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瘟疫的困難

人的一生不容易遇上目前的非典型肺炎那樣嚴重的瘟疫。我們讀到或聽到數之不盡的報道，綜合其可信及沒有矛盾的，可以分析一下處理瘟疫擴散的困難。世衛組織當然是專科，但他們集中於救亡，沒有指出控制擴散的困難所在。
首先要說的，是目前的肺炎瘟疫有一項奇怪的地方。美國的專家認為那是難得一見的極易傳染的病毒，但被染的人數卻奇怪地少。以最嚴重的香港為例，人口六百多萬，擴散了個多月，染者不到一千六百。（拿開了淘大，每日的感染人數奇怪地是平線一條——每日二十多人。）這可見此疾傳染說易甚易，說難也難。有些地方，如澳門，應有卻沒有。這個易難不相稱的現象可能是解釋該病毒怎樣傳染的關鍵。

令人生畏的，是受染者其病甚重，且死亡率高。從香港看，早些時說死亡率在染者的百分之三、四之間，與典型肺炎無異。我當時不同意，因為該百分率是以入院者與死亡者相比，不是以出院者與死亡者相比。後者近百分之十七。以出院者落墨減一點為準，最終的死亡率應該近百分之十五。沒有先進的治療——如果今天是一百年前——死亡率起碼倍升。這可與十四世紀歐洲的黑死病相比，的確是嚴重了。

我認為香港政府的失策，是沒有在第一時間中肯地公佈，繼而吞吞吐吐，繼而大叫大嚷。擴散後大事公佈，是否明智很難說，因為起碼有三個負面效果。其一是擴散後宣揚會引起恐慌。怕死之人甚眾，有什麼傷風鼻塞就跑到醫院急症室去叫救命，無事變作有事。其二是一時間不少人升級為專家，報章發表的高見天天不同，什麼靈丹妙藥的廣告多的是。這些是會增加社會混亂的。其三，可能最重要，是不少人聞疾色變，躲在家裡，足不出戶。

說後者可能最重要，是因為幾天前讀到一篇我認為是最有份量的、一位美國專業教授寫的文章。他說這肺炎是季節性的，到夏天多半會大減或消失，但明年可能捲土重來。他補充說，溫度本身可能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寒冷的天氣，市民較少出戶，室內空氣欠佳，較易傳染。我於是想，香港不寒冷，但因為風聲鶴唳，市民更少出戶！（此疾有輕重之分，我認為香港的死亡率特別高可能是因為住在石屎森林的人被嚇得不出戶，長期「吸毒」。）

上述是處理瘟疫的一個困難。第一時間不中肯慎重地公佈，擴散後就不容易適當地公佈了。廣州的例子有點說服力。一月爆發時他們沒有隱瞞，也沒有公佈。隱瞞與不公佈是兩回事（隱瞞是虛報，不是無報）。說沒有隱瞞，是新種肺炎當時在廣州街知巷聞，板藍根被搶購一空。擴散了他們也沒有公佈。那裡的朋友說，食肆繼續客似雲來，書局與公共汽車有人滿之患。舞照跳，課照上，生意照做。於今回顧，廣州的染病與病亡人數跟香港的相若，但經濟的損失香港大得多了。

第二個處理瘟疫的困難，也是要爭取第一時間。遍讀報道，防止瘟疫擴散只有一個可靠方法：隔離——染者要隔離，染者的家屬也要隔離。擴散後才隔離的效果不大，而如果染者近萬，醫院與醫務人員是不足夠應付的。

結論是明顯的。處理瘟疫的重點是爭取時間。凡有什麼離奇怪症，會傳染的，要第一時間公佈，第一時間隔離。可惜這時間很短暫，擴散了就不容易知道怎樣做才對——這是我讀到及聽到而綜合的沒有矛盾的結論。

從高斯定律看瘟疫市場

肺炎當道，阿康告訴我，奉信市場無所不能的侯夫子，認為瘟疫傳染這回事大可由市場處理，無須政府插手。驟眼看來是發神經的觀點，其實湛深。三十年前經濟大師阿羅（K.Arrow）就認為瘟疫非由政府管治不可，引起頗大的爭議，而阿羅本人可沒有解釋清楚他的「非政府不行」的理由。我為侯夫子的□線市場觀想了一整晚，結論是侯夫子錯，阿羅對。且聽在下道來。
市場的運作需要有產權的界定，那是說需要有私有產權了。這是高斯定律（CoaseTheorem）。但奉信市場比侯夫子更甚的高斯說過，如果界定產權或釐定成交的交易費用過高，政府或法庭的服務就有用場了。高斯舉出的或類同的市場困難的例子，這裡不重述了。

這裡要說的，是瘟疫傳染的本質是不能界定產權的。界定產權的本質，是有權者勝，無權者要通過市場購買。瘟疫這回事，是沒有勝者：病者負，染者也負。這與工廠污染鄰居的例子截然不同。工廠產出有利，鄰居受污有損，前者勝，後者負。

工廠污染是界外效應（externality）的大話題，與疾病傳染類同。高斯的思維，是這類效應所導致的不良經濟效果，可以界定產權（界定為私產）的辦法來解決。如果工廠無權污染鄰居（鄰居有享受不被污染的權利），那麼工廠要多產出（多污染），大可出價補償給鄰居的受損者。倒轉過來，如果工廠有污染鄰居的權利，那麼要享受清潔，鄰居大可出價要求工廠減低產出（從而減少污染）。高斯明白這樣的出價（市場）成交，交易費用不菲，而我作研究生時，權利界定為哪方面所擁有對交易費用的不同影響，想得如醉如癡。

回頭說瘟疫傳染的界外效應，市場的交易費用姑且不談，產權又怎樣界定呢？要把傳染他人的權利給我嗎？我會搶著說：「大吉利事！千祈千祈千祈不要給我，因為我不想得病，而如果我不幸中招，是無妄之災，不知是誰傳給我的。」倒過來，要把不受傳染的權利交給任何人，任何人中招後，他既不易證明從哪裡染得，而就是證據確鑿，傳給他的人也一樣有不受染的權利，傳者也是染者，到哪裡去收錢賠償給下手被染的呢？

依照上述的推理，瘟疫傳染的界外效應無從界定產權，也因而不能以市場成交把問題解決。這不是說瘟疫或傳染病的本身不能依靠市場治理。事實上，這次肺炎瘟疫，加拿大的多倫多是中國（包括香港）之外最嚴重的地方，不少人認為該國實施公共醫療制度（socializedmedicine），缺乏了私營的醫療市場，是這次加國災難的主因。

是的，市場可治，可以比較有效地約束瘟疫的擴散，但因為傳染或不受染的權利無從界定，市場對傳染的本身是無能為力的。這是說，我們不能以權利的界定及市場的運作來約束治療之外的傳染。這樣，政府對瘟疫的處理就有一定的責任了。自古以來，沒有地方沒有政府。政府的存在是有其義務的。納稅人付錢買政府的服務。我們投訴，甚或破口大罵，是因為納稅是強迫買服務，而買回來的往往其質甚劣，無所值也。

