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潤之的詞

毛澤東大有文采。他的狂草書法直追張旭、懷素等大名家，而他所寫的詞，有口皆碑，非同小可也。

「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萬里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文采如斯，氣魄如此，我們怎可以說毛潤之沒有才華？他的才華是可以肯定的。但從權力那方面看，毛澤東這個人的心胸狹窄得怕人。他平生直接或間接地殺人如麻，從來不放政敵一馬，把人整得死去活來時，他似乎感到過癮之至！從他這個例子看，一個人的文采與文字氣魄如何，似乎與「胸襟」的大小沒有必然的關係。

從他的詞中可見，毛氏很自負，也很有自信：「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卷西風，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山！快馬加鞭未下鞍。驚回首，離天三尺三。」等等，都顯示著他視古人如無物。古往今來，只有一個宋朝的詞人——辛棄疾——的自傲能與毛氏相提而並論。辛氏說：「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矣！知我者，二三子。」那真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了。

單從詞的氣魄而論，毛氏與辛氏不相上下，蘇東坡遜了一籌：「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是比不上辛氏的「不恨古人吾不見」或毛氏的「還看今朝」的。

我認為毛澤東的詞有所不逮之處，是他的詞缺乏了感情。且試與辛氏相比吧。「沙場秋點兵」的辛棄疾，可以寫得出：「敲碎離愁，紗窗外，風搖翠竹。人去後，吹簫聲斷，倚樓人獨。」而毛氏平生之詞中較有感情之句是：「我失驕楊君失柳。」愛妻楊開慧死了，作為一個詞人，草草地說「我失驕楊」是不夠的。

是的，「我失驕楊」與蘇東坡的「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相去何止十萬八千里？對楊開慧，毛氏既不「敲碎離愁」，也不「無處話淒涼」，只說什麼「吳剛捧出桂花酒」，就草草了事。

沒有感情，文才再高也不可能成為一個偉大的詞人。這是毛澤東功虧一簣之處。要不然，他大可與蘇東坡、辛棄疾等人相提而並論了。「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這是與蘇學士的「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不相伯仲的。但蘇子的「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這樣的詞句，毛澤東是寫不出來的。

毛氏喜歡「和」他人之詞，而當年大名鼎鼎的郭沫若，也有同好。毛澤東比不上蘇、辛，但比起郭沫若來卻強得多了。以大文豪自居的郭沫若，因為一首「擦鞋」詞而聲名狼藉，著實令人惋惜。他對老毛歌功頌德，不遺餘力，寫下了什麼「雄文四卷」，什麼「人六億，堅持原則」，令人聽來毛骨悚然！古往今來，肉麻當有趣的詞品，郭氏之作應該是最佳例子之一。毛氏以「西風落葉下長安」而和之，高明得多了。

一唱一和，是中國詞人韻士之間的「文化傳統」。後和者比始唱者的寫得更好，是常有的事。既有前車可鑒，往往青出於藍。然而，毛氏比起郭氏來，勝之有餘，但「回應」宋代詞人陸游的《詠梅》卻是另一回事了。

試讀他們二者《卜算子》的詠梅詞吧。

毛澤東：
「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陸游：
「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

二詞皆絕妙！所差的是：前者的感情有所不逮也。



後記

關於毛澤東的書法，我見過的有口皆碑的幾幅的確絕妙，但兩年前韋子剛送給我一套兩本的、毛澤東以毛筆抄寫的詩詞，其書法功力並不怎樣。這可見老毛的書法像北宋的蘇東坡那樣，刻意表演時寫得很好，胡亂寫下來的卻是一般。

不刻意地以書法下筆而還能寫得像書法的書法家，古往今來並不多見。

上帝之子

莫扎特（1756-1791）逝世二百年了。他的音樂歷久猶新，且愈來愈受世人重視，所以在二百週年的今天，舉世都隆重地紀念他。無論音樂學院、電視台、電台、刊物、唱片出版商，都熱鬧地忙碌起來了。雖然一些機構為了賺錢，但他們的認真與尊敬的態度，著實令人感動。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以個人之見排列歷史上十個藝術天才，莫扎特位居於首。這個武斷，似乎沒有誰反對。莫氏的天才驚世駭俗，屢見經傳，不用我多說了。但天才歸天才，成就歸成就，莫扎特的音樂成就又如何？我的觀點是：無與倫比！自古天才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莫扎特只活到三十五歲。然而，其作品之多，之廣，之精，令人深感佩服。

有人說莫扎特是個很驕傲的人（正如我們的李白也是很驕傲的）。這評語其實大錯特錯。以莫扎特的才華而論，相比之下，他再驕傲也比一般凡夫俗子謙虛得多了！我認為過於自滿而驕傲的人是不會有大成的；有大成的人，不管聽來如何驕傲，其內心必定是謙虛得很。漠視某一個人的成就而批評他是驕傲的人，自己才真的是驕傲了。嚴格地說，自己一事無成的人，批評比自己較有成就的，說笑罷了。

藝術的喜愛往往是主觀的事。在音樂上，我對莫扎特有偏愛，覺得他比其它名家的作品可愛得多了。在家中收藏的唱片，一分為二：我把莫扎特的特別安置，自成一組，而把其它古典名家們則合而為一。我對莫氏的音樂這樣「情有獨鍾」，有三個原因。

其一，雖然莫扎特是個多產的作曲家，我從來沒有聽過他有哪首作品不是佳作。偉大之如貝多芬，劣作頗多。我認為在歐洲的古典音樂歷史上，沒有劣作的作家只有莫扎特及巴哈二人而已。

其二，在眾多的古典音樂的作曲名家中，我認為只有莫扎特一人所作的是純音樂，聽來不用費神，所以聽時心神舒暢。例如，貝多芬雖然偉大，但寫什麼田園，談什麼命運，論什麼英雄，對我這個只為聽音樂而聽音樂的人來說，實在聽得過於辛苦了。那幾個節拍是說什麼？是代表什麼？這樣一想，腦子對音樂本身的真、善、美就再管不著了。

又例如：我從不否認巴哈的作品達到了音樂技術的至高境界。但要真正欣賞巴哈，聽者總要對作曲的演變與和音有一點認識。是的，聽巴哈要有點研究！我佩服那些懂得欣賞巴哈的人，但對我這個凡夫俗子來說，要研究才能聽得懂實在是太苛求了。

莫扎特的音樂的奇妙處，是聽者根本不用懂。他的歌劇的故事是說什麼，我完全不知所云，但卻能擊節而和之。

其三，莫扎特的音樂不僅優美，而且很永，越聽越耐人尋味。聽得久了，其音律何只繞樑三日？是的，不渲不染的純藝術，能觸動一個凡夫俗子的心弦，是藝術的真諦，而莫扎特似乎天生下來就有這樣的本領。

在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唸書時，我認識好幾位藝術高手，在閒談中莫扎特的名字總是提及的。一位美術歷史教授和我是深交，談到音樂，他說：「不要問我為什麼，我最喜歡莫扎特的音樂。」我問一位桃李滿門的音樂教授：「彈奏鋼琴，最困難的是李斯特還是巴哈的作品？」他回答說：「都不是的。最困難的是莫扎特，因為他的作品是純音樂，對音樂沒有深入的體會，技巧再高也彈不好。」我跟一位大名鼎鼎的鋼琴老師煮酒論英雄。當時鋼琴家Van Cliburn的聲望如日中天，我問：「你認為Van Cliburn怎樣？」他答道：「我怎可以知道呀？他從來沒有演奏過莫扎特！」

藝術的表達，往往有內容。但在藝術的至高之處，是要觸及凡夫俗子內心的和弦。要達到這一點是不一定需要內容的。凡夫俗子不需要知道貝多芬是在說什麼，不需要瞭解肖邦的愛國之心，不需要研究巴哈的和音演變，也不需要跟著李斯特的狂想……

凡夫俗子的內心深處所需要的，只不過是人類天生下來的一點溫馨之感，而這種感受只有像莫扎特的那樣的天才方能不渲不染地觸及的。

凡夫俗子沒有能力欣賞的藝術，亦非我所欲也。

英國的一位邏輯大師說：「莫扎特是上帝之子！」在人類數千年的歷史中，我們沒有見過一位像莫扎特那樣超凡的藝術天才。我想，那位邏輯大師的邏輯應該是對的。

高斯的雨傘

高斯獲今屆（199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差不多所有的經濟學者都大聲叫好。該經濟學獎始設於1969年，迄今得獎者共三十一人，沒有哪一位能像高斯那樣得到眾望所歸的反應。

在獲獎的經濟學者中，我認為森穆遜是最值得的——他對經濟理論的貢獻，本世紀中僅亞於已故的費沙而已。但森氏為人鋒芒畢露，不易多交朋友，所以他得獎雖然沒有人不同意，但為之歡呼喝彩的並不多見。佛利民應該是第二位值得獲獎的人——他的實證研究前無古人。然而，佛氏維護個人利益與自由市場的一貫言論，開罪了很多人。他領獎時，有些左派人士跑到瑞典去示威。

高斯對經濟學的整體貢獻，不及森、佛二人，但他有兩篇文章石破天驚，足以雄視百代，是將來的經濟思想史不會忘記的。他獲獎實至名歸，無話可說，但能一枝獨秀地得到眾多的掌聲，卻與他平素為人的可愛不無關係。

美籍的高斯原是英國人，具有英國紳士的最佳傳統。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在節奏上都比一般人緩慢，但看起來、聽起來卻有難以形容的舒適感。他有英國人的幽默感，說話從來不開罪人，但他在溫文緩慢的談吐中，旁聽的人大都有這樣的感覺：他的思想何其敏捷而湛深也！

嚴格地說，我不是高斯的學生——從來沒有上過他的課。一九六七年秋天在芝加哥大學首次見到他時，我已經是博士了。我是因為芝大喜歡我的論文，給了我一項獎學金而邀請我到那裡去的。在洛杉磯加州大學唸書時，我對高斯的經濟理論下過三年苦功，他的每一篇較為重要的文章我差不多可以背誦出來。所以到了芝大後趕著去找他時，大家只談了幾句就一見如故。後來我們一起多次在校園漫步及進午餐時，他以研討的方式指導了我很多有關他的經濟思想。外間不少人說我是他的學生，是一個沒有錯的「誤解」。

在行內的言論或在書本上的評論中，高斯的名字往往與我的相連在一起，有幾個原因。他的經濟文章之敘事與分析的風格和我的很相近；他在經濟學上的興趣與我的如出一轍；我的《佃農理論》常被視為「高斯定律」的實用例子；幾乎我每一篇的學術文章都提到高斯，而高斯則多次對人說我是唯一明白他的思想的人。由於這種種「巧合」，他退休時，在祝賀他的文章中我那篇被置於卷首；當他的貢獻要載入經濟學百科全書時，我被邀請執筆；去年，瑞典的諾貝爾獎基金會舉辦的、五年一度的研討會，要介紹高斯的經濟學，文章是我寫的。當然，該會選取的評論我的關於高斯學說那篇文章的評論者，也是高斯。

高斯獲諾貝爾獎，我的高興毋庸細說。但高斯顯然有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倒使我替他擔心起來了。事情是這樣的。瑞典諾貝爾基金會的多年主席今年退休，又剛好是該將設立的九十週年，所以獎金特別高。高斯個人得經濟學獎，獎金是一百多萬美元！他今年八十一歲，平生節儉，沒有孩子，自己的退休消費早已有了安排，一百萬美元的額外獎金，怎樣處理，的確是難題也！

