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島湖與統計局

（編者按：一九九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乘坐遊覽船海瑞號遊覽浙江省千島湖的二十四名台灣旅客，與八名船員及導遊在船艙內被燒死。中國當局最初向外公佈這是「意外事故」，後於四月十七日宣佈破案，並逮捕三名當日搶劫後縱火殺人的疑犯。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於同年六月審結此案，三名被告被判處死刑。）

千島湖這個名字，事發前我聽過很多次了。友好簡慶福，曾數次與朋友到那裡及鄰近的麗水拍攝風景，偶得佳作，談得眉飛色舞，多次建議要帶我去，讓我「表演」一下攝技給他看。他見我的風景作品甚少，就要拿什麼黃山、千島湖的名勝來「考」一下我的本領。

想不到，我尚未出師，千島湖就被污染了。看來這點「污染」將留「跡」於史冊——江山如此多嬌，豈不痛哉！

週末很不好過。星期六（四月十六日）早上，我決定抽起已排了版的《我看席揚事件》，使《壹週刊》那方面怪責。他們說這樣臨時抽稿，我的專欄要「開天窗」。我的回應是：那沒有問題，但「天窗」既然為我而開，他們要照常付稿費。

我之所以臨時抽稿，是因為北京突出奇招，以閃電方式重審席揚，使我覺得北京可能還有其它的數據公佈，我應該多等幾天看看。週末就這樣悶悶不樂地過了。

今早（星期一，十八日）醒來，打開《明報》一看，見到「論壇」的標題是《千島湖的事件揭示了什麼問題？》。作者是兩大高手：金堯如與江素惠——算是多年老友了。他們二文各附玉照：金老雄姿英發，江女貌美如花。問題是，金前輩之大作附於江玉照之旁，而江美人的大名卻放在金玉照的頭上。本來，這樣的小糊塗在香港的刊物上是司空慣見的，沒有什麼大不了。但在千島夕陽的今天，每天的大事新聞都使人覺得糊塗之極，於是，金、江換「位」就變得很合時宜，相映成趣。

回到大學的辦公室，公事繁多，但我趕著要略改「席」文，填補「天窗」也。同事中有關心其事的，見到文稿中我並不全力支持席揚，就替我擔心起來了。女秘書顯然讀過該稿，也替我憂形於色。這個時代，這個地方，我這個坐言起行的人竟然使鄰近者為我的言論而替我憂心，究竟是誰在搞什麼鬼的？我於是向她解釋說：「作為一個從事學術的人，我不可以說言不由衷的話。」

「席」稿在下午再讀一次，不大滿意也算了。掛個電話給江素惠，想確定哪一篇「千島」文是她的。找她不著。另一位同事拿了一份路透社所發的中國新聞社的報道給我看，我一讀就肅然起敬！

該中國「官方」統計局的報道說，去年與今年首季相比，中國的國營企業生產增加了百分之二點二，鄉鎮及集體企業生產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點一，合資及私營的生產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九點一。

該報道同時引用統計局發言人的話：「應該死的死不掉，應該活著的活得不好過！」其含意是：國營的應該「收檔」，但卻苟延殘喘；私營的應該欣欣向榮，但卻因政府的貸款集中於國營上，而難以大展拳腳。

如上的報道，清楚明確，沒有煙幕，也沒有神秘感，雖然通脹是困難，國營也是困難，但我不覺得這是國家之恥，反而覺得統計局的辦事人大有英雄本色，君子之風也。

拿「報道」給我看的同事，見我突然站起來喜形於色，以懷疑的眼光望著我。他是研究中國經濟的。我對他說：真是奇哉怪也，千島湖事件的報道左遮右掩，胡說八道，連小孩子也騙不過，但為什麼統計局的經濟報道，在不幸中來得那樣擲地有聲，令人刮目相看？

同事解釋說：北京政權管制政治言論，不管制經濟言論。我回應道：我同意他們處理政治言論與經濟言論的手法截然不同，但我的看法與你所說的倒轉過來，認為北京是管制經濟言論，不管制政治言論！