從小女孩的大提琴說起

在一個小型的音樂會上聽到一個小女孩的大提琴演奏，聯想到不少音樂之外的事。該女孩的名字是吳瑕，看來不到二十歲，長得標緻，坐拉大提琴，白裡帶紅的小手指在弦上飛舞，有時滑上滑落，瀟灑利落，天真自然。我對提琴沒有研究，但知道左手管音階，重要的音色全在右手。是三十多年前一位提琴大師告訴我的。不管是小提琴還是大提琴，音色是否醉人，關鍵全在右手。外人看來是簡單的把弓在弦上拉來拉去，看不出有什麼玄妙，但大演奏家（virtuoso）與初學者的分別，只不過是門外漢看不出來的在弦上把弓拉一下。女孩吳瑕前途無限。她左手的指法靈活自然，繼續下去，達師級指法當無疑問。右手拉弓還年輕，要多下功夫了。至於能否有一天達到virtuoso水平，則還要看她的音樂品味（musicality）與學問。藝術上，沒有學問不能成家。不要忘記，英年早逝的莫扎特，除了在音樂任何一方面都超人幾級，是個很有學問的人。不知吳瑕的老師會怎樣教她。我想，右手拉弓看來是那樣簡單的事，要有大成天才需要十年八載，比較平庸的終生無望。這豈不是奇哉怪也？肉眼所見，無論輕、重、快、慢，弓的角度轉變等，外人一望而知，認為自己可以做到，但拉出來卻是嘔啞嘲哳難為聽。很明顯，提琴拉弓之道必定有難以為外人明白的微妙變化，看來是簡單的動作，要達到大演奏家之境，其全面掌握難於上青天。我不由得想到書法那方面去。苦心研習書法十二年了，客觀衡量自己的條件，無論手的靈活性，藝術的認識，學問的層面，古人的哲理，大師的教誨等，雖然不盡超凡，算是應有盡有，但今天離virtuoso之境尚遠！是的，提琴藝術與書法藝術大有雷同之處。提琴左手指法所管的，彷彿書法的結字、構圖、佈局等。提琴右手拉弓所管的，彷彿書法用筆的線條，其優美、粗、細、濃、淡、潤、枯等。愈想愈對：提琴的拉弓與書法的用筆相若。二者都是以「線條」來表達感情，只是有聽到與看到的區別而已。像拉弓一樣，書法用筆也是幾個簡單的動作，肉眼所見，也是輕、重、快、慢，加上有時這樣翻，有時那樣翻。外人也應該一望而知，認為自己可以做到，但寫出來卻目不忍睹。書法上，五年前周慧珺老師就說我用筆沒有問題，手的動作有一百分！但當時自己心知肚明，要達到大演奏家之境遙遙無期。五年後的今天，偶得佳作時認為離該境之期不遠，但每次看周老師下筆，就覺得自己還差一大截。朋友，有沒有試過把弓在提琴的弦上拉一下，聽聽音色如何？書法嗎？有沒有試過提起極軟的羊毫筆，蘸了墨，在生宣紙上寫個「一」字？當年看周老師寫「一」字，線條那樣優美，波動那樣自然，呼吸立時停頓，心沉了下去，又升了上來，有難以形容的舒暢感。後來我為這個「一」字下功夫，起初寫十次得其一，緩進而十得其二、其三……今天是十得其七八。周老師呢？她十得其十，這才是virtuoso的境界。



學問的成就與藝術的成就也雷同。很淺的學問，連小孩子也聽得懂的，往往莫名其妙地困難。在經濟學上，我只有一項在四十歲那年就自覺是達到virtuoso之境。那是需求定律——價格下降需求量上升——的操縱。下苦功還在其次，主要的是整個二十世紀的四位深研需求定律的高人——佛利民、史德拉、艾智仁、赫舒拉發——都教過我。我綜合了他們在這定律上的學問，去其輕而存其重，加上自己想出來的變化，才感到來去自如，運用起來半點沙石也沒有。我不知道周慧珺對自己的用筆有什麼感受。作為一門藝術，書法的衡量是有多方面的，雖然用筆是最重要而又是最難學得好的一面。我為用筆花了不少心思，然而，今天，自己知道還有不少困難。主要的證據是有時可以一連寫出七八個得心應手的字，要怎樣就怎樣，但只是曇花一現，不能穩定而持久地為所欲為。我的感覺是周老師是可以為所欲為的。是有趣的判斷。我認為一個人在某造詣的某方面是否達到大成（上文所說的virtuosity），自己是可以知道的。以用筆為例，我知道還沒有達到，因為久不久可以寫出幾個自己感到是運筆為所欲為的字，但不能穩定而又持久地做到。這是說，要知道自己是否達到，判斷還差多遠，你要研習到久不久可以達到的層面。如果你從來沒有到過，沒有嘗試過片段的大成，你不可能知道自己是站在哪裡的。我知道自己在四十歲對需求定律的操縱來去自如，是因為該年（一九七六）的春夏之交我只用了兩個晚上就寫成了那篇關於優等座位票價偏低的文章。理論的假說簡單不過，但因為過於簡單，我刻意地以複雜的變化下筆。這樣，多條需求曲線在腦中飛來飛去，但半點困難也沒有，從心所欲地處理了相當複雜的分析。要淺則淺，要深則深，你要怎樣，要哪個層面，可以立刻表演給你看。這是virtuosity的要求。蘇東坡的文章是這樣，莫扎特的音樂是這樣，周慧珺的用筆是這樣，我的需求定律庶乎近焉。回頭說吳瑕，那位拉大提琴的女孩子。離開會場時在大堂見到她，忍不住在她背後輕拍一下。她回過頭來，我點頭示意嘉許。她對我嫣然一笑，使我想起自己的女兒。步出場外，心想，中國的天才兒童多的是，只是數千年來，他們要到今天才有機會發揮一下。我又想，聽說朗朗的鋼琴彈得非常好，有機會總要去聽他一次。一時間我羨慕中國的孩子們，不限於有天分的。有那麼多可以學習，那麼多可以嘗試，那麼多可以進取，「大演奏家」的希望存在，況且來日方長。有希望的生命，可以做點什麼的，是最有意思的生命。

中國必須爭取清潔與衛生的形象

非典型肺炎在廣東一帶爆發了三、四個月，極盛於香港愈月矣。風聲鶴唳，眾說紛紜，理論甚多，但到今天該疾病究竟怎樣傳染，怎樣可以終止傳染，還是不大了了。就是政府不久前公佈的「淘大之謎」，言之鑿鑿，但讀來還有點天方夜譚。
只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此肺炎傳染的機會，與人煙稠密、空氣混濁、衛生欠佳這三個情況加起來有確實的正數連帶關係。歷史的經驗，是所有傳染病都有這個規律的。

香港的經濟專家太不成話。一說這次瘟疫會帶來一百五十億港元的損失；另一說經濟增長率會下降一個百分點。愚見以為，直接、間接與長遠的經濟損失加起來會大得驚人，但只有上帝才知道。愚見也以為，單是世衛發明的、不知是羅景還是贈興的SARS（特區綜合症）一詞，對香港形象的負值影響就襟得計數矣。

九七以還，香港黑運當頭，無話可說。我更擔心的是中國的經濟。這幾年國內的經濟發展令舉世□慕，但瘟疫的效果可大可小，不難想像，嚴重的可以把整個經濟搞垮。

先以兩個不足為奇的小例子嚇嚇國內的朋友吧。例一：如果今天的非典型肺炎發生於二○○八年的北京奧運期間，會怎樣？例二：如果這肺炎發生於二○一○年的上海博覽期間，會怎樣？

