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籃子貨幣與一籃子物品的比較

今年七月人民銀行換新錨，人民幣鉤著一籃子貨幣；我曾經建議人民幣以一籃子物品為錨。是難得一見的上佳經濟博士試題：「中國央行選一籃子貨幣，張五常選一籃子物品，試作比較分析，並評論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孰優孰劣。」

天下間不會找到一個對經濟分析比我更客觀的人；讀者不用擔心我偏袒於自己的選擇。以點數論，一籃子物品的優點無疑比較多，但優點多不等於整體優勝。下面列出兩個不同籃子的各點優劣，整體如何讀者自己衡量，或有以告我。

（一）在技術的處理上，一籃子貨幣比較容易。換言之，其處理費用較低，不是低很多，而龐大如中國，一籃子物品的較高處理費用微不足道。

（二）選一籃子貨幣，有外貿的比重為依歸，順理成章。選一籃子物品則要以生活消費的比重為依歸，要多算一下，但因為不需要很準確，不會是大麻煩。

（三）與一籃子貨幣掛鉤的最大好處，是人民幣的幣值會跟著大圍走，不會因為主要的外幣一起暴升或暴跌而成為離群之馬。機會不高，但與一籃子物品掛鉤有「離群」的可能性。

（四）一個角度看是優點，另一個角度看是弱點。與一籃子貨幣掛鉤，主要的外幣國家有大通脹或大通縮，中國也要奉陪。主要的外幣有大通縮的機會近於零，但因為戰爭、財赤、失業等問題，外圍大通脹的機會存在。

（五）要調整錨的指數，一籃子物品遠為高明。七月人民幣調升百分之二，跟著炒家滿天飛——預期再升也。但調整物品指數是調整物價，政府說每年容許百分之二的通脹，不會有多人預期百分之五。因此，北京久不久要搞的宏觀調控，以一籃子物品為錨容易處理，容易得很！

（六）人民幣要打進國際市場，只要解除匯管及印製一些五百元面值的鈔票，就七七八八了。如果加上與物品掛鉤，則會升到十分滿分。沒有誰不喜歡有物品保值的貨幣。據說七月二十一日央行宣佈與美元脫鉤後，只一個小時新加坡也與美元脫鉤，而跟著新幣的匯率走勢，顯示鉤著人民幣。李光耀的經濟人馬比香港的高明：他們早就作了準備！如果人民幣與一籃子物品掛鉤，其它的東南亞國家不會那樣蠢，不鉤著人民幣。這樣一來，這些國家都會以人民幣作儲備，此幣的國際化怎會不急升呢？

（七）讓我來一個妙想天開的假說。如果人民幣以一籃子物品為錨，而舉世的貨幣都鉤著人民幣，那就等於舉世的貨幣都以一籃子物品為錨了。大家這樣堅守，一籃子的物價指數不會變，可變是籃子內的物品的相對價格，以及籃子外的物價。這樣，原料的價格可以持久穩定，對新興的製造國是大吉大利的。

（八）一籃子貨幣最頭痛的地方，是如果堅守指數，美國不會滿意，其它先進之邦——礦物不多而工資福利皆高的——也不會滿意。這些國家會連手施壓，要人民幣再升。是奇怪的博弈遊戲。在人民幣與一籃子貨幣掛鉤的情況下，一個上述的先進之邦可以不惜通脹，獨自對人民幣大幅貶值。但如果幾個類同的國家跟著這樣做，他們之中沒有一個可以成功地對人民幣貶值，只是大家一起搞起通脹——而中國也跟著通脹起來了。

經濟解釋與博弈理論

博弈理論再次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朋友紛紛要求我這個對博弈理論沒有興趣的老人家發表意見。我這一輩的經濟學者中，反對博弈理論引進經濟的是大多數。也有熱衷的，例如不久前謝世的老師赫舒拉發。師徒的觀點有別也。這次兩位「博弈」專家得諾獎，近幾年這學問開始消散的熱情恐怕會再升溫了。也不一定，因為依照諾獎的慣例，同一題材再頒該獎要待很多年。



先說自己所知吧。博弈理論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盛行，六十年代初期進入研究院的學子還是要讀的，但六十年代中期起就少見問津者了。一九六九年我發表《交易費用、風險規避與合約的選擇》，其中提到「卸責」（shirking）這話題，說在有交易費用的情況下，合約的參與者會卸責，會偷懶，或會行騙。不知是他們影響了我，還是我影響了他們，艾智仁（我的老師）與德姆塞茨一九七二年聯名發表了後來大名的關於經濟組織（公司或企業）的文章，以「卸責」為重點，文內提到我一九六九之作。一九七○年，多倫多大學的J. McManus到我西雅圖的家小住，我提到廣西拉船的縴夫卸責偷懶，持鞭者監管，搞不清誰是僱主，誰是被雇。他寫進後來在《加拿大經濟學報》發表的文章內。跟著是B. Meckling與M. Jensen發表的關於「公司」的大文，內裡提到縴夫被監管的故事。再跟著就是O. Williamson發明的機會主義（opportunism）了。那大概是一九七五年。博弈理論在經濟學捲土重來，是從那時開始的。



如果要追究今天博弈理論在經濟學盛行的根源，知道來龍去脈的會說是來自我一九六九之作。當年我知道「卸責」是有趣的玩意，但不知怎樣才可以推出被事實驗證的假說或含意。我與高斯數番研討，大家認為卸責、說謊、恐嚇、勒索等行為不是沒有，而是無從觀察或判斷，因而推出的假說不可能在驗證中被事實推翻。我後來數次解釋，卸責等行為不是沒有，但只不過是在局限下爭取極大化的行為。爭取極大化（maximization）的本身是個武斷的公理（postulate），無從觀察，而用之於解釋行為，我們必須考查爭取極大化的局限條件，而這些條件的變化不可以是空中樓閣，而是要可以觀察到的。



博弈理論的出發點與我選走的路線相同：大家都認為經濟理論的用途是解釋世事或行為。我們的分歧是科學方法的細節中的一個重點。大家同意，一個有解釋力的假說（hypothesis）要有可以被驗證的含意，而驗證則需要有被事實推翻的可能性。這是說，作為驗證含意（testable implication），如果說甲發生乙會跟著發生，推理邏輯是如果沒有乙就不會有甲。如果沒有乙卻有甲，解釋的假說就被推翻了。成功的解釋，是假說可以被事實推翻但沒有被推翻。



到上述為止大家同意。嚴重的分歧，起於我堅持作為驗證含意，甲與乙一定是要可以觀察到的事實或現象。這通常是指一個由經濟定理推出來的驗證含意中，局限有了轉變行為會跟著變，而這裡局限的轉變與行為的轉變一定是要可以觀察到的。如果事實推翻了這含意，挽救的辦法有二：審查推理的邏輯，或審查局限是否真實或想得夠不夠周全。個人的經驗，是推理邏輯很少錯，甚至從來沒有錯過，但局限條件的審查是艱巨工程，頭痛萬分，容易中計。為此好些現象我解釋不了，但這正是經濟學的趣味所在。



