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問答室]共產黨員就不能競選香港特首嗎？

香港人問：

最近據說梁振英有意圖競選下任香港特首，但他被指是共產黨員，在香港輿論引發爭議，教授怎麼看這件新聞？


答：

梁振英否認他自己是共產黨員。他斷然否認，我相信他不是。這是因為梁振英是個聰明人，如果他說的不是實話，將來的資料萬一顯示他是的話，對他會有很大的負面效應。曾幾何時，作為共產黨員需要是秘密，我不知道。但我今天的感受，是否共產黨員已經不是秘密。

我反對大鍋飯的共產制度，但從來沒有反對過共產黨的存在。事實上，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文內，我高度讚揚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改革的貢獻。我有好些朋友是共產黨員，不是秘密，而我不認為他們的品性與能力有什麼不妥。朋友就是朋友，好朋友就是好朋友，從來不管他或她是什麼黨的。我也不懷疑，作為共產黨員是經過選擇的程序，他們的能力應該比一般老百姓略勝。

現在的問題是共產黨曾經給外人有一種神秘感，而今天香港市民感到有點那個，共產黨員參選香港特首看來是有些負面的影響。然而，昔日的中國與今天的不同，而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也應該與昔日的有點不同吧。

讓我提出一個簡單的問題：中國的共產黨員應不應該做香港的特首呢？不少香港的朋友可能反對，但我不那樣看。我認為，只要辦事能力強，政治觸覺好，是中國人，可以問鼎特首這個職位。是不是共產黨員，是無關宏旨的。舉些例子吧，如果朱鎔基或吳儀還沒有退休，願意做香港的特首，我會舉手贊成。就是到了他們現在的年紀，願意做特首，我還會舉手贊成。較年輕的，例如薄熙來，更是香港特首的上選人物。我認為，不但是我這樣看，如果上述三位真的願意做香港特首，任何一位都會受到香港民意的支持，雖然香港的基本法看來不容許他們做。難道他們不是共產黨員嗎？我還可以舉出其它名字，這裡只提幾個大家熟悉的。中國的共產黨員八千萬，有一等行政能力的應該不少。

因為上述，我認為香港的特首人選是不應該考慮到他或她是否共產黨員。我也認為，是什麼黨派也不應該受到加分或減分的。關鍵是特首人選要有智慧，要有能力，但不能有私心，也不應該為自己的黨或任何利益團體謀取利益。

中國的宏觀調控

中國的宏觀調控起自一九九三年七月朱鎔基執掌人民銀行（一九九五改為中央銀行性質，今天簡稱央行）。當時中國的通脹率高逾百分之二十。朱老一方面收緊借貸與貨幣量，另一方面直接約束消費與投資。我批評過他的直接約束，但後來幾次公開說他對，我錯。

當時國內的銀行彷彿出糧機構，高幹及他們的子弟要「借錢」是「關係」之勞，貪污情況嚴重。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我發表了重要的《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於今回顧，權力借貸這回事，除了直接約束，沒有其它好辦法。有效，一九九七年中國的通脹率下降為零，而跟著就有好幾年的通縮了。我解釋過，這近於奇跡的迅速控制通脹，使亞洲鉤著美元的發展中國家的幣值變為偏高，脫離了國際競爭的均衡點，是一九九七年七月出現亞洲金融風暴的原因。所有外地的專家解釋都錯。這可見經濟解釋是不可以靠一些片面的理論或觀察，而是要對有關的經濟整體有大概的掌握，也要考慮到多方面的局限轉變。可取的解釋通常是淺的，困難是要在經濟的整體中找出一些關鍵因素。經濟學的可靠理論就是那麼多，簡而論之幾個小時可以教完。困難是要掌握得通透，而在需要的多年操練過程中，學子要懂得眼觀六路，對世事的各方面要有大概的認識。

感謝朱老，他給昔日頭痛萬分的「權力借貸」劃上句號。這「歷史」今天在一些發展中國家重演，但他們可沒有一個朱鎔基。看來要靠上帝祝福了。朱老之後，北京久不久推出「宏觀調控」。局限早就改變了，朱老的手法再也用不著。其實處理手法也有了改變，只是這裡那裡還有朱老的影子。在中國投資的人，每次聽到「宏觀調控」都如臨大敵，彷彿大難將至，叫起救命來。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北京每次宏觀調控，資產之價下跌是必然的後果！只這一點，中國的宏觀調控有不少需要商榷的地方。

我要先處理經濟「過熱」這個話題。這話題神州獨有。這些年不少西方的行家朋友問我「過熱」何解。我的意識，是先進之邦有百分之三的增長率算是可觀，發展中國家有百分之六、七左右的增長率算是了不起。相比起來，中國如果出現百分之九以上的增長率，北京就認為是過熱了，要考慮宏觀調控。另一個相關的看法，是中國的投資額在國民收入的比例上比外地為高，而此額上升得多北京也認為是過熱。再另一方面，樓價升得快，升得多，也被算進「過熱」之帳。

