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April 25, 1997

神來之筆

位於灣仔北的中國文物展覽館,經常有藝術作品展出,是我常到的地方。那裡的展品通常水平平平,雖間有名家之作,但往往不大可靠。不過,我還是常去參觀,因為他們展出的變化多,五花八門,石頭、古玩、古玉、書畫、水彩畫、蘇聯畫等,好或不好總值得一看。

兩星期前,內子和我到該館參觀,像以往一樣,事前對其所展什麼毫不知情,踏足其間,有什麼就看什麼。(好幾回,到了那裡什麼也沒得看,因為員工正在清理場地,忙於安排「下回」的新展品。)

這次到該館時,見門外大字寫著「明清書畫精品展」,心想:這個地方有什麼精品呢?殊不知進了場中,第一幅見到的是明代張瑞圖的書法。我仔細一看,對內子說:「這幅張瑞圖的書法是真,也算是好的,不知道他們賣不賣?」再看第二件作品,我又嚇了一跳,說:「這是明末黃道周的書法,雖然不算是精品,但假不了,這個地方為什麼突然重要起來了?」

轉看第三幅書法作品,我眼前一亮,驚叫一聲,說:「這書法顯然是大師的作品,但那是誰呀?」心裡暗想,字不是王鐸,不是董其昌,也不是倪元璐的,明清兩朝還有誰有這樣的功力呢?

看下款,署名是白陽山人。那是陳淳(一四八三——一五四四),是明代中期的一位重要書畫家。陳道復的書法我見過不少,但從來沒有見過那樣精彩的。那是一件手卷書法作品,大約十五呎長,寫的是草書,有數百字之多,不可能是碰運氣之作。

欣賞良久,我認定那是難得一見的國寶,於是找到一位場內的辦事人,問那陳淳手卷賣不賣的。他笑說不賣,因為場內展出的都是天津博物館的精選作品。真是有眼不識泰山,冒犯了!

其後黃君實、陳德曦等鑒賞家都不約而同地大讚陳淳這件作品,說從來沒有想過陳氏寫得出這樣令人拍案叫絕的字。

是的,在中國的藝術歷史上,陳淳重要,是因為他以書法作畫的創意超凡,影響了後來的徐渭、朱耷(八大山人)、鄭板橋等高手。但從書法本身的功力看,陳淳卻稱不上是大師——在行草書法大行其道的明代,陳道復的位置應該在前五名之外。只有這一件手卷,則大可與王鐸、倪元璐等書法大師分庭抗禮。

毋庸置疑,該手卷是神來之筆。不是「碰彩」,而是「神來」。

神來之筆,是任何樂於創作的人夢寐以求的。一些人,像明代的文征明,神來之筆似乎永遠不會出現;另一些人,像徐渭,神來之筆不很多,但也不少。藝術如是,科學亦如是。

天才絕頂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其創立的「相對論」是神來之筆。今天,好些學者認為,愛氏自「相對論」以後,沒有什麼值得令人拍案叫絕的「發現」;另一方面,有些專家不明白人的腦子怎可以把相對論想出來的。這樣的「神來」,史無先例,僅僅一次也足以驚天動地了。牛頓也有類似的情況:他的三大定律,是他逃避瘟疫的兩年中想出來的,之後就再沒有什麼。

大名鼎鼎的科學家,不會像我們明代的文征明那樣,有「大名」而沒有「神來」的。然而在科學上,筆筆皆「神」的並不多見。我想來想去,歷史上,幾乎筆筆皆神的科學家只有一個:達爾文。有些人認為達氏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我有同感。

經濟學是一門科學,專業所在,我對它知得較多。恩師艾智仁出道時的一篇文章,題為《進化論與經濟原理》的,是神來之筆。其後艾氏的佳作不少,但說不上是「神來」。高斯在一九三七年發表的《公司的本質》與一九六○年發表的《社會耗費問題》,皆神來之作,其它的也就談不上。但已故的夏理必艭像桴h才,佳作俯拾即是,卻沒有一篇神品。一九九一年謝世的史德拉是個天才,妙筆生花,文采為當代經濟學界之冠,佳作甚多,但稱得上是神品的,我卻想不出有哪一篇。五十年後,行內人可能不會記得史德拉的大名。差不多凡作皆「神」的經濟學者,歷史上似乎只有一個:那是四十年多前謝世的、耶魯大學以他而知名於世的費沙。

縱觀上述及其它我所知的眾多例子,我不妨在這裡為「神來之筆」這個現象作一些總結:

其一,有天才及有學問的人,不一定會有神來之作,但有神來之作的必是天才。(在攝影藝術上,我常說何藩是個天才,因為他的神來之作最明顯。)

