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前景》前言

《中國的前景》是二○○五年六月七日我在《信報》發表的一篇文章的題目，副題是《與貝加商榷》。貝加是老朋友，對中國的發展沒有跟進，盛讚中國之餘持悲觀的看法。他指出的是一個歷史規律：凡是經濟發展得有看頭的國家，政府必定手癢，作出些對經濟不利的傻政策來。我當然知道他說的歷史規律，但認為北京不蠢，有不少機會避免人做我做的傻政策。

曾經何時，幾個月後，我公開地說中國經濟的紅燈終於亮了。央行看來是走上了蠢政策的路。這是後話，將於下一本結集陳列出來。

關心地追蹤了中國的經改發展二十六年，波濤起伏，時而大喜時而大驚的日子不知見過多少次，或者可以說，差不多任何時刻我都有諸葛孔明在《前出師表》說的「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的感受。朋友，你認為我這個身經百戰的經濟老手要怎樣做才對呢？血濃於水，關心著中國的青年，當然盡力為之。但時而拍掌，時而大聲疾呼，二十六年還活著算是得天獨厚。

七十歲了，昔日的大聲疾呼今天變為力竭聲嘶！

重要作品的角色

在創作的玩意上，我們說一件作品重要，是指有深度，有新意，也有一點影響力。不容易解釋或量度，我自己較為簡單的看法，重要作品是下了一個錨，移之難動，揮之不去，經得起風雨，時人怎樣批評此錨仍在。當然，錨有輕重之分，重要的作品也如是，較輕的早晚會不知所終。李賀想像說「魚沫吹秦橋」，秦橋是石造的，是說重錨也難於永久。

　　想到這話題，起於上期寫《從一首協奏曲想到的》，以貝多芬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來評論歐洲文化敬仰重要之作，而中國文化則偏於走小品的路，論創作成就我們比他們不過。發稿後想到一個話題。貝多芬的平生作品大約三百五十，如果我們讓專家拿開百分之五（十七八首）最重要的，算他沒有寫過，貝氏在音樂歷史的地位會怎樣了？倒轉過來：如果貝氏只寫過最重要的十七八首，沒有其它，又如何？我再問：莫扎特今天有編號的平生作品是六百二十六，拿開百分之五最重要的（三十一二，這裡不用專家，我懂得選），上述兩個問題的答案會是怎樣呢？

　　答案大致一樣。拿開了這兩個偉大天才百分之五的最重要作品，我們今天可能沒有聽過他們的音樂（歷史上，不少作品甚多的作曲家我們沒有聽過）。這方面，貝多芬的命運應該比不上莫扎特：前者的作品優劣不均，而後者遠為平穩。百分之五是很小的一部分。這可見天才如莫、貝二氏，拿開了最重要的小部分他們會黯然失色。重要作品得之不易也。專家的描述說，這些重要作品創作時格外用心，以樂曲而言，除了小許例外，重要的比較長。這是說，隨意或意外的重要收穫不多。

　　倒轉過來，如果莫、貝二氏只寫過或只留存下來最重要的百分之五，百分之九十五的作品不存在，會怎樣呢？我認為他們的大名依然存世，只略為減輕。較大的損失是影響力，因為全面性愈廣，影響力愈大。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寫過多本書，皆天才之作，有口皆碑的只是一本小小的《進化論》。曾經求教於專家，一致認為沒有其它論著的支持，進化論不會立竿見影，改變了人類的思維。

　　醫療發達之前人類生命短暫，需要長時日思想的科學論著，像達爾文那樣多產的很少見。物理學家牛頓只靠一本巨著改變了一門重要學問的思維。我熟知的經濟學，二十世紀之前的史密斯、李嘉圖、米爾、馬克思、馬歇爾等人，每人只拿得出一本巨著，夠了。他們可能打錯算盤，巨著發表後很少動筆，但活下去不少時日。

　　零散的小品，前後一貫，組合得宜，加起來可成巨著，傳世的機會大升。我們的蘇東坡，作品經後人整理，在幾方面洋洋大觀，立竿見影矣。蘇子是個很特別的人。與貝多芬不同，蘇子可愛，過癮，天才洋溢，興趣多而無一不精，數世紀一見，所以樂得替他整理作品的後人無數。可愛過癮的品性佔了一個大便宜。但如果蘇子的品性像貝多芬，他要生長在一個重視創作的社會，要產出重要的巨著。

　　中國的經濟是發展起來了。人口比昔日的歐洲不知大多少倍，先天的智能不弱於人，重要的創作不能說完全沒有，但比例上小得不成規矩。就算有一天中國在經濟上富強得無敵天下，這比例不大幅上升很尷尬。當年日本的經濟起飛時，舉世皆說日本仔只懂得抄，不懂得創，笑哈哈，大有貶意。我認為相比之下，在人口比例上，東洋鬼子的「創」是比我們今天為高的。我們要培養出一個敬仰創作的文化。

說服文章要怎樣寫才對

二十世紀英國經濟學大師凱恩斯寫過一本題為《說服文章》(Essays in Persuasion)的書，文筆好，讀得明，但影響力卻遠不及他後來發表的《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後者我讀不懂，但凱恩斯學派出自此書，對大政府的影響有口皆碑。作研究生時與一位教授談起，他說凱氏的essays寫得那麼流暢，是文字高人，但《通論》大家讀不懂，作者似乎不清楚自己要說什麼。

　　清晰的文字比不上模糊的有影響力的例子，不限於凱恩斯。大名鼎鼎的海耶克，影響力不少，但海氏的分析力平平，好些時模糊不清。奇怪，海耶克的影響主要是在思想那方面，政策上的影響數不出什麼來。費沙的思想與文字皆清楚絕倫，政策影響更是少見經傳了。佛利民比海耶克清晰得多，但政策上的影響也是遠不及思想上的。五十年前他提出的學券制，同樣用公家錢資助教育，比公立學校優勝，白黑分明，佛老與支持者叫得力竭聲嘶，但接受性到今天還近於零。思想影響與政策影響不同，而經濟學者對政策有明顯大影響的，古往今來只有馬克思與凱恩斯，二者的思維皆不夠清晰。影響思想比影響政策容易，因為前者沒有壓力團體的左右，奇怪是影響思想也不一定需要文字清晰。

　　提到這些，是說我不知道有說服力的文章應該怎樣寫。有說服力與有影響力差不多是同一回事。自己寫文章，一抒己見，為的只是過癮一下。從來不奢望會影響什麼。我不傻，不會意圖改造社會。問題是既然動筆寫文章，有點影響是錦上添花，卻之不恭也。我想，既然有讀者，多的，不可能毫無影響力。我自己讀他家之作，總受「影響」，胡說八道的也不例外。於是，自己動筆時總希望有點影響，可以「說服」一下。