可想而知，走我的研究路向，凡是遇到無從觀察之「物」我就如見鬼魅，避之惟恐不及也。比方說，需求定律中之「價」可以觀察，真有其物，但「需求量」是經濟學者想出來的，真實世界不存在，因此，需求定律的本身無從驗證。但這定律不可或缺。數十年來我想出了多種法門來處理看不見的需求量，以該定律推出數之不盡的可以被事實驗證或推翻的假說。這方面，我自覺煉得爐火純青，達於化境。



只一個看不到的「需求量」就搞了數十年，凡遇到其它無從觀察之物我一律繞道而行，不難理解。從來不用行家慣用的功用函數，因為「功用」（utility）也是經濟學者想出來的，真實世界不存在，可以不用為什麼要自討苦吃呢？方程式可以搞得漂亮，但真的有解釋能力嗎？算你可以解釋，但我可以不用也解釋得到，因為只一條需求定律與局限的審查就可以代替寫得出來的所有功用函數方程式。問題是要懂得怎樣用該定律，要用得千變萬化。



博弈理論的困難，是看不到的變數實在多。別的不談，算是自己發明的「卸責」我就無從在真實世界中鑒定。從來沒有說人不會博晼A沒有否認該理論言之成理，也同意上佳之作，方程式既湛深也可觀。但我認為博弈分析是說故事，好聽的，只是沒有可以被事實推翻的含意。說任何行為都是博弈，不可能錯，但要怎樣才可以用事實或行為來把一個博弈含意推翻呢？就算與事實不符，推翻了，從事者只要把故事略為修改就過關。這些日子有些博弈專家說可以解釋或推測伊拉克之戰與恐怖活動，皆胡說八道。



自七十年代末期起，博弈理論的重來在西方盛行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了。有兩個原因。其一是為了解釋行為，經濟學者知道交易費用（包括訊息費用）是非常重要的局限條件。然而，要調查這局限轉變很頭痛，往往要幾年工夫才寫得出一篇好文章。這是說，交易費用真有其物，憑這局限的轉變可以推出被驗證的含意，但要審查有關的交易費用及量度其轉變，可不是一個要升級的助理教授有膽下注的。把沒有交易費用不能解釋的行為推到卸責、恐嚇——或機會主義——那邊去，把無從觀察的以一些數學符號表達，說得有情有理，文章就容易發表了。



其二是經濟學鼻祖史密斯惹來的禍。史前輩高舉自私給社會帶來的多種好處，但漠視了——起碼不重視——自私給社會帶來的禍害。邏輯上，博弈理論可以填補史氏空出來的不足之處。我的老師赫舒拉發就曾經以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為書名，寫博弈，有意或無意間抗衡我另一位老師艾智仁的Economic Forces at Work。前者說自私帶來的負，後者說自私帶來的正。



作為他倆的入室弟子，有機會青出於藍。幾年前在三卷本的《經濟解釋》中我提出自私一方面會減少交易費用，另一方面會增加交易費用。邏輯上，後者可以遠高於前者，推到盡，人類可以因為自私而毀滅自己。史密斯的《國富論》寫在達爾文的《進化論》之前，受到史氏的影響，達氏強調生物是為經濟效益而演變。他當時沒有足夠的數據，不知道數之不盡的生物種類是滅絕了的。



沒有理由反對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博弈理論。該獎不是單為解釋現象或行為而設的。個人的選擇，卻是單走解釋行為的路，屬很小的少數，難道曲高和寡乎？

接單工業是中國命脈

數次提到中國的接單廠家，同情他們，認為他們的存在對國家的經濟發展非常重要。這裡細說一下吧。



一個純真的接單廠家，其製造的產品沒有自己的發明專利，也沒有商業秘密或註冊商標，廠內沒有研究部門，連設計也沒有。這些廠家只接單，人家拿出產品設計或樣品，叫你依樣葫蘆地造出來。接單者自設廠房機械，聘請、訓練員工，可以做得很大，但利潤低得很。



外地的採購商如Walmart、Nordstrom等大客，在中國聘請員工數以千計，到處查詢，到處打價，而不少在東南亞各地也有採購代理的。你不做，他家做；中國價高，跑到印度或馬來西亞等地區去打價。今天滿是廉價勞力的競爭國家那麼多，一個接單佬除成本外，每件產品賺幾分錢不容易也。



我調查過，純接單的，如果產品常有變化，或性質複雜，或質量要求嚴格，廠家可以有點利潤。好比造紙盒，複雜的有利潤，簡單的利潤毫無，就是虧蝕一點，有時為了養著員工，廠家也把單接下來了。有些接單佬直言，他們要靠出口退稅生存。



是的，接單生意中國今天做得非常好，無敵天下，是出口增長得那麼快的主要原因。這了不起的發展歸功於一種有趣的成行成市。以廣東及溫州一帶為例，再大的訂單任何有關的廠家都接，自己做不來就發出去。你發給我，我發給你，互相競爭，但有飯同吃，減少了任何一家需要空置機械或多僱員工來應付大訂單的需要。這減低了產出的平均成本，交貨準時，訂單件數近於天文數字的常見，只是賺錢很困難。



產品有專利權的外資到中國設廠，賺大錢的機會存在，對這類廠家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百分之二十沒有大問題，有可能賺錢更多。但接單廠家是另一回事。是的，我認為北京當局過於重視國際大名牌，忽略了接單佬的重要。我認為接單工業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命脈，因為他們站在工業發展的邊際。



有人說中國不是世界工廠，而是血汗工場。說得對。但不這樣起家中國怎可以發展起來呢？從農轉工是重心所在，而要成為經濟大國，還有數億農民要轉到工業去。這些農民學識不多，好些連飛機也沒有見過（電視見過，真的沒有），你要他們跑到城市去作經理嗎？搞科技嗎？與鬼子佬溝通嗎？不可能。他們要從接單的工廠做起，月薪四百加食宿，進入工廠學習，勤奮的逐步爬上去，技藝高了，知識多了，收入自然增加。



是這樣，就是這樣，昔日的香港經濟是這樣搞起來的。我的父親昔日是天祥洋行的電鍍學徒，先作雜工，那是一個世紀之前的事了。自修識字，他後來被稱為香港電鍍之父，而跟他一起捱上去的，不少富裕起來。



外資名牌能在中國賺錢是好事，替他們高興。但對中國的整體發展而言，他們的存在比不上接單廠家那樣重要。沒有外資，中國還可以發展起來，但沒有接單工業，顧不及中國的農民轉到工業去，像我父親當年由雜工學起，中國經濟是不可能發展起來的。今天長三角搞得風生水起，不要忘記二十年前香港的接單佬跑到珠三角奮不顧身，頭破血流。香港昔日的經驗—也是今天中國的經驗—是接單廠家會像雜工一樣，逐步爬上去，有一天會搞起科技來。



我認為北京要張大眼睛看著接單工業，我稱之為邊際工業。不要提升什麼最低工資，或搞什麼社會福利，而是要維護他們的發展環境。什麼電力短缺，醫療失靈，清潔糊塗等，都要改進，而目前最重要的，是匯率的釐定要集中於以接單工業作考慮，其他層面不要管。只要這邊際工業發展得好，中國的經濟不會有大問題。這是張氏定律。

