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uly 27, 2000

封艇「慨」論

不久前上海女作家衛慧的黃色文學──《上海寶貝》──被禁,一舉成名,台灣的「盜版友」過癮之極也。朋友給我讀幾段「寶貝」文字,作者不簡單:文字好,想像力強,不做作,文藝的氣質溢於紙上。可以這樣說吧:衛慧是一個相當有天份的作者。

至於《上海寶貝》那樣的作品應否被禁,是見仁見智的事了。我在美國求學,在那裡生活了二十五年,當然認為該書無傷大雅,是不應該被禁的。該書在香港由天地圖書出版,三聯等書局於門前當眼處銷售,摩登小姐在地鐵公然讀之,其意識可與美國佬打個平手。

文化背景不同,時代的感受不同,中國大陸禁銷《上海寶貝》,可以理解,我們沒有客觀的理由反對他們的價值觀。當然,大陸之禁,使衛慧小姐因禍得福,一夜之間聲名鵲起,成為國際人物。老外為之嘩然,應該是因為像我一樣,認為作者有天份,此乃英雄所見略同也。要是《上海寶貝》文筆欠通,俗不可耐,大陸就算把作者拿去殺頭,老外是不會多管閒事的。

以上都不是問題。問題的所在,是中國大陸把《上海寶貝》的出版社「整頓」,禁止該社出版任何書籍三個月。「整頓」者,「封艇」也,有殺一儆百之效。出版社是政府的,員工出的是政府的糧,據說此「封艇」三月是停職發薪的。這樣,政府行的是苦肉計。何自傷至於斯耶?

實不相瞞,衛慧小姐的「封艇」雄風,拖累了我。事緣有好幾家大陸出版社要以簡體字出版我的書,尤其是《賣桔者言》。但他們認為我的文字過於敏感,要刪除一些文章及修改一些文字。天下間沒有任何作者喜歡讓人家左刪右改的。於是,我們大家要談的不是稿酬或版稅的問題,而是刪改的多少。想不到,因為衛慧小姐的風格與際遇,亮了紅燈,刪改的商談毋庸細說了。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我其他的作品姑且不談,但《賣桔者言》受到香港及大陸的年青讀者重視,主要是該書對他們的思維有點幫助。書中對產權經濟學的分析,大陸的出版社不反對,對讀書及思考的方法,他們更不反對。他們反對的是那些批評共產制度及馬克思的文字,或批評北京高層的任何人。

奇怪,在《賣桔者言》中,大陸的出版社最不敢刊登的是《向港英致敬》那一篇文章。一九八四年一月,「九七」問題搞得風聲鶴唳之際,我用真情實感下筆,訴說自己在香港長大的一些往事與感受。香港讀者的反應非常好:沒有誰在香港長大的對夏鼎基時代及之前的香港,會毫無感激之情。感情的表達是什麼罪過了?

不要誤會,我不是要替自己辯護,更不是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在大陸賣得洛陽紙貴。我要把文章在國內出版的意圖,是希望那裡的年青人能學得一些什麼。以「封艇」的辦法來扼殺言論、文字,在今天的世界只會有反效果。我要指出的有四點。

第一,在訊息發達的今天,禁止讀物根本禁不了。幾年前毛澤東私人醫生所寫的書,在大禁特禁之下,我在中國大陸遇到的知識分子沒有一個沒有讀過。有一次,帶幾幅朋友送的字畫回港,廣州的海關要檢查。關員認得我,暢談甚歡。我問:「假如我帶的是毛澤東私人醫生的書,你們會怎樣?」答曰:「當然扣起來了!」我說:「扣起來是自己帶回家去讀吧。」關員微笑道:「不要說得那麼大聲!」最近衛慧小姐的《上海寶貝》被禁,你說大陸的讀者是增加還是減少了?