我說這些是小例子，因為大例子還在後頭。如果中國接二連三地有類似目前的瘟疫，疫國之名就成立了，且可能驅之不去。遊客大減，外資裹足不前，而好事之徒興風作浪，可能說中國的產品會傳染。老實說，中國今天的競爭力在國際上嶄露頭角，我們不能排除鬥不過的幸災樂禍，加油添醋，大事渲染中國的衛生問題。形象的殺傷力，可能遠比實際的不幸為大。

人煙稠密，空氣混濁，衛生欠佳，這三項都有解決的辦法，只是前者較難，後者較易。人口多如中國，人煙稠密主要是城市的問題。國內不要學香港，其土地政策（高地價政策）導致人口密集於石屎林，舊區殘破奇臭，工廠老鼠橫行。城市的規劃要使人口與工商業分佈適宜，而公園與樹木的增加是老生常談了。清潔、衛生呢？那是決心（或習慣）與費用的問題。

我會另文分析衛生的問題，什麼要由政府主導，什麼要讓私人或私營通過市場處理。這裡我要說一下「日本現象」。

日本的人口密度比中國高，但比起中國，日本清潔得多。該國的衛生法例怎樣說我不清楚，但肯定的是他們有清潔的風俗習慣，墨守成規。哲理上不一定可取，但人多搞衛生是非常頭痛的事，喜不喜歡這清潔風俗中國怎樣也要培養出來。

十多年前在日本京都見到一條小河，岸高十多尺，兩旁小屋林立，有些伸出水上。我站立良久，看得呆了，因為河中半張廢紙也見不到，水清見底，游魚兩兩三三。中國呢？幽美如廣西的離江，水退後兩旁的小樹滿掛廢物！再說京都，某天早起，清晨七時在街上走，只見家家戶戶各人自掃門前地，正所謂「黎明即起，灑掃庭除」。問過了，是風俗習慣，很古板的，不合我的品性，但人多的國度，沒有這種風俗規律會有很大的清潔代價。

從知識資產的角度看中國經濟的發展（下）

按：本文是2003年4月22日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講話的後半部，好些地方做了補充。23日晚經貿部安排的講話，前科技部長朱麗蘭提出一個重要問題，我的回應加進本文之內，更使本文與原話有出入。

　　促成學術氣氛的因素一言難盡，而我自己也不大清楚。我知道起碼的要求，是一群求知慾強的人聚在一起，為了共同興趣而不斷地對話。回港工作20年，我沒有見過類似的氣氛。我說今天國內的學術氣氛好，是因為所到之處，總有學生跟著我，把準備好了的問題寫在紙上，一有機會就提出來。講話的會場，沒有學生遲到或早退。學術或知識的發展，永遠是雙方或多方的對話搞起來的。

　　學術氣氛是有錢也買不到的事，是一種文化，要講時來運到，但卻可以速散。美國60年代初期的學術氣氛非常好，但60年代後期，因為有越戰的強迫兵役，只幾年就一落千丈。今天，中國的學術氣氛時來運到，我們要待之如寶，增其濃而避其散。如下數點應該考慮。

　　(一)採用學券制

　　不久前在某外國雜誌看到世界首300間大學的排名，中國竟然沒有一間在內。怎麼可能呢？單論學生的質素，首10間中國應該有兩三間在其內。學生質素好，學術氣氛好，其他一切只要有錢就可以辦到。那是說，在知識發展上，錢買不到的中國沒有問題，問題是經費不足。(轉過來，香港的學術經費極足，但缺乏錢買不到的求知慾與氣氛，是以為難。)

　　簡而言之，學券制是經過政府資助教育而搞近於私營的學校。政府把資助教育的錢以學券的形式交到學生的手上，讓學生自選學校，學校憑券到政府收取每券指定的金額。選擇的權利交到學子或其家長之手，學校出售教育可以賺錢，有賞有罰，責任就來得明確了。美國排名最高的25間大學，全部是私營的。

　　有了明確的責任，供不應求的學校大可在學券之上加收學費。這樣的制度政府的負擔遲早會減少，而辦得好的學校經費會上升。教育市場會因為增加了競爭而有徹底地改進。另一方面，私營的學校歷來對私人的捐助有較大的吸引力。今天，炎黃子孫不乏有錢人，只要學校辦得頭頭是道，樂善好施的應該屈指難算。

　　(二)開放市場使文字有價

　　中國政局穩定，再不應該維護出版行業的壟斷。有誹謗性的言論可由法律處理，但出版大可自由。我說過了，自己已退休，很想在國內開出版社，介紹學術，但不可能拿到牌照。撇開自己的意向不談，優質的知識傳達不僅要由專家處理，也要讓專家互相競爭。

　　綜觀今天國內出版的書籍及其他刊物，其質素與先進之邦有一段相當大的距離，好些譯作是需要再譯的。

　　開放出版對知識的傳播大有好處，不在話下，而同樣重要的是這開放會增加文字之價，使有識之士可以賺點錢。近幾年來，國內刊物的文字稿酬上升了10倍以上。這是好現象。要是大手開放出版，而又能禁止盜版的話，中國的龐大市場就真的會使文字有價！這樣，中國的知識增長就如虎添翼了。

　　(三)約束誹謗與謾罵

　　我不看電腦，但國內的朋友說，網上以匿名誹謗、謾罵等行為所在皆是，可謂奇觀。雖然在法例上政府對這些行為有約束，但卻沒有真正地執行。

　　誹謗或粗言粗語地謾罵沒有什麼大不了，但對年青人的求知意識可能是一個「致命傷」。有學之士會不管這些行為，但以匿名而亂罵一通是與學術發展背道而馳的風氣。學術要研討，應該辯論，也可以針鋒相對，但無聊的誹謗與謾罵是有反作用的。

　　約束言論是很敏感的事，要知所適從。我認為匿名的行為要禁止，而有關學術的爭議，要分組處理。這樣，無理取鬧的行為可使年青人一望而知，什麼應該尊重或考慮，什麼應該鄙視。

　　(四)不是人口多而是知識低

　　1985年2月24日我在《信報》發表《沒有兄弟姊妹的社會》，指出一家一孩的政策如果堅持下去，有一天所有的人都沒有叔、伯、姑、表———除父母外，每個人變得舉目無親。缺乏了血濃於水的經濟效應姑且不談，將來老人院與孤兒院會在中國林立。

　　忘記馬爾薩斯吧。此公忽略了知識資產，因而大錯。中國歷來的人口問題不是人多，而是知識低，以致多而無當。今天中國青年的知識進度大有可觀，我們要從新考慮一家一孩這個政策。從知識資產的角度看，有知識的人口是愈多愈有利！在這個不可能錯的大前提下，要控制人口，如下的建議是應該考慮的。

　　由中央設立一個教育基金，選賢與能來負責這基金的投資與忠實處理。要多生孩子，父母需把一筆教育的錢放進基金內，而這筆錢連本帶息是放進去者私有，規定只可以取做孩子的教育費用。這樣安排，政府可以增加彈性，讓父母分期付款。

　　另一項彈性處理是政府借錢給學子求學，收低利息，而好學生可以多借一點。這種借貸安排，很適宜用於上文提出的學券制補加學費。借錢求學是重要的投資考慮，一般而言，對自己求知沒有信心的青年或其父母，是不會明知回報率不夠高而下注的。