周小川的職責與格林斯潘不同

無巧不成書，剛交出《彈性係數與貿易逆差》的文稿，收到同學傳來本月份的《財經》雜誌，其中有周小川先生的訪問。我的文稿說人民幣升值不一定可以減少中國對外貿易的順差，或減少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關鍵是國與國之間的需求與供應的彈性係數，有好幾個，無從預先估計，人民幣升值有可能大幅提升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



在訪問中，周小川對七月人民幣兌美元提升百分之二作了如下的解釋：「選擇百分之二初調水平的依據是，過去五年，我國平均年商品與服務貿易順差在二百億美元左右，占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左右；同時，測算到中國的出口彈性和進口彈性，因此，百分之二的調整基本可以達到預定的政策目標。」



記者報道的訪問，不作得準，而周小川日理萬機，上述的分析應該來自他的手下。是令人尷尬的分析，不僅邏輯大錯，而彈性係數是無從測算或估計的。所有這類係數的估計都是事後的無聊玩意，如果任何人可以在事前估計得準確的話，大發其達易如反掌也。一個國家不應該拿這些換不到糖果吃的玩意作為經濟政策的指導，雖然香港政府曾經屢次以這種估計來推測稅收，錯得連街邊的傻佬也鬥不過。



寄語小川先生，不要胡亂相信經濟學者的話。小病無醫自愈，大病五個醫生不一定有一個信得過。國家的經濟診症，十個經濟學家有一個可靠是奇跡。領導國家經濟要以原則為重，要縱觀天下大勢，道理不說得淺白而又層次分明的，半句不可信。



在同一訪問中，周小川提到內需消費增長不足的問題，這與目前的宏觀調控是有矛盾的。細讀分析，問題不少，但與本文要說的無關。



這裡要說的，是美國的貨幣制度與中國的貨幣制度很不相同，是兩回事，所以周小川不應該見到格林斯潘管什麼他就管什麼。美國的貨幣是fiat money，其制度沒有一個固定的錨，格老看著失業率、通脹率、增長率等來調控美國的利息率與銀根。在這制度下，管貨幣與銀行體制的同時格老不能不顧及國家經濟的其他方面。



美國的貨幣制度非常複雜，難處理，五十年來佛利民只認為格林斯潘管得比較好。然而，高人如格老，我們只要看美國的利息率一輪下降，一輪上升，輪來輪去，就知道他老人家管得手忙腳亂。貨幣大師蒙代爾反對fiat money制度，國際大師夏保加對該制度有疑問，英國的貨幣大師C. Goodhardt也有疑問。我自己呢？經過多年的觀察，認為朱鎔基劃定下來，今天還算是存在的，以一個可以直接在市場成交的指數為錨的制度，可取，適用於今天的中國，雖然我認為以一籃子外幣為錨是次選。



在目前的制度下，小川先生的職責是守錨，監察銀行運作，處理外匯，約束通脹，以及開放金融。是很大的職責，都不太難，但不要管到經濟的其他方面去。格林斯潘在美國的貨幣制度下要管經濟的其他方面，小川先生不要管，因為一管起來朱老的上佳制度就不容易保住了。



讀到格林斯潘與財長斯諾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言論，字裡行間我認為他們不明白中國的貨幣制度。推下去，他們的要求是中國施行美國的貨幣制度。我深信他們對中國的善意，但今天美國面對的國際經濟形勢，與中國面對的很不相同。接納他們的建議，災難不容易避免。最近讀到周行長與溫總理的言論，認為如果依照他們說的要把匯率調來調去，在炒家壓力下，人民幣走上fiat money的路是早晚的事！

莫奈蓮塘達化境

佳士得在英、美拍賣，把十多幀名家畫作拿到香港展出，其中一幀是莫奈的蓮塘，好的，估價美元一千至一千二百萬。十多年前一幀莫奈畫的晨曦橋景在香港展出，是六幀同樣橋景作品其中之一（莫大師喜歡把同樣景物在不同光線下畫多次），也是好的，黑蠻極力推薦，希望我購入。叫價港元五百萬，雖然當時替一個基金收藏藝術作品，港元五百萬不是小數，幾番考慮不敢下注。過了幾年該作品在美國拍賣，四百萬美元成交，今天應該越千萬美元了。藝術作品買中馬，十年數十倍不為奇也。



二十年前，日本經濟開始走下坡，好於收藏法國印象派畫作的日本商家周轉不靈，西方名家的畫價急速下降，是我十多年前不敢下注的原因。錢不多，走寶頻頻，當時香港的富有人中我只知一個下注，但購入不多。今天看價，法國印象派超越了日本富有的熱情時代。



佳士得拿西方大師的畫作到香港展覽，明智也。他們更應該拿到北京與上海展出。這幾年中國名家的畫價在拍賣行上升得厲害，但炎黃子孫對西方藝術還沒有興趣。為什麼今天的中國收藏者跟二十多年前的日本仔對西方藝術品的收藏，有那樣大的差別呢？問題有趣，我認識的朋友中黃君實可能知道答案。我自己沒有經過深入研究的解釋，是日本人雖然書法寫得好，但在畫作上沒有中國那樣的一個偉大傳統。炎黃子孫目前是炒起自己的，管不到西方那邊去。有朝一日，中國的收藏家炒到西方，佳士得與蘇富比能不笑逐顏開乎？應該是早晚的事：眼之於色有同視焉，而西方的印象派藝術實在好。



至於國畫本身的藝術市場，很奇怪這幾年在國內炒起的，主要是近代作品。古畫與古書法是上升了，但升幅遠不及近代名家。有兩位我喜愛的近代名家也沒有上升很多。這可見收藏考眼光，比考博士試困難得多了。



回頭說莫奈，在名家輩出的印象畫派中，講深度，他略遜於塞尚及梵高，但論到純印象派畫作，沒有一個比得上他。把莫奈舉為印象派第一把手，錯不了。曾經讀過，莫奈到了大約六十歲時，要嘗試畫人體（裸也），請了個美麗模特兒，老婆震怒，把模特兒趕了出去，莫老於是專攻蓮塘。他的老婆替藝術歷史做了一件大好事：莫奈畫人體不會達到他畫蓮塘的驚世駭俗的水平。莫老的同輩名家畫人體的不少，但就算畫到「絕」如塞尚，也不能通過人體而徹底地發揮印象派的理念。蓮塘是另一回事：光影與色彩的變化，花、葉與水的相得益彰，是印象畫派的頂級材料，而莫老處理，可以畫到水底那裡去，前無古人，今天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後無來者了。



我曾經舉出人類歷史中的四項藝術「套裝」作品有驚天動地的大成例子：莫札特的鋼琴協奏曲（尤其是第九至二十七），貝多芬的交響樂（尤其是第三至九），莎士比亞的舞台劇，莫奈的蓮塘。難分高下，皆達化境無疑問，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矣！我們今天欣賞不是高山仰止那樣簡單，而是先嚇破了膽，跟著跪下來！朋友，這四項都是歐洲佬的創作，炎黃子孫沒有哪一項「套裝」藝術能打進去。



