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取第二生命

我熱愛生命，可惜在生理上，生命只有一次。誰說死後十八年又是另一條好漢？但創作的生命，卻可以有兩次。且聽我道來。

話說幾個月前，到科技大學作客座教授的葉孔嘉與太太到我家來作客，大家一見如故。葉老兄是我的前輩。在洛杉磯加州大學唸書時，他在鄰近的蘭克公司做研究工作，但咫尺天涯，我沒遇見過他。當年，他的大名如雷貫耳，而我又拜讀過他與劉大中合著的關於中國經濟的書。

想不到，在一個偶然的場合裡，我們終於在香港會面了。葉兄的太太在香港學國畫，她的老師開師生畫展，我和西崎崇子去剪綵，剪後葉兄走到我的面前，自我介紹，我一聽大名就為之驚喜。當他提到我的恩師艾智仁是他的多年老友時，我有「他鄉遇故知」之感，晚餐之約是很自然的了。

葉兄謙謙君子，也很健談。晚飯時他開始談的，是從我恩師艾老那裡聽到關於我學生時期的往事。這使我感到興奮，因為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作學生時有那麼多「典故」。艾師對學生一向是彈的多，讚的少。我要到博士論文臨近完工時，才聽到他說一句讚許的話：「我認為你是可造之材，所以對你的要求特別高！」僅此而已。想不到，他在我背後會把我捧到天上去，而且還把我自己早已忘了的小事記得那麼多。他日有緣，我會在艾師面前笑談他在我背後說我的話。

葉老兄說罷他聽來有關我的學生時期往事，轉談他來港一年中所聽到的關於我的「近代史」。道聽途說，當然不可靠。而葉兄說的都是「好話」，沒有「壞話」，應該更加不可靠了。一向不滯於物的我，明知不可信，聽來還是感到飄飄然。難怪以隱逸知名的陶淵明，也要想入非非地寫下「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與周旋」。

餐後暢談良久，夜了，大家站起來，向門外那邊走去，葉老兄突然嚴肅地問：「今後你打算做什麼？為什麼不多以英語寫文章，想一下諾貝爾獎的事？」

我想了好一陣，回答道：「我開始老了，科學上的創新我應該無能為力，但好些我在以往想好但還沒有下筆的觀點，我希望能在六十五歲之前以文字表達出來。這以後呢？我打算在藝術上找尋我的第二生命。」

可能是史德拉（G.J.Stigler）給我惹來的「禍」！已故的史氏不僅是經濟理論高手，而且還是經濟思想史的專家。他曾經作過統計，在經濟學歷史上，沒有誰在五十五歲之後能有重要的創新之見。今天我已近耳順之年，即使上帝對我特別仁慈，也不可能還有奇跡。

是的，我少年時的過目不忘，早成陳跡；壯年時在科學上的思如泉湧，近幾年不知躲到哪裡去。在經濟科學上我還可以做出的貢獻，應該只是動筆寫下若干年前我想到了而還沒有寫下來的觀點。

然而藝術卻大為不同，可以到很老的年紀才有大成。例子真是不勝枚舉了。朱屺瞻到九十歲之後才在繪畫上得享盛名；今年一百零三歲了，還是「揮毫落紙如雲煙」。法國印象派的絕頂高手莫奈，八十歲以後的作品最值錢。張大千以晚年的潑墨而留名畫史。齊白石六十歲才開始全力以赴地繪畫；黃苗子也是到了六十歲才開始在書法上下苦功。孫過庭說：「右軍之書，末年多妙。」

我認為藝術的生命，可以活到很老，有兩個原因。其一是藝術不重視記憶力，更不重視邏輯推理；其二是藝術著重感情的表達，而人老了，感情會變得比較穩定，比較真誠，也比較溫暖。比起年青的人，老者的感情表達來得厚而純，好像是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一陽指似的。

我於是認為在藝術的第二生命上，我可以在港大退休後向兩方面爭取。其一是從事彩色抽像攝影。六十年代初期，我始創抽像攝影，搞得很過癮。但那時搞的是黑白，今天彩色的科技比二十九年前進步，大可再嘗試也。其二是向書法那方面打主意。根據幾項統計，書法可以延年益壽，而右軍的「末年多妙」更吸引著我。三年前我就幸運地得到三位大師的指導，勤攻書法，可為退休的「玩意」打好基礎。

我認為人的生命，不是李白所說的「浮生若夢，為歡幾何」，而是很真實，很寶貴的。說來不幸，生理上的生命的確只可能有一次。但不幸中的大幸，是創作的生命卻可以有兩次，甚至更多的。

生命既然那樣寶貴，創作的第二生命，是非爭取不可的了。


後記

時光只解催人老！屈指一算，在書法藝術上我已經下了十年的功夫。三年前上海中國畫院封我為畫師，給我一點成就的界定。四年前見自己在書法上的用筆漸趨大成，很想嘗試一下水墨畫，但遍尋高人指導不獲，也就算了。

彩色的抽像攝影呢？什麼計算機、數碼等科技，今天淘汰了我所知的攝影。日漸黃昏，懶得再學新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