第二,壓力愈大,反抗力就愈大。一九七三年我被邀到台灣一行,那時該地禁止言論,但在數之不盡的明目張膽的「地下」書店中,痛罵政府的書籍數量驚人。他們把李敖關進火燒島內,效果又怎樣了?我可以肯定,若中國大陸不提早解禁,將來的地下書店不會比昔日的台灣少。

第三,左禁右禁,免不了會禁止一些對青年大有益處的好書。禁止他們閱讀是禁不了的,但公開研討那樣重要的思維發展,就難以成事。起碼,老師不敢公然介紹或鼓勵學生去讀禁書。

第四,因為政府要禁止某些讀物或言論,他們必定要控制出版的機構。這樣一來,所有合法的出版機構都是國營的。出版於是成為政府特有的專利權。久而久之,為了要維護特權利益,就是政府要開放言論,特權分子必定左推右擋!那是說,長此下去,總有一天,禁止言論不是為了禁止,而是為了維護特權利益。

是二十一世紀了。傳真、電腦,又或是什麼網呀網的,你要怎樣禁?還是大方地走進二十一世紀吧!

Thursday, July 20, 2000

要走進學問的天地中

不久前兒子就讀的大學的醫學研究院內發生一宗轟動美國的悲劇。一位病理學研究在國際上很有建樹的教授,被他的一位來自中國的徒弟殺了,該徒弟跟吞槍自殺。幾年前在另一家美國大學也發生過類似的事。一代不如一代,今天中國的留美學生怎會變成這個樣子的?
  
  我兒子是同學系,師傅是該系的頭頭,被殺的是副頭頭,所以兒子對這悲劇有一手的資料。兒子說,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醫學研究很有地位,能到那裡作研究的並不容易。兇手畢業於上海醫學院,到美國五年,是去年九月轉到華大去的。他的英語有困難,到了華大四個月就知道不會被續一年之約。他的脾性變得很古怪,同事們避之惟恐不及,事發前兩星期他買了手槍,死後在身上帶要自殺的信。事發當日他到教授的辦公室,關上門,外間的人聽到爭吵之聲,跟就是槍聲了。事發後警方初時以為教授要阻止兇手自殺而被誤殺,但後來知道教授身中四彈。
  
  美國傳媒的一般輿論,大致上是對的。那位中國留學生雖然不是上上之選,但求學認真,學歷很不錯。問題是他把自己看得很高,到美國是破釜沉舟,好叫將來能光宗耀祖。不被續約,前途茫茫,還有什么面目去見江東父老?
  
  這是很多從落後之區到先進之邦留學的意識吧。老實說,我自己在一九五七年離港赴北美時,也有類似的意識。一九五九年進入洛杉磯加州大學,初起的兩三年也有類似的傾向。但到了一九六二年,好些教授的學問使我了迷,心焉嚮往,我就再懶得管什么光宗耀祖,什么江東父老,一下子就走進學問的天地去了。
  
  十年前,當自己的兒女要進大學時,我對他們說:「讀書要為興趣,不要為任何其它人而讀。你們的成績怎樣我也是同樣的愛,同樣的喜歡。讀書不要太認真,也不可強求,但假如你要有學問,你大約要有三年時間聽不知音,食不知味,其它什么事情也顧不了。」女兒大學畢業後,雖然成績還可以,但對學問沒有興趣,不要再讀下去。我當然不勉強。兒子呢?他要走爸爸的路,我更沒有理由反對了。
  
  遙想加大當年,圖書館內有為研究生而設的、大約四十平方英尺的小房間,門有鎖,可以獨佔。小房簡陋,桌、椅、書架各一。重要的是這些小房間是在圖書館之內,自己要讀的書不用借出,可把館內任何書籍搬進小房內,離開時把門鎖上,要讀多久就讀多久。同樣重要的是,雖然圖書館有辦公時間,但大門常開,每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二十四小時。只要你不用館員服務把書借出去,圖書館是沒有關閉時間的。
  
  當年,雖然我在校外租了住所,但三年中我有一小半的時間是住在圖書館內的。我獨佔的小房內常備餅乾、罐頭湯、煮湯的發熱針、睡眠與清潔的日用品。花了一點錢購買了一枝小燈,應有盡有,那就是我的學問小天地了。
  