　　(五)保障研究權益

　　朱麗蘭女士在經貿部問及科技的產權結構，是大而重要的話題了。她對發明專利一定耳熟能詳，我於是提出科技研究實驗室(R and D laboratories，國內稱研發中心)的問題。綜觀今天中國的知識進展，不久的將來，私營的，水準比較高的實驗室將會出現，而根據美國的一些專家朋友的觀點，中國人可能在生物或生化的研究上做得有成就，而這些是當世最重要的科技研究了。

　　問題是今天的先進實驗室，大都有多個受薪的研究員聚在一起，分工合作。這種合作要有商業秘密的保障，因為一個研究員可能把半途所得的研究帶到另一家實驗室去。但商業秘密既為秘密，本身不可能有法律，其保障是要靠其他法律，例如合約、侵犯、代理、信託及歸還等法律。以這些法律引用於商業秘密的保障是很複雜的學問。中國要盡早在這方面下功夫。

獵人的風采——為其仁序

周其仁是北京大學最受歡迎的教授，身兼兩職，飛來飛去，也是浙江大學最受歡迎的教授。五十二歲了，他的出身與我的大有雷同之處，而大家對經濟研究的興趣更為相近。

一九六六年在上海初中畢業，跟著遇到文化大革命，沒有讀高中（我也沒有），六八年下鄉勞動十年，其中七年半是打獵生涯（我釣魚七年半，雷同也）。打獵也是農業，但比種植或飼養遠為刺激精彩。其仁打獵，每天在荒山野嶺奔走五十公里（我是坐著下釣的），有期望，鍛煉了耐性，磨勵了好奇心。

一九七八年，二十八歲，其仁考進了中國人民大學（我進大學是二十三歲），八二年本科畢業，之後用了七年時間參加農業研究與中央改革政策研究。一九八九年到美國去，學了九個月英文，九○年在芝加哥大學呆了一年，然後轉到我的母校——洛杉磯加州大學——攻讀博士，九六年到北大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任教在洛杉磯攻讀時，他曾任駕駛司機，這與一九五八年我在多倫多作過計程車司機類同。

周其仁今天教的是他讀初中及打獵時我參與發明的新制度經濟學，而他的研究是以實地調查為主，興趣與取向皆與我不謀而合。釣者負魚，獵者負獸，難道其仁和我都為著欠了些什麼而選走真實世界的路？

作中國經濟的實地調查，其仁和我同步起於一九八二年。但我大部分時間身在香港，除了一年幾次到大陸巡視，一般是遠看廬山，或邀請在北京搞經改的朋友到香港來傾談一下，而香港商人到大陸投資的經驗，時有所聞，每天都在變。是的，當年我是以置身事外的觀察而寫成《中國的前途》與《再論中國》等書。

周其仁呢？他身在廬山，調查研究是落手落腳的那一種。我是橫看成嶺側成峰，他是近看小橋流水、花草竹石。我宏觀，他微觀。重要的是，我們的宏觀與微觀合併起來，沒有不吻合之處。

二十多年來中國開放改革的發展，是人類歷史絕無僅有的寶貴經驗。釣者與獵者遇上，當然見獵心喜。是時也命也運也，我們掌握著的經濟學知識，是有關產權與交易費用的新制度經濟學。一個以筆為竿，一個以筆為劍，寫下了不少將來的經濟歷史學者不會忽略的隨筆小文章。

都是以真實世界的現象下筆的，只是一個不知小節，論大勢，另一個小節知得多，分行業處理。

我當然推薦周其仁這本《真實世界的經濟學——中國發展的真實世界》。不是茶餘飯後，或電視廣告時間，你要翻閱的書。要不然不讀，要讀就坐下來細讀。記著，要把電視機關上了。不是娛樂讀物，有些地方有趣，有些地方沉悶。但只要你能細讀，從頭到尾讀一遍，你會對中國各行各業的情況知得很多，很深入。不是在報章或一般刊物可以學得的。作者親歷其境，實地調查，有分析與觀察力，然後忠實地以他的見解報道出來。

中國最受歡迎的經濟學教授是個獵人，文筆流暢，瀟灑豪爽，不滯於物，大有獵人的風采。

匯率戰略論：考慮雙層調控

世界經濟進入了一個大轉變時代。十多年前，因為舉世廉價勞力的供應暴升，我推斷的巨變要到最近幾年才開始明顯。這「延遲」有幾個原因，其中重要的是廉價勞力的產品質量歷來比先進之邦的差很遠。然而，這幾年，南韓、中國等地，無論汽車、電器及其他日用品，擇其佳者，肉眼所見，與先進之邦分不開來，尤其是外資到中國設廠的產品。算是奇跡，因為美國的資本家到墨西哥等地設廠多年，其質量差別還是一望而知。
國際產出大比並，外資到中國設廠急升，世貿協議火上加油。中國的匯率處理於是對世界經濟有關鍵性。是簡單的搶生意問題，價廉物美者勝。先進之邦的工資向下調整需要很長時間，而他們的貨幣在國際上貶值又恐怕會引起通脹。是的，先進之邦進入了日本十多年前開始的命運，會有多年的一蹶不振。

今天人民幣的強勢已成。解除所有外匯管制，其勢會更強。匯率不變，這強勢是會增加外匯儲備的。縱觀中國的出口的急升與外資的急進，這儲備的增加會變本加厲。匯率偏低容易維持，多印人民幣買外匯就是了。偏高不易維持，因為要有足夠的外匯儲備去托價。

外匯儲備是不宜太多的。讓匯率提升，以外幣算，國民平均收入立刻增加，而消費享受也有長進。但匯率略為偏低，外匯儲備的變動是正數，除了維護匯率之外中國還可以有第二個層面的調控：以貨幣政策調控本土的、外貿外資之外的經濟。不會有傳統央行那樣大的本土調控幅度，因為我們的假設，是中國的貨幣政策會不變地優先處理匯率。但如果處理的匯率在狹窄波動下的平均是略為偏低，外匯儲備的變動是正數，那就冒了出來一個以貨幣政策調控本土經濟的空間。

比方說，中國今天的通脹率近於零，但百分之二至五的通脹率比零優勝。如果中國要選走百分之三的通脹率，匯率持久地略為偏低可以魚與熊掌，二者兼得：有小通脹，也穩守匯率。

記著，要二者兼得，即是說要守匯率而還有某程度調控本土經濟的空間，貨幣政策要有次序排列：先管匯率，有空間才作本土調控。匯率管得好，本土經濟已可穩定發展，略為偏低的匯率讓出來的空間，只是容許補加調控而已。

愚見以為，針對美元與人民幣的匯率從事，雖然比較容易處理，久非善策。中國應該考慮以一籃子外幣，而更好的是以半籃子外幣、半籃子期貨，來釐定人民幣的匯率。外匯儲備是另一籃子，不是用作保障匯率的。以一籃子外幣與期貨決定人民幣的匯率，為的是要得到一個長遠可靠的指數。電腦發達的今天，這指數的變動可以一按鈕就知道，而人民幣對任何外幣的匯率，可以在這指數的約束下自由浮動。

