉妄動。另一方面，中國的市場發展得快，經濟增長了不起，我們真的有本領以法例來改進嗎？自己對市場研究了四十年，涉及的各方面比我知的任何人多，但衷心說實話，這些年我從國內的市場學得多，不敢言改。



最近央行看來有浮動匯率的意向。格林斯潘認為應該這樣，佛利民可能同意。好些年前自己也曾那樣建議，但當六年前我開始理解中國獨有的貨幣制度，反覆推敲，知道行得通，也適合中國制度的整體，就改變了主意。搞學問是不應該有成見的。



不久前讀到《亞洲週刊》發表的郎鹹平教授寫的、題為《人吃人的中國亟待和諧化》的文章，其中小標題是《國企改革天怒人怨》、《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資產》、《社會之壞五千年僅見》等，罵得厲害。不懷疑個別的不良例子存在，但既為教授，郎先生怎可以那樣不負責任地一般化呢？細讀內文，郎教授對中國的經濟與政治的制度架構近於一無所知。難道譁眾取寵真的那麼值錢嗎？



如果今天的中國是郎教授筆下說的，理應民不聊生。或者說，像郎教授說的到處胡作非為，沒有半點做得對，但經濟增長破了人類紀錄，人民的生活與自由不斷改進，那就繼續胡作非為下去好了。



從來懶得批評自己不認識的人。但郎鹹平為了爭取注意，公開地小看了中國的文化，污辱了中國人的尊嚴，禁不住要說幾句。

要求人民幣升值深不可測

美國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已有兩年多的日子了。聲浪來自一些國會議員，代表著一些壓力團體。表面看不難明白，但深入地想則不易理解，因為人民幣升值對美國的經濟整體有害無益，肯定的。這裡分點說說。



（一）最可取的理由，是人民幣掛著美元，後者兌人民幣無從貶值，而人民幣掛著一籃子外幣，美元兌人民幣貶值也不易，因為其它外幣貶值，美元兌人民幣會上升。為此兩年前我建議人民幣轉掛一籃子物品，讓美元或任何外幣兌人民幣自由升降。但美國可沒有建議人民幣轉掛任何其它的，只要求人民幣升值是間接地要求人民幣改變貨幣制度。



美國的經濟大師一般同意，朱老設計的貨幣制度是好的，也同意我說的經過多年在國際上調整，人民幣值達到了貿易的均衡點，兌美元向上調整是對所有外幣向上調整，極為不智。



（二）美國的經濟專家不可能不知道，人民幣升值對美國的貿易逆差不一定有幫助，適得其反，增加該逆差的機會不小。熟知史德拉與艾智仁的需求第二定律的會同意，如果今天人民幣兌美元只上升百分之十以下，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上升的機會是十之八九。這是因為進口了中國的廉價貨品有時有日，美國本土的製造商早就看風駛帆，不容易一下子轉回頭。



（三）為了增加美國本土的就業機會而要求人民幣升值，有點道理，但最近在關鍵的紡織品爭議上，中、美已達成協議，為什麼還繼續要求人民幣升值呢？不要說我擦鞋，但這裡要贊薄熙來一句：中國與歐盟及美國達成紡織品協議，是此君之功，條件對中國不俗，橫看直看是不簡單的本領。



（四）這點最重要。美國幾年前遇到九一一的不幸，跟著是伊拉克的麻煩，但美國的經濟近於奇跡地穩定，通脹率不高，而物業之價大幅上升了。美國的經濟學者朋友提出好幾種解釋，皆不合情理。



我的解釋，是這些年價廉物美的中國貨進口美國急升，使那裡的家庭日常用品的價格急速下降，一方面壓制了通脹，另一方面增加了美國家庭的儲蓄空間。再者，中國貨進口美國的收入，絕大部分落在美國商人與專利持有者的手上。據說一部中國產出的DVD機，有碼必解的，美國零售三十元，中國所得只三幾元而已。



不要看中國貨進口美國的總值只是美國國民收入的一小部分而不重視，因為價格那麼低，不容易占美國國民收入的一個可觀的百分比。重要的是美國家庭節省的錢比進口的中國貨價高很多。絕不誇張，中國購買一架波音飛機，所付之價不會低於一個不大不小的美國城市所有居民的全年日用品消費。朋友說，不容易在美國見到一般的日用品不是中國製造的。



奇怪沒有人提出過中國製造的廉價日用品救救美國經濟這個重要觀點。不可能錯，只是救救美國的同時，也救救中國的勞苦大眾。這是史密斯二百多年前劃定下來的黃金定律了。你嚇我，說要徵收懲罰進口稅，說人民幣偏低是陰謀，要訴之於法；我嚇你，只說一句禁止中國貨出口美國就足夠！何必嚇來嚇去呢？互相交易圖利不是過癮一點嗎？



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是要求中國貨加價。朋友，你有沒有要求過任何你光顧的商店對你加價呢？如果有，我這篇文章作廢！政治深不可測，可以信矣。

我是怎樣研究經濟的？（七十自述之二）

我是洛杉磯加州大學最後一個不用選修微積分而拿得經濟學博士的人。今天數學用於經濟大行其道，但此行也，歷史不是那麼久。我作研究生的六十年代初期，代數不成而還讀出成績的，幾何一定好得出奇。想當年，幾何曲線我可以多條用得到處飛。



然而，寫博士論文《佃農理論》，整個結構與答案我先用腦子想出來，以幾何證之只用了一個晚上。後來赫舒拉發說我的理論應該可用微積分證出，找數學書翻閱，再證出來。後來又用另一套幾何曲線再證。心底裡有點不服氣，既然腦子可以想出來，何必用數學證來證去，多此一舉？跟著一九六九寫成今天還受到重視的《合約的結構與非私產理論》，想得通透，整篇寫好了初稿，手癢起來，要學人家加些方程式進去，於是自己發明。華大同事E. Silberberg見到，說：「這樣難看的方程式，你從哪裡找來的？」我問：「數學對嗎？」他答：「對是對，但那麼難看，見不得人。」我說：「是我自己發明的，你不妨替我改進。」他改了，美觀得多，但細想後我還是用自己難看的，因為要保存自己的發明。一九七二寫好了《蜜蜂的神話》，為了解釋方便用了一幅幾何圖表。高斯說：「這樣漂亮的文章，為什麼你要用幾何污染它？」一九八三年發表《公司的合約本質》，為高斯的榮休而作，半個符號也不敢用。後來楊小凱把該文翻成數學發表，竟然批評我不懂得用數。思想是我的，半點也沒有想錯，小凱的數學證來證去只證明我對，就想不出理由自己要用數學了！



有些人——百年一見——像阿羅，數學經濟神乎其技，在我面前表演過，天才無疑問。我認為阿羅值得拿第二個諾貝爾獎。但如果把一個經濟難題放在面前，想鬥想，他不一定想得比我快，或比我深入。有些人，像V. Smith，曾經對我說沒有方程式不能想，拿得諾獎是他的本領，替他高興，但我自己推理時是不用方程式的。



毫無疑問，思想的方法因人而別，達者為師，很難說哪種方法比較優勝。七十年代中期我寫過一篇關於座位票價的文章，供應需求變化複雜，彈性係數記不起多少個，很適宜用方程式處理。但我就是不用，單憑文字思想一個週末完稿。後來一位同事用數學證來證去，找不出錯處。



一九六八年，在芝大，H. Johnson說我是發展經濟理論的希望，但要多學數。一位數學教授跟著自薦，要教我數，細想後沒有學。當時決定了走實證研究的路，理論愈簡單愈好，用不著數。後來我把用得著的經濟理論簡化為一條向右下傾斜的需求曲線，把所有局限作為價格處理，變化萬千，困難是局限變化的考查。到了西雅圖華大，同事巴賽爾（Y. Barzel）更不鼓勵我學數。他認為要用數我可以發明，而以方程式思考不可能想得像我那樣生動過癮，變化自如。



經濟研究，思考方法不同要用不同的工具，而研究目的有別，理論的掌握有不同的重點。有時同一問題，從不同的角度入手，或用上不同的工具，分析會不同，但大家處理得對，結論應該一樣。科學邏輯使然也。高斯喜歡從成本入手，我永遠是需求定律，結論若有分歧，一般是因為大家的假設不同。



搞理論經濟是怎樣入手的？我不是專家，你要去問阿羅，或問森穆遜。福利經濟呢？我勸你不要搞。不可能有客觀結論的經濟分析，無聊玩意而已。搞實證經濟——經濟解釋——回報率最高，也用不著天才，但要在真實世界到處跑。實證經濟我是專家，告訴你怎樣入手，怎樣發展下去吧。



搞實證經濟的第一步，是要找到一個需要解釋的現象或例子。一定要是實例，雖然在推理時想像的例子可以用。這入手的實例要有趣味，要奇異，要沒有人成功地解釋過。實例是否重要不要管，因為開頭看似不重要的，最後推出的理論假說可能有重要的一般含意。



奇異與有趣重要，因為推出新意比較容易，而完工後的文章有吸引力。困難是研究的人對選出來的實例要知得很多，有關的其它行為或現象也要跟進。對實例一知半解，容易誤導，解釋的假說跟著錯。昔日M. Burnstein解釋全線逼銷，G. J. Stigler解釋電影套售，L. Telser解釋零售限價，皆有趣而又奇異的上佳實例，可惜這些大師調查得不夠詳盡，忽略了實例的一些重要細節，分析於是出錯。然而，錯歸錯，他們的思維對我有啟發，我是感激的。這樣看吧，搞純理論，弄錯了拿零分，見笑天下，但搞驗證或解釋，大錯特錯也有機會獲五十分。



曾經說過，最愚蠢的學者，是那些試圖解釋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如此類推，發生過的事我們不容易看得準，看錯了重要的細節，受到誤導，推理出錯，與解釋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只是遠近之分。這解釋了為什麼我那樣執著，堅持對世事的調查要徹底，親自跑到街頭賣桔、賣玉。可以說，凡是動筆分析的現象，我的所知一定達到專家水平，往往比行內的人知得還要多。



是非常頭痛的學問。現象或行為的重要細節稍有差池，為之解釋而推出來的理論假說可以因為一小點誤導而鑄成大錯。這解釋了為什麼我從來不用訪問或民意調查那類資料，而當我深入調查某行業時，口述提供的資料我要再三地從其它渠道審核才相信。七十年代後期研究石油工業，獲得的關於石油的質量與價格的數據絕對是頂級、可靠，但以這些作統計的回歸分析，我對這技巧抱懷疑，要從其它角度再考證。政府或機構提供的數據，是怎樣搜集而獲得的，我必定查根問底，他們不從實解釋我會把數據丟進廢紙箱。人的生命短暫，中計幾次就日暮黃昏。



曾經提及，一九六九年從芝加哥轉到西雅圖任職，之間的暑期空出兩個月回港度假，看看母親。當時已經發表了今天被譽為是應用價格理論的經典之作的《佃農理論》，又在芝大的經濟研究院教過理論，怎樣打折扣也算是個經濟學專家，應該有本領解釋一般的市場現象。然而，當時在香港觀察到的，十之八九我不能解釋。我想：物理學家不會這樣尷尬吧。結論只有兩個。其一是經濟理論根本不管用，若如是，我要另謀高就了。其二是經濟理論其實可作解釋，只是經濟學者對世事知得不多，理論太複雜，是以為難。若如是，我要多到街頭巷尾跑，不斷地把理論簡化。



後來在街頭巷尾的真實世界跑了三十多年，把經濟理論簡化得只剩需求定律與局限變化，解釋現象得心應手，引以為傲。這發展過程不幸地惹來非議。不少人說我放棄了學術，到處跑街賺錢，或說我的數學不成，沒有學報發表我的文章。皆胡說八道。

不要忘記貨幣的基本用途

貨幣的基本用途是減低交易費用，沒有其它。想想吧。沒有貨幣，市場以物品換物品，兩隻雞蛋換一杯咖啡，麻煩兼頭痛。積累財富，股票之值以貨幣算，房子搞按揭也以貨幣算，比沒有貨幣是另一個天地了。



因為貨幣的存在而節省的費用——交易費用——大得驚人。昔日國民黨營私舞弊，關金、金元券、銀元券之類搞得一團糟，通脹天文數字，但市場還有人採用。一九四八的廣州，小面額的鈔票稱「濕柴」，一小箱才換得一碗飯，市場還流通著。早些時中日之戰，在廣西，一張鈔票可以撕開為二，半張作半價。這些例子說：沒有貨幣，市場的交易費用非常高。



說過了，專業產出然後在市場交換，獲利甚巨，因而容許很大的交易費用存在，就是政府胡作非為的鈔票也有用場。也說過，只要制度能減少一點交易費用，經濟就會有急速的增長。是一九八一年說的，準確地推斷了中國後來的經濟演進。這是經濟學。



人類追求一種穩定的貨幣制度，有數千年的歷史了。無可置疑，歷史上最可取的貨幣制度是金本位或銀本位——用紙鈔也指明可以換取的金或銀的重量的制度。歐洲從羅馬帝國到世界大戰之前的所有成功經濟例子，不是金本位就是銀本位；中國經濟成功的清三代，皆用銀本位制。困難是這種本位制，在經濟發展得快或遇上戰爭，金與銀的供應量不夠彈性，而更頭痛是遇上金或銀大量外流的情況。一百五十年前神州大地因為鴉片進口使銀兩外流太多，引起了人死三千萬的太平天國之亂。



二戰後，一九四四年，四十四個國家要統一國際匯率，於美國一個名為布列頓森林的城市達成協議，共識是每盎士黃金三十五美元，參與之邦皆以此金價釐定幣值，但國與國之間的黃金結賬只能由國家央行處理。後來美國出口的黃金過多，反對，該協議於一九七一年瓦解。



十九世紀末期，一位英國爵士提出了鈔票局（currency board）制度，為殖民地而設。記不起香港何時用上，一九七二取締，一九八三再用，稱聯繫匯率制。七二之前港元與英鎊聯繫，八三起聯繫美元。這是以英鎊或美元作為香港鈔票的本位保值，不保支票，而原則上幣量供應要被動，不能用幣量變動來調控經濟。七二之前差不多不用人手操作，但八三之後若干年，任老弟作了我沒有跟進的修改，使今天香港的金管局變為龐然巨物。可幸他沒有手癢地以貨幣調控經濟。



如上可見，貨幣制度的要求主要是穩定幣值，愈穩定對市場的交易費用節省愈多。絕對不是為調控經濟而選擇貨幣制度的。然而，自布列頓森林協議起，幣值不容易穩定，而該協議瓦解後，多國走上fiat money之路，穩定幣值更困難。經濟大波動出現，貨幣政策迫著要用作調控經濟了。



八十年代中期，佛利民和我研討中國應該採用的貨幣制度。大家同意中國太大，不能倣傚鈔票局。Fiat money與浮動匯率看來是唯一的選擇了。當時大家沒有想到，朱鎔基後來推出的、以一個可以直接成交的指數為錨，不僅行得通，而且對經濟的穩定發展有奇效。



結論明顯。以貨幣供應或利率變動來調控經濟，主要起於貨幣制度的本身出現了問題，把經濟弄歪了。上佳的貨幣制度，是不需要用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的。朱老發明的庶幾近矣！只有一個大問題：掛錯了鉤，不讓美元兌人民幣自由貶值。

經濟紅燈終於亮了！

最近美元呈強勢，但人民幣兌美元卻上升，破了八兌一的關口。這顯示著人民幣不再與一籃子外幣掛勾。央行說要放寬人民幣浮動的上、下限，也不對，因為他們不會不知道在人民幣期貨幣值遠高於現值的今天，該幣只會「浮」到上限，不會浮到下限那邊去。這些跡象顯示，央行是脫離了朱老十多年前劃定下來的貨幣制度，轉走美國的fiat money的路向。是嚴重的問題，希望自己看錯了。



不少朋友說周小川先生要做中國的格林斯潘。最近讀到周先生的言論，以貨幣調控經濟的意圖明顯，支持著朋友的觀點。不難理解。任何人，連我自己在內，見到中國的發展，希望自己可以作出更多的貢獻。但我只是個老書生，縱有雄才偉略，也只是書生而已。周先生舉足輕重，是另一回事。



說過了，以一個可以直接在市場成交的指數為貨幣之錨，穩守，對中國目前的發展非常重要，而在這制度下，央行對經濟整體的調控範圍不大。換了像英美那種不易觸摸的失業指數、通脹指數等為貨幣之錨，央行的職責與權力上升好幾倍，要顧及調控經濟的整體。不容易，闖大禍的機會不小。格林斯潘在美國國會的應對一流，但高明如格老，美國的利息率一輪上，一輪落，輪來輪去，考試打分是不及格的。



在fiat money制度下，貨幣問題很複雜，天下第一貨幣高人佛利民兩年前也搖頭歎息。既然十多年來中國用上了遠為簡單而又可靠的貨幣制度，經濟發展出現了人類奇跡，動之愚不可及也。我絕對同意在貨幣話題上可與佛老平起平坐的蒙代爾對堅守人民幣制度與匯率的看法：If it is not broken, don't fix it!



十月二十一日我發表了《周小川的職責與格林斯潘不同》，起筆指出周先生說的（可能是他手下的傑作）關於人民幣上調百分之二的彈性分析，邏輯大錯。北京趙曉為之辯護，拿出鞋油，說周先生「優秀」，人民幣升值已見「佳」效云云。我沒有說過周先生不優秀，但錯得那樣離譜的分析是不應該維護的。



提到這件事，因為我感受到中國的經濟發展是進入了一個「擦鞋」時代。外人要求人民幣升值，手法多種，而最有效的似乎是對中國大讚一番。我擔心的是人民幣繼續升值，擦、擦、擦，頌讚之聲會不絕於耳。首先是中國的統計數字喜歡用美元算。人民幣升值，國民收入以美元算上升得快，頻頻報喜。日本仔當年就中了計。跟著是在中國下了注的外資喜上眉梢，再跟著是有專利性的名牌廠商大聲叫好。有錢的炎黃子孫也過癮。這些獲利者早晚成為壓力團體，擦起鞋來霍霍有聲，人民幣再要下調則破口大罵矣。這樣看，小川先生的皮鞋不夠多。



可憐那些勞苦大眾，或那些沒有見過飛機的農民，要到我稱為「接單」或「邊際」工廠去賺取月薪數百的那些人，那些希望學習一下，午餐兩片麵包，節省點錢寄回家。數千年來神州大地就是漠視這些人，視之如糞土。中國歷史上，這些人從來沒有發言權，是香港人說的咖喱啡：行就行前，企就企邊，死就死先。人民幣升值，他們是主要的受害者，因為這升值會削弱他們在國際廉價勞力市場的競爭力。



愚見以為，中國的經濟改革主要是為勞苦大眾而改，其它皆次要。我反對福利經濟，反對劫富濟貧，但二十多年來力竭聲嘶，極力主張增加窮人自力更生的機會。人民幣升值是把這機會扼殺了。

我是怎樣研究經濟的？（七十自述之一）

天才的定義，是先知先覺。定義說，我不是天才！我的經濟思想永遠起於外人的感染或提點。後知後覺，本領是「覺」得快，一位高人還沒有說完我就想像到沒有人到過的地方。老師說不容易教，但喜歡教，朋友則認為是脫韁之馬，無可救藥，但欣賞我天馬行空。



還有兩項本領。其一是學得快。兩年的微積分課程我曾經在一個星期內自修找到要用的，但用後一個星期就忘記了。學得快，暫時用不著的通常不管，臨急抱佛腳，知道可以這樣過關，求學時只集中於自己有興趣的。



其二是年輕時，記憶力奇怪地可以收發自如——要記久可久，記暫可暫。調查研究記文件，知道只要記幾個月，可以記數以百計的，研究做好後幾天就忘記了。寫論文從來不先作密密麻麻的筆記：腦子彷彿錄音帶，要記得就錄下來，要忘記就洗掉。是說年輕時，五十歲後漸漸退化，今天蕩然無存了。



一九五九年，還有兩個多月二十四歲，進入了洛杉磯加大作本科生，先讀商，一個學期後轉經濟。年歲讓同學五年可不是真的讓：曾經逃過難，捱饑抵餓，也做過生意，對世界的認識比同學高很多。這根底影響了後來選走實證研究的路。不久前高斯對他的助手說，經濟的實證研究沒有誰超越張五常。



兩年本科讀得雜。經濟為主，校方規定起碼要選四科副修。在歷史與數學之間選了歷史。老師W. R. Allen說，一個經濟學者不知歷史是天下奇聞。連經濟史、思想史與藝術史，一共修了十科，比正規的本科經濟還要多。有興趣，過目不忘，歷史讀得比經濟還要好，而在圖書館內喜歡選歷史書籍解悶，加起來是半個史學家。



一九六一進入了研究院，認真學經濟。兩項發展對我後來的研究思維有大影響。其一是高級的理論課程愈讀愈糊塗：老是不明白為什麼會有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之分。老師說來說去聽不懂。這使我意識到馬歇爾的新古典理論架構，偉大中有大不足。後來一九八三年發表《公司的合約本質》，推翻了該架構，再後來進入了新紀元，以三卷本的《經濟解釋》提供新架構，前後一貫，沒有半點勉強接駁的痕跡。



第二項發展可能更重要。這是科學方法論引起的驗證問題。曾經吵了十多年的經濟科學方法大辯論是老師艾智仁一九五○年的一篇文章搞起來的。更重要是二十世紀的邏輯學大師R. Carnap當年在洛杉磯加大任教，作本科生時修過他的課。經濟系的K. Brunner教授也在旁聽。可以說，當年在該校的經濟研究院，我和幾位同學對科學驗證的方法知得廣泛而深入。



Brunner是了不起的經濟學者，是二十世紀貨幣理論的頂級人物。他處理學問的嚴謹，對邏輯的要求，是我平生僅見。一九六三的春季他教宏觀經濟，我在座，學期中途，投資與儲蓄相等這個均衡老話題吵了起來。書本的解釋，用上ex-ante、ex-post等字眼，無理說不清，同學們給Brunner罵了整個小時。最後教授澄清，看得到的投資與儲蓄永遠相等，因為是同一回事，但看不到的「意圖」投資或儲蓄，只在均衡點上相等。我立刻想到「微觀」經濟的需求與供應那方面去：購買量與銷售量看得到，永遠相等，因為是同一回事，但需求量與供應量是意圖之物，看不見，真實世界不存在，說在均衡點上相等只是邏輯上的概念。



均衡只是一個概念，看不見，真實世界不存在，想到這一點，對自己有很大的衝擊。到圖書館考查，知道均衡（equilibrium）是從物理學搬過來的術語。物理的均衡是看得到的，是真現象，但經濟學的均衡是空中樓閣，是概念，真實世界不存在。肯定了這一點，我發覺數之不盡的經濟文章得個「講」字，半點解釋力也沒有。



怎會有那麼多人發神經呢？找老師艾智仁訴苦，原來他對經濟學的「均衡」在真實世界不存在早就想過，大家研討後，同意所謂「均衡」者，是指有可以被事實推翻的驗證含意，而「不均衡」則是說理論無從驗證，沒有解釋力。後來自己再想幾年，得到的結論，是不均衡起於局限條件指定得不夠，要達到理論的均衡點，我們要把有關的局限條件加上去，直至可以推出被事實驗證的含意——那就是理論邏輯所說的均衡了。



一九六九年的春天，駕車帶高斯從溫哥華去西雅圖，途中他說經濟學的「均衡」沒有用途，應該取締。我對他解釋了不均衡是指沒有可以驗證的含意，而均衡是說指定的局限條件足夠，推得出可以驗證的假說。大家於是同意，只有在這樣的理解下，經濟學的均衡概念可以保留。



經濟科學的進展令人失望。四十年過去了，今天的學子甚至專家有多少個知道經濟的均衡只是概念而非事實呢？前些時寫了兩篇文章批評博弈理論，其中提到需求量只是概念，看不見，不是真有其物，據說傳到北大的網站，同學們把我罵個半死。難道北大的同學戴上新發明的數碼眼鏡，可以看到鬼魂乎？他們的老師究竟是教什麼的？



後知後覺，當年得到老師Brunner的提點，知道重要，做夢也想著什麼看得見什麼非事實，然後推到很遠很遠。理論往往從抽像起筆，但驗證卻要用可以觀察的變量，於是，抽像與驗證的轉接要靠局限條件的引進，是要可以觀察到的局限，其轉變要可以量度，一般需要簡化，至於怎樣選擇局限條件，怎樣算是有關，怎樣算是無關，怎樣簡化，皆要以理論的約束為依歸。



我在何謂「量度」這個話題下過大工夫，對邊際變動的處理有廣泛的理解，比靠數學的邊際分析高出太多了。到後來，怎樣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假說我想得快，局限條件的加加減減熟如流水行雲。



一九六九年，在研究公海漁業的租值消散這話題上，執到寶，知道這消散可以通過多種競爭準則，知道只有市價這準則沒有租值消散，知道有應該消散而不消散的租值存在，理論不可能對，再過兩年知道消散的租值一定是在局限下最低的。這些加起來幫一個大忙，很大的。從解釋現象的角度來衡量理論或假說，通不過上述的租值消散的邏輯，一定錯。要知道理論可否解釋世事還要加工，但要知道理論的經濟內容是否錯則易如反掌。惹來非議，因為聽人家的理論或假說，往往只聽幾句就知道是錯，忙顧左右而言他。