記得去年八月在瑞典與高斯相聚，見到他拿著一把雨傘。該傘陳舊不堪，分明是不能再用的了。我好奇地問他：「你拿著這傘作甚？換把新的在香港僅賣兩美元，美國也不會怎麼貴吧？」他回答說：「這傘我用了四十年了，最近壞了，在美國我找不到修理雨傘的人，所以要把他帶到倫敦去。」「但修理雨傘這個行業已成舊跡，就算你找到了修理的人，費用也會遠比買把新的、較先進的雨傘為高。」我這樣說，是勸他棄舊取新也。殊不知他回應說：「十多年前，我在倫敦找到一位修傘的人，很相宜地把這傘修理過一次。過兩天我要到倫敦去，會再找那人替我再修理，希望他還健在。」

當時我無話可說。於今我想，有了一百萬美元的獎金，修補雨傘的費用再高百倍，也大有盈餘……

因為是九十週年，諾貝爾委員會決定邀請所有還健在的獲獎人參加這次頒獎典禮。我與該獎無緣，但也在被邀請之列。我對邀請的人打趣說：「你們請我到瑞典觀禮，是否當做給我一個安慰獎？」他回答說：「不是的，但我可以告訴你，我們邀請的不曾獲獎的經濟學者，就只有你一個。」

他這樣說，我覺得是天大的面子了。殊不知他跟著來信，指明我要穿上燕尾禮服、要如何如何。後來我和香港的一家老字號洋服店接洽，他們翻閱書籍研究後開價萬多港元！我於是自我安慰：萬多港元的禮服，只穿一次，怎樣也說不過去，不過，我可能有穿第二次的機會呀。

下了禮服訂金，步出洋服店門之際，我想，既然一套禮服要花一萬多元，太太的長晚裝要新的，兩個人的機票又要數萬，觀禮的費用何其貴也？既然要花這些錢，不如多花百多港元，買一把最新的、先進的可以自動撐開的雨傘，千里迢迢地帶到瑞典去，送給高斯吧。

床前明月光——也談李白

在中國歷來的詩人中，我最欣賞李白。若問，假若上帝能使我們歷史上的文人雅士死而復生，我最喜歡結識的是哪三位，我的答案是：李白、蘇東坡、辛棄疾。再要多選一位，則應該是李清照。餘生也晚，不能與李清照談戀愛，頗以為憾。但不能與李白對酒當歌，更是「冇癮」之至也。

我欣賞李白，是因為我衷心地覺得這個人很有意思，也很可愛。像我一樣，他言談間可能有點誇大：「十五好劍術，偏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後者可信，前者似乎是言過其實了。李白這個人很妙。當我讀到他說「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丈」我就想到韓愈《答李翊書》所說的：「何其下而恭也！」另一方面，李白天才橫溢，沒有誰有異議。所以當他對韓荊州說：「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我倒覺得是一句老實話，半點誇張也沒有。

說起來，《壹週刊》的黎智英好像把我看作今天的李白！不久前，蘇聯的共產黨瓦解，他興致勃勃地要我寫一篇訃文，以為我可以手揮目送，在數十分鐘內完成。他可不知道寫這樣的訃文，難於登天，即使李白復生也難倚馬可待。我於是對他說：「我不成，不妨找其它高手試試，但須指明以李華的《弔古戰場文》為范。」過了一天，稿來了，雖然大家認為文字甚佳，卻不合香港人的口味，於是黎老兄又要我執筆，指明我要立刻交卷。夜闌人靜，我對著稿紙，腦中卻想著李白。他萬言倚馬可待，我不過為了數百字就使黎老兄等了一晚。

是的，我認為任何人欣賞任何另一個人，他們二者總會有某些相同之處。從才華那方面說，我哪敢與李白相提並論，但說我與他有相同之處，很多朋友都有同感。何以見得呢？除了上文所說的言談間的一點誇大之外，如下數點也似乎是相近的。

李白不滯於物——「仰天大笑出門去」——不管他人對他自己怎樣想法，我有同樣的傾向。他著重友情——「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我有同樣的感受。李白對權貴視若無睹——「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這差不多與我如出一轍。他對美麗的女人甚為欣賞——「雲想衣裳花想容」——但卻認為女人像周敦頤說蓮那樣——「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我對此也無異議。

可能我和李白最重要的相同處，是大家都喜歡文字的淺白與不造作：「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少小時我讀到這首詩，就愛上了李白。

很多人認為，白居易的詩也是淺白之極的。這點我同意，但在淺白之中白居易是有點造作，頗滯於物的：「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弦。」——這樣的文字，李白是不會寫的。

我與李白的重要不同處，是我沒有他的才華。「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文采如斯，我怎可以寫得出來？

不滯於物，天真瀟灑，掉臂獨行——這幾句古人的話，是天才橫溢的李白的寫照。我可以不滯於物，也可以掉臂獨行，但天真瀟灑就難以辦到。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這是李白的詩。古往今來，只有他一個人能那樣「天真瀟灑」的。

法國印象派終於太古城—— 我看林風眠先生

每次與朋友談及林風眠的畫，總引起一點爭議。他們喜歡林老早期的作品，我卻喜歡他晚年的。於是，他們說我不懂，我說他們不懂，說來說去都沒有結論。

我與朋友的觀點不同，有一個簡單的原因。他們把林老的畫當國畫看，我卻認為林老的精品是源自法國光芒不可方物的印象派，而林老是該派的一個代表人物。把西洋畫畫在宣紙上，怎可以當國畫看？

我認為法國十九世紀中期至二十世紀初期的印象派及後來莫名其妙地被稱為新印象派的畫，是歷史上最傑出的視覺藝術。我也認為，林老的精品——很不幸，他有好些作品並不超凡——可以與印象派的大師分庭抗禮。那也是說，外間以千萬美元以上才可以買到的西洋畫，我們可以數十萬港元從林老的精品中買到。同樣的藝術精品，其價值怎可以相差數百倍？我於是就對林老的作品注意起來了。

是我之幸，兩年前我有機會結識林老，大家一見如故。他喜歡讀我的文章，我欣賞他的畫。我的文章不值錢，但他的畫價以每方寸計，是中國畫家中最值錢的了。

他的生平是一個傳奇故事，知道的人似乎不多。林老生於一九ＯＯ年，是廣東省梅縣客家人。他早年被鄉間的人認為是繪畫天才，但在當時的梅縣，天才無能為力也。一九一九年，他跑到上海去碰運氣，考取了獎學金，赴巴黎學藝。一九二Ｏ年到了那裡，竟然進入了當時法國的繪畫少林寺——該「寺」所出名家之多，令人難以置信。年青的風眠在那裡學藝三年多，再轉往德國。

是時也、命也、運也，林風眠在巴黎的那一段日子，是人類視覺藝術的黃金時期。試想，馬蒂斯（Matisse）比他早一年到巴黎，莫奈（Monet）在巴黎正達到他的巔峰狀態，塞尚（Cezanne）已去世，但他的藝術理論正被巴黎重視；Modigliani 剛去世；畢加索、Brague 等高手當時健在巴黎。是的，當畢加索在巴黎大歎倒霉之際，一個梅縣小子正在巴黎的藝術少林寺內盡得真傳。當時外人不知道，而林風眠自己也似乎是不知道的。

都是蔡元培給他惹來的「禍」。蔡氏是當時國民黨的大紅人，對繪畫很有認識。他看中了林風眠。一九二五年末，林氏二十六歲，應蔡氏之邀回國擔任北京美專校長的重要職位。其後轉往杭州、重慶、上海等地。到了文革，眼見有抄家之禍，他將自己二千幅心愛的畫；放進浴缸裡，踏成紙漿！那是一九六六年的事。後來入獄四年多，雙手被縛於背後，每天進食時如狗食者久之。蔡元培若死而有知。當不瞑目矣。

認識林風眠的朋友，都一致認為他是難得一見的可愛的人。他笑口常開，從來不批評他人之作，對政治漠不關心。他是個純真的藝術家，對塞尚等高手的理論有深入的體會。對他來說，繪畫是他的生命，其外的事與他無關。這樣的人也要被困監牢四年多，被批評為什麼「黑畫家」，是我們中國的奇恥大辱！

一個純藝術家能把二千幅自己心愛之作毀滅，其痛心是文字難以描述的。我可以說，在我所知的痛恨共產政制的眾多朋友之中，沒有誰像林老那樣怨深如海的。我跟他談及塞尚、馬蒂斯等人時，他喜上眉梢，高見滔滔不絕；但當我一提及共產黨，他面色就立刻轉變了，什麼也不說，只是搖頭。我也想，像林老那樣善良的人，也要受牢獄之災，共產制度的確有其獨到之處！

一九七七年，林老獲准來港。過了幾年，生活好轉了，搬進太古城，專注於畫事，一時間少年時從巴黎學得的印象派絕技表現無遺，使我看得心曠神怡，為之動情，不能自已久之。

是的，自馬蒂斯謝世以後，法國藝術的雄風本應是後繼無人矣。然而，世界的藝術評論家似乎不知道，在今年八月十二日以前，法國印象派的一位絕頂高手如「漏網之魚」，在香港的太古城把印象派的精華，「揮毫落紙如雲煙」地表達在中國的宣紙上。離開巴黎六十五年，有誰知道六十五年前印象派的入室弟子，要到今年八月的一個風雨之晨，在藝術不見經傳的香港安眠而去。有朝一日，歐西的藝術歷史學者知道這個故事，林老的印象派精品會變得價值連城的。

去年八月，我跑到紐約的現代藝術館去看畫。館中展出之作，大都是與林老在法國留學時的同期作品。然而，林老之作在該館找不到。我就對那裡的管理人說，我知道一個人，其作品與你們藝術館的同期，但成就可以將你們大部分的作品比下去。

回港後幾個月，我對馮葉說，她應該將林老的兩幅佳作送給那藝術館，我可以附函介紹，她欣然承諾。殊不知人算不如天算。林老得到台灣的一個什麼獎，赴台領之，回港後病倒了。大家就沒有機會再談送畫的事。後來再病不起。

法國的印象派起於十九世紀中期，誰是真正的始創者很難說。但我可以說，該畫派終於一九九一年，終於香港的太古城；它最後的代表人是林風眠。

《憑闌集》目錄

前言

《憑闌集》序

菩提本無樹
曾因酒醉鞭名馬
艾智仁
即席揮毫
惻隱之心
天才何足道哉？
赫舒拉發
我所知道的高斯
光的故事
下棋說
藝術天才的排列（附後記）
略談關大志
傲慢與謙虛
無心答辯
佛山文昌沙的華英經驗（附後記）
劫後餘音
數學淺談
熱情與悲哀
也算談詞（附後記）
喜見後浪推前浪
惠州行
知識就是力量
我的父親
觀雞血石有感
我是怎樣思想的
關於中文教學
老師普納

憑闌後記
獨自莫憑闌

繪畫與藝術

不久前，香港的佳士得拍賣了一幅油畫，作者是陳逸飛。這幅畫的成交價是一百三十多萬港元，高出拍賣前的估價幾倍，傳媒大事報道，聽者嘩然！該畫寫三個中國女人，相貌娟好，作者技巧高明，構圖、設色均極美麗，是人見人愛之作。但我想，這算是藝術嗎？

陳逸飛的繪畫技巧令我羨慕；另一方面，技巧上有他八成功力的畫家多如天上星。幾年前我替佛利民拍攝了一幀人像，一位朋友請了一位油畫家，對著該相片繪了一幅油畫，畫得維肖維妙，與相片原作幾乎難以辨別。但很明顯，這幅繪製品只是技術不凡，藝術卻談不上。就技術上的概念而言，繪製相片與繪製真人實物應該是沒有分別的。