　　還有兩點要說。其一是我關心中國的青年。他們的際遇比我差，學而不得其法，讀我的文章多多少少會替他們打通一點經脈。於是，自己怎樣想就怎樣寫，讀我的文章就跟著我的思路走，不可能不中計。其二是自己的一個幻想。中國的迅速經濟增長二十五年了，是人類紀錄，可以再來二十五年相當刺激也。不容易，機會不大，但想是可以這樣想的。記得一九八九年在深圳舉行的改革十年回顧，我公開祈求的是再來十年。今天得到了，有過之，貪得無厭，幻想著再來二十五年。於是用足心機，希望文章可以協助一下奇跡再出現。絕望之為愚妄，與希望相同——是羅曼羅蘭說的。

　　不知說服文章要怎樣寫，但有自己的法門。簡單的：說服文章要先說服作者自己。其它不管，管不著，也不知怎樣管才對。這樣看，說服文章——說服自己的文章——我知道怎樣寫，可以說一下。

　　首要是淺白清晰，不賣弄技巧，邏輯簡單，有話直說。我認為不難，但友儕中清晰的分析文字不多見。我自己寫解釋性的文字，老是問：可不可以說得再淺白一點。認為不夠淺白我會轉換角度再說。有時以不同角度重複又重複地解釋同一問題，得到同樣的答案，可使自己堅信不移。說服了自己，同樣地說服他人的機會應該上升。清晰有說服力，不被接受是因為與讀者本身的利益有矛盾。模糊的文字也可以有影響力，因為模稜兩可的言論可以隨意闡釋，又或者不知為知之，皇帝的新衣看到了。

　　其次是用例子重要，最好是有趣的實例。二十年前曾經寫過，中國人聰明，但奇怪地不善於用例子。當時岑逸飛寫了一系列文章為我解答這現象。孟子用例子不好，孫中山也不成。這些是聰明人，但例子卻用得蠢。如果同學能找到岑逸飛當年寫的響應(記得是在《信報》分七期刊登)，放到網上去讓大家研討一下也好。

　　還有其它的。我認為有說服力的文字要誠懇，要有善意。這兩點有些人容易，有些人困難。不誠懇而又沒有善意的文字，可能還有點說服力，但加上誠懇與善意，事半功倍。

　　這就帶來我要說的另一個重點。只批評而不讚賞的文字，縱有天大本領，說服力不可能高到哪裡去。你小看了我，怎還可以相信你說的話呢？在分析中國經濟發展的話題上，我的處理與好些朋友不同。批評中國的文字我寫過不少，但永遠筆下留情，不小看執政者的本領。不同意或反對，讀者容易接受，但認為自己高人一等就麻煩。說實話，如果我是大獨裁者，以民生為己任，我沒有把握比北京做得好。就是當我說某政策是蠢、蠢、蠢，字裡行間毫無貶意。

　　認為是對的政策我通常立刻贊，有時大讚特贊。自己意想不到的正著，我會讚好幾次。理由簡單：讚得多，批評有重量，而這重量是說服力了。當年的師友是這樣說服我寫的文章要怎樣修改的。

　　還有一點。你要說服人家，但自己不可能永遠是對。分析上，邏輯可以不錯，但事實如何，局限怎樣，錯的機會不少。知道不對而立刻認錯，是易做而又可以提升自己說服力的行為。凡說皆錯，凡錯必認，是蠢才，不可能有說服力。但被認為是不蠢的人，凡錯必認就佔了先機。外人會想，這個不蠢的人曾經認錯，他堅持己見要多考慮了。這也是說服力。

　　在我認識的師友中，凡是師級人馬都有說服力，而其中最能說服我的是老師艾智仁。艾師不僅凡錯必認，他根本不管一個思想或論點是誰的。任何有趣的問題他每次重新考慮，彷彿是小孩子第一次聽到。當我對他說要借用他某思想時，他會說：我的所有思想都是借回來的。一個思想快如閃電的天才可以絕對客觀地看問題，不多見。這種人最有說服力，因為我們知道這樣的人不會因為觀點是自己的而偏袒了。

　　在今天地球一體化的大時代中，作為主角的中國還沒有明顯的壓力團體出現。既得利益多得很，但還看不到有明顯的團體凝聚力。可能自我安慰，邏輯說，目前以中文寫說服文章是比較容易有成效的。

從一首協奏曲想到的

在街頭花十元買了一張DVD，看是盜版，應該是盜版，但播放出來的效果奇佳。應該是二十年前攝錄的吧，由卡拉揚指揮柏林管弦樂團，小提琴手是美麗的Anne-Sophie Mutter，都了不起，演奏的樂曲是貝多芬的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剛好是二百年前的作品，貝氏只寫過這一首小提琴協奏曲，不是名曲那麼簡單，而是被稱為The violin concerto。那個「the」字道盡了世人對該協奏曲的敬仰。三十多年前我聽過該曲的現場演奏，這次得碟，思往事，重複地看了一整晚。

此曲只應天上有。結構完美無瑕，不同樂器互相呼應，變化多而又流水行雲，旋律激情處扣人心弦，婉約處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何止繞樑三日，不可能不是一百分。為什麼貝多芬只寫一首小提琴協奏曲有幾種說法，我認為他知道執到寶，自己不可能超越，不再試了。

歐洲的確了不起。說過了，無論科學、文學、音樂、雕塑、建築、繪畫等，炎黃子孫沒有一項比得過人家，輸得面目無光。先天智能不弱於人，但後天的發展很尷尬。昔日的什麼儒家學說，什麼三從四德，加上一個學而優則仕的科舉制度，不容許以獨立思考或以專業知識而為生計的空間。歐洲也曾經因為宗教約束與君主制度的蹂躪而在創作上乏善足陳，但十六世紀文藝復興後，這些約束擺脫了，創作的湧現成為人類歷史奇跡。

花了一晚細聽耳熟能詳的D大調，我想到一件事。歐洲的文化重視大作，不是龐大的大，而是偉大或重要的作品。他們推崇重要的創作不遺餘力。大師的畫作或樂曲他們有詳盡的記錄。好些畫家畫過多少幅畫被算得一清二楚，著錄整理。莫扎特的樂曲就有專家為之精心編號，而偶然發現漏網之魚，大事新聞必然也。

這傳統對創作的敬仰，是重要作品層出不窮的一個原因。單是英國，經濟學、文學、生物學、物理學等，立竿見影的重量級作品不計其數。相比之下，我們有什麼拿得出來呢？歷史我想到《史記》，小說想到《紅樓夢》，繪畫想到《溪山行旅》，但跟著就不容易數下去。無可置疑，中國人創作是走小品的路。天才如蘇東坡，詩、詞、文、賦、書、畫無一不精，但重要的作品就不容易數出來。沒有市場，不受到應有的尊重，蘇子作小品是為了自娛，或給一些親近的朋友欣賞一下。

不是要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但時到今日，我不容易看到眾人皆說是創作大師的中國人，其作品的深度與原創性足以影響一個時代，或左右了潮流，或改變了風格。少數懂的不論，讚的亂贊一通，罵的胡說八道。個人認為楊州八怪有點意思，有點深度，但在市場竟然找不到一本有份量的分析楊州八怪的藝術哲理的書。當一個中國畫家的作品賣得起錢，抄襲的贗品立刻無數。畫師教出來的學生，其作品永遠是老師的風格與畫法。這些是中國文化的悲哀。