最近為《中國的經濟制度》作最後一稿修訂時，我加進了四段重要的。其中一段說，中國經濟制度的合約組織自成一家，縣與上頭政府及下面的投資者的分帳方程式，顯示縣幹部的收入是與發展的速度直接而又正面地聯繫著。增長愈快，幹部的收入一定愈高。因此，在激烈的縣際競爭下，幹部們不斷地催促及協助投資者動工建造及產出。這是中國的增長率比其它發展得好的發展中國家高出幾個百分點的主要原因。形勢大好，是一個近於奇跡的經濟制度使然，北京動不動就說是過熱，要以宏觀調控壓制。這是不智的。

當然，通脹也是北京要調控的一個原因。這方面，我認為那裡的朋友對通脹沒有足夠的理解。如下數點是最常見的謬誤。

一、通貨膨脹與物價上升是兩回事。舉個例，如果大家一覺醒來，發現物價一律上升了一倍，自己的身家以金錢算也上升了一倍，但沒有誰預料會繼續上升。這是物價上升，不是通脹，因為沒有誰會採取任何防守行動，行為是不會因為這種物價上升而改變的。通脹要有一個持續不斷的「率」才算：Arateofinflation是也。重點是那個rate字。通脹一定要有一個時間度（atimedimension），即是要有arateperperiodoftime。這個「率」的出現，往往導致通脹預期（inflationaryexpectation）的形成。這預期一旦形成了，要修改不容易，而人的行為會因為這預期而改變。通脹預期是通脹持續的一個原因。有多種不同的因素會促成通脹預期的形成，經濟學到今天還拿不準。歷來最流行的看法是貨幣量增加得太快。無疑對，但我認為這看法過於狹窄，過於重視貨幣，漠視了控制通脹往往還有其它比控制幣量較為可取的方法。

二、上述帶來一個重要問題。這些年因為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發展得快，而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原料進口國，原料（包括石油）價格好幾年的急升與去年的急跌，是物價的急升及急跌，原則上是不應該算進通脹或通縮去的︰國際原料價格的變動，算進中國的通脹或通縮，可以不幸地誤導。這就帶來一個難題︰原料價格的變動，會否影響通脹或通縮的預期呢？第一個答案是不會的，因為有期貨市場處理原料價格，期貨之價通過折現今天決定，其變動是沒有一個有時間度的「率」的。第二個答案是可能會：如果像幾年前那樣，原料的期市價格不斷地低估了這些價格的繼續上升，可能帶來一個有時間度的上升率，從而影響通脹預期。

三、希望北京的朋友不要隨便地拜西方之見為師。經濟上今天時逢亂世，他們要想出自己的通脹及通縮的算法。我認為北京公佈的通脹及通縮指數應該減除受到國際影響的原料價格，或起碼在通脹或通縮的調控中要減除這些原料價格來考慮。換言之，北京要算出一個不受國際原料價格影響的物價指數來作為調控的指引。再換言之，中國不要管自己無法控制的國際物價變動。如果國際的原料價格大上大落，不減除，依照算出的物價指數來調控經濟，闖禍的機會容易出現。

記得年多前中國的通脹率達百分之八時，我說不嚴重。這是因為主要的物價上升是農產品之價，是好現象：農產品相對非農產品的價格上升是反映著大量農民轉到工業去的必然後果，而如果這相對價格不升我們無從協助農民的生活改進。另一方面，當時非農產品之價的升幅只是年率百分之二左右，減除國際原料價格的升幅，其實是下降了，反映著中國本身的生產力有了可觀的改進。

四、希望北京的朋友能從今天的金融危機中看到，以美國為例，銀根的寬緊與貨幣量的增減對物價變動的關係是不容易掌握的。無錨貨幣的困難我說過多次，而西方的幣量理論出現了問題不始自今天。一九九五年，師兄AlanMeltzer對我直言感到困擾，而佛利民謝世前兩年也直言自己可能錯了。這兩位大智大慧，學富五車，衷心直說的大師風範令人敬仰。他們認為貨幣政策很難處理。央行的朋友看來是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

還有兩個問題需要澄清或解釋的，篇幅所限，下期再談吧。一個問題是通脹何害之有？另一個問題是房地產之價大升何害之有？此二題也，北京的朋友往往誤解，要澄清。

[五常問答室]馬英九在台灣風災中的表示令人失望

問：

請問張教授對最近台灣發生的特大風災有些什麼看法？


答：

多年以來我認為馬英九一表人才，既有學識，也夠儀表。可惜今天看，他不是一個上乘的政治人物。最近台灣的「八八風災」，他的表現令人失望。馬先生在台灣大選勝出時，民意呼聲甚高，跟著大跌，跟著又再上升。這次他對「八八風災」的處理，民意竟然從相當高的評分一下子跌到近於零。這是很少見到的現象，記憶所及，那樣的民意急速暴跌我沒有見到過。上星期報導說，要他下台的台灣市民達八成；兩天前報導說，要他下台的達九成；今天香港的報章說，有五成多的台灣市民認為他可以不下台。不管怎樣看，馬英九的民意是跌得七零八落的。

