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anuary 25, 1991

我的父親

(一)

父親積勞成疾,在三十七年前去世了。那時我十七歲。他享年僅六十一。患了肺病多年,到最後,五臟都有問題。醫生說,父親既不吸煙,也不飲酒,而又沒什麼奇難雜症,只因為工作過度,營養不好,於是孤燈挑盡,回天乏術也。

父親有十一個兒女,我排行第九。他長於舊中國的家長制度中,年青時頭上還留過辮子。他比母親大十三歲,我出生時他四十多歲了。在有眾多孩子的中國家庭裡,排行低的沒有什麼人管教。我在十六歲之前,沒有正正式式地跟父親談過幾句話。母親一向勤於自己的工作,而孩子又那麼多,對我也就無暇管束了。家中各人見父母不管我,除了罵我頑皮之外也沒有什麼管束的行動。可以說,從童年到青年,大部份時間我是個「自由」人,但也因此養成很強的自主性。

話雖如此,從青年時起,我就覺得父親是我所知的最偉大的人。他十二歲那年從惠州跑到香港來工作,在一個富人之家當役童。父親名張文來,是一個客家式的名字。「文來」二字不知是誰起的,很古雅,是我聽過的客家之「文」字輩中最有文采的了。

富家的主人有點良心,讓當役童的張文來跟他本人的兒子一起到灣仔書院就讀。可惜讀了三年,就要停學了。原來我的父親貌既不驚人,才也不出眾,沉默寡言,手腳笨拙,反應遲鈍。朋友們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做「大懵來」!在灣仔書院讀到第三年,富家的兒子考試不及格,不能升級,富人就大發脾氣,招「大懵來」到面前,問:「你及不及格?」「及格。」「那麼你考第幾?」「第一。」富人一巴掌打在大懵來的臉上,說:「胡說八道,為什麼要騙我?」富家子在旁代為解釋:「他真是考第一呀!」富人說:「他生成這樣子,考第一也沒有用,下學年不要再到學校去!」這樣,我的父親就沒有再進學校了。

很多年後,父親告訴我,富家主人因他讀書考第一而給他一巴掌;不過這一巴掌倒打醒了他,使他發憤圖強。雖然在本世紀初的香港,出頭的機會有的是,但要圖強也不是那麼容易。父親離開富人的家後,轉做挑石塊與用錘子碎石頭的工作。後來他的右肩比左肩低,是由於挑石的損害所致。其後他在西灣河的街旁擺賣香煙,再其後轉到天祥洋行當電鍍學徒。

父親好學,其勤奮與耐力是我生平所僅見。自覺是「大懵」,他就將勤補拙。他的英語大部份是自修得來的。若誇口一點說,我的英語文字在美國略有微名,但幾年前重讀先父在四十年代所寫的商業英文書信,自問不及!是的,父親的英語說得不好,英文下筆時很慢,但寫成後的文字是博士級。行文誠懇、清楚、暢通;文采斐然。他的中文也如是,且字體魄力雄強,可與書法家相提而並論。

在天祥洋行當學徒時,父親不只學電鍍,也利用工餘時間自行研究電鍍。有了心得後,他半翻譯、半自著地寫了一本電鍍入門的中文書,成為香港工業發展初期的電鍍經典之作。父親去世後,香港的電鍍行業尊敬他,把他的生日作為師傅誕,直至今日還是如此。天下師傅多得是,但父親被同行紀念,可不是因為他的電鍍技巧超人一等,而是因為他對同行的忠厚有口皆碑,他們於是就對之尊師重道起來了。三十年代初期,父親離開了天祥,創辦「文來行」,賣電鍍原料,也向買者免費指導電鍍的方法。

五十年代初期,我很多時在文來行見父親向電鍍行業的工作者解釋技術上的問題,有一天,我們幾個孩子在店中活動,一個不相熟的人走進來,高聲嚷道:「張文來在哪裡?」他跟著跑到父親面前,神氣十足地將一個手電筒擱在父親面前的桌上,說:「你覺得怎麼樣?」父親把電筒拿起來看了良久,點點頭,那位不速之客把電筒拿回後,仰天大笑而去。

我們幾個孩子破口大罵,說這個人沒禮貌,不識規矩。父親輕聲說:「你們少說幾句吧。這個人的電筒,在鍍了鉻的面上局部『上』了黑色,沒有半點瑕疵。這種上色的技術我研究了多年也辦不好。香港沒有誰能勝他。他感到驕傲,溢於言表,是應該的。」

我認為今天香港在國際上有那樣的經濟地位,是因為這個城市曾經有不少像我父親和那位不速之客那樣的人。



(二)

