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學與藝術評審

批評經濟學的學報評審制度，我是方家，資格足夠。藝術有點認識，其評審帶來的效果也可說說。自然科學我是門外漢，只能靠猜測略說了。

對自然科學的學報文章的認識，我只從自己的兒子及外甥的傾談中略知一二。他倆學生物。兒子攻生物及醫學，習醫花了他大部分時間，到今天只發表過一篇研究文章。兒子今後會走大部分時間研究小部分時間行醫的路。為了爭取一個專業行醫的資歷，走進牛角尖去，他多花了十年。是否值得有個大問號。但兒子說，如果沒有這行醫資歷，今天不容易找到工作。醫生拿著的是鐵飯碗，治好病人有滿足感，但工作是太辛苦了。

我的外甥專於生物細胞研究，是純自然科學的研究者。他的名字是S. Y. Chiu，有建樹，我認為他有機會獲諾貝爾醫學獎。他有幾篇文章殺出重圍，其中一篇啟發了一種特效藥，診治多發性硬化症。

兒子與外甥的大學教育皆由我帶起。我問，他們必坦然相告，可惜我聽不懂，所以很少問。從他們那裡我知道，生物研究早就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今天的生物研究，沒有資金協助不可能做，而通常需要一組人連手。同一題材往往有多組人，分佈於不同的院校。生物研究於是成為一種積木遊戲，獲得一項重要發現時哪一位或哪幾位是主要的貢獻者往往有爭議。外甥告訴我，有那麼多人參與研究一些類同的項目，先進的儀器多，計算機的速度驚人，然而，論及偉大的發現與理論的闡釋，今天似乎比不上六七十年前的一些大師，獨坐斗室，獨自研究思考。是的，自從DNA的結構被發現後，生物研究複雜無比，分工合作變得時尚了。

經濟學不是這回事。我平生沒有跟他人合作過一篇文章。不覺得有這樣的需要，認為獨自遐思會有較佳的效果。經濟學聯名發表文章的普及起自七十年代後期。我認為這是為米折腰需要數文章數量的結果，因為一篇二人聯名通常每人算多過半篇，有些大學各自算一篇。

自然科學與經濟學有另一個大分別，那是前者的數據數據是從人造的實驗室獲取，可以重複實驗而確實，雖然出術行騙的行為偶有所聞，大致上行內的人知道是些什麼。經濟學呢？通常靠某些機構出版的數據，是否可靠有疑問，而用這些數據的人往往不清楚這些數據用什麼方法蒐集，或代表著什麼。因此，只看數據而不知細節，更不知環繞著這些數據的真實世界的有關情況，解釋這些數據是危險的事。上世紀六十年代起經濟學的後起之秀喜歡把數據數據放進計算機，用回歸統計算出一些「因果」關係，就算是作瞭解釋。弗裡德曼早就痛下批評：把廢物放進計算機，算出來的當然也是廢物。

我曾經中過數據誤導之計，所以一九六九年起喜歡在街頭巷尾跑，不肯定地掌握真實世界的現象及其他有關的行為，我不會貿然推出理論假說作解釋。我說過，最愚蠢的學者，是那些試圖解釋從來沒有發生的事。這方面，蠢斗蠢，經濟學者把搞自然科學的輕易地殺下馬來。

因為上述種種，我認為自然科學的學報評審，對學術發展的禍害遠比經濟學的學報評審為低。事實上，我的兒子及外甥皆認為，以生物學而言，做好了一項實驗研究，有成果，會不會有學報收容通常是投稿前就知道，問題是考慮哪種發現的文稿要投到哪家學報去。有疑問或要周遊列刊的是那些成果無足輕重或問號還是太多的文章。

我可以舉一個極端的例子來示範自然科學與經濟科學的無可避免的評審區別。大約七十年前，DNA的結構還沒有發現，生物學家一致同意有此物，而發現後只幾天專家們都同意是對的。經濟學沒有這種事前及後皆沒有爭議的話題，就是到今天何謂「失業」何謂「通脹」也沒有一致的看法。是悲劇，有四個原因。其一是經濟學者對真實世界的現象很少作深入的調查。其二是他們喜歡把無從觀察的——例如意圖、博弈之類——作為「事實」處理。其三是他們好於把自己的價值觀——什麼好什麼不好——混進他們的分析內。其四是在分析中他們往往不能擺脫自己的利益。有著這些不幸，指定為米折腰要數文章，論學報，悲劇加悲是不難明白的吧。