他對「八八風災」顯得反應遲鈍、手足無措，而他跟著的解釋沒有說服力。他說天災這回事台灣有法定的處理方案。然而，風災那麼大，牽涉到的人命那麼多，感情上應該有很大的震撼性，他是不應該推到法律那邊去的。他不可能不知道，幾年前美國南部的風災，美國的總統處理得略為遲鈍，就被人民罵得厲害；也不可能不知道，年多前四川的地震，溫家寶先生是怎樣處理的。我要指出的，是我不贊成政治人物因為天災而乘機拿取分數，但惻隱之心、見死搶救的意識，總要壓制不住的表達出來。馬先生及他的內閣的表現令人失望。他們後來的道歉、認錯，給我的印象是被迫地表達一下，也是無補於事的行為，顯得有點無能了。

台灣推卻外間的援助，難以深究。但他們推卻北京的援助，說是恐怕洩漏軍事機密，卻是胡說八道，是不應該說的話。後來他們又接受美軍的援助，就更難以解釋了。因為不懂中語的外人跑到災區去，可能是種負累。我不要在這裡表揚中國的解放軍，但救災這種事，從四川的經驗可見，他們的拚搏精神是沒有疑問的。

台灣「八八風災」是很不幸的事，馬英九及他的內閣的處理失誤頻頻是難以辯護的。這次風災及雨災合併的殺傷力，是歷來僅見。但也據說，事發時其嚴重性是明顯的。究竟馬英九的反應怎麼會那麼遲鈍、怎麼可以是那麼混亂無章，應該要客觀地調查一下吧。

美國金融難關已過乎？

讓我繼續評論蕭老弟傳來的美國幾位大師對金融危機之見吧。歷來不評論他家之見，但分析這次金融危機不能不這樣做。我手頭上沒有一手資料，要靠讀到的他家之言。不是無法取得一手資料，而是在地球的另一邊寫專欄，不能花太多時間。我察覺到，雖然美國的大師們提供的資料一般可靠，但不一定對，而有時他們彼此之間用上的資料有出入。這次金融危機傳來的訊息相當混亂，事實與道理究竟為何恐怕一百年後還有爭議。我姑妄讀之，姑妄論之，讀者就姑妄考慮吧。

先說MartinFeldstein（此君早應獲經濟學諾貝爾獎）八月七日的文章。這位列根時代的政府首席經濟顧問今天老當益壯，觀察力強。他說目前美國有超過三百萬間樓房「斷供」超過九十天，比一年前上升了近一倍，而今年五、六月間的樓房出售，有三分之一是被迫放棄或被拍賣的。這些屬天文數字，而強制性或無可奈何的賤賣對市場樓價的不良影響歷來明顯。Feldstein指出，奧巴馬內閣推出的協助政策，目前只協助著大約二十萬戶，與需要協助的三百萬戶相去甚遠。

從上述我們可以看到幾個重要的不利含意。其一，最近我們聽到美國的樓市有復甦跡象，某些地區甚至有搶購的行為，但Feldstein教授提供的資料顯示，這升市是脆弱的。曇花一現的上升可以因為某些瑣事而回覆跌勢，而樓價再下跌則頭痛萬分。君不見，中國今天的經濟復甦無疑是地球上最強勁的，但幾天前央行說有點過熱，要微調，股市立刻出現跌勢，央行要趕著安撫一下。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央行應該一言不說，靜靜地收回一部分鈔票就是了。（另一方面，縱觀天下大勢，目前的中國還是寧要通脹，不要通縮。）

其二，據說美國的樓價平均下降了大約百分之四十。以香港及國內而言，這樣的跌幅司空見慣，沒有什麼大不了。香港的樓價暴跌一半以上出現過無數次，而國內在九十年代後期，跌幅達四分之三，但經濟增長還能保八。美國的情況大為不同。這是因為在格林斯潘時期，他們以低息甚至免首期的方法來鼓勵市民購買房子，不是學香港那樣由政府廉價提供居屋，而是以「次貸」從事，促成樓價大升，種下了今天的毒資產。不少美國市民購進房子後，見到升了值，算進自己的退休大計。Feldstein在另一文章（七月二十五日）指出，二○○五至二○○七年，美國市民的儲蓄率不到收入的百分之一，而今天則升為百分之六點九！這可見樓價對美國市民有遠比中國為甚的一般重要性。這樣看，鼓勵居者有其屋是蠢政策。

