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February 28, 2007

五常問答室 1 - 14

廣東體育迷問:

有」蛙後「之稱的羅雪娟最近退役了,請問教授對此有何看法?


答體育迷

實不相瞞,我喜歡羅雪娟這個女孩子。她高傲、自信,而又像我那樣,有點口不擇言。這樣的品性,我認為可愛,今天的中國社會恐怕不容易接受。

這樣說,是因為羅小姐的廣告客戶看來遠比劉翔、姚明等為少。樣子好看,個性鮮明,是廣告的一等材料。作為消費者,我這個老人家會容易地中羅小姐的廣告之計。難道廣告商有眼無珠?又難道她開罪了某些人?

至於羅小姐提前下馬,不參加北京奧運,我的看法,是如果沒有六成把握拿得金牌,這決定是對的。銀牌不大值錢,而如果三甲不入,再參賽是大錯。

河北 王 問:

中國的文物界有兩個現象:(1)國家發掘出來的文物堆放在倉庫裡,既不擺出來展覽,也不能出售,價值無從體現。(2)小店地攤上出售的文物價格十分低賤。如何解釋這兩種現象。


答河北王

經過五千年的陪葬風俗,在中國,埋在地下的古文物實在多,多得不得了。開放改革,大興土木,二十多年前推土車在神州大地開始運作,被翻出來的文物不計其數、今天,盜墓已經成為一個行業了。北京不容許古文物在本土市場出售,文物於是大量外流。這幾年放寬一點,不少小店或地攤可以見到,很多時是真古物。

國家把這些文物堆放在倉庫裡,因為太多,不夠場地展出。好些博物館的專家,見得少,不肯定是真古物。近幾年這些專家開始相信了。我為地攤之價只有拍賣之價的千分之一這個現象研究了多年。鑒證年代的費用非常高,是解釋這價格差距的主要原因。太多以前沒有見過的文物出土,專家不專,而什麼熱釋光之類的驗證有大問號。

你會問:為什麼拍賣行之價高出千倍,地攤販不把他們的賤價「國寶」送到拍賣行去呢?答案是拍賣行一般不收貨。為什麼拍賣行既然拍賣同樣的,但不收攤販的或你的呢?我知道答案,但不說,考考你的智商吧。

遼寧瀋陽 哀綠綺思問:

您的文章中曾提到音樂能夠益智,可否請您推薦一些曲目。


答哀綠綺思:

數十年前有人作過研究,認為音樂的天賦與數學的天賦有關連。這是因為數學邏輯與音樂結構很相近。十多年前讀到一項報道,說小孩子多聽莫札特的音樂會提升智商。我為文寫了,跟著竟然有人出版這樣的一張唱片。

千萬不要盡信這些不嚴謹的分析。近於猜測,論據是遠為不足的。要點是,任何孩子多聽莫札特的音樂有益無害,何必計較智商會否提升了?莫札特的音樂容易聽,不需要懂,可以陶冶性情,而旋律的優美自然何止繞樑三日?還有,莫札特不會收你版稅。這樣相宜的享受就讓孩子們多點享受吧。

遼寧瀋陽 哀綠綺思問:

您在一次講演中提到,考試中令公子可以考出自己想考的分數,怎樣才能做到?


答哀綠綺思:

考試成績的高低要靠:一、科目內容的準備;二、考試的技術。後者重要。當年在美國求學,同學之間就談到「被考生」(examinee)的技術問題。某某同學是不是個good examinee,大家心裡有數。這就是重點:對科目內容有同樣水平的準備,好的與差的「被考生」的成績,容易相差百分之二十。

想當年,讀歷史,我是個很好的「被考生」。同學平均分數五、六十,考七十算是「A」,我的成績通常在九十以上。文字題動不動拿九十五分。不容易相信,但一個好的「被考生」可以做到。

後來兒子進了大學,我對他說要練成一個好的「被考生」,因為功課同樣準備,懂得怎樣應對「被考」很著數。我是不管兒女讀書的。兒子進大學兩年後,我問他:Are you a good examinee?他回答:「肯定是,可能是最好的。」我於是對他說:「那麼你應該知道任何科目準備到哪個層面可以考大約多少分數。如果你認為拿七十分就足夠,你會知道備課到哪一點可以適可而止。」後來兒子嘗試,果然靈驗。

這就是了。如果不是個一等的「被考生」,你不會知道要準備到哪一點可以停下來。當年練得到位,不少人批評我高傲。有一次,進考場,老師W. R. Allen對我說:「祝你好運。」我回應:「我是不需要好運的!」

河南 老邢 問:

如何用經濟學觀點看待中國西藥價格過高的現象?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答老邢:

有些西藥成本的確高,但絕大部分製造費用低廉。在西方,藥價高主要起於專利壟斷。另一方面,大部分有專利註冊的西藥,都有可以代替的競爭對手,約束了西藥之價。

中國今天的西藥市場我沒有跟進,但十多年前的情況我略知一二。那時候,政府對西藥進口與西藥在國內產出,管得嚴謹。當時調查了一間國內的中資西藥廠,那所謂「製藥」,其實是從意大利廉價進口藥丸,一大桶一大桶的,在廠內入瓶子。你道該藥廠的產出成本主要是什麼?是花巨資向有關政府部門購買銷售許可證,台上錢與台下錢都要花。

說過了,今天如何我沒有跟進。

廣州 Vega 問:

敢問五常老,您練字是否也不時臨帖?臨帖時,想得到的是什麼?

我自己在臨習《蜀素帖》時,字體的形似有6成相近。但氣韻為零(運筆更難追矣),這是否因為性格、對空間的構思、胸中的節奏感絕然不同而造成的?


答Vega:

學書法我臨了三年米芾,跟著臨了兩年王鐸。五年後「脫臨」,寫得一團糟,再三年才有可觀也。

《蜀素帖》是米芾的行書精品,難學,我嫌字體不夠大。臨帖要找大字來臨,米芾留傳下來的大字,約三百個。臨米芾,頭兩年我集中於那幾百個大字,第三年是大字小字也臨了。後來轉臨王鐸,是清初的人,較近,紙大墨妙,遺留下來的大字真跡多得不得了。米芾的行書無敵天下,但書法全面看,王鐸勝。今天學書法,不臨王鐸是傻瓜。

受到王鐸的影響,臨帖我只臨其意、臨其情,而不管其形像。形像臨得似沒有什麼的意思──書法寫不出自己的面目是失敗!對我來說,臨帖的重點,是要感受到原作者的感情流露。換言之,如果臨帖時感受不到激情,我會放棄該帖。這方面,以感情震撼論英雄,米芾勝王鐸。

要記著,看不到感情的藝術不是好藝術,而書法本身沒有晝面,感情的表達更加重要了。我們臨摹前賢的書法,主要是倣傚他們表達感情的法門,到「脫臨」時,我們是試行表達自己的感情了。寫不出自己的感情,自然的,不可能到家。可惜能做到的書法家很少。

香港 Saiwanho 問:

我的兒子在香港讀中學,因此我想請問,您是鼓勵香港學生在香港讀書,還是到中國大陸讀書,還是留學美國為好?


答Saiwanho:

今天子女求學,比二十年前難於取捨,因為不可以漠視中國。記著,向前看,沒有喝過洋水不值錢,不懂中國更敗家。如果你的兒子在香港中學的英語學得好,那麼大學本科應選國內,學士後進研究院則要到西方去。西方的研究院(即碩士或博士)課程比東方的強,因為師資勝出。如果你的兒子的英語不成,留在香港或到西方讀本科要考慮。如果沒有到過國內勾留,那麼不管在那裡學成後,要考慮到國內工作,起碼三幾年,交些朋友,多知一點中國的文化。

你的兒子是二十一世紀的人,或然率說不懂中國,或缺少了中國的文化基礎,不容易出人頭地。另一方面,地球一體化,喝一點洋水是重要的。也可考慮兒子在博士後到西方跑一兩年。語言,不管英或中,說得好寫得好很值錢。孩子學語言,說得通只需一年功夫,但寫得通不簡單,是要下心機下苦功的。差不多什麼學問都可以速成,只是語文與文化不可以,要花時日。

日本 LY 問︰

企業是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而起的,而教授和高斯又都認為國家也可視為一家企業,這是說它們之間的共性了。但是國家(廣義上的企業)又如何與傳統意義上的企業(狹義上的企業)區別開來?或者說,國家所節省的交易費用和企業所節省的交易費用有何不同?