轉到藝術方面，我認為最客觀、可靠的評審是市場，雖然偉大如梵高，在生時只賣過一幅畫。但今天梵高的畫價雄視天下，畢竟是反映著市場的評審是判對了。經濟學的文章從來沒有藝術作品那種市場，只有歷史或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才是可靠的裁判。

藝術的評審或評判制，市場之外的人為安排是有的，通常效果不妥。最近看到內地某拍賣行的一本畫作目錄，是藝術院的學生畫作，由該拍賣行主理挑選。算是評審了。翻開細看，認為該行的藝術專家品味塵下，或賣弄新潮。會有什麼害處呢？為禍應該不大，因為最終的裁判是舉手出錢的顧客。有些顧客無疑會被拍賣行的品味誤導，中了計，但長此下去，經得起市場的蹂躪才是贏家。歷史上有不少譁眾取寵的藝術家能在某段時期獲得市場的甜頭，但不是好藝術而能持久地被市場看中的例子不多。話雖如此，藝術歷史說市場可以誤導幾十年，使浪得虛名之輩能在自己的生命中得享甜頭。

藝術的正規評審有不良效果不少人知道。主要因為評審員通常有好幾個，參賽的人務求滿足一組人的品味，選走平穩路線及重視技術及美觀才能增加勝算。鋼琴比賽是例子：如果演出者著重於自己的品味風格來表達，勝算不高。專家朋友的觀點是：鋼琴比賽獲獎會增加被邀請演出的機會，但如果不比賽也常獲邀請演出，那就最好不參賽了。

轉談攝影藝術，國際的攝影沙龍比賽我認識。這種比賽不僅有幾個裁判，參與的君子通常每年參加幾十個沙龍，要顧及很多評審員及不同國家的品味。一九五七年我嘗試過攝影沙龍。幾年前再嘗試，要體會一下沙龍評判的品味。得到的結果，是雖然我有兩幀作品獲幾項金牌，但自己喜歡的沒有一幀成績好。這是沙龍攝影作品受到藝術家們鄙視的原因。沙龍作品重視技術，重視美觀，也重視巧合難求，但品味俗套，感情表達欠奉。

這就帶來一個有趣的觀察。我自己喜歡的攝影作品通常是藝術家朋友也喜歡的。這些作品沙龍比賽成績差，但奇怪地，有市場的需求。換言之，藝術市場不喜歡沙龍成績好的作品。我的解釋，是滿足市場只是滿足市場中很小的一撮有獨特品味的人，而沙龍成績好則要滿足多方面的不同裁判，品味有共通之處的。換言之，個人的品味或情感表達不容易通過廣泛的評審。

繪畫藝術的評審裁判的效果也類同。在歐洲，尤其是十九世紀的英國及法國，那所謂學院派的畫作也有經過評審挑選後的沙龍展出，後來被認為是頂級高人的梵高、塞尚、高庚等人永遠名落孫山。當年在歐洲繪畫沙龍意氣風發的畫家，今天的藝術歷史書籍找不到他們的名字。

回頭說經濟學文章，其評審挑選彷彿是在上文提到的自然科學評審與藝術作品評審之間，而災難起於要數文章換飯吃。這災難之前我曾經認識一位（今已故）朋友，是大名家，智力超凡，學問了得，寫的經濟文章凡投必中，發表於學報數百，但歷史無情，今天少人提及他的作品。不容易知道缺少了些什麼，可能是少了一點火花吧。

歷史是學術的最終裁判

除了應酬邀請之作，我以英文下筆只發表過十篇文章。都是一九八三年開始以中文動筆之前的作品。數量少，其中八篇沒有經過正規的評審。加上歷來不管學報的名氣大小，我的學術屢受非議。某次香港某委員會以打分的方式衡量學術水平，我是香港唯一的拿零分的經濟學者。只是出道三個月升為正教授，我想不出理由去管這些無聊玩意。