其三，可能最重要，是在目前美國的經濟不景下，我們看不到那裡的經濟實力可以支持樓價的大幅回升。推高樓價的政策有的是，但說到底，樓價升後穩企要有經濟實力的支持。在這樣的情況下，搞起通脹是我可以想到的唯一可行的辦法。

這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先後次序的約束。我同意格林斯潘的看法，美國的經濟復甦要靠房產市場的復甦。不知格老怎樣想，我認為搞起樓價會替毒資產減「毒」，此關一過，經濟復甦可以預期。以通脹搞起樓價不是實質性的，但對重要的減毒會見效。我認為美國今天面對的困難是不可以先搞起經濟然後讓經濟推動樓價。我曾提出的微觀方案——例如撤銷最低工資——政治上不可行。縱觀上述，餘下來的辦法就是先搞起通脹。後患當然有，善後不易，但博得過。既然沒有其它選擇，非博不可。

轉談盧卡斯（RobertLucas）八月八日的文章，是為回擊七月十八日《經濟學人》（TheEconomist）對宏觀經濟學的大肆批評而寫的。盧兄是古往今來最傑出的宏觀經濟學者。然而，宏觀經濟今天有兩個主流，他可能誤中副車。傳統的主流是凱恩斯學派的，那環繞著「乘數效應」（multipliereffect）的政府花錢會使國民收入以乘數上升之說。近來哈佛的RobertBarro及其它學者罵過多次了。這傳統有一個賣點：街上的人往往認為他們明白。我沒有機會讀到《經濟學人》對宏觀經濟學及經濟學整體的批評，但認為盧卡斯不應該為傳統的宏觀辯護，也不應該為這些日子大家讀到的好些經濟言論辯護。他應該為自己及一小撮可取的分析辯護。

雖然我對盧卡斯的智慧歷來欣賞，但對美國目前的經濟我可沒有他看得那麼樂觀。他不是很樂觀，但認為劣境已受到控制，難關已過也。我認為難關未過，也認為再出現大災難的機會雖然不高，但仍然存在。盧兄提出的一個要點我不同意：他認為經濟學無從預測金融資產的價值忽然暴跌。他舉出EugeneFama（芝大同事，此君也早應獲經濟學諾貝爾獎）多年前提出的「市場效率假說」（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這個大名鼎鼎的假說有頗大的爭議性，說資產之價是通過市場利用所有有關訊息而釐定的。有點套套邏輯（tautology）的味道，因為理所當然，邏輯上有「定義」性，但驗證起來倒要講點真功夫。問題是，這次起自美國的金融危機，那裡的市場根本不知道他們的金融制度是怎麼一回事！最具關鍵性的訊息，市場的參與者不知道，「效率假說」無從引進這訊息，於是定義性地對，但以之作投資指引則非失靈不可。

我堅信經濟學可以解釋任何因為人為而產生的現象，也即是說在原則上金融資產價值的暴跌可以推測。不是可以推測而讓經濟學者大發其達的那種，而是如果我們能事前詳盡而清楚地知道美國金融制度的結構及其運作，我們可以在事前推斷那些局限條件的轉變會導致怎麼樣的效果。不容易，但原則上可以推得萬無一失。實際上，除了碰巧，沒有誰可以因為這種推斷而大發其達，因為可能的局限轉變太多，事前沒有誰拿得準，所以沒有誰敢賭身家。然而，事發後我們可以追溯事前的局限轉變作解釋，可以調查驗證。這解釋也算是推斷，因為同樣的制度，在同樣局限的轉變下，歷史必會重演。

這就帶來我最後要談的KennethE.Scott與JohnB.Taylor的一篇文章（大約七月二十發表）。前者是史坦福的法律教授，後者是史坦福的經濟教授。他們的文章題目是《為什麼毒資產那麼難清理？》。兩位大師雙管齊下，他們的論點是美國的金融制度複雜無比，要清理必須大幅增加其透明度。這點我早就意識到，但細讀該文我還是感到天旋地轉。大致上去年雷曼兄弟事發後我的猜測沒有錯：借貸與抵押的比率（我稱為浮沙指數）太高，衍生工具與保險合約縱橫織合，糾纏在一起，是以為難。

讀者不妨找該文細讀，讀得精神錯亂可不要怪我。這裡要說的，是美國的曾經被認為是偉大的金融制度不容易修改挽救，基本上不應該保留。然而，拆除然後重建會損害很多金融專才的利益，而在這大事改革的過程中可能出現不少麻煩。這制度不可能出自市場的自由演進，也不可能出自政府的悉心策劃，而是二者混合的驚世敗筆。我恐怕將來美國的經濟史學家要為之而感到此恨綿綿無盡期。