其二,神來之作的完成不是靠理性分析,而是靠一種靈感。這靈感來去無蹤,莫名其妙,但很特別,遠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到的。

其三,除了達爾文、費沙、莫扎特等很少數的人,有神來之筆的天才,其作品大都很不平均——時而精絕,時而粗疏。那是說,一般而言,有神來之筆的人比較怪異,或起碼勇於嘗試,喜歡在作品上「冒險」一下。

最後一點是:凡是某造詣上有神來之作的人,必定曾經對該造詣埋頭苦幹過。

世界上有三種天才。一種是沒有神助的天才——史德拉是其中一個;一種是偶有神助的天才——陳淳是一例;最後一種屢有神助的天才——像莫扎特——則屈指可數了。

Friday, April 18, 1997

與兒子一席話

是凌晨二時了,拿起筆來,想寫些什麼。久思而文不至,不寫算了。於是掛個長途電話到美國去跟兒子聊天。長途電話費用實在相宜,一分鐘僅付一元八毫多,比在香港打個手提電話幾乎便宜一半,而比起四十年前在加拿大與香港通電話的費用更便宜得多——經通脹調整後計算,今天大約是當時「話價」的七十分之一。

香港星期日凌晨二時,是美國西岸的週六上午十時,兒子不用上課,大可暢談一番。他向來健談,對瑣碎的事知得很多,所以話題一打開,就沒有「悶局」的。

他首先告訴我他寫了一封長達四頁紙的信給高斯(R.H.Coase),一年來只此一封,要向高斯報告一下自己學習的進展。高斯很喜歡我這個兒子,久不久給他寫信。但兒子說,高斯是個諾貝爾獎得主,信上不免要談學術的,但人家是世間學術高人,跟他談學術就似乎有點不自量力,所以下筆為艱。兒子認為這次給高斯一封長信,是因為覺得年來的學習對科學有了多一點領會,可以多寫一點。

大約六年前,兒子進大學不久後,高斯寄給他一本名為The Double Helix的書,促成了兒子有此決定:將來以研究生物的基因為職業。這本書由兩位發現基因結構(DNA)的研究者當中的一位描述該發現的故事,寫得精彩絕倫,過癮得很,是任何對科學有興趣的人非看不可的。我自己早在兒子出生之前就拜讀過,他長大後我曾向他推薦此書,但卻沒有到書店去買一本給他。還是高斯比我細心,親自去買一本寄給小兒,影響了他。

DNA是歷史上最重要的生物學發現。科學上很少遇到這樣的事:DNA結構發現之前,生物學界很清楚地知道有DNA的存在,一致同意它是生命的基本,也理解到若能知道其結構是重於泰山的。但他們就是不知道其結構是怎樣的。

要尋找的目的物既然明確不過,大家於是競爭去尋找;發現了,大家一看就完全同意是對的。也正如當時的生物學界所料,DNA的結構發現後,整個生物學界就有了革命性的發展。

兒子是讀分子生物學(那所謂基因工程)的,同時也讀醫科。這個(兩科)合併要在大學畢業後再讀八年。人類在這方面的知識的積累,多得離譜。近幾年來,每次與兒子談及他學習的事,我就連個大概內容也聽不明白。

這次與兒子在電話中暢談,當然也談及他的學習大計。也真的是「大」計,因為校方替他和六位同學按期洽商,每個學期學什麼,每個暑期又要跟哪位教授作什麼研究等等。作研究,每星期七天,每天十多個小時。我不由得對兒子說,知識重要,但生命的享受更重要。跟著,我告訴他中國從前有一位陶淵明先生,也對他細說「歸去來兮」的故事。

問題是,二十五歲的兒子,對「歸去來兮」不感興趣。他把話題一轉,轉到複製生物(cloning)的熱門話題上。因為不久前一位生物學者以基因工程複製了一隻完全一樣的羊,兒子就讀那所大學的一位教授請他去講一課關於複製工程的事,所以兒子要準備一下。

我問:「你相信cloning(複製)真的成功了嗎?」答道:「很難說,因為還有好些疑問。但關於複製羊的文章是發表在大名鼎鼎的Nature學報上,可信程度很高。我細續後,認為它的複製方法在理論上是對的。不過,複製者要嘗試二百七十四次才成功,在實驗的控制上總會有一些疑問。」他跟著說了一大堆我完全聽不懂的科技術語,我聽而不敢問也。

等他說完,我想了好一陣,還是這樣問了一句:「如果這次複製真的成功,有什麼你要知道的?」他答道:「爸,你要知道,因子(DNA)是會老化的。從一隻長大了(老化了)的羊取出因子,複製幼羊,這複製品你說究竟是老的還是幼的?」我給他一個不大科學的回答:「應該是幼的吧。不要忘記,我是年長了才生你的。」