我知道莫奈畫了很多蓮塘。報載他畫了二千零三幀，不知有沒有印錯，以今天的市價算，幾襟計矣！每幀作品算，塞尚、高庚、梵高的畫比莫奈的值錢，但以總畫值算，莫奈無敵天下。地下有知，不知他老人家會怎樣想。



中國畫家喜歡畫荷，畫蓮的很少，多畫幾張睡蓮的似乎只有林風眠。林老也大師，盡得印象派真傳，他到法國學畫時莫奈還健在，後來畫蓮不可能不受到莫老的影響。今天蓋棺論定，我認為林風眠有兩三張蓮塘可與莫奈的放在一起而沒有誰會破口大罵的。



我自己搞攝影，蓮塘只按過一次快門，因為覺得見到的塘景很有點莫奈，好奇地攝一幀。蓮塘本來是不俗的攝影題材，不嘗試是因為莫奈畫到盡頭，豈敢班門弄斧哉？



然而，自己要來一項套裝藝術創作，與大師們比並一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倒也過癮，有點意思。於是，兩年多前我大興土木地搞攝影，出書七本，作品六百多幀，今天封機了。過癮過癮，於心大快。當然比不上藝術大師，攝影彫蟲小技，但我想，有自己想出來的法門，有中國古詩人的感受，嘗試一下也無妨。



賣不起錢的攝影，不被藝術家認為是藝術的攝影，天可憐見，只有我這個老人家發神經，要以一套攝影作品來與藝術大師們比並一下。朋友，這只是玩意，成不成有什麼相干呢？



兩年攝影操作所得的六百多，其中三百足以炫耀。問題是我用膠卷負片，相片可觀，但出版成書怎樣也比不上膠卷正片。我想出來的攝影法門不能用正片，更不能用數碼相機。用負片，分色製作要打個大折扣，真的表演要搞作品展覽才有作為，而我是個怕麻煩的人。



世界大變。攝影上，科技的發達將要淘汰我這輩搞攝影的人。不是怕數碼科技會攝得比我好，而是膠卷看來會遭淘汰。感光這回事，膠卷負片有很大的彈性，可以讓作者弄出多種變化，而膠卷本身的藥膜與光的感應，產生一種化學作用，深知其理的可以搞到藝術那邊去。這種光與藥膜感應的藝術，將要失傳了。

人民幣升值會增加美國就業嗎?

上文提到美國財長斯諾到中國來要求人民幣再升值，因為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沒有改進。該文指出，人民幣升值能否改進美國的貿赤是彈性係數的問題，有不小的機會適得其反，增加美國的貿易逆差。但斯諾要求人民幣升值來減少貿赤，我只是從傳媒讀到，很懷疑其可靠性。幾個有關的彈性係數無從估計，弄巧反拙的機會不小，斯諾手下的經濟專家不可能不知道。



遠為可信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原因，是中國進口美國的貨量大，對美國的經濟有大衝擊，增加了美國的失業人數或減少就業機會。人民幣升值使中國貨的進口價格上升，有提升進口稅的效果。要求人民幣升值於是成為一種「保護主義」，不是書本說的保護「嬰兒工業」（infant industry）的那一種，而是保護美國工人的就業。



人民幣兌美元升值，中國貨進口美國價格上升，於是進口貨量下降，是對的。進口貨量下降，美國需要轉工的工人會減少，這也對。轉工不靈會失業也。然而，長遠一小點看，進口下降就業機會不一定會增加。這是因為中國出口美國減少，有可能弱化中國人對美國貨的需求，從而減少了美國人的就業機會。但這是間接的，不明顯，不會使反對中國貨進口的政客的熱情降溫。



美國目前的進口「過多」的困境有兩個不容易解決的問題。其一是說過的，世界的經濟結構十多年來出現了巨變，滿是廉價勞力的參與國際產出的國家多得很。約束中國貨進口，還有印度、泰國、馬來西亞、非洲，等等，屈指難算。以配額約束中國紡織品，訂單跑到印度等地區去，價錢不比中國高，雖然質量可能差一點。美國可以約束多少個國家呢？全面約束，美國的消費者會破口大罵，而進口商與不計其數的零售商人會黑口黑面矣。



好幾年前我調查過，一件在美國零售一美元的中國貨，中國廠家大約獲十九個仙。這是說，除了運費，絕大部分中國貨進口美國的收入落在美國人的手上。這不是剝削，是交易費用使然。讓美國商人賺取這些費用，消費者笑逐顏開，皆大歡喜，不是很好嗎？為什麼只為少數人轉工不易，政客誇誇其談，就漠視了人數多不知多少倍的商人與消費者的利益呢？這是政治，我不懂。



第二個困難我也說過。美國有嚴厲的最低工資管制，不分男女長幼，也不管何方行業，每小時的最低工資大約八美元。這是中國的三十倍。其他廉價勞力國家低多少倍我不清楚。今天美國要保護的紡織品行業，本土的工人差不多一律獲取最低工資，如果被解雇，這些人要到哪裡去找工作呢？如果沒有最低工資管制，每小時八美元失業的可找五美元的工作，不是很好，但可以，只是最低工資法例不容許失業的這樣做！



在一個世界經濟結構發生了巨變的大時代中，不可能沒有一部分人受損，或起碼要受損一段時期。因為共產國家的改革與其他的封閉國家跟著開放，增加了十多億的廉價勞力參與國際產出競爭，原則上，舉世應該得益。可惜在這巨變中，有一部分人會受損。政治的引進增加了受損的人，也久延了受損的時日。



世界大變，風雷急劇，我認為美國要掌握時機，大手改革自己的法例與制度的不足來應對，開放開放，推出自己無與倫比的科技優勢，賺錢無礙也。

彈性係數與貿易逆差

這題目四十四年前作學生時讀過。其中有一條六吋長的數學方程式，聽似湛深，其實不難，讀者不要被嚇怕了。當年我被嚇了一下，奇怪有人可以想出那方程式。若干年後，與夏保加暢論天下，把酒言歡，我提到該六吋方程式，他說是他發明的。



經濟學問了不起是一回事；經濟顧問了不起是另一回事。作為一個國家的經濟顧問，要做得好，遠比經濟學問困難。這是因為國家顧問責任重大，要懂得把實用的與花巧的理論分開，要知道歷史，要懂得政治局限，要有策略，有時要以退為進，有時這裡讓一步，那裡進一步。作國家經濟顧問的頂級人物，我平生認識兩個：一個是當年英國戴卓爾夫人的私人顧問Alan Walters，另一個是周遊列國的夏保加（Arnold Harberger）。



想到夏保加，因為兩個多月前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百分之二強後，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沒有改進，財政部長斯諾要到中國來，要求人民幣再升值。經濟學說得清楚。人民幣升值不一定會減少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有可能不減反加，為了減少這逆差或貿赤而要求人民幣升值是邏輯有問題的要求。