藝術與技術顯然是兩回事。好的藝術當然不可以沒有技術，但技術再高，卻不一定與藝術扯上關係。

也是不久前，我無意中走進一間畫廊，見其陳列的作品很商業化。大致上說，這些作品價格相宜，不乏美觀之作，而技術或技巧也確實不俗。然而，我觀察良久，找不到一幅使我感到半點興奮或稍動於衷的作品。我於是想，這些作品都算不上是藝術之作吧。這情形頗像我們在街頭小店常見到的香港風景明信片，其中有好些美觀之極，技巧也算高明，但何藝術之有也？

在上述的畫廊中，我有一個很奇怪的感受：我想，假若我有這些畫家的技術或技巧，我怎會不「冒險」地把自己所見到的，用自己的感情或想像加以闡釋？這樣過癮的事，為什麼眾多的畫家不去嘗試？

答案並不簡單。一個答案是：市場的顧客大都求美觀，取低價，不管其它，所以技巧稍有所逮者，就像辦廠那樣大量地繪而制之。另一個答案是：那些畫家根本不知藝術為何物，只知這裡要加一點，那裡要補一筆；雲是這樣畫，花是如此這般

描——公式井然，有人稱讚，也就心滿意足矣！

藝術的定義不一而足，往往見仁見智。我個人的觀點則是：藝術之作必定是個人的一種闡釋。花的本身不是藝術，美人的本身也不是藝術，但以花比人卻是藝術了。籠中鳥的感受如何，畫家當然不知道，但畫家對籠中鳥的感受，是可以通過想像而主觀地闡釋的。一個躺在草地上的女人，身旁只有一朵小花，藉此「說」了很多「話」，作者於是成了名。一個蘋果放在桌上，平平無奇，但卻有它看不到的另一面。塞尚想到這一點，就大聲疾呼：「我要用一個蘋果震撼巴黎。」後來他不僅震撼巴黎，而且震撼整個世界。

是的，藝術不可以沒有美，但美的本身卻不是藝術。要是美人本身是一件藝術品，那麼其創造者只可能是上帝。畫家是人，其觀點應該與上帝不同。一個藝術家，他繪美人時必定要用自己對該美人的感受、慾望、幻想或想像，加以闡釋。這樣，畫中的美人可能變得凶神惡煞，或血盤大口，但總會帶著另一種美——藝術上的美。畢加索的成就可不是僥倖的。畫家不是上帝，但從藝術闡釋那方面看，每個稱得上是藝術家的畫家，都有上帝之能！

但很不幸，不少畫家狂妄自大，真的以為自己有上帝之能。他們以為凡是與實物不同的都是藝術，凡是與眾不同的，就是創見。他們的基本技巧既不高明，也不知感情為何物，視美觀如糞土，但求古靈精怪，把畫畫得惟恐天下不亂，就自命天才。

算得上是藝術家的畫家，何其少也！

《隨意集》序

經不起讀者的要求，我答應《壹週刊》重操故技，爬一些格子。半年前，我為母親的病而停筆。今天，母親的情況並沒有好轉——只是先進的科技支持著她。她再也不能起床，不能說話，但每次見到我，總是歡容滿面，手指腳劃地「說」著些什麼。她視死如歸，把一切痛苦置之度外，盡情地享受著生命的每一刻。為人若此，庶乎近焉！

既然母親不以疾為患，我實在不應該見她沒有起色而過於悲傷。話雖如此，生離死別的事很真實。王羲之說：「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所以在答應《壹週刊》要再賺他們的稿費時，便特別聲明：在目前的情況下，我交稿是會時斷時續的。斷稿是出版者的大忌。但《壹週刊》既然因為我前些日子停筆而銷路不斷上升，廣告增加，那麼當我斷稿之時，多加兩頁廣告，倒也是賺錢之道，何樂而不為？

在此重寫專欄，又要再起一個名目。想了一分鐘，我決定以《隨意集》為名。我很珍惜自己的生命，認為生命是自己的，任何人都管不著。所以有生以來，我隨遇而安，也隨自己的意之所之辦事。思想不受約束，獨行獨斷，言行一致，他人對自己的評價置若罔聞，倒也大有不負此生之感。

我自己隨意，也尊重別人隨他們的己意。要是我因為自己的隨意而左右了他人的隨意，我會約束自己。這也算是隨自己之意而為了。要是社會上每個人都這樣做，社會就會隨民意而安。揚言為社會謀幸福的人的主要矛盾，往往是以己意強加於人。我對那些口口聲聲說為他人而不為自己謀幸福的人存疑，不是沒有原因的。

隨意下筆，會寫什麼呢？這是一個近於天氣預測的問題。蘇東坡說：「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既然隨意，那麼意之所之，想到什麼就寫什麼算了。不少讀者希望我多寫一些關於經濟分析的文章。這與《壹週刊》的要求不同，而另一方面，規定了寫與經濟有關的文字，何隨意之有也？

既稱《隨意集》，我希望能做到真正的隨意。這可不容易。搞攝影，我的隨意之作是先從一片漆黑的畫面入手，加光而成形；但光要怎樣加就如天女散花，自己要光的形象怎樣就怎樣。隨意寫的文章，腦海中先要一片「空白」（並無「預謀」），然後坐下來，稿紙放在面前，拿起筆即興地寫，跟著想到什麼就寫什麼。這樣的文章不一定可讀，但寫來情感上純而真，如像不食人間煙火，倒也往往別有奇趣。

隨意之作說易甚易，說難也極難。在這方面，我應該是一個「高手」了。我本來就是一個隨意的人。以教學、演講為例，我從來不作任何準備。就算是有千多聽眾的演講，很多時我連講題也不放在心上。上到講台後，介紹的人說出我要講的題目，我才如夢初醒，稍一定神，信口開河去也。

只有一次我闖了禍。記得幾年前我到九龍一間中學演講，駕車的仁兄找不著地址，遲了二十分鐘才抵達。氣吁吁地跑進該校後，滿頭大汗，只見學生濟濟一堂，接待的人很客氣，毫無怨言地伴著我向講台走去。在一片掌聲之中，我低聲問接待的人：今天我要講什麼？他回應了。我嚇了一跳，因為那題目我似乎從來沒聽過。於是說：「你沒有搞錯吧？」他聽得一頭霧水，詫異地望著我。我強作鎮定說：「不要緊，不過請你把題目再說一次。」

他說了，我到了台上時，聽到掌聲雷動，但腦中還是一片空白，有好一陣子說不出話來。這真的是太「隨意」了！

香港的教育制度

從資質那方面看，沒有誰會否認香港的學生是天之驕子。中國人的天分本來不俗，而在香港長大的，耳濡目染，對古靈精怪的事知得很多。這些課外的知識增加了腦子的靈活性，對求學大有裨益。

然而，從求學態度那方面看，香港的學子卻大有問題。一般而言，他們對學問沒有多大興趣，文憑重於知識。他們很少認為，追求學問的本身就是一種享受，也忽略了求學之道並非因為「書中自有黃金屋」才值得下苦功的。

以港大為例吧。在莫名其妙的三年制中，一般學生肯下點功夫的只有第二年。這是因為第一年學生們都愛搞些什麼活動，而第三年則找工作去也。古人為米折腰，今天的香港學生為米而不學也。要深造作研究生嗎？學生畢業後找到了可取的工作就停下來，什麼研究雲乎哉，認為其投資似乎不化算，避之則吉也。

是的，香港政府對學術的資助不遺餘力，最近見學府裡的學術研究工作不夠人多勢眾，也就慷市民之慨，撥資鼓勵研究生的增長。他們可不知道，香港好學的學子不多，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是：政府所規定下來的中、小學教育，左管右管，變得一潭死水，把學生的求學興趣大大削弱了。

香港的中小學教育真的不成話。學生從第一天入學到中學畢業，所學的一切都是為了應付考試。教育司署有課本的規定，也有教法的規定；考試局有題目形式的規定，也有多項考試的規定。一個學生考試考得不好，就算博學多才，都要變作糞土；而一位老師的「成就」都是往住以其學生的會考成績來衡量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生所學的、所關心的不是學問之道，而是考試之法。在課室裡，一個學生若提出一個在會考中不會「考」及的問題，老師會對之反應冷淡；同樣，一位老師若對某問題有自己的見解，或另有創見，但對會考的「答題」並不適用，那麼，大難臨頭之日近矣。悲乎！

從如上所述的教育環境中長大，我們又怎能期望學生進了大學後會判若兩人，為學問而非專為考試而努力呢？然而，從求學那方面看，知識遠比考試重要。有真才實學的人，考試可能有如斬瓜切菜，但一位會考高手，可以糊里糊塗地不知所學為何物。求學是為了知識，不是為了考試，而香港的教育卻把二者本末倒置了。

美國的一些例子是有趣的對比。遐邇聞名的芝加哥大學，沒有一位老師被稱呼為教授或博士。他們都是某某「先生」、「太太」或「小姐」等。大名鼎鼎的佛利民，被稱為佛利民先生，更加令人覺得他的學問深不可測，而倍加尊敬了。一位學生若提出一個出色的問題時，教授不僅大聲稱讚，而且往往還在午餐中與同事們商討該學生發問得好的問題。

老師發問，若學生沒有回應，老師不繼續講課。老師要學生發問，學生不發問，老師也不繼續。這些是美國常見的現象，而在香港則未之聞也。

艾智仁對學生說：「我認為這本書很不錯，值得介紹，但你們要選讀什麼書是你們的自由。」奈特對學生說：「考試的題目年年一樣，但答案卻會不同。」赫舒拉發對學生說：「這個試題我沒有答案。我不懂得答，卻可以問，因為無論你怎樣答我也可以按你的思維高下而給分數的。」高斯對學生說：「我今天教你們的理論總有一天會被認為是錯的，不會錯的理論沒有什麼意思吧？」如此這般的教育方法，在香港是弄不到飯吃的。

毋庸諱言，在香港我曾是個被逐出校門的學生。墨守成規的教育，使我腦海中老是想著釣魚、放風箏的奇趣。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想起來，當年香港的教育比現在的似乎高明一點。

到了美國求學，耳目一新。提出可以難倒老師的問題，是取分之道！於是我的怪招層出不窮，使一些老師驚異了。在一項博士試中，四題我看錯了兩題，答非所問。教授把我排名第一，但後來他忍不住問我：「你在該試中有兩題的答案我實在不明白，你可否再向我解釋一下。」我嚇得魂飛魄散，強作鎮定地回應：說實話，我自己也不大明白的！

多年以後，那位教授退休了，在一個宴會上與朋友談起我來，說道：「史提芬年輕時喜歡從腰間發槍，打中什麼很難說；今天他把槍抬高一點，命中率有了進步。」知徒莫若師也！

吊蘇共黨文

前記

辛未之秋，七月既望，蘇聯共黨驟然瓦解，驚天地，泣鬼神，風雲變色，僅數日而江山不可復識矣！

余友智英感慨之餘，擬以廣告形式為蘇共黨之壽終作祭文，命余執筆。余雖稍懂文墨，唯祭文實為八股之作，區區彫蟲小技，不合大人雅意，故未敢從命，祈智英另覓高賢，並推薦文體須以李華之《弔古戰場文》為范。

不一日，高賢之文稿從外地傳真而至，功力果然不凡，惟其文意不夠「無厘頭」，與香港文化有所不近。智英遂於深夜以電話囑余補筆。

余於夢中霍然而起，不知西東，但見窗外月華如水，床上妻子鼻息雷鳴，有感而發，作此，傳真而去。翌日大字廣告發表於報章上，讀者嘩然！時為公元一九九一年八月念八日。


蕩蕩乎風捲殘雲，霹靂聲聞，潮流澎湃，槍桿不振！於是紅旗扯爛，五角星分；銅像倒地，馬列哭魂；克宮夜慘，高干腦昏；舉世徒弟，不知所云。

吾聞夫主義高舉，堅持原則；各取所需，資產變質；剩餘價值，階級鬥爭。吾觀夫軍備有餘，經濟蕭瑟。核彈多於麵包兮，鄰國難敵；密警強於法律兮，特權得益。克思之靈歎曰：此蘇之共黨也，民不聊生，萬家墨面，不敢言真！何烏托邦之有耶？