兒子接著說,要是羊可以複製,那麼人的複製指日可待。我們於是談到一個可以大量複製人的世界,說了好些關於道德、倫理上的事。

兒子問:「爸,你要不要複製人的世界?」我答:「不要的,因為那世界不可能多采多姿,但新加坡信奉優生學的李光耀,也許會贊成。」兒子聽得哈哈大笑。我說:「假如整個新加坡的人都是李光耀,過癮不過癮?」兒子笑問:「那麼,誰幹洗廁所的工作啊?」他又問:「若科技可以複製張五常,你要不要『多』一個?」我想了一陣,說:「不要,因為張五常獨一無二,應該有點專利權!」兒子笑得很開心,可能因為他不用擔心有兩個爸爸。

內子剛從美國回港,我順便問她:「兒子說不久的將來科技可能把人複製。如果能複製一個張五常,你要不要?」她想也不想就肯定地回答:「不要!」

Friday, April 11, 1997

反對強迫母語教學

在報章上讀到這樣的消息:香港中學將會硬性規定推行母語教學,容許以英語授課的中學只剩九十餘間。我很不以為然。

不要以為我崇洋媚外,認為外國的月亮比較圓。正相反,我對中國文化下過很大的功夫,重視中文,雖然不敢說有李白「日試萬言,倚馬可待」的本領,但寫一個字的稿酬,倒可以請李老兄喝一杯劣酒。

我認為在日新月異的今天,香港的中、小學生應該有選擇老師以英語授課的自由,可以有機會在課室裡用英語與老師對答,而同學之間也可以(而且也應該)試用英語交談的。

我是在五十年代到北美留學的。其時,英文沒有今天那樣重要。好些外籍同學,忙著學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顯然是認為這些國家的語文在國際的用途上很重要。到了七十年代,這觀點就不復存在了。今天,真正稱得上是國際語言的只有一種:英語。

為什麼英語會發展成最通行的國際語言呢?七十年代中期,這個發展的趨勢已很明顯。當時我在美國任教職,同事們都喜歡以這發展為話題,常常在茶餘飯後細說一番。其中一點大家都同意的,就是訊息與通訊的發展,風雷急劇,事生於世而備適於事,舉世要尋求一種可以「共通」的語言。至於為什麼英語被選中,其理由就沒有那樣明顯了。(今天我們可能認為選上英語是理所當然的,但在五十年代,好些人認為法語應是首選。)

我不能想像,在可見的將來,英語的國際地位會變弱的。正相反,什麼「傳真」、「上網」之類的科技,其普及一日千里,英語越來越盛行、普遍,是可以肯定的吧。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回歸中國之後,其國際地位對中國的發展更加重要。學生的英語不成是很吃虧的。

我反對強迫母語教學,還有另一個重點。那就是英文很難學,難、難、難,比中文難得多。其困難之處有兩點。第一,英文常用的字彙(所謂「生字」),大約比中文多出五倍。第二,英文的動詞、時態變化微妙,要運用得宜是一件非常不簡單的事。

是的,英文的表達能力很強,但卻不容易掌握、發揮出來。舉一個例,學英文,在字典上學「識」一個字的意思,跟懂得怎樣用這個「字」,往往相去十萬八千里。懂

其義而不懂得怎樣用,不是真正的懂,是以為難。

是否懂英語,並非與之有關的考試成績好就算是懂的。你可以考什麼「托福」(TOEFL)之類的試得個滿分,但一句像樣的英文也寫不出來。另一方面,你可能像我那樣,見到英文試卷就自知不會及格,但卻寫來流水行雲。

一九五八年,我在多倫多自修英語,學得很辛苦,差不多毫無進步。是我之幸,我跑去找一位當時攻讀英語碩士、名為王子春的朋友,向他求教。他說:「要學好英語,唯一的辦法是要活在其中。」真是指點迷津,柳暗花明,今天我還是為之感激的。

一位學生問:「學英語,怎樣才算是成功呀?」我想也不想就回應:「如果你睡時以英語做夢,就算是畢業了!」這是我對四十年前王兄子春的「活在其中」的闡釋。

極力主張中語教學的專家,當然是不會貶低英語的。他們可能認為,把英語作為必修科,進大學時英語考試必定要及格,不就可以嗎?不可以的。生吞活剝的學習,考試考一百分,學習一輩子也不會「以英語做夢」的。

以英語教學也不容易使學生以英語做夢——一般不會,但肯定的是,英語的夢境較為接近了。

時移勢易,今天香港學生的語文水平——不管是中或英——大致上日漸下降。當年在皇仁書院的「番書仔」同學——如江潤祥、韋子剛等——其中文水平大有過癮之處:韋子懂得填詞;阿祥以古文著書立說。