  雖然我是唸經濟的,但讀得苦悶之際,圖書館內的非經濟讀物,也就順手搬來過癮一下。去年底我寫千禧回顧——《驚回首,感慨話千年》——那篇長文所用的中國史實,大部分是那時因為在苦學中要鬆弛一下而學到的。
  
  經濟學呢?那當然是別有一番滋味了。老師艾智仁在課堂上說:下一課我們討論失業。我就將圖書館內所有的關於失業的論著搬進自己在館內的小房中,痛下心機。到了下一課,艾師問:「什么是失業?」同學研究生鴉雀無聲,我說:「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所有專家都胡說八道。」艾師很高興,問我為什么會是個「失業」專家。我如數家珍地從庇古到凱恩斯到森穆遜,不停地說下去,真的是博學多才了!
  
  同學們給我殺下馬來,就向艾師投訴,說在大學圖書館內找不到關於「失業」的書籍。他們當然找不到,因為所有的「失業」書籍都被我不刻意地鎖在圖書館內自己獨佔的小房間中。
  
  主修經濟,我當年所學當然以經濟為主,但在那學問的小天地中,我涉及的有歷史、藝術、人類學、邏輯學、文學,還有什么孫中山、毛澤東、馬克思之類的。後來我曾經誇誇其談,說自己可以在任何大學的幾個學系內任教職。港大有一位同事,姓張名滔,其所學也是包羅萬有,知得不比我深,但比我廣。在我所認識的經濟學大師中,包括佛利民、史德拉、高斯、戴維德、阿羅、艾智仁、貝加、赫舒拉發、巴塞爾……等人,他們對經濟學外的學問,也很有兩手。這證明這些人也曾經進入學問的天地了。
  
  人類的知識是個寶藏,像蘇東坡所說的江上的清風與山間的明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要真正的去爭取有兩個困難。第一是要花點勞力、花點時間。我們要把心一橫,老老實實地走進學問的天地中去。其二是寶藏雖寶,內裡廢物甚多。學問之道是要把寶物與廢物分辨開來的。我們學時要考慮,要拜師,要有高人指點迷津。
  
  回頭說那位殺師而又自殺的中國研究生,應該讀過了不少書——他既是醫生,也是博士。書是讀多了,但也是讀了。要管什么光宗耀祖,什么江東父老,我可以肯定,這位仁兄從來沒有為學問而學問,沒有進入過學問的天地中。

Thursday, July 13, 2000

從律師行看學券的優越性 ——給曾蔭權、楊懷康上一課

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職後不久,我見香港的公立學校大有問題,就向當時的財政司彭勵治建議改行學券制(Voucher System)。我當時的觀點與現在的一樣:公立學校的運作大幅地浪費納稅人的錢,而教師的薪酬與他們的學問脫了節,這二者皆因納稅人或學生的家長沒有教育的話事權。套用諾貝爾獲獎人布格南(James Buchanan)的話:公立教育的供應不需要向顧客交代,而出錢的無權過問。美國的情況,是公立與私立分庭抗禮,後者給予前者很大的壓力。另一方面,納稅人可用投票的方式去否決公立學校的經費。

  彭勵治同意我的觀點,但認為要推行學券制,壓力重重,過關的希望甚微。但他還是要我去打聽一下,看看是否有可乘之機。後來我與兩間大有名望的中學的校長提及學券制,他們強烈反對。

  學券制這回事,可不是我發明的。首先提出的應該是佛利民(M.Friedman,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獎),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這個制度的重點,是以公家的錢推行私立學校,把話事權交回教育顧客那方面去。當然,佛老的首選是廢除政府資助教育,不得已而求其次,用學券制,資助教育就以市場的運作為依歸。佛老有先見之明:今天,美國的公立學校被私立的逼得節節敗退,轉用學券制漸趨時尚。

  阿康時來運到。年多來他極力鼓吹學券制,竟然有聽音之人。不久前曾財爺蔭權也贊成學券制,不知他是聽我的,是聽佛老的,是聽阿康的,還是自己發明的。

  既然財爺也那樣說(而又聽說贊成的團體越來越多),有機可乘也。學券制的好處——把教育的話事權交給納稅的家長——毋庸細說,而香港教育的不成氣候,眾所周知,用不由我來落井下石了。

  我要談的,是阿康與財爺不知道的事,好叫我能給他們老老實實的上一課。他們不知道的,是改用學券制之後學校的制度及其運作在結構上會有什麼轉變。那是說,在自由市場競爭下,學校的結構制度會是怎樣的呢?