我敢說，任何金融制度，需要一個法律學者與一個經濟學者聯手才能大略解通的，皆不可取。

[五常問答室]「省直管縣」可能是中國經濟制度的新發展

網友問：

請問教授對要試行的省直管縣，加強縣的權力有什麼看法？這個政治上的設計是不是和您對中國經濟制度的思考是同一個思路？謝謝。


答：

回應一下「省直管縣」的問題。我還要多做一些調查工作才可以說得有點斤兩。這是一個討論了好幾年的題目。主要的原因是縣的經濟權力比市大，但市的政治與管治權力比縣大。基本上，這是有某程度的衝突或矛盾的。

縣直接或間接地要脫離市的管轄有好些日子了。這個發展我在《中國的經濟制度》那篇長文的一個註腳中提到過。個人認為，縣由省直轄是不無道理的。如果北京上頭給省有較大的權力，省會因為直轄縣而導致省與省之間增加經濟的競爭激烈性。這會是一個重要而可取的發展。我不知詳情，正在打算奔走一趟作調查工作。可惜年紀老了，這樣的奔走沒有昔日那麼容易。

省直轄縣可以是一個無足輕重的話題，但也可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新發展，問題是北京上頭怎樣處理。近來有一個比較重要的發展，是縣的經濟權力彷彿回覆到兩三年前的情況。這兩年來縣的經濟權力是減少了，但最近這權力有回升的跡象。我認為這可能是中國經濟復甦得快的一個主要原因。但我不能肯定。我要找機會到地區找有關的朋友查詢、研討一下。有了結果，我會為文分析。

我希望讀者能細讀我那篇很長的《中國的經濟制度》。那是我平生最稱意之作。在學術上的貢獻也可能是最重要的。科斯、蒙代爾等人也彷彿這樣看。這篇長文的中英二語以及四篇有關的中語文章正在組合起來出增訂版。這增訂版把原文修改了若干處，而在第八節之後補加了四段，我認為是重要的。這本書將在九月由中信出版社在國內出版，比香港的原版好，我希望中信能以廉價在國內出售。同學們如果要明白那非常重要的、中國獨有的縣際競爭制度，要把該文多讀幾次。

美國的近況與伯南克的貨幣觀

美國的金融危機事發近一年，那裡的經濟發展怎樣了？近來「見底」與「復甦」之聲不絕於耳，然而，從蕭老弟滿章傳來的幾篇名家評論看，我還是看不到有突破性的轉機。評論多，觀察眾，老人家一文難盡。其實發展到今天，我的感受是這次金融危機早就成為一個沉悶的話題，是個悶局，失卻了十個月前的緊張刺激。

首先要說一下七月二十三日AlanS.Blinder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評論，有點新意。此君是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教授，曾經是美聯儲的副主席，來頭不小。該評論題為《TheEconomyHasHitBottom》，看來是好消息。文中的新意，是好消息與壞消息其實一樣！作者說美國的房地產發展、汽車工業、商業投資等重要項目，一年來下降了大約百分之四十，跌得驚人，只要不繼續下跌，在統計數字上國民收入會止跌回升。邏輯簡而明：經濟數字可以不斷地上升，但不可以無止境地下跌——跌到零也是個止境。如果幾項重要數據一起止跌，以他們的按季算法經濟回升在所必然。該文有一段文字可圈可點：

「現在要說到重點了。上述的事（止跌）不是一種可能，而是肯定的必然。唯一問題是時間，這一點我們只能猜測。如果上述幾項與國民收入有重要關連的數字巧合地一起止跌，我們會見到有一兩季大幅的經濟增長。」

作者在評論的最後提到，美國七十年代的大不景於一九八二終結時，該國一連出現了六季每季的國民收入平均增長百分之七點七的復甦現象。這是有名的列根總統掌政下的經濟奇跡，先進之邦的經驗似乎只這一次。Blinder跟著說：「今天沒有誰認為這樣的歷史會重演。」無可置疑，這次因為金融體製出現了大問題而帶來的經濟困境，比七十年代因為越戰及尼克遜推出價格管制帶來的經濟困境來得嚴重。另一方面，一九八○上任的列根，佛利民認為是美國歷史上的最佳總統。今天奧巴馬只上任了幾個月，作判斷還太早。當年的列根是一個堅守原則及信念的人，在重要的政治人物中百年難得一見。但這不一定是挽救經濟危機需要的條件。

轉談目前的聯儲主席伯南克。此君最近（七月二十日）發表的《聯儲的退出戰略》（TheFed'sExitStrategy）是一篇觸目的文章，顯然是為了回應無數擔心他的貨幣大放政策會使通脹重來的學者。論功過，我認為幾年前伯氏上任後繼續幾次把利率提升，跟著持久不下，是做錯了。雖然我認為當時不提升甚至減低利率，兩年前的次貸之災多半不會出現，然而，美國的金融制度有很大的問題，或大或小的麻煩早晚會出現。另一方面，去年九月雷曼兄弟事發後，我認為伯南克的反應快，夠勇，放寬銀根做到盡，也應該那樣做。再跟著伯氏決定由聯儲局提供某情況下的商業借貸，可以爭議，但形勢所迫，出於無奈，難以厚非，問題是要怎樣善後才對。