以一籃子外幣與期貨作為人民幣的匯率指數有兩個好處。其一是不會受到一個外地國家的幣值變動的影響。其二是外國要求人民幣升值（不久的將來一定會這樣要求），中國不同意容易回應。

我認為北京當局不應該公佈外匯儲備的數字，而如果以一籃子處理匯率指數，籃子內的外幣是什麼、期貨是什麼可以公佈，但各種的成分不說為妙。讓外人猜一下不是很有意思嗎？

（《匯率戰略論》五之五）

匯率戰略論：優先的選擇

上文提及，除了幣值要有控制與保障，讓所有物品的價格自由浮動是市場運作的基本原則。以央行控制幣值不容易，而且不一定能兼顧一國之內的幣值與國與國之間的匯率。幣值穩守，匯率通常不會有很大的波動。匯率穩守，只要外地的幣值穩定，本土的幣值通常也穩定。困難是一國之內，處理幣值的貨幣政策與處理外匯的匯率政策往往有衝突。二者不能兼顧，處理不善，災難可能發生。執掌政權的人可以任擇其一而調控，或擇其一而優先處理，有了多出來的空間才調控其二。二者一起兼顧，或時一時二，忽左忽右，不可取也。重視外貿的發展及外資的引進，國家的政策要以調控匯率為先。重視本土經濟，把外貿與外資放在次要位置，則要以調控本土經濟為主。今天中國的進出口加起來達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大國而言，是非常高的百分率），且還在上升，而外資與科技的引進不僅重要，且上升得很快。所以我認為有一段長時期，中國要把匯率優先處理。匯率調控得宜，本土的幣值不會失了根地波動；經濟調控得宜，匯率也不會像□尾飛鉈。問題是要減少匯率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的衝突。二者有優先次序的排列，是減少這衝突的好法門。
不用傳統的本位制，不用鈔票局的聯繫匯率，要穩守匯率並不困難。這是讓中央銀行只看著匯率來調整國家的貨幣供應量。時間上有問題，不是立竿就立刻見影。有少量的外匯儲備，讓匯率在一個狹窄空間移動，只為調控匯率而調控幣量可以萬無一失。但這是約束著貨幣政策的其他功能。國內的失業、不景等就不容易以貨幣政策調控，而通脹通縮率、利息率等，大致上也要跟著與匯率掛勾的外國走。這只限於我們還沒有加上變化，限於貨幣量的增減只環繞著維護一個固定的匯率。

上述的央行制與鈔票局的聯繫匯率制有雷同之處，也有重要的分別。鈔票局沒有央行的功能，說不上有什麼貨幣政策，幣量的增減是被動的，由市場的需求變動決定。聯繫著的匯率是硬性的，一定下來就不容更改，而匯率可以變動的空間甚微。還有的是，外匯市場有什麼風吹草動，以幣量的迅速變動來維護聯繫匯率，短期利率可以有很大幅的波動。另一方面，以央行單為維護匯率而存在，幣量的增減是由央行主動調整的。這算是貨幣政策，但這政策只限於匯率的維護，其他的經濟問題——如通脹、失業之類——就要讓匯率來間接地決定了。後者不一定是弱點，可能很好，關鍵是匯率水平的適當選擇不容易。比起鈔票局的聯繫匯率，央行維護匯率較有彈性，外匯儲備不需要多，但久不久政府要通過市場的外匯買賣來調控匯率的波動。只要央行不管其他事項，單看匯率而調整幣量是沒有問題的。不兼顧其他，匯率的維護可以持久，用不著管制外匯的自由買賣與進出口。

一般央行的困難，是要兼顧其他，有政治的問題，有壓力團體的左右，以致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起了衝突。下文將會指出，看中國今天的情況，央行（人民銀行）兼顧其他在某程度是可以的，但必須有優先次序的排列，定了下來不能更改。同樣重要的是，在市場匯率有狹窄波動的平均上，官價匯率要略為偏低。

（《匯率戰略論》五之四）

為什麼經濟學變得沉悶了？

如果我今天是二十七歲——如果時光可以倒流四十年——我或可單人匹馬給經濟學一個新面貌。不一定對，但我有這樣的感受。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算是革新，但沒有把整門學問搞得閃閃生光。

人老了，日漸黃昏，工作兩三個小時就要休息了，比起四十年前不需要睡覺的日子差得遠了。但當年我沒有革新經濟學的幻想——想也不敢想。今天我的感受是，如果時光倒流四十年，以我今天所知的做起，那又是另一回事。當然，這只是感受，作不得準，但空穴來風，有點蛛絲馬跡可以說一下。

首先要說的，是我認為經濟學的發展走進了一個死胡同，可不是因為高斯等人所說的數學用得太多，或搞什麼博弈理論，而是今天的題材沉悶，悶的怕人。是的，長此下去，經濟學會被悶死的！

可不是嗎？拿起任何一本經濟名學報，你不會說：「這篇文章那樣過癮精彩，非讀不可！」不是說今天的後起之秀不夠聰明，本領不足，而是題材趣味不足，不夠吸引力。也不是說技術不可觀：數字統計非常可觀，只是要解釋的現象要不是不明確，就是老土，毫無新意，既不精彩，也不過癮。

學術的發揚是不可缺乏趣味的。想當年，高斯論音波頻率，嘉素談醫業價格分歧，什麼人寫壘球員的耕殖，公地不種杏仁樹，或其他什麼的，我一讀就趣味盎然，對經濟學了迷。今天，這類文章再不容易找到了。

要是時光可以倒流四十年，有昔日的魄力，每年我可以寫五十篇自己認為有趣味的經濟學文章。如下數點支持這觀點。

（一）今天我每星期寫四篇隨筆，合共五千五百字。要是我每星期寫一篇五千五百字的經濟論文，有趣味的，不難做到。雖然論文比隨筆難寫，但後者每星期要想四個題目，不容易。前些時每星期寫《經濟解釋》三千多字，再加《南窗集》二千多字，合共也是五千多字。《經濟解釋》遠為難寫，寫得慢，但同樣水平的每星期寫五千多字自信可以辦到。只是今天不可以持久地寫嚴謹的學術文章，時光倒流則應該沒有問題吧。

（二）過癮精彩的經濟現象，今天的國內、香港及亞洲一帶多如天上星，俯拾即是。加上類同的現象可以不同的地區作比較，其處理分析就如斬瓜切菜，得心應手。四十年前的現象與比較的觀察遠不及今天那麼明顯。

（三）前些時在這裡發表《訊息費用與類聚定律》，說因為價格訊息費用高，歡場女子在同一場所賣笑會有差不多的姿色水平。讀者哈哈大笑，頻叫精彩。其後在《還斂集》發表《鹹水草與淡水蟹》，說在市場競爭下，出售者一律欺騙與一律不騙，其效果相同。我稱之為「欺騙定律」。讀者說對、對、對，但又說問題那樣淺，我不說他們也知道答案，要求我寫深一點的。我於是又在這裡發表《上河定律》，說排隊看《清明上河圖》，排隊的時間越長，每個人看圖的時間就越長，所以排隊時間的增加，在比率上會比人數增加上升得快。讀者說對、對、對，這次夠深了。

結論是頗為明顯的。每星期寫一篇五千多字的、通俗而又有趣味的經濟論文不難，而要達到《類聚定律》水平的，每年五十二篇中有三分之一應該可以。這樣寫下去，不出數年就會有同好者參與其事，大家一起下筆來熱鬧一下。

