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anuary 29, 1988

天之驕子,死也逢時

天之驕子,死也逢時——悼 蔣經國先生



雖然經濟與政治息息相關,不可分離,但我對政治一向漠不關心。其它的不說,單是哪一個執政者叫什麼名字,當什麼職位,我就老是搞不清楚。這樣的人,怎可以為文追悼一個政治家呢?對籍籍無名的政客我也沒有資格評論,更何況在政壇上有悠久歷史的蔣經國。近兩星期來,追悼及評論蔣氏的文章數之不盡,而這些作者對蔣氏生平事跡的認識,遠勝於我。

是的,對蔣經國先生,在數據上我既不足以評論,在感情上我也不足以追悼。但蔣氏之死,使我回顧台灣十多年來的發展情況,使我回顧大陸在國民黨時期的局面,也使我回顧在共產政制下的中國。我於是不能自已,在那關乎人民生活的重大問題上,我對蔣先生肅然起敬!既然為了人民生活而追悼,又哪管自己對政治一無所知,遂在書桌前坐下,拿起筆來,想到什麼就寫什麼了。

我第一次對蔣經國有一點認識,是一九五七年的事。那時我遠渡重洋,到加拿大的多倫多去碰碰運氣。在當地一條狹窄街道的一間簡陋的屋子裡,我與一位年紀比我大得多的,從中國大陸來的學生分租一個房間。在抗日戰爭期間,他是個軍人,在坦克兵團內任職,常與蔣緯國打橋牌。這位朋友歷盡滄桑,對國民黨和共產黨半點好感也沒有。在他書桌背後的牆上可看到一副對聯:「蘇援美援人民無援,蔣匪毛匪天下皆匪」。不過,他對蔣緯國有好感不足為奇,而令我詫異的是,對從未謀面的蔣經國,他恭維備至,認為這個蔣家的長子,大有真實的本領,是天之驕子!

我當時想,一個對中國政治那樣鄙視的人,一個對子承父政的中國傳統那樣討厭的人,怎會對蔣經國那樣擊節讚賞呢?我於是對蔣經國這個名字留上了心,但想不到,我自己對蔣氏的佩服,也還是近十年來的事。於今想來,那位三十年前的朋友的判斷力,確有其獨到之處。

一九七三年,台灣要搞一些類似「統戰」的「宣傳」手法,邀請了一批在美國的中國學者到台灣;我是其中一人。在那次行程中,我匆匆見過蔣經國先生兩次面,沒有傾談什麼;其餘的時間,都在聽嚴家淦及其它接待的人員說台灣進步得怎樣快,怎樣了不起,倒令我有點反感。說實話,我這反感是有原因的。我在一九六六年所寫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是針對台灣五十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台灣官方把這個改革說得天花亂墜,但我研究的結果,卻使我得到相反的觀點:那改革弄巧反拙。後來的歷史顯然支持我:台灣在七十年代初期的經濟起飛時,五十年代的農業土地制度已成陳跡了。

七十年代初期,台灣的經濟發展並不是官方所說的那樣出人頭地。在當時,外匯管制還是有名有實;進口稅高得離譜;有利於貪污的、莫名其妙的管制,數之不盡。人民的生活跟香港的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房子簡陋;街道上小型摩托車多,汽車少;醫療服務與學術水平等,皆難登大雅。

到了今天,台灣的國民收入,在數字上已接近新加坡和香港了。但由於台灣有很多「避稅」的法門,而又不像新加坡那樣將政府強迫「儲存」的公積金計算在國民收入之內,前者真實的國民收入應該已超過後者的。因為台灣的物價比香港的貴,我們可以說台灣的平均收入享受還是遜於香港一籌。可是從整個經濟的實力來衡量,在遠東一帶,台灣僅次於日本而已!

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考慮到人口的密度與天然資源的多寡,美國的經濟表現差強人意,而加拿大與澳洲就不「及格」了。日本在表面上非同小可,但那裡的物價——尤其是食品價格——奇高,以人民的生活享受而言,除非把賺來的錢帶到美國之類的地方去花,否則在本土難以獲得一流的享受。香港是個經濟奇跡,無話可說;新加坡本來值得一讚,但由於政府干預太多,在實質享受上近幾年被台灣爬過了頭。這幾年任何到過台灣的人,都會同意那裡的人消費力強,很富有。我可以說,假若今天中國大陸在一般上有台灣的生產力,那麼整個中國就是世界上最有經濟實力的國家了。貧富之別,竟懸於一念之差!