伯南克最近提出的為了回應不少人認為將會出現的通脹的「退出戰略」，基本上我是不同意的。我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下，美國需要有適當的通脹。更重要的，是美國的市場需要有某程度的通脹預期（inflationaryexpectation）的再形成。要壓制通脹不易，也不太難，但要鼓勵通脹重來，鼓勵由通脹預期引起的行為，能適可而止地處理是非常困難的事。是的，我認為在目前的困境下，美國要搞起經濟而沒有通脹近於不可能。某程度的通脹他們應該接受，而更重要的是那裡的市場需要有某程度的通脹預期。此預期也，一旦形成，「退出」談何容易！要適當地操控，操控得准，是大難題。我曾經說過，今天的美國應該接受百分之八左右的通脹，但怎樣推上去才對與怎樣操控通脹預期是深不可測的學問。

不要再管宏觀分析吧。從微觀的價格理論看經濟整體，有關的主要變量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工資、租值、資產價格、經濟增長率、利率、幣值等。息息相關，動其一不可能不牽動其它。怎樣處理要講經濟學的功力了。我同意格林斯潘的看法，美國目前需要的是提升房地產的市價，即是資產價格的一種，但因為我提及過的訊息問題，聯儲減息不容易生效。再者，因為三年前定了下來，今年七月二十四日美國的最低工資再提升百分之十一左右。這是雪上加霜，雖然有些地區的最低工資超越了國定的，不受影響。

在上述的情況下，最容易提升資產價值及抵消最低工資上升的方法是讓通脹上升。明顯的升幅會導致美元幣值下降，債券下跌，利率上升。這些不幸近於無可避免。這方面，中國的人民幣再緊鉤美元是幫美國一個大忙。也幫中國自己一個小忙（讀者猜一下吧），雖然長此下去，緊鉤美元對中國是不利的。

幾天前美國傳來一項重要的消息：美國的房地產市場開始明顯地復甦，勢頭很不錯。了不起，因為這現象與最低工資的提升是合不來的。這現象顯然起於聯儲大手放寬銀根終於有了回應。這點重要，因為樓價上升會減低銀行借貸的訊息費用，從而鼓勵銀行借錢出去的意向。市場利率與聯儲利率的差距是會加速收窄的。

美國的樓價上升重要，因為會協助減低毒資產的「毒」性，從而使那裡的金融制度比較容易修改。這方面，從年來讀到的美國數據衡量，我恐怕那裡的樓價要上升百分之二十以上才有作為。是簡單的數字遊戲︰如果樓價下跌了百分之五十，回升百分之二十還是下跌了百分之四十。

我不知要到何年何日美國的經濟學行內的眾君子才能同意我今天之見︰無錨的貨幣制度（fiatmoney）不可取。佛利民當年支持這制度，主要因為︰一、他認為一個大國的貨幣不可以下一個固定的錨；二、他反對財政政策（fiscalpolicy），支持貨幣政策（monetarypolicy），而有錨的貨幣制度是沒有多大動用貨幣政策的空間。我解釋過多次，用一籃子可以直接地在市場成交的物品的物價指數作為貨幣之錨，是可行的，政府本身不需要有該籃子物品的儲備。這樣下錨，政府也沒有多大的運用貨幣政策的空間。

我反對採用貨幣政策。美國多年來的貨幣政策帶來的多次不幸，有力地支持著我的觀點。我也反對政府採用財政政策——這方面，我完全同意佛利民的觀點。是的，我認為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二者可以不用都不要用。我堅信貨幣的用途是協助市場交易及財富累積，不應該涉及其它。我支持的政策，是政府以修改的方法來搞好經濟制度的運作。這要把市場的運作與政府的職責分清楚，基本原則是務求減低我認為是社會費用的交易費用。這是與史密斯一脈相承的經濟學傳統。北京的朋友不要拜今天的西方經濟學者為師了。

[五常問答室]中國不必理會外國歧視性的貿易保護政策

網友問：

有一部分外國人認為中國經濟是靠污染環境而得以發展的，如法國總統就主張要對中國的進口貨開徵「碳關稅」，請問張教授怎麼看這個問題，中國應該如何應對這些指責？

答：

不知炎黃子孫受到了什麼詛咒。二百年來，自乾隆皇帝謝世以後，中國人受到西方的欺負與鄙視是無可否認的。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的歷史，我很熟。八國聯軍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圓明園的悲劇，在西方的先進之邦是不可能想像的。這些及其它類似的史實的不幸，全部不是由中國人挑釁而起。人家就是要搞你，認為有利可圖，認為容易搞，就隨意地搞了。昔日香港的財政司郭伯偉曾經對我說，他看到一份機密文件，說英國要租賃而不拿取香港的新界，是因為恐怕如果英國要割取新界，其它國家會把中國瓜分，對英國不利。上述的史實是沒有爭議性的。