誰料六4雲湧，坦克鎮壓，有目共睹，天下譴責；東歐色變，圍牆倒塌。「魔鬼帝國」，驚心動魄。「死硬」乎與民為敵，「開放」乎黨面失色。回頭無路兮，垂死掙扎；八夫反撲兮，孤注一擲。

無奈大勢已去，六軍不聽；百姓站起，一呼萬應。戈老糊塗，葉氏精明。樹倒猢散，黨歌無聲。嗚呼！八十年之黨業兮，毀於八十小時；千萬計之冤魂兮，換得三個烈士。

我等閒人，咨嗟世態，回顧史實，不勝感慨，曰：滅共產者，共產也，非反動勢力也；滅黨者，黨也，非外人也。悲乎！故俯首憑弔，仰問蒼天；淚如雨下，反覺欣然。


張五常 黎智英 楊懷康 侯運輝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朱屺瞻的畫

真擔心國畫後繼無人！

我對國畫藝術所知不多，但近幾年來，一些對此道有深入認識的朋友常常向我談及國畫之道，也就學到了一些。以我之見，張大千晚年時登峰造極，足以雄視百代；近人傅抱石、齊白石、李可染等高手已謝世，而仍健在的國畫大師愈來愈少了。林風眠的畫我極為欣賞，但我認為他的精品，都是法國的新印象派，算不上是國畫。吳冠中的就更西化了。黃永玉的素描功夫非同小可，但他顯然深受西洋畫的影響，只可算是半個國畫家吧。

新近崛起的比較年輕的中國畫家，大都走西洋畫的路。在幾位碩果僅存的老一輩的國畫大師之中，我最欣賞朱屺瞻。雖然年輕時朱氏曾學油畫，但他走的顯然是吳昌碩、齊白石的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朱氏比吳、齊兩位大師所達到的境界，似乎更高了。

衷心佩服簡慶福！他在十多年前看中了朱屺瞻，不遺餘力地推薦朱氏的畫。如今朱氏一百歲了。簡兄說，假若朱氏在八十歲時封筆，中國的藝術歷史不會重視他的成就。孫過庭在他的《書譜》中對王羲之的書法有如下評語：「右軍之書，老而多妙。」孔子說：「七十而從心所欲。」朱屺瞻這位畫家，是要到八十才從心所欲的。

科學與藝術的成就有這樣的一個有趣的分別。科學家在五十歲之後有重大貢獻的例子甚少，過了六十而有大作為者，未之聞也。而藝術家呢，「老而多妙」的例子不勝枚舉。張大千、齊白石與莫奈是其中幾個例子，但最突出的例子，還是朱屺瞻。藝術上的老而多妙，朱氏應該破了世界紀錄吧。

我本來對朱氏的畫不重視，但去年他近百歲壽辰，在香港舉行他晚年作品的畫展時，我見而愛之，欣賞再三，認為他的藝術返璞歸真而達化境。「化境」者，從心所欲也。

我欣賞朱屺瞻的畫，是因為我可以從他的畫中感受到他這個人很純真，是個性情中人。可以說，朱氏是我所見的繪畫大師中最純真的畫家。他的畫不誇張、不渲染，像兒童畫那樣天真無邪，然而力透紙背，愈看愈耐人尋味。

半個世紀前，蔡元培論畫，指出西洋畫重於寫實，以實物為依歸，而中國畫多是近乎抽像之作。但蔡氏所說的應該是近百年前的事了。西洋抽像畫的崛起，受中國藝術的影響是頗為明顯的——起碼畢加索有類似的說法。不靠實物寫生，而憑印象中的物體，隨意之所至下筆，朱屺瞻將會被認為是國畫中的一個重要的代表人物。

黃永玉說：「要學畫嗎？自己要怎樣畫就怎樣畫！」這是個很高深的哲理。是的，若不是自己要怎樣就怎樣，怎可以成為一個畫家？不過，若真是如此，豈非誰也可以立刻成為一個畫家？困難的所在，是既要隨己意下筆，也要取得他人心底裡的共鳴。愛倫坡說：「在最魯莽的人的內心深處也有和弦；但若沒有感情，這和弦是不能觸動的。即使那些完全陷於迷惘之境的人，覺得生與死同樣可笑，但對某些事物他們還是不能嘲笑的。」看到了朱屺瞻晚年的畫，我就想到愛倫坡這幾句話。隨意下筆而能觸動他人的心弦，是不能嘲笑的事了。

簡慶福與我是忘年之交。他是性情中人，多年前他能看中了朱屺瞻的畫，是不難理解的。我另一位朋友黃貴權醫生，對朱氏的畫著了迷，收藏其珍品甚多。黃醫生是攝影高手，他對朱氏的藝術有殊愛，應該也是個性情中人吧。據說黃醫生不僅醫術高明，醫德也好；這樣看來，他也知道一些關於人生的事，是不能嘲笑的了。

我到最近才有機會買到朱屺瞻的一些畫，觀賞良久，對藝術與人生有了新的領悟。

（按：愛倫坡那幾句話，原文如下：「There are chords in the hearts of the most reckless which cannot be touched without emotion. Even with the utterly lost, to whom life and death are equally jests, there are matters of which no jests can be made.」這是出自他的一篇散文《Masque of the Red Death》。）

獨自莫憑闌——從母親的病說起

「獨自莫憑闌！」是李煜說的。

母親病重，心亂如麻！六四悲劇，電視目不忍睹，當時八十八歲的母親哭了一場，心神不屬，在西灣河的街旁呆坐，跌倒了。進醫院，動了兩次手術，其後一年多來，身體時好時壞，有過四次紀錄：昏迷不醒好幾天。

母親的生命意識極強；所有認識她的親戚朋友都那樣說。年多前，她病重不醒，群醫束手，我俯在她耳邊問：「媽，是我，聽不聽到我的聲音？」過了良久，她彷彿輕輕點頭。我於是繼續說：「媽，醫生們都已盡所能，而我更無能為力。唯一的希望是靠你自己，你明白嗎？」過了一陣，她點點頭，這次點頭是比較明顯了。一個星期後，她終於甦醒過來。

如今，她九十歲了。不久前，她不知怎樣的傷了腰部，痛得要命，不能起床了。醫生替她下了些止痛藥，使她進入半昏迷的狀態中。年多來這是第五次的病情惡化。一個九十歲的人，心弱，腎弱，視力差，看物模糊不清，雖然熱愛生命，所餘的日子不會很多的吧。想到這點，我感到很寂寞。

人的生存不可以沒有愛。朋友對我的愛，是關懷，我很珍惜；妻子對我的愛，是眷顧，我很高興；兒女對我的愛，是尊敬，我很驕傲。然而，母親對我的愛，無微不至，是無以倫比的。母親怎樣愛我，如同我怎樣愛自己的兒女。兒女似乎對此不知道。母親對我的愛，我是知道的，希望她知道我真的知道。

母親既然來日無多，我就天天跑到醫院去看她。她半昏半醒，知道是我，總是用力地吸一口氧氣，問：「有沒有吃魚油丸，有沒有喝牛肉湯，有沒有用足六兩的牛肉呀？」我聽著，淚如雨下。她看不見我的眼淚，只聽見我裝作喜悅的聲音：「魚油丸最近買了六瓶，吃也吃不完，牛肉每天六兩，都是最好的！」我是個不愛說謊的人，但要使母親心安，我不能不那樣說。白色的謊言是為了愛而說的。

「兩個孫兒怎樣呀？」她一次又一次地問。回答這問題，我倒不用說謊：「思遠讀書很厲害，思琪讀書的興趣不大，但成績還是很不錯的。」她這一問和我這一答，不知重複過多少遍了。她老了，記不清楚，一次又一次地問是很自然的事。兩天前她再問，我答了之後忍不住補充說：「思遠過目不忘，是你遺傳的。說起來，我和思遠的讀書天分都應該遠不及你。」

在旁的護士小姐聽著，不以為然，用懷疑的表情向我一笑。母親住醫院久矣。一個沒有進過學校的老婦人，日常說的都是不知科技為何物的話，怎可以遠勝現代的青年呢？我於是向那護士小姐解釋說：「我母親沒有讀過書，思想很舊，是真的。但我小時過目不忘，今天我的兒子也如是，是她老人家給我們的重要禮物。老人家雖然沒有讀過書，但她年輕時過耳不忘，思想快如閃電。如果她有機會讀書，我們後一輩的又怎能勝她？」

說來真的是話長了。我父親的智力僅差強人意，但我們張家「內」、「外」的後輩，卻出了五個讀書出類拔萃的人物。我的一個侄子到美國去讀大學，只五年半就拿了博士，現今是知名的教授了。一個侄女在湖北省考第一。另一個在廣州，英語完全不懂，我設法把他弄到美國去，只六年就獲電機工程的碩士，拿到了什麼學術獎。相比起來，我和自己兒子的讀書本領，彫蟲小技矣！

基因的遺傳，比家財的遺傳有意思得多了。人類的進化，新陳代謝，是有連貫性的。基因是連貫的事，家財怎可以「連貫」呢？

父母與兒女之間的愛，基因與遺傳顯然沒有多大關係。養父與養子之間的愛，何嘗不是有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母親給我和兒女的基因遺傳，好的我們感激，壞的無話可說，但不足以論愛。我愛母親，是因為她對我無微不至。她的存在，使我有難以形容的溫馨感。

「獨自莫憑闌！」於今母親來日無多，思往事，一時間我有獨自憑闌之感，不禁悲從中來。

《憑闌集》已經擱筆，正準備結集成書。我補寫此文，是想對讀者作一點交代：因為母親的病，我沒有心情再寫些什麼。繼《憑闌集》之後的《話說天下大勢》，要停止一個時期了。

憑闌後記

為《壹週刊》寫《憑闌集》，到目前是第五十二期。憑闌至此，寫了一年，已足夠結集成書，應該收筆了。

讓我先在這裡感謝一撮生的插圖。他就是黃黑蠻，一個很有份量的畫家。但替《憑闌集》插圖，點只畫畫咁簡單？我的文字有時天馬行空，不著邊際；於是，黑蠻老弟的想像也就天馬行空起來了。

黑蠻和我相得益彰。要不然，《憑闌集》不會有那麼多讀者捧場。通俗的「專欄」文字，與學術性的、深入而不淺出的不同。對於後者，讀者是否喜歡閱讀不大重要。前者呢，既然是為一般讀者而寫，他們不愛讀就沒有什麼大好理由下筆了。

話雖如此，好些讀者問，為什麼我不多寫一些關於經濟學的文章。他們可不知道，寫散文而不寫經濟是《壹週刊》創刊時要求的。我和舒巷城商量了幾天，就決定以《憑闌集》這個欄名下筆，寫的是一些往事、一些感想。既然是散文，經濟學就派不上用場。像我在《三岸情懷》裡所寫的《給女兒上的一課》那樣的經濟散文，可遇不可求，若不是時來運到，要迫也迫不出來。

舒巷城和我有四十年的交情了。我羨慕他寫散文的才華。雖然岑逸飛曾經對我以前所寫過的幾篇散文另眼相看，我自問不是行家。如果不是想起四十年前跟舒巷城談及散文之道，很想向他「表演」一下，而同時又得到他的同意，替我每篇過目、修改一下，我膽子再大也不敢答應《壹週刊》的要求。