我們不要忘記，經濟學與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不同。真實世界是經濟學的實驗室，每個人都從這實驗室長大，對世事有所知，好奇，希望能解釋一下。赫舒拉發說得對，所有社會科學，如果以科學的假說作解釋，都是經濟學。每個人，因為生長於實驗室，不管有沒有上過經濟學的課，都可以試對人的行為或經濟現象作解釋。受過經濟學訓練的處理問題比較有系統，推理邏輯比較嚴謹，假說的設立比較像樣。然而，一個只讀過一科入門經濟的人，有明師指導，心領神會，其對世事或現象的解釋不難超於一個平庸的經濟學博士。

戴維德不是經濟學入門的，只有一個哲學學士，但對世事的理解，理論的深入，比我高得多了。昔日史密斯、李嘉圖等大師，基本上無師自通，雖然今天回顧，他們錯漏不少，但無論哲理、深度、趣味、啟發，都遠勝今天沉悶不堪的經濟技術高手。不是前人的智商比我們高出那麼多，而技術上他們遠為不及。只因為他們放大眼睛看世界，不肯走進象牙塔之內，他們搞的是大學問，洋洋大觀，令人拜服。

我認為今天經濟學變得那樣沉悶，可能是因為走進了牛角尖。近三十年來自然科學的研究變得非常專業。以我略知一點的生物或基因研究而言，每個研究者只專注於某問題的某小部分，然後大家把研究所得串連起來。就是一篇專於某問題的微不足道的小部分，往往有五六個研究者聯名發表，每個研究小部分中的小部分。經濟學沒有那樣專注的分工合作，但這些年來聯名發表文章遠比三十年前普遍。

我想，自然科學分工專注而後串連可能很有效，但以經濟學來說，這樣做似乎不妥。這是因為到今天，經濟理論的發展，是人的行為只能從一個制度安排的局限下作分析。專注看一小部分而忽略了制度安排，是數樹木，不看森林，而把樹木串連起來不一定可以見到森林的。

那是說，經濟學的理論架構是要先看制度安排（看森林）然後解釋行為（數樹木）。我不知道這看法對不對，要多想一下，想通了會再談。我只覺得經濟學可以是非常有趣的學問，但一下子變得那樣沉悶，是需要解釋的。

難道自然科學要先數樹木然後看森林，而經濟學則要先看森林然後數樹木？這是有趣的問題。我沒有答案。

匯率戰略論：間接的保值

高舉市場的學者一律贊成讓所有價格自由浮動，因為價格傳遞訊息，從而引導資源的使用。這是史密斯所說的無形之手了。需求或供應的訊息有變，價格跟著變，資源的使用隨之。管制價格，不讓其變，市場的運作就嗚呼哀哉！
只有一個價經濟學者不能不同意要有某程度的管制：幣值。幣值是貨幣與物品之間的相對價格。貨幣的存在是為了減低物品市場的交易費用。如果幣值不穩定或有大幅度的波動，物品的交易費用會增加。伸延到對外貿易或國際投資那方面去，匯率的波動也有增加交易費用的效果。沒有直接的本位制，穩定匯率與穩定幣值息息相關，要一起考慮。

上期提及，在直接的本位制下，一個經濟的貨幣量的增減不是由中央銀行調控的，而是由作為本位的物品的多少或市場對幣量的需求而決定。另一方面，間接保護幣值是由中央銀行調控貨幣量，從而調控市場物價的水平。於是，市場的物品可以看為幣值的本位，但這本位之價是間接的，是被動的，由中央銀行調控幣量來決定。大致上，這間接的保值也有兩種。

（一）傳統的中央銀行　中央銀行調控一個國家的貨幣量是大熱門話題，這裡不分析了。要說的是這調控不容易。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可靠性，而所需時間的估計，尤其是調控貨幣到調控物價的時間，不容易看得準。就是什麼才算是貨幣也常有爭議。

以央行調控毫無直接本位的貨幣量的最大好處，是國家有最廣闊的貨幣政策的調控功能。其壞處是準確的調控不易，而政治上的需要，壓力團體的左右，往往使調控失宜，弄巧反拙。

在央行幣制下，匯率的自由浮動最重要。好些採用這貨幣制度的國家試圖固定匯率，或只讓匯率在一個狹窄的空間移動，以外匯儲備的增加或減少來調控匯率。困難是這制度的貨幣政策往往受到政治及壓力團體的左右，容易發生如下的情況：貨幣量的供應與維護固定匯率不協調，炒家當道，使外匯儲備在三幾天之內輸清光。最壞的效果當然是引起外匯管制了。

在上述的央行制度下，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是不能有衝突的。利益或目的不同，匯率不浮動則不能二者兼顧。維護匯率，舉棋不定，可以帶來災難性的效果。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就是例子。要成功地維護匯率，貨幣政策的功能在某程度上就要放棄。傳統的直接本位制與香港的聯繫匯率制是完全放棄了貨幣政策的功能，因而匯率可以安然不變。

（二）以守匯率為本的央行制　這制度從來沒有人提及，也不見經傳。似乎是今天中國的制度，但不肯定。感受上覺得北京是施行著這制度。不差，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很好。

這制度是聯繫匯率與中央銀行運作的合併。用不著外匯管制。守匯率，但有少許彈性，央行（人民銀行）有某程度的貨幣政策運作，但沒有傳統央行的運作幅度。制度可行，甚至持久可行，其條件是外匯儲備要足夠，而後者的保障，是人民幣的官價匯率可以持久地略為偏低。向前看，中國是有這些條件的。

談戰略，從中國的角度看，應該考慮以守匯率為本的央行制加上一些變化。

（《匯率戰略論》五之三）

展銷是香港的最佳出路

大約半年前，我在這裡發表了六期分析香港的經濟困境，提出一些建議，其中我最重視的是大搞展銷。那六期文章深獲讀者好評，但實質的影響卻如石沉大海。我不認為提出怎樣改善經濟是經濟學者的職責，更不認為自己的建議會有影響力。但香港的經濟一塌糊塗，前路茫茫，而政府提出的或實施的政策於事無補，不妨試作建議，識時務地賺點稿酬。半年前我提出的幾項建議都應該做，但因為得益團體的壓力而不易推行。可幸的是，我認為最有效的大搞展銷，反對的壓力應該最少，問題只是政府願不願意推行而已。這裡把展銷建議重提，因為不久前發表過關於順德樂從鎮的傢具展銷與中山古鎮的燈飾展銷，對國內的龐大展銷中心略知一二。跟與國內的朋友談及物以類聚的展銷情況，他們一致地回應，展銷行業在國內非常盛行。我有機會參觀了一些，走馬看花，沒有深入調查，好些細節不明白。可以肯定的是，中國今天是個製造大國，展銷行業大行其道。都是分類而又類聚的，都龐大（一般沒有樂從展銷傢具那樣大得驚人）。同一場地可以批發，可以零售，而我的印象，是推銷員主要是介紹產品，很熟練，一開口就像背唐詩那樣背個不休，對答如流。禮貌一般可取，主要是介紹，不強銷。奇怪是大多數的展銷採取不二價政策。有三種不二價的安排。其一是標價如何就如何，不容許討價還價。其二是標價打個固定的折頭，任何顧客都有這個折頭，折後不再減價。其三是標價不二或折後不二，但補加一些禮品，也是固定的，所以加上禮品也是不二價。大家都知道，在國內購物，討價還價很普遍，且幅度往往很大。但大幅度的討價還價現象在展銷中心見不到。上述的第二種不二價——任何顧客都有同樣的折頭——顯然是例行公事的應酬：已經算了六折，不能再折了。是幽默的：任何顧客開口都有六折，只有傻瓜不開口，這不是不二價是什麼？有些推銷員更幽默：顧客問價，答一個價；顧客求折，答已經是六折，不能再折了。為什麼有些是九折不二，有些八折不二，有些七折不二，六折不二，或五折不二呢？是有趣的經濟現象，不容易解釋。這種微不足道的現象可能要花長時間作調查才有機會找到解釋，而有了解釋可能推到重要的現象去。上文所述顯示，我對展銷所知不多，而隨意的觀察所得很表面，可能錯。比較肯定的，是今天國內搞展銷相當專業，有水平。讓國內的商人到香港來表演一下展銷的拳腳，斷不會把香港的國際大都會形象損壞了。