一個問題，是中國人自己不爭氣。隨地吐痰，好賭，沒有科學知識，就是在語言上與西方溝通也不行。美國加州的鐵路，是由中國人建造起來的。同學們可能不相信，在美國的唐人街生活了數十年的中國人，通常是幾句英語也說不出來。他們工作勤奮，開餐館、洗衣店等，與西方人是很少溝通的。他們也在唐人街秘密地開賭，其它見不得光的行為有的是。所以唐人街也是一個被西方人鄙視的象徵。本來在美國西岸最多中國人選擇的地點是西雅圖，但百多年前給白人燒的燒、殺的殺。他們北走溫哥華（稱「鹹水埠」），南走三藩市（稱「舊金山」），這二者的唐人街就興旺起來了。我在北美求學及工作二十五年，為了減少遇上歧視的問題，喜歡躲在大學的校園內。在校園內，作學生時的考試，而後來作教授時的思想，同學與同事們都很怕我。

以上一切，今天看是逐步成為過去了。中國的確是發展了起來，全世界的孩子們都爭著學中文。像上海那樣的大城市，到訪的外國人沒有一個不被嚇了一跳。年多前德姆薩茨（Demsetz）與另一位我認識的舊朋友到訪上海。是老朋友，跟他們談及他們對中國的觀感。你道他們說什麼？他們說北京是世界政府之都，而上海則是世界資本主義之都。雖然有點誇張，但這樣的改觀，改得那麼快，的確是個奇跡。而北京的朋友今天有一點未富先驕，雖然不對，但我們可以理解。

這個急劇的轉變，其實只有十多年。1993年，我帶弗裡德曼到上海，浦東半座高樓也沒有。令西方人震撼的中國發展，主要是1993至2003這十年時間。那麼短暫有這樣的發展，不可能不說是奇跡。而薩繆爾森不久前說，美國要為成為經濟第二國作一點心理準備。當然又是有點誇張，但我們可以見到西方人是被中國嚇個半死的。是在這樣的驚濤駭浪的發展中，有些西方人看不過眼。他們記得的，還是那些長著辮子、吸鴉片、沒有學識、隨地吐痰的中國人，怎可以一下子站起來呢？

幾年前我在電視看到宋祖英在法國的凡爾賽宮演唱，他們的聽眾激動得流下淚來。但今天的法國總統對中國還是嗤之以鼻。是的，不少國家的某些人還是鄙視中國，還是找些瑣事來刁難炎黃子孫。沒有誰不知道，就是發展到成為世界工廠的今天，以人口平均算中國造成的二氧化碳的污染，還遠不及先進之邦。兩年前科斯就因為西方指責中國造成地球暖化而發了脾氣。不是為北京辯護，但事實上我知道中國政府對減少能源污染的努力與決心，高於我知道的任何國家。除此之外，外間要強迫人民幣升值，反對中國貨，如此種種，在經濟邏輯上是說不通的。我在其它文章解釋過了。

我今天認為，北京的朋友不要管外間的言論怎樣，也不要管他們採取什麼保護政策。他們不買中國貨，就不買算了。他們要加中國貨的進口稅，讓他們加算了。根本上這些事，是不值得花時間洽商的。自己處理自己還有那麼多需要處理的問題吧。我深信，只要中國能持續過往的發展十五年，先進之邦的搞事之徒會收口。正如我當年在美國作學生時集中於讀書考試，作教授時集中於思考研究，把同學與同事殺下馬來，於是受到尊重。總有一天，中國會受到同樣的尊重吧。

專欄絕技說

不久前一位網上客指責專欄大師林行止抄襲，行止兄怒斥之，知者嘩然，奔走相告，傳為佳話。我也是個專欄寫手，說不是個大師是騙你的（一笑）！當然認為行止兄的脾氣發得有理。說他發神經我不跟你爭辯：他的專欄（不是副刊隨筆）寫了近萬篇，是個世界紀錄！

行止兄的專欄早就寫到化境了。我的篇數約他的六分之一，也達化境。昔日佛利民的專欄在美國掛帥，紅極一時，以篇數算不及我的一半。文人自古相輕，擺起擂台怎樣比我不便說。佛老當年有嚴謹的數百字約束，難以發揮，不可以像我和行止兄那樣隨意揮灑。寫專欄，可以意之所之地這裡那裡「離題」一下很重要。困難是要寫得沒有冷場，可以帶著讀者到處走，但還是從頭讀到尾。這是技術，也是藝術，其中玄機不足為外人道矣。