稱得上是師級的朋友可不那樣看。他們希望我能多點發表文章，更希望我繼續用英文下筆。然而，他們同意，有份量的文章一篇也不容易，一個學者窮整生之力不一定能寫出一篇，因為要講運程，要碰巧。

有時我幻想著如果當年不回港任職，不轉用中文下筆，會怎樣了。去年一位舊同事在網上搜查我的文章的西方引用指數，達一千三百多次。據說超過一千次很困難，中國人更困難，何況我的學報文章那麼少。我當時的幻想，是如果繼續以英文下筆，多三幾十篇正規的英語學報文章容易，不知那引用指數會怎樣了？

我不重視文章的引用指數：最後一次自己查看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的事。不重視，因為某類毫無創意的文章被引用得特別多，做學報編輯發表文章這指數會跳升，而極劣的謬論可以是被引用的大熱門。我重視的是巴澤爾幾年前嘖嘖稱奇的一點：我的英語文章死不掉。

學術文章，發表後三幾年還有人記得不容易，十年以上很困難，三十年說是經典不誇張。斯密的《國富論》是二百三十五年前發表的，去年該作的中譯在神州大地還是暢銷書！這才是真學問，才算是真的傳世。

為了生計數學術文章無可厚非，為了自娛不斷地寫也無妨。但要在學術上作出貢獻，發表後三幾年沒有人記得是不值得動筆的。我一九七九年發表的，關於香港租金管制與舊樓重建的文章，用了幾年時間查數據，寫得用心，曾經獲美國某機構的一個法律論文獎，是一項大投資，也是大賭注，但賭輸了，近於輸清光。科斯一九五九年發表的《聯邦傳播委員會》也明顯地用盡心機，學究天人，我讀來拍案，但老實說，如果不是在芝大吵起來，促使他再發表一九六○年的《社會成本問題》來從頭解釋，他那《聯邦》一文的命運會像我的舊樓重建！

傳世文章其實不是那麼困難，但起碼要有一點可以發展開來的新意。問題是作者自己怎會知道呢？科斯的《聯邦》長文，把「科斯定律」寫了下來，只一句帶過，自己顯然不知道其重要性。跟著的《社會》長文，他把那一句反覆地說了無數次，五十多頁來來去去都是那一句，但發展得精彩。今天看，只要經濟學存在，科斯定律也存在。

學術的傳世思想，永遠起於從事者行來行去，踩來踩去，希望一腳踏中些什麼，然後要依稀地見到一點火花，跟著是希望這點火花得到同好的注意，協助發展起來。品味於是重要。品味不夠高明，踏中了也不知道。一個學者可以整生研究一個可以有無數火花的項目，但因為品味平平，他永遠踏不中，或是踏中了也毫不知情。

傳世的思想要有火花，不需要很多，但起碼要有一點。重要是從事者知道，然後在該點上多說幾句，儘可能發揮一下。好幾次，我自己知道踏中了些什麼，多說幾句，但不夠，行家朋友見到玄機，找到略為不同的角度，殺了出去。

傳世是歷史，歷史無疑是學術思想的最終裁判。好於賺錢的人希望家財億萬，好於學術創作的人希望歷史會作個公道。其中有一個有趣的分別：某甲多賺一點錢某乙往往要少賺一點；學術創作不同，某甲多創可能導致某乙也多創。想深一層，歷史的記憶也有限，到了某一點，思想創意太多，較為平庸的會無情地遭淘汰。

在凡事競爭的社會中，我看不到任何理由要約束對社會沒有半點損害的思想創作的競爭發展。然而，我們今天知道的學報文章的評審制度，是把這本來是很有意思的創作競爭加以無謂的約束。

說一下我自己的學報投稿經驗，讀者可能罵出口。上文說過，我只有兩篇文章經過正規的投稿評審。其他的不是沒有評審制，而是老編網開一面，有時只形式地請評審員看一眼。但那兩篇正規地評審過的不是那麼幸運，說起來有點豈有此理。