人民幣受到的壓力

布殊訪神州，重要話題當然包括要求人民幣升值。三十多年前歐美同樣地向日本施壓，日圓從三百六十兌一美元上升至七十八兌一，今天大約一百二十兌一。為此我於一九八五說日本大勢已去，不幸言中。是的，日本的經濟觸礁已有二十年了。該國的政要不少是富有家族，日圓保持強勢對這組利益團體有好處，上升了的於是掉不下來。



五年前在舊金山與佛利民論天下，他說等了那麼多年，日本的貨幣增長有機會上升了。這意味日圓兌美元有機會下降調整，幫幫經濟，但五年過去了，依舊依舊。



日本當年的形勢與今天中國的很不一樣，當年如果日圓只上升一倍還有可為。兩方面。其一是日本當年的工業，自己的科技有看頭，用不靠廉價勞力爭取市場。其二是不像中國今天那樣，日本當年不需要顧及數之不盡的擁有無數廉價勞力的競爭國家。



今天中國的形勢不同。人民幣只上升百分之二，接單工廠叫救命之聲不絕於耳。另一方面，央行放鬆一下，炒家蜂擁而出，擾亂商家的視線。顯而易見，如果央行再放鬆幾下，朱老劃定下來的貨幣制度就不容易守住了。



不久前讀到英國貨幣大師C. Goodhart說人民幣不宜再升值，我同意，但他說的理由，是中國還沒有發展好外匯的期貨市場。這理由我是不同意的。外匯市場中國還沒有發展好是事實，但不是人民幣不宜升值的好理由。Goodhart是專家無疑問，我認識這個人——欣賞此君——但他不清楚中國的貨幣制度，也不瞭解目前的國際競爭形勢。不敢小看這位大師，而是問題複雜，要跟進很久才能掌握其脈搏的。



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有大逆差。從這角度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不難理解。中國兩年前的國際貿易總額有逆差，今天這總額有順差。然而，這順差大約是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這是說，如果不算美國，中國的國際貿易總額有逆差。這也是說，如果中國把人民幣大幅提升，升至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沒有逆差，中國對外貿易的總逆差會是天文數字！可以接受，因為資本項目是國際收支平衡表的另一部分，救一救。不可以接受的是這樣做，中國現有的貨幣制度一定守不住，接單工業會兵敗如山倒，而競爭之邦會把中國殺下馬來。



說過了，今天人民幣的強勢不是來自貿易項目，而是來自資本項目。匯率一個，形成了雙軌一價的麻煩。這是重要的分析。上選的解決辦法，是中國解除所有外匯管制，把人民幣大手地推出國際市場，既可賺錢，也可以因為資本項目的放寬而舒緩人民幣的強勢，使資本項目的人民幣均衡匯率與貿易項目的均衡匯率看齊，雙軌於是變為單軌，達到了單軌一價的整體均衡。處理得當，這政策是不會引起國內增加通脹的。



問題是這政策不能解決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是不容易理解的現象：今天國內的市場有不少歐洲貨，也有不少日本貨，但美國貨很少見。中國向美國買飛機，買谷物，也買點礦物原料，但日常用品不多見。美國對中國貿易有大逆差的關鍵，很可能在於美國有優勢的服務、醫藥與先進科技（或其產品），進口中國雙方都有管制。若如是，中美的談判應該集中於互相解除這些管制。人民幣升值是不應該考慮的。

學問的際遇

出版一本自己曾經痛下心機的書，比多了一個親生子還要珍惜！當年芝加哥大學精裝出版了《佃農理論》，老編寄來首本，我睡覺也放在身旁。這次出版的英語論文選，雖是陳年（一九六八至一九九八）舊作，給我有同樣的感受。



時光只解催人老，翻著翻著，頓覺不枉此生。對一位朋友說，上蒼不公平，今天的後起之秀，就算比我聰明十倍，也不容易遇上我昔日的思想題材。當年自己的本領其實沒有大作為，只是他人的影響——尤其是一個新思想範疇的影響——觸發了今天結集的自己引以為傲的英語文章。



兩項際遇不容易再發生了。其一說過，我是在洛杉磯加大與芝加哥大學的全盛時期擠身其中，環繞著我的是二十世紀大部分的價格理論高人。高斯說，我吸收了這些人的思維通道，佔為己有。後來到了西雅圖華大，巴賽爾在旁扶著，讓我可放盡放，快馬加鞭。最近巴賽爾寫道：昔日加大的艾智仁傳統與芝大的戴維德傳統的發展，史提芬跑在前頭。他忘記了說自己在旁跟著跑，維護著，不讓我跌下馬來。



其二更重要。那就是六十年代初期，新古典經濟走到盡頭，凱恩斯學說備受質疑，經濟發展理論一無是處，但產權與交易費用（包括訊息費用）這個明顯地有重要內容的新範疇正在興起。我知道重要，專注投入，把自己掌握的價格理論應而用之，隨意簡化，隨意修改。當時有膽這樣做，因為知道傳統理論的基礎穩固，要改就改，要留就留，要淘汰就淘汰，同事之間一律支持。



上述新範疇的興起，開頭只有幾個人，不是自己的老師就是朋友。是那樣大的一片新天地，先入為主，予取予攜，耕耘多少佔多少。幸運使然，一起步我就踩中了最肥沃的那塊耕地：合約理論。遲幾年才跟進的同事，尤其是巴賽爾與諾斯，也成為該新天地的大地主。幾位學生也信手拈來，其它院校的參與者眾。說不上有人滿之患，但後之來者把問題的處理搬到博弈理論那邊去。是另一個地方，與我當年耕耘的有另一個太陽，另一個月亮。



屢次白紙黑字地感激他人對自己的啟發，贏得慷慨之名，但於今回顧，這些感激之詞說得不夠。當年沒有師友的影響，不知會發展到哪裡去；踫不到交易費用這個新範疇，本領再高也白費心思。後來回港工作，中國有改革的跡象，當然用自己掌握的範疇處理，學得多，到了六十五歲，綜合自己英語時期與中語時期的所知，寫成了三卷本的《經濟解釋》。



一個人的學術生涯可以是那樣無主地讓際遇擺佈的。超凡的大師或者可以不講際遇，獨自創新而影響世界。我呢？拿開他人的影響，什麼也沒有。我給自己頻頻打分，誇誇其談，只不過是懂得衡量與選擇，知道機不可失而拚搏下去。



今天再衡量，認為當年耕耘的新天地，畢竟還沒有耕盡，還有不少良田可以種出重要的思想來，只是沒有昔日那樣明顯，選擇要較為細心地找尋。今天的「主流」經濟學脫離了史密斯與馬歇爾的偉大傳統，脫離得面目全非。對解釋世事有興趣的同學，要回到我這一輩在六七十年代耕耘過的天地去，再找尋。我們當年因為題材太多，手忙腳亂，不少地方掉以輕心，遺漏了的耕地應該比今天的「主流」研究遠為重要。

大哉斯道!

明末清初的王鐸，是北宋米芾之後最偉大的書法家。書法大師歷來高傲，這個被日本仔譽為「神筆鐸」的曾經說：大哉斯道！他是說書法——自己的書法。



幾天前午夜夢醒，回顧自己搞了四十多年的經濟學，有所感歎：大哉斯道！想到王鐸，因為自己雖然玩意多，但經濟學之外皆次要。今天，除了關心中國經濟與整理舊作，基本上我不再問津這門學問了。科學與藝術不同，前者上了年紀會走下坡，我要知所適從。一口氣走了四十多年，自六十年代後期起不讀他家之作，走自己的路，走到了一個層面，可以問：上蒼有知，自己的經濟思想對外人的影響有多少？傳世的機會又如何？這類問題有膽提出是倣傚米南宮或王覺斯評論自己的書法。既有前車可鑒，自傲一下又何妨？



西方的朋友對我的經濟學重視是有的，可惜不是多數。英語文章發表得比較少，永遠不跟蹤外人對自己思想的響應。這些年西方注意我的陳年舊作的是上升了，而我花了年多時間整理的英語文章結集，洋洋大觀。



這結集整理得實在好。自己的經濟思維前後一貫，好像刻意地從頭寫到尾。每篇文章註明發表日期，從一九六八年十月到一九九八年十月，整整三十年，題材迥異，變化多，但思想一樣。這樣，後人是不容易漠視這本結集的。朋友說，行內不少熱鬧話題，起於這集子裡的舊文。結集篇篇說明發表日期，可以查考，沒有爭論先後的需要。我是個「獨裁」者，為了避免西方編輯的左右，決定先在香港花千樹出版，西方的反應如何要多等時日了。



自己衡量，英語文章只佔自己思想三分之一的比重，其它三分之二是用中文下筆的。英文結集的重量大約三卷本的《經濟解釋》。此外千篇中語散文，其中多篇關於中國的經濟改革，也有三分之一的比重。西方的朋友沒有一個懂中文，中國的同學中、英皆通的存在，所以我認為自己思想的影響力，主要的擴散地是神州。



要爭取思想的影響力，不容易想像有比我更好的際遇。十九世紀馬克思因為工業革命與資本家的湧現而寫成《資本論》；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凱恩斯因為舉世經濟大蕭條以《通論》一舉成名；七十年代佛利民因為大政府搞得太不成話，推出威不可擋的《自由選擇》。然而，這些大師的百年一見的際遇，不一定比得過我。中國的經濟改革無疑是人類大事，我誤打誤撞地於一九七九年開始思考，發表了《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跟著一九八一年寫好《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其推斷準確得如有神助，再跟是在《信報》發表的幾個系列的《論衡》文章，分析及建議中國經改的路向，天時地利人和應有盡有，加上我懂中文，對制度運作理論的掌握自成一家，懂得通透，皆際遇也。



上述是政策的影響，將來的歷史怎樣說我懶得管。我對這方面的影響沒有興趣。為中國的經改日思夜想，只希望自己的所知可以給中國的青年增加一點機會，愈少提及我的名字愈開心。我不傻，知道一個刻意地要以思想影響政策的人，會活得很辛苦。



學術思想的影響是另一回事，過癮過癮，開心開心。我說佃農分成是為了規避風險（其實自己不滿意），你跟著說；我說界外效應無所不在，你跟著說；我說公司無從界定，你又跟著說……雖然你有意或無意地沒有提到我，或不便公開拜我為師，但先後的名分已定，水洗不清。是的，學術上，算你獨自想出，從來不知我的存在，但我說過了，名義上思想的產權是我的，不值錢，但將來的思想史自有公論。這可能解釋了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在學術上胡說八道，希望佔了先機。這方面我得天獨厚，先機頻頻，邏輯從來不錯。是的，重讀自己的英語陳年舊作，沒有一篇我希望沒有發表過。



大哉斯道！這裡要說的，是如果自己的經濟學術思想可以傳世，主要的動力不是來自西方，而是中國。也是難得的際遇。上文提及，以比重算，我的學術思想三分之二用中文下筆，而不少中國同學也懂得讀英文。十三億人口，學子選修經濟的無數，有一天這些同學中能跑出的，不會忘記我。三個現象使我心安理得。



其一是到了從心之年，朋友搞恭賀文字，頌讚當然，應該不論，但執筆的一般讀過我的所有中語文章。後者是不尋常的現象了。贊歸贊，讀歸讀，我從來不怕你不同意，更不怕你批評，只怕你不讀。你讀，就不能不受到我的影響。可以說，同學或朋友送給我的大禮，令我老懷大慰的，是他們真的讀，讀很多很多的。有誤解的地方，也有不明白之處。我的論點不淺，有時湛深，或自己寫得辭不達意，這些無可避免，但分析邏輯沒有錯，只要有興趣的繼續讀下去，讀之再三，總會清楚明白。



其二是三年前寫好的三卷本的《經濟解釋》，從多個網站打印下來閱讀的學子無數。不容易在國內遇到一個經濟研究生沒有讀過這三卷本，而特別為之設班授課的愈來愈多。這裡的關鍵可不是同學們讀的多，而是《經濟解釋》的理論與架構，跟今天所謂「主流」的理論與架構很不一樣。雙方皆從馬歇爾的新古典傳統演變出來，只是「主流」的是經過多人爭議、研討的結果，而我則獨行獨斷，他家怎樣說不聞不問，集中於解釋現象下筆，淘汰了所有我認為解釋力欠佳的理論，把認為是重要的一方面簡化，另一方面深入地闡釋。



可憐中國學子，他們要在「主流」與「五常」之間作出選擇。二者出入太多，不容易共存。今天看，「主流」當然領先，但我那邊上升得快，更重要是真理站在我那邊，說不定假以時日，「主流」叫起救命來，不是很過癮嗎？這是高斯期望了很久的事了。他也是從馬歇爾起家，也是獨行獨斷，與我不謀而合，可謂英雄所見略同矣。



其三也重要。這是讀我的《經濟解釋》與中語文章的，不限於學子——商人、幹部也無數。他們說，雖然不易讀得懂，但知道可以用！一位學者朋友說，在國內申請研究金，拿出我那套處理經濟問題的方法，十拿九穩矣。可以解釋等於可以推測，而多年來我十推九中，作了示範。



理論是淺的，闡釋是深的，調查是複雜的，簡化世界有步驟——這樣的經濟處理很有點像書法，或多或少任何人都可以學。豈非大道也哉？

書籍製作的故事

花了一年多時間整理的自己的英語論文結集，終於出版了。是自己送給自己的禮物，平生只此一次，用盡了心機，成本在所不計，但事前怎樣也想不到會是那樣大的麻煩。搞創作，日以繼夜地苦思自得其樂，但整理舊文不容易「樂在其中」。一位瑞典朋友二十年前催促我把自己的經濟思想綜合起來，寫成一本書，遲遲不動，後來寫成三卷本的《經濟解釋》，卻用中文，使這位朋友失望。十年前此君轉而要求我把英語論文整理結集，沒有理由反對。歷來不保存自己的文章，發表過的還可追查，但幾篇自己認為重要的文稿，希望能多想一下才發表，擱置了多年，文稿遺失了，就提不起勁去整理這結集。兩三年前舊同事和舊學生替我全部找回來，於是整體重讀，淘汰了一些重複或過於簡短的，餘下來的很完整，就再沒有理由不整理這本英語論文結集了。



想不到要花那樣大的心機。別的不說，單是校對就用了五個人（當然連自己），做了七次。結集出版後翻閱幾下就找到錯字！可幸是無關重要的小錯，希望整本只錯這一小點。要收回一部分此前對英語的高評價。在中、英二語皆可用計算機打字的今天，校對與排版的效率英文比不上中文！計算機檢查信不過：兩位同學翻譯新出版的赫舒拉發的名著，發覺原文錯漏數以百計，可能逾千！那是劍橋大學出版的書，不會亂來，何況該書增加到三位作者。合作著書這回事，不會是「三個和尚冇水食」。看來他們相信計算機檢查錯漏，中了計。例如「豎軸」說是「橫軸」，方程式用錯了符號，「A」寫作「B」，「有」變為「無」，relay錯用relate等，計算機皆無能為力也。



有先見之明，一開頭我就決定用眼睛。眼睛校對，中文比英文容易，因為中文錯字錯得較為明顯，標點較為簡單，文法靠「語氣」，不斤斤計較，而排版是字對字，不會時疏時密，又或者一個字要分開兩行。



先進科技奇哉怪也。所有校對、排版做好了，出光盤，轉菲林，印刷去也。殊不知藍紙打出來，一個圖表竟然不見了六個符號！同一光盤，再出菲林，這六個符號卻又再跑出來。這是千真萬確的科學奇跡：同一光盤可以一次有，一次冇。我們的偉大祖國要問津月球，不知要用的光盤是哪一種？希望不會飛到火星那裡去！



精心炮製，我跑到國內某地作釘裝的工廠去看看。非常欣賞。該廠的主事人解釋，精裝書籍釘裝，先進機械之外，人手工作相當多。中國人的手指靈活，工資低，在書籍製作這方面今天先拔頭籌，佔了先機。據說運到美國，連運費，中國印製的成本大約低百分之二十五。這樣看，沒有嚴重的時間約束，不到神州訂製不明智。毫無疑問，中國製作書籍達到世界級水平，難怪這些年出口不斷上升。



炎黃子孫還有另一項優越性。書籍製作賺錢，要靠管理得宜。不容易。同時製作數十本不同的書，花樣有別，哪本是哪本，要保持高質量很頭痛。書籍製作生意，每本書號的收入平平，這樣，老外管理不懂外語的員工很麻煩。知名天下的「大日本」兩年前在國內收檔了。



讀者會問：為什麼國內銷售的書籍，質量低得那樣不成氣候呢？答案是國內的書籍由國營製作，外資設廠不准內銷。據說外資在國內設廠產出的紙張也達世界級，但只准外銷，而外資在國內精製書籍的，紙張要進口。管、管、管，一塌糊塗，還有那樣的佳績，奇哉怪也！



不敢競爭的國企不值得維護，北京的朋友要清醒過來。

經濟學家可數乎？

前些時同學們紛紛傳來兩篇關於中國經濟學家的文章，問我意見。本想立刻動筆，過癮一下，但擱置了。今天晚上要動筆，卻找不到該二文。那也好，不記得誰是誰的名字，寫爭議性的文章最著數。



記得一篇是訪問香港某經濟學教授，他說今天國內數不出五個經濟學家。另一篇是訪問武漢某經濟學教授，他說某某人是九流，他自己和某某是三五流，其它的都不入流。（記得該文，因為發言者手下留情，放過了我。）綜合起來，此二君是說，神州大地的「經濟學家」少得可憐。



是經濟學的尷尬吧。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破了人類歷史紀錄，但入流的經濟學家不容易數出來，經濟這門學問是不中用了！沒有物理學家，火箭不會飛到月亮去；沒有建築工程師，摩天大廈不會在地球上出現；沒有生物學家，基因工程也就談不上。然而，沒有經濟學家，經濟卻可以大搞起來。不容易想像有更糊塗的事！



我明白，上述兩位教授數經濟學的風流人物，是數他們在國際有份量的經濟學報發表過若干篇文章，不是算經濟思想的高下。二十世紀的經濟思想大師戴維德（A. Director），只有一個哲學學士，沒有真的讀過經濟，平生只發表過幾頁文章，肯定不入圍。另一方面，在國際名學報發表過不少文章的蠢才無數，而這些蠢才會全部被兩位教授算進去的。



用中文動筆看來不算。如果中文也算，我不會見到自己不遭淘汰而大喜若狂！



搞起社會經濟的人，改進了人民的生活，怎樣看，不管有沒有正規的經濟學術銜頭，有沒有發表過經濟學文章，不能不算是經濟學家——正如設計得出屹立不倒的大廈的，當然是建築師了。這樣看，趙紫陽、朱鎔基，甚至李鵬（這裡姑且不算總書記），是經濟學家，而且了不起。是奇怪的經濟學衡量：不管你對一個經濟的貢獻有多少，沒有在名學報發表過文章，或不用英文下筆，不算！



上述的二君子教授沒有創新：他們的算法不少老外也這樣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獎那個「學」字，不是獎對經濟的貢獻。可幸瑞典的仁兄還不是那樣老土，屈指數經濟「學」者的文章。比較高明，他們衡量思想的重要性，雖然有時我覺得葡萄是酸的！



寫到這裡，忽發奇想。如果諾貝爾經濟學獎減了那個「學」字，或把該「學」字改為「貢獻」或「實踐」，那麼趙老與朱老可能早就拿得，又或者這些年獲獎的年年是中國人。我對那個「學」字的闡釋還有疑問：搞起一個經濟不可能不「學」有術。中諺有云：世事洞明皆學問也。



幾年前美國某機構推出一個「佛利民經濟自由」獎，獎金美元五十萬，兩年一個。有意思，可惜「自由」何物不容易鑒定或量度。



建議誠哥，搞一個「李嘉誠經濟實踐獎」，三年一個，獎金一億港元，頒給一個人或一小組人。委任客觀專家評審，衡量以往三年某國對人民的生活改善得最有可觀的，然後在該國選出值得頒發該獎的人。自由究竟何物需要打官司，但生活是另一回事。真的沒有「自由」不可能有飯吃，大魚大肉、健康舒適、暢所欲言，皆生活也。有明顯的改進，何不獎之？



經濟學家可數乎？可數，但朋友，要看你怎樣算。

高傲是天才的本質嗎？

這邊廂聽到國內的音樂教授說，中國人對西方的古典音樂沒有興趣，政府又不鼓勵，古典音樂在中國前景黯淡，是悲劇。那邊廂讀到西方的專家說，古典音樂在西方走下坡，在中國卻不斷走上去，將來古典音樂無疑是中國人的天下。兩個觀點各走極端，雙方都說得肯定，看官，你說奇不奇？



觸發西方古典音樂專家對中國情有獨鍾，顯然因為神州大地這幾年出現了幾個鋼琴天才。郎朗與李雲迪大家都知道。幾個月前出自四川的沈文裕，十六歲，在洛杉磯拿得一項重要的國際大獎。最近嶄露頭角的是一位名叫張勝莨的小朋友，稱牛牛，只七歲，居上海，國際大師老遠跑到神州品評，說牛牛是二百年一見的鋼琴天才。牛牛曾經在法國演出，藝驚四座。



上述的四位鋼琴天才中，除了李雲迪，其它都高傲，高傲得離奇。郎朗是國際大師，每年演出一百五十場，場場爆滿，被預訂到不知若干年後，是個現象，再高傲也不算什麼。沈文裕說自己是歷史上最偉大的鋼琴天才，不知有沒有算郎朗進去。小友牛牛呢？說最佩服郎朗，但自己將來會超越他。



港產小提琴手李傳韻也高傲，但看到他的演奏出神入化，不覺得有什麼不妥。音樂演奏的天才高傲，看來是個規律。



無獨有偶，我發覺中國歷史上的書法大天才，沒有一個不高傲，高傲得書所難盡矣。晉代的王獻之是一個，唐代的張長史，五代的楊瘋子，宋代的米南宮，明代的董其昌，清代的神筆鐸，皆百多年一見的書法天才，大家高傲得可以打個平手。



說起來，鋼琴與書法大有雷同之處。二者皆要苦練，苦練很多年；二者的全面技術操縱，不單是苦練就可達到，要講有天生的動作協調；二者重視變化，多而微小的，收發自如要想得快，應變要若無其事；二者的闡釋要靠感情的自然流露，沒有半點勉強，彈奏或下筆時要如夢如幻地把自己的靈魂放進作品中。



我沒有嘗試過鋼琴，但認真地嘗試過書法，雖然後者還沒有達到自己祈求的境界，足以意識到這境界的困難，可以理解為什麼數世紀一見的書法天才是那樣高傲的。



天生質量奇高的人應該不少，但有大成的鳳毛麟角。不下苦功一個人不容易知道自己可以走多遠，不會知道上蒼賜予的斤兩究竟有多少。一萬個天資不俗的人中可能沒有一個真的下苦功嘗試。當我們見到一個有成就的天才出現，我們知道該天才的背後有另一個故事。有人問小牛牛的媽媽：「你有沒有打牛牛呀？」媽媽答：「當然有，他不肯離開鋼琴，不打不成！」



我對有成就的天才偏於高傲的解釋，是年齡可大可小，這些天才知道自己達到的層面，知道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還可以向上攀升多少，也可以向下看，知道下面的是些什麼人。這其中的一個有趣含意，是愈容易知道自己達到的層面的造詣，會有愈多的天才表現出高傲之情。沒有學過繪畫，但我認為書法比繪畫容易知道自己達到的層面——書法上，見人一下筆我就知道到不到家——所以書法家是比畫家容易高傲的。如此類推，音樂演奏家應該比作曲家容易高傲，前者可以年齡很小就知道自己達到的層面了。



高傲是天才的本質嗎？有人說是，我說不是。我說高傲是天才的專利權。

經濟大師考古記（二之二）

從經濟學的角度考古很世俗，凡事論價。比方說，要知一件自己有興趣但不熟悉的看來是「古」之物，是否今天仿製，我喜歡對供應者說希望多買幾件，要一模一樣的。他容易地找到我懷疑是仿製，找不到我把出價提升，鼓勵加工找尋。



又例如，凡有朋友說我收藏的是今天仿製，我會響應：「給你五萬元，帶我到仿製的工廠去看看。」這樣說，因為我曾經出高價去找多人說的數之不盡仿製得可以亂真的天才，到今天還找不到。



仿製仿製，以假亂真，談何容易！經濟學的價格理論大顯神威，說成本高的部分會仿得馬虎，市價夠高會仿得逼真。



宋代產於河北的定窯（稱北定），市場也有，價也不高。是「真」的嗎？四年前在河北與那裡仿製定窯的老闆進午餐，他說河北只他一家，送給我的一套定窯，仿得不錯，但一看而知有別。定窯細看似有輕紗蓋面，彷彿霧裡看花，這一小點成本高，不難露出馬腳。明清的瓷器有精彩的仿製品，因為這個時期的瓷器價格往往天文數字。上古的泥公仔，仿製成本近於零，有價，不懂的不容易分辨今古。除了這些，仿製得可以亂真非常困難——價不夠高，技術失傳，有些黏土用盡，是以為難也。我只見過一件說明是今天仿製的建窯（日本稱天目，屬南宋），不看碗底分不開來，價格比我收藏的高幾倍。