想想吧，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美國進口的中國貨量會減少，但購買中國貨的總支出可能減少也可能增加。關鍵是美國人對中國貨的需求彈性係數。如果因為人民幣升值而導致美國人購買中國貨的總支出增加，那麼這升值會增加美國對中國的貿赤。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中國人購買美國的貨量會增加，但中國人的總支出可增可減。這裡的關鍵是中國人對美國貨的需求彈性係數。如果人民幣升值，中國人購買美國貨的總支出減少，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又會增加。



上面提到兩個需求彈性係數，還有兩個供應係數及其他係數，加起來有六、七個，記不清楚。夏保加的天才，是把所有有關的彈性係數以一條方程式組合起來，鬼斧神功，求出一個國際整體的彈性係數，結論是一個國家的幣值上升，不一定可以改進另一個國家的貿易逆差，且可能有相反的效果。當然，如果人民幣兌美元上升很多，多得美國人不買中國貨，而中國人則因為美國貨大減價，瘋狂購買，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一定會變為順差。



只有上帝才知道人民幣兌美元要上升到哪個價位才能減低美國目前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不小的機會，是人民幣兌美元上升百分之十至二十之間，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會急升！美國當然不能接受，但這人民幣升幅足以使無數的中國接單廠家臨於絕境。也只有上帝才知道，人民幣兌美元上升到美國對中國沒有貿易逆差時，中國的工業會變成怎樣。個人的判斷，是人民幣的升幅不需要達到日圓當年的上升數倍，中國的工業就全軍盡墨矣！今天中國的形勢與日本當年面對的不同：參與國際產出競爭的廉價勞力國家今天實在多，供應的彈性係數因而高得很。



美國的經濟學者會同意，為了減少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而要求人民幣升值，絕不明智，而就算中國沒有懂經濟的人，北京不可能接受還可能增加美國貿易逆差的大幅人民幣升值。



結論明顯：以改善美國的貿易逆差為理由來要求人民幣升值，北京不應該考慮。以人民幣升值來增加美國的就業機會，是另一個理由，比較合乎邏輯，合乎道理。下期談吧。

從莫扎特與貝多芬說起

莫札特與貝多芬無疑是頂級的音樂天才。最近看到一套關於古典音樂大師的生平簡介的影碟，提到莫、貝二氏的天才，比較一下。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我再聽覺得有點怪，有點不容易理解，說出來讓讀者想想吧。



無可置疑，莫札特的音樂是流出來的。他手寫的樂譜絕少修改，初稿就是定稿了。喜歡享受，花錢如糞土，趕著跑宴會，或急於打桌球，莫氏寫曲一揮而就，有時整首鋼琴協奏曲也是在很短的時間趕起，還沒有練習過就出場演奏了。是不可能想像的信手拈來，有創意，有深度，作品百聽不厭，說莫札特是歷史上最偉大的音樂天才，沒有誰不同意。



貝多芬也是頂級天才，但站在另一個極端。他為人執著，脾氣暴躁，視錢如命，而他寫樂曲是小心地積累片段的手稿，經過長時日，把記下來的片段連接起來，改呀改，修呀修，完成的作品，擇其佳者，令人叫絕。說「擇其佳者」，因為貝多芬有好些作品不是那麼好——對我來說好些不好聽。莫札特呢？比較平凡的作品當然有，但沒有一首不好聽的。有些朋友認為莫氏的作品不及貝氏的有深度，我不同意。幾套經典湛深歌劇外，我認為莫氏死時沒有完成的《安魂曲》，是我聽過的深度最高的音樂作品了。



不管怎樣說，莫、貝二氏絕對是偉大的音樂天才。作品只能從作品本身看。我們不應該因為知道一件作品一揮而達就為之減分，或另一件寫得辛苦，苦得作者差不多把性命賠上去，而加分的——雖然在不經意中好些評論者似乎這樣做。可不是嗎？讀羅曼羅蘭寫貝多芬或讀Irving Stone寫米開蘭基羅，他們是從「苦」字入手來形容偉大的。以「苦」來形容作者偉大我沒有異議，但以之形容作品偉大卻是錯誤的判斷。



任何人在任何造詣上大有所成，不可能不經過一段苦學過程。莫札特的父親教兒子的嚴厲故事，絕對不好聽。翻閱過幾頁敘述郎朗及馬友友年幼時學習的書，不想讀下去。有大成，怎樣學習是一回事，你不用說我也知道苦，有成後的創作是另一回事：有些人凡作必苦；有些信手拈來。杜甫看來是前者；李白肯定是後者。你敢說李白的詩比不上杜甫嗎？作品只能從作品看，苦或易是沒有分數可算的。



我自己嘗試過幾項創作玩意，在底子或基礎上都老老實實地下過心機。只是當年自己有興趣，雖是苦學，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其後的創作怎樣呢？例舉出來說說吧。



先談今天以中文下筆寫散文或專欄吧。最苦之處是找題材，有時真的感到江郎才盡！有了肯定可以動筆的題材，寫來不苦，往往甚易。這要靠少小時古文詩詞背得多，文字熟練了，而更重要是早年讀過不少書，大致都記得，動筆時正如蘇子說的「初無定質」，只把思想放開去，縱橫自在，把有關的話題連貫起來就是了。文章改幾次，有助手打字協助，易如反掌也。



再談攝影。技術上，這門玩意我曾經痛下苦功，所知足以著書立說，但其實不需要知那麼多。重要還是中國的詩詞根底與感受到古詩人的情意。這樣，攝影藝術於我很容易。看到一首詩就把快門按下去，要保險就多按一下，只此而已。一些攝影大師見我說得那樣容易，那樣快，批評作品不好，我就誇張一下困難，其實是說謊。攝影可以是困難的，例如你要這裡有只飛鳥，那裡有只蜻蜓，但我不認為這樣做是藝術，更認為俗不可耐，不玩那一套。



轉談經濟學術文章。苦學基礎當然，日思夜想難免，而當年寫學報論文，要找資料，也要引經據典，的確要下工夫，不易，說是苦不為過也。但這些只是人為的苦，與思想的創意或美妙看不出有什麼關係。舉些例子吧。



自己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理論本身的整體只兩個晚上就想出來了。其後的資料驗證、追查前輩等工作，卻搞了八個月，再後來增補成書加了一年多，苦也。這可見科學上的貢獻，主要靠靈機一觸，不苦，只是要說服行內人所需的補加工夫不容易。這也是說，創意本身不難，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不可強求，但要「賣」出去是另一回事了。



一篇關於座位票價的文章，整篇兩個晚上完稿。三十年後的今天該文受到注意，可惜結論要點當年包裝得不好，或自己沒有發展下去，使後之來者推出效率工資理論，拿了獎，沒有提到該文。合約的選擇與合約的結構也有相似的命運，雖然多次被提及，摘金的可不是我。《蜜蜂的神話》唯我獨專，調查與創作皆易，一氣呵成，是莫札特式的作品，可惜只有這一次。



《公司的合約本質》想了十三年，動筆從頭不停寫到尾，晝夜不分。這篇命中，但想了十多年，算不算是莫札特呢？可能莫氏昔日也是想了很久才一揮而就，無從考究，雖然有些專家說他的一些作品有想了很久的痕跡。



