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涵先生給我的回憶

汪道涵先生謝世了。我喜歡這個老人家。知道他是中國改革的一個重要元老，思想開放，其它知得很少。是我之幸，見過汪先生兩次面。



第一次是一九八八年九月十四日，在上海，汪先生宴請佛利民，我在座。那天晚上我有點失態，汪先生坐在身旁沒有顧及他的存在。事緣大家坐下來，要進膳了，廳房門外一位朋友向我招手。跑出去問什麼事，朋友說剛剛收到北京的口信，說佛老和我將要到北京拜訪的趙總書記，希望會面時佛老呈交一份經濟改革的建議書。回進廳房徵求米爾頓的意見，他立刻同意，認為該建議書應該寫。他答應得容易，但我知道主要的責任在我身上。米爾頓對中國當時的情況知得不多，要向他解釋，而汪老之宴後的清早，我們要趕路，從上海到蘇州到無錫到南京然後飛北京。當時要坐汽車走爛路，住無星之所，沒有誰聽過今天小孩子也擁有的手提電腦，要怎樣寫下這份改革建議書呢？米爾頓是老朋友，知道他的品性，說做一定做，而趙總的要求合情合理，雖然不知道我們將會有「逃難」似的旅程。汪老之宴，坐在他身旁我沒有說過半句話，只在盤算怎樣處理那份建議書。



後來在汽車上我不斷地向米爾頓細說中國的發展，晚上他在住宿的房間用廢紙起稿，過了一天在汽車上讀給我聽，我提出需要修改或補充的地方。如是者讀讀改改地過了幾天，九月十八日下午到了北京，得到周安橋老弟的協助，晚上在他當時主事的天安中國公司在北京飯店的一間辦公室由員工打字成文。相當狼狽，員工打字，米爾頓和我站在背後逐字讀出，這裡那裡修改一下，搞了兩個多小時。十九日下午會見總書記時，還沒有握手米爾頓二話不說，雙手把建議書呈上。總書記先是一愕，但不用我解釋就知道是什麼事，把建議書交給身旁的人，說：「你們要細心研究。」這建議書後來發表在佛老和太太合著的Two Lucky People之內。



寫到這裡要感謝張永珍的女兒——是她帶我們從上海到南京的。沒有她的細心照顧，旅途不堪設想。只是十七年前的往事，今天中國的青年不會知道當時的中國是怎樣的。在無錫遇到一件趣事，寫過出來，北大某天才寫《對「張五常熱」的冷思考》時，指我吹牛、說謊。但千真萬確，這裡不妨再說一次，以饗讀者。



一九八八年的無錫是窮鄉僻壤。下午大家累了，我帶米爾頓夫婦走進一間四面沒有牆壁的茶寮，坐下來休息，蘿絲（佛老的太太）在那裡買了幾隻香蕉（過了一天作早餐用）。不知從哪裡跑來一位青年，穿著西裝，結上領帶，比我們穿的便服高很多，與無錫的環境很不相稱。這位青年認得我，跑上來打招呼，說曾經聽過我的課，說他崇拜經濟學家，而我是他的偶像，滔滔不絕地說了一大堆。我等他說完，指著身旁的老頭子，彷彿若無其事地說：「讓我給你介紹，這位是米爾頓‧弗裡德曼。」那青年看來要暈倒，我急忙把他扶著。



第二次見到汪道涵先生，是一九九三年十月，日子記不起了。那是我帶米爾頓夫婦到北京會見江總書記，途經上海，朋友安排了汪先生之會。跟著我們去湊熱鬧的香港朋友不少，沒有飯局，只是會見。汪先生給我的印象實在好。謙謙君子，記憶力奇強，很懂得把我文章的觀點提出來說一下。我坐在那裡衡量汪老這個人，認為他那排山倒海而來的誠懇與開放的思維是真的，假不了。思想清晰而又誠懇可信的中國經改老人家，我遇到過的還有趙紫陽與杜潤生。江澤民沒有機會傾談；鄧小平見過，但他忙於應酬，不便走近；十多年前朋友安排了會見朱鎔基，但後來因為他事忙而取消了。皆憾事！中國今天的形勢不是偶然的。



昔日母親批評自己的幼子，說除了兩項不成，其它一百分。一點不成的是我想到什麼就說什麼，口不擇言；二點是我只憑直覺看人，缺少了一點應有的自衛盤算。母親說得對，但我畢竟達到了從心之年，那就繼續從心下去吧。



十多年前周南作香港新華社社長，無可避免地有非議，但我就是喜歡周南。他是個詩人，好的。我送他一整套莫扎特唱碟，他從頭聽到尾；送他一大套畢加索畫冊，他說不懂得看。他送給我的東西更多了，古靈精怪的，都與中國的文化有關，例如說到某地見到一套線裝書，想到我，就買了下來。周南像我一樣，不喜歡政治，但我不知道他的政治立場。何必知道呢？與周南結交有一個麻煩：他要不斷地談詩論詞。這方面我的功夫不俗，問題是詩詞我不能用普通話背出來！



一九九三年與陳復禮、簡慶福、何藩在香港大會堂舉行盛極一時的四友攝影聯展，無端端收到周南的電話，說：「張五常，聽說你要開攝影展覽，要不要我來剪綵？」他以謝絕剪綵知名，卻毛遂自薦，我於是回應：「當然要。」「那我就來剪好了，但千萬不要請我講話。」這是周南，一個明知我喜歡就要讓我喜歡一下的人。



說過了，我反對共產制度，但從來不反對共產黨的存在，也說過解鈴還須繫鈴人，中國的經濟改革要讓共產黨推行。我同情昔日北京搞民運的青年，但不同意他們的觀點。我讀過的論著與知道的史實不容許我同意他們。有人說我奉承北京，胡說八道。八十年代初期在北京與一些高干晚宴中，記不起他們說了什麼，我拍案而起，說：「民不聊生是你們搞出來的，你們要負責搞好他們的生活。」母親當年說我口不擇言，會招來橫禍，但今天七十從心，見到人民生活的改進是歷史奇跡，死可瞑目矣。



從來不問，但不懷疑一些朋友是共產黨員。既然是朋友，哪管他是什麼黨。這種心安理得的處理，與一些其它朋友的心理狀態有別。他們認為「共」字當頭不會是好東西，此見何其陋也。難道他們沒有聽過鄧主任的「黑貓白貓」理論乎？我不懷疑在中國的高干中有些胡作非為，有些老氣橫秋，有些官腔十足——雖然這些年有了明顯的改進。但一九七三蔣經國請我到台灣一行，聽到的官腔使我入睡，跟著不參加會議，惹來非議。香港的官腔本來絕不後人，只是傳媒言論成功地約束了一下。最討厭還是香港的大學聽到的官腔。學術靠知識當家，學問不足而口出官腔令人反胃。




說到底，擺出官式架子而又官腔頻頻的，炎黃子孫超人幾級，是雜氣，俗不可耐，與黨不黨無關。謝世的汪道涵沒有，健在的溫總理與胡總書記也沒有。中國看來真的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