答LY:

國家何物很難說,但政府可以看為一國企業卻無疑問。我解釋過,一個企業可在財政上劃分,但工作上的事項,或產出合約的伸延,企業劃分不易。從合約的串連看,一家企業可以伸展到整個地球。

我的家有一個政府,由我作頭頭,話事權在我,可惜血濃於水,實際上兒女是主人,我是奴隸!一間大廈的業主聯會是政府,管理公共事宜,高尚士一於懶理,好事之徒搞搞震,為了節省交易費用,民主投票就出現了。這是我贊同民主投票的地方。為了奪取他人的利益而投票,我反對,可惜投票通常有這樣的意圖。

企業的形成是為了節省交易費用。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到了治國,企業變得龐大,還會節省交易費用,但政府權力大了,下面的權利界定不清楚,混水摸魚的行為屢見不鮮。政府的管治一般有年期,即是說有了合約。這樣,近於毀約的胡作非為不容易約束。任何合約,或多或少都有類似的困難,只是牽涉到國家政府,被狼食的庶民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罷了。

你問的是複雜的問題。不妨參閱拙作《制度的選擇》,要讀幾遍。

加拿大 蘇侃 問:

通常認為,民主可以抑制腐敗。為何在印度及南美一些國家,依然腐敗盛行?


答蘇侃

誰說民主可以抑制腐敗了?發神經!有些君子說台灣起訴阿扁老婆貪污,證明台灣民主大有成就。可惜這些蠢君子忘記了,阿扁是台灣民主選出來的。我有幾位學生在亞洲一帶的民主國家任官方要職,十多年前聽他們說民主貪污,如吃家常便飯,彷彿我這個老人家見到美女目不轉睛似的。

民主貪污有兩方面獨到之處。其一,說過的,是民選頭頭的職位有期限,到期要下台,貪污的代價於是比獨裁為少。君不見,民主頭頭貪污,通常是在最後一屆,落雨收柴也。所以我說,獨裁貪污自下而上,民主貪污自上而下。

其二,民主投票不是為國家或社會好,而是為個人利益而投。這樣,壓力團體群起而出,以組織增加拉票的效能。這發展促成民眾的個別權利難以界定,使公選出來的容易混水摸魚也。

Cyrus_Ho 問:

中國在零六年年尾已經修改了《拍賣管理辦法》,開放了國家的拍賣行業予外資進入,你會怎麼看外資拍賣行對拍賣行業的影響呢?


答Cyrus_Ho:

如果外資拍賣行進入中國,會逼使國內的少賣一點假貨。今天國內一般拍賣的假貨之多,千古奇聞也。不是沒有可靠的,但不多。

鬼子佬不是天生老實,而是他們的拍賣行有悠久歷史,成了名牌,轉賣假貨就完蛋了。問題是進入中國,他們可以拍什麼呢?開放改革近三十年,炎黃子孫對西方藝術的認識甚少。中不懂西,西不懂中,西方拍賣行進入中國可以拍什麼呢?

早就知道如果中國開放發達,藝術作品的拍賣價會急升。見到三十多年前法國的印象派畫作之價,因為日本的經濟急升而急升,我以為中國的經濟急升也會有同樣的效果,於是收藏了一些次級名家的印象派精品(頂級名家買不起)。想不到中國人對西方的畫作毫無興趣,但西方的收藏家卻炒起了中國畫家的新潮油畫。後者我看不懂。難道鬼子佬有本領看到中國皇帝的新衣乎?

倫敦 馬高 問:

教授在文章中建議過用一籃子外幣作人民幣的錨,近來改建以一籃子物品為錨。我們一班同學都明白前者怎樣運作,但後者就不太明白。請教授略加指點。


答馬高:

從來沒有建議過用一籃子外幣,但覺得在壓力下,會比單鉤美元為優。以一籃子物品為錨是最理想的。二十多年前與佛利民談過一籃子物品,他認為原則上可行,但費用過高,意思是說以物品為錨等於以物品為貨幣的本位,政府需要提供這些物品。大約十年前,體會到朱鎔基推出的貨幣制度,才認為佛老是錯了。我是個毫無成見的學者,思想轉得快,但在貨幣這話題上我要用上十多年才知道今是而昨非。

凱恩斯說貨幣只宜作為交易的單位,對,但他建議的布列頓森林協議是劣著。蒙代爾的貨幣觀勝於佛老,但他老是想著以黃金做什麼的,也有問題。佛老支持的沒有錨或以目標為錨的制度,搞了數十年,經驗說不及格。今天歐元近於放棄貨幣政策,走近於朱老的路,較佳。

我從朱老的制度變化出來的以一籃子物品為錨,很簡單。例如,以一千元人民幣可以購買一籃子內的五十種物品,以期貨價及批發價算,每種的量多少,清楚組合,這一千元可以買到的一籃子於是定下一個指數,稱一百,央行穩守這指數,讓任何人可以這千元在市場購買到該籃子,人民幣兌所有外幣的匯兌就決定了。籃子指數不變,但匯率自由浮動。政府不需要有物品存貨,只要外人知道該指數大概是對,不會真的嘗試購買該籃子,就是嘗試也不會覺得被騙。該指數可以改,微加是微通脹,微減是微通縮。守錨有時用外匯收購人民幣,有時多放人民幣出去。重點是要放棄貨幣政策,即是不要為什麼失業等問題而調整人民幣量,也即是說人民幣量只能為守錨而調整。

東北財大 鐘 問:

米芾是您認為十得其十的大師,可是為什麼我至今感覺他的作品不能像《自敘帖》《祭侄文稿》《黃州寒食帖》等那樣讓我五體投地,是技藝的問題,還是審美的問題?或者是感情的問題?


答鐘:

書法家通常不平穩,偶有精品,但其他作品只一般。永遠都有水平的很少見,歷史上似乎只有米芾與王鐸。

《黃州寒食帖》是蘇子平生最精彩的書法,相近水平的沒有,當時山谷就說東坡再寫也不會寫得那麼好。魯公的《祭侄文稿》,下筆時動了真情,一點一劃扣人心弦,無話可說。我認為他大名鼎鼎的楷書變化太少,沒有令人驚喜的。後來讀到米芾說:「魯公行書可教,真便入俗品。」「真」者,「楷」也。這句話深得我心,但只有元章才有膽說出來。《自敘帖》寫不到筆筆入紙,不夠沉著痛快,懷素有不少較好的作品。年多前一位朋友購得一幅很多字的懷素手卷,絕對是真跡,但拍賣行卻註明是「傳說」的,成交價只三百多萬,朋友執到寶也。我還沒有見到該手卷,有機會會認真地欣賞一下懷素的真跡。

要記著,學書法要先學會怎樣看,怎樣判斷什麼才是好字。這種判斷所有學問皆重要。千萬不要人云亦云,要追求自己的心得,要毫無成見,要嘗試深入的體會。這判斷非常重要。經濟學、文章、攝影、書法,我都練成了判斷的本領。十年前書法老師周慧珺說我眼高手低,大讚我對書法的欣賞力,但認為我寫不出自己眼光的水平,遠為不及。只這一句,我知道自己的書法有可為。懂得看,寫得好只是時日的問題吧。

江蘇 Heidegger 問:

Steven E.Landsberg的Price Theory and Applications中提到您的The Fable of the Bees 中的例子,結尾說:不知什麼原因,過去的許多經濟學家試圖否認這一體系(種植者與養蜂人間的精細的契約體系)的存在.您看是什麼原因?