台灣在十幾年間發了達,為什麼呢?答案是:他們逐步解除管制,減少徵稅,加強了法治及私有產權的保障。我是不同意這「逐步」的方法的。然而二十年前,台灣像其它所謂「發展中國家」那樣,在經濟上有多種謬誤的觀念;另一方面,那所謂國共之爭持續了很多年,使台灣長期處於備戰狀態。若非「備戰」,我想不通她那龐大的外匯儲備要來作什麼。考慮到台灣歷年來的巨大軍備費用,她今天的經濟成就也可算是半個奇跡了。

不應該逐步解除的管制,還是逐步而成功地解除了。在經濟歷史上,這是很難辦到的。為什麼台灣有過人之處?已故的經濟學者劉大中及仍健在的蔣碩傑——尤其是蔣碩傑——看來有一定的功勞。我一向不相信經濟學者可以改造社會,但蔣碩傑顯然是一個特別的經濟學者:在學術之外,他一定有超凡的政治才能。說不定將來寫台灣經濟史的人,會將他的政治才能放在他的學術之上。從說服政府的本領那方面看,凱恩斯輸了一籌了。

話雖如此,真正的英雄還是蔣經國。試想,在台灣要向政府獻「大計」的人必然多如天上星,而掌政的人大都喜歡為自己個人利益打主意:哪樣對自己有利就選哪一樣。蔣經國不僅慧眼識人,而且又能將自己的私人利益置之度外。台灣這兩蔣的相得益彰,是會傳為佳話的。

在一個多年專政的制度下,我們可沒有聽到什麼胡作非為的「太子黨」,沒有聽到什麼瑞士的秘密戶口,沒有聽到蔣經國夫人有窮奢極侈的行為,在歐美買了什麼高樓大廈,也沒有聽到蔣氏搞什麼個人崇拜。哪一個專制的政權,不在某程度上產生這些事?金耀基告訴我,經國先生曾與多個平民結拜,數十年如一日;就算這是為了製造形象,他那歷久不變的心,也是足以令人敬佩的。

不重視自己利益的執政者並不多見,但歷史上我們還是可以見到的。這不是說這些人不自私,而是他們覺得能把人民的生活改善,是自己的收穫。蔣經國是這少數的執政者當中的一個,不算很特殊。他特殊之處,就是能將人民的生活老老實實地改進了。舉幾個例。昔日的周恩來,在中國大陸受人民的愛戴是假不了的,但我們卻想不到在人民生活的改進上他有什麼豐功偉績;美國現在的列根總統是個政治奇才,也讓自己的兒子去排隊領取救濟金,不過我們卻難以肯定美國近幾年來的經濟增長,是他的功績;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是個出色人物,然而經過了十年的焦頭爛額之後,英國的經濟還回復不到昔日的雄風。這些人的本領,是給蔣經國比下去了。

近幾年來蔣先生的表現更令人心折。他實行解嚴,解禁,解除外匯管制,大事放寬外貿,容許多黨參政,推行民主體制。將這一切辦得大有瞄頭才逝世,是死也逢時!幾位熟識蔣氏的朋友告訴我,這幾年蔣氏實在病得很重。能在老年以臥病之身,不遺餘力地促成上述的有意義之事,可以說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中華民族中能有這樣的人,是中國之幸,也是世界之幸。

很多經濟學者——連我自己在內——認為仁慈而又明智的專政,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但要找這樣的專政者,談何容易?蔣經國可能明白這一點,就決定他的想法與行事:在他自己身後的台灣不應該再有專政了。前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布坎南,數十年來對政客沒有說過半句好話。要是他熟知蔣經國,他對政客的觀點會補加一個腳注吧?

自古以來,追悼的文章都是向好的那方面寫。我不敢違例。蔣經國先生既非超人,也非完人,但蓋棺論定,其功績實在是不少的。這可不是我個人之見。我記不起有哪一個時代,哪一個地方,我們能夠找到如下的一個例子:一個生前在國際上少受人注意的執政者,死後能得到舉世哄動的讚揚。是的,無論在香港,在東南亞,在歐美各地,就算是那些曾經批評過蔣氏的報章或雜誌,對他的死都一致深表哀悼。

在冬天,台灣盛產鮮花是世界知名的。然而,為了蔣經國先生的去世,那裡的鮮花竟然斷市。這斷市是應該的,而台灣民眾扶老攜幼地「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也著實令人感動。對台灣居民來說,蔣經國先生之死當然重於泰山;但蔣氏在近幾年來大刀闊斧地將體制改革,大量增加自由,似乎是希望他自己的死會是輕於鴻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