後人仿製自古有之，這使我們難以判斷，除了不是今天，一件古物究竟是哪個時代的產品。我說是唐，意思是最高的可能性是唐，但五代、南北朝，甚至宋、元等的機會存在。中國的陶瓷文化轉變緩慢，不是一旦換了朝代就改變了技術與風格的。不同意這些觀點的不可能是專家，或者是蠢專家。上古的玉器，判斷只差一千年了不起。識者相傳，元代的龍有三爪，明代有四，清代有五。大致上對，但例外多得很。墨守成規非專家也。年多前某拍賣行推出一件書法卷軸，國寶無疑，說是唐。但有兩位專家跑出來，說不是唐，而是宋或以後，拍出之價因而低了不少。求教於我，我一看就說是唐，因為宣紙上印上的龍是頭細有五爪，是唐龍，非常少見。我曾經研究過一件所有特徵皆唐朝的銅鏡，有此龍，一模一樣。不能說我一定對。



鑒別今古，文 革與戰亂幫大忙。不是今天造的不難肯定，文革不可能，因為當時仿古有殺身之禍，再推上去是人民公社，國共之爭，中日之戰，亂世也。飯也沒有得吃，仿什麼的？明清之物，今天不少商人跑到農村找，但較古的多是從地下掘出來。困難依舊：我們無從判斷是何時埋下去的。



曾經說過，鑒證中國文物的專家有三個級別。初哥什麼都說假、假、假，因為不這樣顯不出自己是專家。中級的什麼都說真、真、真，因為看得多了，知道今天的出土文物多而精彩，價格相宜，何必假呢？最高一級，如區區在下，會說不知不知。這是因為中國的古文化如無底深潭，愈學愈複雜，愈想愈糊塗。



嚴格地說，研究中國文物，對中國文化的認識要近於學究天人。我是因為研究五大名窯而迫著去理解宋徽宗這個糊塗天才的。古董奇案，美國的專家自認不識中文，什麼名窯一概不知，是初哥之下的級別，堪稱零哥。他們小看了張五常是有眼不識泰山；小看了中國文化則罪不可赦矣！

對自己的衡量

一個人要在技藝或學問上有成就，最重要是自己對自己的衡量與判斷。任何玩意，真的有點成就要講點天賦。但有沒有天賦不認真地嘗試過不可能知道。絕大部分的人沒有真的嘗試過，縱有天賦，只有天曉得。一將功成，不知有多少個天才因為懶得嘗試而被埋沒了。



人浮於事，天賦高的可能不是不想嘗試，而是生活環境不容許。少小時一起玩耍的小朋友，比我聰明的易找，只是家境貧困，很小的年紀就要工作養家。有些玩意的金錢成本不少，出不起錢學習天才等同廢物。容國團當年，音樂天才高得離奇，但沒有錢，怎可以學鋼琴呢？就是送他一個鋼琴他的家也放不進去。乒乓球是窮孩子的玩意，阿團無師自通地打到世界冠軍，與今天從小在教練的指導下天天受訓的，天賦不知相差多少倍。



有天賦，家境容許，自己的拚搏品性也重要。這些加起來有點苛求，必需的，但我認為更重要是懂得衡量自己。客觀的衡量不容易做到。有兩方面。



其一是衡量自己的天賦。十四歲時，我的乒乓球在校園無敵。就在那時我在太古船塢的康樂部遇到一位年紀比我小兩歲的男孩子，沒有打過乒乓球的，我教了他三個晚上，當然打我不過，但我立刻知道，這孩子的乒乓球天賦比我高出不知多少倍。從那時起打乒乓球我只是為了娛樂，半點奢望也沒有。該孩子的名字是容國團。



一九六三年，二十七歲，在洛杉磯加大研究院，一位助理教授自認乒乓球所向無敵，聽到我是該校的單打冠軍，挑戰，一連十多局（當時二十一分制）他只有一局拿多過五分。這個有名的經濟學怪才輸得心服口服，問：「你為什麼不參加加州公開賽呀？」我想起阿團，答：「世界那麼小，何必加州？我知道自己天賦不足，打不上去。」



其二是衡量自己的興趣。認為自己沒有持久興趣的，玩玩算了。好比當年在加大與後來在芝大，苦悶之餘打橋牌，邀請我作拍檔的不少是國際級人物，水平差不太遠，知道自己多加操練不會在他們之下。但我就是對橋牌提不起興趣，只是在圖書館讀得累了，跑出來散散心，而當時走進橋牌場地，不愁沒有人邀請。今天，橋牌怎樣打也忘記了。



不是說一定要有成就或有大成的機會，才嘗試一項玩意的。沒有天賦，有興趣，何樂不為哉？只是不要誤以為自己有天賦，拚命幹下去，失掉了其它機會。沒有興趣，有天賦，不可能持久從事，強而為之也不會有大成。有天賦不一定有興趣，有興趣不一定有天賦，是上蒼造人的不足之處，可能要考考我們對自己的衡量，考不及格倒霉矣。



環境容許，自知有天賦而又有興趣的，不大博一手是傻瓜。緊張刺激的歷程，在痛苦中是一種享受，而最後看到自己的成果，滿足之情非筆墨可以描述。



朋友，不要告訴我你毫無天賦，更不要告訴我你什麼興趣也沒有。上蒼造人不可能那樣不公平。某方面你有天賦，但沒有去發掘，不知道；某方面你有興趣，但沒有去嘗試，也不知道。要二者皆知而又二者皆有的，相當困難，不斷地嘗試也要講機緣巧合。衡量自己不夠客觀，判斷頻頻出錯，與嘗試不足加起來，是技藝或學問上有成就的人那麼少的主要原因。



客觀地判斷自己困難，父母客觀地判斷子女更難。父母認為自己的子女是天才乃人之常情，不難理解，也可能對。困難是父母不是子女本身，對孩子的天賦與興趣往往作出錯誤的判斷，教錯了方向，或推得太快，把真有天才的孩子害了。



衡量自己的成敗機會與興趣，決定在哪裡落墨，是我對任何玩意處理的慣例。是奇怪的行為，不容易解釋。當年讀書不成，衡量自己，結論是不可能讀他人不過。於是決定博一手。那是在多倫多衡量了一年多的決定了。進了大學，入了研究院，我選讀物所花的時間遠比讀的時間多。左問右問，多方請教，才決定哪篇文章或哪本書要認真地讀。隨意翻閱的無數，但下重注研讀的甚少。高斯一九六○年的五十頁的文章，我讀了三年；佛利民的《價格理論》的第五章，我讀到紙張粉碎！費沙的《利息理論》開頭一百五十四頁……這種讀法是持久衡量後的發明，結果是一九六七年十月到高斯辦公室求見時，他問我對他六○年的文章的認識，我說一句他就站起來，要跟我進午餐。今天批評高斯定律的眾君子，沒有一個真的讀過該文。



寫博士論文，我衡量了三年才下注，動筆後只八個月完工。作研究生的第一年，我寫了一篇獲獎的關於福利經濟的文章，衡量衡量，認為自己不應該走福利經濟的路，推卻了該獎。從那天起到今天集中於經濟解釋，半點福利分析也沒有想過。



搞攝影，一九六五年想出一種攝法，知道是個好去處，可惜因為職業擱置了三十多年。兩年前衡量良久，認為以色彩從事大有可為，一口氣出版了七本攝影集，然後封機。這是發神經，但痛快、過癮兼而有之。



最困難的決定，是一九八二回港任教職與跟以中文動筆分析中國經濟。之前在美國搞學術如天之驕子，生活舒適，兒女不識中文字，自己沒有以中文下筆寫過文章，這決定實在困難。但當時中國的發展使我看到一絲希望，而高斯又堅持可以對中國朋友解釋制度運作的，天下只有我一個。多番衡量後的決定，是孤注一擲。



這個決定使不少人說我放棄了學術，不中用了。雖然這些人沒有半篇文章可以傳世，因而不知天高地厚，但聽得多也不好受，尤其是自己的一位學生到處這樣說。終於把自己的英語學術文章結集成書（即將出版），八百頁，看著看著，拍案而起，仰天大笑！

經濟大師考古記（二之一）

第一次懷疑國內地攤小販出售的、眾人皆說是假的古董，有真古物混在其中，起於價格太相宜，就是國內的低工資也造不出來。在地下掘出來是另一回事。



九十年代初期，為了學書法常到上海，在那裡清早的地攤市場見到「古」玉件，不大的掛件，設計古雅精妙，工藝一流，開價人民幣二三百，議價後八十至一百可成交。明顯是仿製的更多，工藝奇劣，容易鑒別，價格減半。問題是，那些看來是古時珍品，人民幣八十，比香港商店叫價數千的好得多，是不是真古物呢？朋友一般說是假，連自稱專家的也這樣說。問他們為什麼？回應一律是價太低，不可能是真的。這就是了，他們認為價太低是假，我認為價太低是真。於是盤算，這些玉件設計件件不同、藝術品味高妙，轉了幾手才賣給我，第一個出售的人所得甚微。應該是真，但怎樣證實呢？



我對太太說：「這樣吧。如果這些玉件是仿製的，買之不盡，但如果是真古物，可以買盡，之後要等一段日子才有供應。價錢那麼低，我們或可買盡，看看供應後果。」於是在兩個早上，我們花了三、四萬元，在地攤選出認為是古的，買盡。此盡也，盡到今天！（其後有少量出現過，今天於高檔商店偶見之。）



也是在那時，太太在地攤上看到一件她喜愛的大約十吋高的人物造像。我一看就說：「是晉瓷，有名的『藥師』，國內的博物館有兩件，晉瓷假不了，但為什麼是那樣新的呢？」討價還價後一百五十元人民幣購得，一位專家朋友肯定是假：太新，價太低，如果是真的會在博物館內。於是打賭三千元，作當時不少人相信的熱釋光驗證，果然是晉代。這件藥師造像有一天要交到中國的博物館去——不是因為熱釋光，而是晉瓷若干世紀前失傳，「藥師」是最珍貴的代表作。



我為中國的古陶瓷可以改作「新」觀調查了一段日子。知道鹼酸不侵，但土藏痕跡那樣重，怎可以新如昨天造的？考查所得，知道國內有翻新絕技，托有聯繫的朋友寄難看的去嘗試，果然了得。後來知道方法分兩部分，獲知第一部分，在家中嘗試過，第二部分是商業秘密。

宋代的汝窯曾經是稀世奇珍，但市場竟然出現，有精美絕倫的，也有遠為粗劣的。此天下名窯只存在了二十多年，曾經估計只三十七件存世，台北故宮那件比較完整，估價天文，而就是碎片一塊也被視為國寶。發生了什麼事？



九年前聽到河南原產地仿製汝窯，立刻派人到那裡採購仿製樣品，與我在市場找得的貌合神離，是兩回事。再派人拿著我認為可能是「古」的汝窯走一趟，回報是仿製品不少，但一看而知有別。重要是市場找到的精品，比有證書的頂級仿製高很多，但價格遠為相宜！再深入考查，結論是前者不可能是今天仿製，而是出土翻新。反覆推敲，我無從判斷這些不是今天造的汝窯到不到宋。



北京某文物權威機構姍姍來遲，去年出版影碟，介紹宋徽宗時期的汝窯，說今天有真有假，真的其實相當多。我認為出土的有機會到宋，但不同意該權威說精緻的是真，粗劣的是假——古代的名窯一般有幾個質量層面。



個人之見，是出土汝窯翻新後優雅迷人，一看就知道是徽宗品味，既然不是今天仿製，價格相宜，哪管到不到宋，不收藏是大傻瓜！

《西江月》的啟示

《西江月》是有名的詞牌，比較簡單的，歷代詞人大都寫過。我個人偏愛的是辛棄疾這一首：



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舊時茅店社林邊，路轉溪橋忽見。



稼軒是古往今來最偉大的詞人，無話可說，就是我拜服的蘇東坡也寫不過他。豪情氣勢橫掃古今，稼軒可以細緻，可以婉約，可以情深似海。曾經說過，他的詞是印象派藝術，比法國的早了七百年。也曾經說過，當我走進園林攝影，想著古人的詩詞，腦中最常浮現的是辛棄疾，李清照次之。像美國詩人愛倫坡那樣，稼軒的文字使我看到景物。



上面的《西江月》看來是隨意之作，淺白易懂，沒有引經據典，寫得瀟灑自然，我等凡人是寫不出來的。起筆「明月別枝驚鵲」，高不可攀也。「鵲」者，鳥也，「驚鵲」的情況何止千種，怎可以想到「明月別枝」那裡去呢？明月別枝當然可以驚鵲，且詩意盎然， 朋友，你可以想得出來嗎？辛前輩當時可能想也不用想。天才歸天才，靈氣歸靈氣，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不可強求。



此詞的下半闋開頭又是神來之筆：「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平心靜氣地衡量自己的偉大本領，下半句我有機會寫得出，但「七八個星天外」我的機會是零。想像力是我的思想本錢，但「七八個星天」是另一個層面了。稼軒神奇地由遠寫到近，從星天到雨山到茅店到溪橋，一揮而就，平仄韻腳無不恰到好處！



很久沒有寫書法了。稼軒這首《西江月》，因為字數不多而又實可愛，寫過好幾次。最近一次是年多前寫給一位搞攝影的朋友（見圖）。幾天前到他的辦公室，見到該六呎寬的作品裝裱好了，掛在牆上。我細看自己年多前的書法作品，說：「差點忘記，我還有機會寫上去，看來有時間我要再在書法上大興土木，博一手。」該友問：「為什麼你老是那樣好勝，樣樣要跑第一呢？」奇怪他會這樣問，因為數十年來在技藝上我是不參與比賽的。於是回應：「如果知道在一門玩意上不可能有大成，我從來不勉強，他人的作品優勝我就欣賞他人的。但如果認為可以走得高一點，作出貢獻，不試走上去就不能對自己交代了。」



跟他人比賽，少小時常有，勝多敗少是因為估計鬥不過的我不鬥。當年我的手下敗將大都是不自量力的小朋友。有些不蠢，明知不敵也來挑戰，然後奔走相告，說跟我鬥過了，險敗，雖敗猶榮也。有些偶勝一手，誇誇其談一番後，怎樣也不肯再鬥。這些是孩子們的玩意，有趣，但無聊。



年幼時與外人鬥得多，長大後喜歡自己斗自己，不管外人怎樣看。在美國唸書時明知依書或依教而答會考得分數較高，但老是喜歡自我發揮，可幸美國的教授往往重視。如果當年只為拿個博士寫論文，舉筆之勞，問題是認為自己有本領寫出重要的，選擇題材就花了三年。





不知他人怎樣算，但自己的算法，是需要有對手的玩意，好比下象棋，是競爭，不鬥不成。有些玩意不需對手，好比寫文章，但如果比賽有獎賞，興之所至斗一下也無妨。此外，數之不盡的玩意，既不需要有對手，也不是有獎遊戲，假想有對手很無聊。為自己的滿足感而要攀高一點，對自己作個交代，怎樣看也沒有什麼不對，只是有時外人以為我要跟他們比賽，要跑個第一，是不容易處理的誤解。我通常不知道這些人的存在，旁若無人，視若無睹，開罪了人家。



不知他人怎樣想，但為了滿足自己而獨自攀登，是寂寞的掙扎，偶有所獲，免不了誇誇其談，在友儕中炫耀一番。可惜這樣做，外人更以為我是在比賽，要爭第一了。



年多前楊小凱發表了一篇題為《也談張五常》的長文，盛傳一時，對我的學問讚的多，彈的少。贊贊彈彈無所謂，但小凱說了一句我認為是贊外人認為是彈的話。他說我根本不管他人的經濟文章說什麼。說得對。本科生時不能不管，作研究生管得更多，但博士後就懶得管了。為什麼要管呢？博士者，是孔夫子說的「三十而立」。於是你立你的，我立我的，可以互相研討，但成敗得失，除了自己我沒有誰需要交代。既沒有對手競爭，也沒有獎金掛在前頭，只是要滿足自己，多走一步算一步。今天行內的朋友說我的經濟學基礎非常傳統，但發表的文章卻自成一家，非主流也。有什麼不妥呢？學問茫茫大海，多我一個不多，少我一個不少，既為博士，我想不出任何理由要管他家之作。獨自攀登，你在旁拍掌我高興，批評無所謂，但如果我見你還在山腳底，得把口，我替你尷尬。天下間這種無聊之輩多得很。



回頭說書法，五十五歲拜師周慧珺，到了六十二歲，老師說技術上最困難的用筆我過了關，基礎沒有困難了。那是七年多前的情況。後來再多次細看老師用筆，衡量自己，不僅認為還有一段距離，而且要達到老師的水平是不可能的事。後來買了一套有一百個書法家示範的影碟，見到他們的用筆不怎麼樣，書法比我好的存在，但用筆卻沒有過人之處。這使我意識到用筆比不上老師還有可為。



周老師之前黃苗子給我上了兩課。他說了一句我記得清楚的話，那是書法寫到最後是寫學問。言之成理，而自己對古今中外的藝術文化下過功夫，還有機會卓然成家，有希望寫出一點學問來。少寫書法幾年，偶一為之，技術略退，但字裡行間的學問竟然若隱若現。於是再衡量自己的書法前途，奇怪的結論，是可否寫到傳世水平還不知道，但達到了可以知道的層面。



今天要知道自己的書法可否傳世，方法是集中思維，每天寫二十張宣紙，寫六個月，肯定的答案會跑出來。那是不到四箱宣紙，時間投資不高，但六個月的集中思維是不容易的條件了。奇怪，這種對自己的判斷我從來不錯，可能是上蒼賜予的天賦吧。

古董奇案

區區在下又上頭條，莫名其妙。報道胡說不少，但《蘋果》說得中肯，可惜重要的細節有不足之處。朋友說：「還是你自己動筆吧，因為讀者相信張五常。」這裡分點說說。



（一）我的理解，案件與古董的真真假假無關，而是TFA店子出售時對顧客怎樣說。店子曾經徵求過兩位律師的意見，說明可以退貨及寫下慎重的disclaimer。問題是無從知道管理店子的西籍老婦對顧客怎樣說。她的供詞與一兩位顧客的供詞不同。後來才知道，萬無一失的disclaimer是要這樣寫的：「本店所說的古物年代是本店的判斷，但不擔保，出門不換，貴客自理。」



（二）判斷古物的真假，談何容易，就是高檔拍賣行逾千萬元一件的也出錯。熱釋光的驗證頻頻出錯，而大多數的陶瓷不能以此法驗證。奇怪是有些顧客說是假的，看照片看不出是西雅圖店子之物，不知是誰在哪裡弄出來的。



（三）控方曾經四次要求和解，最後太太與兒女要和解，店子是他們的，我無話可說。



（四）店子律師從頭就認為根本無案，而控方則說起訴是前任的決定。通過視像作供，對方律師給我的印象不錯，尤其是知道我研究訊息費用後，過了一天他一連提出兩個我當場答不出的經濟學好問題。後來協調和解的法官的誠懇使太太感動。



（五）對方的專家沒有一個識中文字，連宋代的五大名也沒有聽過！其中一個專家竟然是串謀搞起該案的人，文件證據確鑿。



（六）兩敗俱傷，對方要求賠償的訴訟費只是小部分。可見古董這回事，打起官司很頭痛。



好了。讀者要知道我對古董的認識，我可以說為了研究訊息費用，自一九七五年起在廣東道賣玉，轉而研究印章石與中國文物（古董），匆匆三十年矣。為了研究，對某一種文物不需要有深入的認識，但整體我知得很多，很全面。



至於西雅圖店子出售的是真還是假古物呢？我是該店的顧問，又是大教授，只能以自己的所知誠實判斷。我可以說，我自己收藏同樣的物品，到今天還繼續收藏。五千年來推土車二十年前才開始在神州大地使用，出土文物無數，較好的都跑到香港及台灣。傳統專家見過不多，一般人不相信是真的，所以價格相宜得很。這幾年相信是精彩古物的人愈來愈多（網上吵得熱鬧，彷彿是發現新大陸似的），市價急升，但懂得討價還價仍有可為。



自己多年研究訊息費用所得，是古物多人信真是「真」，多人信假是「假」，究竟是真是假無關重要。但如果的確是真的話，那麼假以時日，很大機會相信的人數會增加。這樣，在一般人——連專家在內——不相信是真之前收購是好投資。



因為研究的需要，我自己不能不知道那些所謂出土文物究竟是真還是假。不容易，因為出土也可能是假的。十多年前，為這答案我下過多番工夫，結論是大部分應該是真，假不了。偶有看錯嗎？當然有。可能全盤皆錯嗎？可能，但我的考「古」方法自成一家，前無古人，下期寫出來給讀者考慮吧。



今早美國傳來一封感人的信。一位被邀請退貨還錢的顧客，說在西雅圖的TFA店子購買了不少。他的家族三代研究中國文物，曾經在四個城市開過古董店。他自己有四十年經驗，懂得看，在網上教育了無數人。他說TFA是他最喜愛的古董店，在那裡購買的愈看愈好。

博弈理論大勢去矣！

上期寫《經濟解釋與博弈理論》，說最近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可能使博弈分析升溫，也評述了這種分析對解釋行為的困難。文稿發給朋友看，反應意外地震撼，顯然是踩中了些什麼。為此我再考慮這門學問在經濟學的前途，認為這幾年熱情漸冷，加上一些其他發展，博弈分析的消散是大勢所趨，不容易再振作起來了。



話雖如此，一位芝加哥大學教授最近說，那裡歷來自成一家的價格理論的傳統，也有被博弈理論取而代之的形勢。反對「博弈」的大師如貝加也守不住，使我幻想著如果昔日的佛利民、史德拉、高斯、戴維德等名將長生不老，還在芝大叱吒風雲，鬥將起來不知會是怎樣的。



幾項隨意的觀察使我認為博弈理論在走下坡。其一是兩年前，一位到美國深造的舊學生，告訴我數學的使用在經濟學報上有明顯下降的跡象。其二是一位好於在網上跑的同學，不久前說博弈分析的文章，這幾年在學報上的比率下降了不少。其三，最近讀到阮志華的一篇文章，內裡提到的宏觀經濟的發展，數據資料的處理比二十多年前理智得多，有了長進，反映著對真實世界的觀察是比較慎重了。其四是我自己多年前發表的、與博弈理論格格不入的英語文章，這幾年行內的注意度上升。



高斯、布格南等老人家對經濟學發展悲觀，有二十年了。個人的觀點，是只要經濟學者回復到六十年代時對解釋行為的熱情，遵守事實驗證的哲理，那麼博弈也好，不博弈也好，經濟學重入正軌是早晚的事。讀最近志華老弟的文章，驀然驚覺，宏觀經濟的從事者對事實的闡釋，越來越不信任電腦算得快如閃電的回歸分析，對世界真實性的要求比較執著，比較苛求。這樣的科學態度發展下去，博弈理論的接受性不能持久。



說過了，博弈分析，無從觀察的變數實在多。無從觀察是經濟解釋的主要困難：真實世界不能鑒定的變數，誤以為可以鑒定，容易推出無從驗證的假說。別的不說，本科生一年級經濟學所教的需求定律，約束著價格與需求量的此減彼增的關係，一百個經濟學博士中，有多少個知道「需求量」是想出來的，在真實世界不存在呢？可能一個也沒有。「需求」是意圖之物，無從觀察！



所有經濟學課本說，一個人的品味轉變，其需求曲線會移動。又是自欺欺人。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某人捨甲取乙，局限轉變了這個人可能捨乙取甲，但我們怎可以知道這個人的品味如何呢？一個人跳樓自殺，說他的品味變了，不可能錯，但我們不能觀察到這個人的品味，也無從判斷這品味轉變。所以在拙作《科學說需求》的第五章，我把心一橫，假設任何人的品味永遠不變！



不是說笑的。飛機失事頻頻，死人無數，坐飛機的人數大減，是因為他們的品味轉變了嗎？還是坐飛機的安全訊息改變了？說是品味轉變，無從驗證，因為品味看不到。訊息改變則可以量度：去年一架飛機失事，今年數百架。於是，假設品味不變，但訊息變了，解釋坐飛機的人數下降可以驗證。以品味轉變作解釋，說了等於沒說；以訊息改變解釋，可以驗證，我們何必提出品味有所轉變呢？



結論是清楚的。無從觀察的變數無從驗證，以之作解釋是死路一條，得個「講」字，雖然在思想推理時我們不妨用上無從觀察的變數，但驗證假說，我們必須把這些廢除，代之以可以觀察到的變數。自然科學——如物理、化學——的理論遠比經濟學湛深，但很少遇上無從觀察的變數的困難。後者不僅在經濟學存在，容易遇上，是否懂得處理有關鍵性。