答Heidegger:

絕大部分的經濟學者對世事沒有興趣,又或者懶得花時間在真實世界調查。這是經濟學的悲哀。他們喜歡胡亂猜測世事,明裡暗裡假設這些那些,然後提出自己的理論或見解,以為自己可以改進世界。

經濟科學的用途是解釋世事,不是用作改進社會的,雖然有了解釋,如果執政者需要知道什麼政策會有什麼效果,經濟科學可以幫助。問題是一般經濟學者不懂科學解釋,通常以自己的喜好,或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提出一些政策建議來。他們的所謂「理論」,一般發神經,為了掩飾就把一些數學或數據或術語放進去。不客氣地說,今天的世界滿是這樣的「學者」。

我是個高傲的人,高傲到無法說半句自己不相信的話。政策建議,明知被接受會對自己不利,也衷心直說。你要選擇多一點錢呢?還是睡得舒服一點?

溫州 KING 問:

教授對青年人職業的選擇有什麼建議呢?以興趣為導向呢,還是看自己的資源優勢?


答King:

興趣重要,但人還是要吃飯的。為米折腰,因家棄酒,是陶淵明說的。

我建議興趣為上,收入次之,但可不是為了興趣可以不吃飯。為了興趣,收入打個折頭應該接受,打多少折則要看興趣的差別有多大了。要記著,自己沒有興趣的工作不可能做得好。問題是自己認為沒有興趣的,用心地嘗試可能培養出興趣來。

想當年,父母有錢,我可以留在香港學做生意,但見家境複雜,就決定跑到北美去碰運氣。到了加拿大,認為自己收入最高的前途是攝影。問題是職業攝影要滿足顧客的要求,這方面我是毫無興趣的。在多倫多遇到一位名王子春的人,是一位了不起的學者。他知道我讀書不成,沒有學校收容,但奇怪地堅持如果我搞學問,必有大成。我是受到他的鼓勵而嘗試學問的。

到了洛杉磯加大,成績最好是藝術歷史,歷史次之,經濟再次之。雖然一律很不錯。興趣差不多,但見經濟比較容易找到工作,就選上了。

Thursday, February 22, 2007

從全球暖化說人類滅亡

最近一位同學替我在網上開了一個「五常問答室」(http://blog.sina.com.cn/m/zhangwuchang),好叫我這個老人家能表演一下(一笑)。提問的讀者多,可惜大多數的問題沒有大眾趣味,不宜回應。一天選答一題,回應簡短,沒有大眾趣味的選不上。不少問題是同學問功課。這類常見於個人電郵,太多,答之不盡,只能選小部分回應。

這次「問答室」的處理,要跑出課堂之外。困難是:有大眾趣味的題目,一年何來三百六十五條呢?希望有興趣的讀者能參考一下該「室」答過的問題,知道我選的是那類題目,幫忙一下。

問題牽涉廣泛的,我會考慮在這裡以長文回應。一位在夏威夷的讀者,用英語出題,翻成中文如下:「你信奉阿當·史密斯。他的『無形之手』導致全球暖化。海上的冰塊正在溶解。水淹地球將至。如果你有權指使聯合國,會怎樣挽救人類呢?」

我敬仰史密斯是衷心的。深知世事的大思想家極為罕有,史前輩是其中一個。當師友們說我純走史密斯的路,我感到高興,也感到驕傲。但敬仰是一回事,同意是另一回事了。當年寫博士論文,我不同意史前輩的分析,手起刀落,批評長達三頁之多(見《佃農理論》三十二至三十四頁)。後來寫《經濟解釋》,我指出史密斯的一個重要失誤:他高舉自私給社會帶來的貢獻,卻輕視了自私給社會帶來的禍害。後者是說,自私可以增加交易費用。從悲觀的角度看,這後者可以導致人類滅亡。

先說一下無形之手吧。我是為公司理論畫上句號的人,而所謂「公司」者,主要是增加了有形之手。一九八一年,對交易費用有了深入的理解,我指出如果沒有交易費用,世界上不會有市場。市場是一種組織,凡是組織,必有交易費用存在,而組織的選擇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後來高斯與阿羅都同意這個新觀點。今天,香港的中學生也略知大概了。

嚴格來說,無形之手是假設交易費用不存在,而史密斯把市場看為無形之手,有點互相矛盾。史前輩當年沒有想到交易費用那方面去。我們今天說無形之手,從新觀點看,是指除了政府監管權利界定,市場大可自由,雖然市場也用上非政府的有形之手。好些學者,像海耶克,不懂個中道理,反對政府干預於是成為一種宗教。這些人可以大名鼎鼎,但沒有解釋什麼。經濟宗教與經濟科學是兩回事。

史密斯主要是搞經濟科學的。從自私給社會帶來利益的角度出發,史前輩熟讀歷史,知道制度的安排在歷史上是有轉變的。他於是想出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哲理。這哲理深深地影響了後來的生物學天才達爾文。在達氏的多產論著中,我們往往見到economy of life這一詞。可想而知,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是為了economy,那麼膚淺地看,生存是好的,淘汰是壞的了。

問題是「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是套套邏輯,說了等於沒說——只是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角度看演變。人類滅絕,定義說是不適者,究竟是好還是壞呢?既然是不適者,滅絕,應該是好,但好在哪裡呢?這是價值觀的判斷,不是科學。達爾文當年是知道某些生物種類遭淘汰了,因為某方面有所「不適」。他當時的資料,可沒有告訴他某些繁盛之極的生物,可以一下子慘遭淘汰。是的,我說過,人類的自私可以淘汰人類,把人類滅絕,從達爾文的角度看,是不適者淘汰,遵守著economy of life的規律!

轉談全球暖化,冰山溶解,水淹地球,若干年後人類可能因而滅絕。我相信嗎?相信的科學家愈來愈多,今天近於一致認同,我沒有資格不相信。如果全球暖化真的可以毀滅人類,可以挽救嗎?原則上可以,但需要交易費用——包括訊息、洽商與監管費用——夠低。有商有量,不難找到大家同意的方案。問題是訊息費用是大麻煩,加上人類自私,各持己見,就是找到了同意的方案,要大家按章遵守難於登天。

地球水淹,足以毀滅人類的,恐怕是數百年之後的事了。朋友,如果沒有全球暖化這回事,你認為人類可以多活數百年嗎?說實話,我自己不樂觀。上蒼有知,多活一百年我也不敢擔保,幾百年看來有點苛求了!

想想吧,只不過是六十二年前,第一個核彈爆於日本。跟著核武競賽,只三十年後,所有報道都說人類有足夠的核武毀滅全人類好幾次,跟著近於核戰的傳言屢有所聞。今天,不能肯定有多少個國家擁有核武,而大家不難理解,有些國家顯然認為擁有核武會增加他們的安全感。這邊廂核武競賽死灰復燃,那邊廂不惜一死的恐怖活動天天有。朋友,如果核武落在不惜一死的人的手上,你認為他們會珍惜人類的存在嗎?

只六十二年就發生了那麼多的不幸的事,再加六十二年還不會有核戰嗎?三百年呢?或然率站在哪一邊不是專家也知道,思之能不愴然哉?

從悲觀的角度看,有時那些高呼地球要減溫的政客,給我有點偽君子的感受。滅絕人類的法門,核武之外還有生化、病毒等,可以隨時發生,怎還有閒情逸致去管什麼暖化的?輪到地球水浸,為時甚久,人類還存在是大幸了。我恐怕還沒有真的水浸,地球會因為人類不存在而冷卻下來,到處都是冰。

事生於世而備適於事。人類今天面對的首要任務,可不是約束全球暖化,而是要設法杜絕所有戰爭與恐怖活動。困難嗎?當然困難,近於不可能,而這也是因為人的自私,使交易費用過高,洽商與監管皆極難。連不互相殘殺那麼簡單的事也無從處理,人類怎還可以透過洽商來把地球降溫呢?那麼淺的問題也沒有人提出,蠢到死!