國內的展銷，主要是為本土的顧客而展的，雖然外國到中國居住的是比較富裕的大客。樂從的傢具展銷有三分之一是出口的。國貨在香港搞展銷，本地客的購買量應該是小部分，而大部分應該是外來客及出口了。無論成衣、日用品、電器、玩具等，中國今天是天下第一製造國。有這個條件，成立一個國際性的展銷中心不僅順理成章，而且香港應該是首選。拿出地圖來看看吧。選一個中國產品的國際展銷中心，只有兩個地點最適宜：上海與香港。二者皆是大生產區的港口。以目前的情況來衡量，我認為香港略為優勝。有三個原因。其一是香港的英語水平比上海為高。其二，我說過的，是香港的通訊與信息的費用遠為低廉。其三，我也說過，香港的商業合約法律目前還比國內的優勝。搞展銷，有兩項香港是比不上上海的。其一是香港的地價高昂；其二是勞力工資比上海為高。這兩項有解決的辦法。地價方面，香港政府大可漠視歷來的賣地收入，把大量土地劃出來作展銷用途。這對香港的樓價有助，因為展銷是歷來的工、商、住之外的土地需求，而若展銷能搞起來，商、住土地的需求會增加。我曾經建議把九龍破舊不堪的樓宇地區改作展銷用途，但現在又想，龐大的啟德機場目前算是廢地，而舊機場跑道與觀塘之間的海可以容易地填起來。另一方面，香港的工廠不少用作養老鼠，何不廢物利用？怎樣招標競投，怎樣補地價改用途，香港政府是老手，用不書生之見了。至於勞工、人材那方面，我的建議是大量讓國內的商人帶他們的員工到香港來開檔。要用到英語專材他們會在香港聘請的。不給來港定居的福利，考慮抽他們一項適當的人頭稅。



中國的市場非常大。我到過不少地方，從來沒有見過那樣大的市場。不是什麼勞斯萊斯或名牌首飾之類，而是一般產品的銷售量大得不容易相信。向前看，說今後二十年中國的市場每年平均有百分之八至十的增長率，不足為奇。如果是對的話，二十年後，中國的消費市場會比今天的大四倍！把香港作為國際展銷中心，本地人購買可以不論，外地人採購重要，而長遠一點看，國內人到香港採購同樣重要。於是，香港搞國際展銷，不會限於展銷國貨，同時也展銷外國貨。這才是盡量利用世貿協議來賺點生計的辦法。不要誤會，我絕對不是建議香港政府應該指導市場向哪個方向發展。正相反，我是認為政府如果能壯士斷臂，放棄多年來的土地政策，市場的土地使用是會向展銷中心那向方發展的。但政府不會輕易地放棄土地的操縱權力，我於是建議把這操縱轉到展銷那方面去。香港的工業是黃鶴一去不復返；科技鬥不過清華等大學每月三千元的眾多小天才；金融會逐步北移，雖然北移的充其量只是局部；公立的教育與醫療是大負荷……商業也開始北移，雖然也有南下的。只有展銷這門商業，因為香港的條件優厚，還有可為。中國的發展是需要一個國際展銷中心的。蘇澤光要帶聖誕權與財政司長到樂從走走，到古鎮走走，到上海走走——後者的展銷最高檔。看看人家怎樣做，會知道香港政府計劃在赤角搞的展銷中心，再大也微不足道，地點不在城市，而如果像貿易發展局那種非私營的、租貴價酒店式的做法，是不可能搞得成行成市的。聽說蘇澤光不干地鐵了。那更好，委任他搞世界最大的展銷中心吧。

匯率戰略論：本位的理念

任何國家都有貨幣，而貨幣不可以無根，或不可以無本。根者，依憑也；本者，本位也。根與本的理念相同。昔日國民黨在大陸推出銀圓券與金圓券，濫發貨幣，是無根無本的生意，通脹一日多倍，不到兩個月就潰不成軍，沒有人接受，淘汰了。
今天美元不用本位制，說是毫無本位、沒有依憑的fiat money。是真的沒有本位嗎？一美元可換三個蘋果，蘋果可看作是美元的本位。聯邦儲備銀行控制貨幣的發行量，是一美元可換三個蘋果的原因。某幣量的美元可以換取多少物品，這多少物品就是美元之根之本也。去年在天津南開大學以《以中國青年為本位的金融制度》為題講話，說只要能控制貨幣量，中國青年的生產力是人民幣的本位。

國與國之間的不同貨幣的兌換率，是以大家的貨幣依憑著的生產力或物品的相對價格來決定的。很複雜，因為有跨國的資金流動，有政府的左右，也有不同的預期，使匯率的調整有時過慢或調整不足，有時太快或過了頭。這些是題外話。讓我們先考慮直接的本位制。有兩種。

（一）傳統的本位制　金本位或銀本位有悠久的歷史，不存在了。蒙代爾是贊成回復到這舊本位制的，或加上一些變化。三十多年前他向我舉出二千年前羅馬帝國的經濟成功例子，用的是金本位制。在金或銀的本位制度下，不同國家的匯率由本位之價決定，穩定不變。這個制度的困難，是一個國家的貨幣供應量由本位物品之量決定，經濟增長而幣量不足，或作為本位的金或銀大量外流，可以導致很大傷害。

中國清代以銀為本位。我曾指出，乾隆皇帝之後，鴉片的進口使銀兩大量外流，經濟不景，後來觸發了太平天國之亂，自相殘殺三千萬人。

愚見以為，傳統的金或銀的本位制度是不能再用的了。但蒙代爾曾經提出局部金本位制，與香港今天採用的聯繫匯率制度雷同。

（二）聯繫匯率　香港今天採用，以美元作為香港鈔票的本位。只保鈔票，不保支票。此制可行，要有足夠的外匯儲備，以及沒有中央銀行左右港幣的供應量。外匯儲備不需要很多。重點是沒有中央銀行，如果市場對港元信心下降，需求減少，港幣量會自動調整下降，反過來則會上升。這是說，聯繫匯率制度是通過銀行以港鈔換美元的機制，迅速地調整港幣量——利用幣以少為貴，以多為賤的辦法來維護匯率。