在西方經濟學的二百多年歷史中，沒有一個派別歷久不衰。敗下陣來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在要點上分析邏輯有失誤；其二是漠視了變數可以觀察的重要性。



起於史密斯的古典經濟學，走了一百年，與今天的經濟學相比，參與的人不多。這時期的分析邏輯與理念有點困難：邊際分析不是沒有，而是不夠全面；資本、投資、成本、利息等理念沒有掌握得好。然而，於今回顧，我認為這古典傳統還是歷來最好的。以馬歇爾為重心的新古典經濟學盛行了大約五十年，技術與理念有長進，可惜為了美觀技術分析，把世界簡化得面目全非，漠視了真實的局限條件。凱恩斯學派走紅三十年，其經濟理論基礎相當弱，也引進了無從觀察的神話，要不是參與者熱衷於改進社會或建議政策，這門學問早就淘汰了。二戰後興起的經濟發展學說，熱鬧了二十年，得個「蠢」字，但有模糊不清的概念與不知為何物的「現象」支持，參與者眾。貨幣理論也吵了二十年，因果大致上有了理解，但貨幣制度選擇的功課做得不夠，今天要麻煩我這個老人家。



新制度經濟學本應大有可為，基於史密斯的偉大傳統，加進邊際分析與一般化的成本理念，再輔之以真實世界的局限調查，很好很好。可惜從事者偷懶，把慳水慳力的「偷懶」、「卸責」、「恐嚇」、「勒索」等無從捉摸的變數放進去，以方程式處理就成為博弈分析了。



前思後想，在博弈理論再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今天，我不識時務地以「大勢去矣」來形容這理論的前途，上文提出的因素外，更要指出這學問的技術遊戲已經玩得七七八八。天才出現過；庸才不成話。不需要落手落腳地調查真實世界的局限變化的經濟研究，不難做到盡頭，不可以維持太久。



還是回到真實世界那裡去吧。好奇心是上蒼賜予人類的本質，如果經濟學是為了解釋世事，我們應該走進世界去。不容易走，小小的真實局限轉變，調查要做得好，動不動幾年功夫。這樣看，經濟研究的路走之不盡，新陳代謝，歷史永遠在演變。好比今天中國的發展，五十年前眾多的經濟發展專家沒有一個預料到，就是做夢也想不出來。



說世界美好，說世界醜陋，說世界複雜，都不難找到同意的人。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看，世界過癮、有趣，數之不盡的怪現象需要解釋。處理得對，經濟學應該是社會科學的王子吧。



我還是同意高斯當年對我說的：要解釋世界，我們先要知道世界是怎樣的。

杭州再汴州

山外青山樓外樓，

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吹得遊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看官，上面是南宋林洪詠杭州的七絕，家喻戶曉也。最近游杭州，逢節日，有什麼大展覽的，見到西湖側畔士女雲集，小店子生意滔滔，使我想到宋徽宗命張擇端畫了三年的《清明上河圖》，想到昔日汴州（今開封）在擇端筆下的繁華，也想到中國文化欠他那麼多的徽宗竟然為了藝術連江山也輸掉了。為美人而痛失江山可以理解，但為藝術而失江山的，古今中外只有徽宗一個。天才的代價，何其高也。



無可置疑，杭州曾經繁盛過。北宋詞人柳永的《望海潮》有經典的描述：



東南形勝，江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

重湖迭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



沒有到過開封，只憑《清明上河圖》來想像昔日的汴州是怎樣的。我的意識，是柳永的錢塘與徽宗的汴州，其繁榮比不上今天的杭州。



到過杭州若干次了。最早是一九八六年。該年先到北京首都鋼鐵廠調查承包制，在那裡的宿舍住了兩天。跟李忠凡帶我到杭州，住了一晚，走溫州，溫州副市長陪我到雁蕩山，山下挑燈夜談，談了一晚，回杭州，在那裡參觀了絲廠與藥廠，與杭州的幹部會議，在國企優越性的話題上吵了起來，互不相讓也。



其後到過杭州七、八次，起初三幾次覺得很可憐，街頭小販，破落樓宇，就是旅遊景點也不見得有過人之處。近幾年聽到杭州被譽為中國最宜搞商業的城市，也到過浙江大學與浙江財經學院講話，知道那裡的發展比我的脈搏跳得還要快。兩年前，杭州的朋友投訴，說政府大手投資改善西湖的景觀是浪費。我不同意，認為如果杭州是我的我也會這樣做，因為遊客激增的收入，得可償失也。



今天所見，西湖修得好，湖畔的無數小店、酒吧、文化場所等，在明顯的商業化中還能保持檔次，清潔，變化多，娛樂成分高，使我覺得如果柳屯田死而復生，肯定留連忘返。朋友，不要說我俗氣。讀中國古詩人詠杭州，或乾隆在那裡題什麼的，免不了有點俗氣，是富裕繁榮的俗，不扮聖人會覺得可愛。



年多來我給杭州的分數不斷打上去，主要因為在那裡遇到不少有成就的企業家。年齡一般在三十多與四十多之間，學識好，有幹勁。二十年前我在《信報》發表《論衡》時，這些企業家是大學生，不少讀過我當年的幾本《論衡》結集。這些日子去杭州，太太拿我的新書去換飯吃（一笑）。他們有錢，我們有書，簽個名字吃兩餐，再不夠就即席揮毫，寫書法，交個朋友，不亦快哉。正經地說，今天杭州再汴州，可不是因為遊客夜夜笙歌，而是上述的企業青年數之不盡也。



西湖呢？昔日蘇子把西湖比西子，令人嚮往，但我還是欣賞白香山的文采：未能拋卻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一籃子貨幣與一籃子物品的比較

今年七月人民銀行換新錨，人民幣鉤著一籃子貨幣；我曾經建議人民幣以一籃子物品為錨。是難得一見的上佳經濟博士試題：「中國央行選一籃子貨幣，張五常選一籃子物品，試作比較分析，並評論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孰優孰劣。」

天下間不會找到一個對經濟分析比我更客觀的人；讀者不用擔心我偏袒於自己的選擇。以點數論，一籃子物品的優點無疑比較多，但優點多不等於整體優勝。下面列出兩個不同籃子的各點優劣，整體如何讀者自己衡量，或有以告我。

（一）在技術的處理上，一籃子貨幣比較容易。換言之，其處理費用較低，不是低很多，而龐大如中國，一籃子物品的較高處理費用微不足道。

（二）選一籃子貨幣，有外貿的比重為依歸，順理成章。選一籃子物品則要以生活消費的比重為依歸，要多算一下，但因為不需要很準確，不會是大麻煩。

（三）與一籃子貨幣掛鉤的最大好處，是人民幣的幣值會跟著大圍走，不會因為主要的外幣一起暴升或暴跌而成為離群之馬。機會不高，但與一籃子物品掛鉤有「離群」的可能性。

（四）一個角度看是優點，另一個角度看是弱點。與一籃子貨幣掛鉤，主要的外幣國家有大通脹或大通縮，中國也要奉陪。主要的外幣有大通縮的機會近於零，但因為戰爭、財赤、失業等問題，外圍大通脹的機會存在。

（五）要調整錨的指數，一籃子物品遠為高明。七月人民幣調升百分之二，跟著炒家滿天飛——預期再升也。但調整物品指數是調整物價，政府說每年容許百分之二的通脹，不會有多人預期百分之五。因此，北京久不久要搞的宏觀調控，以一籃子物品為錨容易處理，容易得很！

（六）人民幣要打進國際市場，只要解除匯管及印製一些五百元面值的鈔票，就七七八八了。如果加上與物品掛鉤，則會升到十分滿分。沒有誰不喜歡有物品保值的貨幣。據說七月二十一日央行宣佈與美元脫鉤後，只一個小時新加坡也與美元脫鉤，而跟著新幣的匯率走勢，顯示鉤著人民幣。李光耀的經濟人馬比香港的高明：他們早就作了準備！如果人民幣與一籃子物品掛鉤，其它的東南亞國家不會那樣蠢，不鉤著人民幣。這樣一來，這些國家都會以人民幣作儲備，此幣的國際化怎會不急升呢？

（七）讓我來一個妙想天開的假說。如果人民幣以一籃子物品為錨，而舉世的貨幣都鉤著人民幣，那就等於舉世的貨幣都以一籃子物品為錨了。大家這樣堅守，一籃子的物價指數不會變，可變是籃子內的物品的相對價格，以及籃子外的物價。這樣，原料的價格可以持久穩定，對新興的製造國是大吉大利的。

（八）一籃子貨幣最頭痛的地方，是如果堅守指數，美國不會滿意，其它先進之邦——礦物不多而工資福利皆高的——也不會滿意。這些國家會連手施壓，要人民幣再升。是奇怪的博弈遊戲。在人民幣與一籃子貨幣掛鉤的情況下，一個上述的先進之邦可以不惜通脹，獨自對人民幣大幅貶值。但如果幾個類同的國家跟著這樣做，他們之中沒有一個可以成功地對人民幣貶值，只是大家一起搞起通脹——而中國也跟著通脹起來了。

經濟解釋與博弈理論

博弈理論再次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朋友紛紛要求我這個對博弈理論沒有興趣的老人家發表意見。我這一輩的經濟學者中，反對博弈理論引進經濟的是大多數。也有熱衷的，例如不久前謝世的老師赫舒拉發。師徒的觀點有別也。這次兩位「博弈」專家得諾獎，近幾年這學問開始消散的熱情恐怕會再升溫了。也不一定，因為依照諾獎的慣例，同一題材再頒該獎要待很多年。



先說自己所知吧。博弈理論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盛行，六十年代初期進入研究院的學子還是要讀的，但六十年代中期起就少見問津者了。一九六九年我發表《交易費用、風險規避與合約的選擇》，其中提到「卸責」（shirking）這話題，說在有交易費用的情況下，合約的參與者會卸責，會偷懶，或會行騙。不知是他們影響了我，還是我影響了他們，艾智仁（我的老師）與德姆塞茨一九七二年聯名發表了後來大名的關於經濟組織（公司或企業）的文章，以「卸責」為重點，文內提到我一九六九之作。一九七○年，多倫多大學的J. McManus到我西雅圖的家小住，我提到廣西拉船的縴夫卸責偷懶，持鞭者監管，搞不清誰是僱主，誰是被雇。他寫進後來在《加拿大經濟學報》發表的文章內。跟著是B. Meckling與M. Jensen發表的關於「公司」的大文，內裡提到縴夫被監管的故事。再跟著就是O. Williamson發明的機會主義（opportunism）了。那大概是一九七五年。博弈理論在經濟學捲土重來，是從那時開始的。



如果要追究今天博弈理論在經濟學盛行的根源，知道來龍去脈的會說是來自我一九六九之作。當年我知道「卸責」是有趣的玩意，但不知怎樣才可以推出被事實驗證的假說或含意。我與高斯數番研討，大家認為卸責、說謊、恐嚇、勒索等行為不是沒有，而是無從觀察或判斷，因而推出的假說不可能在驗證中被事實推翻。我後來數次解釋，卸責等行為不是沒有，但只不過是在局限下爭取極大化的行為。爭取極大化（maximization）的本身是個武斷的公理（postulate），無從觀察，而用之於解釋行為，我們必須考查爭取極大化的局限條件，而這些條件的變化不可以是空中樓閣，而是要可以觀察到的。



博弈理論的出發點與我選走的路線相同：大家都認為經濟理論的用途是解釋世事或行為。我們的分歧是科學方法的細節中的一個重點。大家同意，一個有解釋力的假說（hypothesis）要有可以被驗證的含意，而驗證則需要有被事實推翻的可能性。這是說，作為驗證含意（testable implication），如果說甲發生乙會跟著發生，推理邏輯是如果沒有乙就不會有甲。如果沒有乙卻有甲，解釋的假說就被推翻了。成功的解釋，是假說可以被事實推翻但沒有被推翻。



到上述為止大家同意。嚴重的分歧，起於我堅持作為驗證含意，甲與乙一定是要可以觀察到的事實或現象。這通常是指一個由經濟定理推出來的驗證含意中，局限有了轉變行為會跟著變，而這裡局限的轉變與行為的轉變一定是要可以觀察到的。如果事實推翻了這含意，挽救的辦法有二：審查推理的邏輯，或審查局限是否真實或想得夠不夠周全。個人的經驗，是推理邏輯很少錯，甚至從來沒有錯過，但局限條件的審查是艱巨工程，頭痛萬分，容易中計。為此好些現象我解釋不了，但這正是經濟學的趣味所在。



可想而知，走我的研究路向，凡是遇到無從觀察之「物」我就如見鬼魅，避之惟恐不及也。比方說，需求定律中之「價」可以觀察，真有其物，但「需求量」是經濟學者想出來的，真實世界不存在，因此，需求定律的本身無從驗證。但這定律不可或缺。數十年來我想出了多種法門來處理看不見的需求量，以該定律推出數之不盡的可以被事實驗證或推翻的假說。這方面，我自覺煉得爐火純青，達於化境。



只一個看不到的「需求量」就搞了數十年，凡遇到其它無從觀察之物我一律繞道而行，不難理解。從來不用行家慣用的功用函數，因為「功用」（utility）也是經濟學者想出來的，真實世界不存在，可以不用為什麼要自討苦吃呢？方程式可以搞得漂亮，但真的有解釋能力嗎？算你可以解釋，但我可以不用也解釋得到，因為只一條需求定律與局限的審查就可以代替寫得出來的所有功用函數方程式。問題是要懂得怎樣用該定律，要用得千變萬化。



博弈理論的困難，是看不到的變數實在多。別的不談，算是自己發明的「卸責」我就無從在真實世界中鑒定。從來沒有說人不會博晼A沒有否認該理論言之成理，也同意上佳之作，方程式既湛深也可觀。但我認為博弈分析是說故事，好聽的，只是沒有可以被事實推翻的含意。說任何行為都是博弈，不可能錯，但要怎樣才可以用事實或行為來把一個博弈含意推翻呢？就算與事實不符，推翻了，從事者只要把故事略為修改就過關。這些日子有些博弈專家說可以解釋或推測伊拉克之戰與恐怖活動，皆胡說八道。



自七十年代末期起，博弈理論的重來在西方盛行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了。有兩個原因。其一是為了解釋行為，經濟學者知道交易費用（包括訊息費用）是非常重要的局限條件。然而，要調查這局限轉變很頭痛，往往要幾年工夫才寫得出一篇好文章。這是說，交易費用真有其物，憑這局限的轉變可以推出被驗證的含意，但要審查有關的交易費用及量度其轉變，可不是一個要升級的助理教授有膽下注的。把沒有交易費用不能解釋的行為推到卸責、恐嚇——或機會主義——那邊去，把無從觀察的以一些數學符號表達，說得有情有理，文章就容易發表了。



其二是經濟學鼻祖史密斯惹來的禍。史前輩高舉自私給社會帶來的多種好處，但漠視了——起碼不重視——自私給社會帶來的禍害。邏輯上，博弈理論可以填補史氏空出來的不足之處。我的老師赫舒拉發就曾經以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為書名，寫博弈，有意或無意間抗衡我另一位老師艾智仁的Economic Forces at Work。前者說自私帶來的負，後者說自私帶來的正。



作為他倆的入室弟子，有機會青出於藍。幾年前在三卷本的《經濟解釋》中我提出自私一方面會減少交易費用，另一方面會增加交易費用。邏輯上，後者可以遠高於前者，推到盡，人類可以因為自私而毀滅自己。史密斯的《國富論》寫在達爾文的《進化論》之前，受到史氏的影響，達氏強調生物是為經濟效益而演變。他當時沒有足夠的數據，不知道數之不盡的生物種類是滅絕了的。



沒有理由反對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博弈理論。該獎不是單為解釋現象或行為而設的。個人的選擇，卻是單走解釋行為的路，屬很小的少數，難道曲高和寡乎？

接單工業是中國命脈

數次提到中國的接單廠家，同情他們，認為他們的存在對國家的經濟發展非常重要。這裡細說一下吧。



一個純真的接單廠家，其製造的產品沒有自己的發明專利，也沒有商業秘密或註冊商標，廠內沒有研究部門，連設計也沒有。這些廠家只接單，人家拿出產品設計或樣品，叫你依樣葫蘆地造出來。接單者自設廠房機械，聘請、訓練員工，可以做得很大，但利潤低得很。



外地的採購商如Walmart、Nordstrom等大客，在中國聘請員工數以千計，到處查詢，到處打價，而不少在東南亞各地也有採購代理的。你不做，他家做；中國價高，跑到印度或馬來西亞等地區去打價。今天滿是廉價勞力的競爭國家那麼多，一個接單佬除成本外，每件產品賺幾分錢不容易也。



我調查過，純接單的，如果產品常有變化，或性質複雜，或質量要求嚴格，廠家可以有點利潤。好比造紙盒，複雜的有利潤，簡單的利潤毫無，就是虧蝕一點，有時為了養著員工，廠家也把單接下來了。有些接單佬直言，他們要靠出口退稅生存。



是的，接單生意中國今天做得非常好，無敵天下，是出口增長得那麼快的主要原因。這了不起的發展歸功於一種有趣的成行成市。以廣東及溫州一帶為例，再大的訂單任何有關的廠家都接，自己做不來就發出去。你發給我，我發給你，互相競爭，但有飯同吃，減少了任何一家需要空置機械或多僱員工來應付大訂單的需要。這減低了產出的平均成本，交貨準時，訂單件數近於天文數字的常見，只是賺錢很困難。



產品有專利權的外資到中國設廠，賺大錢的機會存在，對這類廠家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百分之二十沒有大問題，有可能賺錢更多。但接單廠家是另一回事。是的，我認為北京當局過於重視國際大名牌，忽略了接單佬的重要。我認為接單工業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命脈，因為他們站在工業發展的邊際。



有人說中國不是世界工廠，而是血汗工場。說得對。但不這樣起家中國怎可以發展起來呢？從農轉工是重心所在，而要成為經濟大國，還有數億農民要轉到工業去。這些農民學識不多，好些連飛機也沒有見過（電視見過，真的沒有），你要他們跑到城市去作經理嗎？搞科技嗎？與鬼子佬溝通嗎？不可能。他們要從接單的工廠做起，月薪四百加食宿，進入工廠學習，勤奮的逐步爬上去，技藝高了，知識多了，收入自然增加。



是這樣，就是這樣，昔日的香港經濟是這樣搞起來的。我的父親昔日是天祥洋行的電鍍學徒，先作雜工，那是一個世紀之前的事了。自修識字，他後來被稱為香港電鍍之父，而跟他一起捱上去的，不少富裕起來。



外資名牌能在中國賺錢是好事，替他們高興。但對中國的整體發展而言，他們的存在比不上接單廠家那樣重要。沒有外資，中國還可以發展起來，但沒有接單工業，顧不及中國的農民轉到工業去，像我父親當年由雜工學起，中國經濟是不可能發展起來的。今天長三角搞得風生水起，不要忘記二十年前香港的接單佬跑到珠三角奮不顧身，頭破血流。香港昔日的經驗—也是今天中國的經驗—是接單廠家會像雜工一樣，逐步爬上去，有一天會搞起科技來。



我認為北京要張大眼睛看著接單工業，我稱之為邊際工業。不要提升什麼最低工資，或搞什麼社會福利，而是要維護他們的發展環境。什麼電力短缺，醫療失靈，清潔糊塗等，都要改進，而目前最重要的，是匯率的釐定要集中於以接單工業作考慮，其他層面不要管。只要這邊際工業發展得好，中國的經濟不會有大問題。這是張氏定律。

周小川的職責與格林斯潘不同

無巧不成書，剛交出《彈性係數與貿易逆差》的文稿，收到同學傳來本月份的《財經》雜誌，其中有周小川先生的訪問。我的文稿說人民幣升值不一定可以減少中國對外貿易的順差，或減少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關鍵是國與國之間的需求與供應的彈性係數，有好幾個，無從預先估計，人民幣升值有可能大幅提升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



在訪問中，周小川對七月人民幣兌美元提升百分之二作了如下的解釋：「選擇百分之二初調水平的依據是，過去五年，我國平均年商品與服務貿易順差在二百億美元左右，占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左右；同時，測算到中國的出口彈性和進口彈性，因此，百分之二的調整基本可以達到預定的政策目標。」



記者報道的訪問，不作得準，而周小川日理萬機，上述的分析應該來自他的手下。是令人尷尬的分析，不僅邏輯大錯，而彈性係數是無從測算或估計的。所有這類係數的估計都是事後的無聊玩意，如果任何人可以在事前估計得準確的話，大發其達易如反掌也。一個國家不應該拿這些換不到糖果吃的玩意作為經濟政策的指導，雖然香港政府曾經屢次以這種估計來推測稅收，錯得連街邊的傻佬也鬥不過。



寄語小川先生，不要胡亂相信經濟學者的話。小病無醫自愈，大病五個醫生不一定有一個信得過。國家的經濟診症，十個經濟學家有一個可靠是奇跡。領導國家經濟要以原則為重，要縱觀天下大勢，道理不說得淺白而又層次分明的，半句不可信。



在同一訪問中，周小川提到內需消費增長不足的問題，這與目前的宏觀調控是有矛盾的。細讀分析，問題不少，但與本文要說的無關。



這裡要說的，是美國的貨幣制度與中國的貨幣制度很不相同，是兩回事，所以周小川不應該見到格林斯潘管什麼他就管什麼。美國的貨幣是fiat money，其制度沒有一個固定的錨，格老看著失業率、通脹率、增長率等來調控美國的利息率與銀根。在這制度下，管貨幣與銀行體制的同時格老不能不顧及國家經濟的其他方面。



美國的貨幣制度非常複雜，難處理，五十年來佛利民只認為格林斯潘管得比較好。然而，高人如格老，我們只要看美國的利息率一輪下降，一輪上升，輪來輪去，就知道他老人家管得手忙腳亂。貨幣大師蒙代爾反對fiat money制度，國際大師夏保加對該制度有疑問，英國的貨幣大師C. Goodhardt也有疑問。我自己呢？經過多年的觀察，認為朱鎔基劃定下來，今天還算是存在的，以一個可以直接在市場成交的指數為錨的制度，可取，適用於今天的中國，雖然我認為以一籃子外幣為錨是次選。



在目前的制度下，小川先生的職責是守錨，監察銀行運作，處理外匯，約束通脹，以及開放金融。是很大的職責，都不太難，但不要管到經濟的其他方面去。格林斯潘在美國的貨幣制度下要管經濟的其他方面，小川先生不要管，因為一管起來朱老的上佳制度就不容易保住了。



讀到格林斯潘與財長斯諾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言論，字裡行間我認為他們不明白中國的貨幣制度。推下去，他們的要求是中國施行美國的貨幣制度。我深信他們對中國的善意，但今天美國面對的國際經濟形勢，與中國面對的很不相同。接納他們的建議，災難不容易避免。最近讀到周行長與溫總理的言論，認為如果依照他們說的要把匯率調來調去，在炒家壓力下，人民幣走上fiat money的路是早晚的事！

莫奈蓮塘達化境

佳士得在英、美拍賣，把十多幀名家畫作拿到香港展出，其中一幀是莫奈的蓮塘，好的，估價美元一千至一千二百萬。十多年前一幀莫奈畫的晨曦橋景在香港展出，是六幀同樣橋景作品其中之一（莫大師喜歡把同樣景物在不同光線下畫多次），也是好的，黑蠻極力推薦，希望我購入。叫價港元五百萬，雖然當時替一個基金收藏藝術作品，港元五百萬不是小數，幾番考慮不敢下注。過了幾年該作品在美國拍賣，四百萬美元成交，今天應該越千萬美元了。藝術作品買中馬，十年數十倍不為奇也。



二十年前，日本經濟開始走下坡，好於收藏法國印象派畫作的日本商家周轉不靈，西方名家的畫價急速下降，是我十多年前不敢下注的原因。錢不多，走寶頻頻，當時香港的富有人中我只知一個下注，但購入不多。今天看價，法國印象派超越了日本富有的熱情時代。



佳士得拿西方大師的畫作到香港展覽，明智也。他們更應該拿到北京與上海展出。這幾年中國名家的畫價在拍賣行上升得厲害，但炎黃子孫對西方藝術還沒有興趣。為什麼今天的中國收藏者跟二十多年前的日本仔對西方藝術品的收藏，有那樣大的差別呢？問題有趣，我認識的朋友中黃君實可能知道答案。我自己沒有經過深入研究的解釋，是日本人雖然書法寫得好，但在畫作上沒有中國那樣的一個偉大傳統。炎黃子孫目前是炒起自己的，管不到西方那邊去。有朝一日，中國的收藏家炒到西方，佳士得與蘇富比能不笑逐顏開乎？應該是早晚的事：眼之於色有同視焉，而西方的印象派藝術實在好。



至於國畫本身的藝術市場，很奇怪這幾年在國內炒起的，主要是近代作品。古畫與古書法是上升了，但升幅遠不及近代名家。有兩位我喜愛的近代名家也沒有上升很多。這可見收藏考眼光，比考博士試困難得多了。



回頭說莫奈，在名家輩出的印象畫派中，講深度，他略遜於塞尚及梵高，但論到純印象派畫作，沒有一個比得上他。把莫奈舉為印象派第一把手，錯不了。曾經讀過，莫奈到了大約六十歲時，要嘗試畫人體（裸也），請了個美麗模特兒，老婆震怒，把模特兒趕了出去，莫老於是專攻蓮塘。他的老婆替藝術歷史做了一件大好事：莫奈畫人體不會達到他畫蓮塘的驚世駭俗的水平。莫老的同輩名家畫人體的不少，但就算畫到「絕」如塞尚，也不能通過人體而徹底地發揮印象派的理念。蓮塘是另一回事：光影與色彩的變化，花、葉與水的相得益彰，是印象畫派的頂級材料，而莫老處理，可以畫到水底那裡去，前無古人，今天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後無來者了。



我曾經舉出人類歷史中的四項藝術「套裝」作品有驚天動地的大成例子：莫札特的鋼琴協奏曲（尤其是第九至二十七），貝多芬的交響樂（尤其是第三至九），莎士比亞的舞台劇，莫奈的蓮塘。難分高下，皆達化境無疑問，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矣！我們今天欣賞不是高山仰止那樣簡單，而是先嚇破了膽，跟著跪下來！朋友，這四項都是歐洲佬的創作，炎黃子孫沒有哪一項「套裝」藝術能打進去。



我知道莫奈畫了很多蓮塘。報載他畫了二千零三幀，不知有沒有印錯，以今天的市價算，幾襟計矣！每幀作品算，塞尚、高庚、梵高的畫比莫奈的值錢，但以總畫值算，莫奈無敵天下。地下有知，不知他老人家會怎樣想。



中國畫家喜歡畫荷，畫蓮的很少，多畫幾張睡蓮的似乎只有林風眠。林老也大師，盡得印象派真傳，他到法國學畫時莫奈還健在，後來畫蓮不可能不受到莫老的影響。今天蓋棺論定，我認為林風眠有兩三張蓮塘可與莫奈的放在一起而沒有誰會破口大罵的。



我自己搞攝影，蓮塘只按過一次快門，因為覺得見到的塘景很有點莫奈，好奇地攝一幀。蓮塘本來是不俗的攝影題材，不嘗試是因為莫奈畫到盡頭，豈敢班門弄斧哉？



然而，自己要來一項套裝藝術創作，與大師們比並一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倒也過癮，有點意思。於是，兩年多前我大興土木地搞攝影，出書七本，作品六百多幀，今天封機了。過癮過癮，於心大快。當然比不上藝術大師，攝影彫蟲小技，但我想，有自己想出來的法門，有中國古詩人的感受，嘗試一下也無妨。



賣不起錢的攝影，不被藝術家認為是藝術的攝影，天可憐見，只有我這個老人家發神經，要以一套攝影作品來與藝術大師們比並一下。朋友，這只是玩意，成不成有什麼相干呢？



兩年攝影操作所得的六百多，其中三百足以炫耀。問題是我用膠卷負片，相片可觀，但出版成書怎樣也比不上膠卷正片。我想出來的攝影法門不能用正片，更不能用數碼相機。用負片，分色製作要打個大折扣，真的表演要搞作品展覽才有作為，而我是個怕麻煩的人。



世界大變。攝影上，科技的發達將要淘汰我這輩搞攝影的人。不是怕數碼科技會攝得比我好，而是膠卷看來會遭淘汰。感光這回事，膠卷負片有很大的彈性，可以讓作者弄出多種變化，而膠卷本身的藥膜與光的感應，產生一種化學作用，深知其理的可以搞到藝術那邊去。這種光與藥膜感應的藝術，將要失傳了。

人民幣升值會增加美國就業嗎?