是宇宙的悲哀。所有科學證據,都說只有地球機緣巧合,有生物存在。當年教授說,就算有了地球的獨特天氣,生物出現的或然率,彷彿把無數磚塊拋到天上去,掉下來時剛好砌成一間房子。所有科學證據,都說在生物中,只有人類長出一個可以思想推理的腦子。是很大的諷刺。Richard Dawkins的名著說,所有動物皆自私。我今天說,人類的自私,有很大的機會會因為腦子了得而毀滅自己。可不是嗎?如果動物的發展止於猩猩,不會有核武,不會有恐怖,也不會有全球暖化這個現象了。這樣,從達爾文的角度看,腦子了得是不適者!

朋友,就讓我發點牢騷吧。讓我在這裡猜測一下,先把人類歷史寫出來。要不然,等到人類滅絕,有誰會動筆呢?

Thursday, February 15, 2007

戰爭的代價

可能因為美國最近要在伊拉克增兵二萬多,該戰的費用或成本如何吵得熱鬧了。讀到的數字五花八門,各各不同,顯然是因為戰爭的費用牽涉到多方面,不同「專家」或不同機構的算法有別也。怎樣算都是天文數字,而大家同意,以直接成本算,伊戰的總費用會於今年與三十多年前的越戰的總費用打平,是物價調整後的算法。伊戰還不到四年,今天算,時日遠比越戰為短;以同樣時日算,伊戰的成本比越戰的約高一倍。為什麼呢?

一個解釋是當年越戰用徵兵制,今天伊戰用傭兵制。這差別只可以解釋直接金錢成本伊戰較高的一部分。主要的解釋,可能還是恐怖活動的防衛及鎮壓成本奇高。所謂明槍易擋,暗箭難防,何況一些不惜一死的人──或教三歲小孩纏上炸彈的──防不勝防之外,使人聽來心酸。

最高的伊戰成本估計,直接加間接,高達二萬億美元。近於不可信,但估計的人是J. Stiglitz。我認識此君。五年前拿得諾獎還是次要,重要的是在克林頓時期,他曾經是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對有關的戰爭成本數字應該比外人清楚。想想吧,中國十三億人口,開放改革二十七年,勞苦大眾做生做死,為國家積蓄了值一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破了人類歷史紀錄。Stiglitz估計的伊戰美國總成本,竟然比這儲備高一倍!

當四年前美國要進軍伊拉克,我持反對意見。對軍事一無所知,這反對源於一九九一的波斯灣之戰,也是打伊拉克。當時美國理直氣壯,有多國支持分擔費用,展出星球大戰的武器,精彩絕倫,把蘇聯嚇得瓦解。然而,全面勝出之際,美國卻突然鳴金收兵。十二年後再進軍伊拉克,昔日波斯灣的天時地利人和都見不到,不智也。

到今天我還不明白,為什麼一九九一美國會突然鳴金收兵。兩位美國朋友認為做得對,做得妙,說來說去我也有問號。後來問佛利民,他說蠢、蠢、蠢!我不懂,但石油多過淡水(一笑)的中東,局勢歷來不穩定,遇上伊拉克進攻科威特那一著劣棋,美國替天行道,怎可以捉到鹿而不懂得脫角的?當然,我同意,強行取代一個存在的政權,可以不做千萬不要做。

三年多前美國進軍伊拉克,說進就進,我立刻對一位朋友說,看來佛利民主張而又被接納的傭兵制是錯了。昔日越戰行徵兵制,被征的學子反對激烈,尼克遜慘淡收場,使我意識到在徵兵制下,年輕人不被搞得熱血沸騰,出兵不容易,但傭兵制是另一回事了。日本仔當年炸珍珠港,蠢、蠢、蠢,觸怒了美國的青年,自取其咎也。

幾天前侯夫子傳來一篇英語長文,作者有來頭,對政治與戰爭的所知可教。該作者高舉佛利民的天才與成就,但直指佛老主張的傭兵制是大錯。該文指出,雖然美國實行傭兵制後有成功的例子,但這次伊戰的經驗,是傭兵製出兵太容易了。這與我之見相同。但該文更指出,在傭兵制下,搶救被擄的士兵不夠落力,而傭兵不一定可以聘請得足夠的兵。雖然在美國的傭兵制下,說明有必要時徵兵制可以立刻回頭,但今天的伊拉克之戰,回頭徵兵是不會有民眾的支持的。

這使我想到如下的軍事定律:防守可用傭兵(即僱用警衛),但進軍則以徵兵為上也。說到底,行軍打仗,沒有熱血支持,靠金錢購買,除非速戰速決,代價是太大了。這「定律」有一個不容易接受的含意:要進軍打仗,最好讓對方先打一棍,把自己的民眾打出熱血來。這也是說,要到忍無可忍才出兵。小不忍則亂大謀,但如果大家都懂得這個「張子兵法」,忍、忍、忍,天下太平可以斷言。

回頭說Stiglitz估計的伊戰總成本美元二萬億,是包括著間接的社會及宏觀成本,也算進武器需要提前更新等費用。但報道可沒有提及他假設伊戰何時結束。以三十多年前的越戰經驗衡量,戰爭的社會成本高得離奇。當時我在美國,親歷其境,不容易相信那極其無聊的越戰給美國帶來的禍害。

想想吧。五六十年代的美國,大學的學術氣氛濃厚,追求知識的熱情是我平生僅見。我自己的學問是在這氣氛中培養出來的。越戰把這一切都改變了。學生變得反動,好些像今天中國的憤青那樣,不懂得尊師重道。效果是越戰之後與之前相比,學生的平均成績上升了一個整點(四點最高),也即是上升了四分之一。不是求學有了長進,而是老師怕了學生。

想當年,作學術研究是追求新意的啟發性,沒有誰管文章數量多少。當時沒有誰不同意,一篇思想有斤兩的短文,不管在哪裡發表,抵得上百篇在名學報發表的平庸之作。六九年我到了西雅圖華大,只三個月,那裡的元老教授投票,一致通過升我為正教授。我可沒有這樣要求,而元老們沒有一個讀過我的文章──他們只是在言談中認為我想的是在另一個層面。

越戰帶來的「學術」效果,是助理教授對上頭的正教授不服氣,逼使後來一般的大學要數文章,論學報,內容如何沒有誰管得著。好學唔學,今天的香港是這樣,國內也是這樣,拜美國為師,可惜沒有誰知道,或記得,這種衡量準則是越戰促成的。其他學術我不是專家,但就經濟學而言,重要的文章在越戰後少見了。我的一位研究生物的外甥,也指出那門學問的重量級文章,越戰後不久大幅下降了。學報多了不少,文章增加無數,廢物比比皆是。

越戰結束後,美國的債券開始暴跌,以致三十年的孳息年率,七十年代後期高達十八厘以上,經濟不景要到列根總統上任後三年才翻身。衷心希望這次伊戰不會導致同樣的債券命運,雖然經濟邏輯是不支持這希望的。

我也希望布殊總統能審時度勢,知道國際的形勢今非昔比。十多年前的波斯灣之戰,炮聲一響美元立刻上升。三年多前伊戰炮聲再起,美元應聲下跌。最近說要增兵,美元跌勢加劇。不知Stiglitz有沒有把這項重要成本算進去。

Friday, February 9, 2007

《南方都市報》採訪張五常原文:改革存在問題,但可打100分

1、兩百年思路最清晰的領導人

記者:鄧小平逝世十週年,中國的改革開放也已三十週年,似乎可以做一個初步的總結了。對鄧小平主導的中國經濟改革,如果讓你做評判,你能打多少分?