回頭說貝多芬，他懂音樂的父親經常酗酒，拳打腳踢，而他自己絕對不是個可愛的人。但他的音樂天才早就被發現，社會尊重他，跟著敬仰他，死時萬人空巷。他生長在一個重視創作的地方，人們聽到他的作品，受到感染，就站起來了。這些事，在中國是不可能想像的。

朋友，不要節省一碟之價吧。你不需要懂西方的古典音樂。反覆重聽那首小提琴協奏曲，你會奇怪音樂藝術可以達到那樣的一個層面，也許會像我當年那樣，站起來。

與農婦一席談

幾天前與一位農婦談了兩個小時。她來自河南省信陽市以東的羅山縣。地點我有興趣。一則那裡不是沿海較為富裕的地帶；二則那裡的農地廣大平坦，可以多用機械耕耘，更改了一些我在《中國的農業傳統》的說法。

她說這些年農民的收入上升得快，農工的工資最近一年上升了百分之二十。加速的生活改進不是我說的近四年，而是有六年了。主要是捨農從工或從商的急升。我要一個大約的比率估計，她想了良久，從自己親朋戚友中數手指，說一家四口的有兩個半轉到工商業去。老的幼的留在家，年輕力壯的跑廣東，跑蘇浙，跑北京，也有在農村鄰近的工廠工作，造木板居多。營商的多跑北京，做小販，或開大牌檔。離鄉別井跑工廠的不少，有些作駕駛員。作建築工人的稱民工，也多。種植與收成時節，回家協助的多是建築工人，跑廠的較少。家中老人照顧孩子外，負責兩個旺季之間的灌溉與施肥。以兼職化作全職，老幼不算，如果這農婦的故鄉有代表性，中國的農民在勞動人口中跌得快，比我此前想像的快得多。

農工，指那些替他家種植或收成的，開始盛行。好比插秧，幾年前是我幫你，你幫我，今天是僱用農工了。理由簡單，轉業的人多，不能再靠鄰居幫忙，農工就迅速興起了。僱用農工，永遠是按畝，不按時間算工資。我拿著計算器，按她提供的資料翻為時間工資，不肯定的要她打長途電話回家查詢，是比較有趣的調查過程吧。

插秧是艱苦的工作，每畝五十元（一年前是四十元），從早到晚十個小時，一個人可以插一畝半。那是每天七十多元工資，跑廠的三倍。但只有旺季才可以做，每年大約有兩個月。淡季要靠其它收入，也有自己農地的產出。收割也是五十元一畝，與用機械收割同價。收割機車不便宜。日產的一部三十萬，國產的十八萬，前者濕地可用，後者不成。每天可收割七十畝，那是三千五百元，但要出機車出油費，當然包維修保養。不知農村的利息率、機車折舊與保養等，算不出車員的工資，但只值數千元的代替牛耕田的翻土車，大約計算，車員的工資與人手略同，每天七八十元左右。工資比工廠高幾倍，也是旺季才有工作。婦人說，機械的採用只是這兩三年的事，採用得快。牛耕田今天只限於小農地，高低不平的。蔬菜還是全用人手的。

轉業打工，最低月薪六百，一千不難求，她的家四個出外的三個逾一千。不久前我估計過，離鄉別井的收入大約高百分之三十，今天得到的不完善的資料顯示，這差距可能高估了一點。

溫家寶先生應該高興，年多前的農業免稅或大減稅，對農民的生活改進比我想像的為大。今年起農業法定廢稅，農民一般高興，網上及香港傳媒的言論不可信。

廢除農業稅的本身會鼓勵農民留於農業，但我在《南窗集》指出，如果農地可以自由租出，會反過來，鼓勵農民離開農業。果如所料，一些報道說，去年起有某種合作社的出現。那是農民把農地合併，以股份處理，把擴大了的農地租給「資本家」，所獲租金按股分帳。這就是了，當我在《南窗集》指出租出農地會鼓勵轉業時，我懷疑農地合併的有利使用會是個頭痛問題。想不到中國的農民比我聰明。合作社者，公司也。看來這種以公司形式合併農地的方法會盛行，因為農地合併使用會提升租值。看來中國真的要來一個我說的農業革命了。

中國要來一個農業革命嗎？（二之二）

二百年前英國的工業革命，不僅歷史必讀，今天的英文字典有這一詞。該革命起於紡織機加進兩個新發明，大幅地降低了紡織成本，又因為紡織機為此增大，小家庭放不進去，促成了工廠制。今天中國的工業發展，從震撼性與影響力看，比昔日英國的工業革命大有過之，可說是另一場工業革命，只是將來的歷史學者多半不會懂得怎樣處理。

今天中國的工業發展也基於兩項發明，比紡織機的兩項更富想像力。其一是九十年代初期起，中國成功地引進外資科技，主要是靠不知是誰發明的以合資合約代替專利租用合約。後者我曾經花了一個基金不少錢，勞師動眾作過幾年研究，知道不容易履行。但當兩年多前一位同學拿出幾份不知從哪裡弄來的合資合約，求教於我，我一見大驚，說：「這些是專利租用合約的代替，怎會有人想出這個好主意？」其二也不知是誰發明的，那就是我數次提到的促成地區之間有激烈競爭的制度。上述兩項是制度上的發明，了不起，可惜發明者無從考究（多半是迫出來的），說不定將來寫中國經濟史的一無所知，跟著今天胡說八道的輿論亂寫一通。

只聽過工業革命，農業革命沒有聽過。難道在工業搞得如火如荼的今天，中國要來一個農業革命，加以協助乎？有可能，但要看北京怎樣走下去。先考慮其它兩個與中國情況相近的國家吧。一是日本，二是韓國。跟中國一樣，這二者皆人口密度高，天然資源平平，但經濟曾經發展奇速，使舉世矚目。這兩國與目前的中國有別。他們保護農業，大搞農業補貼，拖住了經濟發展的後腿。說到資源局限類同，不利，但經濟發展奇速，因而可以相提並論，中國不會找到比日本與韓國更適合的例子了。日本曾經紅極一時，但一蹶不振已經有二十個年頭了。韓國曾經把日本仔嚇得要命，但經不起九七金融風暴的蹂躪，之後捲土重來，本領不小，但雄風不再。

今天輪到中國。這個經得起天安門事件的國家，視金融風暴若無睹，迅速的經濟發展連續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了。最近聽到在農村的處理上北京要倣傚韓國。好學唔學乎？不會吧！韓國拜日本為師，有類同的不幸效果。我到過日本幾次，說實話，沒有一餐吃得飽。印象最深刻是一九八二年，在東京，見到一粒葡萄零售一美元，一隻西紅柿零售五美元，走火入魔，是保護農業加大補貼的結果。當時我想，以美元算日本的人均收入直線上升，但吃不得飽，代表著什麼呢？再過三年，我發表了《日本大勢已去！》。