同事和我於是辯論起來了。到最後，他同意我的看法：北京政權管制經濟言論而不管制政治言論。這個看來是怪論中之極怪論，是有邏輯推理支持的。且聽我道來。

中國統計局的報道，其統計數字不一定準確（在今天，不可能很準確），但沒有誇誇其談，沒有以往的報喜不報憂，沒有斷章取義，而數字大致上與我們所知的大概吻合。這樣的報道，顯示統計局的工作與言論，是走上了國際性的軌道，雖然還說不上是高級國際水平，但進步神速，是可以告慰的。若政府在這方面沒有管治，統計局不可能有這樣的成績。

另一方面，千島湖的不幸，其報道的胡說，只有智商零蛋的政權才會公之於天下。北京政權不可能這樣蠢，不可能不知道那樣的故事連小孩子也不會相信。我於是認為，千島湖把悲劇變為鬧劇，是因為在「政治」言論上「群龍無首」，從一層一層的地方政府而上至北京，官員實行自己顧自己，但求置身事外，所以報道「說」來好像是發神經似的。這樣的「神經」言論，北京不可能不想管，而是管不及也。昔人所說的要倒過來：「不能也，非不為也。」

據說在東歐經濟搞得較好的波蘭，今天「內臟竊賊」大行其道。這些竊賊（也是劫匪）把遊客「俘虜」後，下了麻醉藥，把可以移植的內臟割掉（賣錢），「棄體」街頭。這樣慘絕人寰的事，與千島湖的大可相提並論。但波蘭政府不僅沒有隱瞞事實，還叫遊客小心提防。

沒有誰不知道，或不明白，在經濟改革中的中國或波蘭，悲慘的「劫」事屈指難算。若說清楚這些「過渡」期中的不幸，我們會感到惋惜，感到同情，也會建議改進的辦法。但北京政權就是管不到——連其有關的言論也管不到。

愚見以為，北京當局應該把千島湖事件中胡說八道、把事實遮遮掩掩的地方官員，與席揚掉換居住的地方。

我看席揚事件

（編者按：一九九三年十月，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將當時的《明報》記者席揚逮捕。中國當局指席揚於九三年六、七月間透過朋友取得包括當時尚未公佈的中國人民銀行存貸款利率，和中國人民銀行參加國際黃金交易決策的機密，將資料寫成稿件交《明報》發表。九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席揚「竊取、刺探國家機密」罪名成立，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九七年一月，中國當局突然宣佈，席揚表現良好，假釋出獄。）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

美國總統的「白水門」，竟然也有個「水」字，使人聯想到另一個「水門」那方面去；墨西哥的「必勝」總統候選人，據說被他僱用的保鏢謀殺了；香港政府向市民「保證」，樓宇價格將會下降。……

還有，《明報》記者席揚被「酌情輕判」十二年！

我也許早應寫這篇文章，因為席揚去年在《明報》發表的關於中國利率政策的「獨得之秘」，我以為是公開消息。可不是嗎？去年，朱鎔基出任人民銀行行長的前前後後，有兩位朋友分別向我說及類似而又較為詳盡的中國利率與金融政策，而這兩位學者朋友，對中國經濟是門外漢。他們既然姑妄言之，我就姑妄聽之，沒有把那「消息」放在心上，因為當時中國的通脹問題嚴峻，而「消息」的內容不是問題的重心所在。

話得說回來，我不同意我們香港某高官的觀點，認為一個政府的利率政策不算是什麼機密或秘密。先進之如美國或德國，其聯邦銀行或中央銀行的某些利率升降，在公佈前絕對是機密。這是因為「能知半日事，富貴萬千年」，一旦走漏了風聲，好炒之徒可在市場大炒而獲巨利也。話雖如此，有好些算是「先進」的國家，有關的政府官員，守秘之時親自下注，炒、炒、炒。