張五常:(略為思考,笑)一百分。滿分。還沒有改革好……還是一百分。我在1997年的文章中說得很清楚,他75歲開始改革,做了十多年,還沒有做完就退休了嘛。雖然他的工作還沒有做完,但是也可以給他個A+了。

記者:他的工作還沒有做完,具體指什麼?

張五常:中國的制度還沒有形成,這些制度包括地區性的競爭制度、銀行貨幣制度,還沒有搞好。後來是朱鎔基搞好的。當然存在貪污等種種不對的事情,但是以縣來作為地區性經濟制度的核心,讓縣與縣之間彼此競爭得這麼厲害,是人類歷史上沒有見過的。經濟制度在中國從來沒有這麼好過。

記者:在中國的改革中,領導人的意志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不是?

張五常:這不是個意志的問題,鄧小平能做到的,是其他人做不到的。因為鄧小平這個人思想清晰。中國兩百多年來,沒有出現過思想這麼清晰的一個領導人,他說話不多,但是思想很清晰。其次是,他瞭解中國的政治制度,因為他18歲就是黨員了,三下三上,他的判斷是很準確的,而且很明顯他是沒有私心的,是為了國家好。但是即使為國家好,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像他那樣做的。這是中國的福氣,有誰能夠做到?一般人到了七十多歲就已經糊塗了,但他七十多歲頭腦還那麼清晰。

記者:你說鄧小平改革的思路非常清晰。但似乎他對現代的市場經濟理論並沒有很深的研究,他提出「摸著石頭過河」,也表明他對改革的方向不是很明確。

張五常:他比一般教授精通很多倍了,好些大名家跟鄧小平是沒得比的。斯密當年也沒有讀過經濟啊。鄧小平的主要概念是,你想要社會有進步,一定要鼓勵每個人發揮個人所長。這個是他的主要觀點!這些話是中國的老子說的,後來斯密也這麼說,弗裡德曼也是這麼說的,這也是張五常講的。但是我們只是會說而已,鄧小平卻能做得到。這個是普通常識,有多少人能夠真正相信這一點呢?沒有多少人能夠相信的,北京有很多智囊,他們也不相信,要搞什麼福利制度,搞三搞四,又搞什麼最低工資,還有什麼反壟斷法。這就是他們不懂得這一點。他們聽過,但是不相信。可是鄧小平相信。

他說了很多次:你要社會有進步,社會是由人組成的,你要鼓勵每一個人,發揮他們的潛能。這是鄧小平的信念。他相信、他明白,這一點是不容易的。



2、中國的改革是激進的

記者:中國的改革成就,除了領導人的決策之外,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原因?比如和蘇聯比起來,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改革之初人均GDP很低,比較容易實現收入和經濟的增長?

張五常:這不是主要原因。我們的人均還不如印度來得低,農民的收入還不及越南的低,但是他們都搞不起來。你說印度搞起來了?也算是搞起來了一點,但是跟中國還差很遠。所以這個不是理由。

記者:最開始,大家願意把中國的漸進改革和蘇聯的休克療法做比較。一般認為中國的改革比蘇聯成功,你覺得這中間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是漸進改革本身比休克療法優越麼?

張五常:中國的改革是共產黨領導改的,這是成功的主要原因。而蘇聯的改革呢,因為共產黨已經沒有了,沒有黨的領導。中國的改革是共產黨領導的一個由上而下的改革,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有組織性的改。科斯和我都這樣想。

記者:你的意思是,漸進與否不是中國改革成敗的主要原因?

張五常:中國的改革是激進的而不是漸進的,絕對不是。

記者:和蘇聯比起來,中國的改革還能算是激進的麼?

張五常:蘇聯有石油,油價上漲,現在有很多錢。他們只要沒有石油就頭痛了。蘇聯的礦產很豐富的,有石油、有金子、有鑽石,中國有什麼?

蘇聯的的礦產很豐富但是他也沒弄出什麼成就出來。而我們中國什麼資源都沒有,卻能夠有這樣的改進。要是我的話,我也做不到。你把所有的權力都給我,我也做不到他們今天做的這麼好。



3、不存在經濟泡沫

記者:你的意思是說,中國連續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奇跡,主要是因為在強有力的領導之下,沿著一個正確的決策方向所導致的?

張五常:但是有的時候不是那麼正確。所以我現在比較擔心。我現在看不清楚北京的方向。鄧小平的時候我看得清楚,朱鎔基在的時候我看得也清楚,就算是李鵬在的時候我也看得清楚。可是現在我覺得比較模糊一點。

你現在看看銀行的制度吧,亂七八糟。取美金出來又有限制,拿港幣出來也有限制。一天到晚的改政策,不知道到底要做什麼?壓抑樓市,建築商不可以建超過多少平米的的房子。要加這個稅,抽那個稅。天天都不一樣。那就是有問題了。

記者:像壓抑樓價,大概是決策者覺得有經濟過熱的成分在裡面。

張五常:完全不是。你看看現在人民幣的匯率一下子又說要升,一下子又說不升。不准人家買人民幣。現在的宏觀調控,一方面又不想樓價升值,一方面又約束土地的供應,到底想怎麼辦呢?我看不出來,朱鎔基的時候沒有這個問題,鄧小平的時候也沒有這個問題。

記者:朱鎔基的時候也有宏觀調控啊,是調控得不如現在這麼嚴重?

張五常:不是嚴重的問題,那個時候的宏觀調控主要是要壓制特權分子的借貸問題。這一點是應該做的。現在沒有這種問題。朱鎔基時代,隨便哪個高干子弟打個電話就隨便可以借幾千萬,他是要杜絕那一方面的問題。他那種調控是應該的。要不然的話,是沒辦法控制貨幣量的。

朱鎔基把央行改成是不能夠做生意的,那是1995年的事情,他那時候的調控,和現在不一樣。現在的人說過熱過熱,那是完全不同性質的。朱鎔基時代,通漲達到百分之二十幾,現在我們通漲只有百分之三左右,我們還需要做什麼宏觀調控呢?

記者:在很多年以前,就一直有經濟學家把中國和日本作比較,認為現在的中國和1970年代經濟高速發展的經歷很相似,可能重蹈日本經濟泡沫的覆轍。

張五常:胡說八道。完全沒有這個問題。日本的問題,第一,是日本控制農產品的進口,比如說,一個西紅柿,七十年代,在日本零售要達到五美元;一粒葡萄,賣一美金。這種情況之下,土地就很貴。房屋的價格高,他們住的不是上下舖的那種床,而是像堆積的信封一樣,一層又一層的。這是他們第一個錯處。

第二個就是受到美國的壓力,日幣升值。我是第一個說日本沒有希望的。那是一九八六年的時候,現在算起來是二十多年前。中國沒有這個問題。但是現在美國在逼著讓人民幣升值。因為他當年就是逼日幣升值的,那我們為什麼還要受逼於美國呢?央行有些人是哈佛大學回來的,為什麼對歷史的教訓就記不清楚呢?為什麼美國說要我們怎麼做我們就怎麼做呢?當年美國就是逼日元升值,逼到日本垮臺為止,日本經濟不景已經二十多年了。



4、中國沒有拉美化

記者:中國的貧富差距過大問題,兩極分化,也是海內外經濟學家關注的熱點話題,有人認為有拉美化的傾向。

張五常:這也是胡說八道。這是世銀作出來的。很多好事之徒給作出來的。中國農民在近幾年改進了很多很多,差距已經是越拉越近了。這是很明顯的事,不曉得他們說兩極分化根據的是什麼資料。大概是2001年開始,農村進步得非常快,這是無可否認的,無可置疑的。

《中國農民調查》那本書,是不對的,可能在個別的地方是有這種情況,你把最壞的地方拿出來寫,整個中國不是這個樣子。我不是只是說沿海一帶,很多窮鄉僻壤,西紅柿沒人摘,荷蘭豆也沒人摘,農地都沒有人耕種,因為他們出去打工去了。你告訴我中國現在有多少是全職農民?大多都是出去打工去了。出去學兩個月,拿了個車駕照,出去可以找到一千多塊錢一個月的工資。這是絕對不困難的。

農民的生活實際上改進得很快。我去農村調查了很多次,看見他們的生活改進的,年年都不一樣。當然還是不如城市,當然還是清苦,我們當然還要把他們的生活改進得更好。這是一件大事情。這是一個大前提。但是你如果說中國是兩極分化,那是胡說八道!那個是什麼數據來的?這個數據是怎麼算出來的?