為恐國際上有什麼風吹草動，農產品要自供自給，是杞人憂天。世界上沒有比農產品有更具競爭性的物品供應。另一方面，強而為之，中國的「自給」形勢不是那麼差。漁業，不管鹹淡水，用上新技術，產量大升。君不見，這些年基圍蝦與大閘蟹的價格不是跌得不知西東嗎？畜業（雞、豬之類）也有新法，用地不多。果業盛行著成功得很的山頭種植，尤其是南中國，加上有海南島，外地禁止供應也就算了。蔬菜、瓜瓜豆豆之類，炎黃子孫喜歡吃的，用地不多但要勞力密集。價格是升了，但還不算賣得起錢。我重視蔬菜的價格，因為春江水暖鴨先知，我們可以單看蔬菜價格的穩定變動（與風雨無關的變動），就知道中國農民的收入變動，大約的，很可靠。

長遠一點看，牧業產品是要進口的，棉花也要，而最需要的是穀類了。後者，搶著供應的國家多得很。我不懂政治，不明白為什麼中國不學香港，讓商人處理農產品進口。年多前上海兩次缺米，我敢跟任何人打賭，商人自由處理進口這短缺不會出現。

在讀者反響很大的一連三期的《扶貧何價？》中（見《還斂集》），我指出扶貧有中性、負性與正性之分。負性為禍，正性為善。前者是指社會的扶貧成本高於貧者得到的利益，後者卻相反。我們可以用同一角度來衡量協助中國農民的取向。保護或補貼農業肯定是負性的，社會成本遠高於農民得到的利益。罄竹難書，只看日本與韓國的經驗就足夠。

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公佈，今後五年中國將會增加農村教育經費二千一百八十二億，是很大的數字。雖然我歷來反對補貼教育，但中國的農村子弟是另一回事了。一般而言，人窮永遠是因為知識低。除非主事的眾君子胡作非為，補貼農民教育一定是正性的，處理得好，正性的社會效益會很高。這與補貼農業的大負性有天淵之別，一正一負，取捨沒有困難吧。再大的農村教育經費我們也不容易反對。

補貼農業教育辦得好，辦得非常好，中國就真的是來一個農業革命了。不是鼓勵農民留於農業，而是知識的增加會鼓勵他們轉到工商業去。美國的農民子弟一般有大學教育，沒有幾個留於農業，要靠墨西哥的「非法」農工耕耘收成。因為農地的性質與供應量很不相同，中國不會走美國的路。如果中國的原料與農產品從目前的國民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三點一上升至百分之二十左右（這要算進無可避免的農產品價格上升），農民（兼職的化作全職算）下降至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中國的經濟改革有大成，而我認為處理得當，這目的不苛求。遍走神州，我的感受是農民兼職工商的很多。若如是，教育經費處理得當，再加二十年就差不多了。

有兩個大問題。其一眾所周知，政府任何補貼，混水摸魚或上下其手的行為不容易避免。北京要不是派出幾個像薄熙來那樣的人馬主理，就應該考慮委託私營或民營的慈善機構從事。民營本身出一元，政府補貼一元，五五分賬，經費自動提升一倍。如果民營的掛羊頭，賣狗肉，上下其手，或像諸葛孔明說的作奸犯科，殺頭算了。

其二更頭痛，那是教育要怎樣教才對。我對一般教育專家的觀點絕不苟同。三十年前，有七八位在香港沒有大學收容的學生跑到美國拜我為師，只教幾句——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句——他們就讀得出人頭地，今天一位享譽國際，其它皆職業專材。這幾句話可見於拙作《不是專家談教育》，更全面的可見於結集《五常談教育》，曾經傳誦一時的。

行行有狀元，只是教育狀元往往學而無術，假多於真，難以鑒定。這是困難，加上北京到今天還不肯放棄那些令青年腦子僵化的思想教育，我們只好拭目以待了。

《信報》何價？

近日《信報》要出售而買家可能是李澤楷的消息，傳媒吵得熱鬧。不是綜合性的大報，銷售量沒有達到過六位數字，據說今天賺不到錢了，而媒體出售司空慣見，不應該是大新聞。細讀字裡行間，知道是另一回事：報道的人都站起來，把帽子脫下，向林山木先生與駱友梅女士致意！那是一份很特別的報章，由一對執著於真理、堅定於原則的夫婦經營了三十三年，要退休了，大家於是想知道，轉手後的《信報》會是怎樣的？是的，國內與香港數以百計的中文報章中，不容易見到像《信報》那樣中肯可信。北京重視《信報》，由來已久。



山木、友梅、澤楷、天凡，我都認識，但這宗可能的交易我半點內幕消息也沒有。這裡要談的不是《信報》將會以何價成交，而是《信報》值多少錢。我沒有答案，但牽涉到的是一個有趣的經濟學難題，見獵心喜，就讓我這個老手嘗試分析吧。




先讓我假設今天的《信報》不賺不蝕，打個平手，盈利是零。再讓我假設《信報》的買主不會只因為擁有《信報》而過癮，即是說，假設沒有非金錢的收入。在這假設下，如果經營《信報》永遠賺不到錢，其價值是零。買的是一個金漆招牌，無錢可賺而又沒有非金錢的收入或享受，金漆招牌要來作什麼？




問題是《信報》這個金漆招牌不簡單。它代表著中肯的報道與知識的傳達。不是說其它刊物不中肯，或沒知識，但《信報》能成功地把這招牌掛上去。任何文明社會，原則上，這些代表著的很值錢。問題是在中肯報道與知識傳達這聲望的雨傘下，有沒有人可以拿出錢來，施出本領，把《信報》代表著的變成黃金白銀呢？如果可以，《信報》應該值多少錢？報道說成交價會在兩個億或多一點，有人說偏高，有人說偏低。朋友，你怎樣看。告訴你我的看法吧。




我敢打賭，給任何人五個億製造一把上述的《信報》雨傘，造不出來。十個億也多半不成。現在讓我假設在香港的眾多天才中，能造出《信報》雨傘的，最低成本是六個億。這樣，如果該雨傘真的市場有價，在競爭下《信報》值六個億。問題是香港的讀者不一定懂得珍惜這雨傘保護著的，認為不夠娛樂性，又或者他們懂得，但購買了該雨傘的人不知道怎樣利用才對。這樣，《信報》所值何價只有天曉得了。




香港有沒有足夠珍惜中肯報道與知識傳達的讀者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購買這雨傘的人要懂得怎樣利用才可以賺回成交價，而原則上，很懂得利用的會有盈餘。這個人要有錢，要喜歡做一點有意思的事，也要懂得堅守《信報》劃定下來的信念來投資加碼。我認識的有錢人不多，但認為李察是個不俗的人選。