要炒國家的「經濟機密」賺錢，有三個條件，但在目前的中國，這三個條件都不存在——以為自己認識某高干或其子弟而有獨得之秘的香港炒家朋友，不可忽略也。是的，我有幾位這樣「自以為是」的朋友，輸得「雞毛鴨血」。

且說第一個條件，是機密或政策在公佈前不能走漏消息。若消息外洩或甚至「內洩」，知者搶先在市場下了注，公佈後往往有相反的效果。這個「守密」條件，今天的中國不可能做到——今後二十年內也絕不可能。是的，凡官皆商的社會，這條件是無法成事的。

我們不要忘記，十多年來，北京的什麼機密、內部文件，與北京稍有關係的香港人唾手可得。而其它什麼絕密消息，高干子弟們無不隨「腦」攜帶，以博港商之器重也。絕密不密，也難怪那麼多以為「執到寶」的港商，投資損手。

第二個先知機密而圖利的條件，是跟著而來的消息公佈一定要在市場意料之外。個多月前美國聯邦銀行宣佈加息，就是這樣的一個意外例子（意外，是因為美國經濟仍然疲弱），但這樣的例子不多見（意料中的加息或減息，造成相反的效果，是屢見不鮮的）。

綜觀今天中國的發展情況，出乎意料之外的經濟政策消息不容易有。我不是說北京政權沒有政策怪招，而是怪招層出不窮，且朝令夕改，久而久之，市場上見怪不怪，就沒有什麼「意外」可言了。

這不由得涉及第三個條件。要先知「機密」而炒市圖利，社會的經濟要相當穩定，有一定的規律可循才行的。今天的中國經濟還遠未達到這個水平，所以單憑一些政策或數字的公佈，即使絕頂經濟學高手也難以闡釋其含意而在市場上「過癮」一下的。

不僅經濟消息如是，即使重大政治消息也如是。君不見，去年年底北京宣佈中、英談判破裂，恆生指數狂升三千點！一位朋友的朋友，據說在此兩天前知道這個重要（「破裂」）消息的公佈，大手賣空期指，飲恨股場！

從以上種種看，席揚所發表的「機密」其實沒有什麼「密」度可言，雖然我們不能否認北京可能在形式上視之為「機密」。另一方面，席揚的發表對國家肯定沒有害處。假若他自己以為有「獨得之秘」而試行炒市，那麼要賺錢，非得上帝協助不行！

席揚所犯的罪，是以記者身份來採訪他不應該採訪的數據。（我不同意香港傳媒的好些言論，認為席揚應該那樣做。）更重要的，是席揚不應該把數據公開發表。（在這方面，《明報》的編輯應該負一部分責任——尤其是「央行決定拋黃金」那個大字標題。）但席揚很可能不知道是犯法（從《明報》發表的形式看，他顯然是不知道的），而就算是明知故犯，「輕判」十二年又怎樣解釋呢？

在這後一問題上，香港的專家朋友各有各的理論，五花八門，都富於想像力。我不是專家，但也想來猜測一下。以我之見，最可能的解釋，是美國不久前再玩一年一度的MFN政治遊戲，玩得過了火位。北京於是就還以顏色。

我同意李鵬的觀點，認為國與國之間的經濟利益與人權問題不應該相提並論。我更認為，取消中國的MFN資格對中國的人權改進有肯定的反效果。這是因為一旦取消了MFN，中國本身的外貿管制必然增加——對中國官員有增加權力的好處，但人民大眾的權利就會相對地下降了。

好幾年來，北京當局似乎是用著捉、捉、放、放民運人士的辦法，來作為MFN與人權交換的討價還價。這種遊戲實非泱泱大國所應為。李總理既然一刀兩斷，堅持把MFN與人權分開，北京就不應該繼續搞捉放的遊戲。