我在一九四九年認識舒兄。當時他住於西灣河太寧街，和我家很近。他比我年長，但因為大家談得來，在五○年代有好幾年我們日夕相見。我和他今天看事情有許多相同的感受，表達的「措辭」也往往大同小異，是因為我們大家都是在西灣河長大的。

有人說，張五常的文章是有人代為修改的呀！這又怎算奇怪呢？外國的英語刊物，幾乎所有文章都要經一些文字編輯修改的。這種修改辦法，中文刊物很少用。像我這樣的人，肯讓他人修改我的文字倒不容易。舒巷城是一個很難得的例外。他在我的原稿上修改的不多，通常只略為潤色一下；他認為應該盡量保留我的原貌、風格；所以無論怎樣修改，修改後的文字還分明是張五常的。這是西灣河的「功力」了。

朋友問，散文與論述經濟的文章相比，哪一種比較容易寫？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答案我是很清楚的。寫散文，有了題材後，文章可以一揮而就。在我來說，有了題材而還要大費功夫才能寫得出來的散文，讀起來總覺得有枯澀之感。但選擇可以順利地下筆的題材，絕不容易。另一方面，寫經濟分析的文章要慢慢地爬格子，很花時間，但題材卻可信手拈來，俯拾即是。相比之下，寫散文則遠非如此，而稿費也難賺得多了。

寫《憑闌集》的起因，說起來不單是因為《壹週刊》要求我寫散文；更有決定性的是，很多讀者及朋友希望我能寫自己的傳記。他們說，我這個人很奇特，生活和工作與眾不同，應把有關的經歷公之於世。我熱愛生命，自小就希望可以過一下「熱烈生命」的癮，所以凡是自己認為心安理得而又感興趣的事，我不會裹足不前。這樣，說是多采多姿，也是可以的。但若說我是個傳奇人物，那倒是朋友們的抬舉了。

傳記是不能寫的。一個折衷的辦法，是寫一些回憶中的片斷（如出現於本集裡的文章）。這些回憶有喜、怒、哀、樂，也有溫馨，卻沒有怨和恨。我是個很世俗化的人。朋友對我稱讚，我高興；對我低貶，我不開心。但這些感受很短暫。過不了多久，贊也好，彈也好，我還是依然故我。我個人的喜愛，是一些比較「恆久」的事情。今天的人對我怎樣看，到了明天，還有誰管得著？

執掌政權的人可以憑一些豐功偉績而萬世流芳。我討厭政治，也討厭權力，所以對任何這類的功績都沒有興趣。這似乎是中國文人的傳統了。蘇東坡說：「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辛棄疾說：「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這些話，深得我心。毛潤之說：「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倒引起爭議了。自古風流人物，真的「數」他嗎？

我希望在思想、學術上偶有所成而贏得一點「永恆」；也希望在感情、觸覺上能與朋友共鳴。為了這後者，我寫出了《憑闌集》。

黃金耀與美人紅

故老相傳，中國盛產印章良石的地區有三：壽山、昌化、青田。壽山在福建，後二者在浙江。幾年前蒙古巴林的石材嶄露頭角，其質量絕不亞於以上的三大名區，而巴林所產的雞血上品，大可與昌化的相提並論。目前，巴林的石材被行家們認為「次貨」，是因為識者不多而已。若干年後，巴林的名字會與壽山、昌化、青田並列的。

壽山石品種繁多，多采多姿，其中以田黃為首，沒有誰有異議。昌化以雞血石知名，劣石甚多，但昌化的雞血極品，可與田黃極品分庭抗禮，也是毋庸置疑的。昌化除雞血外，其它的石材則不值一提。

壽山的田黃與昌化的雞血我曾於此談過了。今天我要說說的是青田石。純以刻章下刀這角度看，青田石可能是中國之冠。然而，青田的石沒有壽山的那樣有「性格」，品種多但大都雜亂無章，平凡的雕刻石材產量很多，所以價格較低，為收藏者所不取。像謝宏中那樣對青田石情有獨鍾而大量收藏的人，少之又少。

在市場上最常見的青田佳品，是封門青。以刻章而論，封門青的確是上品。很多時，這種石與較為堅硬及色澤較深的石連在一起，成為「巧色」，被青田的技工刻成各種擺設品，倒也大有奇趣。但封門青本身的色澤淺青平淡，不能引人入勝，加上產量不少，因而在名石中其價就比不上壽山的了。

所有的書都說，青田石的極品是燈光凍，但似乎沒有誰可以肯定燈光凍應該是怎樣的。市場上久不久有一、兩小塊出現，晶瑩可愛，誰看了都可能不會否認那是燈光凍，但也沒有誰可以肯定它一定是。有一些自稱是青田石的專家（天曉得是不是），堅持燈光凍早已失傳。

據書上所載，少為人所知的是，青田石之中另一種與燈光凍並駕齊驅的石，為黃金耀。一說此石也早已失傳，另一說：還可以找到。不久前，一位在青田的朋友對我說：「文革前一位採石的友人採到一些黃金耀的石材，藏在家裡。我一直忘記了此事，不久前才想起來，石材現在還未加工，你要不要買？」我回答說：「加工後給我看看再說吧。」

後來加了工，共得石章六方。我一看，果然是石中極品。當然，我不知道那是否數十年前收藏家所說的黃金耀——失傳已久的石有誰可以鑒定——但不管是或否，這六方石章的確是難得一見的。石色淺金帶紅，溫而潤，光澤奪目，軟而堅，晶瑩通透。可以說，石中應有的「美德」俱備，只有上佳的田黃、雞血可與媲美。

我想，這樣上佳的青田石，怎會只有幾方？為什麼青田的人不多加開採，而將他們的勞力集中於發掘平凡得多的封門青？我把這疑問向青田的朋友提出來，所得的回答是：黃金耀像燈光凍一樣，再也找不到。這怎麼可能呢？燈光凍是零碎獨石，方件的確甚少，說已絕跡不難相信。但我見到的六塊黃金耀，是方件，分明是從石礦那裡採得，怎可以少得在今天沒有幾個人知道？

是的，青田的石材似乎永遠有如下的不幸。以石質而論，青田不亞於壽山，但前者的產量較多，都比較平凡；超凡的青田石則產量甚少。本來，物以稀為貴，不過，產量少得其名也少人知道，難以成行成市就不成為眾所認同之物，其聲望就袛能在書本的記載中「傳聞」。燈光凍如是，黃金耀也如是。

另一種上佳而又難得的青田石，名叫美人紅。淡淡的淺紅，碧嫩如少女，誠美人之紅也。美人紅甚為難得。我求此石已久，只得三方。於是，對青田採石的朋友說：「給我多找一些美人紅吧。」他答應了。

過了一年多，他一方也找不到。後來他和朋友在美人紅的產地開採，得到的是另一種美人紅：紅色較深，石質遠為通透，顯然是老去了的美人紅，但也很可愛。青田的朋友說：「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美人紅，你可否給它起一個名字？」我說：「稱它為『美人遲暮』吧。」

最近在朋友家遇到了倪匡，知道他對石頭有「殊」好，就回到自己家裡取出一塊新發現的美人紅給他看，告訴了他找「美人」的故事。他說：「『美人遲暮』這個名稱有問題，應該叫作『風華正茂』！」倪老兄是愛「美」專家。他可能認為，真正的美人，是永遠不會遲暮的！

老師普納

普納（Karl Brunner）在兩年前去世了。去年初，艾智仁邀請我到歐洲去參加一個為紀念普納而舉行的研討會，我因為要準備諾貝爾研討會的文章而推卻了。這使我鬱鬱不樂久之。

一九六二年在洛杉磯加州大學的經濟研究院，普納是我的老師。他當時對我不重視，不認為我是可造之材。他教的是宏觀經濟與貨幣理論，是我興趣之外的科目。那時，普納算不上是大名家。這一點，同學們和我都覺得很奇怪，因為我們都認為他是絕頂高手。普納後來舉世知名，是他離開加大之後的事。

我自己是一九六七年離開加大的。一九七三年，我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收到了普納的一封信。信上說，他知道我升級很快；讀過我一些文章覺得果然了得，所以要寫信來恭賀一番。這使我很感動。七○年代的普納，在國際學術上如日中天，也是幾個大國的政府所重視的智囊，竟然能抽空給他早年「何物小子」的學生，加以鼓勵，實在不簡單。

普納大約是一九六五年離開加大的。七十年代，他曾數次邀請我參加他辦的研討會，可惜都礙於工作不克參加。我再與他見面時，已是二十年後的一九八五年了。該年夏天，我到舊金山參加美國西岸經濟學會的聚會，在那裡的一個特別的講座上，發表了我對中國經濟改革的見解。聽眾濟濟一堂，我走到台上，向下一望，見到前排正中坐著的，是佛利民夫婦和普納夫婦。這使我呆了好一陣。

演講後，這四位故交跟我握手言歡。普納夫人蘿絲瑪麗（Rosemary）興高采烈，緊握著我的手，滔滔不絕地跟我述說二十多年前我在加大時的往事。她笑得很甜，很開心，但我卻強笑著，淚水差點要流出來。

原來早一個晚上，我與普納的最佳拍檔A.Meltzer共進晚餐時問起普納近況，他說：「幾天前蘿絲瑪麗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只有幾個月壽命！」想不到，十多個小時後我所遇到的她，竟然那樣歡容，好像自己什麼憂慮的心事也沒有似的。後來蘿絲瑪麗死了。我跟艾智仁談起此事，他說，因為要使普納開心，蘿絲瑪麗那時就變為一個偉大的演員。

一九八五年在舊金山所見到的普納，很蒼老，行動不便。其實二十多年前，他的眼睛就大有問題。我們再見面時，他幾乎完全看不見什麼了。他站在我的面前，像對孩子那樣的關心，微笑地以他脫不掉的德國口音說：「好呀，史提芬，你現在是個經濟學家了。」「可以這樣說吧，」我感到有點驕傲地說：「我腳踏實地下過二十多年的功夫。」「真的二十多年嗎？應該是吧。你那時替我拍的人像照片，我還好好地保存著呢。」

是那樣可愛的一個人！但一九六二年，普納是同學們認為最嚴格、對學生最不客氣的老師。世界上可能沒有出現過一位比他更重視邏輯的經濟學者。文章的每一個字，每一句，每一段，他都不放過。在研究院的「宏觀經濟」的高級課程上，他花了一個學期只教了M.Bailey那本名著中的十八頁，證明幾乎每一段都有錯處。到最後所有未被嚇退而還在課室留下來的幾位同學，都可說得到一點「真傳」。這些同學今天在美國都大有建樹了。

我還記得有這樣的一課。歷久以來，書本上都說在均衡點上，投資量與儲蓄量相等。普納問：「為什麼這二者相等？」同學們接二連三地以書本上的答案說了出來。普納聽了，臉色一沉，鄭重地說：「你們不說話不是更好嗎？」這一說，同學們又知道書本上又「胡說」什麼了。

課堂上一時間靜得怕人。過了好一陣，普納說：「一些量是可以觀察到的『事實』，另一些量卻是不可以觀察到的『概念』。前者，投資與儲蓄永遠相等，正如出售量與購買量永遠相等一樣；但後者只在均衡下相等，那是看不見的、概念上的相等，正如需求量與供應量的相等只是一個概念，不是事實——是見不到的。真實世界中沒有經濟學所說的『均衡』那回事，因為『均衡』只是一個概念。」

他跟著走到黑板前，以數學邏輯證明他的觀點。一大黑板寫滿了，抹後又繼續寫，如此抹抹寫寫好幾次，他突然停下來，問：「你們明白了沒有？」沒有誰真正明白，所以沒有誰響應，普納一聲不響的離開了課室。同學們呆住了，知道他所說的是驚天偉論，脾氣發得有理。大家於是繼續在課室內研討剛才普納的分析，直到兩個小時後自覺明白才離去。