《信報》不容易接手。香港的刊物多如天上星，落重本的不少，大家打得頭破血流。《信報》的買主如果手癢，要改變形象參與大混戰，血本無歸姑且不論，何必見笑天下呢？利用《信報》雨傘的人不能手癢，更不能把雨傘撕破，要賺錢只能在這雨傘下加碼投資。然而，山木夫婦在雨傘下劃定的範圍與原則那麼緊密，肯花錢當然可以改進，但談何容易？




也有樂觀的一面。有朝一日，如果中國容許外資在國內搞傳媒刊物，那麼《信報》這把金漆雨傘會價值連城。是的，今天國內的經濟刊物多，一般賺錢，其中不少拜《信報》為師，抄抄襲襲，很有點不倫不類。

中國要來一個農業革命嗎？（二之一）

少小時曾經在廣西的農村捱饑抵餓，對農民的苦況知得清楚，而農作的程序早就耳聞目染。長大後，三十歲，動筆寫《佃農理論》，對中國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農業資料知得詳盡，其後在芝加哥大學教過農業經濟。兩年多前再搞攝影，去年出版了一本題為《山水話神州》的攝影集，對農民全面頌讚，可能是唯一的以中國農民為主題的藝術攝影書了。



有上述背景，我的心在哪裡不言而喻。客觀的經濟分析呢？也是站在農民那一邊。從經濟邏輯的角度考慮今天中國整體的發展，只要農民的生活能在市場的運作中大幅地好起來，其他的不用擔心。換言之，一日農民的生活沒有大改進，中國不可能真的富強起來。有看頭的工商業發展出現了，北京的政績不可抹，但歸根究底，主要是農民轉到工業與建造業去，落手落腳地把國家建設起來。



國內的青年熱情有餘而理智不足。報道對中國農民的實況說得不盡不實，誤導了熱血青年。這幾年農民的生活有了明顯的改進，但眾說紛紜，要怎樣繼續不是簡單的學問。人口百分之六十是農民，但對國民總收入的貢獻只有百分之十三點一，反映著林毅夫的師傅基爾'莊遜和我數十年來的主張是正確的：中國要大量地鼓勵農民轉到工商業去。



我絕對不相信中國的農民是天生蠢才。上帝說，他們的天生本領與你和我的打個平手。如果中國的經濟改革能達到農民在人口中的百分比與他們在國民總收入的貢獻百分比大致相若，就大功告成了！當然，說農民佔人口的百分之六十是高估了的，因為今天不少農民兼職工業。這兼職重點我們沒有數據，不容易有，可能永遠沒有。不要管這數據吧，因為目前中國的農民人口無疑還是太高了。



協助農民，我們可以鼓勵他們留於農業，也可以鼓勵他們轉到工商業去。前者不智，後者可取。人多地少，耕地更少，農民的人均耕地不及兩中國畝，生活不會有奇跡出現。我反對補貼農業，因為這會鼓勵農民留，長遠一點看是害了他們，也害了國家。



最近北京推出兩項協助農民的措施，處理得當都可取。其一是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佈的，於今年一月一日法定廢除農業稅。其二是早一天公佈的，大幅增加農村的教育經費。是不簡單的學問，但這兩項如果處理得好，會是一個重要的農業革命，處理得差則很頭痛。

先談廢除農業稅吧。這是廢除一九五八年設立的農業稅。其實應該說是廢除土地耕耘稅，因為漁業（魚、蝦、蟹，不管鹹淡水）、牧業（牛、羊之類）、畜業（雞、豬之類）、果業（荔枝、龍眼之類）等，皆不取消抽稅。加工的農作物也不免，例如免黃豆不免豆腐，免花生不免花生油。



這些年農業稅原本是中央財政收入的一個很小的百分比，而年多前起好些地區開始不抽。有些地區按農民戶口抽人頭稅，下降了。這樣看，從農民的收入衡量，最近廢除農業稅對農民的幫助不大。有兩點重要。其一，這次是立法廢除——取消一九五八定下來的——而立法廢除不容易再回頭。其二，在此前有農業稅例的雨傘下，有些地區政府用種種理由及不同的形式向農民左抽右抽，導致糾紛頻頻。這次法定廢除農業稅，清楚了斷——雖然我們還不知道牧業與漁業等的稅例保留還會有什麼糾紛效果。



餘下一個問題。好些工業發展欠佳的地區，其政府立刻投訴，說廢除農業稅使他們經費無著，聽來可信。北京當局不可能沒有想到這方面，而他們準備怎樣處理我沒有資料。



這裡要談的是一個經濟學上的有趣問題。補貼農業會鼓勵農民留於農業，不智——姑勿論像日本與韓國那樣大補貼把整個國家的經濟壓下去。這裡的問題是：廢除農業稅，會否鼓勵農民留於農業呢？傳統的經濟分析說會，是淺見；我說不會，而且認為處理得當，廢除農業稅會鼓勵農民離開農業。



正確的分析是這樣的。一個沒擁有耕地的農工，在農作勞力不減的情況下，競爭局限不變，不會因為廢除了農業稅而使工資提升。廢除農業稅的主要效果，是使耕地的租值上升。目前完全沒擁有耕地的農工很少，廢除農業稅使農民的收入上升（上升不多因為原來的稅不多），是因為他們擁有的耕地的租值上升了。



這裡的要點是如果耕地可以自由租出，租值的增加會鼓勵農民棄農轉工。這是說，補貼農業不可取，因為要留在農業才可以拿得。廢除農業稅有別，因為耕地的租值上升，轉讓或租出，農民轉到工業去會多一小點後備的米飯錢。這是經濟學。大致上，目前農民承包了的土地是可以租出去的（稱轉包），有些地區很自由，有些手續略嫌麻煩。北京要盡早清理租賃農地的手續，維護有關合約的履行。



然而，從另一方面看，農轉工的人數增加，農民的勞力工資會上升。這上升會壓制耕地的租值。換言之，廢除農業稅，可能只協助約束這幾年因為農轉工的人多而導致的耕地租值下降。不少地方，尤其是南中國，出現了民工荒，農民的勞力工資上升得快。空置的耕地在某些地區開始出現，租值的維護要靠耕地自由轉讓或租賃與農產品的價格上升，而廢除農業稅會幫一點忙。這幾年農產品的價格是上升了，二○○四的升幅比較大，還要再升的。千萬不要心急地引進政府托價或補貼農業等政策，得不償失。



周其仁和我都認為在多種問題下，中國的農業還發展得好，健康的。來來去去還是我三年前提出的老問題：要批評中國的經濟政策容易，但人民的生活改進得那樣快，制度上一定是做對了些什麼，對得非常對。我又想到一九七九年在一篇文章中說過：一個經濟走對了路向，可以承受得起很多傻政策的蹂躪。



要擔心的問題是：政策這裡錯一點，那裡錯一點，一點一點錯很多的，不良效果不易察覺，但到一旦察覺時，兵敗如山倒，因為錯點太多而無法挽救。貝加不敢看好中國的前景，是基於其他先進國家的傻經驗，不是沒有道理的。