上文提到美國財長斯諾到中國來要求人民幣再升值，因為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沒有改進。該文指出，人民幣升值能否改進美國的貿赤是彈性係數的問題，有不小的機會適得其反，增加美國的貿易逆差。但斯諾要求人民幣升值來減少貿赤，我只是從傳媒讀到，很懷疑其可靠性。幾個有關的彈性係數無從估計，弄巧反拙的機會不小，斯諾手下的經濟專家不可能不知道。



遠為可信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原因，是中國進口美國的貨量大，對美國的經濟有大衝擊，增加了美國的失業人數或減少就業機會。人民幣升值使中國貨的進口價格上升，有提升進口稅的效果。要求人民幣升值於是成為一種「保護主義」，不是書本說的保護「嬰兒工業」（infant industry）的那一種，而是保護美國工人的就業。



人民幣兌美元升值，中國貨進口美國價格上升，於是進口貨量下降，是對的。進口貨量下降，美國需要轉工的工人會減少，這也對。轉工不靈會失業也。然而，長遠一小點看，進口下降就業機會不一定會增加。這是因為中國出口美國減少，有可能弱化中國人對美國貨的需求，從而減少了美國人的就業機會。但這是間接的，不明顯，不會使反對中國貨進口的政客的熱情降溫。



美國目前的進口「過多」的困境有兩個不容易解決的問題。其一是說過的，世界的經濟結構十多年來出現了巨變，滿是廉價勞力的參與國際產出的國家多得很。約束中國貨進口，還有印度、泰國、馬來西亞、非洲，等等，屈指難算。以配額約束中國紡織品，訂單跑到印度等地區去，價錢不比中國高，雖然質量可能差一點。美國可以約束多少個國家呢？全面約束，美國的消費者會破口大罵，而進口商與不計其數的零售商人會黑口黑面矣。



好幾年前我調查過，一件在美國零售一美元的中國貨，中國廠家大約獲十九個仙。這是說，除了運費，絕大部分中國貨進口美國的收入落在美國人的手上。這不是剝削，是交易費用使然。讓美國商人賺取這些費用，消費者笑逐顏開，皆大歡喜，不是很好嗎？為什麼只為少數人轉工不易，政客誇誇其談，就漠視了人數多不知多少倍的商人與消費者的利益呢？這是政治，我不懂。



第二個困難我也說過。美國有嚴厲的最低工資管制，不分男女長幼，也不管何方行業，每小時的最低工資大約八美元。這是中國的三十倍。其他廉價勞力國家低多少倍我不清楚。今天美國要保護的紡織品行業，本土的工人差不多一律獲取最低工資，如果被解雇，這些人要到哪裡去找工作呢？如果沒有最低工資管制，每小時八美元失業的可找五美元的工作，不是很好，但可以，只是最低工資法例不容許失業的這樣做！



在一個世界經濟結構發生了巨變的大時代中，不可能沒有一部分人受損，或起碼要受損一段時期。因為共產國家的改革與其他的封閉國家跟著開放，增加了十多億的廉價勞力參與國際產出競爭，原則上，舉世應該得益。可惜在這巨變中，有一部分人會受損。政治的引進增加了受損的人，也久延了受損的時日。



世界大變，風雷急劇，我認為美國要掌握時機，大手改革自己的法例與制度的不足來應對，開放開放，推出自己無與倫比的科技優勢，賺錢無礙也。

彈性係數與貿易逆差

這題目四十四年前作學生時讀過。其中有一條六吋長的數學方程式，聽似湛深，其實不難，讀者不要被嚇怕了。當年我被嚇了一下，奇怪有人可以想出那方程式。若干年後，與夏保加暢論天下，把酒言歡，我提到該六吋方程式，他說是他發明的。



經濟學問了不起是一回事；經濟顧問了不起是另一回事。作為一個國家的經濟顧問，要做得好，遠比經濟學問困難。這是因為國家顧問責任重大，要懂得把實用的與花巧的理論分開，要知道歷史，要懂得政治局限，要有策略，有時要以退為進，有時這裡讓一步，那裡進一步。作國家經濟顧問的頂級人物，我平生認識兩個：一個是當年英國戴卓爾夫人的私人顧問Alan Walters，另一個是周遊列國的夏保加（Arnold Harberger）。



想到夏保加，因為兩個多月前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百分之二強後，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沒有改進，財政部長斯諾要到中國來，要求人民幣再升值。經濟學說得清楚。人民幣升值不一定會減少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有可能不減反加，為了減少這逆差或貿赤而要求人民幣升值是邏輯有問題的要求。



想想吧，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美國進口的中國貨量會減少，但購買中國貨的總支出可能減少也可能增加。關鍵是美國人對中國貨的需求彈性係數。如果因為人民幣升值而導致美國人購買中國貨的總支出增加，那麼這升值會增加美國對中國的貿赤。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中國人購買美國的貨量會增加，但中國人的總支出可增可減。這裡的關鍵是中國人對美國貨的需求彈性係數。如果人民幣升值，中國人購買美國貨的總支出減少，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又會增加。



上面提到兩個需求彈性係數，還有兩個供應係數及其他係數，加起來有六、七個，記不清楚。夏保加的天才，是把所有有關的彈性係數以一條方程式組合起來，鬼斧神功，求出一個國際整體的彈性係數，結論是一個國家的幣值上升，不一定可以改進另一個國家的貿易逆差，且可能有相反的效果。當然，如果人民幣兌美元上升很多，多得美國人不買中國貨，而中國人則因為美國貨大減價，瘋狂購買，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一定會變為順差。



只有上帝才知道人民幣兌美元要上升到哪個價位才能減低美國目前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不小的機會，是人民幣兌美元上升百分之十至二十之間，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會急升！美國當然不能接受，但這人民幣升幅足以使無數的中國接單廠家臨於絕境。也只有上帝才知道，人民幣兌美元上升到美國對中國沒有貿易逆差時，中國的工業會變成怎樣。個人的判斷，是人民幣的升幅不需要達到日圓當年的上升數倍，中國的工業就全軍盡墨矣！今天中國的形勢與日本當年面對的不同：參與國際產出競爭的廉價勞力國家今天實在多，供應的彈性係數因而高得很。



美國的經濟學者會同意，為了減少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而要求人民幣升值，絕不明智，而就算中國沒有懂經濟的人，北京不可能接受還可能增加美國貿易逆差的大幅人民幣升值。



結論明顯：以改善美國的貿易逆差為理由來要求人民幣升值，北京不應該考慮。以人民幣升值來增加美國的就業機會，是另一個理由，比較合乎邏輯，合乎道理。下期談吧。

從莫扎特與貝多芬說起

莫札特與貝多芬無疑是頂級的音樂天才。最近看到一套關於古典音樂大師的生平簡介的影碟，提到莫、貝二氏的天才，比較一下。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我再聽覺得有點怪，有點不容易理解，說出來讓讀者想想吧。



無可置疑，莫札特的音樂是流出來的。他手寫的樂譜絕少修改，初稿就是定稿了。喜歡享受，花錢如糞土，趕著跑宴會，或急於打桌球，莫氏寫曲一揮而就，有時整首鋼琴協奏曲也是在很短的時間趕起，還沒有練習過就出場演奏了。是不可能想像的信手拈來，有創意，有深度，作品百聽不厭，說莫札特是歷史上最偉大的音樂天才，沒有誰不同意。



貝多芬也是頂級天才，但站在另一個極端。他為人執著，脾氣暴躁，視錢如命，而他寫樂曲是小心地積累片段的手稿，經過長時日，把記下來的片段連接起來，改呀改，修呀修，完成的作品，擇其佳者，令人叫絕。說「擇其佳者」，因為貝多芬有好些作品不是那麼好——對我來說好些不好聽。莫札特呢？比較平凡的作品當然有，但沒有一首不好聽的。有些朋友認為莫氏的作品不及貝氏的有深度，我不同意。幾套經典湛深歌劇外，我認為莫氏死時沒有完成的《安魂曲》，是我聽過的深度最高的音樂作品了。



不管怎樣說，莫、貝二氏絕對是偉大的音樂天才。作品只能從作品本身看。我們不應該因為知道一件作品一揮而達就為之減分，或另一件寫得辛苦，苦得作者差不多把性命賠上去，而加分的——雖然在不經意中好些評論者似乎這樣做。可不是嗎？讀羅曼羅蘭寫貝多芬或讀Irving Stone寫米開蘭基羅，他們是從「苦」字入手來形容偉大的。以「苦」來形容作者偉大我沒有異議，但以之形容作品偉大卻是錯誤的判斷。



任何人在任何造詣上大有所成，不可能不經過一段苦學過程。莫札特的父親教兒子的嚴厲故事，絕對不好聽。翻閱過幾頁敘述郎朗及馬友友年幼時學習的書，不想讀下去。有大成，怎樣學習是一回事，你不用說我也知道苦，有成後的創作是另一回事：有些人凡作必苦；有些信手拈來。杜甫看來是前者；李白肯定是後者。你敢說李白的詩比不上杜甫嗎？作品只能從作品看，苦或易是沒有分數可算的。



我自己嘗試過幾項創作玩意，在底子或基礎上都老老實實地下過心機。只是當年自己有興趣，雖是苦學，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其後的創作怎樣呢？例舉出來說說吧。



先談今天以中文下筆寫散文或專欄吧。最苦之處是找題材，有時真的感到江郎才盡！有了肯定可以動筆的題材，寫來不苦，往往甚易。這要靠少小時古文詩詞背得多，文字熟練了，而更重要是早年讀過不少書，大致都記得，動筆時正如蘇子說的「初無定質」，只把思想放開去，縱橫自在，把有關的話題連貫起來就是了。文章改幾次，有助手打字協助，易如反掌也。



再談攝影。技術上，這門玩意我曾經痛下苦功，所知足以著書立說，但其實不需要知那麼多。重要還是中國的詩詞根底與感受到古詩人的情意。這樣，攝影藝術於我很容易。看到一首詩就把快門按下去，要保險就多按一下，只此而已。一些攝影大師見我說得那樣容易，那樣快，批評作品不好，我就誇張一下困難，其實是說謊。攝影可以是困難的，例如你要這裡有只飛鳥，那裡有只蜻蜓，但我不認為這樣做是藝術，更認為俗不可耐，不玩那一套。



轉談經濟學術文章。苦學基礎當然，日思夜想難免，而當年寫學報論文，要找資料，也要引經據典，的確要下工夫，不易，說是苦不為過也。但這些只是人為的苦，與思想的創意或美妙看不出有什麼關係。舉些例子吧。



自己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理論本身的整體只兩個晚上就想出來了。其後的資料驗證、追查前輩等工作，卻搞了八個月，再後來增補成書加了一年多，苦也。這可見科學上的貢獻，主要靠靈機一觸，不苦，只是要說服行內人所需的補加工夫不容易。這也是說，創意本身不難，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不可強求，但要「賣」出去是另一回事了。



一篇關於座位票價的文章，整篇兩個晚上完稿。三十年後的今天該文受到注意，可惜結論要點當年包裝得不好，或自己沒有發展下去，使後之來者推出效率工資理論，拿了獎，沒有提到該文。合約的選擇與合約的結構也有相似的命運，雖然多次被提及，摘金的可不是我。《蜜蜂的神話》唯我獨專，調查與創作皆易，一氣呵成，是莫札特式的作品，可惜只有這一次。



《公司的合約本質》想了十三年，動筆從頭不停寫到尾，晝夜不分。這篇命中，但想了十多年，算不算是莫札特呢？可能莫氏昔日也是想了很久才一揮而就，無從考究，雖然有些專家說他的一些作品有想了很久的痕跡。



因為難產而交白卷的題材當然有，但有作品而難產的——苦也——我只有一次經驗。那是《價格管制理論》。只二十多頁，單是動筆就一年多，修改了無數次，到最後不大滿意也交出去了。相熟的朋友大都認為這是我最重要的文章，但行內一般不是這樣想。



科學與藝術不同。藝術作品只要作者自己滿意，話完就完。經濟學術文章，有了創意，完美的，可能只是開頭，要做得像樣跟著的工作大量而頭痛。像阿羅等只搞純理論而立下名堂的，一百年只有三幾個。



我還是幸運的。幸運之處是當年不愁沒有學報招手，寫得自己滿意的就交出去。如果我要像今天的學子那樣，動不動就要與評審員吵呀吵的，以我的脾性，不知結果如何。



如果莫札特的樂曲昔日要通過評審委員才能演奏，我們不會聽過這個人。學報評審這回事我不明白。說文章太多，要評審，於情於理當然對。不明白的，是就經濟學而言，評審員一般不是大師，而是一些還拿不到博士的研究生，或自己寫不出好文章的助理教授。師級人物一般沒有時間評審。就是總編輯上頭也有問號。當年蒙代爾主編《政治經濟學報》，自己想自己的，獲投訴紛紛；高斯主編《法律經濟學報》，我們都勸他不要干，認為是浪費了一個思想家的年華。說得上是沒有浪費的非常好的學報編輯不是沒有，但當年我只見過兩個。學術文章理應評審，只是想不出上佳的評審制度，天才可能被埋沒了。

中國經濟是亮了紅燈嗎？

這些日子我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坐立不安。一方面，五千年第一次打進國際經濟，踢世界波，踢得似模似樣，鬼子佬無不嘖嘖稱奇，作為炎黃子孫我當然高興，也有點驕傲。事實上，不需要是炎黃子孫，我的美國朋友一般為中國拍掌。支持歷史上的underdog乃人之常情也。

另一方面，中國的經濟發展到了今天的形勢，加上樹大招風，行差踏錯可以敗走麥城。最頭痛是國際競爭激烈，靠接單的廠家一般認為，如果在國際上自己成本上升百分之五，加上匯率的變動使出口價上升百分之五，關門大吉可期也。

幾天前跟一位在廣東接單的廠家朋友論經濟，談到印度。他說一位印度商人訂貨，親自跑到神州來逐件檢驗，很苛求，害得他幾晚沒睡覺。他說幾年前印度產出的類同產品質量較低，價格也較高，接單容易。但今天印度的類同產品質量一樣，價格相同，印度商人還跑到中國來訂購，主要是因為印度的工廠比中國的小很多，大量訂購印度應付不了。印度廠小顯然因為資金不足，但假以時日，資金問題得到解決，再來中國訂貨就不划算了。

去年末季印度的國民收入增長率比中國的高，今年首三季落後中國一兩個百分點。可能像中國十多年前那樣，印度的國民收入增長率是低估了。兩星期前侯夫子告訴我，他讀到一篇鬼子佬寫的文章，說印度目前的發展形勢勝於中國。

說過了，我衷心希望印度的經濟搞起來，就是搞得比中國富裕我也高興。我深信不疑的比較優勢定律說，大家自由專業產出，互相貿易取利，不會有輸家，而歷史的經驗也這樣說。問題是，如果有國際政治壓力的左右，或自己作出一些蠢政策，比較優勢有了轉移，輸得兵敗山倒是可能的。

是的，這些日子外國人把中國的經濟發展捧到天上去，北京的領導者可能有點飄飄然。不是批評，因為炎黃子孫一般地飄飄然。驕傲不打緊，也應該，問題是自滿，以為自己了不起，有資格輕浮也亂來一下。這是錯，錯、錯、錯。

是的，這些日子我覺得北京或上海等大地區的政府有點自滿，有點輕浮。說什麼經濟過熱，要宏觀調控，你調人家不調，你大言不慚人家拚命跑上去，鬥輸不打緊，但調控左右了市場的運作，可以入肉傷身。說什麼樓價過高，或上升得太快，處理的辦法竟然不是增加樓宇的土地供應，而是推出種種左右市場的法例。你這樣做，人家不這樣做，頭痛頭痛。

什麼最低工資，社會福利，發展得有看頭的經濟往往如此這般地過癮一下。這些小動作通常會變大，而大了對經濟有大損，是那些所謂先進國家的經驗。德國叫救命的例子有說服力。今天的形勢史無前例，廉價勞力多得很的國家多得很，一起參與國際大比並，而中國還有數億農民人口要轉到工業去，北京要眼觀六路，果斷處理，切忌輕浮。告訴你吧，今天廣東的民工短缺（一項估計是缺二百萬），可不是因為民工北上，而是因為在國際競爭下，廣東的廠家不容易以增加工資的方法來解決民工荒的困難。

是的，我認為兩個多月前中國央行提升人民幣值百分之二強是輕浮之舉。人家贊幾句，施點壓力，北京的堅持於是失守。縱觀天下大勢，我曾經大聲疾呼不可，蒙代爾也大聲反對，史坦福的一位大教授反對得更厲害。大家都記得歷史，也懂得判斷國際的競爭形勢。

中國經濟是亮了紅燈嗎？朋友，你自己想想吧。

「大」與「賭」跟「喜功」不同

議員張文光訪珠三角後，在《明報》評述觀感，讚賞之餘提到國內好大喜功，例子有廣州的大學城，圈地四十三平方公里，懷疑是在展示一隻超級大白象。文光兄看錯了。不是說中國從來不搞「好大喜功」，以前有的是，但這種意識早就不存在了。早就沒有這種需要。



我自己也曾經作出類似的錯誤判斷。十年前上海要在浦東建新機場，我想，還算是新的虹橋機場生意平平，為什麼要建新的呢？後來浦東機場啟用了，龐大美觀，空空如也，我對自己說：哈，好大喜功！殊不知過了幾年，飛機要排隊升降。這是今天的中國。



文光兄低估了中國的人口密度與發展速度。從上海到南京的高速公路，收費的，啟用後又是空空如也，但幾年後的今天正在加寬四線。破世界紀錄的跨海大橋，一條還沒有建好就建第二條，自己破自己的世界紀錄。一家公仔面廠每天產出三千萬包，一家鞋廠職工十二萬，樂從的傢具店相連十公里，上海的超級市場大得不容易想像。還有，義烏的小商品批發商場我入門一看就不想再走：老人家走之不盡也。大、大、大，大學城何足道哉？文光兄是少見多怪了。



九十年代中期，世界百分之十七的建築起重機集中於上海，五年內建造了香港五十年才達到的商業樓宇的總面積。跟商業樓價暴跌，朋友都說上海發神經，只有一位不信邪，購入銀主盤，今天賺了一百倍。這也是中國。



人多加上迅速發展必有「大」現象，想像力不足不容易理解。一九八三年深圳的人口三十萬，今天一千萬！落筆打三更，但跟的發展深圳處理得好。這裡我要給文光兄上一課，說園藝。舉世皆知，年長了的樹是不能拔起移動的。應該是炎黃子孫的偉大發明，他們可以搬動百年古樹而保存不死。於是立法例：人可以槍斃，但樹不准殺。這解釋了為什麼今天深圳的綠化比香港高那麼多。本來是荔枝園滿佈的窮鄉僻壤，今天深圳的馬路兩旁，不是荔枝就是龍眼或芒果。



文光兄寫道：「富裕容易浮誇，繁榮難免豪氣，珠三角的大城小鎮，都在興建巨型的政府大樓，連綿不斷地坐落在綠化大街上，宏偉的大樓與寬闊的園林，比英國的唐寧街豪氣得多。」文筆好，可惜不懂中國園藝的神乎其技，也不知道今天中國的樹，可搬不可殺。



回頭說大學城，珠海搞不起，中了計。不是好大喜功，而是要大賭一手。中國目前的政制，決策失誤是要「飛」的。問題是在地區與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下，不大賭幾手不會有大作為。這幾年，本來是遙遙領前的珠三角，明顯地給長三角比下去。要怎樣才可以反敗為勝或追成平手呢？於是，一方面他們大興土木搞文化，另一方面要大量產出本土的大學畢業生。老實說，國內的學術水平使我失望，但他們知道，工商業的發展不需要蘇東坡，要有大量讀書識字、懂得計數的學子供應。這方面，比起長三角，珠三角是遠遠地落後了。珠海的大學城搞不出看頭，廣州不信邪，大博一手。大博一手與好大喜功是兩回事。



廣州的大學城會成功嗎？很難說，任何投資都是賭注。文光兄要知道，他們要的不是大學城賺錢，而是要招徠大量中學成績可觀的學子，希望他們畢業後留在珠三角服務，然後在工商業的發展中取利。我們要深入地理解中國的稅制才知道大學城是怎樣的一回事。要招徠大量學子，校園不搞得彷彿多頭大白象到處飛是難以成事的。



不清楚中國的制度，容易看錯！

中國的經濟增長可以持久嗎？

聽說幾個月前一位中國經濟專家在美國某大學講話，說中國二十多年來的高速經濟增長，會再持續二十年。在座的學者問為什麼，專家答不出來。我只是聽說，作不得準。這小故事使我再問自己曾經問過的類似問題，答案不可能錯，只是答了等於沒答。近來得到一些啟發，有點新意，再分析一次吧。



首先要說的，是中國二十五年來平均每年百分之九左右的增長率，應該是低估了，低估了相當多。兩個原因。其一是重要的個體戶的高速增長，尤其是八十年代，不容易算進國民收入增長之內。其二是九十年代的產品與服務的質量急速上升，大部分沒有算進去。這低估可信，因為回顧二十五年前中國人民生活的情況，每年百分之九的復息增長與今天在國內見到的情況是脫了節的。太明顯的脫節不需要數據支持。就是用百分之十二的復息增長率（二十五年實質國民總收入增加了十六倍），也可能低估，但要看不容易搜集的數據。