  一九六八年某天下午,在芝加哥大學,我跑進史德拉(G.Stigler,一九八二年諾貝爾獎)的辦公室與他聊天。閒談中他突然問:「史提芬,你是研究制度的,可否猜一下,最好的大學的制度與哪一個行業最相近?」一時間我無以為應。他見難倒了我,欣然自得,哈哈大笑,說:「是律師這個行業,美國的私立大學與大律師行的結構制度是如出一轍的。」

  一言驚醒夢中人。史德拉和我於是暢談私立大學與律師行業的大同小異。大學與律師行出售同樣的服務:知識及方法。光顧的人通常需求一組專家合併的知識,所以大學以多位教授組合而成機構,而在美國的一家大律師行中,律師數以百計。

  一個大學顧客所需求的知識,是多方面的組合;同樣,一個比較重要的案件,在美國是由幾個不同專業的律師組合來處理的。

  一位初出道的律師,在一家大律師行工作了五、六年,其能力由該「行」內的資深律師議決,認為可取就晉升為夥伴(Partner),獲得長期任職的權利,這與在大學工作了大約六年,若被認為可取就晉升為Tenured Professor一樣(即由Assistant Professor升為Associate Professor)。在律師行作夥伴後若干年,工作表現好就變作資深夥伴(Senior Partner),這在大學是等於正教授(Full Professor)了。

  一位大案顧客,跟一位大學生一樣,到律師行(大學)表達案情(選擇前途)後,律師行(大學)就跟他安排所需的專人組合(安排課程),安排主事律師(主導教授)。每個律師(教授),就算是同級的,其收費往往很不一樣(同級教授的薪酬在美國很不一樣)。不同的專業(不同的學系)與不同的本領(不同的學問),其收入往往大為不同。

  更重要的是,在美國的大律師行及一等的大學裡,行政的權力與知識的權力分得很清楚,互相尊重,互相合作。法律或學術的知識,永遠是律師行或大學的重點,因為知識是他們出售的產品。

  大家同意知識就是力量,所以在美國的大律師行及一等的大學中,行政歸行政,實質的權力永遠落在知識高人的手上。當年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佛利民和商學院的史德拉是主要的話事人,但他們從來沒有當過系主任或院長。哈佛大學的經濟系,在一位學術較差但行政絕佳的系主任退休後,沒有同事肯花時間搞行政,逼要輪值作系主任。

  是的,美國一等大學的權力結構與大律師行一樣,是以「合夥」的理念來出售知識,其產品以顧客的需求為依歸,而管理階層是為知識「夥伴」服務的。我自己的兒女在美國念幼兒班及小學時,選私立,其結構與律師行也差不多。以私立為本,需求與供應就要按市場的規律,否則必被淘汰。

  上文所談及的知識出售機構的結構與權力的安排,與香港今天的公立學校相去甚遠,不可以道里計。

  吃了那麼多年香港納稅人的飯,撫心自問,不免汗顏!另一方面,我贊成改用學券制,是有一點自私的成分的。在學券制度中,我會是一個可以生存的適者。

Thursday, July 6, 2000

誠哥之言差矣!