中國的農業傳統

在《南窗集》寫了兩期關於中國農業，寫得用心，累了，躺在床上想著一個問題。五十年來中國的人口上升了很多，二十年來人均收入大幅地上升了，二者都含意著農產品的需求大幅上升，但為什麼農產品之價，與其它物價相比，還沒有大幅地上升呢？其它物品的產量無疑是大幅地上升了，不嚴謹的觀察與推理，顯示著農產品的產量也同樣地大幅上升。進口的農產品有增加，但考慮到其它物品的進口也增加了，加上可以想到的其它因素，總不能滿意地解釋農產品的相對價格為什麼上升得那麼少。再考慮到這些年農民轉到工商業去的愈來愈多，要解釋的問題變得更困難。



農業的科技有改進嗎？漁業及畜業是有的，但遍走神州，耕耘的方法主要還是古老相傳的那一套。有引進農業機械嗎？中國的耕地一般高低不平，不適用。我只在河北與東北等兩三個地區見到廣大而平坦的耕地，但機械不多見。在中南方，小型機車偶有，取代牛耕田，也不多見，見到的主要還是牛耕田。我不懷疑耕地的總面積是增加了，但開發成本奇高的梯田在中國早就出現，新開發的耕地不會多得驚人吧。



反覆推敲自己對農業的所知找答案。當年寫《佃農理論》，不僅掌握了台灣的農業資料，更重要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農業資料我知得很多，有著錄的差不多全部看過。後者主要是美國的卜賽教授（賽珍珠的丈夫）在南京大學勞師動眾，調查中國多個省份得到的詳細資料。那確是中國農業研究的黃金時期。卜賽的好幾位助手也為中國的農業著書立說，而英國有些專家也跑到中國來湊農業研究的熱鬧。除了這些及少小時對中國農業的認識，在美國我曾經小規模地染指林業、漁業、果業、種植業等，多多少少對這裡要分析的問題有點幫助。



是難題，而我只花了幾個小時想出來的解釋不一定高明，試寫出來給讀者考慮吧。有兩方面。其一，最重要的，是中國自古相傳的農業技術與知識了不起。不是我說的，卜賽教授與來自西方的一些專家早就這樣說。中國的手作農植知識把他們嚇得要命。例如水植的發明，水田與魚殖的交替輪植，植物與人的糞尿循環使用，川流不息地你養我，我養你，以及混合不同植物一起培植等技術，七十年前西方的農業專家驚為天才。當時跑到中國來的西方專家，歎為觀止之餘，說：「我們認為不能再增產的農地，在中國可以再增產。」炎黃子孫當年吃不飽，兵荒馬亂及跟著廢除私產是原因吧。



其二是我自己想出來的。因為耕地性質與西方的不同，中國的農植產品與西方的有別。單論蔬菜，中國人不容易在西方的市場找到喜歡吃的。說品味有別不對，因為西方人喜歡吃中國的蔬菜。耕地性質不同，手植蔬菜，以桶灌溉施肥，經過數千年的演進，品種的選擇就固定下來了。優質的菜心很好吃，西方沒有，因為他們的種植方法種不出來。



是的，在土地的農作使用上，中國的傳統知識，加上引進一點新的，容許遠比西方為大的供應彈性。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中國農產品的品種是數千年的智能與選擇淘汰下來的。地少人多，耕地高低不平，而梯田更是怪現象了。這些皆不利，但中國是個古老的國家，農民不蠢，傳統的農業智能應該是今天農產品供應彈性比我們想像的為高的原因。



不管怎樣說，發展下去，中國的農產品價格還要上升，政府補貼會擾亂目前發展得很好的市場秩序。

客機會否都在神州大地起飛了？

空中巴士（Air Bus，國內簡稱「空客」）據說決定了在中國產出（稱總裝，應該是final assembly的中譯）。四個候選城市是上海、天津、西安與珠海。報道說上海機會最高，珠海最低。非傳媒的另一說是珠海機會最高，因為那裡有一個世界級機場，生意差，虧蝕重，可以免費提供。較大的飛機造好後不能經水陸運輸，要在機場起飛，第一次要在製造廠鄰近。此文之題是問：將來是不是所有國際客機都在中國製造了？很有點天方夜譚，但正面的答案不需要很大的想像力。



說總裝是製造不會有大爭議。中國為外間的飛機製造不少部件（或零件）已有一段日子。空中巴士我沒有資料，但波音最近說三分之一的部件產於中國。外資到中國設廠，一般從安裝或總裝起家，初期部件進口往往佔百分之八九十，跟按年下降。我調查過的兩家每年下降大約十個百分點。當然，跌到某一點會緩慢下來。科技是外資的，專利是外資的，但製造由安裝起，不出十年大部分部件產於中國。空中巴士應該有類同的發展過程吧。



在中國製造客機的確有優厚條件。其一是五年前在廣州見朋友新購的外資國產汽車，其質量與外地的高價產出分不開來。記得三十年前一位專家朋友說造飛機與造汽車的工技類同，我當時就懷疑飛機是否會在不久的將來在中國產出。這是說，技工的供應看來沒有問題。其二是中國的工程師供應充足。這是因為在文革期間，大學生除了選修數學及工科，其他都可能招來橫禍。不是說世界級的工程大師，而是懂得計數、懂得畫公仔的，水平很不錯，以美元算，工資大約是印度的一半，是美國的十五分之一。其三是中國沒有工會，不會像波音那樣久不久來一次大罷工。其四，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飛機買家，而一般對未來需求上升的預測，很有點發神經。



空中巴士只準備把今天在德國製造的A320系列搬到中國來「總裝」，其他三個系列留在法國。這裡重要的，是製造汽車與製造飛機不同。前者同一模型（系列）往往在幾個地方產出，但飛機通常是同一模型集中於一個地方製造。據說這是因為需要的特別工具與器械成本高，要一起集中搬遷，而訓練員工也要集中才划算。



原則上，飛機搬到中國來產出可以節省很多錢，問題是中國有沒有本領造出世界級的質量。因此，A320是重要的試金石，炎黃子孫要打醒精神了。空中巴士盤算過，這模型系列的航空製造技術中國大致上有足夠的掌握。只許成，不許敗，一試不成恐怕要等多年才再有問津者了。如果成功，不難想像其他系列會跟問津中國。



難題落在波音。他們要不要也跑到中國來「總裝」呢？當然會有政治的反對壓力，也會有工會及西雅圖居民的反對。但如果空中巴士在中國成功產出，搶佔國際市場是意中事。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反應遲了三幾年效果不堪設想。波音是一家重視管理的機構，鬥志旺盛，了不起。小道消息說他們的主要人物也飛到中國來洽商。傳媒沒有說，應該不對，因為洽商不是秘密。也可能傳媒報道了，但我看不到。



造得出世界級的客機，節省成本，可能沒有什麼了不起，但象徵上非常重要。曾經何時，大約是十年前吧，外資開始湧進中國設廠，幾位朋友嗤之以鼻，說造差了會有生命危險的國際客機，永遠不會跑到中國來製造。