第一次是我初出道時，把《佃農理論》的第一長章寄到最大名的《美國經濟學報》。編輯很快就回信，說文章不錯，但評審員說佃農的分成率是由風俗習慣決定的，我說是由市場競爭決定的，不對，要改。我當然不改，轉寄到當時蒙代爾主編的《政治經濟學報》。過了幾天基爾‧約翰遜對我說，蒙代爾把我的文稿給了他評審。蒙兄不可能不知道，基爾早就大讚我的佃農分析，所以不算是真的評審。

回頭說那大名的《美國經濟學報》，一九七二年我寫好了《蜜蜂的神話》，文稿寄給朋友看，該學報的新主編來信求該稿，說要刊登。我客氣地回信，說答應了給科斯。其實我心中有氣，因為求稿的編輯要求我取消文稿的第一長節。那節引經據典，註腳十六個，參考讀物數十，細說了蜜蜂怎樣養、怎樣飛。換言之，我要從一個蜜蜂專家的角度把經濟學的一個傳統信念殺下馬來。作為編輯大師怎可以不知道呢？我不懷疑大多數的學報編輯會建議取消那一節，因為該節提供的數據與文章的主旨沒有明確的關係，取消可以節省八頁紙的篇幅。然而，今天看，我那篇文章還死不掉，主要是因為蜜蜂飛出新意來。品味不同，取捨有別也。

轉談我第二篇經過正規評審的文章：一九七二年在英國《經濟學報》發表，關於子女產權及中國婚姻。編輯也很快回信，說要發表，但篇幅所限，建議我減少五頁，怎樣減由我。我拿著文稿翻來覆去地考慮，認為這裡那裡抽起五頁要從頭再寫，但最後的結語那一節剛好五頁，抽起對整篇文章的可讀性沒有影響，就簡單地抽起「結語」，其他一字不改。殊不知文章刊登後，幾位事前讀過文稿的朋友來信譴責：「為什麼最後一節不見了？那是最重要的貢獻呀！」啞子吃黃連，該節的文稿我後來怎樣也找不到。

上世紀八十年代，不少後起之秀說我的英語文章少，大部分沒有經過正規評審，作不得準云云。今天塵埃落定，他們把五十篇文章換我半篇，歷史作裁判說換不過。個人的經驗，傳世文章雖然不易，也不是那麼困難。我自己需要的是得到師友的一點啟發，然後天馬行空地獨自思想，尋覓火花，完全不管其他學者說過些什麼，寫好文之後才考慮要不要找他家之作下些註腳，粉飾一下。如果當年老是想著要通過正規的評審，左顧右忌，我那類文章不可能寫出來。

下期我會再談評審這回事，但轉到我不熟知的自然科學及比較熟知的藝術去。

經濟文章評審的制度變壞了

學術文章是要評審挑選才發表的。應該評審，有此必要。文章太多，其中廢物無數，學報的篇幅有限，而圖書館可以容納的面積就是那麼大。這是昔日。今天，任何人可在網上開個博客，把自己的大文放進去，容量無限，讀不讀由人。可惜人類的眼睛時間就那麼多，學者的超然之思鬥不過體育明星說幾句，今天所見，什麼諾獎大師的博客高見只兩三百點擊，曲高當然和寡了。

這就帶到一個有趣的問題：在數碼科技發達的今天，學術文章是否還需要通過評審呢？可以支持不需要。如果一七七六年有今天的傳播科技，斯密的《國富論》可在自己的博客刊登，不可能沒有識貨之人，他不僅在當時會名滿天下，在人口的比率上他的拜服者會上升。同樣，牛頓、達爾文等天才的曠世傑作，也可以在當時因為互聯網的傳播而立竿見影：大部分的人不會讀得懂，但他們的貢獻會被賞識。

另一方面，在傳播發達的今天，我們也可以支持學術文章還需要繼續評審。原則上，評審挑選可以節省專業人士及學生選擇讀物的時間，也可以協助聘用或升職的初步淘汰。無疑會有漏網之魚，但歷史的經驗說，一個成功的學術發展制度，文章評審之外還有好幾重網，使少發表甚至不發表文章的學術大師在頂級的學府站得住腳。上世紀三十年代倫敦經濟學院的Lionel Robbins與五、六十年代芝加哥經濟學派的Aaron Director是例子。他倆分別是兩個學派的中堅人物。