記者:有國際通用的基尼係數啊。中國的基尼係數顯示貧富差距已經很大了。

張五常:這個是怎麼算出來的?誰算出來的?這些人念過書沒有,他們做我的學生都沒有資格。

記者:你是說,他們的計算方法是錯誤的?

張五常:很多農民(外出打工)賺了錢是不報稅的。你無從統計。你要去問他,他當然說自己窮啦!難道他會說自己賺很多錢麼?但是你是可以看得到的,看他們家吃什麼飯菜,你就能看得到。看他們家有沒有電視就知道了。現在有多少農民家是沒有電視的,有電冰箱的你也可以看得到了。

記者:中國的失業問題,你不覺得是一個很嚴重的威脅嗎?

張五常:一點問題都沒有。因為下崗,很多他不是被老闆辭工、炒魷魚,而是他自己炒老闆魷魚。很多人下崗,人口的流動,轉工,一家公司每年有百分之二十工人流失就是很好的了。我的一個朋友在東莞做廠,軟件企業,一年會有百分之五十的工人流失。沒有辦法。是他們工人自己要轉來轉去的,不是老闆要炒他們的魷魚。是這樣子的,工人隨時都可以走,轉工轉得很快。你不能把他們稱為失業。

記者:可是按官方的數據,失業的比例還是很大的。很多大學畢業生都找不到工作。

張五常:這些數字要看你是怎麼算的,假如一個人真的想要找工作的話,你找到一個月六百塊錢的一份工是沒有問題的。你要多少份這樣的工作都有。你去東莞找,馬上就有。你六百塊錢的不做,要做八百的,那你就要花兩三天的功夫去找。那麼要找一千五百塊的呢?那就難找一點了。



5、印度模式不一定比中國差

記者:你剛才提到印度的腐敗比中國嚴重。中印比較這兩年比較熱門。黃亞生和卡納2004年寫了一篇文章叫《印度能否趕超中國》,他們說中國是由上而下的改革,印度是由下而上的改革,現在中國比印度強,但印度在一些關鍵領域比中國強,將來誰比誰強還很難說。你覺得呢?

張五常:印度有軟件方面的優勢,但只佔很少部分的人。印度是有很大的進步的,但是現在看起來,要追上中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中國在政策上有嚴重的錯誤,要不然要追上中國不容易。表面上印度好像有很多很好的地方。比如軟件。但是印度本身有很大的問題:髒!衛生條件很差,環保比中國還要差,很多乞丐,人人去了印度都很失望。它也跟中國一樣沒有什麼天然資源。這也是很不公平的。在澳州,跟本就不需要做什麼事情,你看看加拿大,根本就不需要做什麼事情。

印度很大部分的困難是他們的語言太多、宗教太多、印度缺少電力,工會又開始非常的厲害。

記者:你覺得印度的民主對它解決污染和腐敗都沒有什麼作用?

張五常:印度現在很大的問題,就是民主的問題。印度那些領導人,是難得的好的領導人,經濟師也都是一流的。但是就是有民主的問題,約束了他們做不出什麼東西出來。像他們工會的勢力又那麼大,導致很多工廠都做不了。我們的人工是不如他們便宜。但是他們有工會的管制。這些印度的上層是知道的,但是也沒有辦法。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記者:工會的存在或許會對資方構成限制,但可以提升工人的福利啊,他們可以和資方談判、抗爭。

張五常:這也是胡說八道的。美國的經驗,工會中得意的永遠都是工會的上層階級,他們才是受益者。工會的頭頭被謀殺,為了搶奪那個位子。那個位子是肥缺。

他們跟資方談判,會導致很多人被資方開除。留下來的工人工資就比較高,底層的都被辭掉了。

記者:有學者認為,經濟的增長速度最終取決於技術的進步。中國在追趕階段可以利用先進國家的技術,獲得更快發展,但20年後技術上的後發優勢沒有了之後,經濟增幅肯定要降下來。而印度的科技比中國發達,所以他們更有潛力。

張五常:說印度的科技比中國的科技發達是不對的。印度的軟件是比中國的多,但軟件並不代表科技。中國的科技現在發展得很快。中國在研發方面的投資全世界上升得最快。

記者:中國企業的自主研發能力是很差的。

張五常:原則上也不需要擔心。因為剛剛才起步了兩三年,這幾年很快。

中國現在有很多工程師。中國學生的數學都很好,所以現在很多中國學生去外國唸經濟,他不懂經濟但是他的成績非常的好,因為他們的數學都很好。在中國這方面,搞科技人才是很多的。

記者:中國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靠外資的投入帶動的,而本土的私有經濟一度受到很大排擠。但在印度是積極支持本國私有企業發展的。

張五常:外資越多越好,全部都是外資的更好。我開玩笑說,如果美國總統要搬來中國,我們在中南海劃個地方給他。越多人來中國,中國也就越安全。世界的形勢不是那麼好,這邊要打仗,那邊要打仗,越多外資進來越好,越安全。這有什麼關係呢?資金是他們的,知識也是他們帶進來的,那給中國人學習有什麼問題呢?

現在港商在廣東投資,台商在昆山投資,西方企業在蘇州工業園、在浦東投資。中國本土的資本家,不少在杭州一帶。如果你問我,美國、歐洲、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和香港的企業家,大家一起開始比賽,二三十年後誰會勝出來呢?我會把賭注放在中國人身上。更長的時間段,也還是中國人勝。我賭杭州。我賭中國本土的企業家,他們會贏。

記者:理由是什麼?

張五常:他們懂中文,對中國的文化有瞭解。而且他們拚命努力。他們知識也很高。他們能力都很強。他們是很特別的一批人,為什麼多在杭州我不太知道。上海也有很多,北京也有很多。外國人到中國來跟中國人競爭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因為有文化的問題。中國的文化是很有厚度和深度的。你可以學會中文,但是要學會像我張五常的中文程度,不是那麼容易的,

記者:印度現在發展不如中國,但這未必是他們發展模式的問題。如果沒有宗教、種族、語言、邊界衝突這些問題,按照他們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也是不如中國的麼?

張五常:這個問題比較麻煩一點。也不一定。因為印度人很聰明的,不比中國人蠢,也有它的文化傳統,印度人的英語水平比中國好。



6、腐敗不可避免,但需要改進

記者:去年有一次關於改革的大爭論,包括郎鹹平質疑國企改革在內,整個知識界開始了對中國改革公正性的探討。

張五常:我曾經批評過郎鹹平。他說中國五千年來最差是今天。這一句話我不能原諒。大家做了那麼多功夫,郎鹹平怎麼能說是五千年來最差的?不罵他不行。我就罵了他這一句。看小了中國的文化,侮辱了中國人的尊嚴,這個是不可以原諒的。

記者:可是國企改革中不是存在著嚴重的「掌勺者私分大鍋飯」這些問題麼?

張五常:你現在要講國企私營化。搞私企的時候,有的人是賺得到錢的,有的人是輸錢的。這個國企我把它買過來,我拿過來的手段未必很正確,但是我把輸錢的國企變成賺錢的國企,這對中國的經濟整體來說不是一件壞事。

在某種程度上,你可以批評他拿過來的手段不正當。但是郎鹹平說國企比私企好,這樣就是根本沒有念過經濟學,因為他不是唸經濟學的。

記者:中國改革過程中,一直存在著這樣一種狀況,改革的結果是,當權者從中撈取了很多不應得的好處,從最初的價格雙軌制,到國企改制……

張五常:我知道,我知道。可是這些事情,我們怎麼能夠避免得了呢?據我所理解,中國的那些貪污,那些所謂「好處」,比起印尼、比起泰國、比起印度,相對來說不嚴重。

不可能完全沒有這種事情的,可是總是要慢慢改良的。你想把那麼多人全部殺掉,你殺不了那麼多人的。改革過程中,有些事情是無可避免的,是需要改進,但你不要因為有這種事情說這個國家不行。怎麼可以避免呢?