憤青不問論

互聯網無疑是人類的一個奇怪發明。對我們這些寫稿先生，這發明提供了機會，也惹來是非。可不是嗎？一篇專欄文章在刊物發表後，傳到網上去，不幾天擴散到無數網頁。不知世界上有多少個中文網站。一位同學說，年多前我發表的《悼小凱》有一萬四千個網頁轉載。搞不清「站」與「頁」之分，但一篇文章於一「處」的點擊少是數十，多達數萬，逾十萬的久不久出現。



自己不用電腦——沒有興趣，也懶得學。網上的言論是同學們提供的。同學說，區區在下的文章的點擊率往往列前茅，可喜，但又說，往往給網上青年罵個半死，可悲！無所謂，但要是我沒有橫眉冷對萬夫指之能，說不定早就一命嗚呼。不用電腦，一於懶理，是生存之道。有時不懂先進科技是上帝的祝福。



不管不讀，但同學說的我有時喜歡「八卦」一下。同學說，有了互聯網的發明，要成名易過借火。一個例子，有口皆碑的，是不久前香港某非經濟學的教授說整個中國數不出五個真的經濟學家，在網上傳開了，立刻成名。以數人頭算知名度，這位教授只一句就把聖誕權殺下馬來。不可思議，也不能理解。知名度高不一定可喜。同學說，今天在國內要成名，法門是罵，罵、罵、罵——罵名人，罵國家。



從國內的網頁看，凡罵國家多遭贊同，凡贊國家多遭責罵。這現象使在國內網上喜歡亂罵一通的青年被稱為「憤青」——憤怒青年之謂也——也有好事之徒把「憤」字改為另一個諧音字，不雅，這裡不便寫出來。



香港的網站也有轉載區區在下的文章的。同學說，香港網上客的意識與國內的很不一樣：沒有憤青，英語水平較高，論事較為客觀。作為國際城市百多年，這區別不足為怪。但幾天前的晚上我突然想到一個怪現象。那是香港網上的青年喜歡提問，但國內的卻近於完全不問。為此我找兩位常在網上跑的同學查詢，一言驚醒夢中人，這兩位大讚我的觀察力，說果然如是：香港的網上青年喜歡提問而國內的差不多完全不問。



這是個嚴重問題。我曾經說過：學而不問非學問也。炎黃子孫的先天智慧知名天下，但開放改革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算得上是大師的出現，搞思想的遠不及彈鋼琴的，難道這與喜歡罵、喜歡發表意見、喜歡批評，但不喜歡問的新文化有關乎？我又想到自己在國內的大學講話不下六十次的經驗中，面對的學子一般不是憤青，但到提問時間，他們喜歡滔滔不絕地發表自己的意見，究竟要問什麼我要他們再問才知道。



無可置疑，與香港的青年相比，國內的青年——尤其是憤青——是不喜歡提出問題的。他們給我的感受，不是高傲，也不是無心向學，而是自以為是，以不知為知之，把世界看得太簡單了。他們通常不知道問題的所在就提出自己的觀點，對錯分明，不考慮灰色地帶，推理邏輯一塌糊塗。



先天有幸，怎會有這樣不幸的後天現象呢？想了好一陣，我的解釋是憤青不問起於文革與思想教育。文革三十年前玩完了，但其後遺症可以隔代相傳。那些霸氣十足，有「清算」味道的文革意識，今天國內的青年有之。至於國內還在推行的思想教育，是教答而不教問。有點改進，但當年的思想教育，是要受教而不准問的。



告訴國內的青年一個秘密吧。你要在經濟分析的內容上難倒我這個老人家，成功機會是零。但如果你提出一個天真的淺問題，有機會盲拳打死老師傅。當年我就是這樣求學，這樣殺出重圍的。

汪道涵先生給我的回憶

汪道涵先生謝世了。我喜歡這個老人家。知道他是中國改革的一個重要元老，思想開放，其它知得很少。是我之幸，見過汪先生兩次面。



第一次是一九八八年九月十四日，在上海，汪先生宴請佛利民，我在座。那天晚上我有點失態，汪先生坐在身旁沒有顧及他的存在。事緣大家坐下來，要進膳了，廳房門外一位朋友向我招手。跑出去問什麼事，朋友說剛剛收到北京的口信，說佛老和我將要到北京拜訪的趙總書記，希望會面時佛老呈交一份經濟改革的建議書。回進廳房徵求米爾頓的意見，他立刻同意，認為該建議書應該寫。他答應得容易，但我知道主要的責任在我身上。米爾頓對中國當時的情況知得不多，要向他解釋，而汪老之宴後的清早，我們要趕路，從上海到蘇州到無錫到南京然後飛北京。當時要坐汽車走爛路，住無星之所，沒有誰聽過今天小孩子也擁有的手提電腦，要怎樣寫下這份改革建議書呢？米爾頓是老朋友，知道他的品性，說做一定做，而趙總的要求合情合理，雖然不知道我們將會有「逃難」似的旅程。汪老之宴，坐在他身旁我沒有說過半句話，只在盤算怎樣處理那份建議書。



後來在汽車上我不斷地向米爾頓細說中國的發展，晚上他在住宿的房間用廢紙起稿，過了一天在汽車上讀給我聽，我提出需要修改或補充的地方。如是者讀讀改改地過了幾天，九月十八日下午到了北京，得到周安橋老弟的協助，晚上在他當時主事的天安中國公司在北京飯店的一間辦公室由員工打字成文。相當狼狽，員工打字，米爾頓和我站在背後逐字讀出，這裡那裡修改一下，搞了兩個多小時。十九日下午會見總書記時，還沒有握手米爾頓二話不說，雙手把建議書呈上。總書記先是一愕，但不用我解釋就知道是什麼事，把建議書交給身旁的人，說：「你們要細心研究。」這建議書後來發表在佛老和太太合著的Two Lucky People之內。



寫到這裡要感謝張永珍的女兒——是她帶我們從上海到南京的。沒有她的細心照顧，旅途不堪設想。只是十七年前的往事，今天中國的青年不會知道當時的中國是怎樣的。在無錫遇到一件趣事，寫過出來，北大某天才寫《對「張五常熱」的冷思考》時，指我吹牛、說謊。但千真萬確，這裡不妨再說一次，以饗讀者。



一九八八年的無錫是窮鄉僻壤。下午大家累了，我帶米爾頓夫婦走進一間四面沒有牆壁的茶寮，坐下來休息，蘿絲（佛老的太太）在那裡買了幾隻香蕉（過了一天作早餐用）。不知從哪裡跑來一位青年，穿著西裝，結上領帶，比我們穿的便服高很多，與無錫的環境很不相稱。這位青年認得我，跑上來打招呼，說曾經聽過我的課，說他崇拜經濟學家，而我是他的偶像，滔滔不絕地說了一大堆。我等他說完，指著身旁的老頭子，彷彿若無其事地說：「讓我給你介紹，這位是米爾頓‧弗裡德曼。」那青年看來要暈倒，我急忙把他扶著。