我不是反對學術文章評審，而是反對起自美國七十年代初期而今天變本加厲的那種。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職後，我見到這個早就變為胡鬧的制度，在八十年代後期引用到香港來。今天，內地的大學也採用著類似的變壞了的評審制度。這是災難性的發展。讓我從自己熟知的經濟學文章評審的演變說起，下期轉到其他的項目去。

一八九○年，英國的皇家經濟學會成立，一八九一年該學會創辦《經濟學報》（Economic Journal），由馬歇爾主編。此後八十年經濟學的學報數量增加，但主要還是靠一個主編選文章，有委員或顧問，而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因為文章投稿愈來愈多，邀請外間的學者評審開始普及。然而，從一八九一到一九七○左右，不管是誰審閱，決定發表或是否需要修改，一般是由主編一個人獨裁取捨。七十年代，芝加哥經濟系作過一項調查，發覺他們的也算歷史悠久的《政治經濟學報》，發表過的重要文章全部是由一個主編話事。他們指出有兩個時期該學報用幾個編輯連手處理，結果是一篇重要文章也沒有發表過。

我很熟識的芝大的另一份刊物——《法律經濟學報》——的創辦與驕人的貢獻是個好例子。一九五八年創立，五八至六○由戴維德一個人主編，雖然戴老往往邀請同事們協助閱讀，提供意見，但發表及修改是由他一個人決定的。當時每年只一期的《法律經濟學報》，在戴老主編下往往不準時。他認為好文章不夠多學報可以等，等十年八載無所謂。後來施蒂格勒（歷史上最傑出經濟思想史專家）認為整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經濟文章——科斯一九六○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是戴老視為至寶的選擇，那期學報等了過期近一年才出版。要是今天，科斯的大文不可能在正規的經濟學報發表：太長（五十多頁），沒有方程式，沒有圖表，沒有任何統計分析。

驟眼看，上述的文章評審制度跟七十年代初期開始轉壞到今天的沒有什麼不同，其實是大幅地改變了。這轉變起自六十年代後期越南戰爭惡化，徵兵引起年輕人怨聲載道。不難理解，他們反對「權威」。記得七十年代後期，《新聞週刊》做了一項大學生的成績統計，以二為及格四為滿分的考試制度，越戰後美國學生的平均成績比越戰前大幅上升了幾近一個整分。這顯然是「權威」讓步的結果。

大學裡的助理教授問：「你們做正教授的老頭子懂什麼？為什麼你們的薪酬比我們高？憑什麼你們有終生僱用合約而我們沒有？」事實上，當時好些大學的老頭子的確有點困難：他們不懂數學，就是圖表曲線也不大懂。數學普及到經濟學不是那麼久的事。問題是：如果把那些被認為不中用的老頭子全部革職，把後起之秀升上去，又怎麼了？數學可不是經濟學。

學問根本沒有權威這回事，但在當時反「權威」的喧鬧中，大學的升職及聘請的準則逐步轉為以數文章、論學報聲望為依歸。起初是平庸的大學這樣，跟著向上一般化。這發展帶來的效果，是文章的發表重視規格，因為形式如何對取錄有決定性。方程式及統計技術變得風行，缺少了的是思想。數文章多少算本領，文章當然愈來愈多，學報的數量跟著暴升了。學報主編為了避免「權威」之嫌，把判斷的責任推到評審員那邊去。評審員呢？沒有誰喜歡做，所以往往推給連一篇文章也沒有發表過的研究生。今天不少後起之秀喜歡把自己做過評審的學報大名寫在他們的履歷表上，我這個老人家四十年前就公告天下，文章評審不要寄到我這邊來！好些大學認為出書不算是學術，因為沒有通過學報那種評審。

四十多年前科斯做主編時對我說，有些文章寫得一團糟，但文內提出一個可能是重要的觀點，作為編輯總要設法挽救。今天的編輯不會再有這種麻煩。文章規格不合，或方程式不夠，或沒有回歸統計，或是長文，通常不會被考慮。今天的新秀也真可憐。他們要為發表文章而折腰，要數手指，名學報的文章以多為勝。但怎樣過關被取錄呢？他們要重視形式及規格，而往往要依照幾位評審員的要求而修改，發表一篇文章的「手續」往往是三幾年的事。這樣一來，新秀們要採取撒網政策，讓多篇文章發出去，周遊列刊，希望偶爾碰中。這樣做學問是不可能做出什麼學問來的。