今天，個體戶的收入愈來愈多被算進國民收入之內，而質量的上升是無可避免地緩慢下來了。這樣看，要再來二十年以往二十五年的實質高速增長，機會不高。問題於是成為，今後的二十年，中國可不可以繼續現有的統計，有百分之八至九的高速增長呢？答案是有可能，但不容易。說有可能，因為歷史曾經出現過。七十年代初期的香港，經濟比今天國內的還要成熟，但經濟增長率連年保持雙位或近於雙位數字。日本七十年代的經驗也支持這看法。說不容易，因為歷史的經驗說，經濟達到目前中國的情況，行差踏錯可以一蹶不振。不要忘記，日本的經濟不振已經有二十個年頭了！



經濟政策的「行差踏錯」有兩類。其一是大步錯，或大錯一兩步。大錯頭痛較少，因為經濟老手一望而知，大聲疾呼，政府不聽也就算了。要大手修改大錯比較容易對症下藥。麻煩是第二類。很多小錯，每項不明顯，加起來可以是致命傷，但政府不容易相信，壓力團體各佔一項，要修改無從入手。這是貝加對中國前景不敢看好的原因：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了某一點，總會引進多項對經濟發展不利的政策。他是指我曾經說過的最低工資、福利經濟，等等，但其他的劣策還可以有很多。



寫這篇文章，起於讀到兩個報道，少人注意，但重要。其一說北京考慮徵收石油產品稅。看來小事，但雖小亦大矣。今天世界工業競爭激烈，一般「接單」的廠商獲利甚微，你加石油稅而人家不加，電費與運輸、交通等費用高人一點，長遠看很麻煩。舉世都用同樣的石油供應，哪個用得多就哪個發展得快，你加稅節省而人家不節省，是害了自己。



一般的估計，是不論新發現，石油的儲存量還可以供應地球百多年。發明新能源是早晚的事。石油價高當然不妥，但有些明顯的好處：鼓勵探採外，更鼓勵新能源的研究。



今天的石油價格比我預期高，可不是因為好些人說的中國增加需求（這增加不會導致油價突然飆升），而是因為伊拉克的情況導致中東政局不穩，促成了卡特爾（cartel）戰略訂價的麻煩。地球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原油集中於中東，風吹草動就出現卡特爾的形勢。這形勢使油價的變動很難推測。一方面，卡特爾的成員大家一起不增產，托高油價，大家得益。另一方面，任何一個成員增產多銷，自己賺錢更多。每個成員於是有增產減價的意向，但如果所有成員都那樣做，大家一起受損。



卡特爾價格的釐定，不需要互相協議或互相串謀，只要你看著我，我看著你，每個成員都希望自己能成功地偷步，增產減價。在這情況下，沒有誰增產減價是需要有某些事項維護著大家不偷步增產的信心。



當七十年代初期中東的石油卡特爾減產托高油價時，經濟學者一般預期不能持久。後來油價持久高企的原因，是美國推出一個複雜無比的Entitlement Programme政策。這政策的簡單效果，是美國大手津貼石油進口！這就托住了油價持久高企不下。後來美國取消了該項傻政策，油價下降了三分之二。我認為這次石油卡特爾訂價再形成，起於伊拉克之戰，但不幸地被托住，則因為跟著的恐怖活動導致的政局不穩，使人有遙遙無盡期的意識。



第二個令我更不安於心的報道，是歐洲重施中國紡織品進口配額與美國考慮重施配額，導致中國紡織業的生意急速下降，不少訂單跑到印度那邊去。這些年，站在中國那邊看，我擔心印度。他們人多，聰明，英語好，工資低，懂得做生意。他們的經濟發展也有看頭，無疑是二十一世紀中國的主要競爭對手了。



不要誤會，我絕對不是希望印度的經濟搞不起來。歷史的經驗說，沒有誰可以在窮人身上賺到錢。我衷心希望印度的經濟會搞起來，就是搞得比中國富裕我也高興。中、印二國佔了地球四成人口，大家一起發達，互相貿易、互相得益，何樂不為哉？自由競爭，自由貿易，大家讓商人找尋自己的比較優勢發展，歷史上沒有出現過一方贏一方輸的例子。問題是如果加進政治的左右，或因為某些人為的局限而使國家的政策頻頻失誤，則一方輸或雙方皆輸就容易發生了。這樣看，印度的發展對中國就有威脅了。



比方說，如果在紡織業上印度真的比中國有成本優勢，那麼中國禁止印度紡織品進口我會破口大罵。但如果印度沒有成本優勢，只因為中國有配額限制而讓印度的紡織業搞起來，中國不幸，長遠一點看印度也不幸。在自由市場競爭的發展中，成本的轉變可以讓某國的某行業失利倒閉，但這種轉變市場一向應付裕如。香港曾經造假髮冠於天下，後來成本不夠人家低，被殺下馬來，製造商轉到其他行業去，經濟整體的損失就談不上。



我擔心的是國際政治左右了市場依照比較優勢定律的運作，而更頭痛是這些左右一般會促使一個國家為了應對而作出錯誤的經濟政策。我認為北京要完全不管國際政治，只管搞好自己的制度，讓商人有良好的環境自由發展。不易辦到，難於登天。經濟競爭本來互相得益，沒有輸家，但錯誤的政策可讓一方把另一方殺下馬來，或雙方皆敗。競爭可以互利，也可以互害。



從近代歷史看，日本的不幸是前車可鑒，德國的不幸也是前車可鑒。國際政治無可避免，但只要中國本身的經濟政策不出大錯，也沒有多項小錯，再繼續高速發展二十年是不苛求的。這不容易；老實說，我有很大的保留。

中國是個怪地方——覆李怡

那天寫《希望帶李怡暢遊神州》，發稿後收到通知，指我說李怡比我年長一兩歲不對，要改為年齡相若。我想，自小過耳不忘，怎可以記錯李怡的年歲呢？跟記起來了。二十多年前，在一個宴會中，有人把我與李敖、李怡相提並論，說年齡差不多，一個比我大一兩歲，一個比我小一兩歲。我把二李搞亂了。



不認識李敖。最近他火燒神州，聽來過癮。我想，與今天的正規學者相比，我們三人打個七折也算是才子吧。可惜都老了，而天下間沒有老才子這回事。李敖鬥志旺盛，魄力不減當年，但李怡看來像我一樣，有點經不起時代的蹂躪！



四十多年前在美國求學，師友老是問：中國人有上蒼賜予的天賦，有深厚的文化，怎可以搞成這個樣子的？問的是一個怪現象，深不可測，我幾年前才找到答案。二十年前跑北京，宴會中一位高干對我說；教授呀，你不懂中國的情況！我想：又是那一套，難道你比我懂嗎？



今天下午見到周其仁，大家談的當然是中國經濟。我對他作了個比喻，說一個運動員跳高八呎，所有專家都說這運動員不懂得跳，姿勢奇劣，方法犯錯不少，建議多處要改的，分析得似模似樣。但我想，跳高八呎是人類紀錄，這運動員在某方面一定跳得對，對得神奇，專家們墨守成規，有一天會見笑天下。該運動員跳得怪，正如中國是個怪地方。



這些年不少專家朋友說：中國的經濟是泡沫，是虛假現象。我想，超重的貨車把新建的世界級公路一下子就壓壞了，難道車中載的是盤古初開的石頭嗎？那天好奇地考查裝修用的磁磚，研究了兩個小時，高檔比高檔，國產的與進口的我怎樣也分不開來，進口比國產價高三倍。毫不虛假，沒有泡沫，但不合常理，有點怪。



李怡比我幸運：他沒有我那樣大的爭議性。我比李怡幸運：我的求學際遇比他的好。除了這些，讀者只要看他和我的文字，推理的思維，觀察的視野，就知道我們一起曾經滄海。他說自己對共產中國作出過錯誤的判斷，有點苦味，何必耿耿於懷呢？中國是個怪地方，看錯了不等於不是才子。



我自己是看對了的。一九七九年到廣州走了兩天，回美後想了一年，於一九八一年寫成了《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路嗎？》，推斷了中國會走今天的路。不是智力高於李怡，而是時間上我佔了優勢，加上當時我對交易費用與制度運作的關係的掌握，今天高斯與巴賽爾等朋友認為不可能更好。這是際遇，是我之幸，誇張一點說也是中國之幸。



幾年來我為中國這個在姿勢上頻頻出錯的運動員能高跳八呎日思夜想。兩年多前決定了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競爭是重心所在。但為什麼中國會有那樣熱鬧的地區競爭呢？一個月前我找到肯定的答案。不想寫出來，但希望找一兩位懂中國傳統的朋友解釋一番，炫耀一下，第一個想到的是李怡。在辛辣文字的背後李怡客觀，接受邏輯，想得快，而像我一樣，他也衷心地希望中國會好起來：人民的生活有改進，個人的自由空間擴大，知識不斷增長。



不敢說是受到我的影響，但中國改革的方法與路向無疑與我二十多年前在《信報》提出的很相似。可能是中國影響了我。也是際遇。但這樣掌握中國的經改脈搏，我還要花幾年時間才能理解為何可以高跳八呎，說中國是個怪地方是對的吧。

《張五常英語論文選》目錄

張五常英語論文選
Economic Explanation: Selected Papers of Steven N. S. Cheung


Foreword by Ronald H. Coase
自序：求學奇遇記
（Author's Preface: An Intellectual Odyssey）

I. Three Lectures
1. Economic Explanation: Let Us Ride with the Surging Tide
2. Deng Xiaoping's Great Transformation
3. The Transaction Costs Paradigm

II. Contract Theory: form Sharecropping to the Firm
4.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nd Sharecropping
5. Transaction Costs, Risk Aversion, and the Choice of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
6. 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and the Theory of a Non-Exclusive Resource
7.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8.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Transaction Costs
9. On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II. Social Cost Theory
10. Coase, Ronald Harry
11. The Fable of the Bees: An Economic Investigation
12. The Theory of Inter-Individual Effects and the Demand for Contracts
13. The Myth of Social Cost

IV. Intricate Pricing Arrangements
14. The Enforc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in Children, and the Marriage Contract
15. Rose Bowl vs. Hong Kong: The Economics of Seat Pricing
16. Commodity Futures: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ommodity Exchange and Crude Oil Exchange

V. Price and Rent Control
17. 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18. Roofs or Stars: The Stated Intents and Actual Effects of a Rents Ordiance
19. Rent Control and Housing Reconstruction: The Postwar Experience of Prewar Premises in Hong Kong

VI.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20. Property Rights and Invention

VII.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21. Irving Fisher and the Red Guards
22.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中文譯版）
23. China in Transition: Where Is She Heading Now?
24. Privatization vs. Special Interest: The Experience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中文譯版）
25. Economic Interactions: China vis-a-vis Hong Kong

VIII. Political Economics
26. Why Is There a Lack of Freedom Under Communism?
27. A Simpli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of Corruption
28. The Curse of Democracy as an Instrument of Reform in Collapsed Communist Economies
29. Common Property Rights

IX. Newspaper Commentaries
30. China's Ten Black Marks
31. From China Maids to Rents-a-Slave
32. Learn From China's Experience
33. On the Wrong Wave Length

Index

月餅盒的故事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這是蘇子《水調歌頭》起筆的兩句，沒有誰可以那樣瀟灑吧。想到這首千古名詞，因為最近國內在月餅盒的玩意上引起上頭震怒，立例約束。蘇子死而復生，不知會怎樣想？這裡寫出來，不知讀者會怎樣想？



話說神州經濟有看頭，過年過節的送禮變得隆重其事。是奇怪的文化。起初以為是一種行賄，但好些形式不對，而後來發覺在新春大節時，那裡的小朋友收到的紅包，銀碼一般大得我叫太太不要出手，以免尷尬也。



今年中秋月餅惹禍。國內的月餅盒越來越神奇，競豪奢，不僅餅盒可以龐大如桶，裝潢更令人咋舌，而內裡除了幾個月餅，可能有銀器，有手提電話等。無可置疑，餅盒本身的成本，不計盒中其它八寶，高出月餅的成本好幾倍，一盒月餅可以價高數千元。



冒犯了北京，上頭認為可能是一種搭銷行騙，而餅盒的豪華裝潢是多此一舉，吃餅後多被棄如廢物，於是立法例，指明餅盒的成本不能超過月餅出廠價的百分之二十五。朋友，你同意北京推出這管製法例嗎？



一百年前，美國社會經濟學家T. Veblen（1857-1929）是會同意的。此公提出了conspicuous consumption（炫耀性消費）這概念，成為當時反對自由經濟的重要聲浪，支持者不乏人也。今天國內的月餅盒就是Veblen的炫耀性消費的好例子。應該禁止嗎？



幾年前到浙江大學講話，一位朋友送我一盒熊貓香煙，內裡只兩小包，據說市價六百！盒是木造的，精緻華麗，害得我連香煙也不捨得抽。朋友是「炫耀消費」，你反對嗎？我快將出版的英語論文結集，有兩個版本。精裝版訂購港元二百，豪裝限量版訂購三百八十——只為昂貴布面成本就多花五十元，發神經。這也是炫耀消費，你反對我這樣做嗎？訂購神經版與精裝版的是三與一之比，你情我願，出版商沒有半點勉強。應該立例T止嗎？



好些年前買了一隻鑽石戒指給太太，被人偷了（機場錄像攝清楚是扒手把行李拿走），太太傷心。我知道那是她的心頭好（鑽石是Veblen心目中的炫耀消費），後來補買一隻更好的。跟著吵了起來，因為我不讓她隨便地戴著上街。只吵一小點：對太太重要的是「擁有」——她不是個喜歡炫耀的女人。我呢？太太高興重要，而又認為購買鑽石是一項投資：炎黃子孫開始有錢，而我沒有遇到過一個中國女人不喜歡鑽石，其價理應繼續上升。



我可以舉出數以千計的例子， Veblen認為是「炫耀消費」的。鮑翅撈飯不一定比魚蛋粉好吃，但問題是，如果政府禁止鮑翅撈飯及其它被認為是炫耀消費品，市民不會有魚蛋粉吃。自由經濟就是這樣：你情我願，有人出得起錢，生產者就唯命是從。可以不用，可以不享受，但不言自明地大家為了爭取生活好一點，再好一點，再而奢侈一下，在適當的自由市場下，經濟就搞起來了。



七十年代，我托一位朋友帶一幅百葉簾到廣州給姊姊。海關沒收，說是奢侈品。也說得對，曬太陽死不掉，不是奢侈是什麼，而百葉簾當時大有向鄰居炫耀之效。然而，不容許百葉簾與沒有飯吃是有關連的。



今天中國的經濟還有很多問題，加上國際壓力很頭痛。北京怎還有閒情逸致去管月餅盒呢？我服了他們！

中國風景排行榜

為了攝影我在中國跑過不少風景名勝；有更多的沒有到過。景物欣賞是感情上的事，很主觀，而我這個人對愛與不愛有著強烈的分別，偏見甚重也。對攝影藝術這樣，對經濟研究也這樣——只是後者在分析時我絕對客觀。科學分析要客觀，我於是客觀得彷彿從火星下來看世界；藝術表達要主觀，我主觀得一些朋友要把我殺了。是這樣的一個怪人，但正可能因為這樣，無論藝術或科學，有創意的作品我可以信手拈來，很多的。



我沒有到過好些影友們高舉的攝影勝地，例如新疆、壩上、元陽等。從他們的作品中我看不到這些地方會觸動我的內心和弦。風景是好的，色彩也多，只是看不到李清照或杜牧或辛棄疾等人的詩詞。我喜歡的景物是那些可以強烈地使我遐思，使我想到農民的生活，想到古詩人的情懷，想到中國的文化，想到曾經歷盡滄桑。不一定是古詩人到過的地方，也不一定有可以著書立說的古文化，但總要有點古味，有點苦意，有點淒涼——這樣才襯托得起朝輝夕照，令人不能自已，難以忘懷。



是偏袒的選擇，這裡提供四個地方，依次排列，讀者不妨去品嚐一下。



（一）廣西的陽朔是首選。雨水太少或太多都不宜，荷花開的時節最好。那裡的酒吧街在晚上氣氛頂級，不趕著早起攝影的不要錯過。



從幽美的角度看，陽朔獨步天下。離那裡半個小時車程的興坪，租船游漓江最適當。不要省錢了，人民幣三百可以獨佔一艘坐二三十人的船，黃昏的前後三個小時足夠。幾個談得來的朋友，一兩瓶紅酒，不要忘記帶幾隻夜光杯，只在江上來來去去，到夕陽西下，漁光點點才找食肆去，毫無感情的人也可以寫出一首詩。



從陽朔北行五分鐘車程，有一處叫遇龍橋的地方。橋小，古雅的，在橋上北望，你會見到天下最幽美的大場面風景。宏偉的大場面易找，幽美而廣闊的難求。晨曦日暮，帶張小凳子到那橋上坐半個小時吧。



陽朔以南十多公里內，到處都是景，無不幽美，所有橫向的小路你都要試試，天還未亮的光最好，要早起了。



陽朔東行，向賀州走，個多小時車程你會遇到天下最迷人的荷塘。可惜光線最佳是早上五時三十分起，有大約四十分鐘。我第一次到那裡是下午一時，光線差。過一年再去，光對了，可惜雨水太多，一朵荷花也見不到。荷塘水過多是沒有花的。附圖是早上六時攝得的，沒有花也迷人，有花可想而知。該塘的荷花是為觀賞而植的，白的紅的黃的都有，但你要比我運氣好。



（二）徽州，這包括安徽南部的黃山與江西北部的婺源。村古山古，氣勢磅礡，騷人韻士留連忘返之地也。黃山眾所周知，用不著我介紹。婺源這幾年被鬼子佬譽為神州大地最美麗的村落，是對是錯我拿不準。影友們喜歡在暮春四月到婺源，因為那裡遍地黃花——油菜花是也。個人認為油菜花過於整齊，比不上小唐菜的黃花。後者在上海的浦東可以找到，襯托著水蜜桃的黑樹幹與粉紅色的花，堪稱絕景。可惜如果菜價高，農民會在小唐菜開花前採摘出售，見不到。去年巧遇菜價低，魚與熊掌兼得矣。



少人知道的，是從婺源到黃山的兩個小時車程中，開頭一個小時是我見過的最美妙的山水與農田合併的風景。也要在晨曦看：太陽從右方斜射而下，把溪水照得像白銀從山上滾下來。



（三）湖南的張家界。這幾年張家界大名遠播，但我認為應該還再大名一點。沒有古文化，是古天地，據說是二百萬年前從海上冒升上來的。為遊客修葺整理只是十年多前開始，要加進的服務設施仍多。今天算是可以暢遊。



我是深秋去的，喜見那裡的黃葉，但春天會比較好：水較多，鮮花盛放。金鞭溪、天子山、寶峰湖等景點，導遊不會放過你，無疑值得去。



張家界的獨特處是壯觀，奇而不怪，觸目驚心，但有很古很古的味道。最奇異是目光所及，你會覺得都是從來沒有人踏足過的地方——起碼我是這樣想。人不能到，鳥飛不下，無數的巨大石柱靜悄悄地屹立，小小的蒼松新陳代謝，二百萬年沒有人觸摸過。這樣的景象容易觸發遐思，使觀者想到自己生命的短暫，自己比滄海一粟還要渺小。



沒有人類文化的痕跡，大自然的歷史就在眼前，這是張家界。十年來遊客急升，來自日本、韓國、台灣、香港等地的無數，但西方遊客卻奇怪地少。不明白，因為我認識的西方朋友會恨不得見到這個地方。可不是嗎？他們對美國大峽谷的奇景讚不絕口；我認為大峽谷比不上張家界。



（四）四川九寨溝。名不虛傳，但個人的選擇是把九寨排在第四位置。這可能因為那裡的景觀在西方不難遇上，可以相提並論。九寨的管理局辦得好。入溝後的車路方便，而更重要是他們用木板建造了六十多公里長的棧道，好走，可以看盡那知名天下的九寨的水。



去九寨要碰巧。每年十月中是葉色最華麗的時刻，但九寨的重點是瀑布，而後者要幾天雨後才令人歎為觀止。陽光也是問題。那裡山高樹多谷窄，沒有陽光九寨的水與葉都要打折扣。

巧中之巧，我到九寨與鄰近黃龍的幾天，所有條件都一百分。自己攝影的法門與攜帶著的器材，無不適用，可謂天衣無縫矣。這樣的攝影際遇不會再遇上。



從攝影的角度看，神州大地還有兩個地方可能適合我的手法。其一是黑蠻的故鄉鳳凰。到過那裡的影友有保留，但我見到的照片，是我善於處理的景物。其二是一位朋友對我極力推薦的貴州。影友們也有保留，但我見到的照片認為這位朋友說得對。

從不知亡國恨說起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看官，上面是杜牧的《泊秦淮》。從詩中最大路的七絕看，古往今來沒有誰寫得過杜牧。



想到這首詩，因為最近在《炎黃子孫的能耐》一文中，我寫道：「抗日勝利六十週年，到處大舉慶祝，有什麼值得慶祝呢？當年以國小知名的日本仔……佔領太平洋一帶，餘下來一小撮蘿蔔頭就把神州殺得烏天黑地。這是恥辱。要是在夢中你問我這個老人家要怎樣『慶祝』才對，我會說：再打過！」



傳到了網上，這幾句話引起非議。有說我這個人好戰，有說我小看了同胞。都不對。我想，小子不知亡國恨，這些回應是來自青年吧。我又想，今天中國的青年向前看，比當年我能看到的好，但他們不知以往，向前走就不會像我昔日走得那樣瀟灑，那樣賣力。



不久前大家責罵日本仔篡改中日戰爭的史實，我沒有異議，但我想，篡改史實日本仔怎比得上炎黃子孫呢？當年還不是歷史時我們就篡改了。可不是嗎？明明給日本仔殺得落花流水，國軍奔逃如喪家之犬，報章的大字標題總是說：我軍轉移有利陣地。農作收成，日軍照例到農區收糧餉，予取予攜，大舉蹂躪老百姓，國軍不知躲到哪裡去。日軍得糧撤退，報章標題說：我軍收復失地——內文滿是英勇事跡。



朋友，不相信嗎？到重慶走走吧。當年國民黨選重慶為都，因為該市山多霧大，容易躲起來。一九九三年我帶佛利民到重慶時，見到山頭的防空洞無數，悲從中來，想：中國人有那樣大的本領在石山上挖那麼多個洞，鬼斧神工，衝出去殺、殺、殺不是簡單一點嗎？



不要誤會，我不是叫中國的青年回頭去挖自己祖父母的瘡疤。我只希望他們能知道自己存在的是一個怎樣的時代，一個怎樣的地方。漠視以往，或迴避過去，不容易知道自己身在何方，不容易珍惜或掌握今天的機會。我從來沒有隱瞞過自己昔日求學的失敗，就是最倒楣時也沒有隱瞞，正因為這樣，一九五九年的秋天，知道自己遇上了機會，就決定殺出重圍了。一九六五的春天，從圖書館走出來時，我知道自己的學問可與大師們平起平坐。



今天中國青年的意識使我擔心。他們不管祖父母的瘡疤是一回事，對自己幼年的經歷也患上了失憶症。同學說，任何人今天在網上贊北京幾句，必遭責罵或反駁。不滿於現實是人之常情，而對北京經濟政策的批評我寫得比任何人多，但從來沒有說我可以改革得更好。中國青年認為他們更有本領的意識，顯示著他們漠視了應該記得的以往。



二十六年前到廣州一行，晚上的街道漆黑一片，飯店缺飯，找隻雞蛋要走後門，講關係。十七年前跑到上海招呼佛利民，在城隍廟肚子餓，要買幾個小籠包，沒有糧票買不到。一位途人見我那樣可憐，從錢包掏出幾張糧票給我。給他錢不要，說是送的。我立刻對佛老說：上海的糧票不值錢，中國的改革看來了不起！他點頭同意。這是行家對話了。



嚴格地說，長三角一帶的經濟起步，是鄧主任一九九二南下之後開始的。從窮鄉僻壤發展成為可能是歷史上最龐大的工商業中心，只用了十三年時間，罵歸罵，大家理應站起來，把帽子脫下才對。



贊完了，下一篇我會破口大罵。

希望帶李怡暢遊神州

曾蔭權快要帶立法會全體議員游珠三角。我想，珠三角有什麼好游的？不是說珠三角沒有什麼了不起，但中國值得看的地方，如果只看一次的話，珠三角不入圍！



一些議員久別神州，還沒有再看，就準備提出建議，彷彿是戴了有色眼鏡似的。中國是一個怪地方，不容易看清楚，而不清楚則無從評價。這些日子，什麼民主不民主、普選不普選，是大話題。我於是想，有機會我要帶一個信奉民主投票的朋友到神州大地走走，對他解釋一番，看看他的反應如何。但我要選誰為對象呢？



我想到李怡。年齡相若，國事上大家曾經滄海，雖然我是遠為麻木的。他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有深厚的認識，但不可以讓我很多。他的血比我的熱，但智力差不多；大家客觀，想得快，接受推理。李怡我是容易處理的。要不是他說服我，就是我說服他，總會達到大家同意的結論，不會吵起來。