昔日諸葛亮七擒孟獲。今天，魏京生已遭三擒。如果美國總統繼續玩他的人權遊戲，幾年之後魏老弟就很可能打破孟獲的紀錄。

另一方面，如果以席揚為例，北京動不動就「輕判」十二年，那麼不到三擒，被擒者就可能一命嗚呼，「人權」遊戲變作「人命」遊戲矣！

爭取第二生命

我熱愛生命，可惜在生理上，生命只有一次。誰說死後十八年又是另一條好漢？但創作的生命，卻可以有兩次。且聽我道來。

話說幾個月前，到科技大學作客座教授的葉孔嘉與太太到我家來作客，大家一見如故。葉老兄是我的前輩。在洛杉磯加州大學唸書時，他在鄰近的蘭克公司做研究工作，但咫尺天涯，我沒遇見過他。當年，他的大名如雷貫耳，而我又拜讀過他與劉大中合著的關於中國經濟的書。

想不到，在一個偶然的場合裡，我們終於在香港會面了。葉兄的太太在香港學國畫，她的老師開師生畫展，我和西崎崇子去剪綵，剪後葉兄走到我的面前，自我介紹，我一聽大名就為之驚喜。當他提到我的恩師艾智仁是他的多年老友時，我有「他鄉遇故知」之感，晚餐之約是很自然的了。

葉兄謙謙君子，也很健談。晚飯時他開始談的，是從我恩師艾老那裡聽到關於我學生時期的往事。這使我感到興奮，因為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作學生時有那麼多「典故」。艾師對學生一向是彈的多，讚的少。我要到博士論文臨近完工時，才聽到他說一句讚許的話：「我認為你是可造之材，所以對你的要求特別高！」僅此而已。想不到，他在我背後會把我捧到天上去，而且還把我自己早已忘了的小事記得那麼多。他日有緣，我會在艾師面前笑談他在我背後說我的話。

葉老兄說罷他聽來有關我的學生時期往事，轉談他來港一年中所聽到的關於我的「近代史」。道聽途說，當然不可靠。而葉兄說的都是「好話」，沒有「壞話」，應該更加不可靠了。一向不滯於物的我，明知不可信，聽來還是感到飄飄然。難怪以隱逸知名的陶淵明，也要想入非非地寫下「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與周旋」。

餐後暢談良久，夜了，大家站起來，向門外那邊走去，葉老兄突然嚴肅地問：「今後你打算做什麼？為什麼不多以英語寫文章，想一下諾貝爾獎的事？」

我想了好一陣，回答道：「我開始老了，科學上的創新我應該無能為力，但好些我在以往想好但還沒有下筆的觀點，我希望能在六十五歲之前以文字表達出來。這以後呢？我打算在藝術上找尋我的第二生命。」

可能是史德拉（G.J.Stigler）給我惹來的「禍」！已故的史氏不僅是經濟理論高手，而且還是經濟思想史的專家。他曾經作過統計，在經濟學歷史上，沒有誰在五十五歲之後能有重要的創新之見。今天我已近耳順之年，即使上帝對我特別仁慈，也不可能還有奇跡。

是的，我少年時的過目不忘，早成陳跡；壯年時在科學上的思如泉湧，近幾年不知躲到哪裡去。在經濟科學上我還可以做出的貢獻，應該只是動筆寫下若干年前我想到了而還沒有寫下來的觀點。

然而藝術卻大為不同，可以到很老的年紀才有大成。例子真是不勝枚舉了。朱屺瞻到九十歲之後才在繪畫上得享盛名；今年一百零三歲了，還是「揮毫落紙如雲煙」。法國印象派的絕頂高手莫奈，八十歲以後的作品最值錢。張大千以晚年的潑墨而留名畫史。齊白石六十歲才開始全力以赴地繪畫；黃苗子也是到了六十歲才開始在書法上下苦功。孫過庭說：「右軍之書，末年多妙。」

我認為藝術的生命，可以活到很老，有兩個原因。其一是藝術不重視記憶力，更不重視邏輯推理；其二是藝術著重感情的表達，而人老了，感情會變得比較穩定，比較真誠，也比較溫暖。比起年青的人，老者的感情表達來得厚而純，好像是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一陽指似的。