我並不是贊成這些事情,我是覺得這種事情是無可避免的,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定會發生的。中國已經改進了很多,跟九十代的初期比較起來,改進了很多。既然是改進了很多,而且你也知道北京是知道這些事情的。你也知道北京是有決心要改,那我們也就不要再批評了。假如北京不知道的話,我們可以提醒他們。或者他們知道但是不做,我們要提醒他做。但他們是知道的,是要做的。

很多先進國家都有這種事情。中國有的事做得不夠,但是在一個國家還在改革的時候,你說沒有這種事情發生?這是不可能的。中國在貪污方面的改進,就目前來說我是滿意的。當然也還有很多的腐敗。

記者:沒錯,在一定程度上,轉型過程中尤其不可避免腐敗。但我們現在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來看,中國的改革能不能比現在做得更好些,腐敗再少些?讓經濟增長和公正較好地兼顧?

張五常:可以說可以做得更好,但以我張五常的本領,我做不到像今天這麼好。

記者:所以雖然存在很多問題,你仍然給中國改革打了100分。

張五常:目前我是給不到一百分了,最近是比較差的。目前我覺得是有不少的問題,只能打80分。鄧小平的時候是一百分,朱鎔基是一百分。

記者:現在中國崩潰論的信眾現在越來越少了,有了「北京共識」的說法。中國改革了三十年,你對中國改革的形勢一直都是非常樂觀的麼?中間有沒有變化?

張五常:沒有什麼變化,我比較擔心的時候還是現在,也不是悲觀。1989年之後,我悲觀了6個月左右,就開始再看好了。



《南方都市報》記者 韓福東

Thursday, February 8, 2007

大演奏家

不久前在《還斂集》發表《Virtuosity》,說這個字很難譯,有理說不清。通常指一位音樂演奏者有予取予攜之能,稱virtuoso,虛無飄渺,出神入化,使外人看來有易過借火之感。字典譯作「名家」、「巨匠」等,不合我意。強而試譯,「大演奏家」比較恰當。

該文指出,今天老外用virtuosity這個字,不限於形容音樂演奏或藝術創作,任何玩意或學問也有類似的現象。稀有,但的確有這種莫名其妙之能。我指出在經濟思想史上,稱得上是virtuoso的只有三位:李嘉圖、馬歇爾、費沙。一位同學問:為什麼史密斯不在其內呢?說實話,作為大思想家,史密斯比李嘉圖等人都優勝,勝出幾個馬位,但史前輩花了十二年寫他的《國富論》,驚天地,泣鬼神,只是看不到該巨著是予取予攜的。翻閱《國富論》,我的感受是頁頁血汗。

有些人天才絕頂,思維之高遠超世俗,不可思議,也沒有給我們那「大演奏家」的感受。牛頓的三大定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例子。高不可攀,令人見而生畏,但予取予攜卻談不上。自然科學中,以我之見,達爾文是大演奏家無疑問。此公論著甚多,橫看直看也是多產,但盡皆精彩,彷彿信手拈來,不食人間煙火似的。經濟學中費沙是這樣的一個人,可能因為我懂經濟,不懂生物,相比之下,我認為達爾文的大演奏功能高於費沙。不要誤解我的意思。多產的君子甚眾,一般是廢物多於可取的,所以產量多少不是衡量大演奏家的準則。

以中國歷代詩人品評,稱得上是大演奏家的只有兩個。一個是李白,一個是蘇東坡。後者入選,因為此公樣樣皆能:詩、詞、文、賦、書、畫等無一不精──最近到惠州的蘇東坡紀念館一遊,終於見到一幅他畫竹的複印,甚佳。以蘇子為例,大演奏家是不限於一門玩意了。記載說,蘇學士寫《赤壁賦》修改了多次,不是一揮而就的那種天才,但藝術上樣樣皆精,瀟灑利落,中國推蘇子為首。徐渭也是多項能手,但不穩定,且遠不及蘇子的大氣。西方的多項藝術大師,首選可能是米開蘭基羅。此公的繪畫、雕刻與建築皆名垂千古,而他寫的詩我讀過,了不起。米開蘭基羅本來可算是大演奏家,然而,他創作之苦,屢見經傳,予取予攜談不上。

以自己的經驗說說吧。想當年,不少同學寫博士論文,怎樣也寫不出來。我是寫得出來的:建議幾個題目教授們都說好。但自己不稱意,換來換去,掙扎了三年。最後選《佃農理論》動筆,只用了八個月,艾智仁說是近於奇跡。該論文通過後我跑去見赫舒拉發,對他說:「如果我每年能寫一本像《佃農理論》的論著,在行內可以立足吧。」赫師望著我,似笑非笑,說:「你是在說笑嗎?這樣的論著五年一本也近於不可能!」可能高估了自己,當時我真的認為一年一本有同樣水平的論著不困難。後來沒有嘗試,不是因為赫師嚇了我一下,而是寫《佃農理論》那八個月食不知味,苦不堪言。有時我想:任何學子可以像我那樣吃得苦,都有機會寫得出水平相若的。我又想:史密斯寫《國富論》,不斷地吃苦十二年,竟然死不掉,算是奇跡。也難怪《國富論》之後,史前輩再不著書立說了。

於今回顧,我還是認為在經濟研究上我是走錯了路向:我不應該發表學報文章,而是要重複《佃農理論》那個層面的論著,一年一本不成,兩年一本很不錯,再不成五年一本今天也有九本了!那不是大演奏家是什麼?一念之差,恨不得可以返老還童,從頭再來一次。

創作這回事,有苦自知,不說出來是秘密,外人只見作品,以為你予取予攜,信手拈來的,多麼瀟灑,多麼過癮。困難是學術上的創作實在苦,偶爾命中,禁不住仰天大笑,叫出聲來!此叫也,大演奏家的形象全都廢了。

經濟學成不了大演奏家,中語散文又如何?應該接近一點吧。散文這回事,熟能生巧,只要能放鬆放鬆,絕不磨斧,寫得夠多可以練得擲葉飛花,使沒有嘗試過的人以為你真的是「天才」了。好比最近停筆的《還斂集》,四年多來寫了約四百篇,五十萬字。與其他中語文章加起來,逾千篇,二百萬字。那是很多的文章,很多的字數。以自己習慣了的學術文章處理(當然沒有那樣苛求,沒有那樣嚴謹),每篇都先有一個構思,每次動筆文字上都希望改進一下。這樣一分一寸地捱上去,捱了二十多年,古今中外的學問,可用的都放進去,寫不出可讀之作是大傻瓜。

熟能生巧,寫中語散文,久不久我有大演奏家的感受。主要的證據,是有時時間所逼,要趕稿,寫出來的沒有人說是馬虎之作。試過多次,早上一定要交出去打字,凌晨才動筆,打好修改後葉海旋審校,沒有一次他看得出是趕工之作。這是有點大演奏家的味道了。

上述可見,在某玩意或學問上搞出看頭,外人以為是大演奏家,其實作者苦不堪言,外人只見其易而不知其苦也。是不容易解釋的選擇。自己拚搏,有苦自知,但奇怪地希望外人以為你創來容易。四十年前艾智仁就曾經這樣說。恨不得外人對我有如下的評價:「張五常嗎?哈!他想也不用想就把佃農理論寫了出來,推翻了所有前人之見。」多麼瀟灑——這才是真的高評價。困難是我辦不到,痛苦之情禁不住,為了掩飾把自己的本領誇誇其談。如果是個啞巴,半句話也不說,甚至躲起來,以匿名發表所有經濟論著,我受到的評價會遠高於今天。