第二次見到汪道涵先生，是一九九三年十月，日子記不起了。那是我帶米爾頓夫婦到北京會見江總書記，途經上海，朋友安排了汪先生之會。跟著我們去湊熱鬧的香港朋友不少，沒有飯局，只是會見。汪先生給我的印象實在好。謙謙君子，記憶力奇強，很懂得把我文章的觀點提出來說一下。我坐在那裡衡量汪老這個人，認為他那排山倒海而來的誠懇與開放的思維是真的，假不了。思想清晰而又誠懇可信的中國經改老人家，我遇到過的還有趙紫陽與杜潤生。江澤民沒有機會傾談；鄧小平見過，但他忙於應酬，不便走近；十多年前朋友安排了會見朱鎔基，但後來因為他事忙而取消了。皆憾事！中國今天的形勢不是偶然的。



昔日母親批評自己的幼子，說除了兩項不成，其它一百分。一點不成的是我想到什麼就說什麼，口不擇言；二點是我只憑直覺看人，缺少了一點應有的自衛盤算。母親說得對，但我畢竟達到了從心之年，那就繼續從心下去吧。



十多年前周南作香港新華社社長，無可避免地有非議，但我就是喜歡周南。他是個詩人，好的。我送他一整套莫扎特唱碟，他從頭聽到尾；送他一大套畢加索畫冊，他說不懂得看。他送給我的東西更多了，古靈精怪的，都與中國的文化有關，例如說到某地見到一套線裝書，想到我，就買了下來。周南像我一樣，不喜歡政治，但我不知道他的政治立場。何必知道呢？與周南結交有一個麻煩：他要不斷地談詩論詞。這方面我的功夫不俗，問題是詩詞我不能用普通話背出來！



一九九三年與陳復禮、簡慶福、何藩在香港大會堂舉行盛極一時的四友攝影聯展，無端端收到周南的電話，說：「張五常，聽說你要開攝影展覽，要不要我來剪綵？」他以謝絕剪綵知名，卻毛遂自薦，我於是回應：「當然要。」「那我就來剪好了，但千萬不要請我講話。」這是周南，一個明知我喜歡就要讓我喜歡一下的人。



說過了，我反對共產制度，但從來不反對共產黨的存在，也說過解鈴還須繫鈴人，中國的經濟改革要讓共產黨推行。我同情昔日北京搞民運的青年，但不同意他們的觀點。我讀過的論著與知道的史實不容許我同意他們。有人說我奉承北京，胡說八道。八十年代初期在北京與一些高干晚宴中，記不起他們說了什麼，我拍案而起，說：「民不聊生是你們搞出來的，你們要負責搞好他們的生活。」母親當年說我口不擇言，會招來橫禍，但今天七十從心，見到人民生活的改進是歷史奇跡，死可瞑目矣。



從來不問，但不懷疑一些朋友是共產黨員。既然是朋友，哪管他是什麼黨。這種心安理得的處理，與一些其它朋友的心理狀態有別。他們認為「共」字當頭不會是好東西，此見何其陋也。難道他們沒有聽過鄧主任的「黑貓白貓」理論乎？我不懷疑在中國的高干中有些胡作非為，有些老氣橫秋，有些官腔十足——雖然這些年有了明顯的改進。但一九七三蔣經國請我到台灣一行，聽到的官腔使我入睡，跟著不參加會議，惹來非議。香港的官腔本來絕不後人，只是傳媒言論成功地約束了一下。最討厭還是香港的大學聽到的官腔。學術靠知識當家，學問不足而口出官腔令人反胃。




說到底，擺出官式架子而又官腔頻頻的，炎黃子孫超人幾級，是雜氣，俗不可耐，與黨不黨無關。謝世的汪道涵沒有，健在的溫總理與胡總書記也沒有。中國看來真的改變了。

世貿何必協議？

唐英年為了爭取香港的國際知名度，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招來世貿會議，打虎變作捉蟲，見笑天下。大英雄是韓國的老兄們。早就說過韓國老兄的心理狀態與眾不同。他們死纏爛打，刀槍不入，胡椒粉何足道哉？聽說北韓更不好惹，奇怪他們不走南韓的路，以他們天生的幹勁參與世界產出大混戰。



侯夫子建議世貿會議應該選在海南島舉行，我補充說要選七月。仲夏的海南上有白日，下有白沙，熱氣從上而下，又從下而上，雞蛋還沒有打開就熟了。於是，扎頭蒙面等於自殺，胡椒粉用來當有奇效。



好了，不再說笑。我沒有讀過任何經濟論著不說國際的自由貿易是互相得益，而歷史的經驗說，這貿易是人類進步的一個主要原因。問題是在某些情況下，保護主義會使某些壓力團體得益，滿足一小撮人的利益可以給社會帶來不知大多少的損害。這裡一小撮，那裡一小撮，數之不盡，在民主投票的局限下，分餅仔的形勢出現，結果是各有各的利益山頭。原則上，世貿組織是為處理這些困難而設的。



二十年前，彭勵治問我香港應否參與某國際貿易組織（是亞洲的，不是世貿），我反對，認為參與可能引狼入室，縛手縛腳，損害了香港人習慣的自由貿易遊戲。你要抽稅由你抽，你要配額由你配，你要禁止由你禁，我行我素，東家不買賣西家，總有門路殺出重圍。香港當年就是這樣成為東方之珠的。



但當若干年前朱鎔基要打進世貿，我不反對。三個原因。其一是中國太大，面對的國際政治局限與香港的是兩回事。其二是中國本身的貿易管制嚴謹，進入世貿是大家一起放寬，可取也。其三是自己說過多次，認為中國青年與勞苦大眾的潛在生產力了不起，如果真的舉世自由貿易，我要賭的錢會全部押在中國那一邊。奇怪很少人——其實一個也沒有——相信我對中國人生產力的判斷。歐洲的朋友不相信，美國的朋友不相信，香港的朋友更不相信。國內呢？每次我這樣說學生大聲拍掌，但又天真地說不相信。



四年前中國入世一開鑼，打衝鋒，在還有多種緩進的約束下，中國貨如黃河之水天上來，將來的經濟歷史會傳為佳話。其實不是那樣了不起：需要先進科技的產品中國還差一大截。了不起的是傳統的輕工業產品——例如聖誕燈飾、打火機、玩具之類——那些外間的壓力團體懶得管的，一下子佔領了全世界！今天看，舉世自由貿易是唯一的可取去路，無須協議。



這次韓國老兄在香港的有趣演出，應該給溫總理上了寶貴的一課。那就是補貼農業可以後患無窮。日本與韓國的例子是前車可鑒，而美國的經驗害得那裡的經濟學者罵了數十年。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北京表決廢除農業稅（其實年多前就取消），可以，但他們應該趁這機會取消目前還有的小量農業補貼。經濟分析說，一物換一物，從農民與社會經濟的角度看，換得過。



最近北京對農業的處理可不是法定廢除農業稅那麼簡單。看來他們要大興土木，搞一個前所未聞的農業革命。我要轉到字數較多的《南窗集》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