我於是認為在藝術的第二生命上，我可以在港大退休後向兩方面爭取。其一是從事彩色抽像攝影。六十年代初期，我始創抽像攝影，搞得很過癮。但那時搞的是黑白，今天彩色的科技比二十九年前進步，大可再嘗試也。其二是向書法那方面打主意。根據幾項統計，書法可以延年益壽，而右軍的「末年多妙」更吸引著我。三年前我就幸運地得到三位大師的指導，勤攻書法，可為退休的「玩意」打好基礎。

我認為人的生命，不是李白所說的「浮生若夢，為歡幾何」，而是很真實，很寶貴的。說來不幸，生理上的生命的確只可能有一次。但不幸中的大幸，是創作的生命卻可以有兩次，甚至更多的。

生命既然那樣寶貴，創作的第二生命，是非爭取不可的了。


後記

時光只解催人老！屈指一算，在書法藝術上我已經下了十年的功夫。三年前上海中國畫院封我為畫師，給我一點成就的界定。四年前見自己在書法上的用筆漸趨大成，很想嘗試一下水墨畫，但遍尋高人指導不獲，也就算了。

彩色的抽像攝影呢？什麼計算機、數碼等科技，今天淘汰了我所知的攝影。日漸黃昏，懶得再學新的玩意。

回答幾位天真少女

幾位念中學的少女，天真活潑，她們通過其中一位父親的朋友介紹，到港大來找我作了個多小時的訪問。其實她們不用通過任何人事關係：凡是學生——包括小學生——要約見我，我是有求必應的。這是為人師表「義不容辭」之舉。

少女們事前讀過我的文章，有備而來，但還是問得很天真、可愛，使我一時間喜上心頭，像對自己女兒般地響應。下述記錄是當時的問與答的一部分，在這裡發表，對一般的少年可能有點用處。


問：我們認為你是個天才，你自己是否這樣想？天才的感受是怎樣的？

答：我有時喜歡誇誇其談，過癮一下，但在心內從來沒有認為自己有什麼了不起。說我在多方面有點「小成」，是對的，這是因為我的興趣廣泛，求知時盡我所能。如果所有的青年都像我那樣，凡對某事物有興趣就全力以赴，世界上的天才必定多如天上星。不盡力嘗試就覺得自己沒有成就的人，是把自己可能有的天才抹殺了。

我認為自己唯一可取之處，是用功嘗試某一事項一段日子之後，就把自己的「能」或「不能」客觀地衡量，自己認為不能的就不強而為之。以打乒乓球為例吧，少年時對這門玩意很有興趣，也作了深入的研究。但其後我遇到十三歲（比我年輕兩歲）的容國團，見他完全不懂球「法」，但揮手拍球瀟灑利落，就知道自己在這方面的天分有限，要再好就有所不逮，於是轉作鼓勵阿團下苦功，自己打乒乓球就只是為了娛樂。有一些事項，我知道自己是可以的，但因為沒有興趣就放棄了。下象棋和打橋牌是例子。所以我認為年青人要在任何事項上下功夫，首先要認真地嘗試一下，過了一段日子後，自覺沒有興趣或天資有限的，就不應強求。知道自己（能與不能）是很重要的。假若我有什麼天分，是有點自知之明。這本領不難辦到，主要是對自己的評價要客觀地看。


問：你為什麼往往要盡己所能？

答：我自小就熱愛生命，長大後，更有兩個因素加強這「熱愛」。其一是在大學時讀了兩科人類學，知道生命的來源是億中無一的機緣巧合，而有頭腦，可以思想的生命，更是近於不可能的際遇了。其二，我相信每個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不相信死後十八年又是一條好漢。這樣，生命本身是比任何可以想像到的更重要。生命既然遠超什麼奇珍異寶，每一天就變得價值連城，我又怎能不用盡每一天？


問：但你寫《隨意集》，為什麼要那樣隨意？你少年時逃學去釣魚，這樣隨意，父母不管嗎？

答：我喜歡不滯於物，認為我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他人管不著。但少年時的「隨意」逃學，是因為父母有多個子女，對我這個幼子的存在好像是忘記了的。很幸運，在我讀書不成的日子中，結交的三教九流的朋友，大都是能人異士，對我有很大的啟發。