六月二十六日《明報》的大標題寫道:「朱鎔基向港商提人民幣浮動」。跟的小標題是:「李嘉誠:影響港元如火山爆發」。誠哥可不是胡說八道。不少經濟學者也是那樣看,而兩年多前的亞洲金融風暴,茄喱啡的國家幣值下瀉,也搞得我們一頭煙,人民幣值下瀉,我們豈不是玩完了?誠哥以「地震」、「火山爆發」來描述,不為甚也。

  誠哥不言自明的觀點,是中國大陸若解除外匯管制,讓人民幣自由浮動,人民幣值是會下瀉的,而且可能暴跌。數之不盡的人——包括學者或什麼分析員——都是那樣看。可不是嗎?今天在有匯管的情況下,人民幣的黑市匯率低於官價匯率。

  有管制的協助尚且如此,一旦取消匯管,讓匯率浮動,人民幣不知會跌到哪裡去。

  非也。十多年前台灣解除外匯管制,兩三年後台幣對港幣上升了一倍。要是曾蔭權今天宣佈下月香港將推行外匯管制,你道外資會離港還是來港呢?當然會離港,就是香港人的內資也會跑得一乾二淨。港元的壓力是減少還是增加了?問題太淺,答案是不用寫出來的。

  曾老弟蔭權知得清楚。要是中國沒有外匯管制,迪士尼樂園是不會棄上海而取香港的。要是中國大陸解除匯管,讓人民幣自由浮動,外資湧進在所必然,這對人民幣有升值之效。另一方面,去年在北京我以《不要小看中國人》為題的講話,被轉載不下十次,其內容是說中國老百姓今天的競爭力甚強,只要不被政府的諸多管制約束,在國際上的競爭斷不會敗下陣來!這對人民幣的匯值也有好處。

  話得說回來,假如中國只讓匯率浮動而不解除其它有關的匯管措施,人民幣下瀉的可能性甚大。但這算不上是真的讓匯率自由浮動。又假如中國解除匯管,但不說明是永久性的,或說是試行一段日子,那就凶多吉少,大難將至也。如果中國真的徹底地解除匯管,人民幣在初期下瀉是可能的。這是因為市場上有不少人盲目附從,見黑市如此就認為白市更甚,糊里糊塗地在匯市上買錯馬。

  是的,綜觀今天中國大陸的物價、樓價、工資、人的質量等等,我沒有任何理由懷疑解除所有管制後,中國人的競爭潛力不顯現出來。外資的湧進事在必然,不用再說了。

  誠哥要明白,中國若不解除外匯管制,經濟發展怎樣也不會有大作為。更何況在匯管下,其它諸多管制應運而生,貪污、黑錢等姑且不談,做生意手續繁複,偷偷摸摸,就是一個在市場上身經百戰的中國人也不容易搞清楚,老外豈不會感到天旋地轉了?

  我曾經說過,中國若不開放金融,上海的辦公樓宇起碼會有十年空空如也。但若不解除外匯管制,開放金融市場是不可能的事。當然,若中國開放金融,幾年之間上海會比香港優勝,而又因為香港的經濟在結構上出現了問題,以致服務價格太高,金融行業的北上在某程度上無可避兔。

  中國開放金融,此消彼長是不容易避免的。但我們不應該希望中國大陸不懂得怎樣做而使香港從中得益。我們的唯一出路,是大事更改我們的經濟結構,增加自己的競爭力,再希望中國能富有起來,在競爭中有錢給我們賺。

  在《明報》的報導中,除了誠哥的話,其它的都近於胡說八道。其中錯得最厲害的是某「消息人士」的話:「中國計劃放寬人民幣的浮動匯率,主要是取決於中國本身的經濟發展」云云。香港在戰後焦土一片,難民大量湧進,若當年香港推行外匯管制,大家不一齊餓死才怪!「消息人士」要把問題倒轉來看:不要看經濟發展來決定解除匯管,而是要看解除匯管對經濟發展的好處。什麼時機未到之言,永遠都是那些在匯管下的得益分子的托辭而矣?

  至於香港的聯繫匯率,無論中國大陸的變化怎樣,要守是可以守得住的。既聯之,則安之。我不贊成解除這個制度,是因為效果可大可小,賭不過。問題的所在不是匯率的聯繫(金本位的歷史經驗可以為證),而是在這聯繫制度下,香港的實質利率應該與美國的看齊;然而,今天與美國看齊的,是金錢利率。要是實質利率與美國的看齊,今天香港的金錢利率(市場可見的利率),應該是年息三厘左右。

  這是任老弟的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