話說回來,我認為,香港的中、小學生,在學校之外用的全是中國語文,又有金庸的武俠小說可讀,畢業後寫封中文信雖然可能別字連篇或措辭不當,但讀得「通」還不會是太苛求的事。若改用中語教學呢,寫得出一封說得上是「通」的英文信,則非語言天才不行了。

Friday, April 4, 1997

書法收藏記

就某些文物而言,我是個收藏的「癮君子」!多年以來,我介紹朋友收藏,替一個基金會收藏,自己也收藏——五花八門的。問題是,我的興趣廣泛,收得雜亂無章,算不上是專家。「雜」而不「專」,有其過癮之處,所以我認為因為「雜」而有時中了招,收了「假貨」,還是值得的。有一項我收得不亂,是書法。

收藏對我有吸引力,因為我可以從他人——尤其是前人——的作品中,欣賞他們的智慧,得到一點啟發。到博物館去參觀,走馬看花,而又不能把作品拿在手上,終夜不眠翻覆地鑒賞,那就看過等於沒有看,缺少了痛快感。對我來說,一物在手,比博物館內的百物「遠」觀優勝。

我曾對書法老師周慧珺說,我是因為有機會細看書法真跡才領會到前賢的用墨之道。是的,我們很難從搨本、印刷本,或甚至幾可亂真的木版水印,而深知前輩高人用墨的方法。但若有原作真跡在手,拿著放大鏡細看其墨色變化,體會自是不同。

收藏,尤其是收藏古物,就有這樣的妙處:一件前人創作的物品,彷彿可以讓觀賞的人直接地體會到作者的構思。即使今人如老友黃永玉,我拿起他贈我的一幀小小的、畫一朵蘭花的畫,對他的思維的感受,似乎比與他挑燈夜談還要來得直接。

我收藏了一些中、外的古畫,但認識甚淺,對畫中的思想不能有深入的體會。深入的體會是要花很多時間的。至於書法呢,我就自覺大為不同了。這顯然是因為親自下筆寫書法,對前賢的書法見解學得特別細心,所以一看作品上筆端的一轉一劃、一提一按,我就對作者的思維有所領悟。

今人的書法,我在學寫之前已收藏了不少,大都是朋友相贈的。學寫之初參閱前人的書法,一律是印刷或複製品。這是很相宜的參閱:數千元就可把一套什麼書法全書買下來。問題是,印製品看得多了,總覺得有點不著「癢處」,不能使我有直達作者的思維的感受。這是我要收藏前人墨跡原作的起因,那大約是六年前的事了。

但我與一些朋友決定有系統地收藏古書法,其實是另有原因。那就是,在研讀中國書法歷史時,我發覺這門藝術有兩個高峰期:其一是唐宋,其二是明末清初——尤其是十七世紀。要有系統地收藏唐宋大師的書法真跡是不可能的:市場流傳甚少,間中有一、二精品出現,也不容易買到。

明清大師的書法,我們今天還可以有系統地大量收藏,其價格往往比今日名家的宣紙畫為低。我見有機可乘,就定下一套方案,有系統地收藏明清的書法。

那方案的第一要點,就是以王鐸(一五九二——一六五二;明轉清是一六四四年間)為中心人物,神筆鐸是明清兩大朝的書法第一把手,且流傳下來的佳作不少。我作了一個估計,博物館之外,流傳於中外民間的王鐸真跡,大約有三百之譜。這估計不可能大錯特錯,但想不到,收購了四幅王鐸佳作之後,其市價突然急升,跟著就是偽作在市場湧現。

五年過去了。有系統的收藏,大致上可以告一段落。不足之處當然有的是,但我還是頗感滿意。「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是蘇東坡說的。收藏書法亦如是。元末明初楊維禎的作品,我一幅也收購不到。明末清初傅山的一巨幅傑作,我差一口價而敗北,有點耿耿於懷——雖然我已有兩件他的作品;明末倪元璐的作品,我只購得一幅,顯然不夠——倪鴻寶的書法功力,絕對可以與王覺斯分庭抗禮;清代後期何紹基的作品,市場上流轉甚多,但到今天我還找不到一幅是值得收藏的。明末黃道周的作品也只得一幅,但那應該是他的生平代表作,不容易找到更好的,也就算了。還有,老友黃沾最喜歡的鄭板橋,書法作品在市場上有的是,但精品只在周老師家裡見過一件,不收算了。

有系統地把一個時代高峰期的一項藝術作品集中起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希望有朝一日,我能說服與之合作收藏的基金會,把這個我認為是比較完整的書法收藏,送到一所博物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