更奇怪的是,在一項玩意上真的達到大演奏家之境,精品信手拈來,易過借火,我卻喜歡誇張其難度,或老是說什麼機緣巧合,時來運到,為恐外人知道原來是那麼容易,不多看一眼。這後者玩意是我的攝影藝術了。

真的,如果在攝影藝術上我的本領不是大演奏家,天下間不會有大演奏家這種人。衷心直說,昔日李白寫詩寫得怎樣快,怎樣容易,今天搞攝影我也一樣。四個小時的操作出版《寂寞開無主》,三天多拍攝九寨、黃龍,出版《光的藝術》,厚厚的。你認為過於容易就不是好作品嗎?不知天高地厚,我賭你拍不出來,賭你面對景物也看不到。李白寫詩可以怎樣,我攝影也可以怎樣。搞通了技術,明白了光法,想出了自己的一套,而更重要的是可以在任何景物中看到一首詩,小心對焦,把快門按下去就是了。

Thursday, February 1, 2007

林清卿的薄意藝術

一位做珠寶玉石生意的朋友,姓郭,我戲稱「珠寶郭」,謙謙君子,言無不實,鋼筆字寫得瀟灑好看,友儕間提到他總要開心一番。最近遇上,他說這些日子,行家把產於緬甸的翡翠玉石原件拿到上海去加工,雕成擺件,精美前所未見,因為雕刻的師傅是從福州請來的。我叫絕,問:「是用先進的電動工具協助嗎?」他答:「那當然。」一時間二十多年的玩石往事,注到心頭,這裡說說吧。

福州的壽山盛產極宜下刀雕刻的蠟石,品種繁多,色彩繽紛,寫過幾次,但關於壽山石雕藝術只幾句帶過。是石章用的石,其中篆刻是另一種藝術,博大湛深,我不懂,雖然健在的篆刻大師如吳子健、韓天衡、茅大容等人我都認識。我對印章石的興趣主要是在石質那方面,少管刻工,而從壽山到青田到昌化到後來的巴林,皆有些收藏,有點研究。「輕視」刻工,因為我認為石質頂級的,清除了礙眼的雜質或瑕疵,雕掉太多很可惜。

這不等於我對刻工漠不關心,或不知道眾多石刻大師的存在,或不認為壽山的石雕,擇其佳者,是上乘的藝術。壽山的石雕了不起。不是巨石雕塑——後者,盛產大理石的意大利,文藝復興後期跑出一個米開蘭基羅,跟著歐洲高人無數。壽山石雕是小品,其中佳作精彩絕倫,用想像力放而大之,其藝術水平不會低於歐洲的大理石作。我曾經說中國的雕刻藝術比不上歐洲,只因為中國的動不動要用放大鏡才看得清楚!

青田的石雕有自己的一套。主要用封門青,色彩變化不大,刻的多是葡萄山之類,工藝可以,但有點老土,刻不出大氣來。昌化的雞血石,劣品粗而硬,下刀甚難,精品則重於顯示血色,談不上雕刻藝術。巴林石面世時我可能是第一組問津者,雖然看得準,但見價格那麼相宜,以為供應無數,中了計——想不到今天價格上升了不止百倍。當時知道,巴林石刻多由福州師傅操刀,壽山傳統也。這次聽到翡翠也用上福州師傅,玉石下刀不易,有電動工具則如虎添翼,玉雕藝術前途無限矣。

讓我介紹一下壽山的石雕吧。印章用壽山石起於南宋(或更早),明代開始盛行,從清至今極盛。下刀理想,壽山石雕的第一個大師是楊玉璇,生卒年日沒有記載,其他事跡留存下來的也絕無僅有。楊氏的全盛期是康熙。應該生於明--——一件他的小品刻上「康熙元年」。精於人物、鈕與荷。第二位大師是周尚均,也是記載難尋,有說他是康熙年間人,但全盛期肯定乾隆。這兩位大師之後,壽山石雕出現了兩個派別:東門與西門。風格上這兩派沒有明顯的分別,只是東門好刻圓雕,西門好刻薄意。後來二者互相倣傚,門別憑師承劃分,題材與風格只能從作者個別看。

有趣的是,東門人多勢眾,西門人材凋零:前者的師級人物大約是後者的六倍。然而,清末民初期間,西門出了一個林清卿,別號「西門清」,只此一子就把整個東門派比下去了!大家都是師級人馬,都了不起,但從技術與藝術兩方面衡量,西門清拋離所有對手,達到了不容易想像的境界。是中國文化的悲哀:有那樣重要的一個雕刻藝術家,絕對可與西方所有大師一較高下而不會敗下陣來的,那個西門清,怎可以被中國的藝術歷史完全忽略了?

先說一下壽山的石雕藝術。可分三類。其一是「鈕」。這是在印章上頭刻著的「怪物」,一般出自文化傳統的典故。被約束在石章上頭的小位置,變化不多,精彩的藝術大師跑不出來。其二是圓雕。這是把整塊石件雕成一物,等於西方的大理石雕刻作品縮小了不知多少倍。石的形狀是主要的約束,作者要鑒形思題,擺佈色彩,其他皆自由。可惜圓雕耗石多,我見到以精品佳石作圓雕感到心痛。

林清卿從來不作「鈕」,也不作圓雕。他專攻壽山石雕藝術的第三類:薄意。薄意其實有薄、厚之分。薄的是很薄的浮雕,耗石甚少。切好的方章,薄薄的刻上些花草魚鳥,或山水人物,或明月蒼松,皆以詩意為之。提升一個層面,是用整塊獨石(稱「掘性」,從土地掘出,非洞礦開採)。獨石有皮,有石紋,或有石格,作者利用石皮的色澤不同,紋或格的天然走勢,想出一幅國畫,按著石形與紋理擺佈。約束較大,但利用得宜則化瑕疵為神奇,巧奪天工,細看是了不起的藝術表達。再提升一個層面,是用較大的有皮有格的獨石,把薄意刻得深,稱高浮雕,又稱深雕,增加了山水人物的立體感。

近於深雕的薄意作品,起自楊玉璇,好,但不絕妙。到了周尚均,深雕有大進,令人愛不釋手。林清卿的參與,是一方面把他的國畫根底帶進石雕,一方面推出很薄的刻法,而最重要的是把高浮雕或深雕刻得出神入化,妙絕天下。一般評論高舉清卿的薄意薄雕——這類較小的作品比較常見。但我認為西門清的功力所在,還是那些獨石較大的高浮雕。有機會見過幾件,鬼斧神工,石皮與格紋利用得天衣無縫,思維清晰,有深度,構圖盡皆畫意,詩句信手拈來。是的,清卿的高浮雕「大」作,絕對是頂級的雕刻藝術。這種藝術把天然的石形與本來是瑕疵的「皮」與「格」利用到盡,刀法驚人,看得出作者的感情表達,應該是人類的雕刻藝術的表表者了。可能因為所需的較大獨石難求,而大石深雕需要的工作時間甚久,這類作品清卿遺留下來的不多見。

回頭說圓雕——那把整件石材刻為一件「物體」的作品——清卿似乎沒有染指。楊玉璇與周尚均刻過不少,都了不起。其後名家輩出。近十年壽山大師的刻工價值急升,一件七八吋高的圓雕精品動不動數十萬,市場有價,後起之秀不斷地跑出來了。我本來想舉出一些名字,一些例子,但恐怕厚此薄彼,開罪了某些天才。這裡只能說,今天看,壽山石雕是重要藝術無疑問,前途無限,懂得取捨與議價,應該是好投資。

我還是認為林清卿的獨石深雕舊作不容易超越。此公生於一八七六,卒於一九四八,是福州西郊外人。有什麼辦法我們可以把他的作品集中起來,送到博物館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