是的，普納是我所知道的在分析、邏輯上最嚴謹的經濟學者。作為他的學生，被他當眾「羞辱」司空見慣，當時會有反感，或心有不甘。但過了一、二十年還從事於經濟學的，就會覺得普納嚴謹的邏輯推理，在腦海中像鐵鑄的那樣，驅之不去，忘之不了，也因而把自己所學得的知識視為真理，對混水摸魚的所謂「理論」一笑置之了。作為一個老師，這是普納的偉大之處。

關於中文教學

九七在望，香港一些有權力的人，紛紛贊成硬性推行中文（指母語）教學，亦即從中、小學起，老師們要以中文授課、中文考試。這樣的建議不難理解，但卻很有諷刺性。上海有幾家學府，以英語授課為榮，北京有好幾位領導人曾經告訴我，他們希望香港的教育能保持英語的重要地位，甚至加強英語（教學），雖然他們不便公開說出來。

中文教學是敗筆，很多在香港的有識之士都明白，但他們都不願意站出來說幾句衷心話。（政治的可怕，這又是例子。）那就讓我在這裡說說吧。

（一）英文很難學，比中文難得多。主要原因，是英文的實用字彙大約比中文的多五倍；而英語動詞的運用，高深莫測。這是說，英文要學得似模似樣，文章寫出來算得是達意、可讀的，要下多年的苦功才行。香港學生在家裡及社會中慣用母語中文，要學好英語英文談何容易！推行中文（母語）教育，他們的英語水平就不可能有什麼前途了。

（二）因為英文的字彙及動詞千變萬化，在精確上說，其語言的表達能力比中文的勝一籌。這一點加上計算機與訊息傳播的發達，近二十年來英語成為標準的國際語言。美國學府的外文系日漸式微，而歐洲的好些高級學府也早以英語教學了。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以服務國際而賺錢，怎可以在語文的教育上背道而馳呢？

（三）有很多科目，以中文（母語）教學會弄得一塌糊塗。經濟學是一個例子。到圖書館去看看吧。經濟學的文章，千分之九百九十以上不是中文之作。老師口授用母語中文，學生的讀物卻是英文，怎麼辦呢？若中文教學被硬性推行，那麼經濟學的老師就必定會用半中半英的「教授法」混成一體了。我一向認為最劣的語言，是百鳥歸巢的那一種。

寫到這裡，我應該發點牢騷。我認為香港現在的學生不管是讀中文還是英文的，一般地說，其語文水平實在是中不成，英不就！我回港任教八年多，沒有見過多少個學生的英文或中文可登大雅之堂，更勿論中、英兼優了。這些學生很聰明，辦事能力很強，就是語文水平低落。不僅學生如此，香港眾多的中文刊物，除了三幾份之外，中文的水平是不堪提的。

百鳥歸巢、雜牌式的語言，使余英時大罵香港沒有文化。但余老兄誤中副車，罵錯了。香港的文化很特別，自成一家。但特別的文化有好的一面，也有令人捧腹大笑的一面，余教授顯然是從足以令我們尷尬的那一面下筆。

我們不能否認中文是一種很優美的語言，有其重要之處；也不能否認今天香港學子的中文往往令人發笑，是應該急起直追的。但這是誰之過？那些因為見到學生的中文不成話而熱衷地主張中文教學的君子們，不知就裡，以為以中文（母語）教學就可以改進中文水平，也是「天真」得可以的。

是的，中文水平不善，不能歸咎於英文教學。反證的例子不勝枚舉。以我所知的為例，今天在太古城搞環境園藝的韋子剛，在中文大學教生化的江潤祥，是五十年代初期我在灣仔書院及皇仁書院的同學，都是「番書仔」；友人中如年長的舒巷城，也是在香港讀「番書」出身的。但他們的中文水平，好得令人羨慕。而我自己呢，說來慚愧：我是因為中文作文不及格而要離開皇仁之校門的。

顯而易見，今天香港學子的語文水平低落，是近二十年來急走下坡所致，與什麼中文、英文教學扯不上關係。我認為急走下坡的主要原因，是在於香港的教育制度。香港政府對中學課本的規定，課程的限制，考試的約束，是學語文的大忌！幾年前我看過一些中學的中文試題，吹毛求疵地問些關於成語的解釋，還有一些斷章取義的問題要學生回答。總之，求「甚解」而不求大意，不論神韻，也不知文采為何物，這算是什麼語文教育呢？管制語文教育的人對語文真諦的認識顯然不多，他們定下來的各種管制，扼殺了學生對語文的興趣，學生於是為考試而學語文。其結果是，在他們的百鳥歸巢、不中不西的語文中，混雜一些不倫不類的成語。悲乎！

為了香港的前途——也為了中國的前途——我們應該堅持英文教學。但香港的教育制度需要大事修改，尤其是關於語文那方面的。中文重要，但因為（尤其對以中文為母語的人來說）比較容易學，也可以使學生很有興趣地學，所以只要制度一改，成績就可以大為改觀。

我認為在學生時期要改進中文水平，不是太難的事。下述數點可以考慮。第一，老師不妨花點時間（不超一課的時間）教學生中國傳統（字「聲」）的「平」與「仄」之分別。第二，要他們多背誦一些可以琅琅上口的詩詞歌賦與古文。第三，要他們利用空餘時間（或看電視時播廣告的時間），多看一些課外讀物，包括文采斐然的金庸或梁羽生的武俠小說。

我是怎樣思想的

兒子到美國進了大學，讀完了一個學期，成績很好，我當然高興。他回港度假，父子相聚，倍加親熱了。他選修了一科心理學，我見他成績名列前茅，就好奇地問：「你從心理學學到些什麼？」他說：「我也不知道。」我想，他真的是下過一點功夫！通常一知半解的學子，對自己所知總會偉論滔滔，但多知一點的，往往一時間無從說起。

但過了一陣，兒子說：「爸，你思想時腦中是用文字還是畫面的？書本上說，天才思想時大都用畫面。」我這個傻兒子，一向認為父親是個天才，所以預期我的答案是「畫面」。他把我難倒了，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既然他問及，我就細想自己思想時究竟是用什麼的。想了好一陣，我回答說：「我什麼也不用，真的什麼也不用！」兒子聽得張大了嘴，跟著喃喃自語地說：「怎可以『無中生有』？」

我曾經寫過《思考的方法》（見《賣桔者言》），很受學生歡迎，但那是說方法，可不是說在思考時用什麼「媒介」。是的，我不知道在思想時自己是用什麼的。寫文章，我當然心裡在想文字，但在文字之前想內容，我既不用文字，也不用畫面。思想時內容是怎樣形成的，不得而知也。

談談下象棋吧。閉目下棋時，在腦海中我當然有一個棋局的畫面。但開眼對弈，面對棋盤，按棋路推理，腦海中就沒有什麼文字或畫面了。轉談數學吧。想「數」，腦海中當然有方程式。攝影呢，思考時當然想著一個畫面。就是最笨的蠢才也會那樣想，與天才有什麼關係呢？

可能我兒子所談的心理學課本所說的是指抽像的推理吧。抽像的思想，我想時真的是什麼媒介也沒有。想時像魂遊，如夢如幻，哪管它什麼文字或畫面？我腦海中若有文字，通常只是一個還未有答案的問題。有時覺得問題不夠清楚，我就盡力把它弄清楚再想。

有了問題，我找答案時的思想就沒有什麼媒介了。通常的過程是，模模糊糊地想著一個問題，想得久了，另一個問題在腦海中浮現，跟著再模糊了一陣，又得到另一個問題，如此在一陣一陣的模糊中，一層一層的問題演變，原本的問題答案就莫名其妙地跑了出來。有了這答案，我才再以邏輯推理來考證這答案是否對的。

一九六六年，我思考佃農理論時，腦海中的問題是：「既然傳統認為佃農制度大有浪費的地方，地主所收的租金下降，那麼地主為什麼要選取佃農制度？」模糊了幾天，我問：「假若傳統錯了，那麼前輩們忽略了什麼？」如此又模糊了一陣，答案就出來了：「佃農制是一種合約，其內容條件與其它合約一樣，可以千變萬化，是由交易者商議而定出來，傳統的佃農制分析是忽略了這合約的條件。」有了這答案，要在邏輯上斷定在競爭下佃農合約應有的條件，就易如反掌了。

一九六八年推翻了當時家喻戶曉的「界外效果」理論時，我問：「若有界外，什麼是界內呢？」一九六九年推翻了當時的公產理論時，我問：「每個人都爭取私利，無意損害他人，那麼為什麼公產的租值會下降至零？」一九七三年推翻了價格管制理論時，我問：「被管制的價格低於市價，那麼這二者的差額是誰擁有的？」一九八二年推翻所有的公司原理時，我問：「假若我請人替我提供某種服務，究竟我和他是同一家公司還是兩家的？」

以上及其它的例子，我問時當然腦海中是用文字——畫面怎可以問？但有了問題後的思想，我就不用文字或畫面了。很明顯，非用文字不可就用文字，但以攝影的例子來說，非用畫面不可就用畫面。其它的思想，什麼也可以不用。

心理學課本的作者顯然沒有想過這些問題。我想，人們在思想時究竟用文字還是畫面，不能一概而論；更不可以用上述二者（媒介）來分別誰是天才，誰是蠢才的吧。

觀雞血石有感

不久前到大陸購買石章，朋友給我看一塊難得一見的雞血石。他認為我是個專家，很想聽聽我的意見。那石塊大約有三公斤重，是很大的雞血石了。石質柔軟，看來是昌化上品；石中的血色多而鮮，甚為難得。

我把那石觀賞、摩挲了十多分鐘，放下，喟然而歎，說：「這塊石是假造的，但造得這樣天衣無縫，我差不多看不出來。」朋友說：「果然厲害！但你要知道，這塊石的成本要幾萬塊錢呀。」「成本既然那樣高，為什麼還要造假的？」「我也不大清楚。據說一位高手花了不少時間造了兩塊，這是其中之一，另一塊一位台灣客用高價買去了。」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我花了點錢請他把這塊「假」的讓給我。

這塊假雞血石，說起來，似真實假，說假還真。為什麼呢？原來石是真的昌化雞血，石質是上品。石上的「血」有些是原石所有，但不多；其它的「血」也非假的，卻是從其它的昌化雞血石移植過來。移植的方法不是用石粉與膠水的那一種平庸之作，而是像補衣裳那樣以石片填補，補得半點痕也沒有。

我曾經在《資本》雜誌上寫過一篇文章論雞血石，說該品種的名石是比較容易鑒別的。雖然假造的雞血石多的是，但一般而言，要鑒別並不困難。大約一年前，我知道大陸的高手發明了以真石移植的填補方法，但通常還是不難看出有人做過手腳的贗品。然而據最近所見，知道這方法已大有改進，達到了爐火純青之境！

這使我想起少小時讀書「偷睇」的往事。當年，與一些懶於讀書但大有天才的小同學研究「偷睇」的辦法，勤力得不得了，而研習出來的辦法也真是天衣無縫，運用起來時得心應手。問題是，考試成績還是欠佳。後來有機會進了加州大學，老師們根本不知道有「偷睇」這回事，少小時的發明應該大有用場了。但年紀大了，對當年的過癮事一笑置之；我又想，偷睇的準備時間比真正讀書的時間還要多，所以偷睇實在是一門蝕本生意，不作也罷。