因為難產而交白卷的題材當然有，但有作品而難產的——苦也——我只有一次經驗。那是《價格管制理論》。只二十多頁，單是動筆就一年多，修改了無數次，到最後不大滿意也交出去了。相熟的朋友大都認為這是我最重要的文章，但行內一般不是這樣想。



科學與藝術不同。藝術作品只要作者自己滿意，話完就完。經濟學術文章，有了創意，完美的，可能只是開頭，要做得像樣跟著的工作大量而頭痛。像阿羅等只搞純理論而立下名堂的，一百年只有三幾個。



我還是幸運的。幸運之處是當年不愁沒有學報招手，寫得自己滿意的就交出去。如果我要像今天的學子那樣，動不動就要與評審員吵呀吵的，以我的脾性，不知結果如何。



如果莫札特的樂曲昔日要通過評審委員才能演奏，我們不會聽過這個人。學報評審這回事我不明白。說文章太多，要評審，於情於理當然對。不明白的，是就經濟學而言，評審員一般不是大師，而是一些還拿不到博士的研究生，或自己寫不出好文章的助理教授。師級人物一般沒有時間評審。就是總編輯上頭也有問號。當年蒙代爾主編《政治經濟學報》，自己想自己的，獲投訴紛紛；高斯主編《法律經濟學報》，我們都勸他不要干，認為是浪費了一個思想家的年華。說得上是沒有浪費的非常好的學報編輯不是沒有，但當年我只見過兩個。學術文章理應評審，只是想不出上佳的評審制度，天才可能被埋沒了。

中國經濟是亮了紅燈嗎？

這些日子我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坐立不安。一方面，五千年第一次打進國際經濟，踢世界波，踢得似模似樣，鬼子佬無不嘖嘖稱奇，作為炎黃子孫我當然高興，也有點驕傲。事實上，不需要是炎黃子孫，我的美國朋友一般為中國拍掌。支持歷史上的underdog乃人之常情也。

另一方面，中國的經濟發展到了今天的形勢，加上樹大招風，行差踏錯可以敗走麥城。最頭痛是國際競爭激烈，靠接單的廠家一般認為，如果在國際上自己成本上升百分之五，加上匯率的變動使出口價上升百分之五，關門大吉可期也。

幾天前跟一位在廣東接單的廠家朋友論經濟，談到印度。他說一位印度商人訂貨，親自跑到神州來逐件檢驗，很苛求，害得他幾晚沒睡覺。他說幾年前印度產出的類同產品質量較低，價格也較高，接單容易。但今天印度的類同產品質量一樣，價格相同，印度商人還跑到中國來訂購，主要是因為印度的工廠比中國的小很多，大量訂購印度應付不了。印度廠小顯然因為資金不足，但假以時日，資金問題得到解決，再來中國訂貨就不划算了。

去年末季印度的國民收入增長率比中國的高，今年首三季落後中國一兩個百分點。可能像中國十多年前那樣，印度的國民收入增長率是低估了。兩星期前侯夫子告訴我，他讀到一篇鬼子佬寫的文章，說印度目前的發展形勢勝於中國。

說過了，我衷心希望印度的經濟搞起來，就是搞得比中國富裕我也高興。我深信不疑的比較優勢定律說，大家自由專業產出，互相貿易取利，不會有輸家，而歷史的經驗也這樣說。問題是，如果有國際政治壓力的左右，或自己作出一些蠢政策，比較優勢有了轉移，輸得兵敗山倒是可能的。

是的，這些日子外國人把中國的經濟發展捧到天上去，北京的領導者可能有點飄飄然。不是批評，因為炎黃子孫一般地飄飄然。驕傲不打緊，也應該，問題是自滿，以為自己了不起，有資格輕浮也亂來一下。這是錯，錯、錯、錯。

是的，這些日子我覺得北京或上海等大地區的政府有點自滿，有點輕浮。說什麼經濟過熱，要宏觀調控，你調人家不調，你大言不慚人家拚命跑上去，鬥輸不打緊，但調控左右了市場的運作，可以入肉傷身。說什麼樓價過高，或上升得太快，處理的辦法竟然不是增加樓宇的土地供應，而是推出種種左右市場的法例。你這樣做，人家不這樣做，頭痛頭痛。

什麼最低工資，社會福利，發展得有看頭的經濟往往如此這般地過癮一下。這些小動作通常會變大，而大了對經濟有大損，是那些所謂先進國家的經驗。德國叫救命的例子有說服力。今天的形勢史無前例，廉價勞力多得很的國家多得很，一起參與國際大比並，而中國還有數億農民人口要轉到工業去，北京要眼觀六路，果斷處理，切忌輕浮。告訴你吧，今天廣東的民工短缺（一項估計是缺二百萬），可不是因為民工北上，而是因為在國際競爭下，廣東的廠家不容易以增加工資的方法來解決民工荒的困難。

是的，我認為兩個多月前中國央行提升人民幣值百分之二強是輕浮之舉。人家贊幾句，施點壓力，北京的堅持於是失守。縱觀天下大勢，我曾經大聲疾呼不可，蒙代爾也大聲反對，史坦福的一位大教授反對得更厲害。大家都記得歷史，也懂得判斷國際的競爭形勢。

中國經濟是亮了紅燈嗎？朋友，你自己想想吧。

「大」與「賭」跟「喜功」不同

議員張文光訪珠三角後，在《明報》評述觀感，讚賞之餘提到國內好大喜功，例子有廣州的大學城，圈地四十三平方公里，懷疑是在展示一隻超級大白象。文光兄看錯了。不是說中國從來不搞「好大喜功」，以前有的是，但這種意識早就不存在了。早就沒有這種需要。



我自己也曾經作出類似的錯誤判斷。十年前上海要在浦東建新機場，我想，還算是新的虹橋機場生意平平，為什麼要建新的呢？後來浦東機場啟用了，龐大美觀，空空如也，我對自己說：哈，好大喜功！殊不知過了幾年，飛機要排隊升降。這是今天的中國。



文光兄低估了中國的人口密度與發展速度。從上海到南京的高速公路，收費的，啟用後又是空空如也，但幾年後的今天正在加寬四線。破世界紀錄的跨海大橋，一條還沒有建好就建第二條，自己破自己的世界紀錄。一家公仔面廠每天產出三千萬包，一家鞋廠職工十二萬，樂從的傢具店相連十公里，上海的超級市場大得不容易想像。還有，義烏的小商品批發商場我入門一看就不想再走：老人家走之不盡也。大、大、大，大學城何足道哉？文光兄是少見多怪了。



九十年代中期，世界百分之十七的建築起重機集中於上海，五年內建造了香港五十年才達到的商業樓宇的總面積。跟商業樓價暴跌，朋友都說上海發神經，只有一位不信邪，購入銀主盤，今天賺了一百倍。這也是中國。