我是研究經濟制度的，研究了四十多年，古今中外的各種制度都涉及過。但我從來沒有遇到像中國那樣的制度。開放改革了二十多年，今天塵埃漸定，雖然還會繼續演進，但可以讓我們看清楚是怎樣的一種制度了。我自己是到今天才肯定地掌握到中國經濟制度的要點與架構的大概。



我要對李怡細說一個問題。經濟制度是產權制度，可以千變萬化，而在大概的私產劃分（指資產權利有清楚界定的安排）的那類中，可以有很多細節不同的安排。今天中國的資產權利界定，從細節的組合看，人類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沒有掌握到這制度架構的要點，不理解這制度的運作功能，評論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沒有人否認，這些年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個奇跡，可能是歷史上最神奇的。我於是問：制度上中國做對了些什麼？答案大致上我是找到了的。另一方面，一個可取的經濟制度，可能有不可取的副作用。究竟這些不可取的是否無可避免呢？如果無可避免，我們只能衡量這制度的整體，不可妄動修改。如果可以避免，提出建議修改是應該的，只是不容易判斷「可否避免」這問題，要花時間作分析。不管怎樣說，有疑問或擺明是錯了的經濟政策，中國今天還不少。這可見現有的制度架構的本身有其獨到之處。



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息息相關。後者我沒有深入調查，而政治觸角我比不上李怡。地區性的政治架構相當公開，只是北京上頭的我不便查詢。以我之見，中國的政治制度也是自成一家，歷史沒有出現過，但我不是專家，沒有我對經濟制度的判斷那樣肯定。搬開我不懂的北京政治體制，地區的體制既非一般人說的民主，也非獨裁，而又不像是在二者之間。我對究竟是哪一種沒有興趣，思想老是集中在地區的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關係。目前的看法，是這兩個制度配合得適當。至於可不可以有更好的配合，正如高斯寫張五常，我永遠不管這種問題。



我不懷疑李怡會認同我的治學態度與研究方法，希望他能分享我對中國的分析，提點一下我可能錯的判斷，尤其是政治那方面。但可取的、不可取的各方面，他要自己親眼見到，我才容易解釋。

學術英雄無覓矣！

人類不可以沒有英雄。然而，哪方面可以成為英雄，怎樣才可以成為英雄，不斷地在改變。朋友，你要作英雄嗎？昔日走這條路或那條路有機會，今天可能行不通。很抱歉，我不能教你。



戰場曾經有英雄。三國時期關雲長單刀會魯肅，張飛喝斷長板橋，宋朝出了個岳飛，十九世紀初期法國有個拿破侖，二戰美國有將軍巴頓——皆英雄也。今天，先進的科技武器淘汰了戰場英雄。十多年前的波斯灣之戰，美國使出星球大戰的殺手鑭，威力驚人，但英雄安在哉？



二十世紀是個主義時代，亂吵一通，戰亂無數，打得糊塗——於是乎政治英雄輩出，數之不盡。英、美與蘇聯鼎足而三。於今塵埃落定，說得上是政治大英雄的再見不到了，也想不出何時會再跑出來。我想，人類最後一個政治大英雄應該是鄧小平吧。



科技的發達淘汰了戰場英雄；主義的失落淘汰了政治英雄。這二者是我發明的英雄定律。寫這篇文章，是因為察覺到學術上的英雄也開始消失了。這是悲劇。



不久前我與一位外甥通電話。這小子當年在香港沒有大學收容，一九七○年跑到美國拜我為師，孺子可教，傳授了他幾手讀書法門，只六年就拿得物理生物博士，今天是大教授，著作等身，被譽為當世研究生物細胞的一位頂級人物。我問他有沒有機會拿得諾貝爾獎，回應是機會近於零，且感慨地說，生物學早就沒有革命性的思想了。



這位外甥之見是，今天的生物研究是積木遊戲。在同一題材上很多人參與，以積木的方法砌上去，每篇文章有幾個作者。文章都重要，都不重要！他解釋說，認為每篇文章重要是因為每篇是一所大建築的其中一塊積木；認為不重要是如果把十塊八塊積木抽起，該建築物不會倒塌下來。當諾貝爾獎頒給某所建築物，必有爭議，因為不容易同意哪一塊或哪幾塊積木是重要得不可或缺的。



我問：「你是說生物研究今天沒有英雄嗎？」他回應：「舅父呀，上一次生物學大英雄的出現，是半個世紀之前的事了。」我於是想，再沒有大英雄的學問，有誰還會奮不顧身地打衝鋒呢？我又想，有商業價值的，有機會大發其達，還會鼓勵打衝鋒，但純為學問的學問，毫無商業價值的，不可能成為英雄是一盆冷水。



我於是想到自己從事了四十多年的經濟學。這門學問沒有出現過大英雄，大概有三十年了。聰明才智的參與者眾，但都提不出足以立竿見影的思想。經濟學看不到新英雄的日子，沒有三十也有二十五年吧。



是奇怪的現象。生物學與經濟學顯然很不相同，但說英雄卻有雷同之處。我平生沒有跟他人聯名發表過一篇英語文章——我那一代聯名著文不多見——但今天經濟學的聯名文章愈來愈多。這發展與生物學如出一轍——雖然生物學聯名遠為普及，而每篇的聯名人數也較多。聯名發表，個人英雄就不容易產生。我知道生物學為什麼今天聯名普及：一項研究要一組人分工合作，是高科技實驗室的一般處理。但經濟學的聯名愈來愈多，就不是那樣容易解釋了。



一個可能，是經濟學再沒有昔日的可以獨自思考而把一個新理念殺出重圍，因而轉向積木性的合作。這與生物學的發展是類同的。這樣看，積木合作不是因為建築工程龐大，而是可以獨自思考的新意再不容易找到，或求之不得。這與生物學類同，只是後者的實驗室研究工作愈來愈複雜，單人匹馬應付不了。



不管怎樣說，石破天驚的大文，革新一個思維或開闢一個新天地的經濟學文獻，二十多年來絕無僅有。今天美國的不走博弈理論路線的經濟研究院，學生被規定要讀的文章，我這個老人家大都讀過，而數十年來我不讀他家之作是行內知名的。發表過大文不一定會成為英雄，但沒有大文肯定不會。學術英雄靠思想起家，拿不出有深遠影響的思想，靠積木，就算拿下諾貝爾獎也建立不起英雄形象。生物學如是，經濟學也如是。



我要說的，是學術的思潮有漲的時候，也有退的時候。潮退時算你天才絕頂，要搞起微波很困難。一個思想家能在潮退時搞起風浪，數世紀一見！次一等的是像我那個水平的人，為數不少。這些人要有潮漲的協助，要頻頻踩中有啟發性的題材，要懂得掌握時機，也要有魄力與拚搏品性。我在歷史上經濟學思潮上漲得最快的時刻身處其間，環繞著我的皆一時才俊，際遇不可能更好，只是自己掌握有失誤，天意也！



於今回顧，以馬歇爾為首的新古典經濟學，英雄輩出，但到了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英國的魯賓遜夫人與美國的費沙把這學問推到了盡頭，從純學術的角度衡量，之後潮退得快。跟著是經濟大蕭條與二戰的干擾。捲土重來的導火線，可能是老師艾智仁於一九五○年發表的一篇關於進化與經濟理論的文章，談驗證假說的哲理。幾年後佛利民再談，經濟學的方法論吵了十多年，使理論是為了解釋現象的觀點趨於時尚。



六七十年代是西方經濟學最熱鬧的日子，有三個解釋現象的題材紅極一時。其一是貨幣理論的爭議；其二是人力資本的研究；其三是產權界定與交易費用的分析。後者今天被稱為「新制度經濟學」，我從第一天起搞到今天。時間不可能再好，而我是第一個推出合約理論的人，佔據了這門學問的中心地帶，於是有天時、地利、人和之便。



掌握失誤，有三個原因。其一是選大不取小，選了幾項過於龐大的題材，力不從心。其二是否決了自己提出的「卸責」理念，對這理念發展出來的博弈分析不聞不問，成為離群之馬。其三是一九七九年起轉向中國經濟改革的分析，雖然學得多，有新見，但不是國際關注的學術話題了。



人類不可以沒有英雄。這些英雄今天都跑到哪裡去呢？跑到工商業那裡去。

黃牛也有道

香港迪士尼樂園開幕，有人在門外賣黃牛門票，低於原價，因為有些內地客趕不及享用。迪士尼報警，警方拘捕了一男一女。迪士尼何必報警呢？沒有串謀的炒黃牛，對老闆有益無害。



一位律師解釋，說香港的法例，是在網上賣黃牛票，高於原價的犯法，低於原價的不犯。（這是說，網上與街上的黃牛法律有別。）香港政府是否嫌錢多，要管這些市場瑣事呢？法治高明如美國與加拿大，網上炒黃牛票無日無之，政府不管。炒黃牛一般起於消費者的預期失誤。我老早不打算去看某節目，臨時要過癮一下，願意出高價，有黃牛之便於我有利，其他人也有利。或者我早就買下門票，臨時有事不能參與，委託一位黃牛佬替我把門票轉讓，於我有利，黃牛老兄有利，因為我放棄而得門票的人也有利。



香港五十年代，電影院炒黃牛盛行。影院的老闆一致反對，逼使政府立例禁止，於是影院門外「散水」之聲頻頻，警察老兄東張西望，勁力十足，拉不到黃牛，但有茶錢落袋，熱門電影有骨落地也。



為什麼昔日香港的影院老闆反對炒黃牛呢？因為售票員與黃牛佬串謀，開場前先「賣出」最佳座位的一部分，黃牛炒不出去可以退回給售票員。這樣，老闆反對炒黃牛理所當然，但為什麼香港政府當時嫌錢多，要替影院老闆免費服務呢？老闆管理自己的生意不善，禁止炒黃牛理應由老闆出錢。可能當年香港的警察局隻眼開隻眼閉，要讓低檔次的差佬賺點外快。



八十年代，神州大地的客機往往買不到機票，說是沽清，但上機後座位卻空空如也。想來可能是航空公司職員與轉售機票的旅行社一起發明的惡作劇，拜昔日香港的電影院為師。



香港迪士尼發現炒黃牛是開幕的第一天，不可能有上述的串謀，報警拉人既不明智，也損害了自己的形象。



寫過了，世界大都會倫敦，不斷上演的好幾套音樂劇永遠是全年賣清光，有時甚至沽清兩年座位。然而，黃牛販子有不同級別，皆設立檔口，只要顧客出價夠高，開場前幾個小時可得門票，上佳座位也如是。我的解釋，是音樂劇的老闆不反對黃牛安排，讓他們判斷個別顧客，以高價招呼像我那種事前沒有預訂門票的旅遊者。這是經濟學所說的價格分歧，老闆出售的票價會因而較高，黃牛與遊客皆得益，何害之有？



幾個月前要看世界乒乓球決賽，太太在上海找到一位黃牛仁兄，說擔保只要我們不嫌價高，任何時候都有門票。說明是最佳座位，票價比原價高出大約百分之五十。殊不知男單決賽都是中國選手，不少持票的不要看。黃牛仁兄於是說，等等吧，開場前半個小時的票價會更低。他擔保一定有上佳座位的票，後來我們以半價得享最佳座位。黃牛也有道，炒賣已經出售了的票，受損的是誰呢？



老闆反對炒黃牛，主要是因為上述的串謀使老闆受損，但既然起於老闆自己管理不善，報警拉人的費用應該由老闆負責。一位朋友說黃牛可能賣假票，應該禁止。賣假貨應該禁止，但我沒有聽過有假黃牛票這回事。說過了：黃牛也有道。

炎黃子孫的能耐

今年一月，依照世貿協議，歐洲與美國取消了中國紡織品的進口配額。中國紡織品跟著大量湧進，歐盟與中國達成協議，重施配額至二○○八年。美國與中國談不來，要在十月一日單方面重施配額，看來還會再談的。



中國的紡織品大舉湧進歐美，使歐美陣腳大亂。一個因素，是進出口商預期政府會重施管制，於是搶先輸進，但主要的因素還是歐美的政府事前算錯數。世貿協議不是話協就協，而是經過多年洽商，大家討價還價，互相認為有利可圖才協定的。該協議施行後中國義無反顧，言而有信，但歐美卻顯得手忙腳亂，叫起救命來。為什麼呢？壓力團體的麻煩他們不可能不預先知道，而世貿協議的條文早就請教過壓力團體。結論只有一個：歐美的政府低估了炎黃子孫的生產力，低估了很多。



思往事，感慨千萬。抗日勝利六十週年，到處大舉慶祝。有什麼值得慶祝呢？當年以國小知名的日本仔東炸珍珠港，同一天西炸啟德機場，跟著派兵佔領太平洋一帶，餘下來一小撮蘿蔔頭就把神州殺得烏天黑地。這是恥辱。要是在夢中你問我這個老人家要怎樣「慶祝」才對，我會說：再打過！



說炎黃子孫貪生怕死不對，但歷史說漢人是不喜歡打仗的。中國人有時欺騙，有時盜竊，假冒頻頻，而今天在網上喜歡吵罵，但沒有幾個是魯迅筆下的阿Q。他們吃得苦：一個女人可以一隻手抱嬰兒餵奶，另一隻手車衣；一個農民可以只憑一瓶清水，幾片麵包，跑到工廠區作園藝十七個小時。他們肯拚搏：抗戰期間，上海拉黃包車的苦力，操業後平均壽命只有五年，但明知故犯，參與者眾。他們的手工藝好得出奇：壽山的微雕可以納須彌於芥子，蘇州的刺繡不見到不會相信。他們沒有讀過多少書，大智慧談不上，但小聰明所在皆是。



前些時到浙江的義烏一行，那個以小商品市場知名的地方。觀察後，我對同行的一位朋友說：中國的商人很奇特，只有數分錢利潤的生意他們也做的。這位朋友的觀察力不俗，立刻點頭說同意。天生使然吧：中國的商人永遠不算歷史成本（過去的成本不應該算）。他們可以跟你議價半天（成為歷史成本），然後多多少少總要做你的一小點生意。



回頭說世貿協議，經過好幾年的洽商期，老外就是摸不準上述的炎黃子孫的能耐，於是「中了計」。其實打錯這種算盤沒有什麼大不了。地球一體化看來是早晚的事，調整不夠快，或反應遲鈍，會有一大段麻煩日子，也會讓不知就裡的輿論吵得頭痛。但經濟學裡的比較優勝定律不可能錯，開放貿易會互相得益，只是在調整期間，某些人會受損，或要轉業，或收入下降。個人認為無可避免的大局轉變，早一天「走位」適應是理智的。



不管怎樣說，我還是擔心中國老百姓的教育問題。能到國外求學的是很少數，而喝過洋水的今天在國內高人一等，顯示著不大妥當的中西歧視。國內的學子求學認真，但大學一般辦得不好。是敏感的話題，有機會我總要批評一下。我的遺憾，是中國還沒有出現一群搞大學問的人。我知道，在適當的環境下，小聰明是會升為大智慧的。

從中西兼通數天下評論英雄

一位四十八年前在多倫多認識的朋友，闊別了四十六年，最近再遇上，一杯紅酒喜相逢，知道他在生化研究上殺出重圍，是世界級人物，不勝欣賞。暢談間他說常看《壹週刊》。我問：「《壹周》有什麼好看的？」他說：「那裡的專欄作家是香港最頂級的了。」



為老不尊，我想：「有冇搞錯！阿康一本正經，不敢惹他，但蔡瀾、陶傑與區區在下，怎可以認為自己的專欄比『單衣試酒』的日本妹好看呢？然而，《壹周》卻把日本妹逐出場外。」經濟分析於是立刻在腦中轉。



不敢說發了達的肥佬，不敢動御用大狀馬丁，也不便波及才女李碧華。朋友，你認為蔡瀾與陶傑會選自己的一篇專欄呢，還是與一個美女有片刻時機？我不說，你猜猜吧。區區在下又怎樣選呢？我不說，也不准你猜。



是重要的經濟學問，認真的。一個才子的一篇專欄的價值，比不上獨佔一個美人片刻，但在《壹周》欣賞不能獨佔，美人卻又鬥不過才子專欄。想深一層，就算君子如我這個大教授，一個美人在公眾舞台上展出渾身解數，怎樣也比不上這個美人在關上門的一室之內，單對單的對我嫣然一笑！



經濟學歷來有這樣的一個困難話題。物品有共用品（public goods）與私用品（private goods）之分。前者是指我享用，無數其他人也可以一起享用（例如電視節目）；後者是指我享用，其他人不能一起享用（例如吃蘋果）。共用品的經濟分析很困難，自米爾（J.S.Mill,1848）的燈塔起吵了百多年。然而，整個吵鬧的分析，是作為共用品，增加享用的人數，不會影響這共用品對任何一個享用者的價值。這假設顯然有問題。美人一笑，有共用品的特徵，也可以共用，但關上門來單對我笑，個人的價值狂升。這解釋了為什麼有錢人往往把共用品改作私用。



寫上述遊戲文字，是為了示範一下自己的評論專欄是怎樣寫成的。切忌拘謹，放鬆放鬆，在空中亂抓幾下，得題材，閒話幾句就憑想像力天馬行空，務求生動過癮，有關的學問不妨都搬出來。論點是對是錯屬其次，文字讀不通暢就玩完。可以高傲似李太白，也可以瀟灑像蘇東坡，但怎樣也不能把自己放在讀者之上。



咬緊題材，但可以東南西北到處飛，彷彿牽著一線放風箏，要放則放，要收則收，欲擒先縱。個人的經驗，是這種寫法最具說服力。放到哪裡由字數多少決定。寫專欄有大約的字數規限，老手要長則長，要短可短，處之泰然：文成後電腦算字數，與意圖的差不到百分之五。行行有狀元，可以信矣。



阿康數次向我提及西方幾位評論專欄大師，佩服得五體投地。這些名家以前我讀過，讀不多，為寫此文再拜讀一下，認為他們的英文有風格，也有文采，而作者世故深，觀察力強，聰明。但他們寫的是經濟學之外的話題，沒有科學規格，分析力如何不易打分。個人認為，這些大師不懂得放風箏，說服力於是不怎麼樣。



老外的經濟大師寫評論，專欄功力及不上阿康的幾個偶像。這幾年大紅大紫的克魯曼我還沒有機會讀過，熊老弟秉元曾經把他與我相提並論，有機會一定拜讀拜讀，說不定可以偷師。貝加的分析力冠於行內，但他的經濟評論專欄卻看不出來。我嫌他寫得太拘謹，也脫不了大教授自上而下的意識。始創經濟專欄的可能是佛利民，停筆多年，當時寫得比對手森穆遜生動過癮。於今回顧，佛老的變化不夠多。用不同題材重複觀點，有增加說服力之能，但個人還是認為放風箏的方法較為上算。



幾天前在《還斂集》發表《中文有機會成為國際語言嗎？》是觸發寫本文的起因。姑勿論中文會否成為國際語文，無可否認的是鬼仔學中文的急速上升。六十年代後期日本經濟起飛後，老外學日語熱鬧過一陣。今天的中國是當年的十個日本，中文國際化的機會理應高十倍。



撇開中文國際化不談，地球一體化（globalization）正在發生，看來會繼續發展下去。這樣看，將來寫專欄的天下高人是要中西兼通的了。語文不一定要中西兼通，但文化中西兼通是需要的。地球一體化，文化懂西不懂中或懂中不懂西，不可能成為評論專欄高手。花落誰家是個有趣問題。



我不客氣地考慮自己，認為如果以英文下筆不會寫不過阿康拜服的幾位偶像，而自己對中西文化的認識，是真是假可以擺擂台。可惜快七十，超齡，而評論比賽是沒有老人組別的。在香港的後一輩中，我這個老人家真的想給他們打打分，排列一下，但恐怕給阿康殺了。還是按地區說說吧。



論知識，西方寫手優勝無疑問，但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卻遠不及炎黃子孫認識西方文化。今天，就算不懂英文的國內學子，不能不讀到那裡的書店滿是關於西方文化的中文或中譯書。目前國內寫評論的大不乏人，不少具天賦。問題是國內寫評論缺少了應有的言論自由，而出版行業由國家操縱，不像私營的刊物可以出高稿酬發掘天才。四十年前，美國一個不愁沒有刊物提供地盤的寫手，相當平庸的，家中有游泳池，當然包括住洋樓，養番狗了。



是的，國內的讀物市場大得驚人，不怎麼樣的刊物動不動銷數十萬份，廣告收費比香港高出好幾倍。我因此推斷，如果北京略為開放言論，容許出版私營，牌照無禁，讓肥佬那樣的人到國內大展傳媒拳腳，那麼十年後，天下的評論英雄必有炎黃子孫混在其中矣。



今天的形勢，是香港的讀物市場小，臥虎藏龍會繼續臥、藏下去。台灣的市場大三倍，但那裡的文化很奇特，除了三幾位，其他寫手的文體在大陸沒有市場。



曾經建議肥佬在香港搞英語刊物，但他認為市場太小，不夠刺激。我想，如果他搞，飽讀番書的董橋與陶傑怎樣想我不知道，但阿康與我多多少少會趁機表演一下。嚇鬼子佬一跳不是很有趣嗎？

地球今天很不平！

九月二日報載，在紡織品話題上，中、美談不來，美國決定十月一日重施配額，限制幾項中國紡織品進口。還要再談的，最後結果如何不得而知也。



依照世貿協議，今年一月取消配額後，中國的紡織品大量湧進美國。後者要重施配額，沒有違反。該協議說明，如果進口國的市場受到大震動，可以申請重施管制。翻譯出現了嚴重失誤：中譯說重施管制只能為期一年，不得再申請，但英語卻說「除非再申請」。協議指明文字如有分歧，英文為準。



這次會談不成後，美方對重施配額的解釋，是要「demonstrate this administration's commitment to leveling the playing field for US industries by enforcing our trade agreements.」形容得恰當。足球大賽，球場高低不平，有欠公允，先要level球場才比賽。紡織行業，中國的工資低很多，球場不平也，配額有推平球場之效。困難是地球比球場大很多，推平這處其他多處推不了。反對美國重施中國紡織品配額的美國進口商說，以配額再約束中國的紡織品進口，他們會轉到數之不盡的其他有廉價勞力的國家去，對美國的紡織就業不會有幫助。



是的，地球今天很不平。



最近歐洲重施配額約束中國紡織品進口，市場缺貨，學子開課買不到新衣服，吵得政府一頭煙。那裡的紡織商知道中國紡織配額會取締，好些早就結業。再大興土木設廠產出嗎？還有三年，重施的配額再會被取締，不容易賭這一手。



電腦科技是美國發明的，軟件設計先聲奪人，但這幾年印度軟件專才的工資低很多，軟件外判時尚，而阿差之外，這外判也跑到中國來了。為什麼美國不以配額推平軟件比賽的球場呢？外判通過衛星的訊息通道，政府干預不了！然而，美國因為軟件外判而失業的人不少，不見有人遊街抗議。何解？因為軟件專才的薪酬遠在最低工資之上。另一方面，外判之下軟件成本急速下降，對美國的商業與消費者有利，整體得可償失而有餘也。邏輯說，紡織品也如是，只是美國的紡織工人有最低工資保護，失業轉工有困難。



是不容易理解的政治話題。諾貝爾經濟學的獲獎者，絕大部分是美國人，其中不容易（應該不可能）找到一個贊同美國重施中國紡織品配額。說明什麼呢？說明懂經濟的經濟學者，加起來在美國的影響力是零。布殊總統是個自由經濟的信徒，曾經為佛利民的九十大壽大排筵席。重施配額看來不是他的主意。說明什麼呢？說明權力大如美國總統，鬥不過一些壓力團體及為這些團體工作的議員。



說過了。美國地大物博，人傑地靈。站在世界經濟一哥的有利陣地，地球一體化，可以給資本家「剝削」的廉價勞力暴升，經濟一哥理應笑逐顏開。然而，目前的形勢是倒轉過來，一哥仇視廉價勞力，豈不是奇哉怪也？廉價勞力怎可以難倒有錢有知識的人呢？將來的歷史會記載，這是二十一世紀初期的一個怪現象。



朋友，想想吧。錢在我手，知識由我掌握，你沒有錢，讀不到幾年書，要在經濟上把我殺下馬來，談何容易？這樣看，美國今天對球場不平的投訴，起於兩方面。其一是球場不平，優勢在資本與知識俱佳的美國，但他們奇怪地不懂得利用。其二是在一個大時代的轉變中，優勝之邦內免不了有一部分人受損——那些歷來靠政府協助的人。這些人今天要求政府增加協助，從重施配額看來，政府是唯命是從了。

中文有機會成為國際語言嗎？

看官要讀清楚本文題目。我不是問「可不可以」，或「會不會」，而是問「有沒有機會」。「可不可以」是蠢問題，因為原則上任何文字都可以成為國際語言。會不會呢？昨天我說不會，今天很難說。有機會嗎？昨天認為沒有，今天認為有的。