是的，像我最近所買的假造雞血石一樣，偷睇的勞力與腦力是真的代價，是真的心血，以之運用到正途上好好地讀書，既可應付考試，也可增加知識，豈非兩全其美？

以真的昌化雞血移植而成為一塊比較可觀的「假」雞血石，若以劣石從事，賺取所「增」的市價，不難理解。但這移植方法是做得好，需時甚久，也需要高手才能辦得到。因此，這種移植的「假造」要用上選的石材。原本已值數萬元的石料，加上移植工夫的成本，不能等閒視之。好石之徒過不多時總會找出鑒別的辦法，那豈不是「血」本無歸？另一方面，好石者知道市場上有難以鑒別的假雞血石存在，有了戒心，這對雞血石的一般市價會帶來一定的不良影響。問題是，造假雞血石的人為了圖私利，他們是不會顧及一般市價如何受影響的。

中國人看來有一種很特別的能耐，也有一種很特殊的天才。專家們若有機會看到我最近所收藏的「假」雞血石多半會同意；該石塊是天才之作，也需很高的技巧與耐力才能「假」得如此逼真。若說穿是贗品，其市值比其原來的石料還低。

這使我不禁聯想到中國的政治那方面去。是的，在中國搞政治的人，其天分決不能低估，而他們多年的苦心孤詣，每天的心驚膽戰，其代價也高得驚人。然而，一次又一次地高呼著「為人民謀幸福」之類的口號後，人民的生活究竟怎樣呢？若說穿了，這些浪費了幾許大好光陰的政治勞力與天分，所換取到的真正價值，遠不及一個在街頭擺賣的個體戶。

我認為，既然掛羊頭，就無須賣狗肉。雞血移植既然可以造得那樣神乎其技，那樣近乎十全十美，又何妨坦然說出：那是以不同的真正雞血石料移植合併而成的新「品種」。這樣言明，就沒有人會說那合併了的石是「假」了。石料是真的，移植也是真的，何假之有？這樣市場對它總會有另一種真正的需求。長遠一點來說，這才是生意的經營之道。

我的父親

（一）

父親積勞成疾，在三十七年前去世了。那時我十七歲。他享年僅六十一。患了肺病多年，到最後，五臟都有問題。醫生說，父親既不吸煙，也不飲酒，而又沒什麼奇難雜症，只因為工作過度，營養不好，於是孤燈挑盡，回天乏術也。

父親有十一個兒女，我排行第九。他長於舊中國的家長制度中，年青時頭上還留過辮子。他比母親大十三歲，我出生時他四十多歲了。在有眾多孩子的中國家庭裡，排行低的沒有什麼人管教。我在十六歲之前，沒有正正式式地跟父親談過幾句話。母親一向勤於自己的工作，而孩子又那麼多，對我也就無暇管束了。家中各人見父母不管我，除了罵我頑皮之外也沒有什麼管束的行動。可以說，從童年到青年，大部份時間我是個「自由」人，但也因此養成很強的自主性。

話雖如此，從青年時起，我就覺得父親是我所知的最偉大的人。他十二歲那年從惠州跑到香港來工作，在一個富人之家當役童。父親名張文來，是一個客家式的名字。「文來」二字不知是誰起的，很古雅，是我聽過的客家之「文」字輩中最有文采的了。

富家的主人有點良心，讓當役童的張文來跟他本人的兒子一起到灣仔書院就讀。可惜讀了三年，就要停學了。原來我的父親貌既不驚人，才也不出眾，沉默寡言，手腳笨拙，反應遲鈍。朋友們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做「大懵來」！在灣仔書院讀到第三年，富家的兒子考試不及格，不能升級，富人就大發脾氣，招「大懵來」到面前，問：「你及不及格？」「及格。」「那麼你考第幾？」「第一。」富人一巴掌打在大懵來的臉上，說：「胡說八道，為什麼要騙我？」富家子在旁代為解釋：「他真是考第一呀！」富人說：「他生成這樣子，考第一也沒有用，下學年不要再到學校去！」這樣，我的父親就沒有再進學校了。

很多年後，父親告訴我，富家主人因他讀書考第一而給他一巴掌；不過這一巴掌倒打醒了他，使他發憤圖強。雖然在本世紀初的香港，出頭的機會有的是，但要圖強也不是那麼容易。父親離開富人的家後，轉做挑石塊與用錘子碎石頭的工作。後來他的右肩比左肩低，是由於挑石的損害所致。其後他在西灣河的街旁擺賣香煙，再其後轉到天祥洋行當電鍍學徒。

父親好學，其勤奮與耐力是我生平所僅見。自覺是「大懵」，他就將勤補拙。他的英語大部份是自修得來的。若誇口一點說，我的英語文字在美國略有微名，但幾年前重讀先父在四十年代所寫的商業英文書信，自問不及！是的，父親的英語說得不好，英文下筆時很慢，但寫成後的文字是博士級。行文誠懇、清楚、暢通；文采斐然。他的中文也如是，且字體魄力雄強，可與書法家相提而並論。

在天祥洋行當學徒時，父親不只學電鍍，也利用工餘時間自行研究電鍍。有了心得後，他半翻譯、半自著地寫了一本電鍍入門的中文書，成為香港工業發展初期的電鍍經典之作。父親去世後，香港的電鍍行業尊敬他，把他的生日作為師傅誕，直至今日還是如此。天下師傅多得是，但父親被同行紀念，可不是因為他的電鍍技巧超人一等，而是因為他對同行的忠厚有口皆碑，他們於是就對之尊師重道起來了。三十年代初期，父親離開了天祥，創辦「文來行」，賣電鍍原料，也向買者免費指導電鍍的方法。

五十年代初期，我很多時在文來行見父親向電鍍行業的工作者解釋技術上的問題，有一天，我們幾個孩子在店中活動，一個不相熟的人走進來，高聲嚷道：「張文來在哪裡？」他跟著跑到父親面前，神氣十足地將一個手電筒擱在父親面前的桌上，說：「你覺得怎麼樣？」父親把電筒拿起來看了良久，點點頭，那位不速之客把電筒拿回後，仰天大笑而去。

我們幾個孩子破口大罵，說這個人沒禮貌，不識規矩。父親輕聲說：「你們少說幾句吧。這個人的電筒，在鍍了鉻的面上局部『上』了黑色，沒有半點瑕疵。這種上色的技術我研究了多年也辦不好。香港沒有誰能勝他。他感到驕傲，溢於言表，是應該的。」

我認為今天香港在國際上有那樣的經濟地位，是因為這個城市曾經有不少像我父親和那位不速之客那樣的人。



（二）

我在上文提及，我長於中國傳統的家庭，而且在家裡眾多孩子之中是排行第九的；因為父親兒女多，便一向對我少注意。但在他去世前的一年，他卻對我關懷備至，突然對我重視起來了。

在中、小學時，我唸書的成績不好，家裡的人都知道；父親認為我沒有希望，理所當然。我在皇仁唸書時，逃學多，上課少。我逃學，是為了要跟容國團研究乒乓球，跟徐道光下象棋，跟舒巷城談詩論詞，也跟歐陽拔英學書法。某日，一位親戚到家裡找父親，當時只有我一人在家，於是我寫下一紙，說某人曾經到訪。父親看了該字條後，遍問家中各人：紙上的字是不是阿常寫的。過了幾天，另一位朋友到訪，問及文來行的台灣分行地址，父親說：「叫阿常來寫地址。」家人都覺得奇怪。那時是晚上，我已入睡，而地址誰不會寫？但父親堅持要我寫，那麼姐姐就把我推醒，寫地址去也。

我抹抹惺忪的睡眼，把他們說著的地址寫下來。父親說：「拿給我看看寫得對不對。」姊姊說：「我看過，是對的。」父親說：「你懂什麼？給我看看。」他看好一陣，問我：「你的書法從哪裡學來的？」「跟歐陽先生學。」「學哪家字體？」「先學曹全，再學張遷，現在學的是婁壽。」「學碑？為什麼不學帖？」「歐陽先生說字的基礎是漢碑。」父親點點頭，不再說什麼了。後來歐陽先生告訴我，父親曾多次找他，問了很多關於我的事情。

過了幾個月，父親身體欠佳，病重，進了一個時期醫院後回家休息，再不回店工作了。那時我沒有學校收容，閒來在家，父子對談的機會大大地增加了。老父幼子論世事，說前途，使我對父親有難以形容的親近感。

一天，母親說：「你爸爸在家裡悶得發慌，他自稱是象棋高手，你可不可以跟他下棋，替他解悶？」我於是拿了象棋，跑進父親的房間，擺開棋盤，對父親說：「阿媽要我跟你下棋。」他喜形於色，說：「你也懂得下象棋？」我堅持讓他先行，然後以烈手炮連勝他三局。他問：「你的象棋從哪裡學來的？」「跟徐道光較量過，幾天前他勝了李志海。」

父親聽著，說：「你讀書不成，但我也讀不到幾年書。你不喜歡讀書，不讀也罷。多年以來我不管你，沒有留心你的發展，見你在校成績不好，就認為你沒有希望。現在我對你的觀點改變了。我認為你是可造之材，前途比我認識的所有青年還要好。你不讀書，到文來行學做生意，也是好的。但你可不要忘記，我對有學問的人五體投地！」

這幾句話改變了我的一生。父親死後，我到文來行工作了兩年，其後有機會到北美求學；燈前夜讀，要休息時，想著父親的話，疲倦之身又往往振作起來，走到書桌前，聚精會神地把書再打開。一九六二年的春夏之交，我跑到洛杉磯加州大學的外國留學生管理處，索取移民局所需的學生「紙」。該處的女秘書說：「處長要見你。」我以為大難將至，殊不知處長說：「我要跟你握手，因為三千多外籍學生中你的成績最好。事實上，我沒有見過這樣成績的學生。」一時間我想起昔日父親的話，禁不住流起淚來。

像父親從前一樣，一九四八年起我也是到灣仔書院唸書的。有一回，我在家中偷麵包給一位同學吃。母親發現了，大興問罪之師。父親要見我，把我嚇得魂飛魄散。父親說：「你為什麼要偷麵包給同學吃？」我回答說：「他的成績很好，但沒有錢吃午餐。」父親說：「這樣的學生是應該幫助的。你替我每月給他三十元吧。」

抗日戰爭期間，聽說日軍快要到香港島來，母親買了大量的花生「枯」、油、鹽之類的維生食品。香港淪陷後，在西灣河澳背龍村所在的山上，父親把這些糧食與鄰居分享。一九五四年，他死後的清晨，我家門前掛上白布，鄰居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過了一天，白佈滿山皆是，到了晚上，我聽見鄰家的哭聲。在殯儀館的晚上，我見到一位白髮蒼蒼的工業界知名人士，跪在父親的棺前哭泣。

父親是信基督教的。他是現今還在的聖光堂的執事。教我書法的歐陽先生，曾經是廣西的一位縣長，年紀老了，因為避共而逃到香港來，不名一文，衣食無著。父親照顧了他。父親與世長辭時，歐陽先生以他最擅長的石門銘字體寫了一副輓聯：「五年海角我棲遲，推食解衣，至荷高誼；一旦天堂主寵召，撫棺憑弔，難盡哀思。」　

知識就是力量

英諺云：Knowledge is Power!——「知識就是力量！」如非通過翻譯之筆，中國歷來沒有這句話，或類似的說法。這是中國人的悲哀。

力本來是有形之物，但從西方文化那方面看，無形的思想，也是力量了。我不是說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沒有類似的概念——事實上，中國人的抽像思想能力絕不後人。但在中國的成語中，這樣的話似乎沒有聽過；而中國人低貶知識的力量，由來已久。在傳統上我們有墨守成規的某家某家學說，在革命中我們的口號琅琅上口，知識是何物不值一提。