聯繫匯率（鈔票局）是局部的直接本位制，可與一外幣聯繫，也可用黃金、白銀，或期貨市場成交較大的物品。與一籃子外幣或期貨或二者的合併來聯繫也無不可，只是處理較為複雜。

佛利民認為聯繫匯率（鈔票局）只宜用於小國，大國不能用。這點我有異議。佛老認為大國以他國之幣為本位會有政治問題。（一九七一年之前港幣與英鎊聯繫，但八三年再聯繫時，因為九七在望，政治有變，而轉用美元。）然而，大國可用一籃子外幣或期貨為聯繫之本，只是成本較高，處理較為複雜。

聯繫匯率的弱點，是只可以聯一次，否則失信天下，而如果遇到香港今天的情況就很頭痛。這是說，鈔票局的制度失去了以調控貨幣量的方法來調控經濟。利息率要跟聯繫著的貨幣的利息率走，通脹或通縮也如是。是的，聯繫匯率失去了國家的貨幣政策的自主權。

（《匯率戰略論》五之二）

臨淵無須羨魚——語熊秉元教授

讀熊秉元在《信報》發表的《觀賣桔者言》，不勝感慨。既然對真實世界有那樣大的興趣，熊教授為什麼不親自操刀來過癮一下？解釋現象是有很大滿足感的玩意，可以日以繼夜而不疲的。

我明白一般年青經濟學者對世事沒有興趣。他們要顧著鐵飯碗，要在大學拿得一紙終生僱用合約，於是搞那些說不上有世事內容的技術性文章，只要有名學報收容三幾篇，老婆仔女都有著落。可憐為米折腰，先入為主，過了幾年腦子被技術硬化了，眼睛再不能看世事。

我的學術生涯以世事起筆，也是先入為主，也有學報收容，而第一份正規工作就有了終生合約，所以世事之外的經濟學可以不管。不是我沒有資格搞技術或理論的——當年夏理認為我是搞理論的接班人。但純理論就是不夠過癮精彩。解釋世事的困難，是要多知世事，初出道時的成本遠比搞純理論或技術的大，要早點拿得鐵飯碗比較困難。

然而，熊教授與其他不少年青經濟學者已經有了鐵飯碗，為什麼還不向真實世界那邊走？要一舉成名嗎？一篇精彩的解釋世事的文章，不一定可以名留千古，但揚名三十年沒有問題。搞純理論或技術性的統計呢？揚名三天也不容易！既不是森穆遜，又不是阿羅，而今天回顧，這些理論高人可以傳世的作品又有多少？不能否認他們是天才，但可取的理論就是那麼多，沒有解釋力的再精彩也會遭淘汰。

熊教授欣賞甚或羨慕我的《蜜蜂的神話》。那是三十多年前初出茅廬的舊作。當年雖然對理論有相當的掌握，但處理過於複雜，沒有今天的簡化本領。那是說，理論上當年雖然可以為人師表，但還沒有成家。另一方面，對世事的觀察當年也遠不如今天那樣全面與深入。但《蜜蜂的神話》，從開始調查到完稿寄出，只用了三個月時間。要是今天我還有昔日的魄力，同樣水平的文章我每年起碼可以發表六篇。

我中斷英語文稿一段時期，是因為發明專利與商業秘密的研究太困難，而石油工業的合約研究是顧問工作，收了錢不能發表。其後為中國的青年以中文下筆，不怨天，不尤人，是自己的選擇。但經過三十多年對世事的不斷觀察，可寫的現象文章多如天上星。只是歲月無情，人老了，節簡從儉，把平生所學放進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那裡去。

今天有趣的經濟現象，比我當年在街頭巷尾跑來跑去容易找尋得多了。不是說當年沒有今天的現象，而是今天中國的開放發展，風雷急劇，現象變得很誇張。誇張的現象，作科學研究的夢寐以求！有兩個原因。其一是誇張的現象不可疑，用不著跑來跑去找類同的現象覆核。其二是大略的數字可靠。以政府的或什麼機構發表的密密麻麻的數字，用回歸數量統計分析，高明是高明，好看是好看，但不可靠。他人的數據可能不盡不實，而究竟是怎樣算出來的又要查根問底。統計分析的可靠性又有問題。後者不是我個人之見。一九七六年Dale Jorgenson對我說：「數量統計有一個困難，那就是不堅實（not robust）。」

從事實證研究的永遠有一個惡夢。那就是試行解釋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誇張的現象使研究者安心。今天的中國及亞洲一帶，在巨變中，誇張而又有趣的現象俯拾即是。

從熊教授的文章可以看出，他的心臟是在正確的位置（his heart is in the right place）。那是說，他對經濟學的興趣是正確的趣味所在。另一方面，他的觀察力很有兩手。但為什麼要羨慕我的經濟研究？為什麼他自己不張大眼睛，到處走走，每有會意，欣然忘食？認為不能達到我三十多年前的《蜜蜂的神話》的水平嗎？沒有試過，怎可以知道？

說穿了，那水平不難達到。該文有一個幸運之處，那就是當時的經濟學莫名其妙地真的有一個家喻戶曉的蜜蜂與果花的神話。至於學術水平云云，我只不過是捉到鹿，懂得脫角。那是說，帶球進攻，過關斬將，埋門之際，我懂得起腳扣射。當然，該神話膚淺，發明者是大名家，我拿得詳盡的反證資料，下筆時忍不住瀟灑一番。聽說該神話的發明者米德爵士（後來獲諾貝爾獎）讀到我的《神話》，要回應，後來又決定不回。我扣射之球已入網，沒有犯規，而米德是謙謙君子。

回顧學術生涯，我只有一項比熊秉元那一代幸運。那是我受到多位當代的大師的啟發與教誨，只此而已。這是際遇，不可求，就是美國本土的學生也求之不得。

熊教授以中文下筆，在國內打出了名堂，可喜也。我自己因為回港後多以中文下筆，被香港某學術評審委員會給一個零分，一時傳為佳話。有些人甚至認為我不懂得寫英文。至於在學術生涯上只有一篇文章經過評審才發表，遭一些後起之秀非議，我倒引以為榮。文章也論牌子，好牌子是無須審查的。

說實話，學者是小人物，不能舉足輕重。經濟學行內有多少個佛利民呢？熊教授與我的存在，加起來還是滄海一粟。不能改變世界，既沒有雄心，也沒有野心。對中國青年的一點關心是有的。既然關心，而又為人師表，以中文下筆來指導一下、啟發一下中國的青年，是義不容辭吧。我是這樣想，周其仁是這樣想，林毅夫是這樣想，汪丁丁是這樣想，黃有光是這樣想，朱錫慶是這樣想，楊小凱是這樣想……熊教授也應該是這樣想。不一定指導得對，但天可憐見，我們的勞力是不會白費的。史德拉說，文章也要講邊際效用。面對今天中國的發展，以中文下筆是不應該被嘲笑的。

我還是希望熊教授與他那一輩能多向解釋現象那方向走。誇張的現象，有趣的，所在皆是。既為教授，為什麼不表演一下經濟學的解釋力？這方面我以中文下筆，轉眼二十年了。沒有白費，感受到中國的青年開始向同樣的方向走。然而，日漸黃昏，很累，我再可以做到的不多了。

熊老弟與他的同輩審時度勢，應該知所適從。