我認為論專欄，不少中文寫手寫得好，只是一般多產，平均質量守不住。刊物多，稿酬低，是以為難也。我自己從來不為稿酬動筆。行止兄也不為稿酬。他當年為的是要一夫當關地把《信報》寫上去。今天算是退了休，為什麼還要頻頻動筆呢？我認為他希望「香江第一健筆」可以傳世。我也希望自己的專欄可以傳世。寫專欄要傳世很渺茫，但想一下，希望一下，何害之有哉？希望文章傳世的人是不會抄襲的。抄襲的人存在，名家也會抄，但希望文章傳世，抄襲是蠢行為。歷史上出現過抄襲的成了名，被抄者反而名落孫山的例子。然而，歷史是無情的：被後人指出抄襲很尷尬。（某君抄我某文獲某獎，不少人知道，我無所謂，但楊小凱大筆一揮，寫了出來！）

曾經分析過，思想要傳世是非常困難的事。主要因為思想一般賣不起錢，沒有誰會珍而惜之。音樂、詩詞、文學等，要傳世也不容易，但說得上是天才的不困難。畫家比較著數。只要作品賣得起價，得之者會珍而藏之。聽說書法近來市道好，可惜往往要書者死了才生效。總言之，容易觸摸到或感受到的作品傳世較易。文字思想很困難。

這裡我要發的牢騷，是搞思想工作亞洲人歷來被西方小看了。一位朋友算過，在西方的名學報發表文章，水平相若，炎黃子孫被引用的次數明顯地較少。日本七十年代的經濟發展舉世觸目，西方開始有學日文的，但曇花一現，過了不久就失卻興趣。可以說，古往今來，西方重視亞洲語言只是今天：西方重視中文看來已成定局，數十年後中文有很大機會成為一種國際語言。先敬羅衣後敬人：中國的經濟發展了起來，西方學中文的孩子無數。

這就帶來本文要說的。寫專欄有機會傳世嗎？微乎其微！學術思想要傳世艱難，專欄要傳世更要多用幾個難字。然而，從目前地球的發展看，炎黃子孫寫專欄的傳世機會「激增」，十個難字減少了五個。這是因為地球開始一體化，中國得到早就應有的重視，寫專欄老外理應寫不過炎黃子孫。這些日子因為金融危機，我讀到不少外國專欄，發覺沒有一個作者懂中國。他們讀不懂中文，對中國文化沒有認識，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知得少不在話下，胡說八道是近於慣例了。

地球一體化，有道的專欄不可以不跟著一體化，不懂中國要怎樣寫才對呢？不需要真的懂，但起碼要知一點，不能再只把中國作為笑話。我賭你找不到一個中國的大學畢業生沒有聽過莎士比亞，也賭你在一千個西方的大學畢業生中找不到一個聽過蘇東坡。情況是那麼一面倒，老外單是在地圖上找到神州，在地球一體化的今天，寫專欄文字是不夠的。

不知讀者有沒有注意到，林行止專欄是忽中忽西地寫。我一樣。其它香港專欄寫手也一樣。地球一體化，可以忽中忽西地寫佔了很大的便宜。老外歷來不這樣，只是近幾年開始提到中國，內容一般是尷尬的。我不懷疑西方的專欄寫手的學問水平不俗，但寫專欄需要的學問，三幾年的工夫足夠。另一方面，要學好中文，要懂得一點中國的文化，需要的不止三幾年。人家老婆，自己文章，今天讀西方的名家專欄，不認為他們的學問怎麼樣。

我也認為指責林行止抄襲的網上客不知專欄何物。寫專欄，行止兄用上的法門跟我的一樣。那是要先想到一兩點要說的才動筆，然後環繞著這一兩點發揮。這是說，事前沒有一兩點要說的在手，專欄文字寫不出來。有了這樣的習慣，我們事前想的是要說些什麼，有時有點模糊，有時不肯定，動了筆再作打算。既然是專家，我們對「模糊」或「不肯定」的感受了不起，在動筆前知道動筆後可否寫出生機，或寫出變化。有時效果比事前想像的好，有時比事前想像的差，但我們永遠在動筆前知道能否成文，百發百中。這是絕技。採用這種寫法的人不可能在事前考慮抄襲什麼。換言之，對我們來說，抄襲遠比原創困難。

數碼科技與互聯網的大行其道，對寫專欄的人無疑有大助。我從來不用計算機，懶得學。一位同學把我的專欄放到網上去，讀者的熱鬧十年前無法想像。用墨水筆，寫在自己設計的淺黃色的稿紙上，傳真而去，字打好後傳真而回，修改的成本不足道。我喜歡自己想自己的，資料一般憑記憶，偶然需要資料補充一下，掛個電話到這裡那裡就是了。

順便在這裡徵求一個小資料。見到一件頗大的壽山石雕，看來是舊石，屬薄意中的深雕，刻工精絕，古往今來只有林清卿有這樣的功力。作者署名「啟成」，那是誰呀？網上遍尋不獲，希望讀者有以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