孔子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重要的是有所用心，不要走向犯法之途，其它的大可隨意學習。後來我在學術上有點小成，就更加隨意了。這是因為一個在學術上經得起考驗的思想，比萬里長城有更頑固的存在性。

我曾說自己「有恃無恐」，是因為覺得自己有幾篇文章，一百年後也會有人讀。從事學術就有一種很特別的權利，外人難以明白。那就是：外人對我的評價怎樣，說到底，還是要看在學術上我有沒有說過幾句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話。不久前我教導兒子時就說過：「你發表一個創新而有存在性的思想，達到了某一個地位，天下間沒有任何人可以將這個地位移動的。這是學術思想的獨特之處。」


問：多方面的興趣，多方面的爭取，是好還是壞？

答：壞的一面當然是不能專於一項而達到更高的境界。我認識好些專於一項而有大成的朋友。我對他們佩服，但不羨慕，甚至有時替他們感到「惋惜」，因為這些高手往往在專業之外什麼也不懂。

我認為人的思想是世界上最大的寶藏，而這寶藏是可以予取予攜的。我於是廣而集之，希望自己能成為富有的人。莫扎特等高手的音樂，莫奈、塞尚等大師的繪畫，李白、蘇東坡、辛棄疾等人的詩詞，《道德經》的哲理，海明威、愛倫坡等人的文章，米開蘭基羅的雕刻，甚至蘇曼殊的多愁善感或粵曲中小明星的韻味……數之不盡的，我也要深入地享受一下。少年時的釣魚、彈波子、放風箏……後來搞攝影，嘗試創「光」法，以至今天研習書法、學人家寫散文，也是同樣為尋生命之寶而做的。

回顧平生，雖然度過不少艱苦的日子，但還是覺得在享受上差不多了，沒有什麼大遺憾。悲從中來的是，於今「來日無多」，而還有智力與魄力去盡量爭取的日子更少。向前看，人類積累下來的思想寶藏我只拿得那麼小的一部分，心有不甘，但時不我與，無能為力了。

成名說

古時沒有電視，沒有電話、收音機、電報之類，也沒有報章、雜誌。那麼當時的人是怎可以成名的？

古代的皇帝，有生殺大權，一下詔書，快馬傳達，於是舉國知聞；又例如，要犧牲誰，一下聖旨，誰就得「臨危受命」。這樣，皇帝成名不難理解。話雖如此，好些皇帝確實有點真才實學，非平庸之輩也。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一般皇帝的平均本領，可比老百姓高得多。另一方面，平庸的皇帝，在今天大都不見經傳。這可見皇帝之所以成名，不是單靠皇位那麼簡單。

但李白、蘇軾等騷人韻士，在當時怎可以成名的？一個解釋，是這些韻士個性突出、可愛，而又總有一官半職，不是一窮二白。然而，整體來說，古代要成名，若非大富大貴之人，主要是靠真才實學。有真才實學不一定可以成名，但沒有真才實學，在古時，聲名是非分之想了。

在傳媒發達之前的歐洲，生時最負盛名的音樂家應該是莫扎特，科學家應該是牛頓——但那時的歐洲已有報章了。這兩位本領超凡，成名理所當然。令人惋惜的是，藝術天才梵高、科學天才門德爾（Mendel，1822-1884），在生時卻籍籍無名（門德爾的重要貢獻在他死後五十八年才被發現）。這可見有本領是成名的必需條件，但不一定足夠。

在傳媒發達的今天，情況卻有點改變了。今天，有實學的天才不一定可以成名，但平庸之輩卻可以靠機緣巧合而變得大名鼎鼎。當然，這後者的「大名」難以持久——將來的歷史書籍是不會記載的。但傳媒的發達，可以使好些沒有天分的人過一下成名之癮。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在今天，有那麼多人向傳媒招手。