人多加上迅速發展必有「大」現象，想像力不足不容易理解。一九八三年深圳的人口三十萬，今天一千萬！落筆打三更，但跟的發展深圳處理得好。這裡我要給文光兄上一課，說園藝。舉世皆知，年長了的樹是不能拔起移動的。應該是炎黃子孫的偉大發明，他們可以搬動百年古樹而保存不死。於是立法例：人可以槍斃，但樹不准殺。這解釋了為什麼今天深圳的綠化比香港高那麼多。本來是荔枝園滿佈的窮鄉僻壤，今天深圳的馬路兩旁，不是荔枝就是龍眼或芒果。



文光兄寫道：「富裕容易浮誇，繁榮難免豪氣，珠三角的大城小鎮，都在興建巨型的政府大樓，連綿不斷地坐落在綠化大街上，宏偉的大樓與寬闊的園林，比英國的唐寧街豪氣得多。」文筆好，可惜不懂中國園藝的神乎其技，也不知道今天中國的樹，可搬不可殺。



回頭說大學城，珠海搞不起，中了計。不是好大喜功，而是要大賭一手。中國目前的政制，決策失誤是要「飛」的。問題是在地區與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下，不大賭幾手不會有大作為。這幾年，本來是遙遙領前的珠三角，明顯地給長三角比下去。要怎樣才可以反敗為勝或追成平手呢？於是，一方面他們大興土木搞文化，另一方面要大量產出本土的大學畢業生。老實說，國內的學術水平使我失望，但他們知道，工商業的發展不需要蘇東坡，要有大量讀書識字、懂得計數的學子供應。這方面，比起長三角，珠三角是遠遠地落後了。珠海的大學城搞不出看頭，廣州不信邪，大博一手。大博一手與好大喜功是兩回事。



廣州的大學城會成功嗎？很難說，任何投資都是賭注。文光兄要知道，他們要的不是大學城賺錢，而是要招徠大量中學成績可觀的學子，希望他們畢業後留在珠三角服務，然後在工商業的發展中取利。我們要深入地理解中國的稅制才知道大學城是怎樣的一回事。要招徠大量學子，校園不搞得彷彿多頭大白象到處飛是難以成事的。



不清楚中國的制度，容易看錯！

中國的經濟增長可以持久嗎？

聽說幾個月前一位中國經濟專家在美國某大學講話，說中國二十多年來的高速經濟增長，會再持續二十年。在座的學者問為什麼，專家答不出來。我只是聽說，作不得準。這小故事使我再問自己曾經問過的類似問題，答案不可能錯，只是答了等於沒答。近來得到一些啟發，有點新意，再分析一次吧。



首先要說的，是中國二十五年來平均每年百分之九左右的增長率，應該是低估了，低估了相當多。兩個原因。其一是重要的個體戶的高速增長，尤其是八十年代，不容易算進國民收入增長之內。其二是九十年代的產品與服務的質量急速上升，大部分沒有算進去。這低估可信，因為回顧二十五年前中國人民生活的情況，每年百分之九的復息增長與今天在國內見到的情況是脫了節的。太明顯的脫節不需要數據支持。就是用百分之十二的復息增長率（二十五年實質國民總收入增加了十六倍），也可能低估，但要看不容易搜集的數據。



今天，個體戶的收入愈來愈多被算進國民收入之內，而質量的上升是無可避免地緩慢下來了。這樣看，要再來二十年以往二十五年的實質高速增長，機會不高。問題於是成為，今後的二十年，中國可不可以繼續現有的統計，有百分之八至九的高速增長呢？答案是有可能，但不容易。說有可能，因為歷史曾經出現過。七十年代初期的香港，經濟比今天國內的還要成熟，但經濟增長率連年保持雙位或近於雙位數字。日本七十年代的經驗也支持這看法。說不容易，因為歷史的經驗說，經濟達到目前中國的情況，行差踏錯可以一蹶不振。不要忘記，日本的經濟不振已經有二十個年頭了！



經濟政策的「行差踏錯」有兩類。其一是大步錯，或大錯一兩步。大錯頭痛較少，因為經濟老手一望而知，大聲疾呼，政府不聽也就算了。要大手修改大錯比較容易對症下藥。麻煩是第二類。很多小錯，每項不明顯，加起來可以是致命傷，但政府不容易相信，壓力團體各佔一項，要修改無從入手。這是貝加對中國前景不敢看好的原因：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了某一點，總會引進多項對經濟發展不利的政策。他是指我曾經說過的最低工資、福利經濟，等等，但其他的劣策還可以有很多。



寫這篇文章，起於讀到兩個報道，少人注意，但重要。其一說北京考慮徵收石油產品稅。看來小事，但雖小亦大矣。今天世界工業競爭激烈，一般「接單」的廠商獲利甚微，你加石油稅而人家不加，電費與運輸、交通等費用高人一點，長遠看很麻煩。舉世都用同樣的石油供應，哪個用得多就哪個發展得快，你加稅節省而人家不節省，是害了自己。



一般的估計，是不論新發現，石油的儲存量還可以供應地球百多年。發明新能源是早晚的事。石油價高當然不妥，但有些明顯的好處：鼓勵探採外，更鼓勵新能源的研究。



今天的石油價格比我預期高，可不是因為好些人說的中國增加需求（這增加不會導致油價突然飆升），而是因為伊拉克的情況導致中東政局不穩，促成了卡特爾（cartel）戰略訂價的麻煩。地球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原油集中於中東，風吹草動就出現卡特爾的形勢。這形勢使油價的變動很難推測。一方面，卡特爾的成員大家一起不增產，托高油價，大家得益。另一方面，任何一個成員增產多銷，自己賺錢更多。每個成員於是有增產減價的意向，但如果所有成員都那樣做，大家一起受損。



卡特爾價格的釐定，不需要互相協議或互相串謀，只要你看著我，我看著你，每個成員都希望自己能成功地偷步，增產減價。在這情況下，沒有誰增產減價是需要有某些事項維護著大家不偷步增產的信心。



當七十年代初期中東的石油卡特爾減產托高油價時，經濟學者一般預期不能持久。後來油價持久高企的原因，是美國推出一個複雜無比的Entitlement Programme政策。這政策的簡單效果，是美國大手津貼石油進口！這就托住了油價持久高企不下。後來美國取消了該項傻政策，油價下降了三分之二。我認為這次石油卡特爾訂價再形成，起於伊拉克之戰，但不幸地被托住，則因為跟著的恐怖活動導致的政局不穩，使人有遙遙無盡期的意識。



第二個令我更不安於心的報道，是歐洲重施中國紡織品進口配額與美國考慮重施配額，導致中國紡織業的生意急速下降，不少訂單跑到印度那邊去。這些年，站在中國那邊看，我擔心印度。他們人多，聰明，英語好，工資低，懂得做生意。他們的經濟發展也有看頭，無疑是二十一世紀中國的主要競爭對手了。



不要誤會，我絕對不是希望印度的經濟搞不起來。歷史的經驗說，沒有誰可以在窮人身上賺到錢。我衷心希望印度的經濟會搞起來，就是搞得比中國富裕我也高興。中、印二國佔了地球四成人口，大家一起發達，互相貿易、互相得益，何樂不為哉？自由競爭，自由貿易，大家讓商人找尋自己的比較優勢發展，歷史上沒有出現過一方贏一方輸的例子。問題是如果加進政治的左右，或因為某些人為的局限而使國家的政策頻頻失誤，則一方輸或雙方皆輸就容易發生了。這樣看，印度的發展對中國就有威脅了。