我在上文提及,我長於中國傳統的家庭,而且在家裡眾多孩子之中是排行第九的;因為父親兒女多,便一向對我少注意。但在他去世前的一年,他卻對我關懷備至,突然對我重視起來了。

在中、小學時,我唸書的成績不好,家裡的人都知道;父親認為我沒有希望,理所當然。我在皇仁唸書時,逃學多,上課少。我逃學,是為了要跟容國團研究乒乓球,跟徐道光下象棋,跟舒巷城談詩論詞,也跟歐陽拔英學書法。某日,一位親戚到家裡找父親,當時只有我一人在家,於是我寫下一紙,說某人曾經到訪。父親看了該字條後,遍問家中各人:紙上的字是不是阿常寫的。過了幾天,另一位朋友到訪,問及文來行的台灣分行地址,父親說:「叫阿常來寫地址。」家人都覺得奇怪。那時是晚上,我已入睡,而地址誰不會寫?但父親堅持要我寫,那麼姐姐就把我推醒,寫地址去也。

我抹抹惺忪的睡眼,把他們說著的地址寫下來。父親說:「拿給我看看寫得對不對。」姊姊說:「我看過,是對的。」父親說:「你懂什麼?給我看看。」他看好一陣,問我:「你的書法從哪裡學來的?」「跟歐陽先生學。」「學哪家字體?」「先學曹全,再學張遷,現在學的是婁壽。」「學碑?為什麼不學帖?」「歐陽先生說字的基礎是漢碑。」父親點點頭,不再說什麼了。後來歐陽先生告訴我,父親曾多次找他,問了很多關於我的事情。

過了幾個月,父親身體欠佳,病重,進了一個時期醫院後回家休息,再不回店工作了。那時我沒有學校收容,閒來在家,父子對談的機會大大地增加了。老父幼子論世事,說前途,使我對父親有難以形容的親近感。

一天,母親說:「你爸爸在家裡悶得發慌,他自稱是象棋高手,你可不可以跟他下棋,替他解悶?」我於是拿了象棋,跑進父親的房間,擺開棋盤,對父親說:「阿媽要我跟你下棋。」他喜形於色,說:「你也懂得下象棋?」我堅持讓他先行,然後以烈手炮連勝他三局。他問:「你的象棋從哪裡學來的?」「跟徐道光較量過,幾天前他勝了李志海。」

父親聽著,說:「你讀書不成,但我也讀不到幾年書。你不喜歡讀書,不讀也罷。多年以來我不管你,沒有留心你的發展,見你在校成績不好,就認為你沒有希望。現在我對你的觀點改變了。我認為你是可造之材,前途比我認識的所有青年還要好。你不讀書,到文來行學做生意,也是好的。但你可不要忘記,我對有學問的人五體投地!」

這幾句話改變了我的一生。父親死後,我到文來行工作了兩年,其後有機會到北美求學;燈前夜讀,要休息時,想著父親的話,疲倦之身又往往振作起來,走到書桌前,聚精會神地把書再打開。一九六二年的春夏之交,我跑到洛杉磯加州大學的外國留學生管理處,索取移民局所需的學生「紙」。該處的女秘書說:「處長要見你。」我以為大難將至,殊不知處長說:「我要跟你握手,因為三千多外籍學生中你的成績最好。事實上,我沒有見過這樣成績的學生。」一時間我想起昔日父親的話,禁不住流起淚來。

像父親從前一樣,一九四八年起我也是到灣仔書院唸書的。有一回,我在家中偷麵包給一位同學吃。母親發現了,大興問罪之師。父親要見我,把我嚇得魂飛魄散。父親說:「你為什麼要偷麵包給同學吃?」我回答說:「他的成績很好,但沒有錢吃午餐。」父親說:「這樣的學生是應該幫助的。你替我每月給他三十元吧。」

抗日戰爭期間,聽說日軍快要到香港島來,母親買了大量的花生「枯」、油、鹽之類的維生食品。香港淪陷後,在西灣河澳背龍村所在的山上,父親把這些糧食與鄰居分享。一九五四年,他死後的清晨,我家門前掛上白布,鄰居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過了一天,白佈滿山皆是,到了晚上,我聽見鄰家的哭聲。在殯儀館的晚上,我見到一位白髮蒼蒼的工業界知名人士,跪在父親的棺前哭泣。

父親是信基督教的。他是現今還在的聖光堂的執事。教我書法的歐陽先生,曾經是廣西的一位縣長,年紀老了,因為避共而逃到香港來,不名一文,衣食無著。父親照顧了他。父親與世長辭時,歐陽先生以他最擅長的石門銘字體寫了一副輓聯:「五年海角我棲遲,推食解衣,至荷高誼;一旦天堂主寵召,撫棺憑弔,難盡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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