有時我想，古代的謙謙君子比現代的多，可能是因為沒有傳媒，就索性做謙謙君子了。孔子云：「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要是夫子今天還在，他可能會收回這句話。

成名很奇怪。在傳媒發達的今天，一傳十、十傳百，名家在成名之際，其聲望以幾何級數急升，要壓也壓不住。經濟學者高斯（R.H.Coase）其實沒有什麼「高斯定律」。二十五年前，當這個「定律」在行內不脛而走時，高斯反對，我也反對，我們二人雖合力壓制，但半點效果也沒有。過了幾年，他和我也跟著大家說「高斯定律」了。

成名這回事，對藝術家顯然比科學家重要，名望雖然對科學家也有利，但可以為此而增加財富的機會不多。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沒有市場價值的。但藝術家卻大為不同，籍籍無名的畫家，其作品再精也不值多少錢，而若有了大名，劣作也有人搶著要。

我這個人喜歡誇誇其談，過癮一下，但對「大名」是衷心厭惡的。這是因為我認為，背著個大名行動諸多不便，多了一種無謂的約束，以致不能來去自如。可是，我嘗試過一次大名來無影、去無蹤的有趣經驗。

是在攝影那方面的。一九六四年，我的攝影開始自成一家；六五年的作品更令自己滿意了。也是六五年，我在洛杉磯加州大學開了一次攝影展，引起一些人的興趣，僅此而已。六六年，我再於加州的長堤博物館開個展，為期一個月。首兩星期反應平平，但到了第三個星期傳媒突然大事報道，每天都有。到了最後一個星期，觀眾擠得水洩不通。跟著，我被邀請在美國各大城市的博物館舉行個展。適值那時，我的博士論文有了苗頭，就決定棄攝影而攻學術了。

八年之後，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職，算是職位不俗的教授了。該校有一規模很小的藝術館，籍籍無名，但常搞攝影展覽。展出的作品，一律是三流貨色。

一位經濟學系的同事，知道我八年前在加州時的攝影「大名」，就極力推薦，介紹我給該館的主事人，希望我的作品能在那裡展出。我帶了多件作品去「求」展，但該小型藝術館的主事人半點興趣也沒有。他自稱是研究近代攝影歷史的，說出不少他佩服的攝影家的名字，其中有好幾個是我在加州時的攝影學生，但他對我的「影名」就是沒有聽見過。

莎士比亞說：「人的生命中會有潮漲時候，若能把握時機，就可以乘潮而起。但若一旦錯過了，就會擱置於淺水中過著悲慘的命運。」是的，要成名，就必定要把握潮來的時機。這一點，要賺錢的藝術家要好好地記著了。

我自己對聲名毫無興趣，所以樂於擱置在沙灘上，在某些「造詣」上過癮之後心安理得，越少人知道就越覺得舒服。在傳媒發達的今天，在人煙稠密的香港，這點享受可不容易。傳媒要訪問，十推其九，但由於人情難卻，有時不能不「接受」其一，但後果還是難於應付的。


後記

關於知名度這回事，對我來說是非常矛盾的。如果你問我：大名鼎鼎要不要，免費的，要不要？我會肯定地回應：不要！如果你再問：大名鼎鼎過癮不過癮？我會肯定地回應：過癮之極也！

兩年來我到國內的大學演講十多次，所到之處，聽者甚眾。去年到武漢中南財經大學，下午二時半的講話，早上十一時就有學生排隊了。可容三百人的講場，到會者七百多。其後簽名一個小時，回港後那裡的學生很多來信。這樣英雄式的款待，說是不過癮是言不由衷了。佛利民多次對我說，聽眾不要多，但一定要濟濟一堂，搞得水洩不通的。像我一樣，他也要過一下英雄之癮。但如果你問佛老：大名鼎鼎要不要？他會像我一樣肯定地回應：不要！

這樣的矛盾怎樣解釋呢？我自己的感受是這樣的：英雄之癮很刺激，但很短暫，事過之後就再沒有英雄感了。大名呢？其麻煩慘過擔泥，且永遠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