幾天前一位朋友傳來美國某大學某教授的某科的讀物表。文章二十九篇，我的舊作佔五篇。真的老了，因為我被選中的最新一篇發表於一九八三。那是二十八年前。兩年前另一朋友傳來另一間大學的另一科讀物表，內裡的文章全部是古文物！我佔三篇，奇怪地變為最年輕的人，因為最新一篇發表於一九九八。那是美國西部經濟學會的會長演辭，學報發表無須評審。

不知是誰發明的，以中文發表不被認為是學術。老人家自己盤算，以中文寫下的經濟學貢獻要比英文的多一倍以上。再與世無爭，你不懂中文不讀算了。有創意的真理埋在地下三尺，總有一天會被挖掘出來，何況神州再起，中文是個好語言。學問的爭取是為興趣，求真理，覓知音，也要對自己作個交代。其他不要管。今天的學報評審制度是再不鼓勵甚至不容許這樣的治學態度了。

給啟蒙老師的信

去年九月蕭滿章傳來一篇我在洛杉磯加大念本科時的老師比爾‧艾倫（William R. Allen）在網上發表的長文，回憶他在該校工作逾五十年的往事，讀後無限感慨。我給他寫了一封長信，電郵的傳達失靈，四個多月後他才通過一位朋友收到，立刻給我回音，讀來也使人傷感。這兩封信內容或許有些敏感，但說的是四十年前的往事……往事如煙也。沒有徵求過老師的意見，不應該發表他的信。我把自己的信在這裡翻成中文發表，因為要澄清一件對中國學術發展非常重要的事。

艾倫一九六七至六九年是洛杉磯加大經濟系的主任。當時越戰爆發，徵兵帶來的憤青言行激烈；更不幸，這發展帶到膚色歧視那方面去。艾倫當時作為系主任，碰巧要僱用多位教授，要求他多雇某種膚色的聲浪很高。他的立場，是膚色如何不是他的考慮：學系聘請教師的考慮是專科的需要與學問的水平，如果碰巧膚色能滿足某些人，乃錦上添花也。這爭議當年在美國吵得很大，火熱的頂點是該校的經濟系受到炸彈恐嚇。艾倫只做了兩年系主任就下馬。這次他寫回顧，是兩篇頗長的文章的合併，算是他為自己寫的傳記，題為《A Life among the Econ》，有典故，應該翻為《經濟族內的一個生命》。讀者可從網上找到這篇令人讀來震撼的文章。我給艾倫的信的中譯如下：

「親愛的比爾：

讀到你最近發表的《經濟族內的一個生命》，我深感仰慕。你在一九六七至六九當系主任時表現著的勇氣，使我敬畏得要站起來。我要到今天才明白當年的不愉快事件究竟是因為些什麼。我曾經用中文寫過關於美國教育制度的退化，指出這退化剛好從那時開始。當時大學生被徵兵去參戰。我記得在芝加哥，為了避免徵兵，達比把自己吃到超重。種族的問題更頭痛。我記得阿曼（阿爾欽）七十年代初期給我信，警告我們不要僱用兩位可能是被你們解僱了的助理教授。是悲劇時期。麥基說他考慮把手槍帶到校園，希望保護我，因為一群激進青年要阻止我進入一間有五百學生的課室，我可能受到傷害。

「我認為在這些不幸之前，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是學術氣氛最好的了。如果當時所有的系主任都像你那樣勇敢，經濟學的發展不會出現今天見到的災難。能夠在經濟學的黃金時期求學是我的大幸。可能從來沒有學生有我那麼好的際遇，何況是個中國學生。告訴你我的當時在盛年的老師，你會同意。首先是你，我一共選修了六、七科你教的課。本科生時我還有其他兩位老師：Scoville與Baron。在研究院內教我的有Baldwin、Somers、Gorter、Hirshleifer、Brunner，當然還有Alchian。如果這系列訓練還不令人側目，到了芝加哥一整群的大師都對我很好，後來弗裡德曼與科斯成為我的親密好友。戴維德給我不少鼓勵。再跟著在西雅圖華大，諾斯、麥基、巴澤爾給我很大的支持。到了那裡三個月，他們建議及投票通過升我為正教授。