比方說，如果在紡織業上印度真的比中國有成本優勢，那麼中國禁止印度紡織品進口我會破口大罵。但如果印度沒有成本優勢，只因為中國有配額限制而讓印度的紡織業搞起來，中國不幸，長遠一點看印度也不幸。在自由市場競爭的發展中，成本的轉變可以讓某國的某行業失利倒閉，但這種轉變市場一向應付裕如。香港曾經造假髮冠於天下，後來成本不夠人家低，被殺下馬來，製造商轉到其他行業去，經濟整體的損失就談不上。



我擔心的是國際政治左右了市場依照比較優勢定律的運作，而更頭痛是這些左右一般會促使一個國家為了應對而作出錯誤的經濟政策。我認為北京要完全不管國際政治，只管搞好自己的制度，讓商人有良好的環境自由發展。不易辦到，難於登天。經濟競爭本來互相得益，沒有輸家，但錯誤的政策可讓一方把另一方殺下馬來，或雙方皆敗。競爭可以互利，也可以互害。



從近代歷史看，日本的不幸是前車可鑒，德國的不幸也是前車可鑒。國際政治無可避免，但只要中國本身的經濟政策不出大錯，也沒有多項小錯，再繼續高速發展二十年是不苛求的。這不容易；老實說，我有很大的保留。

中國是個怪地方——覆李怡

那天寫《希望帶李怡暢遊神州》，發稿後收到通知，指我說李怡比我年長一兩歲不對，要改為年齡相若。我想，自小過耳不忘，怎可以記錯李怡的年歲呢？跟記起來了。二十多年前，在一個宴會中，有人把我與李敖、李怡相提並論，說年齡差不多，一個比我大一兩歲，一個比我小一兩歲。我把二李搞亂了。



不認識李敖。最近他火燒神州，聽來過癮。我想，與今天的正規學者相比，我們三人打個七折也算是才子吧。可惜都老了，而天下間沒有老才子這回事。李敖鬥志旺盛，魄力不減當年，但李怡看來像我一樣，有點經不起時代的蹂躪！



四十多年前在美國求學，師友老是問：中國人有上蒼賜予的天賦，有深厚的文化，怎可以搞成這個樣子的？問的是一個怪現象，深不可測，我幾年前才找到答案。二十年前跑北京，宴會中一位高干對我說；教授呀，你不懂中國的情況！我想：又是那一套，難道你比我懂嗎？



今天下午見到周其仁，大家談的當然是中國經濟。我對他作了個比喻，說一個運動員跳高八呎，所有專家都說這運動員不懂得跳，姿勢奇劣，方法犯錯不少，建議多處要改的，分析得似模似樣。但我想，跳高八呎是人類紀錄，這運動員在某方面一定跳得對，對得神奇，專家們墨守成規，有一天會見笑天下。該運動員跳得怪，正如中國是個怪地方。



這些年不少專家朋友說：中國的經濟是泡沫，是虛假現象。我想，超重的貨車把新建的世界級公路一下子就壓壞了，難道車中載的是盤古初開的石頭嗎？那天好奇地考查裝修用的磁磚，研究了兩個小時，高檔比高檔，國產的與進口的我怎樣也分不開來，進口比國產價高三倍。毫不虛假，沒有泡沫，但不合常理，有點怪。



李怡比我幸運：他沒有我那樣大的爭議性。我比李怡幸運：我的求學際遇比他的好。除了這些，讀者只要看他和我的文字，推理的思維，觀察的視野，就知道我們一起曾經滄海。他說自己對共產中國作出過錯誤的判斷，有點苦味，何必耿耿於懷呢？中國是個怪地方，看錯了不等於不是才子。



我自己是看對了的。一九七九年到廣州走了兩天，回美後想了一年，於一九八一年寫成了《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路嗎？》，推斷了中國會走今天的路。不是智力高於李怡，而是時間上我佔了優勢，加上當時我對交易費用與制度運作的關係的掌握，今天高斯與巴賽爾等朋友認為不可能更好。這是際遇，是我之幸，誇張一點說也是中國之幸。



幾年來我為中國這個在姿勢上頻頻出錯的運動員能高跳八呎日思夜想。兩年多前決定了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競爭是重心所在。但為什麼中國會有那樣熱鬧的地區競爭呢？一個月前我找到肯定的答案。不想寫出來，但希望找一兩位懂中國傳統的朋友解釋一番，炫耀一下，第一個想到的是李怡。在辛辣文字的背後李怡客觀，接受邏輯，想得快，而像我一樣，他也衷心地希望中國會好起來：人民的生活有改進，個人的自由空間擴大，知識不斷增長。



不敢說是受到我的影響，但中國改革的方法與路向無疑與我二十多年前在《信報》提出的很相似。可能是中國影響了我。也是際遇。但這樣掌握中國的經改脈搏，我還要花幾年時間才能理解為何可以高跳八呎，說中國是個怪地方是對的吧。

《張五常英語論文選》目錄

張五常英語論文選
Economic Explanation: Selected Papers of Steven N. S. Cheung


Foreword by Ronald H. Coase
自序：求學奇遇記
（Author's Preface: An Intellectual Odyssey）

I. Three Lectures
1. Economic Explanation: Let Us Ride with the Surging Tide
2. Deng Xiaoping's Great Transformation
3. The Transaction Costs Paradigm

II. Contract Theory: form Sharecropping to the Firm
4.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nd Sharecropping
5. Transaction Costs, Risk Aversion, and the Choice of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
6. 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and the Theory of a Non-Exclusive Resource
7.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8.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Transaction Costs
9. On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II. Social Cost Theory
10. Coase, Ronald Harry
11. The Fable of the Bees: An Economic Investigation
12. The Theory of Inter-Individual Effects and the Demand for Contracts
13. The Myth of Social Cost

IV. Intricate Pricing Arrangements
14. The Enforc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in Children, and the Marriage Contract
15. Rose Bowl vs. Hong Kong: The Economics of Seat Pricing
16. Commodity Futures: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ommodity Exchange and Crude Oil Exchange

V. Price and Rent Control
17. 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18. Roofs or Stars: The Stated Intents and Actual Effects of a Rents Ordiance
19. Rent Control and Housing Reconstruction: The Postwar Experience of Prewar Premises in Hong Kong

VI.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20. Property Rights and Invention

VII.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21. Irving Fisher and the Red Guards
22.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中文譯版）
23. China in Transition: Where Is She Heading Now?
24. Privatization vs. Special Interest: The Experience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中文譯版）
25. Economic Interactions: China vis-a-vis Hong Kong

VIII. Political Economics
26. Why Is There a Lack of Freedom Under Communism?
27. A Simpli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of Corruption
28. The Curse of Democracy as an Instrument of Reform in Collapsed Communist Economies
29. Common Property Rights

IX. Newspaper Commentaries
30. China's Ten Black Marks
31. From China Maids to Rents-a-Slave
32. Learn From China's Experience
33. On the Wrong Wave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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