回顧歷史，我覺得幾百年來，中國執政者中尊重知識的重要人物，只有清初的康熙。康熙真是一個開明的好皇帝。在一個閉關自守的國度中，他的思想開放得令人難以置信。他歡迎外來的賓客；還不恥下問：「你能否教我怎樣改進人民的生活？」這句話，中國的執政者再沒有「下問」，已有好幾百年了。

慈禧太后要建造頤和園，沒有經費，就動用海軍的糧餉。後人唾而罵之。為什麼慈禧要那樣做？答案是：康熙老早定下法例——永不加稅！說起來，這個皇帝以少數民族之「尊」竟能把整個中國管理得頭頭是道，也不過是以知識化為力量。他博學多才，有恃無恐，不是其力量是什麼？

從小我就欣賞「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因為自己手無搏雞之力，就逼著要向知識那方面打主意。在美國的學術界內，知識與力量的相連是一個黃金定律。

記得在越戰爭期間，美國不少青年反戰。這些青年之中有一部分是什麼也要反的。在洛杉磯加州大學的經濟系內，有三幾個屬於造反派的青年教師，跑進艾智仁的辦公室內說：「你們老頭子有權，我們後生小子沒有，所以非造反不可！」艾氏氣定神閒地回答說：「知識就是力量。你們何必造反？只要你們的經濟知識能勝過我，『權』就是你們的。」

是的，在學術行內，知識不僅是力，也是權。若知識與權力不連帶在一起，那麼學術的發展就困難了。八二年我回港任職，當系主任，朋友問：「校方給你很大的權力吧？」我回答說：「那種權力有等於無，因為行政上的權力可有而不可用：一用起來，同事們不高興，這權力就無所適從。」不久前，港大一位行政人員說：「你是系主任，權在你手上！」我回答：「我們經濟系誰做主任也沒有分別。誰對經濟學知得多，誰就有權，這是因為我知道其它同事都是以知識作權力的後盾。」他聽得莫名其妙，可能他沒聽過或忽略了「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

自八二年回港任教職後，我就開始對「知識就是力量」之說有點疑問了。在我們這個東方之珠的大都會中，知識歸知識，權力歸權力。這本來沒有什麼不妥。問題是，教育界中有些稍有權力的人，拜了毛澤東為師，視知識如糞土。

香港的教育真的是無奇不有。某些管理考試事宜的人似乎對我說：「你們當教授的懂得教學，但考試的事不是你們的專長，還是由我來管吧。」某些以教育為己任的專家似乎對我說：「你們教授的學術水平比我們高得多，但你們只懂學術，不懂教育，這後者非由我們來管不可。」一些因為學問平平無奇而逼著要搞一些可有可無的行政的人似乎對我說：「你們的學問看來不錯，但你們在學生之間可以私相授受，胡作非為，我們非管不可！」這真是從門縫裡觀人，把人看得扁了。

近乎上述的諸如此類的話，我回港八年中已不知聽過多少遍了。到最後，我不能不發點牢騷。當他們一遍又一遍地對我說那些話時，我很不客氣地回應：「我有很多學生的學生已經在美國當教授。我要怎樣教，教什麼，沒有誰可以管得著。」

最近，一位朋友見我從不賣帳地辦事，忍不住說：「你的權力似乎很大呀！」我回答說：「我討厭權力，但我知道，知識就是力量！」

惠州行

廣東惠州是先父的故鄉。雖然我在香港出生，但依照中國的傳統，那也是我的故鄉了。說來慚愧，這個有山光水色的故鄉，我平生只到過三次，都是短暫的勾留。

第一次是香港淪陷之後，母親帶著孩子們往廣西避難，途經惠州，住了一晚。那時我只有六歲，在蘇東坡生活過的西湖畔觀望了一下，其後夢裡依稀，記不清楚了。第二次是幾年前，為了作經濟調查，與幾位助手深入「不毛」之地，跑到惠州去了，也是住了一晚。那一次，惠州在濕雨中一片陰沉，使人有去國懷鄉，滿目蒼涼之感。在那樣的環境下，訪蘇學士愛妾朝雲之墓——連同六如亭——倍增哀思。那時惠州看來像窮鄉僻壤，垃圾滿佈西湖畔，給人的印象不大好。

第三次訪惠州，是上月初的事。話說不久前，與一些朋友閒談，我說，要是惠州西湖的垃圾能大加清理，那麼該湖雖小，其風光應該勝於杭州的西湖也。這些朋友雖然沒有到過惠州，卻不相信我所說的。杭州的西湖名滿天下，惠州少見經傳，又怎可以相提並論呢？我於是解釋說，杭州西湖，蘇子瞻只建造了蘇堤的一部分，但惠州西湖是由他親自全面改進的；人造的勝景，是要一氣呵成的；惠州西湖應該是小而秀麗，杭州西湖大而不和諧。朋友們不信服。我於是搞一個二十多人的旅行團，帶他們和其它朋友一起到惠州去，也是住了一晚。這一行，上述的朋友們不一定對我的「西湖」觀點信服，但也同意惠州值得一遊。

一別數年，惠州的西湖清潔得多了。湖上的垃圾去如黃鶴，這是西湖之幸，也是惠州之幸。我這次重臨，天色晴朗，只可惜冷一點，風大一點。除此外，我和朋友都玩得開心，興盡而返。

惠州是一個小城鎮，離香港只有五、六十公里的路程，但因為公路欠佳，過關時又費時失事，所以從香港去要四個小時。如果從香港到惠州，其間有像美國那樣的公路，四十分鐘就可抵達。我於是想，假若四十分鐘可達蘇東坡居留過的名勝之地，香港的遊客必定激增，這項公路投資的主意似乎不錯，應該可以考慮。然而，我老是不明白，為什麼通過香港、深圳時的關口會是那樣麻煩而令人頭痛的事？而深圳之後的所謂第二線，過關時又再一次令人頭痛！中國大陸要賺取外匯的權威人士究竟是怎樣想的？

惠州的去處不僅是西湖。到那裡購買一些土產，或到飯店吃一頓晚餐，價錢著實相宜。自由市場的小販比深圳的老實得多，行騙的意圖甚少。可口的臘腸價錢是香港同樣貨色的三分之一，有名的梅菜一斤不過幾塊錢，此外蕃薯乾等雜食觸目皆是。是的，遊客口袋裡只需有二、三百元，在惠州的市場東闖西遊，會有一定的「優越」感與收穫。花三、四百港元，梅菜多得要拿也拿不起來了。

這次惠州之行，日期的安排可不是我自己的主意。事前，朋友說這天沒空、那天沒空，我就跟著左改右改。後來改定了，卻剛好是我的生日！不知是哪位好事之徒洩漏了風聲，朋友們就興高采烈地替我祝壽起來了。那是在西湖大酒店頂樓的歌廳之內，顧客不多，我們二十多人佔了一大半。也不知是誰神通廣大，在酒店弄到一個生日餅，洋燭一枝。生日歌人人都會唱，使我覺得自己忽然重要起來了。

更可喜的是，袁天凡經不起朋友的要求，為我的生辰在卡拉OK的米高風前，高歌一曲！袁老弟在唱，我卻在想：他是香港聯合交易所的老總呀，怎學到這「隨遇而安」的本領？我又想，這個出自芝加哥大學的後起之秀，有恃無恐，不滯於物，總算不辜負芝加哥學派的傳統了。中國大陸的高官能這樣做，恐怕是下一個世紀的事吧。

在惠州歇宿一宵，清早起來，進了早餐，就暢遊西湖去也。可惜我們只有兩個鐘頭的時間，不能久留。惠州西湖沒有楊柳，而其時也不是春天，但在離別時我還是想起宋代張孝祥的一首《西江月》詞：

問訊湖邊春色，重來又是三年，東風吹我過湖船，楊柳絲絲拂面。
世路如今已慣，此心到處悠然。寒光亭下水如天，飛起沙鷗一片。

喜見後浪推前浪

在我們那一代，能到外地留學的中國學生，絕少唸經濟學的。在洛杉磯加州大學八年，我只遇到過兩位讀經濟的中國同學：一位來自台灣，一位來自香港。在加州長堤大學兩年，一個中國的經濟生也沒有。到了芝加哥大學，同樣兩年，也是不曾見到過一個唸經濟的中國學生。要是我能在芝大多留幾年，今天在香港的王於漸與袁天凡就可能是我當時的學生了。一九六九年，到了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教十三年。中國學生唸經濟的知多少？只有三個。

是的，我們那一代到外地留學的中國子弟，要不是選修工科，就是數、理、化。經濟學則甚少有問津者。這不是說當時亞洲人對經濟學沒有興趣：其它地區如泰國、菲律賓、韓國、日本等，唸經濟學的學生有的是。至於中國的學生，或因大陸閉關自守，除了馬列的學說什麼也不准學，或因台灣信奉那三民主義，又或因香港只求事業有成，經濟科學云云，不學也罷。

多年以來，談起世界上頗有知名度的中國經濟學者，數來數去也僅是劉大中、蔣碩傑、鄒至莊等三數人而已。這比起工程學與自然科學的中國學者之人材輩出，不可以同日而語了。

十年前大陸開放，到外地求學的中國青年，數逾萬人。這些新秀，見有機會深造，就力爭上游，成績大有可觀。他們當中唸經濟學的，為數著實不少。美國有中國同學會，不在話下，但幾年前竟然有在美中國學生的經濟同學會了。這顯示選修經濟的學生人多勢眾——至於其它學系的中國同學會，則未之聞也。

為什麼近十年來，中國學生一反常規，興趣轉到經濟學那邊去？我的答案有三點。第一，中國大陸的學生，大部分對數學都有很好的基礎，而數學對經濟學是大有幫助的。這並非說大陸的學生對數學的天分特高，而是因為數學沒有什麼明顯的內容——尤其牽涉政治的內容！是的，任何有內容的學問，在中國的制度中，不但不受歡迎，且可招來殺身之禍！可不是嗎？任何與「正確」的政治思想牴觸的言論，都是彌天大罪。學問若有內容，說「錯」了半句，其後果不能低估；多學更是無益之至也！唯有數學——純數學——毫無內容，分明是安全地帶，於是就被好學的人重視了。

第二，在文革期間，中國的學子雖然對有內容的學問往往一竅不通，但在生活中他們所體驗到的卻很「豐富」！慘無人道的政制，就是白癡也會有一點感受，會對世間的事提出疑問，也因而多知道一點「世故」。對世事有所領悟，唸經濟學是有幫助的。第三，中國大陸有機會到外地求學的學生，對祖國有赤子之心，希望中國能好起來。對也好，錯也好，他們當中有不少人認為經濟學的知識能協助中國的改進。

以上三點，解釋了為什麼近十年來，有那麼多中國學子在外國進修經濟學。北美如是，歐洲如是。我知道這個發展已有好幾年了。然而我想，經濟學要學得好不容易，更何況中國大陸的學生對市場一無所知，又怎會學得出人頭地呢？以國際水平而論，楊小凱的經濟學差強人意；後來我聽到芝加哥大學出了一個陳毅夫，哈佛大學有一個中國學生名列前茅，但他們出道不久，尚未發表過特別重要的文章。

幾個月前，我聽到一位在賓州大學專攻財務學的中國學生，畢業找工時多間名校搶著要，也就注意起來了。殊不知到了幾個星期前，向我們港大經濟系申請任職的四十二人中，竟然有九位是中國大陸的學生。這九人中有兩位令人矚目。雖然我們不一定有空缺可聘請他們，但他們的經濟學成就是大可受聘於港大而有餘的。

這個發現，使我既驚且喜！驚者，自己年紀大了，再難與這些後起之秀爭長短也；喜者，見後繼有人也。長江後浪推前浪，可以信矣。我可以斷言，不出十年，起碼會有一個從中國大陸到外地求學的經濟系學生，在國際上的成就勝於我！想到這一點，我不禁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