「回想我在洛杉磯加大的時期，卡爾‧布魯納（Karl Brunner）的離開真是個大損失。卡爾當時不認為我很好，但後來看好了——我收到兩封他寄來的閃閃生光的讚揚我的作品的信。再後來在舊金山見到他，對我說的話既仁慈又慷慨。但那是悲傷的一天：晚餐時Meltzer告訴我，早一天羅斯瑪麗（布魯納的太太）的醫生說她只有大約六個月的生命。卡爾不知道。羅斯瑪麗知道，但她表現得很愉快。後來阿爾欽對我說她是他見過的最偉大的演員。這些是奇妙的人物，他們的本質在今天的經濟學者中不多見。

「關於阿曼（阿爾欽），八十年代時我推舉他獲諾貝爾獎，因為該獎的一個委員常到港大。不幸的是，阿曼發表了的文章，雖然比大部分獲獎者的好，卻量度不了他的偉大。七十年代時，麥基和我認為阿曼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者。是阿曼的思考方法把他與我們分開了。

「我知道阿曼這種人天下只一個，所以把博士試推遲了一年，要先學他的才考。我合共旁聽了阿曼七個學期，到最後我按時駕車從長灘到加大，只為聽他五十分鐘的課。一九六八年他造訪芝大時，我幸運地能常跟他一起午膳。教我怎樣寫文章，他在我的論文的第一長章作了不容易相信的詳盡評語。

「阿曼與我的女兒思琪是互相吸引著的。一九九○年，在斯德哥爾摩機場，思琪見到阿曼在老遠之處，飛奔過去，跳上，抱著，給他一個吻。二○○二年阿曼回報，他和太太從加州駕車到西雅圖參加思琪的婚禮。幾年前阿曼給我信，說他把我們寄給他的月曆放在書桌上，天天看著思琪的兒子。

「大約兩年半前我們和阿曼失去了聯絡。我們收到他的電郵，說要立刻跟我們對話。我們回郵幾次，電腦顯示被接收了，但沒有回音。在這之前六個月，巴澤爾告訴我他跟阿曼進晚膳，明顯地阿曼的記憶力棄他而去。兩年多前Manne與Demsetz訪上海，艾琳（阿曼的女兒）托他們帶來她的一個吻。

「聽到你太太謝世的消息，知道你很悲傷。當時要給你信，但一位朋友說你的心情很不好，打擾可能有反效果。你最近的長文，顯示著你的鬥志，告訴我你還是好好地活著。如果你能造訪中國，太太和我會高興極了。我們會設法安排看上海世博你老人家不需要排隊。

「最後要說一件事。在一次逾百萬觀眾（在中國是例行的）的訪問中，主持者問：『是誰對你影響最大呢，弗裡德曼還是科斯？』我回應：『都不是，是阿曼‧阿爾欽。』下一次，如果問及誰是我的啟蒙老師，我會毫不猶豫地說是比爾‧艾倫。

真誠的，史提芬，二○一○年九月九日」

今天早上葉海旋說農曆新年將至，打字人馬短缺，要我趕交文稿。上期發表了《沒有世俗約束的學術創作》，意猶未盡，我在稿紙上寫下《經濟文章評審的制度變壞了》這個題目（本博客管理員按：此文將在下星期發佈）。剛要動筆，卻想到同學們不會明白今天經濟學的文章評審制度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再跟著想到四個多月前我給老師艾倫的一封信，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在網上找到我提及的艾倫寫的那篇長文，細讀後會遠為容易明白為什麼我那麼強烈反對今天的文章評審制度。

我也希望北京從事教育改革的朋友能跟進。中國的大學教育是大麻煩，而那裡的文章評審制度是從西方抄過來的。我認為是災難性的發展，先說來龍才論去脈會較有說服力吧。

（五常按：William R. Allen的長文的網址是http://econjwatch.org/file_download/452/AllenMemoirSept2010.pdf，205至234頁，重要的是後半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