五十年代到北美求學，英文之外不少學子學法文、德文、西班牙文，而到了六十年代後期日文也有不少問津者。無可置疑，七十年代起國際通訊的費用開始下降——今天跌到近於零。統一國際語言不難理解，而英文是被選中了的。六十年代美國的大學，博士生被規定要有第二語言（asecond language）。但到了七十年代，這規定一般取消了。國際通訊發達，英文佔了先機，普及國際，要取代談何容易？



要把英文趕出國際市場是不可能的。問題是中文有沒有機會成為國際通訊的第二語言呢？最近再考慮這問題，認為有機會，而且看來機會不少。理由如下。



（一）說過了，英文的表達能力比中文強，但效率不是那麼高。別的不說，單是我花了年多時間編輯、校對自己的英語論文結集，勞師動眾，不容易清除錯漏。電腦幫一點忙，但幫助不大。同樣的工作，中文容易好幾倍，其中原因說來話長。



（二）昔日中文不能自己打字，今天用電腦打中文字如斬瓜切菜，快的一分鐘打二百字。據說鬼仔不需要懂中文字，用拼音打進去，中文字會跑出來。



（三）英文實在難學。一個中文中學畢業生的中文寫得通一般文章，一個中文本科畢業生的中文可以寫出讀得通的論文。英文呢？十之七八的鬼仔本科畢業寫不出可讀的論文，不以英文為母語的更是過於苛求了。



（四）這些日子網上有些鬼仔說，中文的文法遠比英文容易，開始懷疑英文的嚴謹文法規格是否多此一舉。他們顯然認為中文可以不計較文法而讀得明，解得通，而說到英文動詞的變化，就是我這個曾經千錘百煉的，不用幾年也要溫故知新。



（五）據說在英國本土，修外文的學子今天選修中文的最多。在美國，教中 文的老師今天供不應求。



上述五項的確大幅地提升了中文國際化的可能性。但我要再說清楚，英文雖然難學，始終是一種很幽美的語言，變化多，表達力強。我還是反對香港推行母語教學。學術上的讀物大部分還是英文，翻譯翻得好的不多見，而在世界任何地區職業要攀升，不懂英文總要打個大折扣。就算中文會國際化，為時甚久，而取代英文則遙遙無期了。



另一方面，我要強調，說中文比英文容易學，是說一般應用的比較容易。要把中文學得卓然成家，談何容易！中文真的要寫得好，不能不管古文，不能不管古詩詞的平仄與長短句。要達到「成家」的層面，中文絕對不比英文容易。中文看似簡單，其實是一門湛深的藝術。只是論到中國語文國際化，鬼子佬用不拜蘇東坡為師。



語言是一種通訊工具，今天見到鬼仔學拼音，我驕傲，而想到發展下去中文有機會國際化，我高興。但不要忘記，語文還是一種藝術享受，內裡代表的文化傳統，無論中或西，可以使一個人的生命豐滿起來。我自己就因為中西文化都懂得欣賞而感到不負此生。這樣看，中英二文兼通是起碼的要求了。也是這樣看，中英二文一起國際化是個好主意。

艾師九十矣！

那天阿豐提點，是艾智仁（Armen A. Alchian）的九十大壽。本想掛個電話到艾師正在慶祝的家，但這些年他老人家很婆媽，尤其是談到我的女兒，怕他問長問短，擾亂了他的高興日子，給他電郵祝賀算了。一時間我想到他在洛杉磯的房子，不知多少年他還住在那裡。



不大的房子，很平民化的。第一次到他家時，見到他女兒房中有一幀相片，相中女孩只幾歲。他說昔日帶女兒漫步海灘，遇到一位自稱懂攝影的，替女兒拍下該照，寄給他。我看著相片，說：「這是莫天申的作品，是大師，不是懂攝影那麼簡單。」艾師把鏡框拆開，見到照片的背後果然有莫氏的簽名，很奇怪我能一看就知道攝影者是誰。莫氏的戶外人像自成一家，識者一目瞭然。一九五五年我拜讀過一本由香港攝影家鄧雪峰翻譯的莫氏著的關於戶外人像的書，知得清楚。



艾師的女兒Arline是我在研究院的同學，像她父親一樣，溫文、智慧兼而有之。後來有機會到艾師的家替他和女兒攝影，在屋後的小園，見到父女情懷，互相含情脈脈，一時間不知怎樣處理才對。當天聽到Arline說：「爸，你的頭髮開始斑白，過不久是五十歲了。」這樣就過了四十年。最近給艾師祝壽的電郵中，我就提到四十年前他女兒說的這句話。



艾師沒有回覆這電郵，卻在同一時間把另一電郵傳到花千樹出版社那裡轉給我。機緣巧合，只不過早一星期，我把自己搞了一年多的英語論文結集——完整地編好了頁數但還要多校對一次——的文稿寄了給他，厚厚的，說明是獻給艾智仁、巴賽爾及赫舒拉發。剛好在艾師九十大壽的那天寄到，可謂神助。



老人家對後輩是仁慈的。四十年前的艾智仁溫文有禮，謙謙君子，但思想敏銳，智商超凡，不容易聽到他稱讚一句。認為某些偉論錯了，他只是笑一笑，搖搖頭。二十多年前他有了改變，開始讚賞後輩。九十歲的今天，他讚得更慷慨了。最近給我的電郵，說老早就知道我的文章滿是思想，變化多，每篇要讀幾次云云。



有一點艾師從來不變。五十歲時他有五歲小孩的好奇心，今天九十也如是。我寄給他的那部英語論文結集文稿，高斯的短前言之後是三十多頁的中文長序，其中有些英文名字，也有一句英文。在電郵中他就為了只看得懂的十多個英文字左問右問，要知道附帶



的中文內容在說什麼。他以自己的想像力來跟我幽默一番，問文中有沒有含意著不懂中文的都是barbarians！看官須知，這是二百多年前乾隆皇帝給拜訪神州的英國欽差大臣帶給英皇佐治的信中說得清楚的。那封信是難得一見的奇文典故。今天中國的經濟大有起色，艾師就想到「乾隆盛世」的有趣往事了。



多次提及過影響我思想的師友，但如果只選一個，那是艾智仁：沒有他不會有我這個經濟學者。不可能有更巧妙的際遇。我開始聽艾師的課時，他四十八，如日方中，思維高處頂峰。我呢？還有兩個月二十八，腦子開了，思想入了軌道，而更重要的是熟讀了當時所有重要的關於價格理論的文獻，每試必列前茅，在傳統的基礎上沒有什麼欠缺的。



聽艾智仁的課把我嚇得魂飛魄散，覺得自己在價格理論上還沒有真的入門！他不用方程式，也不用圖表，只是行來行去，提出小孩子的問題，淺得我答不出來。何謂價格？何謂功用？何謂競爭？何謂成本？



所有書本都教價格是怎樣決定的，艾師卻說價格怎樣決定不大重要，重要是價格決定什麼。所有書本都說功用是量度快樂或享受，艾師卻說與快樂或享受無干，功用是武斷地以數字排列選擇。所有書本都說有壟斷就沒有競爭，艾師卻說凡有社會必有競爭，而競爭與缺乏、產權等理念相同。所有書本都說成本是放棄了的機會，艾師卻說是最高的代價，而重點是「最高」，跟著把成本的理念推到天際那裡去。



我這個人沒有什麼真的創意，但學得快，可以舉一反三，有本領把假的創意與真的魚目混珠。得到艾師「何謂價格」的提點，我後來推到不用市價會導致租值消散，發表了受到重視的《價格管制理論》。得到艾師「何謂功用」的提點，我後來提出可以觀察作為驗證理論的重要性，從邊際替代的方法入手，以財富量度，解釋了中國的兒女產權與盲婚合約。得到艾師「何謂競爭」的提點，我後來把局限條件慎重地作為競爭條件處理，於一九八一年推斷了中國會走今天的路。得到艾師「何謂成本」的提點，我後來在租值的處理上殺出重圍，成功地再闡釋上頭成本，替生產成本找到完滿的解釋。



任何人的一生都曾經受到外人的讚賞。這可能是上蒼規劃下來的鼓勵人類生存的法門了。我平生給外人彈的讚的不計其數。上蒼可能不知道，我對彈的聽而不聞。讚的呢？那要看贊者是誰了。艾師的感染力，是每次讚我半句，輕輕的，我到今天還記得，如數家珍。三十年前他寄我一封信，起筆無端端地說：「親愛的史提芬，你是個天才！」中了小搖彩，這封信我今天還保存。



這次艾師傳來的電郵，讚的主要不是我，而是我的孫兒。事緣我的太太於去年攝了一歲大的孫兒的照片，以每兩個月一幀製造了一個日曆，寄了給艾師。在電郵中他是這樣說的：



The picture nearest the Steve I first met, was the one for May and June. So all month long I see and "talk" to "Steve." He's showing brilliance, as you did.



有師若此，不枉此生！

《還斂》回頭話智英

《還斂集》要停筆，黎智英說不要停。他解釋雖然《論壇》不便寫抒情文字，可以寬容，只是最好不寫那麼多。自己從來不想多寫抒情文字，因為不是箇中能手。問題是我專長的分析文字不易寫，要有些雜文讓自己的腦子鬆弛一下。只寫分析文字不容易按期交稿，如果其間沒有雜文調劑，很頭痛。



好比不久前在這裡發表《要解決雙軌一價》，論人民幣匯率，是難得一遇的重要分析。當我靈機一觸，想到人民幣的強勢與中國對外總貿易的順逆差沒有關係，跟想到人民幣的匯率早就在國際產品市場達到均衡，人民幣的強勢只能來自還沒有開放的資本項目，出現了雙軌一價這大問題，我知道重要，道理簡單，但還是要反覆推敲幾個晚上才動筆。



抒情文字寫壞了無所謂，大可一笑置之。分析文字推錯了可能闖大禍，比較重要的輾轉反側是例行的過程了。我有能力寫得好，但代價高。抒情文字混雜其中可以減輕代價。



也算巧合，剛剛對一位朋友大讚黎智英，把他捧到天上去。為什麼呢？因為聽到台灣的《壹週刊》與《蘋果日報》都賺錢，且升勢可觀。不容易相信，但發生了。如果三、四年前有人跟我打賭，賭大的，我可能輸身家。當時所有知道情況的朋友都不敢看好，今天大家的眼鏡不知跌到哪裡去。



十多年前智英下注《壹週刊》，友儕中第一個看好的是駱友梅（為此我對林太衷心佩服）。朋友一般看不準，而出版專家鄭大班是大淡友。我當時認為《壹周》有機會，因為香港知識分子的時間愈來愈寶貴，廉價成本的讀物他們不會花時間。智英重金招兵買馬，做得對，後來他辦《蘋果日報》我也這樣看，也認為「蘋果」這名字起得實在好。



智英進軍台灣，我的看法不同了。那裡的文化與香港的是兩回事，而智英是香港長大的。當時台灣的《聯合報》進軍香港，風格搬出台灣那一套，我一看就覺得成功希望不大。此乃老弟進軍台灣困難之一也。台灣當時有三家大報，雜誌無數，很多出重本，報章差不多一律虧蝕。此乃困難之二也。在台招兵買馬，遇到的是一種有組織性的市場，不像香港那樣簡單。此乃困難之三也。猛虎不及地頭蟲，因為傳統組織的約束，聽說到今天《蘋果》在台灣還是靠市面銷售，沒有訂閱派送。此乃困難之四也。



在上述的困難下︱︱應該還有其他的︱︱今天《壹週刊》成為台灣銷量最多的雜誌，遙遙領前，而《蘋果日報》據說也如是。這是不容易相信的成就了。當然，辦公眾讀物，只要銷量多，讀者的收入水平可觀，廣告商知所適從。



認識智英老弟多年，我還是摸不準這個人的功夫。說他夠勇當然，也知道他見勢頭不對會退得快。只有「蘋果速銷」那一趟他收手太慢，中大計，可能是當時吵得沙塵滾滾的網上科技誤導了他。



幾年前一位台灣朋友考慮投身壹傳媒，問我對黎智英的看法。我說：「其他的我不清楚，但如果讓這個人有足夠的錢在手，帶球進攻他的確有板有眼。朋友中，生意帶隊打攻波我沒有認識一個更有章法的了。」

攝影沙龍的啟示

國際攝影沙龍是一項比賽玩意，五十年代起香港的攝影家雄視天下，有半個世紀的霸權了。不容易想得出一個城市在任何造詣上能有這樣的佳績。然而，從較為廣闊的攝影藝術看，沙龍作品不受重視：西方的攝影大師往往嗤之以鼻。一個可能是他們鬥不過，葡萄是酸的；另一個可能是沙龍作品的確有點老土，有點俗氣。



是好是壞，入選或獲獎的沙龍攝影作品不容易——技術不容易，美景也難求，往往要碰巧。是美國攝影學會搞起來的玩意：每個參選者最多出四幀作品；每個沙龍可用同樣四幀；在一個沙龍入選過的作品不能再用於同一沙龍。成績由該學會統計，每年入選最多的前十名被排列。入選不難也不易（七八幀選一常見，而參與的攝影者多是老手）。歷來入選命中率最高的應該是五十年代香港的張汝釗。



從表達感情的藝術看，沙龍攝影不怎麼樣。從美觀與技術的角度看，很有兩手。從難得的角度看，有點苛求。從創意的角度看，技術變化多，思想平平，互相抄襲的作品無數。最頭痛是不管遇到什麼奇觀絕景，懂的不懂的都有機會攝得佳作，分不開來，個人風格談不上。人的感情不同，但作品一樣，是攝影被貶低為次等藝術的一個原因。另一方面，一個初學的可以還未入門就攝得入選沙龍甚至獲獎的作品，成就感來得容易，因而參與者眾。



我是一九五五年開始搞沙龍攝影的。像今天無數青年一樣，搞得很用功。入選沙龍有滿足感，而一起搞的朋友多，很熱鬧。沙龍攝影是很認真的攝影，當年成本相當高。張汝釗、簡慶福等人家境富裕，此外好此道者很多是醫生。當年我十九歲，零用錢不足以大搞。從相對的價格看，今天的成本比五十年前低很多，加上有電腦、掃瞄等科技協助，是另一個世界。



當年搞的是黑白攝影。上佳的黑白相紙到了七十年代逐步停產了。論黑白作品的質量，今天比四五十年前的差很遠，但因為材料停產緩進，逐步退化，只有像我那樣的古人才知道質量下降了那麼多。當年搞黑白，作者自己在黑房操作，有很多法門可以把作品的質量提升。



相比之下，今天的彩色攝影材料可以產出的質量，當年無法想像，而這些日子有了電腦的協助，神乎其技，無話可說。很替陳復禮可惜。老早就終止了攝影的古人是一回事，但復禮繼續多年，終止時剛好是電腦協助有大成之際。可以說，復禮沒有真的享用過先進的科技。



科技幫大忙，但走火入魔的例子不計其數。我的觀點，是作者要表達的是自己的感情與思維，應該只讓科技協助表達自己要說的。問題是今天的科技可以做那麼多，不少攝影者被電腦牽著鼻子走，拍攝時老是想著科技可以怎樣出術，忽略了自己的感情表達，忘記了自己要說些什麼話。



我認為這個不幸的「出術」發展源於沙龍傳統。沙龍傳統是一個求難得、求美觀的傳統，作者的情感表達與哲理思維是不重視的。一張作品的評審時間只有幾秒鐘，不夠「搶眼」的會立刻遭淘汰！在這傳統下，感人的好藝術甚少，要多看一分鐘才能體會的有深意之作不可能入選。



沙龍攝影還有另一項大麻煩。那就是為了要作品入選，作者不能不著重於評審員的品味，或跟著影友們入選成績好的作品的路線走。這是重蹈法國十九世紀的學院畫（比賽入選畫）的覆轍了。美觀，技高，其他一無是處。是的，當年參與攝影沙龍的隱君子的確大費思量。他們精打細算不同地區的不同評審團的不同品味，衡量入選的命中機會，嘗試幾個沙龍而成績欠佳的就要換作品了。



經過兩年繼繼續續的沙龍玩意，一九五七年我抵北美，不再參與。在多倫多的圖書館拜讀了差不多所有前輩大師的作品與理念，嘗試搞自己的攝影藝術，發覺要脫離沙龍傳統非常困難。刻意地要攝得與沙龍作品不同，不好看，也有點怪，而比較稱意的卻有沙龍作品的俗氣。先入為主是個大約束。



我要到一九六三——六年之後——才開始脫離沙龍約束，再加兩年，想出了一種處理光的方法，才真的找到自己——自己要作品怎樣就怎樣，完全不管他人怎樣想。這樣的作品很有滿足感。那時在加州拜我為師的不少，而一九六七年在長堤博物館舉辦的個人攝影展覽，很成功，但當時決定了以經濟學為生計，個展後放棄了攝影。



近兩年再搞，大搞特搞，搞了十八個月，封機了。這次搞的是彩色，有先進科技的協助，但處理手法是一九六五年想出來的那一套。出了七本書，六百多幀作品中有一半不下於四十年前的稱意水平，寶刀竟然未老。另一方面，細看今天的沙龍作品，技術變化豐富了，器材顯然有了不起的改進，但撇開了這些，品味還是數十年前的沙龍傳統。為了好奇，最近我拿自己的「脫龍」作品嚐試沙龍。朋友替我選出四幀，是脫龍中最接近沙龍傳統的。成績如下。

四幀作品中自己最喜愛的一幀成績奇差，二十多個沙龍只入選一次！更奇怪是香港地區的五個沙龍——我重視這地區因為是國際沙龍的少林寺，又是一區之內，文化與品味是同一傳統；每個我提供的四幀參選作品完全一樣，大小一樣，裝裱也一樣。



成績呢？極端的不一樣！一個沙龍四幀全部落選——交白卷也。一個入選一張；一個入選兩張；一個入選三張。最後一個，據說是最多人參加的，四張全中，其中一張獲金牌，一張獲銅牌，而四張被選為最佳的全套作品，再獲金牌一面。在一個沙龍四幀作品拿得三個獎牌很少見，而據說九個評審員投票選最佳全套是一致的選我那四張。



這說明什麼呢？地區一樣，文化相同，評審者都是沙龍箇中能手，五個沙龍皆國際性，參選者或多或少，但作品大致一樣，我怎可以一個沙龍交白卷，考個零分，而另一個成績冠於地球呢？前思後想，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沙龍傳統在香港開始瓦解，一些評判喜見新風格，另一些還是轉不過來。

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

——這幀作品表達了陸游《詠梅》的詩意，但入選沙龍的機會甚微。（張五常攝）

北京做對了些什麼？

連這篇在內，《還斂集》寫了二百四十三篇，要收筆了。不是不再寫文章。還有《南窗集》，而久不久有過癮的新意，會考慮投稿《蘋果》。只是《還斂集》不再寫了。



三年前董橋邀請我跟他排排坐，受寵若驚，加上有廣泛的讀者支持，寫得開心。但我是個不跟他人辯論的人。最近轉到《論壇》這個新天地，讀者更多，但「論壇」有辯論之意，而我又感到不便在這裡寫些抒情文字，風花雪月一下，選題材就變得困難了。在經濟問題上，我寫的是分析文字。衡量這種文字的準則是邏輯，沒有多大的辯論空間。邏輯我從來不錯。因為價值觀不同而引起辯論，不可能有結論的，我從來不寫。以價值觀批評我的邏輯，是犯了行規。只有指出我的局限假設或現象觀察出現了問題，我考慮，但這些通常是讀者私下來信的。



從邏輯的角度看中國，我的看法有一點與眾不同。兩年多前我對周其仁說：「罵中國的文字多得很，過半罵得對，雖然重複太多，沒有新意。但我想這樣的一個問題。中國的經濟發展無疑是個奇跡，歷史沒有出現過。北京顯然是做了一些非常對的事，究竟對在哪裡呢？」這是幾年來我遇到的最困難的經濟問題。



朋友，想想吧。清楚的權利（產權）界定當然重要，因為沒有這界定不會有市場。但很多產權界定得比中國還要清楚的國家，其經濟發展卻沒有中國那樣的速度與活力，何況北京的政策有好些地方還要改進。顯然，產權界定之外北京是做對了一些其他的，對得讓我們大開眼界。



年多前在《信報》發表《還不是修憲的時候》，為上述的難題提出了第一步答案，肯定的。我說中國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獨特處，是地區與地區之間競爭得激烈，其他國家沒有見過。人與人之間競爭，商與商競爭，國與國競爭，但一國之內，地區之間的競爭從來沒有見過像中國那樣來得熱鬧。換言之，經濟體制上的安排，中國的情況是每個地區彷彿是個商業機構，大家鬥個不停。



逐步推敲，我跟的肯定推斷，是這地區競爭與中央把權力下放的層層承包有關，也與地區與上頭分賬的方程式有關。另一方面，觀察上意識到，競爭最激烈的地區是市與縣，不是省或村。這是說，競爭最激烈的地區單位，是一省之內的中層。



肯定的就是上述的那麼多，離關鍵的答案尚遠。好些同學及朋友對我提出的「地區競爭」這現象有興趣，提出建議，也替我找尋可能破案的資料。難、難、難！不同地區的承包架構往往不同，分賬的方程式也往往不同。從實證研究的角度看，這些不同大吉大利，因為可以讓我們考查不同之處會帶來怎樣的不同競爭發展。困難是好些有關的其他因素需要審查、處理，落手落腳地考究是一項龐大的工程了。是的，經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改革，我認為今天研究中國經濟，重點是市與縣的體制結構。



北京的有關主事人知道解釋地區競爭的答案嗎？看來他們不知道。有一位退了休的先生可能知道。那是朱鎔基。很抱歉，我曾經批評朱老搞計劃經濟，批評他不相信市場。然而，在他主理經濟政策下，北京的權力下放得快，市場發展得靈活，而地區之間的競爭也上升得最明顯。



朋友，中國今天的經濟與政治體制歷史上沒有出現過，要批評我們要知道這體制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義烏行

位於浙江中部的義烏這幾年名震地球──鬼子佬在網上大叫大嚷。是眾人皆知的小商品市場，朋友們都說值得去看一看，最近太太和我與兩位朋友就去看了。



幾年前聽到義烏的小商品市場了不起。當時的一般評價是商品質量低劣，價格相宜得離奇，是供應中國農民與勞苦大眾的日用品批發的一個集中地。這幾年義烏在國際上嶄露頭角，顯然起於商品的質量提升，其中表表者出口上升得快。據說那裡的商品的平均質量還在中下之間，但最高那部分有看頭。目前主要的國際買家不是來自英、美、法，而是來自中東、非洲等地，最熱衷是韓國佬。



一位同行的朋友查詢，長駐義烏採購的韓國商人達三千，其他長駐的外商（包括港商）也不少。這是近幾年義烏商業樓宇價格急升的原因。住宅樓宇的價格高於廣州，而商業的高出更多了。本來是窮鄉僻壤，樓價竟然把神州大地歷史上對外貿易最大名的廣州殺下馬來，不能不說是個奇跡。但我懷疑義烏在搞高地價政策：該市土地面積一千一百平方公里（只略小於整個香港，平地遠比香港多），人口只有百多萬，可作建築用途的農地多得很，樓價不應該與上海、深圳等大都會一較高下。



一位從非洲某國到義烏採購的仁兄說，義烏的商品質量好，價格低得離奇，讓他賺大錢云云。這可見對某些國家來說，義烏的小商品命中了他們的要害。看來那些所謂發展中國家的採購商人，長駐義烏會愈來愈多了。但我不能肯定，英、美、法等高檔商人有一天也蜂擁而至。我看不到今天還是義烏主力的中國農民小商品批發會捨義烏而去，而這些似乎不容易與國際高檔次的商品混在一起的。



是的，義烏的特徵是集中，物以類聚也。每類小商品，要不是一條街就是半條，成行成市。新興的以大商場處理，動不動幾個足球場，商品分層集中。這些集中、集中的加起來，整個義烏如是，也就變為一個龐大無比的小商品集中市場了。不少人說是世界最大的，我說不知大多少倍。



主要是批發，價值較高的可以議價零售。零售價比批發價大約高一倍。低價商品少見零售不難理解：二毛一件，一千件為一手，你要買一件，論價很頭痛。我和太太購買了四套骨瓷餐具，因為四套可以批發價成交。質量相當高，送禮佳品也。可惜車箱不能多載，否則會買更多。是骨瓷，設計入流，工精，要送給朋友，這裡不公佈價格，只可說平到你唔信！



為什麼義烏的小商品市場能在國際上殺出重圍是個重要的經濟研究問題。我只到那裡跑了一天，拿不準答案。傳說的以「雞毛換糖」（物換物）的歷史典故起家不可靠，因為歷史上物換物的有名市場多得很。可能性較高是義烏的小攤檔自由市場起於一九八二，比蘇浙一帶的類同市場早起步大約五年，佔了先機。有鐵路幫一點忙，而今天，五個小時車程之內可達蘇浙與江西一帶的所有小商品生產區。佔了先機是重要的。與義烏相連的東陽市，本來較為發達，但今天被義烏比下去，差很遠了。



義烏的咖啡廳不僅多，而且大──多得很，大得很──據說是談生意的地方。晚上彷彿是紅燈區的地帶廣闊，酒吧、足浴、按摩等店子無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